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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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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范文第1篇

中國著名學者劉吉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是通向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是人類未來新社會的經濟基礎;對于發展中國家抑或對于發達國家都是嚴峻的挑戰,因應經濟全球化最好的對策就是全球友好合作,共同發展,共同進步。這被認為是第五種觀點。

經濟全球化四種觀點

目前,國際上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四種基本觀點是:第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全球化是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所以,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化、甚至可以說是美國化,是美國模式資本主義在全球取得最后勝利的標志,這是所謂“自由派”觀點;

第二種觀點也認為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化、美國化,因此本質上就是經濟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必須堅決批判與反對,這是所謂“新”觀點或“左”派觀點;

第三種是懷疑派觀點,歷史并沒有顯現所謂全球化的事實,充其量不過是出現了高水平的國際化,也就是國家之間經濟互動而已,經濟全球化是某些理論家的神話;

第四種觀點認為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推動社會經濟、政治快速變革的中心力量,這些變革正在重新塑造著現在世界,但未來如何尚看進一步變革,即著名的“變革論”。

劉吉的第五種觀點

常出新論的劉吉的觀點與以上四種都不同。

劉吉認為,社會大生產是工業社會的特征,雖然曾經與資本主義伴行,但并非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體現。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新高度、新階段,資源和社會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代表了人類社會迄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最先進的生產力,將成為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和人類未來新社會的經濟基礎。這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是客觀經濟規律,是不隨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因此它對一切國家都是難得的機遇,同時也都面臨著最嚴峻的挑戰。

某些發達國家高唱經濟全球化,想的盡是對他們通向更加富裕的機遇,而沒有看到對他們的日益嚴峻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些是近在眼前的,有些是嚴峻地潛在著的。就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南北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將對發達國家意味著什么?首先,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將無力購買發達國家的產品,使全球市場萎縮,“貿易自由化”還有什么實質意義?貧窮的國家總是帶來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動蕩,從而投資環境惡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什么實質意義?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參與,還有什么經濟全球化?這樣,反過來必將制約發達國家自己的經濟發展,引發起全球性經濟危機。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發達國家不僅無法幸免,而且即使不首當其沖也必然損失巨大。

其次,“南北差距”越來越大,意味著歷史上殖民地與殖民主義的對立將以新的形式再現。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一個貧窮國家的動亂將引起周邊地區乃至全球性動亂。更嚴重的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歷史鐵的規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反對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浪潮必將一浪高一浪,階級斗爭也將從國內走向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時代將結束,代之以新一輪的全球范圍的革命與戰爭。即使在血與火中誕生一個新世界,也將是人類一次空前的災難。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也是向人類的挑戰,全人類應該在這一挑戰面前深思。新晨

發達國家首先要轉變觀念

經濟全球化范文第2篇

一、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矛盾現象

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矛盾現象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發揮主導作用并反映本質特征的主要是競爭與合作、開放與封閉、整合與分化以及有序與無序等基本矛盾。它們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存在于經濟全球化的始終。

1.競爭與合作。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行為主體是在有限空間、有限時間和有限資源的邊界條件下參與各種經濟活動的,當時空邊界和資源容量在最初階段可以相對滿足各自主體的基本需求時,它們就可能處于與外部相互作用和競爭關系較弱、自給自足的相對封閉狀態。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時空和資源邊界的容量,它們為了爭得各自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向外擴展并相互展開競爭則是必然的,“全球化過程使競爭的作用從一種手段、一種經濟行動的特殊方法變成一種意識形態,變成了為了繼續生存以至于謀求霸權統治而積極追求的一個目標。”[1](P4)這表明,競爭是世界經濟運行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動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體所共處的空間和資源是以地球為其邊界的,而且由于不斷進化,不僅人類社會自身的關系結構日趨復雜,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也更趨復雜。這種條件下,由于自發的競爭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經常引起國際的經濟沖突和世界系統的動蕩;不僅如此,還日益受到自然生態資源環境失衡的嚴重威脅。這就使它們在競爭的同時,又強烈地意識到對于許多共同面對的問題,只有通過合作并在努力實現共贏的情況下才可能得以解決,才可能有生存與發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們又有著強烈的合作欲望和傾向,在不斷的博弈過程中采取合作的行為。這就是我們當今世界經濟既存在激烈的競爭,又努力尋求相互間合作的客觀現實。即“在一種意義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圍的合作;在另一種意義上則被看作暢通無阻的競爭。”[2](P95)

2.開放與封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由于共處在同一個地球的時空、社會及自然生態系統內,各國和各經濟主體相互間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賴關系。因此,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經濟運行體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統獲取不斷發展的動力與活力,才可能從世界經濟發展中獲取更大的收益。盡管融入此進程的主體有的是“先知先覺”,有的是“后知后覺”,甚至有的還是“不知不覺”。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演化,各國的經濟制度和各經濟主體在總體上是不斷地趨向自由和開放,如今這已逐步成為各自生存與發展的戰略。與此同時,交通、通訊手段的驚人進步和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更是強化和加速了這一趨向。但是,各國、各經濟主體在某種方面和領域不斷開放的同時,面對日趨激烈的競爭,它們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斷強化自身的邊界和意識,力求增強自身系統的獨立性、穩定性和延續性,以保持自身系統質的存在和特征。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傾向就表現得更加明顯。而且,即使發達國家在高唱貿易自由化、要求別國開放市場的同時,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創新手段進行貿易保護。”[4](P23)這些實質上都反映出封閉性的傾向。此外,全球化競爭中形成的國家之間的區域合作組織及聯盟,企業組織間的兼并、聯合和戰略聯盟等,也都體現出開放與封閉的雙重特性。它們在體系內相互間表現出更加的開放性,而對于體系外則表現出體系邊界的相對封閉性。所以,這種雙重性既存在于同一個體,又存在于不同個體;在不同的條件下或針對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總之,作為經濟系統單元,開放與封閉本身就是相對的,因為邊界標志著單元子系統的存在和個性,它是封閉的界限,又是開放的邊線。所以,每個經濟主體都會根據各自的利益自覺選擇開放與封閉的程度和方式。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這種矛盾作用的集中體現。

3.整合與分化。經濟全球化趨勢是一個不斷整合與不斷分化同時進行的過程。就整合來說,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它是通過自組織機制以“無形組織”和“有形組織”兩種方法進行的。首先,世界各層次經濟主體及各種經濟要素間通過自發、自主的行為,自組織地形成并擴展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全球性經濟系統,這種方式與過程隨著世界市場的發展加速演進,這是“無形組織”的整合。同時,各經濟主體、特別是各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為了減少系統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又自發地通過談判和協商在一定區域和全球范圍,不斷整合成具有一定約束力并能有效協調的有形組織和體系,這是有形組織的整合。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類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經濟組織及形式不斷涌現,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以及區域性的歐洲經濟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等先后形成的數十個這類經濟一體化組織,就是典型的例證。就分化來說,主要體現在主體層次的不斷分化、經濟因素及要素的不斷分化,和由此導致的系統結構層次的不斷分化,這些就如進化之樹不斷分化和展開。比如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最初是以國家為單一層次主體,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為包括國家、跨國公司、國內企業,以及國際性的區域或全球經濟組織和機構等多層次主體,它們共同參與并影響著經濟全球化的機制和發展[4](P22)。與此同時,經濟領域也在逐步分化為貿易、生產、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們又在各自的領域進一步不斷分化展開。正是如此,經濟全球化的構建和演進才不斷呈現多層次、多元化和多極性。總之,“在整個歷史上,整合與分化的動態相互影響伴隨著生長與發展的過程”[5](P137)。

4.有序與無序。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一方面通過自組織和它組織過程的會聚和整合,使世界經濟體系不斷形成有序的層次結構和有序協調的經濟運行秩序,從而促使世界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及相關因素依照一定的規律和秩序運行和演進。正如經濟全球化歷程中所表現出的那樣,全球各層次經濟主體及各類經濟要素相互間通過市場的自組織和政府及國際組織或機構的他組織,使得有序的結構和秩序從微觀到宏觀、從局部到整體、從外在到內在不斷擴展和深入。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這種有序性既體現在時間上也體現在空間上;既體現在靜態上也體現在動態上;既體現在微觀上也體現在宏觀上。但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從廣度和深度的擴展和分化,經濟的各部分、各層次、各領域間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關系更加復雜;又由于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具有自發性和隨機多變性,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特別是在非線性作用機制下,這些會使系統結構和運行狀態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不斷增加,因而時常會由于某個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導致整個系統的“蝴蝶效應”而產生金融或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主體、各要素間相互結合與作用所導致的系統有序性與無序性并存是客觀存在的,世界經濟發展演化過程中有序的運行和危機的時而出現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矛盾現象的原因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種種矛盾現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內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響。如果把它當作一個系統來看,它是各參與主體的微觀行為、它們間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組織機制以及人類社會發展演化的必然結果。

首先,它是經濟全球化參與主體自主自利行為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中不論是哪類、哪一層次的參與者,都是獨立的自主行為主體,都有各自的價值取向并謀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體的行為和傾向必然是千差萬別的,而且即使同一個體,在不同的時刻和不同條件下也會有所不同。這就意味著在微觀層次,無論是某一主體的個體行為和傾向,還是所有各類主體的群體行為和傾向,本身都存在著矛盾的兩重性。即它們的行為,不僅包含著競爭意識,也包含著合作的需要;既存在著對外的開放意愿,又存在著防外的封閉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無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動力。總之,它是經濟全球化演進過程矛盾性的微觀基礎,也是所有各類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經濟全球化自組織演進內在機制的客觀要求。經濟全球化進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參與主體為謀取生存與發展機遇的自主自發行為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由參與競爭的各種力量所決定的。”[1](P8)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全球性經濟系統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組織的演化過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各種性質、特征、及運行機制都與此有直接的關系,自然它的矛盾運動也不例外。這是因為各類主體、各個要素相互組成不同類型的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子系統,盡管這些子系統通過自組織過程形成更大、更高層次的有序結構系統,但它們作為子系統的行為及演化趨勢仍是各異的。它們在經濟活動中既競爭又合作、既開放又封閉的行為,通過相互作用促成整個系統不斷分化又不斷整合、不斷導致無序又不斷形成有序;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從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斷轉化發展的。正是這種自組織的秩序和機制才使系統更具有不斷進化的活力和動力。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矛盾運動,既是其內在自組織機制運行過程的體現和結果,也是其內在自組織機制運行的客觀要求。

第三,它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客觀規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存在的“競爭與合作”、“開放與封閉”、“分化與整合”、以及“有序與無序”等矛盾現象,表面上看僅僅是世界經濟系統內在矛盾和內在運行機制的反應,但從更廣、更深的意義上去認識,它們是人類社會這個更大系統演進客觀規律的反映。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系統在一定階段演化的表現,而世界經濟系統進化又是一定階段人類社會系統進化的一個方面或組成部分。所以,經濟全球化“一直是人類生存狀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展現在所有這些領域的動力都是長期的過程。它們涉及人類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動力產生與人們擴大它們自己創造的秩序范圍,以便為它們的福祉增加貨物、服務和觀念的需要。因此貫穿于整個人類歷史。”[3](P212)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構成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大環境,經濟全球化中主體的行為必須自覺適應這個環境,隨其變化而變化。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演化機制和規律,影響并制約著經濟全球化中主體的行為、相互作用的機制、乃至整個進程。科學的理論及歷史進化的過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種種矛盾運動,本身就始終存在于人類社會發展演化的歷史過程中,它們實質上是人類社會乃至自然生態系統運行及演化的客觀規律。因此,世界經濟系統的演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也必然遵循和體現這一客觀規律。

通過分析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矛盾運動的深層根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種矛盾運動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它是經濟全球化演進的本質特征,它伴隨存在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始終。

三、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矛盾運動的發展

從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矛盾現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些矛盾及其運動產生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主體的微觀自主行為,運行及演進的宏觀自組織機制,以及所處人類社會這個更大系統的歷史演進客觀規律的約束。所以,它是客觀的存在和必然的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這些矛盾運動的發展也將按照自身的演化軌跡和規律進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為主流趨勢或具有主導地位是在轉化和發展的,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今后矛盾運動的發展方向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演化趨勢。

1.競爭與合作的矛盾運動中,合作將逐步取代競爭成為主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各階段,過去競爭一直處于主導的方面,決定著進程的特征和性質。但合作因素也隨著不斷在增強,它與競爭的相對地位在不斷發展著轉化。特別是在人類社會面對地球資源迅速減少、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經濟沖突導致的系統風險日趨增大等各種威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要實現各經濟主體自身及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活動中加強合作、實現共贏是今后必然的選擇。“一個有效的、開放的市場體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間建立一個協調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過把各種不同范疇內的許多社會——經濟網絡緊密地結合起來,使他們以共同目標為取向,人們才能比較現實的希望實現社會公正、經濟效率、生態的持續發展以及政治民主,從而避免一場(經濟、宗教、政治或倫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險。”[1](P11)因此,競爭與合作在今后雖然仍將并存,但合作的傾向和行為將更趨強烈,最終將取代競爭占據矛盾的主導地位而成為主流,這必將成為競爭與合作這一矛盾運動的發展趨勢。

2.開放與封閉的矛盾運動中,開放將繼續保持其主流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中,開始階段是封閉傾向占據主導,開放因素卻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隨著進程的發展,開放與封閉因素此消彼長,封閉傾向在不斷減弱,而開放傾向卻在不斷增強。發展到現在,開放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的主流。盡管兩者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形勢出現大的動蕩時經常會發生相反的變化,一些經濟主體會依據暫時的形勢更強調封閉性。比如在幾次世界性的戰爭、經濟危機、以及政治冷戰時期,各國各經濟體制間的封閉與割據就曾相當嚴重。但不管經濟全球化演進道路如何曲折,開放相對于封閉不斷增強的發展趨勢并沒有改變。如今,開放已逐步成為這對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趨勢,這一發展趨勢在今后也不會改變。

3.整合與分化的矛盾運動中,整合將逐步成為今后的主流趨勢。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雖然分化與整合的矛盾運動隨著進程演化一直在延續,“但是這兩種相反的趨勢并非總是和必然平衡的: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一種趨勢或另一種趨勢往往會占上風。”[5](P137)特別是整合將會隨著這種進程成為主流趨勢,決定這一矛盾運動的發展。因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分化過程更多的是自發自組織過程;而整合過程,由于經濟活動中人類社會處于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除了自發形成“無形組織”的整合外,各國各層次經濟主體通過自身組織擴展和聯合形成更大、更高層次的組織,從而使有形組織形式的整合過程也愈加明顯地增強。具有表現在,國家主體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全球經濟一體化這種整合過程,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演化中的一種潮流;同樣,在企業經濟主體這一層次,“我們可以把工業化社會過去200年的歷史理解為:隨著大型組織不斷從先進技術中獲得優勢,我們設計大型組織的能力的提高,我們已經極大地拓展了組織存在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組織比市場更為有效。這個結論既適用于政府組織也適用于商業組織,因為后者遵循的是類似的設計發展軌跡。”[6](P59)所以,這種有形組織的整合過程今后還將得到更大發展,整合過程也將容納并決定著分化,主導著這一矛盾運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這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4.有序與無序矛盾運動中,有序化是主流趨勢。經濟全球化演進中,有序與無序始終處于對立轉化、相輔相成的運動過程。盡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演進,世界經濟系統的結構層次更趨復雜多變,不穩定性乃至無序性也在增加,這是客觀現實。但是,各類主體乃至人類社會是理性的,他們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會不斷做出相互合作、不斷形成與擴展各層次組織、更加開放和協調以促成一體化過程等各種努力,這些都會促使這個系統朝著有利于人類發展目標的要求有序運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有序與無序矛盾運動中,有序化作為主導方面和主流趨勢,過去和現在是如此,今后仍將如此,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規律。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經濟全球化中矛盾運動的客觀必然性,使我們能以積極的態度正視和面對這一現象;我們還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這些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性,使我們能以科學的態度遵循和把握矛盾運動的內在機制與特征;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這些矛盾運動的復雜性,使我們能以系統演化的觀點和方法,不斷探求和應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種種復雜多變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從而趨利避害,努力尋求各主體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更佳途徑。

〔收稿日期〕2002-05-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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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拉波波特A.世界系統觀念:一般系統研究的∫(積分)標記[J].閔家胤譯.系統辯證學學報,2002,(1).

[3][美]詹姆斯·N.羅西瑙.全球化的復雜性與矛盾[A].全球化與世界[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4]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對策課題組.經濟全球化發展呈現七大趨勢[J].中國經濟信息,2001,(3).

經濟全球化范文第3篇

 

 

 

當今,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加快。隨著加入wto的日益臨近,我國面臨的國際市場競爭將更趨激烈。為了迎接這一挑戰,我國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而這需要富有遠見的理論指導。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回顧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闡明了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利益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交易而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故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像重商主義者聲稱的那樣,一定是非贏即輸的,而是可能實現“雙贏”的。經濟主體的“利己”不應通過損人去實現,而應通過利他來實現。具體途徑為,社會各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顯然,交易活動一旦越出本國范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出現了。斯密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解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但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即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參加上述國際分工?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相對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是弱,技術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也可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比較成本的關鍵在于比較。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可以預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克魯格曼在闡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見規模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從理性預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對于中國而言,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據“窄幅移動帶”(the narrow moving band)原則,盡可能正確地選擇特定的關鍵產業予以適當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往往是人們努力創立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在支持高技術產業領域問題上經過慎重決策是可以避免失誤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國政府在選擇那些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產業方面發生信息不完備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對這些產業大多予以支持。此類產業一旦獲得成功,通常可產生廣泛的外部經濟,且能占領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這種戰略貿易政策的著眼點不是一般的保護幼稚產業,而是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創造比較優勢。當然,政府的“保護”必須是暫時的、積極的,必須與促進企業努力參與競爭結合起來,而且應盡可能取得別國的諒解。同時,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應該指出,國家是國際經濟潮流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主體,國家之間的差異,政府效率的差異也可納入一國比較優勢的范疇,而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本身應構成制度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全球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機遇 經濟

一、經濟全球化的含義及表現

經濟全球化自二戰后蓬勃興起,又叫世界經濟國際化,是指世界各國經濟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的全球趨同化趨勢。

經濟全球化的表現有:

1.生產的全球化: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需要,它不僅為了滿足本國的人民,而且也為滿足全球人們;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過程的分工與協作在國際空間中進行更加頻繁,以便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2.市場貿易全球化:國際貿易發展速度加快, 超過了生產的增長速度。

3.金融全球化:經濟全球化還表現在金融全球化,即一個國家的金融活動日益與國際間的金融活動融合在一起,即資金的籌集、分配和運用,超越國家疆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

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今天,經濟全球化已成為強勁的時代潮流,但是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加快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又擴大了世界經濟貧富差距。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消極的發展因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將陷入困境。

(一)經濟全球化帶來了難得的機遇

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更充分利用國內外的資金、技術、資源和市場是我國對外開放獲得的最主要的利益。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加大了我國對外開放力度,更大的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形成了我們的競爭優勢,從而促進我國整個經濟增長。

2.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我國國產業結構調整,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機遇。經濟全球化完全打破了我國經濟以前的自我封閉形式,促使我國經濟更好的融入世界經濟大環境之中。同時,快速增長的國際貿易也給我國調整了產業結構,讓我國產品需求從內需擴大地全球,獲得了由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的更大經濟空間。

3.經濟全球化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社會福利水平。2001年我國加入WTO,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降低,產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避免了人為的限制,產品價格和生產要素流動避免了扭曲,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圍內更加自由的流動,各國的消費者可以享受更加豐富的商品,進一步提高生活質量。

(二)經濟全球化也給我國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挑戰

1.經濟全球化增加了國內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世界金融一體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中國國內經濟的穩定取決于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的影響。國際性的經濟波動, 如金融危機等,必定會波及整個世界經濟,使各國的經濟發展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

2.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管理職能提出了挑戰。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特別是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各國相互依賴。當任何一個國家出現了內部失衡,很快會影響到與其有緊密聯系的國家,最后極有可能世界各國陷入失衡和危機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就要求我國務必要提高我國的經濟管理職能,防范由其他國家傳導的金融風險的發生。

3.經濟全球化將使中國政治更加不穩定。主要表現在:國家受到專門國際經濟組織的約束。為西方發達國家干擾我國提供了更多發熱機會和借口。

4.經濟全球化增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風險。由于長期的殖民掠奪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國際經濟風險面前更具脆弱性。

三、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不僅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現實。經濟全球化給予了各個國家民族大發展大飛躍可能性的時機,又使每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力既受到了嚴峻考驗。競爭中,我國就只有采取積極有效的對策, 才能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 跟上時代的步伐。

1.堅定不移滴、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當中去。經濟全球化是跨世紀國際經濟關系變化的總體趨勢。因此,應解放思想,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參與經濟全球化應對它的風險保持清醒的認識,要有步驟、有計劃地推進。

2.大力調整我國經濟結構,集中保護國內民族產業,努力擴大國內需求,一步一步減少經濟增長對出口的高度依賴,進而減弱世界經濟增長對我國不利的影響,以及減小金融危機等的傳導。

3.加快我國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強宏觀調控與有效的監管。在我國加入WTO后,我國金融業進一步開放,所以要求我國要注意穩妥、有控制地進行。我國也必須進一步規范國內金融市場,提高金融機構信息透明度,保證我國金融行業健康穩定地發展。

4.要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目前,經濟全球化下我國與國外的經濟密切聯系,而且近幾年都出現了雙順差的情況。所以我國經濟的發展既要自力更生又不盲目排外;既獨立自主又不閉關自守,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健康的增長。

5.注重科技的發展和人力資源培養戰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在全球的高速發展和加速傳遞,創造了知識資源,以確立應對全球化的根本之策。我國應該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有效地實施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真正把科教興國落到實處,爭取使我國成為科技大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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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忠,海洪芳.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應對措施[J].經濟問題探索,2011(03):8-12.

[3]關春芳.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對策[J]. 林區教學, 2010(06).

經濟全球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全球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市場化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全球的熱門話題。但是對它的本質,人們仍然眾說紛紜。這固然是由于從現象到本質,需要一個認識過程,同時,也表明研究經濟全球化本質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準確地把握本質,才可能制定正確的對策。

一、經濟全球化的含義

經濟全球化又叫世界經濟國際化,即世界各國之間的服務、商品以及資本、勞動力、技術、管理、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更加充分與自由,并且各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合作進一步加強,各國家之間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二、經濟全球化的本質

從經濟領域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大國力為全球化提供發展的必備條件和充要條件,使全球化進程從可能變為現實。比如: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信息交流平臺的不斷創新使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更為便捷,跨區域巨額資金調撥轉瞬可成。所以說,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經濟的繁榮,加速了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了全球生產力的增長和產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使企業的經營發展范圍由本國家變為全世界,從而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機,發展中國家可以更好地利用外資和國際市場發揮“后發效應”,這是一個較為難得的歷史機遇。但是不難看出,經濟全球化的整個進程都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一步步向前推進的,所以,從某種意義而言,經濟全球化就等于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資本主義的印記,或者說在全球經濟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處在優勢地位。

1.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化”

目前,世界上95%以上的國家和人口進入了全球化市場經濟。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場經濟具有了全球化的局面。但任何事物都兩面性,全球化市場經濟也如此。一方面,它加速了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充分流動和最優組合,并且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 經濟全球化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等不足,雖然市場經濟優越性這一點我們不能夠否認,可是市場經濟的消極面問題也不能小視,市場經濟的消極因素在本國范圍內可通過政府的干預加以控制。但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尚無全球宏觀調控機構,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全球性的動蕩和危機,2008年全球的經濟危機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影響著全球經濟的運行。

2.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動下的全球化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高舉著平等競爭旗號,但實則是在推行他們的經濟、技術的霸權主義,施行有利于本國的對外貿易戰略,并且目的明確地阻礙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強國推行的全球經濟貿易自由化,要求打破國家之間的貿易壁壘,實際上是向全世界推銷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當代經濟全球化中起主導作用,從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出來:(1)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科技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2)掌握著全球經濟網絡的跨國公司基本上是屬于發達國家;(3)世界金融中心集中在發達國家,國際流通貨幣是美元、歐元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由于發達國家具有這些優勢,所以,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不難看出,獲利最多的當然是西方發達國家。

3.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向全球強制推行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游戲規則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組織成立了國際經濟組織,簽訂經濟協定,建立信息網絡,直到今天,他們所建立的國際信息網絡仍然發揮著主要作用,是各國經濟貿易交往的基本依據。例如:現行的國際經濟法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條件為依據的,那么,這些游戲規則必將沖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民族經濟,使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大潮中處于不利的位置。

4.經濟全球化放大了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不公平原則

全球化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憑借著自己的資源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實施資源不公平的配置,這必然導致南北差距繼續拉大,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從表面上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是平等的,然而事實上卻是由于兩者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差過于懸殊,所以形成了不平等的經濟局面,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與發達國家競爭的雄厚實力,必然要在全球化的較量中付出高昂的代價。

5.全球化導致破壞性極大的國際投機猖獗

金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樞紐,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擴大,金融創新的增多及投資的自由化,在促進全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增多,這種傳染性的金融危機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往往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動蕩,甚至演變為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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