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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西高技術產業發展狀況分析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理論,將技術集約程度高低作為劃分高技術產業的主要依據,技術集約程度一般用R&D支出占產值的比重衡量。我國高技術產業是依據要素密集程度進行分類,把技術作為生產要素,按技術密集度高低劃分出的產業。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廣西形成了高技術產業體系,取得了進步,但與發達地區相比差距甚遠。
(一)廣西高技術產業總體概況。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單位有176家,主要分布在合成材料及專用化學產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醫療器械及儀器儀表制造業五大行業。從近幾年看,廣西高技術產業主要集中在醫藥制造業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兩個行業,這兩個行業的企業數、總產值都分別占廣西高技術產業總企業數、總產值的80%以上。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為4.05萬人,高技術產業產值為98.11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不變價)7.28%,比2002年增長23.0%。已經成為廣西工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拉動力之一。
(二)廣西高技術產業增長速度。廣西高技術產業企業數由1998年的163家增至2003年的176家,從業人員數基本保持穩定。廣西高技術產業發展迅速,2003年工業高技術產業產值為98.11億元,比1998年增長107.5%,高于同期廣西工業總產值(不變價)增幅34.4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年平均增長21.5%,高于廣西工業總產值(不變價)同期增幅9.3個百分點。
(三)增加值總量在全國處于下游水平。從高技術產業總量排位及所占比例看,2000-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總產值(不變價)、增加值在全國排位處于下游水平,在第20位以后,仍停留在1995年的位次上。2000~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分別為0.69%、0.72%和0.66%、0.57%(見表1)。
表11995-2003年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總量表
二、廣西高技術產業R&D投入產出分析
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力是在一定的科技支撐環境下,通過研究與開發、技術創新、技術轉移等活動,反映出的科技投入、產出、與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程度,以及科技潛力的綜合水平。分別從R&D活動人員投入和R&D活動經費投入兩方面對廣西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貢獻來分析廣西高技術產業的R&D投入產出(見表2)。
表2各年廣西高技術產業R&D投入產出情況
通過對連續五年來高技術產業的投入產出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998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R&D活動經費投入產出最高,其投入產出比為1:73.6;2000年次之,其投入產出比為1:69.9;2002年投入產出最低為1:38.6。2001年每個R&D活動人員創造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最高為455.61萬元;其次是2000年,平均每個R&D活動人員創造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為402.61萬元;1999年平均每個R&D活動人員創造的增加值最低為174.46萬元。2002年平均每個R&D活動人員創造的增加值最低為388.23萬元。從高技術產業R&D投入產出情況分析,可以看出,廣西技術產業R&D人力和經費投入規模偏小,由于廣西高技術R&D投入的整體規模不大,因此廣西高技術產業的整體規模也相應偏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少,附加值較低,由此導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總體競爭力不強,與全國先進水平尚存在較大差距。
三、廣西高技術企業效益分析
(一)高技術產業企業生產率和生產效益呈逐年增加之勢。高技術產業人均工業總產值(不變價)由1998年的11.15萬元/人逐年增至2002年20.99萬元/人,增長了88.25%;人均增加值由1998年的2.91萬元/人,逐年增至2002年的6.32萬元/人,增長1.17倍。高技術產業產值利稅率(按總產值(不變價)計算,下同)由1998年的7.13%,逐年增至2002年的11.68%,增加了4.55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是高投入、高風險的產業,其收益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廣西高技術產業生產效益能夠保持逐年增長且好于工業,反映出廣西高技術產業依靠技術進步求發展,其效應正逐步顯現出來,步入了良性的發展軌道。
(二)銷售利潤率分析。廣西高技術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反映出高技術企業銷售收入的獲利水平。1998年廣西高技術企業的銷售利潤率較低為3.33%,從2000年以來增長較快,到2002年銷售利潤率為9.20%,表明近年來廣西高技術企業通過擴大銷售獲取收益的能力不斷增強(見表3)。表3廣西高技術企業的銷售利潤率
(三)收益率分析。高技術產業一個重要的特征是“高收益”。據統計資料計算,2002年廣西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率為42.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7.1個百分點,與1998年相比,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率上升了11.5個百分點(見表4)。這表明,廣西高技術產業的“高收益”特征日趨明顯,并有上升趨勢。不斷通過發展高技術產業來推動廣西產業結構升級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表4廣西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率
四、廣西高技術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p;(一)對國民經濟貢獻不突出。高技術產業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是衡量工業產業結構的重要指標之一。根據統計資料計算,2002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總產值(當年價)占廣西制造業產值的6.3%,低于10%的全國平均水平;廣西高技術產業在全國高技術產業的比重也很低,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產值(不變價)占全國高技術產業的比重僅為0.35%;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為1.04%,即高技術產業對GDP的貢獻較低,低于全國的平均值1.5%的水平。表明廣西高技術產業的產值規模不高,高技術產業生產質量和水平不高,高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的特點尚不明顯。
(二)研究開發強度低,技術密集度不高。高技術產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較高的技術密集度和技術先進性。R&D強度是國際上公認的用來衡量技術密集度的指標之一,也是國際上用來劃分高技術產業的重要指標之一。多年來,廣西R&D經費占GDP比重一直在低水平徘徊,且排位靠后。2002年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僅為0.03%,低于全國水平。廣西研究開發強度低,技術密集度不高,主要表現為科技經費投入強度和科技活動人員強度不夠。2002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R&D經費為6631萬元,占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的2.6%,而發達國家為5%以上。與發達地區相比,廣西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相差甚遠。技術、人才、資金、設備是高技術產業的基礎條件,發展高技術產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有人才資源的支持。高技術產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的產業,人才就顯得更加重要,高技術的發展速度越快,知識陳舊率就越高。2002年,廣西科技人才密度指數達到5.7%,從事R&D活動人員僅占科技活動人員的28.7%。人才是高技術企業最重要的資源。廣西高科技人才不多,而且近年來有高科技人才外流現象。從高技術產業企業內部環境看,企業還沒有建立良好的技術創新機制,尤其是人員的激勵機制和經費的投入機制。
(三)企業規模小,且產業之間發展不平衡。2002年,廣西高技術企業中,18家為大型企業占全部高技術企業總數的10.78%,而小型企業共125家占74.85%,因此基礎技術、關鍵技術落后,制約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廣西高技術產業各行業發展很不平衡,表現在高技術產業內部差異較大。從廣西高技術行業分布看,1998年到2003年間高技術產業企業主要集中在醫藥制造業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且規模較小、競爭力較弱。從這些方面分析,廣西高技術產業的行業分布決定競爭性弱,這種情況必然造成了一些高技術產業同其他產業關聯效應較差,對傳統產業的滲透帶動作用不明顯。難以實現通過高技術產業裝備、改造傳統產業,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
(四)高技術產業勞動生產率偏低。高技術產業已經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效益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勞動生產率是產業技術水平、經營管理水平、勞動者積極性及創造性等的綜合表現。按人均增加值計算,2002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為6.32萬元/人,其中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人均工業總產值為30.67萬元/人,而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只有1.49萬元/人。這表明,廣西高技術產業不僅目前不具備“高收益”特征。如果長期這樣下去,很難通過發展高技術產業來推動廣西產業結構升級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五)自有知識產權少,科技產出能力弱。廣西高技術產品國內市場占有率不高,知識產權意識差。2003年全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專利申請數僅為55項;擁有發明專利數14項,且集中在極少數幾家企業。科技產出能力差,2003年廣西高技術產業的科技項目數共136項,新產品開發項目為79項。由于科技投入的明顯不足,造成了廣西高技術含量的科研成果少,目前廣西發明專利申請量占全部專利申請量的比重不足20%,無法滿足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
(六)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亟待完善。廣西高技術企業仍存在機制不順的問題,產權關系不清,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不夠,資源配置不合理,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扶持政策力度較小且不配套,企業尚未成為技術創新和高技術產業化的主體。從高技術企業的外部環境看,尚未形成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的競爭環境。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和外部市場的競爭壓力,其技術創新的意識不強,絕大部分企業的技術創新組織仍處于一種分散狀態,很難開發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有利于高技術產業的機制尚未建立,適應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投融資體系和相關政策不健全,出臺的一系列鼓勵企業尤其是高技術企業進行科技開發的財稅政策和信貸政策,但貫徹落實沒有完全到位。
五、發展廣西高技術產業的對策與建議
(一)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建立有利于高技術成果化的機制。要發展高技術產業,不僅需要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力協同,而且涉及到政策制定、人才培訓、資金籌措、標準規范、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等多方面的工作,需要有經濟、科技、教育、財政、金融等部門大力協同,建立“科技———經濟”整體發展計劃和政策。建立有利于高技術成果化的機制,實現科技鏈與產業鏈的有機結合鼓勵科技人員依靠科技入股的形式參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鼓勵科技人員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創辦高技術企業,促進高技術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努力實現產、學、研一體化,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縮短轉化周期,以技術進步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提升廣西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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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多渠道、多層次的投入機制,增加高技術產業中的科技投入。目前資本市場體系的結構和功能過于單一,設立創業板塊融資市場遲遲未能實現,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創業服務體系尚不完善,阻礙了高技術企業的迅速成長與發展,成為制約高技術企業發展的重要瓶頸。因此,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建立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自籌為主體、金融部門為支撐、廣泛吸納民間及東部地區和海外資金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資體制,為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投入。特別要多渠道為科技型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融資問題是高技術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為此,要使用好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發揮其引導性作用,要通過建立規范的擔保機制,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籌措更多的發展資金,從而不斷完善服務于科技創新及產業化的資本市場體系。
(三)加強科技創新,突出重點和特色,提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規模和水平。積極開展科技創新,加大技術創新力度,鼓勵企業充分利用有利時機,增強開拓市場、技術創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擴大高技術產品出口,全面提高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在高技術產業發展上,集中優勢資源和力量,力爭在重點領域有所突破。充分用好國家現有的扶持政策,努力抓好既有基礎和優勢、又有明顯經濟、社會效益的高技術產業,努力培育并形成若干有特色的支柱產業。在高技術產業發展方面,中小企業的作用不容忽視,要推動企業樹立信譽意識和法律意識,以此帶動企業科學化、規范化管理水平的提高,使科技型企業能夠從小到大,自主、自律、自強地發展,提高廣西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規模和技術水平。
(四)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政府在高技術產業發展中擔負著直接
組織、引導和促進作用的特殊使命。制訂高技術產業政策是國家扶持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高技術產業政策指明了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方向、規模和目標,并能促進產業的順利、有效發展,其主要內容包括稅收扶持政策、信貸扶持政策、財政扶持政策、高新技術開發區政策,技術引進政策等。政府應結合本地實際做好規劃,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應進一步從財稅、金融、貿易等主要方面,完善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與環境,特別是培育適合于多元化的高技術產業資本市場,加快風險投資機制的建立。同時,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制建設,形成有利于高技術產業健康發展的法律環境。有助于技術、管理、市場、人才、信息的交流與集成,以及各種生產要素的不斷轉移和優化組合,有利于高技術產業的成長。此外,發展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完善科技服務體系,為高技術產業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
(五)運用高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產業結構高級化不僅表現在新興產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壯大,而且還表現在傳統產業的高技術化,二者緊密結合,不可分割。運用高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對發展廣西高技術產業最迫切需要最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高技術要實現產業化,將高技術滲透到傳統產業改造中,努力為傳統產業改造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另一方面,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充分運用高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要努力提高傳統產業改造的起點,把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與發展高技術產業有機的結合起來,重視信息技術的應用,帶動新興產業的崛起,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成長鏈。要以我區支柱產業、優勢產業為重點,通過開發、引進、推廣應用高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推動全區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
現行政策仍存在問題
從現行稅制的運行實踐分析,現行促進科技進步的稅收政策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區域優惠力度大、層次多,產業優惠相對較弱且導向不夠清晰。目前,21個大類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范圍廣、內容豐富,雖然也體現對高科技產業的扶持,但產業稅收優惠過于偏重對利潤的調節,特別是區域普惠稅收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鼓勵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導向功能。
稅收激勵政策較多偏重于創新結果而不是扶持創新過程,影響了稅收政策的效果。如:企業已被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或研發形成科技成果轉讓時,才能享受相關優惠政策;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扶持科技產業化的間接稅收優惠政策受制于各種因素無法充分落實;因居民管轄權、稅收抵免等因素的制約,外商投資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部分成為了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
稅收扶持政策缺乏系統性,政策效應有待進一步提高。現行促進科技進步的稅收優惠政策幾乎散見于現行稅制的各個稅種,但都具有特定的適用條件,如高新區內高新技術企業與區外企業稅收待遇不一致,影響了企業的公平競爭。對科技企業采取增值稅、進口環節稅等優惠政策,影響了增值稅制度的規范,也存在替資及財政支出等問題,越位嚴重。而對科技基礎研究、風險投資、產學研結合等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存在一定的缺位現象。特別是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實施需要主管部門對優惠主體進行認定與管理,存在一定的政策“博弈”現象。
稅收政策選擇
經濟發展實踐表明,高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引進設備與技術、加大研發費用投入等是市場主體增強核心競爭力、追求高收益的成本,應由市場機制發揮其基礎性的作用,政府不能替代企業進行市場決策。稅收扶持政策只是鼓勵企業發展高科技的“引子”,著重要為企業創造公平創新的稅收環境。
改革和完善主體稅種,增強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對發展高科技產業的適應性。
積極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允許企業抵扣外購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不僅可以進一步消除重復征稅,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和設備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可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鼓勵企業增加科技創新的投資力度。當前應認真總結增值稅轉型在東北地區與中部部分老工業基地城市試點的經驗,密切關注宏觀經濟的總體態勢,進一步完善全國統一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方案,在條件成熟時,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而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及擬議中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將對現行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予以規范,對高新技術企業實行15%的所得稅低稅率,以充分體現企業發展高科技對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補償的需要,在淡化區域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同時,強化以產業優惠為主、輔以區域優惠和兼顧社會發展的所得稅優惠政策體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鼓勵企業研發和增加資源能源節約利用。由于高科技園區主要集聚的是資金、技術密集型企業,因此,高科技產業將成為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改革的主要得益者。
規范稅收政策,促進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
高科技產業發展、企業技術進步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對企業技術開發費、設備更新、創業投資以及孵化器、大學科技園給予必要的稅收優惠,有利于從根本上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消化吸收能力,促進“高、精、尖”技術的應用與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更好地體現稅收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引導作用。根據國務院關于《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10年)》以及國務院《關于印發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1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的有關規定精神,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了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具體稅收政策,促進了企業公平競爭和技術創新。
一是積極運用間接優惠方式,推動企業科技進步。如:借鑒國際經驗,采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虧損彌補、費用扣除等多種方式,將企業計稅工資稅前扣除限額統一提高到人均每月1600元;對企業當年的研發費用支出實行150%的所得稅前加計扣除,不足抵扣部分可在以后5年內結轉抵扣;對企業當年提取并實際使用的職工教育經費按計稅工資總額的2.5%實行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對企業用于研究開發的儀器和設備,單位價值在30萬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計入成本費用,單位價值超過30萬元的實行雙倍余額遞減法或年數總和法等加速折舊措施,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科技創新的成本,有效地激勵了高科技企業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
二是進一步完善了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自2006年1月1日起,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新創辦的高新技術企業,自獲利年度起兩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免稅期滿后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同時,將抓緊研究動漫產業、信息服務以及服務外包等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有關稅收扶持措施。
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基本投入是資本和人員。基于中國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企業科技活動資本存量和科技活動人員數作為技術創新投入的表征變量。1)科技活動資本存量。科技活動資本投入和使用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16]。由于當期的科技活動資本投入對后期的技術創新活動也會產生影響,因此學者們在研究技術創新效率時將資本投入轉化為相應的存量指標[17]。2)科技活動人員數。本文用企業的年科技活動人員數表征企業科技活動人員投入。
2產出變量
學術界對創新活動產出的衡量并無統一標準。Zhang、Zhang和Zhao[19]用新產品銷售收入衡量中國工業企業的創新產出;劉鳳朝和潘雄鋒[20]選擇發明專利授權數、新產品產值和論文數作為中國區域科技創新產出指標;項本武[21]用專利申請數衡量中國工業的創新產出;肖丁丁和朱桂龍[22]利用新產品銷售收入表征企業產學研合作創新產出。總體上,學者們傾向于用專利數和新產品銷售收入衡量企業的創新產出。鑒于中國的專利申請費用高、流程復雜、占用時間較長,很多學者認為專利數并不能全面反映企業創新活動的全部成果。同時,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領域中的企業以制造類企業為主,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獲得的新工藝、新設計等往往體現在新產品制造過程中,因此本文用新產品銷售收入衡量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出。
3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
1)企業的創新開放性。針對當代全球企業技術創新的特點,特別是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實際情況,本文將創新開放性視為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重要指標。首先,自2003年Chesbrough、Olesen和Kjaer[23]提出開放式創新概念以來,“有價值的創意可以從公司的外部和內部同時獲得”的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的理論和實踐驗證,同時人們發現創新活動既可在公司內部進行,也可在公司外部進行。其次,從產業動態與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分析,能力互補、文化相近、目標協同的不同創新主體進行開放式交流,有助于增加跨組織網絡的創新產出、降低高昂的協調成本、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24]。再次,從資源整合的角度講,進行開放式創新的企業通過有效整合內外創新資源,能夠快捷、高效地積累和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最后,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產學研合作等開放式創新被視為提升創新績效的重要手段。Laursen和Salter[25]的研究結果表明:外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對企業的創新績效有顯著影響,且外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均與企業的創新產出呈倒U型關系。陳勁[26]的研究證明:開放式創新有助于企業充分利用和整合內外部的知識和資源、吸納更多的創新要素、構建創新的生態體系、降低企業技術創新在技術上和市場上的不確定性,從而促進技術創新的成功。本文用委托外單位開展科技活動的經費支出表征企業的創新開放程度。在研究樣本中,委托外單位開展科技活動的經費支出包括4項內容:對境內研究機構的支出、對境內高等學校的支出、對境內企業的支出和對境外(包括高校、研究機構、合作企業等)的支出。2)企業的技術學習行為。技術學習是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也是目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顯著特征。首先,基于后發國家的基本現實,中國很多企業以引進技術為重要的技術來源,而引進技術學習與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對企業掌握核心技術進而獲取技術能力至關重要。其次,在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刻不容緩,多元化的技術學習是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必要途徑。再次,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從外部獲取技術并積極開展技術學習能實現新技術迅速投入規模生產。組織學習理論也認為,從企業外部獲取的技術與企業內部現有的技術實現整合,可擴大企業的知識面、形成規模效應和重組效應,進而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Ahuja和Katila[27]研究了技術獲取、學習與企業創新產出的關系,認為企業獲取知識基礎絕對規模的擴大會促進其創新產出的增加,非技術獲取對企業的創新產出無顯著影響。當然,也有國外學者認為企業的技術學習行為與其創新產出并無緊密聯系,如Lee[28]以及Love和Roper[29]通過實證研究認為企業的技術學習行為對其創新產出沒有顯著影響。不過,筆者認為,Lee等的研究結論是基于特定樣本得到的,并不具有普遍意義。本文將企業的技術學習行為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學習努力程度,主要表征企業技術學習的意愿;二是技術學習能力,主要表征企業技術學習的基礎。衡量技術學習努力程度的常用指標是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經費支出與引進技術經費支出的比值,但筆者認為該指標主要反映的是企業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而企業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只是一種狹義的技術學習,引進技術才是廣義的技術學習,同時企業技術改造活動一定伴有技術學習,因此本文考慮廣義的技術學習,將引進技術經費支出、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經費支出、技術改造經費支出三項費用之和視為技術學習經費,并用其與企業當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的比值表征企業技術學習的努力程度。也就是說,企業的技術學習費用越高,表征其學習意愿越強烈。企業的技術學習能力是一個復雜概念,受技術裝備、人員、管理和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且是一個動態變化的變量。為簡便處理和實際需要,可用企業研發活動投入強度綜合地表征企業的技術學習能力。本文用企業研發活動投入強度,即企業年研發活動經費支出額與參與研發活動人員數的比值來表征企業的技術學習能力。3)企業科技活動的長期行為傾向。技術創新本質上是企業的一種長期行為。企業在技術創新投入上的長期行為傾向越明顯,說明企業越尊重技術創新本身的規律,越會以科學方式管理技術創新,其技術創新績效水平應越高。一般說來,企業的研發性固定資產投資是其科技活動長期行為的重要體現,因此本文以企業當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中形成固定資產的價值占當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總額的比值作為反映其科技活動長期行為傾向的指標。企業科技活動長期行為傾向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也得到王小明[30]等學者的證明:對傳統產業設備進行改造可以改善企業的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提高企業生產工具和工藝的技術水平。中國傳統產業中的行業多為以制造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在該產業領域內研發設備投資應對創新績效有正向作用。4)政府支持力度。采取多種形式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國政府的重要措施。依據中國的相關法律規定,高新技術企業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補貼撥款、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多種形式的政府支持。當然,學術界對政府支持與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關系存在認識上的分歧。有些學者認為,政府的稅收優惠等可以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增強企業的研發積極性[31],并對企業研發強度的提升有積極影響[32]。但另一些學者認為,政府的研發補貼對小規模企業的研發活動具有促進作用,但對大規模企業的研發活動有負面影響[33];Wallsten[34]認為,政府資助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企業的私人研發投資,從長期看不利于企業創新產出的增長。本文用企業得到的、來自于政府的補貼收入與減免稅總額之和與企業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的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探究政府支持力度與企業技術創新產出的內在關系。5)控制變量。為了更準確地估計上述4項主要影響因素對企業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本文選取了如下4項控制變量:企業規模,用企業從業人員的年平均數表示;勞動者素質,用年從業人員中本科以上學歷從業人員所占比例表示;科研人員比例,用年從業人員中科技活動人員所占比例表示;企業所有制形式,外資企業(包括港澳臺企業)賦值為1,內資企業賦值為0。
4結果分析
利用Frontier4.1軟件對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隨機前沿分析。首先檢驗將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作為隨機前沿模型函數的適用性。建立原假設H0:式(9)中的系數βkk、βll和βkl均為0,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更適用于本文的實證研究。根據Coelli等總結的假設檢驗方法,本文運用LR(likelihoodratio)檢驗法檢驗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作為隨機前沿模型函數的適用性,檢驗結果如表1。表1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別為無時滯、時滯1年和時滯2年的超越對數隨機前沿模型(不考慮影響因素)。由表1所示的檢驗結果可知:各模型的廣義似然比均大于對應的1%顯著性水平下的自由度為3的χ2分布臨界值,據此可認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絕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更適合分析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的原假設,即適合采用超越對數隨機前沿模型進行效率分析。從表2可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γ值均大于0.85,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樣本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實際產出與前沿面的偏離具有包含技術無效率的復合結構,且主要由技術無效率引起,也說明隨機前沿模型適用于本文的分析;模型1和模型2的η值為正,且至少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技術非效率指數隨時間推移不斷遞減,即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隨時間推移而不斷提高。表3列示了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3可以看出:無論是否考慮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均值都在40%~50%之間,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近年來,在國家自主創新戰略及政策的帶動下,國內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領域的企業加強了對技術創新重要性的認識,加大了科技活動經費投入力度,但總體來說這些投入并未有效轉化為創新產出。表4列示了考慮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的情況下無時滯、時滯1年和時滯2年的超越對數隨機前沿模型的回歸結果。從表4可以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γ值均大于0.95,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技術無效率是企業技術創新產出未達前沿面產出水平的主要原因。本文將具體分析各因素的影響。1)企業的創新開放性。模型4和模型5中企業創新開放程度變量(Openness)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領域內在沒有時滯或時滯僅為1年的情況下,提高企業創新開放性并沒有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反而引致效率下降。模型6中其回歸系數為負值,但也未表明企業創新開放性對其技術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該結果雖然沒有驗證很多定性研究的普遍結論———企業的創新開放性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有促進作用,但揭示了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技術創新的基本事實。筆者認為,導致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3條。一是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證的企業都具備基本的技術能力,會采取開放創新形式(如與高校、科研機構合作等)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其創新內容往往涉及基礎或應用基礎知識,或為企業建立技術儲備。特別是上海經濟整體進入轉型期,傳統產業正在經受產品和技術升級的“陣痛”,企業的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換代特征。這種創新活動對短期的新產品產出沒有實際貢獻,甚至當以新產品銷售收入為產出衡量指標時企業的短期技術創新效率會隨著合作創新投入的增加而下降。二是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制造業為主,其中企業的新產品開發技術和資本密集度高、產業鏈長,從布局開放式創新活動到產生有市場價值的新產品的周期較長。也就是說,從投入經費開展開放式創新活動到產生創新績效存在時滯。三是目前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開放式創新水平整體不高,與高校、科研機構及其他企業開展的開放式創新模式、機制等都在探索和磨合過程中,故短期內難以產生有效的創新產出。基于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結論:第一,上海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創新開放性并沒有為其帶來短期的技術創新效率提升,企業創新開放程度的提升反而引致短期技術創新績效下降;第二,在時滯為2年的情況下,企業的創新開放程度對其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不顯著但為正,說明創新開放程度對技術創新效率的顯著推動作用至少在2年后才可能顯現。2)企業的技術學習行為。從表4可以看出:模型6中企業技術學習行為中的技術學習努力程度(Learning-effort)的回歸系數為負值,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企業提高技術學習努力程度有助于提高其技術創新效率。該結果符合研究預期,也可得到相關研究文獻的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是一個探索性學習過程,不論是引進,還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消化吸收及改造,都是探索性技術學習的重要方式。與前20多年成套引進技術進行生產裝配制造的發展模式相比,上海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已進入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新階段。今天引進的不再是生產裝備,更多的是產品的核心關鍵技術;今天的消化吸收不再是對生產裝備技術的學習,而是對核心關鍵技術的探索性攻關;今天的技術改造不再主要是廠房和裝備的建造,更多的是關鍵技術環節的更新和研發裝備平臺的升級。這種技術創新活動構成了“引進—吸收—再創新”的技術學習過程,自然對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有顯著作用。當然,由于技術學習需要時間,因此技術學習努力程度變量(Learning-effort)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在時滯2年(即模型6)的情況下顯著為正、在無時滯(即模型4)和時滯1年(即模型5)的情況下并不顯著。這意味著,企業對技術學習要有恒心、耐心,要持之以恒,要將技術學習投入視為長期投資。從表4還可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業技術學習行為中的技術學習能力(RD-intensity)的回歸系數至少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研發強度的提升對其技術創新效率的提高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前文已提及,研發投入強度是企業創新行為的綜合反映,即體現了企業在戰略上對技術創新活動的重視,也表明企業的各類研發項目可獲得更多資源,還說明了企業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基礎。研發投入強度的加大有利于技術創新及技術學習活動的開展,有利于技術創新及技術學習成果轉化為創新產出,最終有利于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效率的提高。3)科技活動長期行為傾向。模型4~模型6中科技活動長期行為傾向變量(Long-RD)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科技創新行為的長期傾向越顯著,其技術創新效率水平越高。該結果既充分驗證了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中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長期特征,也體現了其技術資本密集的特點。科技活動長期行為傾向性較高的企業容易發揮人力和資本的優勢、發揮經驗曲線和規模效應的作用、有效積累知識信息和生產經驗,從而實現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4)政府支持力度。模型4中政府支持力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本文中的政府支持包括政府的各種經費及稅收減免。首先,政府支持力度增大意味著企業可支配的科技活動經費增加,為企業更為有效地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提供了保障;其次,政府支持力度增大還意味著企業面臨的技術創新環境更為有利,這有利于降低企業的技術創新風險;最后,政府支持力度增大可進一步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推動企業更好地實現創新價值。本文的研究結論也得到了相關文獻[31]的支持。不過,也有學者發現政府支持與企業技術創新績效之間呈U形關系,即當政府支持達到一定程度后,會產生政府支持對企業技術創新投入的“擠出效應”。本研究之所以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一方面,上海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整體處于轉型階段,相對于需求而言的科技活動經費投入水平整體還較低,還難以滿足創新實踐活動的需要,尚未達到可能存在的“拐點”水平;另一方面,企業降低自身投入一般來自于對政府未來支持性投入增長的預期,而形成這種預期需要一定的時限積累,本文的研究周期較短,不足以形成穩定預期。5)控制變量。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業規模(Scale)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表明規模越大的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越高———該結果與很多文獻的研究結果一致。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領域內,大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較高主要是因為:一是大企業的創新體系相對完備,能夠滿足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對創新系統性、體系化的要求;二是大企業具有較好的技術基礎、較強的創新實力、應對產業升級換代的更為豐富的資源保障、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三是大企業具有較強的技術集成能力,能夠更好地實現自我主導的技術集成,可有效推進新產品的完整研發和生產制造。模型6中勞動者素質(Quality)與科研人員比例(Ratio)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隨著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科研人員占員工比例增大反而會降低。這說明,對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而言,單純提高科研人員數量或員工整體學歷水平并不能有效促進創新產出的增加。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該產業企業的科技活動投入水平還較低,科研人員和高學歷人才已相對冗余,也就是說,現有的科技活動投入水平不足以支撐更多的科研活動人員及高學歷人才有效地進行技術創新實踐,反而會出現人員冗余等引致創新效率下降的問題。模型4和模型5中企業所有制形式(Owne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說明外資企業(包括合資)的技術創新效率高于內資企業。該結論可得到很多類似研究的支持,也符合上海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實際情況。從整體技術水平、自主知識產權創造能力而言,外資企業明顯高于本土企業,它們的技術創新績效較好也在情理之中。
5結語
5.1研究結論
第一,2008—2012年間上海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在40%~50%之間,不論相對于理想狀態值,還是相對于樣本企業的最大值,都還有較大提升空間。上海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和制造業基地,其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全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認為,全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都面臨提高技術創新效率的緊迫任務。能否有效提升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效率,對推動以制造業為主體的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升級、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決定性影響。第二,企業的技術學習努力程度、科技活動經費投入強度、科研活動長期行為傾向、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都對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有顯著正面影響。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因素都與企業可支配的科技活動經費直接或間接相關。可以認為:企業科技活動經費投入是影響當前中國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約其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的關鍵因素。在企業科技活動經費投入提高不顯著的情況下,單純增加研發人員數、提高學歷層次對提升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沒有顯著作用。第三,產學研合作等開放式創新活動對短期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有負面影響,在時滯2年的情況下才出現不顯著的正向影響;技術學習努力程度在時滯2年的情況下才對技術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科技活動長期行為傾向對技術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些研究結果都說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顯著的長期績效特征。第四,大企業、外資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高的特征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中得到了顯著驗證。如何更好地發揮大型企業在提高技術創新效率中的地位和骨干作用,同時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是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課題。
5.2政策建議
高級職稱論文的字數
每個刊物的字數都是不一樣的,要是發省級刊物的話一般字數在2000字到3000字之間不等,一般多數在2500字左右
關于教師的職稱論文
反思高中化學教師的教師素養
摘 要:據化學教學論介紹,化學教師素質是指在化學教育教學中表現出來的,決定化學教育教學效果,對學生身心發展有直接而顯著影響的心理品質的總和。
關鍵詞:新課程;化學教師;素養
探討現代化學教師素質結構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素質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化學教師適應課程改革的需要。
1、現代化學教師教師素養構建的依據
構建現代化學教師素質要充分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代教師職業本身的獨特性。教師是獨特的專業人才,要有全面教育學生的能力,在教育過程中的操作還必須嫻熟,規范,具有示范性和創造性。二是未來教育發展的趨勢和特點。教師應前瞻性地看到未來教育具有重視素質教育、通才教育、終身教育、創造教育和主體性教育的特點。三是新世紀教育教學理論的創新和化學學科本身的特點,尤其是新課程改革的需要。
2、現代化學教師素養結構
(1)具備健全的身心素質:
健全的身心素質是其它素質的保障,教師只有具備健全的身心,才能勝任教師的工作。健全的身心素質包括健康的生理素質和心理素質。只有具備健康的生理素質,化學教師才能具備做實驗的要求:嫻熟的操作能力,敏銳的觀察能力,正常的交流能力。心理素質包括智力因素(注意力、觀察力、記憶力、想象力和思維力)和非智力因素(指動機、興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只有具備良好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教師才能順利而持久地開展工作和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一些名人名言也說明了心理素質的重要性,如愛因斯坦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俄國生理學家謝切諾夫說過:“一切智慧根源都在記憶,記憶是整個心理生活的基本條件。”
(2)具備先進的教育理念:
先進的教育理念是整個現代化學教師素質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形成化學教師具體素質的先導。要具備先進的教育理念首先要具備先進的教師觀和先進的學生觀:教師已經從單一的知識傳授者變為集多角色于一身的促進者、引導者、研究者、學習者、建設者、開發者等,學生也不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能動性、主體性、創造性、發展性的人。因此,針對新課程必修模塊的基礎性的特點,教師在引導學生學習知識的同時要促進學生能力的培養,決不能就知識而教知識。比如模塊三《金屬及其化合物》中代表金屬Na、Al、Fe、Cu的學習,學習完以后,學生可能覺得金屬之間關系不大,感到知識凌亂難記。但是此時教師若趁熱引導學生意識到Na代表了活潑金屬;Al代表了兩性金屬;Fe代表了變價金屬;Cu代表了不活潑金屬,同時通過Na,Al,Fe分別與O2,H2O的反應的差異,總結出不同金屬跟O2,H2O反應的情況與金屬活動性的關系,用金屬活動性來統攝Na、Al、Fe、Cu的性質,就有效地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和遷移能力,歸納能力和教材中的重要思想――分類思想。在新課改形勢下,教師不僅能正確使用新教材,還要研究建設新教材。在教學中要結合實際評鑒各種教材,分析各種情況,改變評價方式,即以一種研究者、學習者、建設者、開發者的身份參與到新課改中去,為完善新課改添磚加瓦.。
另外,先進的教育理念還要樹立先進的教學過程觀。教學是教師和學生的互動,共同發展的過程。我們批判過分突出教師的師道尊嚴觀和過分突出學生的無師自通觀。先進的教學過程觀意味著人人參與,意味著平等對話,意味著合作性意義建構。化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探究性實驗對學生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形成都起重要作用。那如何才能真正達到這種效果呢?這就離不開教師的積極引導,學生的主動參與,師生的共同研討。
(3)具備合理的知識結構:
我們知道:“無知便無能”,“空口袋是立不起來的”。這些話說明了知識對形成能力起了基礎性的作用。現代教師具備的合理知識結構包括三大系統:一是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二是精深的化學學科專業知識;三是豐富的教育理論知識。
現代化學教師具備精深的化學學科專業知識是合理知識結構中的核心。是化學教師勝任化學教育教學工作的基礎性知識,是化學教師其職責的專業要求。一個在知識上漏洞百出的化學教師決不會是個好老師。化學教師也只有在學好本體性知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按知識的科學性和科學規律,教材意圖設計教學。比如,同樣涉及膠體的制備和丁達爾現象知識,在新課程必修模塊和過渡必修教材中,其功能有明顯不同。在新課程必修模塊中本課題是在學習純凈物的分類之后,學習混合物的分類方法的,引入膠體的制備和丁達爾現象的目的是為了說明膠體的性質確實與溶液有所不同。因此,本課題的目標并非膠體的制備,而應理解為以分散質粒子的大小為分類標準,將分散系分為溶液,膠體和濁液。當然,僅僅具備精深的化學學科專業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左膀右臂――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和豐富的教育理論知識。前者涉及當代科學和人文的基本知識以及工具性學科的扎實基礎和熟練運用的技能技巧,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維等科學素養。后者是指教師要學習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課程論、學習論、教育測量學、教育評價學、教育倫理學、教育藝術論、教育技術學等課程,這些理論的學習有助于教師理解教育政策,課程目標,完善教學和教育,提升科研水平等。像新課程標準提出對學生進行過程性和終結性評價,由此可見像以前“唯分數論英雄”的評價觀是極其狹隘的,相當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4)具備完整的能力結構:
現代化學教師的能力結構素質指化學教師成功地完成化學教育教學活動所必須的個性心理特征,它是在化學教育教學中體現的,又是在化學教育教學中發展的。它在現代化學教師的素質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
化學教師的中心工作是化學教學,首當其沖要具備教學工作能力,它是現代化學教師的能力結構素質中的核心部分。要順利而完美地完成一節課,化學教師要有強大的教學設計能力,出色的組織調控能力,良好的多訊道表達能力以及合理的教學測量評價能力。另外,教師具備良好的教育能力為形成融洽的師生關系和順利地完成教學工作奠定基礎,它是現代教師應有的一種通用能力,是整個教師能力素質結構的基礎。還有,未來教育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對現代教師提出了一個極大的挑戰――現代教師必須具備自我發展能力,吃“老本”的教師終將被時代所淘汰。現代教師要有計劃地爭取參與脫產式或不脫產式的學習,以使自己能夠更新知識結構,補充學術養料,提高技能技巧;還要有強烈的科研意識,在化學教學中發現問題,在研究中解決問題,以教推研,以研促教;不僅如此,還要不斷創新,不斷作出個性化的成果,這一點非常重要。比如,新課改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面向學生的生活,即課程設計上要面向學生周圍的日常生活環境,已有生活經驗和未來生活發展趨勢。但是中國地區如此之大,學生如此之多,面向學生生活的教材是每個地區具有各自的一套教材嗎?顯然這是不實際的。但是實際教學中又存在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不同的個性,怎么辦呢?所以筆者認為就需要教師的二次創作能力,把書本上涉及的生活材料能結合當地實際轉化為當地的生活材料,使教材真正地面向學生的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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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閻立澤,韓慶奎,于清江等主編.化學教學論.科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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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經濟的內涵及發展
世界各國根據各自的實際國情推出了一系列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德、英、美三國政府傾向于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清潔煤技術、開發世界級能源技術等方法,如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于2007年在“高技術戰略”(High-TechStrategy)框架下制定了氣候保護戰略,預計將在未來10年內投入10億歐元用于研發氣候保護技術;英國把發展低碳經濟置于國家戰略高度,于2008年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美國政府在《能源政策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清潔煤計劃,充分利用技術進步進行清潔煤技術研發,并計劃建成世界上第一個零排放煤炭發電廠等措施。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大多把重點放在加強低碳技術創新、促進低碳產業發展方面。我國應積極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與政策,采取大力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低碳產業等措施,趕上全球低碳經濟發展的步伐。
(二)高新技術企業的界定及發展現狀
高新技術企業是以高新技術為基礎,從事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技術服務的企業,按照我國行業分類標準的界定,高新技術企業的集合就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國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界定參考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簡稱OECD)對產業的分類標準,將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劃分為高新技術產業,且國家科學技術部等部門在其編制的各類高新技術產業統計資料中也采用了這一分類標準。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非常迅速。2000年,高新技術產業總產值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63%,到2011年,高新技術產業工業總產值達到88434億元,占到了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8.75%。總的來看有兩個主要特點:(1)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水平呈現地域差異。根據科學技術發展部統計資料,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分布呈現很高的地理集中度,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江蘇、上海、廣東、山東等省份,中西部所占比重較小。(2)高新技術產業內各行業的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從高新技術產業各行業產值分布看,2011年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產值接近一半的比重,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規模位居第二,約占總體1/4的比重,航空航天器制造業比重最小,僅為2.2%。
(三)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作用
高新技術企業對發展低碳經濟具有顯著作用,主要體現在促進節能減排和促進技術進步兩方面(孟偉,2008)。以北京市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情況為例,按照上文高新技術產業的分類標準,將北京市全部制造業劃分為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制造業,計算各產業的碳排放強度和能源消耗效率。從圖2和圖3可以看出,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的碳排放強度和能源消耗效率表現出兩個顯著特征: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制造業相比碳排放強度非常低,而其能源消耗效率遠遠高于傳統制造業。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的低碳排放強度使得制造業整體碳排放強度大大降低,其高能源消耗效率又使得制造業整體的能源消耗效率在傳統制造業的基礎上顯著提高,充分體現了高新技術產業的低碳排、高能效的顯著優勢。
二、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
(一)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筆者在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遵循全面性、可計量性、反映低碳主題等原則的基礎上,構建了如下(表1)低碳經濟指標評價體系。
(二)樣本省市低碳經濟的發展水平(低碳經濟發展指數)
筆者使用“低碳經濟發展指數”這一指標值來描述低碳經濟的發展水平。選取能夠收集到相關數據的各樣本省市作為具體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各樣本省份連續五年(2008—2012)的統計年鑒及相關的統計信息網,部分能源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8—2012)以及各地統計局官網。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將樣本數據標準化處理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上述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綜合評價(何曉群,2004),得到如下主成分分析表(表2)、碎石圖(圖4)和主成分矩陣表(表3)。
三、高新技術企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量化分析
(一)數據的來源和處理
以上文所選取的樣本省市的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數據作為基礎,把高新技術企業所能影響到的所有指標作替換處理,得到不含高新技術企業影響的指標數據。即將高新技術企業能夠影響到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標(X6:煤炭消耗量占總能源消耗量比重、X7:技術研發人員占總從業人口比重、X8:研發經費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X9: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X10:碳排放強度)進行替換處理,按照相應指標傳統產業的數據比率將高新技術產業數據替換成傳統產業數據。各個指標的具體替換過程以煤炭消耗量占總能源消耗量比重指標為例。可以看出,將高新技術產業煤炭消耗量替換為傳統產業煤炭消耗量后,煤炭消耗量占總能源消耗量比重指標由原始組的33.82%變成對照組的34.14%,其他指標替換方式同上。
(二)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對比分析
按照上述替換方法,將高新技術企業的相關影響指標數據替換為傳統產業的相關指標數據,得到一組處理后的數據,將處理前后的數據分別代入公式(1)和公式(2),得到樣本省市原始組數據和對照組數據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對比表(見表6)。由表6可以看出,在剔除高新技術企業對低碳經濟評價指標的影響之后,各個省市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數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從前后指標數據的得分差額均為正數可以看出,高新技術企業對低碳經濟的影響是正向的、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高新技術企業的低碳經濟貢獻度分析
筆者使用“低碳經濟貢獻度”這一指標值量化表示高新技術企業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剔除高新技術企業的影響之后的傳統產業指標體系數據為基礎,用高新技術企業對低碳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正向促進)的程度作為高新技術企業的低碳經濟貢獻度指標值,用符號C表示,計算公式如下:C=D原始組-D對照組D對照組×100%(3)其中,C為高新技術企業的低碳經濟貢獻度;D原始組為原始組數據計算的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指數;D對照組為對照組數據計算的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指數。至此,筆者能夠計算出各個樣本省市不同年份的高新技術企業對低碳經濟的貢獻度。由表7可以看出,各樣本省份的高新技術企業的低碳經濟貢獻度各不相同,這源于不同省份的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水平各不相同。根據式(4)計算出各樣本省市的權重及最終求得全國高新技術企業的低碳經濟貢獻度,如表8所示。綜上所述,以各樣本省市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為觀測值,計算得出全國高新技術企業的低碳經濟貢獻度為22.75%,與其201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產業占比18.75%相比,顯示了高新技術企業在發展低碳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