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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周年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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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周年作文

汶川地震十周年作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臺灣;災難社會工作;風險社會;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C 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623X(2012)05001806

從美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社會工作這個專業參與救災的歷史,大概可追溯到這個專業的起始。Zakour[1]指出,早在Jane Addams在美國芝加哥仿照英國睦鄰組織(settlement)成立霍爾館時,即致力于透過議會游說促使都市公共衛生的改善,使發生在都市里的傳染病發病率和死亡率下降,而這個實踐后來也擴展到由Mary Richmond主導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此后,社工不斷地在每一次災難事件中,做出不同的災難社會工作實踐。例如,睦鄰組織的工作者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災事件中,開始嘗試以現今稱作災難排除(disaster relief)的實踐手法,為當時的火災受害者提供相關服務;接著,在1906年的舊金山大地震中,慈善組織會社的親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s),則嘗試透過不同機構或工作人員間的協調,以提高緊急救災工作的效能,作為當時災難社會工作實踐的方法。有學者指出[2],當時睦鄰組織和慈善組織會社所使用的救災方式,逐漸演變成當代社會工作災難實踐的兩種不同取向:睦鄰組織以促進個人、家庭和社群生活環境的小區工作手法,逐漸演變為今日社會工作關懷個人、團體或社群生存環境的起源;慈善組織會社著眼于提高救災效能的組織協調技術,則成了后來社會工作專業以災難管理響應災難的關懷點。

在臺灣,發生于1999年的921大地震①和2009年的八八水災②的災難經驗,不僅是臺灣社工從業人員的集體記憶,也成了思索災難社會工作該如何進行的背景。在這兩次災難的現場,臺灣專業社會工作者這個集體,無論是政府體制內的社工、民間社福組織的社工、社會工作教育界的社工,還是非政府組織里的組織工作者,不論是以集體還是個人的力量,都以現代社會中專業者的姿態現身于現場,并持續透過專業實踐參與災難的安置、緩解與重建過程。無論從災難社會學的定義或是社會工作與災難有關的研究來說,921地震或八八水災都夠稱得上是災難,這兩個發生在臺灣的災難社工實踐事件,不僅儲存著曾經參與災難的社工的個別或集體的實踐記憶,也是一個觀察和思考災難社會工作實踐與教學的窗口,等待著人們透過論述和行動實踐,寫進這個災難社會工作實踐的空白窗口里。

一、社會工作看待災難的三種視角:

心理的、管理的、社會的按照社會學辭典[3]對災難的描述,認為“災難(disaster)是破壞環境和社會結構,且造成個人、團體和財產重大損失的一種突然、非預期、地域性的、偶發,且急性的事件,不同于大范圍的意外事件對個人和集體造成的影響。簡單地說,災難通常是指在短期內造成超過100人或以上的死亡事件”。在社會工作中,災難則被看作是一種集體壓力,在災難中許多人的需求無法透過日常社會過程獲得滿足。[4]此外,災難也不同于其他類型的集體壓力,最大的原因在于災難是一個危機情境。[5]Miller [6]則認為上述這兩種社會工作對災難的解釋,其實與社會工作習慣采取危機取向社會工作模式有關。

誠如Zakour[2]所稱,社會工作自從成為現代社會里的一門專業,現身于災難現場的社工就帶有著兩種不同的身影:一種是慈善組織會社的路徑,其所關照的是救災效能,以組織間或組織內部的協調技術為主要的實踐技術;另一種則根源于睦鄰組織,透過小區動員手法,以促進個人、家庭和社群的生存環境為目標。就如同社會工作在其他領域的實踐一樣,這兩種身影也投射出社會工作習于采借的兩種不同知識視角,即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理論視角。有學者[7]認為,這兩種不同理論視角被社工用于災難現場時,其目的都是為了讓受災民眾能獲得所需要的服務,并會致力于為災民提供長期且經整合的服務。然而,筆者卻認為采借自不同理論視角的災難社會工作實踐的焦點和手法,也呈顯著相當不同的社工實踐況味。以下,筆者以相關文獻為基礎,分別闡述三種社會工作看待“災難”的不同視角。(一) 心理學的災難視角根據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的說法[8],隨著美國和英國相繼發生一些大災難和受矚目的社會事件,使得源自于描述戰后軍人身心狀況的創傷后壓力癥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精神醫學概念,被參與救災的社會工作者廣泛地應用在受到災難和重大社會事件影響的一般民眾身上。有社工學者[7]認為,上述PTSD概念在社會工作專業中逐漸流行起來,主要是因為美國救災指導原則中將社會工作者視為救災團隊中的主要專業之一。筆者由上述學者的相關說法認為,雖然PTSD概念在全球不同區域中,如何成為社工用以理解個人災后心理創傷(trauma)和創傷壓力(traumatic stress)經驗主要概念的脈絡并不相同,但不容否認的是,大部分的專業社工似乎均以PTSD作為理解受災個人心理狀況的主要視角。

此外,由于社會工作專業不僅將災難看做是一個集體事件,也看做是個人、團體或社群的危機。因此,又從心理學界采借了Caplan [9]所提出的危機理論,作為有效介入災難事件中個人或家庭的實務理論參照,并發展出危機取向的社會工作。最后,借鑒于災難小組中其他專業助人者在危機或災難事件中使用的心理匯報(psychological debriefing),因此心理匯報也成了災難社會工作的主要處遇技巧之一[7,10]。(二) 管理的災難視角隨著慈善組織會社逐漸成為美國社會工作界的主導組織,其關于災難事件的主要視角和關注焦點,即強調救災效能和組織間或組織內部協調技術的社工實踐模式,也隨著慈善組織會社積極參與災難并成為美國災難響應小組主要成員后,成為災難社會工作觀察和思索災難的主要視角和實踐模式。伴隨著1980年之后管理主義和工具理性二種意識形態在社會工作界的滲透和蔓延,加上社工專業習于將災難看作是一種個人的危機,于是危機管理或稱為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的語言和概念,與慈善組織會社強調效能的災難社工實踐模式匯流,讓災難管理成了一個在社會工作界逐漸流行起來的理論視角和實踐模式。

三、臺灣災難社會工作經驗的反思

反思921地震、八八水災和汶川地震的實踐經驗,參照著風險社會相關學者提出的關于現代社會風險質地的諸多說法后,再次觀看社工災難實踐實存的現實情況,察覺到過去據以觀察災難的視野,以及進入災難后操作者的社工實踐知識和技術方法,似乎投射著風險社會學者所描述的現代風險社會的影像。科技理性的思考習慣,服務輸送系統里蘊含的管理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工具理性的社工實踐思維,并相信遭遇災難的災民生活可以被謹慎的公民、有效能的專業、有組織的機構加以識別、評量、監視、減少或保存,以及恢復或重建。例如某份社工救災的相關行動建議書[20]中即突顯了強調災難管理和服務輸送的災難社會工作實踐視角。它對社工緊急介入行動提出建議,認為在災難中社工的行動包括積極聯系政府的指揮中心,投身到災民收容中心的組織工作并給予積極的協助、收集當地行政系統和民間組織的可用資源,與指揮中心建立聯系了解政策的重點,了解現有資源和管理系統,確認災民收容中心的住宿、飲食、衛生和醫療,以及管理狀況,建立收容中心的管理模式以及住民信息交換的管道,并確保物資輸送趨向公平。此外,它以個案的工作模式了解災民,尤其是弱勢群體需求,并將需求向有關部門反映并加以解決。

在救災實踐部分,似乎也呈現著救災政策中的工具理性式的實踐方法預設,認為社工根據災難的發展階段做出反應式的具體實踐動作,即能達到災難和災情的消解。例如某縣市政府用來規范災難社會工作者的災害防救規則中[21],即對社工的救災職責有著如下的具體規范:(1)救濟物資、民間捐贈物資及款項之整備及應用;(2)福利機構及贍養中心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3)罹難者尸體之處理或殯葬事宜;(4)受災民眾救助金之編列及發放;(5)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災害防救志愿組織之相關活動;(6)提供受災民眾關懷服務、福利咨詢與協助;(7)有關弱勢族群之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8)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最后,從一些社工關于救災經驗的自我敘說中[22],也可見到一種科技理性知識觀點建構的災難社會工作實踐視角,并且這種視角也逐漸成為社工理解身處災難中災民的身心處境的唯一視野。伴隨著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浪潮,一種衍生自歐、美社會工作界,且自心理學和精神醫學采借來的創傷后壓力癥候群概念,以及著重個人心理復建的個人取向的心理暨社會診斷(psychosocial assessment)模式,逐漸成為臺灣社工在思索個人、團體和小區和社群遭逢災難時相關社會議題的主要視角。

有學者[15]指出,由于越來越多政府行政的意識形態被風險管理和科學技術所掌控,加上對各國政府而言,風險這個概念又是治理和規范政府方案執行者或承包機構一個具吸引力且有效的方式,于是有越來越多的政府衛生和福利計劃在規劃時,就采取風險評估和管理作為其計劃的核心原則,這使得實踐領域的社工需經常面對持續增加的要求、控制和轉移風險的壓力。學者所描述的這個政治張力,似乎已經清晰地在臺灣從事災難社工實踐的人的眼前蔓延開來,并反身地讓災難社會工作實踐,以及實踐災難社會工作的社工個人,陷入了風險社會描述的泥淖中。誠如紀登斯所言[23],在現代社會里,個人和制度同時都具有高度的反身性(reflexivity),既能反身地監控自身的行為表現,進而調整自身的行為;也能反身地取用知識來調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為。

在臺灣社會工作實踐已然成為一種實存的社會建制的前題下,災難社工既承襲著社會工作歷史中輕小區與社群(community)重個人(individual)的實踐視角,又身處在逐漸政府化和科層化的社工實踐的社會歷史現實場景里,加上因為追求專業化而順服于科技理性的知識生產和教育設計,三者交雜著形塑了一種去個人能動性(agency)的社會工作文化,這種去社會工作實踐者和被服務者能動性的社會工作文化又反身地化身為一種建制,在社會和歷史脈絡中建構了現今的災難社會工作形貌,并反身地監控著實踐災難社會工作的社工,規訓著社工執行它們所設計的那種災難社會工作實踐,也就是以災難現象消除或消解為目標,強調有組織的科層協調救災步驟,相信管理和貨幣經濟效能的災難社會工作實踐策略。

這種災難社會工作實踐或許并不是完全不好。回到前述風險社會學的理解,如果做為社會工作社群的一份子,能看到科技理性對服務對象和身為專業者的我們的生活世界的全面宰治的話④;能看到技術的全面勝利所隱藏的個人的和專業的道德隱沒的危機⑤;能看到社工生活的現代化和科學化,正反身地異化了活著的社工人和被服務對象。那么,或許如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所說的,若能用反身的姿態重新理解被技術理性、經濟理性和工具理性逐漸建構的,一種過份以技術線型模式思考的災難社會工作實踐建制,及被同一類意識型態主宰的社會工作教育配置,以及被上述兩種建制箝制著的社工實踐生活實況。那么將所身處的社會工作實踐生活世界,看作是一個如貝克所言的那種風險社會,或者能激化生活在其中的社工人和服務對象的能動性,反身地對所生活的這個社會工作實踐世界的歷史構成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并起身建構臺灣災難社會工作實踐的新風貌,建構社會工作人的新生活。借著對災難社會工作實踐的反思,或者成了啟動臺灣社會工作的第二次啟蒙的觸發,更或者,因此而能活出一個更有人味的社會工作實踐生活。

①1999年9月21日凌晨1時47分,發生的里氏規模7.3級強烈大地震,造成2,455人死亡、50人失蹤、11,305人受傷;房屋全倒38,935戶、半倒45,320戶;經濟損失3,600億元。那時的新聞大多說它是臺灣有史以來災情最嚴重的一次地震,而我清晰地記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在臺灣實踐著在美國念社會工作碩士時學習的災難社會工作,我想那一次也可能是臺灣社會工作界第一次集體以社工專業身分參與救災的歷史時刻。

②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臺風來襲,造成675人死亡、24人失蹤、34人受傷;房屋全倒472戶、半倒128戶;農業經濟損失164億6 863萬臺幣。

③ 認為災難會隨著受災時間的推移,而歷經防災、救災、緩解和復原等四個階段。

④ 參考哈伯瑪斯關于科技理性對生活世界的殖民說法。

⑤ 參考馬克思在資本化的社會早期對工業現代化提出的諍言。

[1]ZAKOUR, MICHAEL J. Geographic and Social Distance during Emergencies: A Path Model of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s [J]. Social Work Research, 1996. 20(1): 19—29.

[2]ZAKOUR, MICHAEL J, EVELYN B, HARRELL. Access to Disaster Services: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J].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003, 30(2): 27—54.

[3]SILVER, HILARY. Disasters, in George Ritzer eds.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M]. Hobkioen, NJ: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4]BARTON, ALLEN H. Communities in Disaster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ollective Stress Situations[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5]QUARANTELLI, E L ED.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6]MILLER, JOSHUA. Critical Incident Debriefing and Social Work: Expanding the Frame[J].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003, 30(2): 7—25.

[7]DAVIS H. The Psychiatrization of PostTraumatic Distress: Issues for Social Worker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9(29): 755—777.

[8]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sasters, in Social work speak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policy statements, 2003-2006[M]. Washington, D C: NASW Press, 2003: 83.

[9]CAPLAN G.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psychiatr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10]ZAKOUR, MICHAEL J. Social Work and Disasters[OL].[20120408]. .

[21]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災害防救規則[OL/EB].[20100228].http://bosa.tcg.gov.tw/i/i0300.asp?fix_code=1102006&group_type=2&l1_code=11&l2_cod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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