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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法論文范文第1篇

作用：稅收調控經濟行為要求經濟活動主體行為的合理化，是把事物之間的聯系以有序而富有成效的方式結合起來，從而取得相對穩定的形式。政府的征稅行為是基于一定的社會職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維護本身的單向利益。因此在調控經濟過程中遵守的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單純的從某一級別個別的利益偏好而隨意變動征稅行為。必須明確的是：盡管征稅寓含著政府的權利意向，但它也只能是政府的經濟行為而非權力行為。如果把征稅視為政府的一種權利職能，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形成市場的混亂，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的約束，強化政府權利對經濟運行的推動功能，進而實現稅收杠桿的平衡。必要性：第一，可以使經濟活動主體（生產經營和消費行為）合理化。其實質就是市場配置的合理化，減少企業不規范行為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運用稅收杠桿作為導向機制，規范企業嚴格遵循市場經濟原則，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用市場主體的法人資格進行自我規范，借以制導企業運用按照社會的軌跡良性運行，從而實現以最少的資源最大限度的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第二，通過財政擴大經濟內需，可以調整消費者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從而在保證供求平衡的基礎上保持經濟快速平穩發展；第三，利用財政政策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向環境友好型轉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人口環境相協調發展；第四，利用財政杠桿的傾斜，通過落實發展機制，形成東中西的優勢互補，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發展的模式；第五，在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可以加大對教育、醫療等社會各項事業的投資力度，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調節國民經濟往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方向發展；

二、我國當前稅收調控法律化制度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至今還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階段，還需要有步驟的進行改革和完善，因此這就決定了我國稅收會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同某些政策會產生矛盾:

(一)現行法律體系不健全對于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正是因為缺少專門的法律法規，市場不能對某些相關的行為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許多市場經濟問題的出現，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關于稅收調控的法典很有必要。首先，就市場來說，稅收在被越來越頻繁的應用于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現行稅法對于宏觀調控職能表現不突出，不能從經濟法上真正去解讀稅收；最后，稅收調控法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法體系的一個重要部門法，是國家加強經濟立法的必要手段，因此必然會走向法制化。

(二)現行稅收制度調節居民的收入差距乏力，不能滿足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實現以國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差距過大、稅收分配政策不合理的現狀導致了很多居民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費的能力。其政策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首先，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的分類制雖簡單明了，但在當前收入來源多元化、復雜化的現狀中卻難以體現稅負公平、合理負擔原則，不能全面反映納稅人的能力。例如現在有些實際收入多的人繳稅的金額卻比收入少的人要少，有失公平。其次，財產稅征稅面積狹窄，難以有效應對收入結構失衡、財富集中的形勢。由于現行稅法的不完善性，我國目前開征的財產稅只有房產和車船，而遺產等更巨大的財產卻沒能納入開征范圍，因此就造成了我國大量富二代的出現，也使得貧富差距更加顯著。

(三)現行稅收制度很難有效的調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首先，就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體制來說，主要還是依賴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由于當前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發展的需要力度不夠，因此造成發展滯后，并未實現第三產業的協調拉動；其次，當前稅收政策未能有效的引導社會各個方面向農業投資，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表現在：第一，政府財政支持是我國目前農業最主要的投資來源；第二，我國涉農的稅收制度幾乎都集中在農產品的種植和農業科技的推廣上，而最主要的農產品銷售和養殖業卻缺乏優惠。

三、關于構建和完善我國財政稅收調控法的思考

所謂財政稅收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制化就是以人民大眾的意志為出發點，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以稅收決策國策的規律進行決策，財政稅收決策者的權利受到公眾監督和法律約束的過程。

(一)制定宏觀調控基本法社會主義是法制經濟，必須以法制為準繩，良好的財稅法律法規是控制經濟的前提，而財政稅收調控法屬于宏觀法律調控體系，因此可以通過創建《稅收調控基本法》來對稅收調控法做出最基本的規定，如原則、特征、手段等等，通過細分來對稅收調控體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稅收調控基本法》時，要注意同《稅收基本法》的區別。要盡量在書中完善稅收調整法的各稅種法，從而可以加重或減輕經濟主體稅負，從而起到影響其它經濟活動的稅收調控措施。

(二)加大稅收對分配的調節作用，縮小居民差距，拉動國內總體需求首先，納稅人的綜合納稅代替分類稅制，通過一次性對納稅人的收入綜合進行納稅可以更直觀的了解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從而實現多收入者多納稅；其次，完善稅收來源，例如開征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發揮稅收在保障高收入、保障低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發揮稅收在調節產業結構中的作用首先，要加強對第三產業等密集型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調控，例如可以實行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等，鼓勵其發展，從而緩解我國目前緊張的就業壓力；其次，充分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導向作用?？梢酝ㄟ^將稅收的優惠政策范圍擴大到農業、養殖業等相關產業，對能夠促進發展的組織機構給予稅收優惠，從而促進農民組織成立或中小企業的建立。

(四)以良好監督、社會關注和信用體系為后盾一方面政府要嚴格公正的執法，另一方面社會各界也要履行自己的監督職能，時時刻刻關注執法者的行動，督促執法者在執行權利時能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同時，公民個人也要發揮主人翁的精神，積極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四、結束語

財稅法論文范文第2篇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況，特別是與經濟的起伏波動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更受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諸多經濟政策變量的直接影響。正因如此，但凡關注資本市場的人，沒有不關心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動和走勢的。其中又尤以對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注為最。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看，有利于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財稅政策選擇，似需著重考慮和解決如下的幾個突出問題：

一、關于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調整問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市場不僅具有企業融資和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也有積極作用與重要影響。

在當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份結構中，由于強調上市公司以國有企業為主，國有股必須占控股地位，同時為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還作出了禁止國有股上市流通的規定。不僅如此，在股份中還設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屬于發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準上市流通（只有少數法人股在CTAQ系統和NET系統流通）。此外，又設置了內部職工股（事實上是給職工的一種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內也不許流通。這樣，如果不考慮B股的情況，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內，能在市場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眾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據證監會的資料，1998年全國上市公司的總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僅占34.11%。這種股份結構，特別是國有股、法人股和職工內部股的長期不流通，不僅使這幾種股票與公眾募集股處于同股不同價（前者按票面價或原始價，后者按市場價）的非公平狀態，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證券市場特有的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資源（資產）重組功能嚴重受損，還使國家因國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價。

因此，無論是從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促進企業經營機制轉換，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還是從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產權流動和資產重組等角度來看，配合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改變國有股、法人股乃至職工內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政策轉變的一項重要內容。

特別是在今年8月8日中國證監會下發了《關于法人配售股票有關問題的通知》，準許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資證券二級市場的股票以后，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也更不合時宜了。

二、關于財政性融資政策問題

國家的財政性、政策性融資，是一個牽延性強、牽涉面較廣的大問題，許多方面都與資本市場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就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看，以下幾個問題的研究解決，顯得尤為突出：

──政策性銀行的融資政策有待改革和改進。就當前情況看，我國的政策性銀行主要是指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國家進出口銀行。他們分別承擔著具體的社會目標，不實行公司化體制而實行完全的國家所有、國家經營，是真正的國有金融機構。然而，由于受制于國家的財政困難，財政撥付的資本金嚴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業銀行發行金融債券來籌措資金，籌資成本較高，故而嚴重影響了其政策的發揮，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業銀行市場化的后腿。有鑒于此，可考慮讓國有政策性金融機構直接介入資本市場，以國家信用為后盾，通過市場化的渠道籌措資金。這樣做，一則可降低籌資成本；二則可拓寬資金來源渠道；三則也可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發行專項建設國債。一方面可減輕國家財政的債務壓力，提高投資效果，同時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擴張效應。所謂專項建設國債，簡而言之，就是將此類國債的發行，以及項目投資、項目經營和還本付息等活動，建立在運用這些國債所形成的資產及其收益上，并最終以（國有）資產轉讓和經營收益，作為還本付息的財產基礎和資金來源。這種做法，能收到刺激經濟、減少財政債務負擔、提高投資的資本化（資本金）程度、增加國有資產比重和控制力、優化經濟和產業產品結構等多重功效。事實上，除了某些所謂“純公共產品”之外，現有的許多財政性投資對象（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都可考慮和試行這種籌投資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發行了大量的轉向建設國債，用于滿足某些公共事業、公共工程和大型項目的貸款需要，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適時調整國債的發行范圍和發行對象?？紤]到銀行較大的存貸差規模，我國近兩年的國債發行都是以商業銀行為主要發行對象。今后似應部分地轉向城鄉居民。這樣做，一則可加大啟動社會資金的力度；再則，對于那些具有投資意愿的居民群體來說，也不會產生對其消費的“排擠效應”。

三、關于充分發揮政府在風險投資中的積極作用問題

風險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在具有高風險和高利潤同時，并存著不確定性。從經濟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風險投資的發展如無政府的參與和積極推動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規保障，政府發展規劃、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等的制定與引導，對產、學、研相結合，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匹配的組織與推動，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礎研究階段給予財政資金的大力支持以外，還往往需要通過設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購等方式來支持新技術的研究開發，為風險投資提供充分的選擇余地。此外，市場環境、資本市場和中介組織則是風險資本運作的必要條件?？梢?，風險投資既與相關法律、法規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關系，又與政府的相關經濟政策，特別是與財稅政策有著緊密關聯，而且也是發展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領域或重要方面。

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風險投資通常是從不同的投資者那里獲得資金，并將這些資金投入新興企業。風險投資基金一般都以股權的方式投資到眾多的高科技企業，通常是參股于企業，而不對企業實行控股，投資額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項目成功，企業獲利增加后再將投資收回。風險資本獲利一般通過這樣四種辦法：一是低價獲得公司的股票作為報償，如果新創企業成功上市，這些股票就會大幅增值，風險投資家就能獲得巨大的投資回報；二是目標企業未上市，通過協議的方式被另外的企業收購兼并，并從這種兼并中獲利；三是風險基金本身的上市與回贖；四是對基金股份的回購。由此可見，這些活動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資本市場為依托，又是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擴大資本市場空間或容量的一個重要方面。

近年來，這種投資方式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中十分盛行。風險投資幫助很多新創網絡公司通過經營上的難關，并成功地發行原始股。在美國，今年第2季度，僅新創網絡企業就獲得38億美元投資，而投入科技企業的風險資本高達60億美元，占所有風險投資金額的90%。在我國，隨著科技進步步伐的日漸加快，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生長，作為高科技產業化推進器的風險投資的發展，以及它對資本市場的意義，也將越來越為世人和投資者所關注與青睞。

四、關于促進資本市場規范、健康發展的稅制與稅政問題

這方面涉及到的問題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舉。如就其中的突出問題來看，以下兩點似應首先予以重視和研究解決：

──盡快研究解決股份制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得稅名義稅率統一，但實際稅率卻雜亂無序的問題。據粗略統計，在我國當前的數百家上市公司

財稅法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技術進步；稅收優惠政策；財政政策

一、發達國家財稅優惠政策發展歷程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在經濟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下，美、日、歐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競相憑借自身在技術方面的優勢，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并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力度。在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下，信息產業、生物醫藥工業、金融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獲得了快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通過科技進步基礎上的產業結構轉型，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

作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技術進步主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推動，但政府財政在科技進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極其重要的。在發達國家，在每一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政府都有一個明確的產業技術政策，并通過研發補助金、委托費和政策性融資等財政手段確保產業技術政策的貫徹落實。為了推動本國的科技進步，西方發達國家都特別注重加大對科技進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國、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財政投入占當年全國R＆D總投入的比重分別為27%和22%。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用于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究經費每年都維持在10多億美元的水平。根據經濟成長、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所處階段的不同，西方國家財政對科技進步的支持的范圍和手段也會有所不同。在經濟發展初期，財政一般主要通過補助金、開發委托費、政策性貸款和優惠稅收政策等形式重點支持主導產業的技術開發。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政府財政政策的重點主要轉向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政府通過資助各種基金會、研究院所和產學研聯合體等進行產業技術開發，并通過知識產權的轉讓，實現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在技術進步的產業化和規?；h節上，西方國家一般通過政策性融資和稅收優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導。如日本政策性投資銀行根據政府有關政策意向，向民間企業提供低息貸款、擔保、購買企業債券，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補充融資和獎勵。在西方國家，財政對技術進步的扶持和引導,一般都是以項目為核心，以客觀標準為尺度，實施非專向性補貼政策。

二、發達國家對中小企業具體優惠政策

在對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國家都有專門針對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職能部門。美國政府通過政府采購等手段對中小企業予以扶持。具體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在對高新技術產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的環節與方式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支持科技進步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為事前扶持與事后鼓勵相結合，將對科技開發的重視與對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視有機地結合起來?；镜淖龇ㄊ牵?/p>

一是對企業投入的研究開發經費給予優惠允許企業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繳所得稅。如法國政府規定，凡研究開發投資比上年增加的企業，均可以申請按增加額的50%抵免所得稅。

二是普遍實施加速折舊政策。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固定資產的平均折舊年限僅10年左右，年折舊率為11%~12%。通過加速折舊政策的實施，以加快技術設備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發展準備金制度，即允許企業按照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發展準備金。如韓國稅法規定企業可按銷售收入的3%（技術密集型企業為4%，生產資料產業為5%）提取技術開發準備金，并允許在3年內用于技術開發費、技術信息和培訓費及有關技術革新計劃資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如美國稅法規定公司委托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以從所得稅中予以抵免，并對新產品的中間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在科技稅收優惠的稅種選擇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增值稅三大稅種上。發達國家一般都將公司所得稅作為科技優惠的重點。在增值稅類型的選擇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一般都選擇消費型增值稅。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對個人獲得的科技獎勵、特許權使用費收入都實施優惠措施。

西方發達國家科技財稅優惠政策的具體做法，對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中國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借鑒意義。近年來，隨著國內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跨國公司已經開始將中、低技術向我國轉移，在部分領域，高端技術也開始向我國轉移，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將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從我國國內企業的現狀來看，整體技術水平還較為低下，受技術開發力量、技術開發經費等的制約，企業技術開發能力還相對弱小，技術創新嚴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面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三、發達國家財稅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1．要充分利用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的有關規定，在3年過渡期內繼續保持原有的有關促進技術進步的政策的同時，應逐步建立一個以政策性銀行的低息貸款、向研究型機構的R＆D活動提供財政資助和特別財稅政策為主要內容的促進技術進步的政策模式。3年過渡期滿后，政府貸款利率或貼息水平必須控制在WTO相關規則允許的范圍內。財政的資助必須是非專向性的，并不超過工業研究成本的75%或部分前技術開發活動成本的50%。

2．進一步加大對技術進步的投入力度。鑒于長期以來政府研究與開發投入的嚴重不足，可以考慮規定一些硬性的指標，要求政府研究與開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財政收入的比重必須達到規定的目標值。安排的科技經費要集中用于加快發展高科技和高新技術產業，以推動新興產業的崛起，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國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使傳統產業能夠煥發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經費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嚴格的招投標制和課題負責制，確保政府科技經費的有效使用。同時，政府科技經費的使用應堅持有償使用與無償使用相結合的原則，凡基礎性研究，政府應實行無償投入，應用研究及實驗發展方面的經費投入以堅持有償使用為原則，政府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以貸款的方式向科研機構、大學、企業及其他機構提供資金，這些相應機構必須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轉化的收入來還本付息。

3．財政扶持項目應突出重點，講求實效。在政府財力相對有限的情況下，運用財政扶持和引導技術進步必須要突出重點，講求效率，而不能遍地開花。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技術改造項目應重點選擇關系國家安全的產業、公益性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競爭性產業。

4．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技術進步的扶持力度。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為中小企業的技術進步提供支持的制度體系，建立和完善促進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法律法規，為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制度保證。政府財政可通過稅收優惠、財政投融資及政府采購等手段，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技術進步的扶持力度。為促進中小企業的技術進步，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還可從信息、技術人員培訓及其他服務等方面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持。

5．必須通過各種財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在財政政策手段的運用方面，首先必須充分運用好財政貼息這一手段。高新科技產業是高投入、高風險的投資領域，對這一領域，除國家進行少量的直接投資外，可以借助于財政貼息杠桿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該領域。財政貼息向高新科技產業適度傾斜，加大對該產業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寬融資渠道，推動該產業的發展，并相應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使整個產業結構能從低級化狀態向高級化狀態轉化。在傳統產業部門，通過財政貼息手段的運用，使企業在技術改造缺乏資金的情況下，能夠以國家信用作支撐，獲取金融機構的貸款，充分調動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的積極性。

6．必須改變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實現稅收優惠由區域傾斜轉變為向產業傾斜。稅收優惠政策措施要能體現和貫徹落實國家產業政策的基本要求，對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及其他需要積極鼓勵發展的產業，應根據不同情況給予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在流轉稅方面,除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外，應對高科技產業在增值稅政策方面實行適度傾斜，使高科技產業增值稅整體負擔率能大幅度降低。對進出口稅收政策要做出適當的調整，改變目前進出口環節大面積實施稅收優惠的做法，應只局限于對高新技術及設備的進口，視不同的情況給予稅收上的優惠。在企業所得稅方面，應按照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特別是在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上要盡快統一。統一后的稅收優惠政策，必須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充分體現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可實行減免所得稅的稅收優惠。在運用減稅、免稅、低稅率和零稅率等直接稅做優惠的同時，更要特別關注加速折舊、納稅扣除、稅收低免、投資抵免、稅收饒讓等間接稅收優惠方式的運用，實現科技稅收優惠方式的多元化。

7．要充分發揮政府采購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作用。隨著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推廣實施，政府采購規模將越來越大，政府采購的范圍也將日益擴大，相應地政府采購活動對國民經濟總量及國民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將越來越大。為了扶持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企業技術進步，在政府采購方面，必須盡可能地多采購本國產品，對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實行傾斜。只有在國內不能提供或技術性能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才可考慮采購外國生產的產品。

參考文獻：

1．劉群，李倩．發達國家科技稅收優惠政策的運用．經濟日報，2002-11-19．

財稅法論文范文第4篇

中國有關稅務會計方面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原天津財經學院的蓋地先生在1986年率先撰文，提出了建立中國稅務會計體系的設想[1]。按照蓋地先生當時的認識，稅務會計，或工商企業稅務會計，屬于應具有完整體系的一門會計學科。遼寧稅務?？茖W校的徐龍力先生在1989年撰文討論了稅務會計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對象。該文中，作者通過與企業會計的比較，將稅務會計界定為一種專業會計[2]。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有關稅務會計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視，據不完全統計，到2014年2月底為止，僅中國知網收錄的涉及稅務會計問題的論文就有1264篇，另外還有大量的稅務會計著作或教材問世，成為中國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中，北京會計學院的于長春先生和天津財經大學的蓋地先生分別在2001年和2005年編著出版的《稅務會計研究》，將稅務會計理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對中國稅務會計理論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

但近年來國內有關稅務會計的理論研究，似乎有些停滯不前；大量論文呈現的是雷同的觀點和思路；一些涉及稅務會計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至今仍沒有取得學術界的共識；對稅務會計模式似乎也存在著理解和界定等方面的偏差。這些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二、稅務會計與稅務核算

學術界討論的問題屬于稅務會計問題還是稅務核算問題，涉及到稅務會計地位的界定。根據筆者對相關文獻的查閱，大多數作者似乎都主張，稅務會計屬于獨立于財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并駕齊驅的會計專業領域。這意味著，稅務會計應具有區別于財務會計完整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對稅務會計的另一種認識是：稅務會計是指財務會計框架體系下專門針對稅務這一特殊業務的會計，就如同成本會計、租賃會計、公司會計等稱謂一樣。對此，對稅務會計行為的規范，中國以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家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都是通過會計準則（含財務報告準則，下同）來進行規范的。為了區別于獨立于財務會計的稅務會計專門領域，本文下面將財務會計框架下的稅務會計核算界定為稅務核算。但稅務核算問題似乎并不屬于目前有關稅務會計問題研究的關注點。

本文試圖引入稅務核算概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中國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通過企業會計準則來規范稅務核算行為的，這實際上仍是在財務會計框架內規范稅務核算行為，意味著稅務會計仍是財務會計的一部分。目前企業會計準則中對稅務核算行為的規范，基本上都是對所得稅核算行為的規范。例外情況是：英國會計標準委員會（ASC）曾在1974年4月了《標準會計實務公告第5號：增值稅核算》（SSAP 5：Accounting for Value Added Tax），并分別于1997年和1998年進行過兩次修訂；新西蘭財務報告理事會（FRSB）曾在1994年4月了《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貨物與勞務稅核算》（FRS-19：Accounting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ax），并替代了1986年6月的《標準會計實務公告第19號：貨物與勞務稅核算》（SSAP-19：Accounting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ax）；澳大利亞會計準則理事會（AASB）于2009年11月12日了修訂后的《澳大利亞會計準則解釋第1031號：貨物與勞務稅核算》（Accounting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ax）；加拿大會計準則理事會（AcSB）下設的緊急問題委員會（EiC）也曾過有關貨物與勞務稅核算的解釋。這些準則或解釋中涉及的規范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對VAT和GST是否在利潤表中列報的規范；（2）對VAT和GST是否計入相關資產價值的規范。

許多理論工作者對稅務會計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但總體來看，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仍不盡人意。大量論文研究的初衷都是稅務會計問題；但討論的具體問題似乎應歸屬于稅務核算的范疇。按照于長春先生的理解，我國傾向于走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相分離的道路，但既不同于美英的完全獨立模式，也不同于法德的完全統一模式，而是以財務會計信息為基礎，在申報納稅之前依稅法要求進行調整[3]，這實際上是將稅務會計作為財務會計領域內的一項特殊業務核算事項。目前相關文獻中存在明顯的混淆稅務會計與稅務核算的傾向，這對建立與完善稅務會計理論體系難免會造成不利影響。

三、稅務會計模式與稅務核算模式

筆者發現，大量文獻中有關稅務會計模式的討論，主要集中財稅合一的會計模式以及財稅分離的會計模式[4]。這也許混淆了稅務會計與稅務核算的關系。

如果要建立獨立于財務會計的稅務會計體系，則意味著稅務會計應具有不同于財務會計的理論體系和核算體系。稅務會計核算應完全服從于提供納稅信息的需要，按照相關稅法的規定組織核算只能是稅務會計的唯一選擇。

對此，有關財稅合一和財稅分離模式選擇的討論，實際針對的并非是稅務會計，而是稅務核算。

四、有關稅務核算模式的討論

（一）有關財稅合一稅務核算模式的討論

在一些國內外文獻中，財稅合一的稅務核算模式又被稱之為稅法導向型核算模式，被認為是會計立法的國家，例如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等國家普遍采取的核算模式。這也許是一種不確切的表述。

筆者認為，稅務核算不可能脫離稅法的規范。無論采取哪種核算模式，企業都需要按照稅法規定的納稅義務發生的時間，將納稅義務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負債。需要討論的問題是：

（1）依據稅法規定企業向客戶代收取的稅款以及需要繳納的稅款，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是否需要分別確認為企業的收入和費用？如果不需要，則不存在財稅分離的需求；財稅合一模式是必然選擇。

（2）如果需要確認為收入和費用，依據稅法規定企業向客戶代收取稅款以及確認納稅義務的期間，是否與企業依據會計準則的規定確認收入和費用的期間一致？如果一致，也不存在財稅分離的需求；財稅合一模式也成為必然選擇。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有關稅務核算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所得稅的核算上，基本不涉及其他稅種。因為其他稅種納稅所涉及的核算行為，基本上都符合以上兩種特征：一是確認的納稅義務與企業損益無關，例如企業確認的繳納車輛購置稅、耕地占用稅等直接計入資產價值的稅種以及屬于代征代繳性質的增值稅；二是收取并確認納稅義務的稅款雖然也計入當期損益，但確認納稅義務的時間和計入損益的時間是一致的，例如營業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稅種。

（二）有關財稅分離稅務核算模式的討論

如果贊同以上討論中提出的觀點，則可以認為，有必要實行財稅分離核算模式的稅種，在主要稅種中應當只有企業所得稅。對此，國際會計準則、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會計準則以及中國會計準則中主要是通過出臺所得稅準則，對企業所得稅的特殊核算行為進行規范。

企業所得稅核算選擇財稅分離模式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所得稅法的導向，而是取決于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在中國，按照1993年以前企業會計核算制度的規定，企業繳納所得稅屬于利潤分配的范疇，與企業損益無關，對此所得稅核算模式只能是財稅合一；如果會計核算制度規定將企業所得稅計入損益，通過所得稅法規定的企業所得說繳納義務確認的時間與所得稅計入損益的期間不存在差異，則其會計模式也不屬于財稅分離。1994年6月財政部印發的《企業所得稅會計處理的暫行規定》（財會字[1994]第25號）中不僅要求將所得稅計入損益，而且采取了計算確認永久性差異和時間性差異的會計處理方法，這意味著按照所得稅法規定確認的應交所得稅與按照會計核算制度確認的所得稅費用之間存在著時間性差異，實際上也就初步確立了財稅分離的所得稅核算思路。2006年2月印發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以下簡稱CAS 18）中進一步明確了暫時性差異的概念以及所得稅費用確認與計量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財稅分離的所得稅核算模式。

但企業所得稅核算盡管是財稅分離，仍是在財務會計框架內通過會計準則來予以規范的，并不意味著形成了與財務會計分離的企業所得稅會計核算體系；如果在財務會計框架內通過專門的規范能夠滿足稅收這一特殊業務核算的需要，稅務會計也就沒有必要脫離財務會計單獨成科。

如果研究認為增值稅費用化具有必要性，并且按照增值稅法規定收取并確認增值稅繳納義務的時間與按照會計準則規定計入損益的期間不相一致，則增值稅核算采取財稅分離的模式或納入稅務會計的范疇也將成為必要。

五、所得稅會計獨立成科的思考

如果贊同以上觀點，不考慮增值稅費用化的問題，則建立獨立于財務會計的稅務會計理論體系的討論，應當主要圍繞著所得稅會計展開。

目前在財務會計框架內進行的所得稅核算的基本原理是：將財務會計核算形成的稅前會計利潤（即中國會計準則中的利潤總額，下同）通過必要的納稅調整形成應納稅所得額，以滿足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需要。

無可置疑，會計準則規定是核算模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在20世紀90年代，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國務院令[1993]第137號）中對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和當時企業財務會計核算制度中對計算稅前會計利潤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這意味著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所需的數據，可直接從會計報表中獲得。這樣，可在稅前會計利潤的基礎上，通過調整永久性差異，作為計算所得稅費用的依據；再通過調整時間性差異，計算確認應納稅所得額，作為計算確認應納稅額的依據。既然可以在財務會計框架內通過特殊業務核算方式滿足企業所得稅納稅核算的需要，就沒有必要單獨設置獨立于財務會計的所得稅會計體系。

2006年2月CAS 18的印發以及2007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的，開始對稅務會計單獨成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CAS 18的規定，企業應當在應納稅所得額的基礎上，確認當期所得稅費用；并通過暫時性差異的調整，計算確認應計入當期損益的所得稅費用。如何取得應納稅所得額的數據，CAS 18中并沒有明確。而《實施條例》中對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規范，導致通過財務會計賬簿獲取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所需數據的難度變得越來越大；所得稅會計與財務會計的分離開始體現出其必要性。

首先，《實施條例》中的相關規定導致很難通過稅務核算來獲取資產計稅基礎的相關信息。例如按照CAS 21的規定，融資租入的固定資產，按照最低租賃付款額的現值入賬；而按照《實施條例》的規定，融資租入固定資產，以租賃合同約定的付款額為計稅基礎。按照CAS 4的規定，固定資產折舊以入賬價值為依據；而按照《實施條例》的規定，固定資產折舊以計稅基礎為依據。按照CAS 4的規定，固定資產的修理費用一般需要計入當期損益；而按照《實施條例》的規定，符合條件的大修理費用，需要確認為長期待攤費用的計稅基礎，并按照固定資產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攤銷。這就對單獨設置所得稅會計賬簿來核算資產的計稅基礎提出了要求。

其次，《實施條例》中的相關規定也導致很難通過稅務核算來獲取扣除項目的相關信息。例如，按照CAS 8等準則的規定，企業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應計入當期損益；而按照《實施條例》的規定，這些費用不允許稅前扣除。按照CAS 17的規定，企業發生的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借款費用，計入當期損益；而按照《實施條例》的規定，只有符合條件的借款費用才允許稅前扣除。直接從財務會計賬簿中獲取扣除項目相關信息出現的困難，也對單獨設置所得稅會計賬簿核算扣除項目提出了要求。

對規模較小或者經營業務不多的企業而言，也許在財務會計賬簿記錄的基礎上通過對賬項進行必要分析進行納稅調整也許并非難事；但對于一家經濟事項種類和數量繁多的大型企業來說，在會計期末要求嚴格按照《實施條例》的規定進行精確的納稅調整幾乎沒有可能。目前粗放式的征稅管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納稅調整存在的實際問題；如果要進一步推行精細化征稅管理，并為稅務機關的征管人員提供稅務監查的便利，通過單獨設置所得稅會計賬目，使所得稅會計單獨成科也許是理想選擇。

六、所得稅會計理論框架體系的構建

目前有關文獻對稅務會計的理論研究，實際上主要針對的是稅務會計概念框架，具體包括稅務會計目標、稅務會計主體、稅務會計假設、稅務會計基礎、稅務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稅務會計要素、稅務會計要素的確認與計量、稅務會計報告等內容。這些研究無疑對構建稅務會計理論體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其主要局限性是，相關研究沒有進一步向構建稅務會計核算體系作出必要延伸，導致在形式上研究的是稅務會計理論問題，而實際研究內容仍停留于財務會計框架內的稅務核算。

筆者認為，所得稅會計框架體系的構成，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的界定：

（一）所得稅會計的目標

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是所得稅會計的目標。蓋地先生曾認為，可以將稅務會計的目標劃分為基本目標和高層次目標：（1）依法納稅；這屬于稅務會計的基本目標。對此，稅務會計需要向稅務機關及其有關部門提供納稅人是否依法及時、足額納稅的信息。（2）向稅務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用于決策的相關信息；這屬于稅務會計的高層次目標。稅務信息使用者具體涉及到稅務機關、企業的經營者、投資人和債權人以及社會公眾[5]。

筆者認為這樣的表述值得商榷。首先，稅務會計也許無法履行保證納稅人依法納稅的職責，只能向稅務機關提供納稅人通過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形成的納稅義務以及是否履行了納稅義務的相關信息。其次，納稅主體是否有必要向除了稅務機關以外的其他外部關系人提供稅務會計信息，相關方面是否對納稅主體提供的稅務會計信息有興趣，納稅主體應以怎樣的方式提供稅務會計信息，還缺乏相應較深入的研究。

（二）提供所得稅會計信息的載體：所得稅會計報表

筆者主張，為提供稅務會計信息編制的報表，應當包括所得稅收益表和計稅基礎表。

（1）關于所得稅收益表的構建。目前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與企業所得稅相關的報表只有《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由于企業財務會計核算制度無法直接提供應納稅所得額，國家稅務機關只能要求企業在利潤總額的基礎上通過適當調整來計算確認應納稅所得額。由于以上分析的原因所致，要想從企業財務會計賬簿中通過相關調整來獲得準確的應納稅所得稅的數據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目前在企業所得稅征收環節的粗放式管理，淡化了對準確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要求。

解決這一問題的合理思路，是按照所得稅會計的要求構建所得稅收益表，要求納稅人通過所得稅會計的科學核算來提供確認應納稅所得額的準確信息，包括企業總收入、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應納稅收入、扣除項目等。

（2）筆者認為，編制計稅基礎表的主要目的是依據稅法的規定提供資產計稅基礎和負債計稅基礎的相關資料。由于資產計稅基礎和負債計稅基礎是計算確認扣除項目的主要依據，計稅基礎表提供信息的質量，將直接影響到應納稅所得額核算的質量。

如果贊同所得稅會計單獨成科的設想，在現行會計管理體系下，則有必要由國家財政主管部門和國家稅務主管部門共同規范稅務會計報表的格式和內容。

（三）所得稅報表構成要素

所得稅報表的構成要素可包括所得稅收益表的構成要素和計稅基礎表的構成要素。

所得稅收益表的構成要素包括：

（1）應納稅收入。企業所得稅法中的應納稅收入，反映了納稅主體在納稅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扣除不征稅收入和免稅收入后的差額，即：應納稅收入=總收入―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

（2）扣除項目。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的扣除項目，是指納稅主體為取得應納稅收入而發生的各項支出。這些支出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予以扣除。除了相關支出以外，稅法還規定以前年度虧損也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予以扣除。如果將稅法允許扣除的以前年度虧損也包括在扣除項中的話，則其不構成單獨的稅務會計要素。就如同財務會計要素中的利潤要素，包括了利得和損失。所以利得和損失不構成單獨的會計要素。

（3）應納稅所得額。企業所得稅法中的應納稅所得額，是指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應納稅收入，減去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后的余額，即：

應納稅所得額=應納稅收入―扣除項目（含稅法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

所得稅計稅基礎表的構成要素包括：

（1）資產計稅基礎。企業所得稅法中的資產計稅基礎，是指企業收回資產賬面價值過程中，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按照稅法規定可從應稅經濟利益中抵扣的金額。

（2）負債計稅基礎。企業所得稅法中的負債計稅基礎，是指負債的賬面價值減去未來期間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按照稅法規定可予以抵扣的金額。

（3）凈資產計稅基礎。雖然稅法中沒有該概念的表述，但從稅務會計的角度可考慮建立凈資產計稅基礎的概念，體現其會計平衡式為：資產計稅基礎-負債計稅基礎=凈資產計稅基礎。

（四）所得稅會計科目

所得稅會計科目是按照所得稅會計核算的需要對所得稅會計要素所進行的明細分類。如何設置所得稅會計科目，應取決于所得稅會計核算的具體需要。

（五）所得稅會計憑證

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應當是所得稅會計核算所需的原始憑證。筆者認為，所得稅原始憑證可包括以下兩類：（1）納稅人銷售應稅產品、提供應稅勞務向客戶開具稅務發票的記賬聯，以及購買商品、接受勞務取得的所得稅法允許作為扣稅依據的稅務發票；（2）納稅人自制的所得稅法允許作為扣稅依據的原始憑證，包括員工工資薪金計算單、固定資產折舊計算表、無形資產攤銷計算表等等。

需要討論的重要問題是：按照國務院對發票管理的有關規定，企業會計主體購買貨物或接受勞務，應將取得的稅務發票作為經濟業務發生或完成的主要憑據。這意味著，現行體制下的稅務發票，構成了企業財務會計的主要原始憑證。如果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立，并且將稅務發票作為稅務會計的原始憑證，則有必要重新界定財務會計的原始憑證。

財稅法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石油物探企業發展戰略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其物探業務的發展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和挫折。究其原囚，我國現行稅收政策、征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不可忽視，為更好地促進石油物探企業的發展，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完善稅收政策、加強稅收管理，做好石油物探企業的稅務籌劃與管理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一、石油物探企業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

1、從我國石油物探企業的狀況看，石油物探企業在承攬技術服務項目或勘探開發投資的過程中，迫切需要了解所在投資國家的稅收策略、稅收征管機制。由于對投資國家的稅收策略、征管機制缺乏完善而又系統的了解，企業在所在投資國家承擔很高稅負的情況時常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利益和石油物探企業的形象。因此，石油物探企業迫切需要得到我國稅務機關的協助，更好地掌握對投資國家稅收政策、征管制度方面的知識。

2、石油物探企業的稅收征管制度較為滯后。日前，對境外稅收政策如何掌握，已經成為海外發展石油物探企業迫切需要了解的問題。因為，在一些國家，稅務機關為石油物探企業開具的稅收憑證，只有稅務部門主管的簽字，而且簽字字跡模糊難以分辨;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如中東地區、委內瑞拉等國，對石油征稅由能源部門負責，能源部門無法開具稅務發票。同時，由于中國石油物探企業在境外投資開發石油項目多采取合作開發的模式，投資國稅務機關對合作區塊進行征稅時，是將區塊作為整體來征收稅款，一個區塊僅僅一張憑證。中國物探企業只能得到完稅憑證的復印件。在此現狀下，物探企業由于不能提供我國稅法要求的完稅憑證原件，無法與中國的稅收政策相結合。

二、石油物探企業稅收籌劃內容

1、石油物探企業的整體籌劃。為了加強石油物探企業員工的財稅管理工作力度，做到合理依法繳稅、納稅，石油物探企業需要對財稅政策做系統充分的籌劃。石油物探企業的稅收籌劃是從企業的發展目標出發，為減輕石油物探企業總體稅收壓力、增加石油物探企業的稅后利潤而展開的策略性籌劃活動。在這種體系下，如果海外年度沒有采用公歷制，石油物探企業的境外年度利潤就可能出現尚未分配的情況。

2、石油物探企業還要輔之分級籌劃方法。集團公司的財稅部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財稅制度變化對石油物探企業帶來的影響，并提出解決意見;及時準確地與國家財稅主管機構溝通協調，并反映石油物探企業納稅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組織指導石油物探企業財稅管理工作和培訓工作，進行系統合理的財稅政策籌劃，制定嚴格的石油物探企業財稅管理制度和管理辦法，加強內部監管和外部調控。而與之相協調的石油物探企業子公司的財稅部門在財稅管理方面主要貫徹落實石油物探企業統一的財稅管理制度;及時反映石油物探企業遇到的納稅問題并提出意見及建議;按照石油企業的統一規劃進行具體的操作性管理與籌劃工作。

三、石油物探企業納稅籌劃應注意的問題

1、將納稅籌劃思想貫穿于石油物探企業全過程

石油物探企業領導要重視納稅籌劃。納稅籌劃作為一項系統細致的規劃性活動，必須依靠石油物探企業領導層的支持才能落實運營。由于企業主管部門的績效考核大多與利潤等指標掛鉤，節稅能力的大小一般并不在考核范疇之內，因此石油物探企業領導對納稅籌劃不夠關注、動力不強。然而，隨著石油物探企業的發展，企業領導要構建“石油物探企業追求的是稅后效益的最大化”的意識，而不迷戀于毛利潤的最大化。合理的稅收籌劃可以有效增加石油物探企業稅后收益，其效果有時比改進石油物探企業經營管理更直觀、更能夠得以體現。因而石油物探企業領導在實際工作中要支持納稅籌劃，及時有效地落實企業財務稅收工作。其次，石油物探企業要培養合格的納稅籌劃人員。納稅籌劃是一種高智商、高利潤的財務管理工作，它要求相關工作人員具有稅收管理、會計核算、財務等專業知識，并且系統了解、熟悉石油物探企業整個納稅、經營、籌資活動，從而籌劃出不同的納稅方案，做出最優質的抉擇。

2、加強與國家稅務機構的溝通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稅收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同時缺乏穩定性。種種跡象表明了稅務機關在整個企業納稅籌劃有效性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稅法構建不完善的領域中，稅務機關具有特殊的權利，而且整個企業的財務、稅務都要有納稅機關的支持。特別是石油物探企業經過持續的重組改制，許多石油物探企業行為具有特殊性，因而有些地方與稅收機關的規定不一致，因此石油物探企業稅收籌劃人員保持與稅收管理機構進行溝通協商就更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