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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學史范文第1篇

關鍵詞：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 歷史 研究

一、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概述

“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指的是二十世紀末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仍在發展的一個文學進程。是古代中國文學到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演變并最終成為現代文學的完整過程。作為推動中國文學向世界文學格局并入發展的重要進程，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在中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與交流中形成了文學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識，并且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國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舊交替中收獲的成果和精神。現階段，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主要包括以下主要類型：即將融入“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中華民族靈魂”的主題文學；以“悲涼”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美感文學；從文學語言結構中散發出來的藝術風格現代文學等。

二、世界文學形成及發展進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觀點為出發點，對世界聲明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到來，因此，隨著世界各民族的開放及發展，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文學匯聚形成了世界文學，因此，拋卻世界文學單獨敘述某一個國家文學的獨自發展已經脫離了事實，由此可見，二十世紀的文學已經不再是國家封閉環境內發展起來的文學，而是世界共同發展而來的文學。

世界文學不斷發展，直至二十世紀末期才達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學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的融入途徑也不相同。首先，獲得獨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學史》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匯入世界文學。其次，具有豐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陸和亞洲則有所不同。二十世紀非洲的傳統文化開始向現代文化轉變。而亞洲日本、印度則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開始了自我現代文學的崛起，從世界各種文學成果中汲取經驗和靈感，以推動本土文學的前進。

而中國，也在世界文學迅速融合發展時同步發展，盡管遇到了一些險阻，但是卻從失敗中學到了文學藝術、經濟法律、政治觀念等。其中，裘廷梁《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將文學媒介中的問題清晰的提了出來。而這代表著中國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開始劃清，包括文學觀念、作家語言、表現手法及地位。時期，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蓬勃發展時期，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是在極其痛苦、充滿不堪的情況下融入世界文學的。

三、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現代悲劇感

在不斷發展中，中國文學向世界展現了本身燦爛的東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現著自身發展中的創造性，對于世界文學的研究一直都在進行，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卻一直停留在淺顯層次，甚至無法明確二十世界中國近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和影響。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風順。因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極其貧瘠的亞洲，文學的發展環境過于動蕩不安。

首先，這個時期的文學擔當起了對大眾啟蒙的職責，并且企圖通過民主、科學的方式來打擊封建傳統，魯迅就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發展中的代表者。文學圍繞著政治形勢做著一切宣傳，并且不斷服務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斥著焦慮、危機的時代，因此，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表達中充滿了對生命及社會的焦灼感和危機感，并且表現出與十九世紀激情、正義、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學氣息，筆者將這種氣息歸納為充滿現代悲劇感的氣息。其次，在世界焦慮的影響下，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在悲涼沉郁當中繼續前進，但卻少了真正意義上的號召力，號召內容嚴重空泛含糊，給眾人一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錯覺，充滿了時代悲哀與悲戚。

四、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變異

單純從表面內容上對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整體性進行分析，不難看出文學發展進程與藝術形式有著密切關系。而中國文學史上，也發生了以文學藝術變化為主體的形式變異，文學的不斷發展使得不妥協的形式革命代替了傳統上遞增并存形式的興衰變化。一直占有文學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詞、詩的主體文學地位也開始動搖，文言小說幾乎消失，而現代短篇小說、散文詩、報告文學、話劇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學文體開始出現在文學領域。令眾多擔心的不是新型文學的出現，而是每一種文體都是新出現的，而且在文學表現上還不完全成熟，在發展中勢必面臨著更多更艱巨的挑戰。

五、總結

總之，文學領域是一個新舊交替時常發生的領域，不斷都新鮮熱血流入文學領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結論。盡管從整體對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進行分析，充滿了變數，也缺乏更充分的資料支撐。但是，通過本文對世界文學及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將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多元化相融合將會是我國現代文學最正確、最合理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1.王成一，崔斌.《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道德'》[J].山東社會科學，2009，（1）

近代文學史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國文學史；演變；研究

文章編號：978-7-5369-4434-3（2012）03-115-02

1904年，任職于京師大講堂的林傳甲寫出了第一部中國人自己的文學史著作――《中國文學史》，雖是為了講課而急就的講義，但在中國文學史的學科歷史上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已有多部《中國文學史》面市，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英國人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日本人古城貞吉的《中國文學史》等。相對于海外學者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已經取得的大量成果，中國的文學史研究仍未起步。林本《中國文學史》的出現，正式揭開了中國人寫本民族的文學史的序幕。在其之后的幾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政權更迭，政體頻換，外族侵略，思潮涌動。也正是在這變幻莫測的幾十年間，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工作日漸繁榮，無數文人學者投身其中，出版了各種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等著作，洋洋灑灑千余冊，蔚為大觀。而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學者認知的不斷深化，文學史研究不斷呈現出新的面貌。今以時間為序，就近代文學史研究的演變歷程做一次初步探索。

二十世紀上半葉，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而具體到中國文學史研究來說，應以二十世紀初期為開端，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左右，也就是建國前夕。這一階段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初興期。從無到有，再到初步繁榮，早期學者特別是五四時期的一批文學健將，披荊斬棘，在荒蕪中走出一條大道，為后世的文學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調。

這一階段的前半期，也就是二十世紀初到二十年代，文學史研究還處于發軔期。雖是新生事物，仍飽受舊思想的束縛。雖是新生兒，卻長著舊模樣。說是“中國文學史”，而其“文學”的范疇卻局限于老一套的詩、文、詞，就連體例也是仿著最常見的經、史、子、集的分類法來作的。別說樂府、戲曲這些在文學史上占據一方天地且自成一家的體裁，便是近世文壇中大放異彩，占據半壁江山的小說也被視為小道而擯棄在外了，猛一看去，不禁叫人疑心是看到了《四庫》的翻版。這是舊式文人的思維，是傳統儒家教育理論下注重政治道德的舊式文學觀的體現。這是新事物發展的初期階段必然要面臨也必須要打破的困境。在這之后，便有人對文學史的體例進行了調整，不再按照我國傳統的“四分法”或者“六分法”根據體裁內容進行編排，而是嘗試著以時代來安排內容，這無疑是一次大膽且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嘗試。它從另一個角度將中國文學史串聯起來，讓人們看到了文學內部的另一種關聯，加強了文學的前后相繼性。但是，這種分類標準不同于后來的分期法，他沒有將文學史按照朝代或者文學思潮的演進進行編排，對于人們進行文體流變的研究推動力量不足，但是這是對于文學史編排體例的一次勇敢嘗試，成為后來出現的分期法的先驅。這一時期的文學史研究還是新生兒，難以脫掉舊式思想的痕跡，它有著無數的缺點和不足，甚至錯誤，但它在詩、文、詞領域對舊學的整理為后來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為后來文學史研究的初步繁榮作了準備。

在這一階段的后半期，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后，西方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以及接受西方思想的五四學者的活躍，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史研究呈現出近代化、學術化的特點，初步具有了嚴謹的學術著作的面貌。

從體例上來說，它一改以往單一的以文體為依據的分類方法，已經出現了以時間為序的分期法。在每一時期中分述各類文體的發展嬗變以及各種文學現象，讓人們能夠從一個整體的層面更好地認識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狀況，有更強的歷史感。這一分期法，不僅在當時，便是在當下也為許多文學史作者廣泛采用。分期法的出現就涉及到一個劃分時期標準的問題。有的作者依照政治領域的王朝更替來劃分，如的《白話文學史》就以“唐以前”和“唐朝”為上下兩編的編目，而將這部文學史一分為二。而在稍晚于《白話文學史》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鄭振鐸對此分期法提出了異議：“他書大抵抄襲日人的舊著，將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換姓的表面上的為劃界。例如，中古期皆開始于隋，近古期皆終止于明。卻不知隋與唐初的文學史很難分別得開的；明末的文壇上的風尚到了清初的幾十年間也尚相承未變。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將一個相同的時代劈開為兩呢？”①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鄭振鐸在這本書中采用了新的分期法，將文學史分成了三段：以西晉以前為古代，晉南渡到明正德間為中世，明世宗嘉靖元年到“五四”運動前為近代。前者以政治朝代為單位，有利于揭示政治朝代、社會制度等外部環境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后者則代表了當時的一種新思想：它將被禁錮在各個朝代中的文學串聯起來組成一個前后相繼的歷史線索，表現出一種由產生到繁榮再到衰敗甚至消亡的運動性的歷史進程，為我們展示出一段具有生命力的活的歷史，為文學史研究邁向“史”的方向跨出了重要一步。為后世學者研究文體流變開啟了一扇大門。

隨著西方文明的輸入，人們開始逐漸認識到一向被中國學者所輕視的小說與戲劇在先進的西方文明中占據著主流位置，再加上西方人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小說戲劇等章節占據了大量的篇幅，在學習西方先進文明的心理驅動下，人們開始紛紛將目光投向了小說與戲劇領域。梁啟超甚至掀起了“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小說界革命，以大力提高小說的地位。另一方面，以來等人推行的“文言一致”的白話文運動，也在客觀上提高了“俗文學”、“平民文學”的地位。“我們要知道，這幾百年來，中國社會里行銷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并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也不是韓、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②“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③在《白話文學史》中還提出“活的文學”與“死的文學”兩個概念，以古文作對比處處抬高民間文學的地位。還特別為“民歌”、“故事詩”列出專門的章節。在這方面貢獻最大的當屬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以“昆曲”、“變文”等俗文學作為標題的在“中世文學”中就有十三章，占總共四十三章的三分之一，而在只有六章的“近代文學”中俗文學所占的比例更是高達三分之二，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幾年之后他的一本俗文學專著《中國俗文學史》的出版，更是將俗文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也如歷史不再以英雄豪杰為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④在一批學者的推動下，小說、戲劇、變文等開始從邊緣走向文壇的中心，徹底改變了以詩、文、詞為正統的文學史的格局。而支持胡、鄭二人完成這一改變的便是大量新史料的發現。如，唐人小說《游仙窟》從日本傳入國內，元人曲子總集《太平樂府》與《陽春白雪》在國內的流通，特別是敦煌石窟一大批卷子的問世。這些材料的出現解開了許多懸而未解的謎題，保存了大量文本資料，生動地還原了當時民間文學發展的真實面貌，也成為促使六年后重寫《白話文學史》的直接推動力量。

近代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經歷了一個由產生到初步繁榮的過程，雖然它還存在著文學范疇過于狹窄盲目排斥新興俗文學，編排體例不科學分期標準混亂以及缺乏獨立性思考過分依賴現有的結論等等缺點，但是這都不能掩蓋一個新興學科如朝日般冉冉升起的光芒。在這群星璀璨的數十年間，無數文學的巨人在這里交匯，他們用手中的筆繪出一幅美妙的藍圖，指引著中國文學史研究向更加燦爛的明天行去。

注釋：

①④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2.

②③.白話文學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7.

參考文獻：

［1］.白話文學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3］章培恒.關于中國文學史的宏觀與微觀研究［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106.

［4］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近代文學史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劇；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一直以來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它可以引發學生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培養學生對文學的鑒賞和分析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隨著教育教學改革的深入，在實際教育教學過程中，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如何使學生對這門課保持持續的熱情，通過實踐教學的相關情況的了解，我們發現把經典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劇適當地運用到教學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這門課程內容豐富，基本講授都是文學史與經典文本的選讀為主要教學方式。因此，經典文學名著閱讀是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一個必然的過程。但經典文學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較長，涉及面較廣。而學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壓力，對經典文學的接觸比較少；考入大學后，由于就業的壓力，忙于應付各種考證，難于集中精力和時間去閱讀研究大量的文學作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中國現當代文學授課教師要將課堂組織好自然是難上加難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變這種狀況，就一定要想辦法吸引學生，讓學生迅速地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使之不僅在課堂上學習文學，而且要深入學生的生活，使之愛上文學，自覺地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學素養和人文精神。這是擺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課教師面前的難題和身處的困境。在此基礎上，各種教學方法的改革層出不窮。而本文側重于研究將經典的文學名著改編成的影視劇運用到教學中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探討如何利用影視劇這一載體，揚長避短，加深學生對現當代文學經典的理解，保持對文學名著持續的熱情。

1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劇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的意義

1.1影視文學賞析改變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模式以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模式普遍是以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為教學方式進行單一化教學，其教學方式非常簡單，也就是常規的“填鴨式”教學。對此，使用影視文學性賞析能夠有效地改善教學方式，改善常規教學所存在的問題。

1.2影視文學賞析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實際的教學中引入影視劇進行文學賞析，能夠促學生以更高的積極性投身于現當代文學學習，并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同時，這一教學活動，還能幫助教師進行教學設計，例如觀后感、關于文本與影視劇的區別等等，從而讓影視這一資源更加富有教育意義。

1.3正確看待影視文學在教學中的作用利用影視劇只是促進教學，加強學生對文學名著的理解，但觀看影視劇畢竟不能代替閱讀原著。因此，在教學中，我們看到了影視劇對輔助教學的有益方面，但絕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視劇促進教學的方法

2.1課堂上放映影視劇：

可以采取兩種方式，一是課堂上放映整部影片（電影）。首先，要選取那些忠實于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學生提前閱讀原著，課堂上教師先介紹相關作品的作家及創作背景和時代精神，提出有針對性的問題，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討。放映整部影片耗時較長，因此授課時間大致分配3-4學時。這種方式不能經常性地出現在課堂上，一學期出現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視劇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據需要在上課時間進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學過程中，多媒體技術的提倡特別適合這種方式的教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過程中，適當地穿插一些剪輯的精彩視頻，有利于調動和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生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培養學生對現當代文學的熱情。這種短片剪輯播放進行教學的方式，占用時間少，學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積極性與參與性也更強，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但是，制作電影剪輯時，也必須選擇忠實于原著影視作品進行教學。

2.2課外觀看影視劇：

這種方式可以由教師課堂上教授相關的文學知識，簡單介紹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題，要求學生課外時間觀看影視劇。可以由班上學生集體組織觀看，也可以由學生自行觀看。這種方式是觀看影視劇不會占用上課時間，又能增加對文學作品的了解。當然，要提醒學生觀看影視劇時，注意影視劇與文本原著的區別，并思考導演為什么要做這樣的改編，從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藝術類別的美學特征。學生觀看影視劇后，在下次課時，教師要就上次所留課后思考題進行提問，以便鞏固學習，增強學習效果。

3影視劇運用到教學中要遵循的原則

3.1盡量選擇忠實于原著的影視劇

我們應該知道，文學作品一直都是影視劇改編的重要素材來源。當由文學作品改編成的影視劇對于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沖擊和影響我們必須有個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視劇的改編，對于文學作品的傳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編比較成功的影視作品，比如電影《駱駝祥子》，電視劇《圍城》、《四世同堂》等，對于現代文學創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動教學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對學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節、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發他們對于原著的閱讀興趣都會有一定的幫助。但另一方面，影視劇的改編往往會造成對文學作品的扭曲。現代文學作品中構思精致、富有藝術創新的一面被抹殺，作品嚴肅深刻的內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結構，是作家的藝術構思中最具特色和藝術性的方面，是為了將三十年的故事濃縮在一起，造成情節的集中緊湊、戲劇沖突的緊張激烈而設置的。而電視劇《雷雨》卻按時間的先后順序將情節一一展開，這就使原作在藝術構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視，體現不出作品原有的藝術性。而由老舍《我這一輩子》、張愛玲《金鎖記》等作品改編成的電視劇，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節，不僅使原作的內容所剩無幾，而且嚴重歪曲了其精神內涵，使作品中嚴肅、悲涼的一面大大沖淡。這是對文學作品的媚俗化改編，甚至可以說是打著改編旗號的重新創作。在選擇影視劇進行播放教學時，教師要認真加以甄別。

3.2耐心引導教學的核心以及主體

最終必然會落到學生上，在整個教學活動當中學生也是占據主導地位。在教育觀念上，教師應當積極并且耐心的引導學生，不僅要讓學生認識到自己在教學當中的地位，還需要改善自己的學習出發點與學習觀念，清楚認識到影視劇賞析并不是單純的娛樂，更多的是增強大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了解。同時，對文學名著改編程度較大的影視劇對于現代文學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當學生還沒有充分閱讀文學作品的情況下就先接觸影視作品，會造成先入為主的印象，這對理解文學作品不僅沒有幫助，反而會造成誤導。對這些現象，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引起注意，加強引導。對一些改編較為成功的影視作品可以適當推薦給學生，或者進入課堂播放、討論和學習，而對文學作品被扭曲的方面應予以提醒并及時矯正，要引導學生回到文學原著上來。

3.3精心設計課堂

在課堂中，教師根據教學需要充分了解影視劇的內容，并按照教學內容不同巧妙地設計課堂中的影片播放內容以及播放時間，在非特殊情況下，盡可能對電影進行剪輯，對電影當中無意義、繁瑣的片段刪減掉，將剪輯重點放在與該課堂重點、難點突出的部分。在課堂中，影片播放的時候不宜過長也不宜過短，過長會導致學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觀看當中，而不是賞析中，過短會導致學生無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學”內容。在課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夠激發學生的觀影興趣，還需要保障學生能夠完成預計的教學任務。在影片結束之后，教師還能夠設計更多的相關活動對教學內容進行深化、鞏固。

總之，文學名著與由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劇作有很大區別，如文學側重敘述和描寫，注重人物內心世界；影視劇側重外部語言和動作，注重觀眾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為目的。但是在教學活動中，只要運用運用得當，正確加以引導，影視劇完全可以有效地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作者單位：長沙醫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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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俊武，李群英.電影的越界和現當代美國文學[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6）

[3]申力富，王歡.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探索[J].北方文學，2011（2）

近代文學史范文第4篇

2、豐臣秀吉：是日本戰國時代、安土桃山時代大名、天下人，著名政治家，繼室町幕府之后，近代首次以天下人的稱號統一日本的日本戰國三英杰之一；

3、德川家康：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安土桃山時代三河國大名，江戶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將軍。日本戰國三英杰之一。日本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4、明治天皇睦仁：慶應三年睦仁繼位天皇并經歷江戶幕府戊辰戰爭，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并實行“王政復古”，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慶應四年改元明治，采取“一世一元制”。明治元年頒布一系列維新舉措，實行明治維新，帶領日本自封建社會邁入工業化世界大國；

近代文學史范文第5篇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于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后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后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于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后，Von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于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并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于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于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后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后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并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于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愿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愿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于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于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后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后，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于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愿意將利潤用于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于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愿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于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并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么更愿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于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后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么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愿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后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于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于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于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并且Hart認為由于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并、股票的發行以及委托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并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后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后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并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并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于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于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后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于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于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報是由于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后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后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并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于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后，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于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并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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