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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系統功能語言學 及物性 發展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7-0103-01

及物性系統是表達說話人的主客觀經驗的基石，也是語言的再現經驗的基石，及物性系統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看到的、所聽到的事物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分成了若干個過程，它說明了過程中的有關的參與者以及環境成分，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事物所處于的各種過程、狀態和關系。一些傳統語法將及物性系統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動詞，而且一些學者根據動詞后是否可以接賓語為標準區分了“及物性動詞”和“不及物性動詞”。但是這種分法不能解釋全部的動詞類型現象，比如，有些英語動詞可以歸納到不僅僅是一種的動詞類型的現象中，所以，為了能夠減少某些動詞歸類的重疊的現象，Halliday，即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創始人，把及物性的概念提出到小句的層次。同時，韓禮德還認為及物性系統涵蓋了整個的小句，這就是涵蓋過程、參與者和環境成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學者提出了語言具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際功能以及語篇功能。而及物性則是其中的概念功能中的語義系統。本文將對及物性理論的起源發展以及在中國的研究現狀進行簡要的介紹。

一、及物性理論的發展歷程

對系統功能語言學及物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韓禮德在20世紀60年表了一些代表性的論文，這是韓禮德第一次將對及物性系統的研究對象從動詞上轉移到小句上。及物性系統的發展過程可以劃分為四個主要過程：萌芽過程、雛形階段、及物性理論的形成階段以及它的成型階段。而與此相對應的及物性系統的發展的順序可以歸納為四個階段，他們分別是：系統這個概念的出現、第一個及物性網絡系統的構建、網絡系統的語義化以及全面的語義網絡系統的成型。

（一）萌芽階段

韓禮德于1961年發表了論文，題名為“語法理論的范疇”。韓禮德的這篇論文被人們普遍的認為是他早期作品的代表之作。韓禮德在這篇論文中提到了四個語法范疇，即單位、結構、類別和系統。韓禮德還提到了三個級階，分別是：級、說明以及精密度。在這一階段，Halliday并沒有提出小句及物性概念，并且在此階段及物性成為一個依照精密度而排列的系統網絡。

（二）雛形階段

韓禮德在1964年在印第安納大學首次提出了構建小句及物性系統網絡框架。韓禮德認為在四個語法范疇中，系統要比其它三個更重要。小句中的每一個成分都可以通過獨立出現或者與其他成分一起出現，才能夠實現網絡中的一個或者是一系列的特征。

（三）形成階段

在1967年，韓禮德在“英語及物性與主位札記”中重新繪制了及物性系統網絡圖。韓禮德又根據是否涉及動作為標準，將小句劃分為外包型和內包型；根據動作是否涉及指向性的標準，外包型又可以分為施效型和描述型；而根據謂體的語態，又把施效型分為施事、中動和受事。并且韓禮德指出及物性過程有很多，包括動作和行為、歸屬。從功能語法角度，韓禮德正式提出小句的三個過程類型，即動作過程、關系過程和心理過程。

（四）成型階段

在這一階段，韓禮德在他的著作――《功能語法導論》這本書中，對及物性理論作出了最全面的解釋。他給了及物性理論一個最完整的定義。在此基礎上，他將過程設為中心設立了框架，包括過程的本身、過程中的參與者以及和過程相關的環境成分。就圍繞著這個框架，Halliday完整地論述了及物性理論。在過程上，韓禮德把及物性系統分為了六個過程，即物質過程、心理過程、關系過程、行為過程。言語過程以及存在過程。并且六個過程類型都分別地區分了相對應的參與者，例如，在物質過程中的參與者主要是動作者和目的。

二、及物性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的國內學研究者都集中關注及物性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到現在為止，胡壯麟等人對及物性理論進行了相對比較全面的介紹。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等學者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概論》對《系統功能語言學》這本書進行了進一步的修訂。在這本的第四章中，他們就介紹了及物性的六個過程，以及每個過程中有關的參與者。該書為國內的語言學者在及物性理論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資源，也為及物性理論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除此之外，程琪龍的《系統功能語法導論》一書對及物性理論的研究也作出了一個新的嘗試，見解有其獨特之處。除了以上提到的學者以及著作，還有肖俊洪、朱永生、嚴世清等國內學者對及物性理論進行探討、發展以及完善。

三、結論

系統功能語言學及物性理論的研究在近些年來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本文簡要地介紹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及物性理論的發展以及及物性理論在國內的發展情況。本文在簡單的敘述中仍然存在些不足，但希望會對一些及物性理論研究的學者有些幫助。

參考文獻：

[1]Halliday，M.A.K.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Part 1 [J].Journal of Linguistics，1967，3.

[2]胡壯麟.語篇的銜接與連貫[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

物性論范文第2篇

藥物性肝損害(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指藥物治療過程中,由于藥物或其代謝產物引起的肝細胞毒性損害,或肝臟對藥物及其代謝產物的過敏反應所致疾病[1]。老年藥物性肝損害一般指年齡超過65歲的DILI患者,年齡越大發病率越高。老年人的老年性藥物性肝損害是老年人消化系統常見病及多發病,是具有潛在生命危險的中毒性疾病,由于老年人的機體免疫功能降低,臟器功能減退,基礎疾病多,服用藥物種類多數量大,極易造成肝臟損害,老年藥物性肝損害越來越受到重視,故有必要探討其臨床特點。

1 易導致藥物性肝損害的基礎

疾病大多數老年患者伴有多種基礎疾病。由于慢性疾病如:腎病、慢性支氣管炎、肺結核、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全身性疾病,使機體抵抗力下降,同時需要服用大量藥物控制病情;因此老年人的DILI發生概率隨著年齡增大而增加,年齡對藥物的生物學影響,尤其因血流減少而導致的肝臟對藥物的改變,藥物從微血管向肝細胞的彌散能力等都有改變。

2 藥物性肝損害反應類型及其代表

藥物藥物引起的肝損害,既可以是普通治療劑量藥物導致的不能預料的特異反應,也可以由于攝入大劑量肝毒性藥物所引起的中毒反應,既可以是涉及肝實質細胞或其膽汁分泌功能的急性肝損害,也可以隱襲性發展的慢性肝損害,主要分為急性活動性肝炎型、肝細胞傷害型、急性肝內膽汁淤積型和混合型。大量文獻報道造成老年人DILI以中藥類占的比例最大[4,5],其次為乙酰氨基酚、抗生素、非甾體抗炎藥、胺碘酮和抗結核藥物,這與患者對中藥無毒的錯誤認識和平時濫用抗生素有關。

3 藥物性肝損害的臨床表現

老年性DILI的臨床表現很復雜,最常見的是類似急性黃疸型肝炎或膽汁淤積型肝炎的表現,常有發熱、乏力、食欲減退、肝腫大、黃疸和血清ALT、 AST等升高,輕者停藥后癥狀在短時間內消退,重者可致爆發性肝功能衰竭。

4 藥物性肝損害的診斷主要依據

發病的時間過程特點和臨床診斷標準并排除其他因素,其時間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可疑藥物的給藥到發病多數在1~12周。但既往已對該種藥物有暴露史或致敏的患者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發病(1~2天),一年以前服用的藥物基本排除是急性藥物性肝損傷的誘因。(2)藥物治療停止后肝功能異常和肝損傷消失,常常數周內可完全恢復。如停藥后臨床表現在幾天內消失而轉氨酶在一周內下降超過50%以上,則對診斷非常有意義。(3)偶爾再次給予該藥物可引起肝臟異常的復發。但不可故意重新給予可疑藥物,特別是對免疫致敏性肝炎,重新給一片藥物有時會引起暴發型肝炎。此外還需要根據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詳細詢問病史,排除其他引起肝損傷的病因,如有無肝膽疾病史、心功能不全、過量飲酒。肝活檢有助于早期了解肝損害程度和病變類型。

5 藥物性肝損害預防和治療

合理用藥是預防老年人DILI的最主要方法,根據老年人的藥物代謝特點,盡可能選用肝毒性相對較小的藥品,嚴格控制劑量,用藥應注意個體差異,用藥期間密切觀測肝功能,避免長時間使用抗生素。老年人發生DILI后首先應立即停藥,同時可通過洗胃、導瀉、活性炭吸附、滲透性利尿、血透等方法清除肝毒性藥物。維生素類、降酶藥物可使肝功能好轉;熊去氧膽酸、門冬氨酸可促進黃疸消退;靜脈滴注促肝細胞生長素或前列腺素E保護肝細胞;在有免疫高敏性證據患者中可考慮使用皮質激素;維持水、電解質、酸堿平衡、補充蛋白質等全身性支持治療也應及時跟上。

【參考文獻】

1 葉維法.臨床肝膽病學.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718-729.

2 吳孟超,李夢東.實用肝病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302-303.

3 何健,劉利艷.藥源性肝炎臨床研究進展.醫學信息,2011,(1):350.

物性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 《武俠》 弗洛伊德 武俠 自我 本我 超我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2.022

近期，由陳可辛導演的《武俠》以其獨特的面貌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并成為第64屆戛納電影節唯一入圍華語影片。本片在宣傳中打出了“微觀武俠”、“科技武俠”、“醫學武俠”這三大招牌。我想，本片還可以加上一大招牌，那便是“心理武俠”。本文試圖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來對影片中兩位主人公唐龍和徐百九的人格結構和行為動機做一分析。

一、唐龍：叛逆的自我

根據影片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把唐龍的人格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唐龍出世到他離開七十二地煞的約二十年時間。這段時期，唐龍的本我占據著主要地位，而超我處于壓抑狀態。唐龍自幼被教主收養，由于七十二地煞特殊的歷史，在教主及十三娘等的調教下，唐龍成長為一個不分善惡好壞、不懂道德禮教為何物的殺人機器。因而唐龍的成長過程中一直缺少社會道德的教化，以至于他的超我一直得不到良好的發展，而本我卻異常強大。本我如果控制不好，便會顯示出沖動性，所以此時的唐龍可以為了一時之快，而沖動地做出一些令人意外的事。

弗洛伊德指出，本我是與生俱來的潛意識的部分，不受任何理性和邏輯準則的約束而存在。因此，這個階段的唐龍只是一味追求欲望的滿足，而無視社會價值和人倫道德。直到他在殺害張屠夫一家過程中，那個看著他哭的小孩喚醒了他人格中的超我部分，他才發現原來他爹是錯的，知道“人不是畜生”，人是有感情的。弗洛伊德說，超我用良心來監督行為過程，從而指導自我限制本我，使之符合社會規范和要求，是人格的理想部分。因此，唐龍人格中的超我被喚醒并逐漸加強，超我根據社會道德規范要求自我必須要有良心、所做之事必須符合道德要求，而其人格中的本我則要求自我去按照教主的要求去做事去殺人去滿足原始積累的復仇愿望，自我無法協調二者的斗爭，于是唐龍的自我出現了第一次分裂，這直接導致了他做出離開七十二地煞的決定。

第二階段，生活在劉家村的十年。唐龍說：“如果想要抹掉過去，唯有離開家鄉。我要做劉金喜！”這句話中便體現出了他的行為目標。這十年的唐龍是一個開心的個體，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處于和諧狀態的個體。所以，影片一開始展現的是一幅和諧畫面，美麗的田園風光里劉金喜（唐龍）平淡而幸福的日常生活。通過十年的磨礪，唐龍努力塑造出一個符合社會規范的形象，是一個好村民，好丈夫，好父親。這個形象以劉金喜的身份出現，實際上是唐龍所努力塑造的超我，是一個道德化的自我。而這一切，要歸功于劉家村淳樸的民風和良好的社會道德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美好的情感聯系。影片中有不少鏡頭是展現這種民族風俗和淳樸民風的。比如在徐百九砍傷劉金喜之后，全村男女老少唱歌罵徐百九。這說明，劉金喜在這里生活的十年，在超我的約束和指導下，自我已經深入人心。

第三階段，從殺死閻東生到殺死教主。這段時期是唐龍人格斗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如果不是閻東生的出現，那么唐龍人格中的這種和諧便不會被破壞，他仍然可以快快樂樂的生活，做他的劉金喜。可是閻東生的死引來了“螞蝗”一般的徐百九。固執的徐百九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各種方式試探他，并一心想要抓他歸案。這段時期，唐龍的自我仍然很好的化解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比如，在劉金喜帶徐百九抄近道去縣城的路上，本是一個絕佳的除掉徐百九的機會。我們有理由懷疑劉金喜帶徐百九走這條路有某種想殺他的沖動存在：他的本我欲殺之而后快，而超我則要求自我的行為要合乎道德。然而，最終劉金喜相信了徐百九的謊言――因為徐百九說他會銷案。

在劉家村給族譜上劉金喜名字時候，七十二地煞的人殺到了劉家村。放火，殺人……這徹底激發了唐龍人格中的“本我”的沖動。這時候的本我尋求的是一種“剖肝見膽的血性，一種放蕩不羈、快意恩仇的風范”[1]，而這種血性和風范真正體現了“本我”的自由釋放――筆者認為，這便是導演所要表達的“武俠”之“俠”！此后唐龍的自我一直處于本我和超我的強烈斗爭之中，到唐龍假死醒來時，其本我和超我的斗爭到達極限――自我為了協調本我和超我的平衡，在現實的重壓之下――為了徹底脫離七十二地煞，唐龍揮刀自斷了一條手臂。然而，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其與七十二地煞的斗爭仍在繼續，直到教主的死去。影片的最后給了個與開頭相呼應的鏡頭，只不過這時候的劉金喜少了一條手臂，但是臉上卻多了愉快輕松的笑容。唐龍的人格又重歸于和諧，他找到了久違的自我――一個處于和諧狀態中的自我即完美的真我，而這個真我的回歸是通過自我與他的三位主人――本我、現實與超我的斗爭換來的。

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處境艱難，因為自我既要駕馭桀驁不順的本我，同時又要嚴厲服從超我，努力調節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之間的沖突。唐龍的自我便是處于這三者激烈斗爭中，當自我無法協調好這三者關系時，便會導致自我產生深深的焦慮感，而主體同時又有一種自我防御機制，主體會對通過壓抑的方式來規避。但是在這種防御機制失效時，主體便會陷入更深的焦慮之中甚至產生精神疾病。所以，筆者認為唐龍的自我是叛逆的，他的自我在壓抑本我的沖動下所采取的行為方式便是離開以及反抗。本我時不時的沖動，超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指導以及現實的殘酷，使得他的自我處于巨大的壓力之下，到最后，唐龍自斷手臂，其實是自我無法協調三者的平衡而做出的無奈之舉。

二、徐百九：瘋狂的超我

影片中的徐百九，是給人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因為他處處顯得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操著一口川話，在一個不知道法為何物的劉家村他卻處處堅持“法理”。因為他的“鐵面無私”和頑固，他的岳父因此自殺，最后他自己也因此而丟掉性命。徐百九的這種近乎頑固的堅持，與其過于強大的超我有關。

弗洛伊德認為，超我是由于個體在生活中，接受社會文化道德規范的教養而逐漸形成的，他處于人格的最高層，是道德化了的自我。超我規定著道德的標準，它的主要功能是按照至善原則指導自我，限制本我，以便達到理想自我的實現。然而，這是處于和諧狀態下的超我所發揮出的功能。如果一個人的人格中的“超我”部分過于強大甚至達到瘋狂地步，那么勢必會嚴厲控制其自我按照超我的價值觀行事甚至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最終自我無法協調超我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必將導致自我出現自殘或自殺行為。

影片中大部分情節都是圍繞徐百九抓捕劉金喜進行。至于徐百九為何非要抓捕劉金喜，用徐百九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法”，為了“抓他回去受審”。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就是為了滿足超我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或許影片中導演也在和觀眾一起探討法理和人情的問題，但是在徐百九的身上，體現的便是其人格的扭曲。徐百九過于強大的超我使得其自我常常做出一些比較令人費解的事情，最具代表性的是拿刀砍傷劉金喜的那次。當時他看到劉金喜身上居然不招蒼蠅，認為他的氣場比一般人強，于是他的超我又跳出來，對自我說：試一下，保證砍不進去。此時徐百九的自我失去了控制，沖動戰勝了理性。

徐百九以為法不應該凌駕于人情。所以那次他抓了一個少年，這個少年偷了其養父養母的錢，出于同情心，徐百九放了他，誰知道這孩子竟然在飯菜中下毒，結果毒死了養父養母，而徐百九也身中劇毒。于是他給自己放兩針，一針放膻中穴，壓抑他對人的同情心，一針放天突穴，控制劇毒。他醫治自己的身體，同時醫治自己性格上的弱點。從此另一個他就出現在他身邊，這個他可以說就是他的“超我”。超我說：人性是不可靠的，只有法，只有物質，才不會騙人。從這段情節可以看出兩點，其一便是徐百九的本性還是很富有同情心的，然而這被其當成了自己的人格弱點；其二便是從此時開始徐百九的人格發展出現轉折，如果說以前他的人格中的超我尚未占主導地位的話，那么這時他的超我已經沖破了理性的藩籬了。

“如果一個人的超我過于強大、追求完美，則會過分壓抑自己自然的、本能的需要和沖動，容易產生抑郁的情緒，發展出一些特殊的強迫癥狀。”[2]徐百九自己也說過他是受他的膻中穴出賣，膻中穴主管人的同情心，他的膻中穴天生活躍，使他易生愛心。因此這也不難解釋徐百九在超我的頑固不化的堅持下做出的瘋狂舉動，最后又幫助一個他一心想抓捕歸案的劉金喜。最終，自我的毀滅便是他的超我一味追求瘋狂的犧牲品。

三、結語

對于“自我”的角色，弗洛伊德這樣論述：“有一句格言告訴我們，一仆不能同時服侍兩個主人，然而可憐的自我卻處境更壞，它服侍著三個嚴厲的主人，而且要使它們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協調。這些要求總是背道而馳并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難怪自我經常不能完成任務。它的三位專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3]弗洛伊德認為，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樂，自我的目的在于迫求現實，超我的目的則在于追求完美。在通常情況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處于協調和平衡狀態的，從而保證了人格的正常發展。對于影片中的唐龍和徐百九，他們的自我總是處于本我、超我和現實三方面的“統治”之下，當本我或超我過于強大時，自我便無法擔當好協調本我、超我的矛盾之角色，致使主體人格發展出現不平衡，從而出現人格扭曲，嚴重的甚至出現神經癥。只有當三者處于平衡狀態時，人格才是和諧的。

注釋

[1] 李新良.集體無意識的影像代償―――透過《黃飛鴻》系列片看香港人的文化心態變遷[J].山東藝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36.

[2] 殷霞. 怎樣做到人格的協調與健康――從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談起[J].法制與社會.2010年12月（中）.224.

[3] 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引論新講[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86.

參考文獻

【1】[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講[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2】[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陸揚著，王岳川主編.精神分析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4】殷霞. 怎樣做到人格的協調與健康――從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談起[J].法制與社會.2010年12月（中）.

【5】李新良.集體無意識的影像代償――透過《黃飛鴻》系列片看香港人的文化心態變遷[J].山東藝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物性論范文第4篇

植物葉片是維持陸地生態系統機能的最基本要素，一方面葉片是植物光合作用和物質生產的主要器官，是生態系統中初級生產者的能量轉換器。另一方面植物葉片是植物與大氣環境水氣交換的主要器官，是大氣－植物系統能量交換的基本單元。植物響應環境的變化而形成的內在生理及外在形態方面的適應對策稱為植物性狀，其中關于葉片的性狀稱之為植物葉性狀，這類植物葉性狀與植物的生長對策及植物利用資源的能力緊密聯系，具有易于測定的特點，可同時對大量的植物種類進行比較研究［1－3］。葉性狀能夠反映植物適應環境變化所形成的生存對策［4－7］，是植物基本行為和功能的具體體現，它們共同體現了植物為了獲得最大化碳收獲所采取的生存適應策略［8－9］，具有重要的生態學和生物進化意義［10－12］。尺度問題對于研究葉性狀的分異規律及葉性狀與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不同研究尺度，葉性狀因子之間的相關性存在一定的差異［13－14］。舉例來說，沿降雨和養分梯度，物種的葉面積和比葉面積（Specialleafarea，SLA）存在極顯著相關性［1，15］。然而，在群落內部，尤其是當取樣僅限于草本植物和喬木物種時，葉面積和SLA只存在較弱的相關性，甚至會出現負相關［16－17］。植物性狀間的相關性在不同分辨率尺度上是具有區別的［13］，且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環境因子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要根據具體的研究目的、研究尺度來選擇合適的葉性狀。最近20a，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研究的加深，植物性狀相關的新測度方法不斷涌現，應用葉性狀因子研究植物對環境的適應機理是生理生態學領域近年研究中新的突破點［18］。生態學家將葉性狀因子應用到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功能影響的定量分析、模擬和評價及其他科研問題中［19］，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基于尺度研究植物功能性狀與環境的關系及其與生態系統的關系，環境如何影響植物的功能性狀，植物如何響應環境的改變［3］，從而達到環境與植物之間的和諧。

1植物主要葉性狀及其生態功能

葉性狀是植物的重要特性之一，屬植物功能性狀的二級性狀［20］，直接影響到植物的基本行為和功能，能夠反映植物適應環境變化所形成的生存對策［6］。近年來，對植物葉性狀的研究較多，研究所采用的葉性狀因子指標也較多。綜合歸納目前研究較多的葉性狀因子，概括為兩大類，分別為結構型性狀和功能型性狀。結構型性狀是指植物葉片的生物化學結構特征，在特定環境下保持相對穩定，主要包括葉壽命（leaflife－span，LLS）、SLA、葉干物質含量（leafdrymattercontent，LDMC）和葉氮含量（Leafnitrogencontent，LNC）、葉磷含量（Leafphosphoruscontent，LPC）、葉氮磷比（Leafnitro－gen／phosphorusratio，N／P）、葉片碳含量（LeafCarboncontent，LCC），葉碳氮比（LeafCarbon／ni－trogenratio，C／N），單位面積葉質量（Leafmassperarea，LMA），葉厚度（leafthickness，TH）等。功能型性狀則體現了葉片的生長代謝指標，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程度相對較大，主要包括光合速率、呼吸速率、氣孔導度等。植物的這些葉性狀共同體現了植物為了獲得最大化碳收獲所采取的生存適應策略［9，21］。其中SLA、LDMC、LNC和LPC由于易于測定，被廣泛應用于不同尺度葉性狀研究中。例如，LNC、LPC、N／P常用來評估植被組成，群落水平植被的生態功能及養分制約的指標；N／P小于14一般指示植物受氮素制約，大于16指示受磷制約［22］；在大尺度研究中，常用的指標有SLA和LNC等。

1．1結構型葉性狀指示的生態功能

1．1．1LLSLLS是一個反映植物行為和功能的綜合性指標，并被認為是植物在長期適應過程中為獲得最大光合生產以及維持高效養分利用所形成的適應策略，綜合反映了植物對各種脅迫因子（光、溫、水、營養、大氣污染、草食動物的攝食等）的生態適應性［5，10，23］。

1．1．2SLA：等于葉片面積／葉片干重SLA與潛在相對生長速率及單位質量光合速率正相關，是反映植物碳收獲策略的關鍵葉性狀之一［24］，通常與LLS呈負相關，與單位重量的葉氮含量LNCmass呈正相關關系，即具有較高SLA的植物種類，平均LLS較低，但其葉片的光捕獲面積、單位重量LNC卻較高，并由此導致較高的凈光合速率［23，25］。1．1．3LDMC：等于葉片干重／葉片飽和鮮重LDMC與潛在相對生長速率負相關，與LLS正相關，與葉厚度也具顯著相關性［26］，被認為是資源獲取軸上比較穩定的預測指標［27］。1．1．4LNCLNC指的是包括核酮糖－1，5－二磷酸羧化酶（Rubisco）在內的所有光合器官所含蛋白質中的氮含量，包括單位質量葉氮含量（Leafnitrogencon－tentpermass，LNCmass）和單位面積葉氮含量（Leafnitrogencontentperarea，LNCarea），LNC與單位質量光合速率具顯著相關性。葉磷含量［28－29］一般指葉片內核酸、脂肪膜、生物能量分子如ATP等組織中存在的磷含量，受環境中土壤礦物質元素的影響，多數由植物從大氣中獲取［30］。N／P指的是葉片氮含量與磷含量的比值，可用于評估群落水平植被的生態功能及養分制約。1．1．5δ13C和δ15Nδ13C和δ15N反映的是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植物具有較高的δ13C值，說明其具有較高的水分利用效率［31－33］。

1．2功能型葉性狀指示的生態功能

最大光合速率（Amax），指在光飽合、土壤養分和CO2含量等環境因子適宜的情況下測定的植物光合速率，受氣孔導度和葉片內CO2濃度影響［11］。可反映植物的碳收獲策略。

2不同研究尺度葉性狀的研究

國內外有關植物葉片性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過對大量植物的比較研究，探討葉性狀的生態功能，揭示葉性狀的分異規律、不同葉性狀之間及葉性狀與環境因子的相關關系，研究的尺度可分為個體尺度、功能群尺度、群落尺度及區域和全球尺度。

2．1個體尺度

在個體尺度研究中，比較常用的葉性狀指標有SLA、LDMC、Amax、LNC和LPC等，Philip對10種地中海植物的9種葉性狀（包括SLA、LDMC、葉面積、干重、鮮重、厚度、葉密度、葉體積和LNC）進行篩選比較，得出SLA與LDMC是最優的兩個指標，兩者可以解釋90％以上植物葉性狀隨取環境不同而發生的變異，可以用來定量化研究葉性狀與生態系統功能之間的關系，而且與較難測定的Amax一樣，可應用于更大尺度上的研究［34］。為了尋找葉性狀的分異規律及其與各種環境因子之間關系，個體尺度葉性狀的研究著重于定量化研究單個或多個植物種葉性狀對不同環境因子的響應［35］。目前關于植物個體葉性狀對環境因子的響應研究較多，環境因子主要包括溫度、土壤養分、土壤水分、光照等非生物環境因子，也包括人類活動等生物環境因子。例如，溫度低的小麥葉片比溫度高的小麥葉片具有更高的葉綠素含量和凈光合速率，而且溫度低的小麥具有結構更復雜的冠層［31］。養分的添加可以增加土壤硝態氮的積累，提高土壤中植物可利用氮素［36］，隨養分的增加兩種草原優勢植物羊草（Leymuschinensis）與大針茅（Stipagrandis）的LNC顯著增加，C／N呈減小趨勢［37］。干旱環境中植物的SLA和葉片面積較低，而相應的LDMC、LNC和Amax較高，這些特征被解釋為植物為了適應干旱生境的保水對策，具體表現為植物水分利用率和氮素利用率之間的權衡［38］。地形對葉性狀的影響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包括海拔、坡度、坡向等的變化引起的光照、溫度、養分和水分的梯度變化。在北京東靈山地區遼東櫟海拔分布范圍（1000～1800m）內，葉性狀的變化規律具體表現為：遼東櫟氣孔密度、氣孔長度和葉面積隨海拔的升高呈現曲線變化形式，葉綠素含量和單位干重葉氮、磷和鉀含量沿海拔梯度呈上升趨勢，同時葉綠素含量和LNC有較弱的正相關［39］。人類活動是比較特殊的環境因子，具有主動性和選擇性。可直接影響植物性狀，也能通過改變土地利用方式來改變植物的生境條件從而影響植物性狀，如人類的放牧活動引起植物的SLA、LDMC、葉面積、葉重量等發生改變，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植物群落結構、土壤種子庫等發生改變［39－40］，只有具有適應性狀的物種才能存活，且存活的植物其SLA呈增加趨勢，LDMC呈減小趨勢，以適應逐漸惡化的環境［41－42］。土地利用對植物生長和繁殖的影響顯著，如開墾草原，耕作等導致土壤養分、水分、土壤團聚體等環境因子發生改變，引起植物葉性狀的改變以適應新的生境條件［43］。對黃土高原不同退耕年限坡地植物SLA與養分含量的關系的研究表明，立地和物種水平植物SLA存在顯著差異，SLA變化范圍各不相同，植物LCC、LNC和LPC以及C／N、N／P和C／P在不同退耕年限坡地間不具有一致的變化，這表明不同植物種的葉性因子隨生境的改變其變化較為復雜［43］。目前在個體尺度，針對個體對各種環境因子響應的研究較多，然而并沒有建立機理性的模型解釋葉性狀對各環境因子的響應，只有少數半經驗模型，缺少定量化模型。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半經驗模型有Evans－Poorter的模型，該模型可以解釋SLA在干旱環境下的變異趨勢［44－45］：干物質比決定單位面積氮含量，植物通過協調其SLA和單位干重氮含量的關系來平衡葉片單位質量有機氮的含量以達到最大化其凈光合速率的目的。為達到這一點，植物必須同時調整其TH和LDMC，而二者又都能決定SLA和單位干重氮含量，植物這類形態學上的特性和單位干重氮含量本質上的變異無關，但與Amax有關。

2．2功能群尺度

植物功能群（Functionalgroup）實際上等同于植物功能型（Functionaltype），它是對某一特征因子有相似響應或具有某些相似性狀的物種集合，劃分的性狀一般是個體生態學性狀，不一定是分類學性狀［46］。相同功能群植物的葉性狀對某類環境因子的響應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利用功能群這一概念有利于定義植被屬性和揭示植被對環境因子的響應，有利于不同研究尺度上更復雜定量模型的實現［3］。雖然植物功能群的劃分方法較多（表1），然而當前的研究在劃分功能群時，大多是選擇定性的指標，較少依據定量的形狀進行劃分，這是目前研究的不足之處。功能群尺度葉性狀的主要研究內容可簡單的概括為指一組（幾個或者較多）物種葉性狀之間的比較。由于功能群是幾個物種個體的組合，因此，個體尺度葉性狀研究中常用的指標也被高頻率的沿用，如LNC、SLA、LDMC與Amax等。在功能群內部，植物性狀存在很寬的變異范圍，而在不同功能群之間葉性狀經常也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在被子植物中，植物LNC由低到高，大致順序為：木質化灌木＜單子葉草本植物＜雙子葉草本植物＜木質化藤本植物，這些差異可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不同功能群之間特定的植物性狀的分異表明，對特定功能群而言存在選擇壓力（如低氮），但在功能群內部，植物性狀的選擇壓力較弱［3］。以生活型把植物分為雜草類和喬木植物，雜草類植物LNC和LPC高于喬木，落葉植物LNC和LPC高于常綠植物［47］。對明尼蘇達州34種草本植物的養分添加實驗表明，禾本科植物、C3和C4植物這3類不同功能群植物的Amax對養分添加的響應具有顯著差異［3］。Reich等［2］把其研究的物種分為針葉、闊葉、禾本科和灌木植物等4類功能群，結果發現，不同功能群之間的平均SLA、LNC與Amax之間的關系具有差異，禾本科植物具有最高的SLA和Amax，常綠植物最低。Kikuzawa等［21］在綜合考慮了葉的建成消耗和其他器官的呼吸消耗后，完善了其建立的單葉模型，按生活型把植物分為不同的功能群植物，得出LLS的排序結果如下：水生植物的浮葉＜一年生草本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落葉植物＜常綠植物。原因是葉壽命與植物的根、莖等非光合器官的維持消耗密切相關，就這部分消耗而言，水生浮葉植物非常小（幾乎沒有支撐結構）；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冬天全部死亡，所以冬天的維持消耗為零；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冬天僅地下部分能存活，其維持消耗顯然大于一年生草本植物；落葉樹種的根、莖器官在冬天需消耗大量有機物質，而常綠樹種則除了這部分消耗，還要維持葉子的呼吸消耗，所以必須具備長的葉壽命來彌補這些消耗。

2．3群落尺度

在群落尺度，植物葉性狀與群落的物種組成、生態功能及生長狀況聯系緊密，因此，該尺度的研究重點是用葉性狀指示群落的生態功能等。例如，植被生態學家常用LNC、LPC、N／P比值來評估植被組成，群落水平植被的生態功能及養分制約的指標；當植被的葉氮磷比小于14，一般指示植物受氮素制約，大于16指示受磷制約［22］。在群落尺度上，SLA與物種豐富度顯著相關，可以預測群落物種組成的變化，而LDMC則與生態系統演替過程中物種組成變化聯系緊密［48－49］。葉性狀作為個體表性可塑性的指示值得到了廣泛的認同［50］，然而在植物種相互作用及相互作用引起的植物群落構建（Communityassembly）的變化過程中，植物性狀的生態功能仍不清楚［51］。葉性狀可反映不同植物的適應對策，可用來指示物種組成的變化和演替進程的改變，然而目前葉性狀與群落物種組成與演替的相關性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長時間尺度上，群落發生演替，植物葉性狀隨之發生變化，在演替早期生境中占據優勢的物種其植物種具有較低LLS，較高的SLA和LPC，對光及土壤養分的利用效率較低，養分循環速度較快［52－53］，這些性狀有利于植物種適應演替早期較貧瘠的環境（中國沙漠）。在演替過程中，先鋒種對群落結構的更新和演替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先鋒種比演替中后期的植物物種在生理特征和葉性狀特征上具有優勢［54－55］，更能適應演替早期的環境，因此，能占據演替早期生態位。一般認為先鋒物種比非先鋒物種具有更低的LMA和LNC［56］。在熱帶山地雨林生態系統中，先鋒樹種的單位干重的Amax和單位干重暗呼吸速率顯著大于非先鋒樹種［57］。演替后期生境條件有所改善，土壤養分、土壤水分含量提高，群落結構更加穩定。由于植物葉性狀與植物的最適生境有關［58］，因此，生境條件的改變必然會引起植物葉性狀的改變。在演替的后期或優越環境條件下較強保持體內養分型的植物種占據優勢生態位［53］。具有較低SLA、較高LDMC及葉片C／N比的植物將會是演替后期的優勢種，在長時間尺度上，群落中優勢種的SLA和土壤C／N含量成正相關關系，而非優勢種成負相關［59］，如在法國南部地區，演替后期的植物具有較高的養分保持能力和較長的LLS［53］。在演替的后期植物種的生活型以多年生草本或喬木為主，這類植物具有較長的LLS和較高的葉建成消耗［60］。外來物種的入侵也能導致群落結構發生改變，從而影響演替進程。在群落水平上，外來物種能成功的入侵新的生境，并在群落中占據較有利的生態位，與其具有迅速獲取資源的適應對策有關，葉性狀可以指示這一適應對策［61］，外來物種通常具有較大的SLA、較高的單位質量LNC和較短的LLS等性狀［62］。對悉尼地區外來物種的葉性狀進行了群落水平的比較研究，得出處于擾動生境中的外來物種其SLA、LNC、LPC和N／P顯著高于原生生境中的鄉土物種［14］。不同植物群落之間的葉性狀均值也不盡相同，表示不同的植物群落其指示的生態功能也具有差異。例如，常綠植物群落的SLA明顯低于落葉植物群落，加利福尼亞海灣地中海氣候區內的22種常綠闊葉灌叢物種在群落水平此種差異趨勢顯著［1］。對歐洲中部次生草地不同植物群落的葉性狀研究表明，隨著群落物種豐富度的增加，SLA呈減小的趨勢，單位面積LNC呈下降趨勢［50］。

2．4區域與全球尺度

區域和全球尺度葉性狀的研究重點是定量化研究植物關鍵葉性狀沿氣候梯度變化的規律和機理［62］。比較常用的指標是LNC、SLA、LPC，原因之一是由于上述指標簡單易測，易于在大尺度、多物種水平上進行研究。長期試驗發現，上述葉性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區域的養分、水分分布格局［62－63］。植物功能性狀在不同的氣候帶、不同的景觀內和不同的樣點類型間有差異，與植物對環境的適應對策及植物自身的適應對策有關［7］。在區域尺度上，氣溫、降雨和土壤養分等存在區域分布差異，那么在區域尺度上，植物葉性狀是否存在一定的生物地理格局？Reich等［64］在全球年均溫為5～10℃的區域內，依據生物地理和氣候梯度，分析了植物的LNC，提出幾個關于葉性狀分異規律的假說，其中包括溫度－植物生理假說（temperature－plantphysio－logicalhypothesis）和生物地球化學假說（biogeo－chemicalhypothesis）。溫度－植物生理假說指的是LNC隨溫度的升高而下降，因為溫度越低，葉片的生理活性和酶活性減弱，使得葉片內的LNC較高。與此相反，生物地球化學假說指的是低的年均溫通過降低有機物的分解和礦化速率來降低氮素的可利用性，而且低溫條件下，植物根吸收效率下降導致LNC降低。Han等［65］依據中國753種植物種的葉氮磷含量進行綜合分析表明，植物LNC和LPC隨海拔的升高而增加，N／P與海拔無顯著相關性，中國植被的N／P較全球平均值高，但中國各個植被功能群之間的氮、磷含量及N／P與全球水平較一致，這些性狀在中國植被中存在一定的生物地理格局。與之相對應的是，He等［66－67］在分析了中國北方草地199個樣點213種植物的葉氮磷后指出，雖然中國植被的N／P高于全球平均值，然而生物地球化學假說不適用于年均溫很低的區域，指出在中國北方草原區葉氮磷含量并沒有形成生物地理格局，LNC在中國北方草地并沒有隨溫度形成明顯的地理格局，氣候與植物的LPC和N／P相關性很小，而取樣點之間和樣地內植物之間的葉性狀差異顯著。

植物各葉性狀因子之間相互關聯，不同植物區系間可能存在相似的性狀格局。大尺度上，葉性狀的分異規律及其與環境因子的相關關系已被廣泛研究，成為解釋生態系統功能的關鍵指標［8］。Wright等［11］基于全球175個樣點（涉及從極地凍原到熱帶雨林，從草地到荒漠）的各類植被類型的2548種植物的葉性狀分析，首次在全球尺度上闡述了這些關鍵葉性因子間的普遍相關規律以及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是對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個階段性總結。各葉性狀因子之間存在相關性，揭示了各個性狀之間存在內在的聯系以及葉性狀因子在不同環境壓力下趨同進化的特征。研究表明，LNCmass與Amax存在密切正相關，而SLA與植物生產單位葉面積的物質成本呈負相關，二者又隨LLS的增加而降低，這種相互關系幾乎在所有植物種群和群落中都普遍存在，是進一步理解生態系統行為特征的基礎［68－69］。定量化研究不同物種、不同生境相同物種的葉性狀因子之間的相關性，有助于找出氣候、土壤養分等環境因子對葉性狀的影響［61］。目前，已經在全球尺度上初步定量化闡明了6種關鍵葉性因子（SLA、LDMC、LNC、LPC、LLS等）之間存在的普遍相關規律［70］，在區域尺度上，植物葉性狀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證實了全球尺度的研究結果。對澳大利亞258種不同生境中的建群種喬木的葉性狀分析顯示，SLA、Amax、暗呼吸速率、LNC和LPC之間存在相互的正相關性；而LLS與以上幾種葉性狀因子成顯著負相關，且與單位面積葉質量成正相關［11］。

3研究展望

3．1中國的葉性狀研究

國內對植物葉性狀的研究開始的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59年侯學煜先生撰寫的《中國150種植物化學成分及其分析方法》［71］。雖然，植物葉性狀的研究在早期生態學各領域的研究中均有所涉及，然而明確系統地提出植物葉性狀（plantleaftraits）的研究卻是在最近十年［72］。目前，中國的植物葉性狀研究尚屬剛剛起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在青藏高原，Luo等［73］從區域尺度上解釋了植物葉性狀對海拔的響應，隨海拔高度增加，冠層平均葉壽命、基于面積的葉氮含量、葉面積指數、葉氮庫都相應增加，而冠層平均比葉面積、基于質量的葉氮含量都下降。驅動因子主要是溫度和降水，土壤有機碳和總氮含量也有重要作用。在科爾沁沙地，李玉霖等［37］調查了不同類型沙丘生境中分布的20種物種，得出SLA和LDMC在不同物種間差異顯著。對草原區建群物種羊草進行養分添加實驗［74］，結果表明，羊草通過提高SLA、單位質量葉片的葉綠素含量和含氮量，使單位面積葉片含氮量和葉綠素含量均呈線性提高。Han等［65］在綜合分析中國753種植物種的葉氮磷含量，指出中國植物葉氮磷含量分布存在一定的生物地理格局。然而，中國在中尺度（群落尺度）、大尺度（區域和全球尺度）的研究還較欠缺，只在中國東北樣帶草原植物性狀與降雨梯度的相關性，葉氮含量的地理格局以及青藏高原植物葉性狀生態功能的研究方面開展了一些嘗試性的工作［51，66－67］。然而由于中國有著特殊的氣候、植被條件，又有著長期的人為干擾和土地利用歷史，使得中國的植物葉性狀研究有別于其他國家。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加強大尺度上植物葉性狀對環境因子響應的定量化研究。嘗試建立一些區域性的模型，有助于從機理上解釋植物葉性狀隨環境變化的分異規律。

3．2存在問題與展望

盡管目前葉性狀的研究很多，針對植物葉性狀的分異規律及其與環境因子之間的相關關系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11，71］，但仍有很多問題未能闡釋清楚：

（1）生態學家強調植物對生境的梯度變化具有不同的、復雜的適應對策。具體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哪類環境因子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葉性狀的變異？目前的研究大多只是驗證一些假設，沒有從機理上闡述清楚［3］。Ackerly等［74］提出通過分子標記法，對變異的性狀進行標記，找出與特定植物性狀變異相關的候補基因，一旦確定了此類基因，將會給植物性狀的研究帶來突破性的進展。

（2）自然環境是復雜多變的，某個環境因子對植物的影響往往和其他環境因子耦合在一起，存在交互作用，且大多數物種都具有影響生態系統的獨特性狀組合，單一性狀或者單一功能群無法代替這些性狀組合的作用，也不能預測不同物種表現出來的多種功能［75］。因此，需要加強針對某幾個環境因子及環境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開展的控制試驗，以定量化研究葉性狀與多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

（3）以前的研究對單個植物種葉性狀因子之間的相關性比較關注，然而不同尺度葉性狀間的相關性亦有差異。所有大尺度的植物性狀的研究均是基于群落尺度的。舉例來說，SLA全球尺度的變化有大于35％的部分是基于研究樣點的數據，研究樣點之間植物葉性狀的比較可以反映出植物受大尺度氣候條件的影響［11］。由于葉性狀相關性是基于研究的尺度，因此，尺度的推繹就顯得尤為重要，且要根據具體的研究目的、研究尺度來選擇合適的葉性狀。

物性論范文第5篇

真正的美的舞蹈不僅應該具有內容美，同時也應該具備形式美，這樣才能做到內在和外在的統一以及動作與主旨的協調。而舞蹈作為一門形式感很強的視覺藝術，其所具備的形式美不僅能夠影響到舞蹈內容美的表達，而且還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這是其他要素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在進行舞蹈編創的過程中，編者要十分注重形式美的表現，要從舞者的人體美、舞蹈動作美以及舞蹈造型美這三個方面進行考慮。首先，人體美。人體美是保持舞蹈形式美的硬性條件，是舞者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其包括自然美與社會美兩方面的美。自然美包括舞者和諧的體態體形、健康均勻的膚色以及姣好的面容等。社會美包括舞者自身所具備的的創造力以及對于舞蹈的表現力。可以說，人體美是舞蹈美最基本的載體，因為無論什么樣的舞蹈首先映入群眾視線的就是舞蹈演員健美勻稱的身體，再美好的舞蹈如果沒有合適的舞蹈演員也是徒勞的。其次，舞蹈動作的美。舞蹈動作是指被社會大眾所認可的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的肢體動作以及造型，其比較注重自身的節奏性。通俗來講，舞蹈動作的美就是指舞蹈中所有的人體動作形態都要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有節奏的表現，包括動作的力度、動作的速度以及動作幅度的大小等。這些有節奏的舞蹈動作有利于舞者思想情感的抒發，也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刻畫，如孫穎編導的古典舞《踏歌》就表現出了強烈的節奏性。該舞蹈中的主要動作為“踏足”，其以收頜、擴肩、擺臂、擰腰、扭胯、松膝作為主要動作，以肩的前后聳動帶動身體其他部位的運動為基本動律，這種動律帶有強烈的節奏性，將舞蹈動作所蘊含的熱情高漲的情緒表現了出來。再次，舞蹈造型的美。舞蹈的造型是指相對靜止的肢體動作造型以及舞蹈的隊形或是結構，其有利于烘托情景氛圍以及豐富故事情節，能夠起到深化舞蹈主題的作用。一般而言，舞蹈動作中某一瞬間的造型停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舞蹈動作的轉瞬即逝，受眾則可以借助靜的畫面造型來加強自身對該舞蹈的印象，這也能夠強化舞蹈的形式美和整體審美效果。例如，傣族舞蹈《水》中的“三道彎”造型就是一種充滿美的靜止的舞蹈造型，舞者的頭和胸、腰和臀、胯和腿之間以一種逆反的方向呈現出一種S型的姿態，其曼妙靈動的身姿將傣族舞蹈的特色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從側面表現出了傣族人民的樸實、大方。

二、音樂美

舞蹈的發展必然離不開音樂的相伴，舞蹈和音樂兩者是天生的伴侶，二者不可分割。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音樂是舞蹈的聲音所在，而舞蹈則是音樂的具體表現形式，一個有形無聲，一個有聲無形，兩者的結合乃是渾然天成。由此可見，舞蹈藝術美的呈現自然也是離不開音樂美的配合的。舞蹈中的音樂可以用來描繪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能夠幫助舞蹈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任務，還能夠對舞蹈所需要的環境進行渲染和烘托。此外，音樂還可以組織幫助舞蹈動作，能夠使舞蹈動作緊跟節奏節拍，從而確保所有的動作有條不紊。我國著名的舞蹈理論家葉純之曾經提及過“音樂所帶來的美深化了舞蹈的內涵，是舞蹈美的一種解說、一種輔助，當兩者同步發展時，音樂和舞姿的結合能夠共同喚起舞者的情感。另一方面，從受眾角度來講，音樂的出現使觀眾不再僅僅停留在視覺審美上面，還可以借助聽覺對舞蹈進行想象，這也會使舞蹈的編創過程變得更為自由”。而在具體的編創過程中，編導首先要對舞蹈的主體結構進行創作，然后再依據舞蹈配置音樂，同時要特別注意以下兩點：一是要根據舞蹈的題材和內容來確定音樂主題。所確定的音樂要具有舞蹈的特性，要精煉而又概括集中，既要能夠配合舞蹈的情節開展，又要能夠保持自己鮮明的獨特性。二是要重視舞臺劇中音樂的結構。雖然舞蹈中音樂美的呈現并不需要太過于嚴謹的結構形式，但是也要根據舞劇情節的需要對音樂作大致結構上的處理，這樣才能夠將音樂中有價值的美的東西充分發揮出來。例如，福金編導的《天鵝之死》中的音樂就具有極為強烈的美感特征。福金根據舞蹈情節和動作節奏的需要對音樂進行了編創，并以期能夠從音樂中找尋到舞蹈情感變化的依托。在一開始，為了表現出天鵝恬靜優美的形象造型，福金選用的音樂是平靜的大調；而到了中段為了表現出天鵝對生的渴望和對世間萬物的留戀，福金將音樂轉入小調，從而進一步表達出了天鵝激動的情緒；當最后天鵝在平靜安詳的氣氛中死去的時候，音樂也因此而又重新回歸到了寧靜的大調。

三、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