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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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觀范文第1篇
社會文化觀是20世紀30年代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Vygotsky)提出的,作為前蘇聯著名的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研究具有兩大特點：第一，研究人的心理問題立足于以語言為基礎的維度。維果斯基認為在社會活動和交往過程中，個體的心理機能是伴隨著對符號系統的掌握和內化而發展的。符號系統作為心理工具為人類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刺激形式，人們可以使用它們來影響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在符號中，詞、言語是最為常用的刺激手段。詞和言語先于語言社團中形成，而后成為個人的心理手段。第二，研究人的心理問題采納一種以文化為取向的研究策略。作為社會文化歷史學派的創始者，維果斯基不僅“更重視大的社會環境和小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更強調文化和歷史的社會因素和個人特點的關系”。還認為個體認知的發展是由語言工具及社會文化歷史經歷所決定的，言語思維不是天生的自然行為形式，而是受到歷史文化過程制約。由此開辟了在心理語言學研究中引入社會文化和歷史元素的先河。維果斯基從語言、社會歷史文化和社會互動的角度揭示人的心理活動與心智發展，從而創立了社會文化發展理論，該理論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教學在發展之前(LearningPrecedesDevelopment)。在認知能力與學生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派以傳統心理學家皮亞杰為代表，認為成熟也就是智力發展是學習的前提，學習只有在心智和腦力都發展成熟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另一派以維果斯基為代表，他們強調教導對孩子的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認為只有在發展之前的學習活動才是有意義的。
(二)語言是認知活動的重要媒介。學習媒介一向被人們視為是社會文化觀的理論中心。媒介的字面意思是指幫助完成任務的某種工具，比方說是農夫耕作的鋤頭，裁縫縫紉的剪刀等。社會文化觀就強調人類需要借助工具和符號系統對自身行為進行調節，其中語言作為最有利的一種符號媒介可以幫助人們將外界的社會語言內化為個體內部的心理機能。
(三)社會互動和知識內化。維果斯基強調一切學習活動的基礎是社會互動，社會互動先于知識和能力的發展。因此缺乏互動的學習行為與維果斯基的教育理念是矛盾的。
(四)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維果斯基認為在兒童的認知能力發展過程中要經歷兩個水平：現有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這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區域即是“最近發展區”。最近發展區可以說是社會文化理論中最著名的一個概念。透過這個概念，一方面人們看到了要想使教育對學生的發展起主導和促進作用，就必須確立學生發展的兩種水平：一是其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表現為學生能獨立解決問題的智力水平，二是學生借助他人的協助可以達到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投放到了如何幫助學生穿越最近發展區，向其潛在發展水平靠攏這一問題上來。在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中，比較知名，影響也較大的就是基于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由布魯納(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的“支架”理論。
二、支架式語言教學(ScaffoldingInstruction)
(一)支架的定義和實施步驟
支架本意是指建筑行業中使用的腳手架，當它被用來代指語言教學模式時，則是指由教師提供幫助，引導學生逐步掌握、建構和內化所學的知識技能，最終學習任務由教師轉移向學生，使他們可以獨立地進行更高水平的認知活動的一種教學模式。支架式語言教學是社會文化觀在語言教學上的具體應用。完整的支架式語言教學活動應包括以下五個環節：
1.搭建腳手架—該步驟是支架式語言教學模式的必備前提。教師在分析學生的學習任務和學習能力后，根據當前的學習主題，按最近發展區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提供學習支架。
2.進入情景—創建真實的語言環境是支架式語言教學中的重要一環。優化語言環境可以讓學生身臨其境，真實體驗需要解決的任務，激發學生參與活動、表達自我和迎接挑戰的熱情，更可以切實提高學生的交際能力。
3.獨立探索—這里所說的獨立探索并非指學生僅憑一己之力，無需他人指導和協助。而是指先由教師引導啟發，發揮支架作用，幫助學生沿支架逐步攀升，到達一定階段后，教師撤去支架，讓學生能繼續在概念框架中前進。
4.協作學習—進行小組的討論和協商。討論的結果可以作為獨立探索期間所學成果的有益補充。在共享集體思維成果的基礎上達到對當前所學概念比較全面正確的理解。最終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構建。
5.效果評價—這是支架理論中重要的后續保障環節。包括學生個人的自我評價，學習小組成員的相互評價和教師點評。這一環節對于支架式教學之所以不可或缺在于其可以決定何時腳手架可被拆除或移至他處。
(二)支架式教學的內涵
1.在“最近發展區”內開展教學。支架式語言教學本身就是在最佳發展區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支架”何時搭建，搭建“多高”就必須要遵循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既要立足于學生的“現有水平”，同時也要促進學生“現有水平”向“潛在水平”轉化。如果支架的搭建低于學生的現有水平，那支架可以說毫無意義，超出學生的未來水平，又無法促成學生實際能力的增長。因此只有在最近發展區內，才能充分發揮腳手架的支撐作用，不停頓地把學生的智力從一個水平提升到另一個更新更高的水平，從而幫助學生順利穿越“最近發展區”。這一點與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即語言輸入要符合“i+1”的基本特征不謀而合。
2.有效的師生合作和互動。支架式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都強調要以師生互動為背景構建師生之間和同學之間的互動教學模式。說到有效的師生間的互動，就首先要注意區分扶助式互動與傳統的師生之間進行的發動-回答-反饋(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模式。二者雖都包含師生間的問答及信息的反饋和評價，但二者的過程卻有著本質的不同。
發動-回答-反饋式對話
師：秋季過后是什么季節？
生：冬季。
師：好孩子。
支架式師生對話
生：不論他的種族和信仰，每個人都應得到同樣的權利和保護。
師：是的，每個人。(教師接受學生的回答并等待)
生：不管他們是公民還是非法居留，他們都應得到同等的保護。
師：我同意你，但你有把握嗎？(教師要求學生對他的回答加以詳述)
生：因為書上這么說。
師：是嗎？因為書上這么說？(教師接受學生的回答并繼續等待學生的詳述)生：也因為它們(第十四修正案)說不該不經過雙重程序奪取任何人生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擁有財產的權利。(學生為他的思索尋找根據)
師：好。但他若不是公民呢？(教師重點指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一個要點)
生：這對任何人都有效。
師：好。那么第十四修正案對你有幫助嗎？(教師將學生的學習和移民經歷聯系起來)(芮茵，2007：267)
可以看出在發動-回答-反饋的常規課堂教學模式中，教師只要求學生證明他明了某一事實，側重結果本身，而在支架式問答中，教師充當“腳手架”，側重于學習過程，目的旨在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一步步向正確答案靠近，從而幫助其自身能力獲得實質增長。
3.支架要動態漸撤。在貫徹支架式教學模式的過程中，教師的一大“藝術”除了表現為要知曉如何搭建合適的“腳手架”外，還要知曉何時停止提供學生支持平臺。如果支持平臺維持時間過長，學習者將無法培養自主語言運用(autonomouslanguageuse)所需的獨立性。因此教師提供的扶持應二者兼顧，既做到及時恰當的給予支持，還要做到當學生能獨立進行學習時，能夠改變，轉移，重建甚至拆除支架。
4.看到協作的多樣性。協作除了Vygotsky所提到的成人扶持(adultguidance)和能力強以及能力相當的同儕(capablepeers)的協作外，VanLier(1996)指出了在最佳發展區內可以提供另外兩種支架方式。一是學生可以與比自己能力低的同儕共同工作，從教導扶助他人的過程中幫助自己明確概念，延伸知識，做到教中有學。二是還可通過自己的獨立工作，從自己的知識、經驗和記憶儲存中實現知識技能的內化。
社會文化觀范文第2篇
網格一詞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載體，將高速互聯網、高性能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傳感器、遠程設備等融為一體，為科技人員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資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網格化社會管理則是將這種網格的理念延伸社會管理領域中。所謂網格化社會管理，意指通過地理編碼技術、網格地圖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將不同街道、社區劃分成若干網格，同時將網格單元內的人、事、資源、組織等要素形成多維的信息體系，通過網格單元進行對接，借助一定的反饋系統，一旦發現問題，都能及時傳遞至指揮平臺，通知相應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實現城鄉社區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從這可以看出，網格化社會管理顯然不僅僅是信息技術的運用，而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通過資源共享、快捷的反饋和高效的服務來應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問題。有媒體報道顯示，近年來，全國有眾多省份的基層單位都嘗試了網格化管理創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鎮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網格化社會管理，也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積極嘗試。網格化管理一出現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為例，提出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在于組織創新，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過網格化組織創新的手段來增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動力和活力，提升社區服務的水平[1]；而文軍則提出網格化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具有規范、清晰、高效、創新、綜合、統一等優點和特征[2]；楊宏山、皮定均則提出網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應性、拓展社會協作、改進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無縫隙管理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意義在于打破了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提供一種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精細的、個性化的全方位覆蓋的公共服務，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流程[4]。上述探討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管理創新實踐的及時回應，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但卻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歷史背景、運作邏輯以及中國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繹加以分析，故本文將在梳理網格化社會管理這種新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網格化社會管理何以發生、應具備哪些功能等議題。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盵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盵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我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從管控到服務功能的轉變能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即通過“服務”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難雜癥。上述的南京棲霞仙林街道就是個例證。網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機關除保留少量機動人員外，其余人員全部下沉到一級二級網格，形成了一種“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的機制。街道將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穩定、社區管理等社會管理內容納入網格化城市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實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會管理與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排頭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走訪中我們看到：隨著網格化的實踐，黨群干群關系日益融洽，一些“釘子、上訪戶”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調顯示：群眾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幸福感持續提升。這是提升服務解決難題的一個例證。
社會文化觀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博物館文化 城市 建設 作用
博物館文化既是人類社會財富，又是人類歷史進程。所謂社會財富，是指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非物質財富的總和，其中包括歷史遺留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所謂歷史進程，是指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使自己的素質不斷提高的文明化過程。
博物館文化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近代，博物館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標志著人類文化的發展逐步走向成熟。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以歐美發達國家博物館為代表的博物館文化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博物館和博物館文化成為社會和城市文化建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隨著社會和城市文化的快速發展，也促使了博物館和博物館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和提高。
博物館文化主要是以藏品文化為主體、職能文化為輔助的博物館綜合性文化。藏品文化是指以文物標本所滲透或代表的歷史文化，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具有固有的穩定性；職能文化是以博物館人的工作為表現所反映出來的博物館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職能，它主要是以藏品文化為基礎，并圍繞藏品文化這個核心而開展和形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它因人而異，因社會環境而異，具有可變性。兩者相比，博物館的藏品文化不應社會（特別是社會政治）的變化而隨意變化，職能文化在傳承和傳播方式、方法上卻應隨社會需求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博物館文化在現代社會和城市文化建設中具有如下方面的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在社會和城市文化教育中的輔助作用。
博物館文化是社會和城市文化的象征之一。在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中具有極為重要的輔助教育作用。它雖與專業教育不同，但它具有社會化教育、輔教育、業余知識型教育等特點。從教育的角度講，雖然它不是專業性的學校教育機構，但它可以起到學校教育中同樣學習知識的作用；從科研的角度講，它不是專門的科研單位，但是它所研究的對象，對社會科研工作者可以起借鑒的重要科研分支作用；從資料的保存角度講，它不是公共圖書館，但是它具有可以給社會各界查找歷史資料的人們提供實物標本的功能作用。因此，博物館文化社會教育的特殊作用，是任何專業化的教學單位都不可取代的。
二、在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中的傳承作用。
博物館是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的專業收藏、陳列展覽、宣傳教育機構。一是博物館對藏品的收藏和通過博物館職能對藏品文化的正確發展，為保護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打下了堅實基礎，為傳承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發揮著宣傳教育作用。二是本著對社會和歷史文化負責的態度，為確實保護好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見證物，認真做好博物館的藏品收藏、征集工作，發揮著博物館的職能作用。三是通過對藏品文物的科學研究工作，把文物知識傳播于當世，傳承于后世，對于全民保護文物和學習、了解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知識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四是運用博物館公共文化場所的社會化職能，隨著博物館免費開放的需要，結合實際改變和改革傳統的方式、方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實現征集社會化、科研專業化、傳播與宣教市場化，對社會和城市歷史文化的傳承起著服務作用。
三、在社會和城市旅游文化中的觀賞作用。
博物館文化是旅游和旅游文化的重要人文景觀。旅游及旅游文化是近代興起，現展的一種新的現代產業文化。博物館之所以能夠在現代迅速繁榮和發展，是與旅游業在現代經濟中的崛起分不開的。盡管博物館不是旅游業，但是博物館燦爛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歷史文物實物資源，對游客具有擋不住的誘惑。因此，博物館作為現代旅游業異常重要的人文景觀和不可回避的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經營精英們的重要發現。
四、在社會和城市科學文化中的研究服務作用。
博物館的主體文化是藏品文化。就是說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是記載和研究自然及人類社會的歷史文化，沒有藏品文化的基礎，就沒有其它職能文化的開展。圍繞藏品和藏品文化，博物館需要做的就是收藏、研究和教育三項基本工作。收藏是對文物、標本等實物資料進行更好、更科學的保護和管理。研究是對藏品文化的發掘和歷史文化的總結。教育是圍繞藏品文化進行宣傳，使人們更多的了解社會的進步，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而作為主體文化的博物館藏品文物、標本是科學研究的珍貴資料，對社會和城市科學文化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研究和服務作用。
五、在社會和城市建筑文化中的示范作用。
社會文化觀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農村;文化;管見
幾年前,我省贛州市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念,并已取得了驕人成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生活質量有了較大改善,村容更加靚麗了,人際也更加和諧了,到處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中,贛州市新農村建設抓住“以人為本”的準繩,突出思想文化建設的核心,在全國取得了示范性成果。通過理論與實踐的思考,筆者認為,要實現新農村的發展要求,關鍵在于“人”的塑造,用先進文化去刷新“人” 的思想,把傳統的農民改造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這便是治本之舉。因此積極有效的推進新農村文化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當然,在技術操作上,我們仍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筆者想就此談談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些看法,以饗讀者。
一、文化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文化建設能普及人的知識,更新人的觀念。
塑造新農民,關鍵就是要用先進文化的理念去灌輸人、武裝人,去改造人們頭腦中的劣根文化,去更新農民的舊觀念、舊思想;就是要用法治的觀念去替代權力的觀念,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去替代個人利益至上的價值觀,用產業化市場化的理念去替代小農經濟意識;就是要敢于創新而不因循守舊,講科學而不弄迷信,講理性而不耍愚味。要達到上述目標,文化建設可不能通過單純的行政命令,而要通過各種宣傳、講座、表演等形式,讓人們在輕松、活潑的氣氛中的接受新思想、新觀念的洗禮,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2.文化建設能調節人的情感,促進人際和諧
廣大農村地處僻壤,人民生活如井底之蛙,孤弱寡聞,少見為怪。若使群眾參加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一則能滿足其自身的精神需求,二者能做到勞逸結合,把自身心理狀態調控到一種平和的程度。這樣便有利于人們消除疲勞,保持充沛精力和一種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這對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3.文化建設能凝聚人心,讓大家團結奮進
人們通過參與文化活動交流了感情,促進了理解,達到了對某種問題的諒解和心理認同,也就聚合力量,使某種意志和社會需求得到實現。這在以往許多重要歷史時期都有先例,如戰爭歲月、抗擊自然災害和重大工程建設等重要關頭,文化工作者通過帶有思想傾向性的文化宣傳使參加者情緒激動,斗志昂揚,為共同利益而團結凝聚起來,形成強大合力對付共同目標。在新農村建設中,文化活動的就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載體,引導、教育廣大民眾愛國愛鄉,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用科學發展觀來建設美好家園的時代洪流中去。
二、當前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存在許多問題和負面影響
1.對文化重要性的認識不足,投入偏低
盡管中央及省一級對文化建設高度重視,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加強基層文化建設的文件,但對農村的文化投入比重仍然偏低。文化投入偏重城市,城鄉差距日益擴大。有資料顯示:二零零九年國家投入的文化事業費中城市占七成以上,農村文化不足三成;東部地區占八成以上,西部地區不足兩成。部分的鄉村領導也認為,經濟建設能出實效、文化建設只是一種擺設,可有可無。這種不對稱的觀念,人為的將經濟與文化割裂開來,使得兩者不能同步發展而導致失衡。
2.農村文化基礎設施薄弱,物質載體缺乏
在許多村級文化場所中,真正把鄉村文化生活搞得紅紅火火的,所占的比例不高,多數村落說有文化場所,但頂多算是老年活動室,無非是幾張桌凳、一臺電視和幾本書而已,連個藏書百冊的小型圖書室都難以找到。據筆者了解,不少農戶幾乎沒有文化消費概念,他們工閑時聚在一起或玩牌搓麻將或三五成群的聊天、看電視,粗略調查顯示:一個月下來能看本子書或寫點子字或參與一次文化活動的人不到一成。由于文化生活和教育陣地的匱乏,思想、道德感召力在減弱,娛樂文化生活陶冶力在下降,世風有些變濁,宗教迷信在抬頭,等賭博卻盛行開來,這便敗壞了社會風氣,給農村的社會治安和經濟發展帶來困難。
3.農村文化管理不順,文化隊伍建設不齊。
近年來,在政府的重視和推動下,農村文化建設曾一度火熱,如雨后春筍般遍地開花。但其中也有部分村級文化陣地建設是為了應付上面的考核,軟硬件設施東拼西湊,內部的管理不順,隊伍建設也不全,有的干脆“蓋好廟后不納和尚”,讓其處于荒廢狀態。因此依托文化拉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效應并沒有真正顯示出來。于是負面影響接踵而至: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何談和諧社會?
三、應當落實鄉鎮文化站在新農村建設中的職能
鄉鎮文化站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是繁榮新農村文化生活的前沿主陣地,在政策上應當竭盡其職能效力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1.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營造新農村文化氛圍
鄉鎮文化站要善于發揮文化的優勢,將內容的先進性和廣泛性相結合,寓教于樂,情理交融,傳播先進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要在營造新農村文化氛圍中起示范、導向作用:組織文藝宣傳隊送戲下村,在新農村撒播文化種子;發現文藝人才,及時培養人才;輔導民間藝人創作新農村文化題材的節目,力求潛移默化;以村落文化、節慶文化、校園文化為重點,帶動群眾性文體活動開展。如南康市赤土畬族鄉文化站長期堅持“文化搭臺,民營唱戲”,成功舉辦了多屆農民藝術節、老人節等活動。
2.輔導文化藝術骨干,創建文化藝術隊伍
鄉鎮文化站在輔導新農村文化藝術骨干和發展新農村文化藝術隊伍中起著核心的作用。建立一支素質高、藝術精、講奉獻的新農村文化藝術隊伍,是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的迫切需要,鄉鎮文化站有條件也有責任做好這件事。如南康市唐江文化站就始終以輔導新農村文化藝術骨干隊伍為重點,根據當地的特點和優勢條件,舉辦了多期采茶戲學習班,培訓了30多名采茶戲男女青年演員,在新農村文化活動中起著模范帶頭作用。還有龍嶺的鯉魚燈培訓班,大坪和橫寨鄉的唱元宵龍船歌培訓班,龍華的中老年秧歌培訓班等等,只要文化站組織起來了便能發揮極大地推動作用。
3.弘揚民族民間文化,創建農村特色文化
鄉鎮文化站要在弘揚民族民間文化和創建新農村特色文化方面起示范、主導的作用。地方性民間文藝的挖掘和傳承利用是保護民間文化遺產的需要,是弘揚民間文化藝術的需要,更是推動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需要。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農家故事會”、“鯉魚燈賀新春”、“彩燈鬧元宵”、“吹打樂演奏會”、“戲曲擂臺賽”、“文藝大匯演”、“歡樂家庭”等活動應納入日常工作中。去年,南康市文化館牽頭幾個鄉鎮文化站在“非遺”工作中創建了龍嶺的鯉魚燈文化、大坪和橫寨鄉的元宵龍船歌文化、龍嶺和浮石的天車文化等農村特色文化,成效卓著。
4.通過業務輔導,健全村級文化俱樂部建設
社會文化觀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社會性別理論讓人們從社會意義方面重新認識性別，而運用社會性別分析法有助于調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別模式規約的社會關系，并優化其秩序。鑒于學校教育與性別文化建構存在非常密切的關聯，針對阻礙大學生樹立社會性別意識的因素，提出了在文學與文化教學中培養與形成大學生社會性別觀念的途徑。
一、社會性別
“社會性別”一說是西方女權主義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語語言學范疇中的詞匯“gen-der”，表示性別的社會構成，標示受后天習得的性別規范和行為，以區別于具有自然生物屬性的“生理性別”(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別差異，已經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產生了本質主義的性別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會性別分工，它的宿命性質使得性別身份具有某種神秘的(尤其對女性而言)悲劇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礎”
這種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在中西方的文化觀念里均有根源，并隨著各自的文化經典著作和思想的傳播，深深地浸染于人們的傳統思維里。被基督教社會奉為經典的《圣經》是整個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舊約·創世紀》里說，人類的第一個女人夏娃，是上帝為亞當找到一個適合的幫手，用男人亞當的肋骨造成的，她不僅是為男人而造的，并且應當依附于男人；后來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誘惑亞當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為人類墮落的根源，從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處罰和通過繁衍后代得到救贖。
在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里，對女人有“三從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亡從子。而從古至今，傳統觀念里的重男輕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這些腐朽的傳統思想沿襲至今，多多少少還仍然影響著人們的性別觀念。
現代女權主義思想對性別歧視在文化觀念中進行了追根溯源，對性別作出了社會因素考究，其理論來源和結論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論點：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會)造成的。它明確指出，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在角色、態度、價值、關系等方面受一種社會意義上的觀念所影響，這種觀念往往使婦女處于從屬地位，遭到歧視，并影響婦女行使自己的權利。社會性別的提出，讓人們重新認識性別，即對性別有一個社會意義方面的新觀念，從而調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別模式規約的社會關系，并優化其秩序。
二、社會性別分析視角的作用
在當下社會各種問題的解決和秩序的優化進程中，婦女問題與環保、人權、貧困、能源等問題是同處在一個層面上。社會性別的提出，有助于豐富推進婦女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方法。社會性別視角的目標是推進性別平等，在當前婦女處于弱勢情況下，它的主要目標是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會活動中受男性本質的種種規范。作為一種科學方法，社會性別視角不僅從政策上和行動上推進性別平等，促使婦女參與決策，而且還體現了一種民主化、多元化的現代意識。因為“它更關注的是兩性的關系，關注的是婦女和社會的關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問題。利用社會性別視角來分析具體問題，其角度就會更廣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針對性。而在教育領域的各項工作中充分運用這個視角，不僅能引導青年男女學生培養健康的性別觀念，全面發展他們的個體生命，而且，還能加強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樹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異的態度來對待其他社會問題的積極而向善的人生觀。
三、阻礙大學生樹立社會性別意識的因素
首先，從學生們自小就接觸的經典童話故事來看，其中受褒揚的女性多為美貌善良、謙虛溫順、樂于犧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為被打扮得美麗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尋，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魚為了愛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聲音和生命，等等。這樣的傳統閱讀文本讓男生女生們形成一種看法，女性要等著男性來喚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學生們的性別基本感覺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對象。在教科書等閱讀材料方面，有研究發現，我國現階段中小學的教科書中也含有不少性別偏見的因素，主要表現為對女性的省略、忽視、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業等公共領域的宏大主題。學生長期在具有性別偏見的教材影響下，又缺乏教師平等的性別觀念引導，很容易在意識觀念里忽視女作家和有豐富內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趨于單一性別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對于自身和他人特別是異性的價值評判和存在狀態就很難形成兩性雙向參照的考慮角度。
其次，教師的性別刻板觀念也是制約學生社會性別文化建構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兒園里的角色扮演游戲中，老師通常會給男孩子扮演警察、醫生等強有力和救助的主體，而多讓女孩子扮演被傷害者或護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輔助作用的人物，卻很少讓他們互換角色。史靜寰評論說，“成人是在無意識當中扼殺了孩子這種反傳統性別角色的一種嘗試的愿望，硬把它納人到傳統性別規范中去?！边@種誤導一直延續到大學。有一部分大學教師仍持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如認為女生比男生更適合學語言，因此鼓勵女孩把英語、漢語等當作職業目標來學，以便將來做老師、秘書或譯員等；而鼓勵男生把語言當作工具來學，為將來做管理者、醫生或律師等打基礎。體現在教學上，教師會無意識地對女生的語言學習要求比男生更高更嚴，從而間接地造成性別因素對學科教育的影響。這樣，學生從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時也內化了的單性傳統性別觀念。
四、社會性別觀念的培養與形成途徑
(一)學習和理解社會性別理論。要求教師在講授這一來自西方的性別理論時，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導意義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異，使學生能排除對舶來理論的陌生感，同時對該理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了解。比如說，該理論的普范性觀點在于：“揭示了一個根源性的東西，無論中國也好，世界也好，我們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種社會上的?！绷硪环矫妫Y合學生的現實情況和本土化需要來向學生引進這一先進的理念。應注意選擇學生熟悉的案例，結合具體的社會文化和時代背景來講，好讓學生對理論減少了隔膜感，而與現實更為貼近。
(二)改變教師刻板的性別觀。受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較深的教師很容易表現出不尊重性別差異的不公正性別態度，在教學過程中存在性別刻板印象。應該加強對教師的性別教育進行培訓。如在師范院校和其他教學法培訓課程中安排有關社會性別教育的內容，提高教師社會性別知識和能力，鍛煉其洞察教學中性別偏見問題的敏感性，從而使教師有能力對教科書中帶有性別偏見的內容重新闡釋，賦予新的意義，或者對教材在性別觀念方面滯后于時展等欠缺作出彌補，引領先進的性別觀，確保學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別觀念的影響。另外，還應鼓勵教師選用消除性別偏見或編寫體現兩性平等的主體能動性、創造性的教材。
(三)運用社會性別分析法解讀文本。在教學中引進性別理論來解讀文學作品，無疑是讓學生獲得一個以全新的性別觀念重讀文學經典和文化現象的科學分析視角。一方面，應該引導學生重新解析被埋沒、被壓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學作品；另一方面，還從社會性別角度揭示男權思想對兩性心智發展的負面影響、反思男權中心意識主導下的文本評價尺度，從而還原一個消除性別偏見、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創造的文學歷史天地。
(四)以社會性別視角觀察和分析文化現象。在教學中培養學生對事物和現象進行分析批判的思維能力，而不光是被動地接納概念知識的傳授?？梢杂镁唧w的案例、調查所得的數據、影音材料，或者讓學生親自到課堂外面去觀察并記錄生活中的現象等方式，讓其接觸和目睹真實的現實。
(五)建立兩性互為參照、合作探討的和諧氛圍。既然社會性別理論矛頭直指社會性別本質論對人性的強制性規約，那么受性別本質論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導學生建立兩性互為參照、合作探討的和諧氛圍，共同關愛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僅解構和反思父權社會意識形態下男權中心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會性別受男性本質的種種規范而遭遇的巨大壓力，從而指導男性和女性，從種種荒謬的、陳腐的、褊狹的舊性別觀的誤區中解放出來，達到兩性共同發展自我和創造世界的和諧合作境界。
參考文獻：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與性別：本土經驗與學科建設[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