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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經濟學范文第1篇

1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就其一般意義來說。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態經濟系統。它是從生態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上．以生態學原理為基礎、經濟學理論為主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圍繞著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相互發展的關系這個主題．研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學不是一般地研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相互關系]．而是研究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統一有機體運動發展的規律性。

2生態經濟學的特點

生態經濟學研究對象決定了它具有整體性、綜合性和戰略性等重要特點．這些特點從不同角度又體現了生態經濟學的性質。

2．1整體性生態經濟系統的整體性，是指生態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有機的統一整體。在這個統一體中的各個子系統之間、子系統內各個成分之間，都具有內在的、本質的聯系，這種聯系使生態經濟系統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因此，生態經濟學具有嚴密的整體性。

2．2綜合性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是綜合的。生態經濟系統是一個多層次、多序列的綜合結構體系。在這個龐大的綜合體系中，生態系統的生命系統是包含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并由食物鏈連接起來的生物網絡：環境系統有各種物理、化學過程。由于生態經濟學涉及人、社會和自然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各個方面，因此．它必然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科學。

2．3戰略性戰略問題一般是指帶有全局性和長遠目標的主導問題，生態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技術、社會和生態問題，一般來說都具有這一特征：如人日和資源。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技術進步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等，在幾年以至十幾年內都看不出其后果。一旦達到質變的程度．就會對整個社會和人類產生無可挽回的影響。生態經濟學在著眼于長遠利益的基礎上．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重視研究事關長遠的重大問題，重視探索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當代人與子孫共享資源與環境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之路。

3生態經濟學的產生

生態經濟學是以生態經濟系統及其運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正是由于生態系統思想的產生，人們才有可能把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在他的重要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先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利用市場機制控制人口和調節消費品的分配、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環境污染以及用國民生產總值衡量人類福利的缺陷等進行了創見性的論述。

4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

我國的生態經濟學是1980年由中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提出建立的．它的出現是生態時代的需要，其目標是實現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生態經濟學在我國作為一門新興邊緣學科．明確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建立了本身的學科理論體系，并廣泛用于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實踐．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建設起了很大促進作用[21。過去．由于沒有經濟與生態協調的思想做指導，嚴重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使經濟社會不能可持續發展．因此推動了生態經濟學的產生。生態經濟學的建立，為指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我國建立生態經濟學的目的是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建立反映了新的時代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是世界和我國生態與經濟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反映。生態經濟學的產生是新時期解決普遍存在的生態與經濟矛盾的需要。我國的生態經濟學是世界生態經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生態經濟學的產生表現出與世界走向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踐和理論潮流的三個同步：即與世界3O年來的環境與發展運動同步[3]：與世界生態經濟學理論的形成同步…：與世界經濟生態化趨勢的出現同步[。

5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5．1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從自然屬性定義可持續發展．即保護和加強環境系統的生產和更新能力。從社會屬性定義可持續發展，即在生存于不超出維持生態系統涵容能力的情況下．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從經濟屬性定義可持續發展，即在保持自然資源的質量和所提供服務的前提下，使經濟的凈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㈣。從科技屬性定義可持續發展。有的學者從技術選擇的角度擴展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如司伯斯認為可持續發展就是轉向更清潔、更有效的技術，盡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閉式工藝方法，盡可能減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耗。

5．2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

5．2．1公平性原則：一是當代人的公平即代內平等。二是代際問的公平即世代平等]。

5．2．2持續性原則：持續性原則的核心思想是指人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可持續發展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發展．因此發展必須有一定的限制因素]。

5．2．3共同性原則：鑒于世界各國歷史、文化和發展水平的差異，可持續發展的具體目標、政策和實施步驟不可能是惟一的。但是，可持續發展作為全球發展的總目標，所體現的公平性原則和持續性原則，則是應該共同遵從的[8]。

5．3可持續發展的標準界定問題

5．3．1代際公平：這是可持續發展最主要的原則之一。所謂代際公平就是指：若某種選擇或某個決策涉及多代人的利益，就存在一個代與代之間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時就要遵循代際公平的原則，使各代人有同等的滿足其需要的權利。

5．3．2最低安全標準原則：可持續的經濟活動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不超過環境承載力的限度，以使得該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能在一定時間內通過環境系統自身動態平衡得以消除。環境承載力的限度可用最低安全標準來衡量。最低安全標準至少應包括以下3條：①社會使用可更新資源的速度不得超過資源的更新速度；②社會使用不可更新資源的速度不得超過其替代品的開發速度，且替代品必須是可更新資源：③社會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能超過環境對污染物的吸收速度。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碳金融；碳排放；碳市場；生態經濟學

一、碳金融概述

隨著全球氣候問題的不斷加劇，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低碳經濟學興起并不斷發展。在這個低碳經濟大背景大環境下，碳金融迅速發展，成為一種新興金融工具，不僅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也為不斷發展擴充金融體系。

二、碳金融發展路徑研究

（一）碳金融研究基礎

1.以科斯定理為基礎

國外學者對碳金融的研究時是環境金融的延伸而來的。國外學者認為碳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且環境金融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因此對于碳金融的研究是從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特別是以科斯定理為基礎。根據科斯定理的思想，學者大量研究了以界定產權的，具體來說是排放權的金融工具與市場體系，并將其應用于實踐。京都議定書界定三種靈活機制就是科斯定理的一個應用。

2.環境金融的延伸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環境問題逐漸成為困擾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降低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使環境的犧牲成本降到最低，成為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此基礎上，環境經濟學誕生。為了能夠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實踐，金融手段被廣泛研究和使用。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越發的認識到氣體溫室效應的危害性，節能減排成為最重要的環保問題之一。當國際環境保護的重心轉向以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為標志、以遏制全球氣候變暖這一議題時，環境金融便開辟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碳金融。為了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國際組織機構設計市場機制，使溫室氣體的排放成為商品，可以在市場上轉讓。這些市場機制直接推動了全球碳市場與碳金融的形成與發展。

因此，就像劉麗巍（2010）所述，國外是從環境金融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延伸出碳金融概念的，然后在此基礎上揭示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投融資作用以及環境風險管理作用，并用豐富的案例介紹碳金融的市場操作機制，把市場力量引進到解決氣候問題的方法。

國外對碳金融的研究，是以國際碳市場為基礎，重點關注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和清潔發展機制（CDM）的運行機制與成效。

3.從低碳角度出發

除了從環境金融的角度出發。我國學者也從低碳經濟的角度去研究碳金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減緩和適應國際氣候變化，應該走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需要金融支持并做出制度、產品、業務、市場等的創新性安排。即從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高度，倡導在國內推行碳金融。

（二）碳金融工具發展路徑研究

碳金融的產生與排放主要是由于許多實體經濟部門的經濟活動，通過何種手段與路徑來控制實體經濟的碳排放一直是碳金融的研究基礎與研究熱點。

最初，各國的減排手段是碳稅，即采用征稅的方式來提高企業排放成本。但是碳稅這種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政府很難獲得有效的信息，進而制定有效地稅率從而到達有效的減排量：二是，碳稅容易通過價格被轉嫁與消費者。

Sorrell and sijm（2003）在《京都議定書》的基礎上，認為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和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地共存。只要有助于提高靜態或動態效率的交易計劃，這些政策工具的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共存的政策工具卻提高整體減排成本，沒有在進一步減少排放量作出貢獻，因此在政策組合的目標和取舍必須是明確的。

三、碳排放權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權交易是一種市場化的碳減排手段，是碳金融體系以碳排放為基礎和核心。國際碳交易市場在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的干預下形成與發展，其中較為成功和成熟的的是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EU ETS）。以碳排放市場為基礎，金融機構創新衍生產品，促進了碳金融市場的發展與交易活躍程度。目前，碳交易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基于配額的交易，買家在“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體制下購買減排配額，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就是基于配額的。二是基于項目的交易，買主向可證實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購買減排額，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聯合履行機制（Ⅱ）就是基于此的。

Rubin（1996）使用了連續均衡模型探了排放權的價格、銀行與跨期借款。他運用最優控制理論分析框架下，探討了分散的企業行為可以使聯合成本最小，實現成本最小的方案。得出排放許可證價明確的解決方案的時間路徑，討論了當允許企業同時向銀行借貸和只允許企業與銀行的交易排放許可證的情況。同時排放權可以借貸的條件下的定價問題，表明減排的邊際貼現成本應該不隨時間變動，是固定的。由于均衡條件下，排放權應該等于邊際成本，因此許可的價格應該隨無風險貼現率增長。

我國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也是積極參與京都議定書的國家，碳排放與碳金融的研究也成為了我國的學術熱點。但是與國外相比，我國碳金融理論研究起步較晚，且碳金融實踐程度也較弱。目前我國的碳金融研究多數為定性研究。

（一）我國碳金融研究方法

我國的碳金融研究主要從介紹我國目前碳金融的發展現狀人手，指出當前發展碳金融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發展碳金融的對策建議。

初昌雄（2010）對我國碳金融發展現狀進行了梳理。我國很早就開始著手通過政策引導信貸資源向節能環保領域配置的工作。2009年底，全行家分行全部開展了節能減排項目貸款業務，共支持全國34個節能減排項目，融資金額達到165億，近幾年注冊成功的合作項目和簽發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長，在全球碳市場中，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核證減排量一級市場上最大供應國。

（二）我國碳金融發展路徑與對策

目前我國從理論和實踐方面，均以開始著手發展碳金融市場與碳交易市場。但是相關制度與機制相對缺失。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發展我國碳金融市場。

1.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碳金融的形成與發展不是自然而言形成的，是高度依賴制度與管制的。目前中國在國際碳市場上缺少話語權，碳市場制度與法規基本是由歐洲制定的。為了提高競爭力，保護我國利益，相關立法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對于國內市場，在碳排放上就沒有有力的法律法規作為保障。實體的碳排放的混亂，使得以其為基礎的碳金融無法發展。目前并沒有從立法上強制要求減排，近年來提出的減排目標也需要后續的額度分配、監測、考核、問責等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只有在統一的社會規范和協調的法律體系下，才能構建一個碳排放的約束環境，真正促進低碳經濟與碳金融的發展。同時，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規是確保中國碳金融業務規范發展的必要保障。

2.構建全國碳交易體系

目前我國已成立了四個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組建全國統一的碳交易體系不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經濟學；產業集群；綜合績效；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9)08－0059－0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循環經濟的中部產業集群生態化路徑和模式研究”(批準號：08CJY024)

[作者簡介]蔣云霞，中南大學商學院博士生，湖南理工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管理科學與工程；(湖南 長沙 410000)茂，湖南人文科技學院經濟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工業大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循環經濟、區域經濟。(湖南 婁底 417000)

當前，我國產業集群發展迅猛，特別是在東部沿海地區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灣地區，集群已經成為東部經濟增長和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隨著產業集群的日益興起和廣泛實踐，集群帶來的負外部性也日益突出。浙江永康五金、紹興輕紡、海寧皮革等產業集群發展“塊狀經濟”帶來的環境問題，山東省的造紙業集群在促進造紙工業規模化、現代化過程中出現資源緊缺和同類污染加倍問題，環太湖流域化工企業聚集引起的水污染問題，都是典型的集群污染。這種集群內資源的集中消耗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往往是集群所在地難以承受的，更是制約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出現這些環境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地區發展目標的不科學，管理體制的不健全。因此，引入生態經濟學理論，構建產業集群績效的科學評價方法與體系，引導集群的經濟行為與生態環境保持和諧是促進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生態經濟學理念

1.生態經濟學的內涵。傳統經濟學將經濟系統假定為一個孤立、封閉的系統，與周圍的環境沒有物資與能量的交換。因而，經濟系統的理想目標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是物資財富的線性增加過程，該模式的特點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物資流動，從自然生態系統中提取物資與能量，還給自然生態系統污染和廢物，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垃圾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這種經濟擴張模式在經濟系統相對于生態系統較小時，即世界是一個“空的世界”時尚能實現。然而，隨著人類生產能力的擴張。經濟系統快速膨脹，世界逐漸從“空的世界”變成“滿的世界”，環境與資源日益稀缺，支撐人類經濟社會的生態系統承載能力極度脆弱，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缺陷隨之顯現。長此以往，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為促使社會經濟在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實現持續穩定增長，20世紀60年代，生態經濟學正式創建。

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經濟學和生態學的新興邊緣學科，是關于人類經濟活動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互關系的科學，以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聯系不是簡單地相加，而是通過中間環節――由各種技術手段組成的技術系統，二者不斷地進行著能量、物質、信息和價值的流動和轉化運動。因此，概括地講，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技術系統和經濟系統所構成的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行為及其規律性的學科。

2.生態經濟系統。所謂生態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通過中介技術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大系統。生態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在各自獨立存在，發揮彼此功能的同時，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耦合。經濟系統生產和生活所需的低熵物質和能量依賴于自然生態環境的供給，同時剩余的高熵物質和能量又還給自然界，在自然循環中通過各種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影響著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二者不斷地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與轉化。

鑒于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要實現社會經濟系統的持續穩定增長，就必須統籌處理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系，將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轉變為以人與自然協調、和諧發展為核心的發展觀，在追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最大化。下表系統總結了傳統經濟學與生態經濟學的差異：

二、產業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產業集群的績效研究分析。產業集群實際上就是一種網絡組織，是區域內互相關聯的企業和機構所組成的集合體，是以企業之間、企業與環境之間的依存互動為基礎的有機系統。

放眼全球，產業集群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化和知識經濟背景下的世界性經濟現象，世界上產業集群的成功發展創造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為世人矚目。目前，探討產業集群的績效也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來考察：一是從企業和產業角度分析產業集群的影響。馬歇爾就從集群所帶來的外部經濟進行分析；韋伯從集聚因素帶來的經濟性――“一般經濟開支成本”的降低來研究；邁克爾?波特則從組織變革、價值鏈、經濟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二是分析產業集群對于所在區域發展的影響。集群的社會區域發展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有利于形成地區核心競爭力。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有利于形成地區產業優勢，從而進一步形成區域的核心競爭力。(2)對經濟貢獻具有乘數效應。產業集群具有的競爭優勢能夠吸引更多企業加入，為區域帶來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促進集群的良性發展，不僅可以把某些產業做大，而且這些產業的興旺帶動其上游產業的發展，又促進其下游銷售、運輸業的發達。同時，從橫向上帶動相關產業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務等行業的發展，由此使地區經濟成倍增長。所以，一個地區可以通過對產業集群的培育實現地區經濟的騰飛。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產業集群的績效研究多局限在傳統經濟學范疇之內，以集群經濟績效為研究考察對象。可是，一方面產業集群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集群迅猛發展所帶來的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問題，這些嚴重地影響著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例如，有著“中國皮都”之稱的溫州平陽水頭鎮是全國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應基地、亞洲最大的豬皮革生產基地，2002年，近1200家制革企業的年產值達40多億元，但是水頭制革污染在2003年被國家列為“全國十大重點污染源”之一。寧波市象山縣爵溪街號稱“中國針織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區域上擁有針織企業430余家，2003年全街道的工業總產值為65億元，可是由于針織企業高度集聚，缺水、缺電問題十分嚴重。因此，在集群系統中，要實現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充

分認識資源環境的稀缺性，保持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與平衡，建立多角度的指標體系綜合評價集群發展對區域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產業集群綜合績效測評的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構建出產業集群績效科學的評價方法與體系，從而為測度和比較不同產業集群對地方區域的影響提供科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依據。

2.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的設計原則。本文認為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應遵循科學性、完備性和實用性原則。

(1)科學性原則。本研究所確定的指標要使評價目標和評價指標有機聯系起來，組成一個層次分明的整體。同時，要求指標涵義明確，界定清晰，能夠量化，計算方法規范，評價結果具有科學性。

(2)完備性原則。產業集群的綜合績效具有豐富的內涵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評價指標體系應具備足夠的涵蓋面，能夠概括地反映集群綜合績效的基本內涵和各方面的影響因素。

(3)實用性原則。指標設計不僅應具有理論研究價值，而且應具有實踐應用價值。實用性原則包括以下含義：指標不宜過多，力求以最少的指標來反映產業集群的綜合績效，同時盡可能地減少各指標之間的相關程度，避免重復和交叉，保證指標之間的相互獨立；指標的設計應有利于資料的獲取，指標內容應簡單明了，容易理解，而且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能夠予以計算研究和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3.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的開發。基于以上分析，遵循科學性、完備性和實用性等原則，本文從產業集群中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各要素共生共榮、協調統一的視角，構建集群綜合績效的評價指標體系：第一層為目標層，即產業集群綜合績效評價。如上所述，將產業集群看作是生態經濟大系統中的一個開放子系統，認為產業集群的績效應該涵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方面，此謂之綜合績效。第二層為準則層，包括集群經濟效益、集群社會效益和集群生態效益三個方面。第三層為指標層，為準則層的進一步深化，由8個具體指標構成，各指標層次遞階結構如圖所示，各指標具體內容如下：

(1)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即以盡量少的勞動耗費取得盡量多的經營成果，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經濟效益可以從集群生產規模、生產效率和資金利潤率三個方面進行測量。

①集群總產值。它是反映集群生產規模的指標，指標數值越高，說明生產規模越大。計算方法是：

集群總產值=一定時期集群內企業產品產量×產品銷售單價

②全員勞動生產率。它是反映生產效率的指標，指標數值越大，說明勞動效率越高。計算方法是：

全員勞動生產率=[一定時期的總產值(或總產量)／同時期生產工人的平均人數]× 100％

③單位資金利潤率。它是反映生產經營效果的指標。指標數值越高，說明經營效果越好。計算方法是：

單位資金利潤率=(一定時期利潤總額／同一時期資金平均投入)×100％

(2)社會效益。社會效益是集群發展對社會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社會效益可以從安全生產、員工受教育程度、企業創新能力三個方面進行衡量。

①安全生產率。保障員工的生命安全是企業應承擔的基本社會責任。指標計算方法是：

安全生產率=(一定時期安全生產天數／同時期總生產天數)×100％

②高等教育水平人員比率。能夠綜合反映集群內員工接受教育的狀況，關系到社會、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計算方法是：

高等教育水平人員比率=(一定時期受過高等教育員工的人數／同時期全部員工的平均人數)×100％

③新產品率。能夠體現集群生產新產品、開創新市場的能力，指標數值越大，說明創新能力越強，因而對社會的科技進步貢獻越大。計算方法是：

新產品率=(一定時期的新產品數量／同時期銷售的商品總數)×100％

(3)生態效益。生態效益是從生態平衡的角度來衡量績效，它關系到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如果生態效益受到損害，人類整體的、長遠的經濟也難以得到保障。生態效益可以從能源的節約和環境污染治理二個方面進行測度。

①單位產值能耗。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著十分重要的促進和保障作用。能源短缺已經成為全國突出性的問題，制約著經濟發展。因此，應將單位產值能耗作為生態效益的主要指標。單位產值能耗越低，說明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越少，生態效益越好。計算方法是：

單位產值能耗=(一定時期總投入能量)／(同時期總產值)

②污染物排放達標率。如果將大量未達標的污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直接排放到環境中，會對環境造成損害，這種做法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從環境方面將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污染物排放達標率應該是生態效益中的重要內容，指標數值越高，就說明環境治理的效果越好。具體計算方法是：

污染物排放達標率=[某地區企業排放污染物達到國家(地方)標準的項目數(個)／同一地區考核的全部項目數(個)]×100％

參考文獻：

[1]顧強.提高產業集群生態效率促進循環經濟發展[J].中國經貿導刊，2006，(10).

[2] Herman E Daly.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3]周立華.生態經濟與生態經濟學[J].自然雜志，2004，(4).

[4]李煜華，胡運權.產業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的關聯性分析[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6，(6).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生態文明；經濟理性；經濟價值；生態理性；生態價值

[中圖分類號]X1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8-0143-05

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歷經300余年演化，日益涌現出其自身無法調和的系統性矛盾。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顯現，正是人類為更好地確保其自身類存在而不懈探索出路的行動寫照。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價值是生態文明內涵的三個主干概念。其中，生態文明范域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概念是對工業文明范式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擇要進論，誠如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命題所言，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自然本體只不過是社會本體的前史。本文著重討論的生態價值不僅基于價值的主體性和歷史性，而且基于價值的社會性。生態文明范域內生于自然限制退縮與勞動社會性增強這對矛盾；特別是在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人類勞動能力因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和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得到空前發展，勞動目的設定的實現程度依此同比大幅提高。這使得人類在為高樓大廈和先進技術等勞動成果歡欣雀躍之時，卻觸動了自身賴以生存的地球母親之“奶酪”——環境惡化和極端氣候等生態系統性問題正在不斷拷問著人類生存發展的底線。由是觀之，生態價值所映射的自然生態環境問題根源于經濟價值指向的人化自然，卻又高于人化自然，是一個十足的社會問題；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及主導二者價值判斷的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之辯證關系在21世紀不僅是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場域，更是一個關乎人類生死存亡和發展前途的根本性問題。

一、資本主義話語范疇中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

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是近代經濟學鼻祖英國亞當·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斯密憑著自己對人性的觀察，認為每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經濟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觀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展開競爭，客觀上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理性經濟人”的論點成為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支撐點和方法論原則。①經濟學對理性范疇的運用，采取了一種簡捷的方法，即借用其他學科對理性的定義和解釋，主要是在分析假設前提上來考察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②進而言之，人的生存需要與利益的存在使人的發展有了驅動機制，經濟活動的動力性主要還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來呈現的，而利益取向又時時由人的需要指數的不斷增長、人們對生存質量的不斷尋求所掌控。驅動機制的形成往往使經濟活動顯示出過程性與結構性的統一，而最終由效率指數來展示其結果。③由此足見，經濟理性是指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指向的價值理念。第一，從主體角度講，經濟理性是單一主體，是一種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視人們的需要，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映。第二，從價值角度講，經濟理性是看重交換價值，在交換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第三，從目的合理性角度講，經濟理性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它主要是選擇有效的手段去達到既定的目標，是可以精確計算與預先算計的。④總而言之，這種經濟理性及其所主導的經濟價值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范疇，集中體現著資本增殖的本性；在康德和黑格爾哲學中，這種所謂的經濟理性是不夠格的理性，其外顯的現實效應就是直接危及到人類自身的安全與幸福的系統性生態環境惡化。

進而論之，要想深入理解主導當今世界發展的不夠格的經濟理性，準確理解從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邏輯發展，必須認真探考理性這個哲學概念的外延與內涵。任何概念都是具體的和歷史的，脫離歷史和現實的所謂概念只能算作描述性語詞。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理性概念從柏拉圖起始的溯源性討論，直接汲取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孕育的兩位哲學巨匠康德和黑格爾對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用以扼要說明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被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康德認為，在實踐理性范圍內，人們常常在“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的指引下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不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全常識，也包括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有益的觀念。但當人們運用它來追求幸福時，發現自己會陷入更多的煩惱之中，而那些接受“單純的自然本能的引導”的人，反倒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的實在的幸福。在進行這樣的比較以后，人們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程度上的“理性恨”。但這里的“理性恨”的對象是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盡管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也包含著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某些知識，但并不專指這些知識。總之，一方面，康德批判了實踐理性范圍內的“理性恨”現象，因為它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即退向非嚴格理性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康德又揭示了這種“理性恨”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即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和幸福觀念都不足以承擔起準確地引導人們行為的重任，而準確的引導乃是“哲學的道德理性知識”，即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強調的（純粹理性的）絕對命令和道德法則。⑤

相較而言，黑格爾話語體系中的理性是通過現象與本質、有限與無限、有條件與無條件、部分與總體的辯證關系來把握這些超驗的、無限的、總體性的對象，即理念或自在之物的。⑥其“理性”內涵有兩層含義：一是與“精神現象”或“意識形態”是同義語的“理性”；二是結合歷史發展，涉及許多道德倫理問題的“理性”。因而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既與意識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同時又表現為一種方法，即歷史的、辯證的方法。黑格爾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這種“自我否定性”表現為概念的運動原則，在黑格爾那里，這個原則被叫做概念辯證法。⑦誠如康德研究所示，理性真正偉大的使命是用來探索和實現理念（即靈魂、世界-自由、上帝這三大理念）的，而不是用來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⑧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實際上只是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因為這種經濟理性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黑格爾更是在《精神現象學》上卷理性的確定性與真理性論述中指出理性的自我意識通過自身的活動而實現：理性自我意識的直向運動即倫理世界，理性自我意識的反向運動即道德世界。雖然馬克思后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批判黑格爾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為抽象的利己主義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純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維的利己主義”。⑨但是，黑格爾將倫理與道德內涵納入理性概念的本質規定，是對柏拉圖“理性，是靈魂中最高貴的因素”這一哲學命題的系統展開與深化。一旦考慮倫理和道德問題，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便難以立足，揚棄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的設定的經濟價值負面效應便據此具備了邏輯與歷史的合理性。

總之，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概念以及黑格爾將理性自我意識指向倫理與道德世界的理論構建對我們研究從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創造性轉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樞紐價值與環節意義。

二、社會主義話語范域中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

隨著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由盛到衰的歷史轉變，人類對生態危機、生存危機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理性觀照，人類正在資本主導的社會形態中以國度性、區域性和國際性組織的形式，借助輿論、政策、國策、外交以及法律等手段，不遺余力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然而，我們應該辯證地認識到，這一社會現象其實在反復重申著這樣一個真理：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包容的積極因素釋放殆盡的時際已經到來，新的產業革命與新的社會形態取代現有工業革命成果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已經無法避免。回到現實，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業已不期而遇，并以生態社會主義為名，在歐美綠色運動與生態運動中產生并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具而言之，生態社會主義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逐漸成為一個異軍崛起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點是將生態主義世界觀引入社會主義理論；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主張只有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拯救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主要有：主張社會公正和自然界的公正，主張基層民主和非暴力，主張建立生態經濟，其國際主張同樣依據其生態學、社會責任感、基層民主和非暴力原則。生態史觀同社會主義的耦合絕非偶然，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史觀合理內核的外化，生態經濟學由此應運而生，這其中蘊涵著深刻的哲學與歷史必然性。

擇要進論，生態理性是資本主義經濟理性自我否定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舊事物中孕育生長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新事物之萌芽。一方面，倘若沒有危及人類生死存亡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系統性矛盾的顯現，也就不會生成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概念；另一方面，倘若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承載這種思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作支撐，生態文明的核心——生態價值亦將停留在萌芽狀態因而無法得以充分實現。不同于傳統的推理或決策模型只注重認識過程的有序性和連貫性，關注認知過程是否符合內部標準即邏輯規則，生態理性觀把認識方式與環境信息結構的適配性作為判斷認識合理性的標準。⑩進而言之，生態學有一種不同的理性，它使我們知道經濟活動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賴于經濟外部的條件。尤其是，它使我們發現，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試圖克服相對匱乏的經濟上的努力造成了絕對的、不可克服的匱乏。但結果是消極的，生產造成的破壞比它所創造的更多。當經濟活動侵害了原始的生態圈的平衡或破壞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時，就會發生這種顛倒現象。生態學無疑是從另一側面揭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理性的內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潤時忽視了造成利潤的外在自然條件的損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輪的能源、資源的競爭，而競爭在追逐利潤、資本的欲望下不斷擴大，愈演愈烈，自然資源的不斷減損不但沒有使競爭的腳步放慢，反而加劇了競爭，結果造成一種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資源的嚴重匱乏打破了生產的企圖，人類進步最終淪為空話。11由此可見，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歷史任務主要是批判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內在桎梏，進而超越資本增殖為主要目的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形態，在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中高揚生態理性，確立生態倫理，端正生態史觀，實現生態價值。

三、生態價值是對經濟價值的辯證否定和積極揚棄

人類活動總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指導的。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全部成就及其問題都根源于一定形式的價值觀念。因此，從本質上看，建立生態經濟、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樹立統一的生態價值觀念。利用市場激勵機制建立生態經濟，在經濟層面上，需要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在政治層面上，需要政府以強制力保障產權的自由轉讓；在倫理層面上，需要確立生態價值觀。這三者之間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12生態理性主導的生態價值體系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內在矛盾性，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不斷出現體系性危機，人類社會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知識集成和綠色新能源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革命）和第三次社會形態大變革（囊括生態文明全部內涵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已現端倪的21世紀10年代，探討社會主義范域生態價值與資本主義范式經濟價值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揚棄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構建包含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一切合理因素的社會主義生態經濟體系的必要一環。

概念具有積累性。抽象的理論概念皆來源于具體的歷史與現實，脫離具體社會形態和歷史演進的概念討論只能是壞的抽象。生態價值不是抽象的憑空產生的概念，而是在具體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對既有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是繼承了經濟價值合理內核的嶄新概念。生態學思想只具有相對的有效性，它們必須吻合于并扎根于它們所處的時代。13只有通過認識經常變化的過去——人類與自然總是一個統一整體的過去——我們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類理性幫助下，發現哪些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又是我們該防備的。14本文將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置于不同文明范式和相異社會形態中展開論述，力求邏輯與歷史在具體、整體和時空三個向度上實現內在的統一。

辯證察視，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兩大概念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性，同時又存在質的差別性。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范域的生態倫理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經濟制度的道德性取決于兩個因素：是否有利于增進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有機和諧整體的生態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進人類社會自身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所要求的善。15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只能是技術上的開放，無法改變的是危機背后的原因，因為改變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此，這種制度下的生態觀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擴大化的幫兇，而不是救世主，這樣的生態化解決的不只是暫時的危機，很快新的危機便會出現，當人類解決問題的速度遠遠小于危機出現的速度，適度的崩盤便可想而知。16以經濟理性為出發點的傳統經濟學，以人類為自然萬物的主宰，認為自然界除了滿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沒有其他價值。經濟理性把人的財富積累和物質消費視為最高價值，以大量占有高檔奢侈消費品為榮耀，置自然資源的枯竭于不顧。大規模的生產對自然界大規模采伐，大規模的消費對自然界大規模排廢，構成對自然界的大規模戕害。與經濟理性不同的是，生態理性把生態系統視為母系統，把經濟系統視為子系統，視大自然為萬物之母、人類之母。生態理性承認人類是萬物之長、萬物之靈，承認人在自然系統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認人類是萬物的主宰。人類要想從大自然那里獲取生存、發展所需的使用價值，就必須保全和養育自然萬物的生態價值。因此，生態理性強調把人類的物質欲望及對自然的改造、干預限制在能為生態系統承受和恢復的范圍之內。經濟活動須得考慮生態環境的規模約束，在經濟系統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較小增量的情況下，改變自身的結構和功能，從而維護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17上述這些論點皆屬于生態理路。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對全球氣候及環境問題的認識不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繼承了馬克思和盧卡奇的理論精華，將社會主義范域的生態價值概念牢牢構建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話語主體刻意遮蔽的社會性基礎上，從而深刻揭示并批判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的內在桎梏與單向度，進而積極全面地揚棄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及由其衍生出的資本主義生態倫理。

生態者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生態系統，作為其構成要素的精神內容使人類社會比其他任何生態系統都更為復雜。在這個系統中，作為主體的人對環境的適應是人在改造客體、改造實踐方式以及改造主體自身的過程中實現的主動適應。無論對主體、客體還是實踐方式的成功改造，都是以人對相應對象的正確認識為前提的。18人與自然必然不是簡單的結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種“正當”關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實的人類社會，才能在這樣一種人類社會中凸顯人對自然作出生態化的努力，即不單一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已層面，更要顧及在雙方關系中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與人性的合力彰顯、適時的發展。無論是高茲還是馬克思都看到了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發展就是人性持續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單單表現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實，更重要的，人性的異化已經由一種被動形態轉向主動趨勢。而生態理性的提出恰恰為一切異化的根源得以回歸應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態理性秉持著“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則，就是要求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時，量度而行，以“關系性”的維度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為原則的“求和”，這種“求和”也正是生態理性的根本目的。19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片面認為：“自然之被破壞、環境問題之產生，究其根源，是傳統倫理學的狹隘和偏執性所致。因為在傳統倫理學的視野中，除人類以外的非人類生物被認為是不具備主體資格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權利，才是道德關懷的惟一對象。生態中心主義認為，正是傳統倫理學的這種狹隘和偏執性導致了人類對非人類生物的冷漠和殘忍，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粗暴奴役和無情破壞。基于此，生態中心主義指出，把道德關懷的界限固定在人類的范圍內是不合理的，傳統倫理學必須突破對人的偏愛，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去，‘設定’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承認其他生物物種的‘道德權利’。即不僅要對人類講道德，而且也要對非人類生物講道德，并認為只有這樣，人類保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才會有確定的基礎和內在動力”。20這種生態中心主義論具有極大的真理遮蔽性和意識形態迷惑性；其主要采用的方法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萌芽和上升時期的理論代言人們曾經使用過的對抗上帝觀念的自然觀念，其根本目的是避免人們把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之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本身。

然而，誠如沃勒斯坦對“發展”概念的批判——他指出“發展”這一概念只不過是“工業革命”這一概念的簡單變種而已。基于此，他強調時空多元性對社會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時空”不僅是純內生變量而且還是我們理解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的關鍵所在。21通觀歷史，發展是間斷性的質變，而非連續性的量變，可持續發展概念在哲學語境中是值得商榷的。要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所孕育的經濟價值看似合理，實際上卻是資本所有者借可持續發展之名，潛在認同更多就是更好的資本積累邏輯，實質為資本所有者精心編織的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觀念系統與游戲規則。更進一步，盧卡奇研究指出：“勞動的事實和它的結果在社會存在中造成了一個完全特殊的結構。因為，雖然一個目的性設定的全部產物是因果地產生和起作用的，以致它們的目的論起源似乎在效果中被消除了，但它們卻具有僅僅是社會性的特征”。 22鑒于此，研究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要到主導人類生存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與生產方式中去尋求原因。反之，生態價值只有在打破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得以真正彰顯；同時，也只有在全世界勞動者聯合的理性作支撐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生成完全意義上的生態經濟。

[注 釋]

①17姜亦華：《用生態理性匡正經濟理性》，《紅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何大安：《行為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③蓋光：《生態文化與經濟生態結構》，《鄱陽湖學刊》，2011年第6期。

④王若宇、馮顏利：《從經濟理性到生態理性：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創新》，《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7期。

⑤⑥⑧俞吾金：《從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哲學研究》，2010年第8期。

⑦陳愛華：《黑格爾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頁。

⑩18唐本鈺：《論生態理性》，《濟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111619韓秋紅、楊赫姣：《高茲的生態理性——社會主義的另一種闡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2期。

12費平、盧風：《生態經濟與市場激勵機制》，《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314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89頁。

15田海平：《應當確立經濟倫理的生態理念》，《吉首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20王云霞：《生態中心主義與生態之比較及啟示》，《思想戰線》，2012年第2期。

2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頁。

22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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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永佶.勞動主義[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態危機;欲望;科技理性;和諧生態觀

在人類發展史上，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人類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自然界的存在成為“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使得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過度盤剝和壓榨，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產生。從根源上探究，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是這一問題的邏輯起點。因此，探究生態危機的根源，需要將人類的財富欲望納入歷史通道進行反思。財富欲望的張力隨著世俗社會商業精神的發育而開啟，在利潤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帶來財富的自然界。發達的科技是對自然界進行深度開發的關鍵力量，技術在人類財富欲望的驅使下，“促逼”著自然界，使其被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深層次里破壞著“人—自然命運共同體”。

一、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

現代社會是以資本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存在在于價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就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1］因此資本家的目的不是獲得使用價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儲藏者所共有的。”［2］這種財富欲望具有一種擴張自身的內在張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義定位，它乃是指社會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生對一定的物質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識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動傾向，也可以說是趨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類欲望的閘門被打開以后，欲望的張力使得人類對貨幣、資本的追求日益強烈。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當貨幣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這導致了貨幣持有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極大的不平等。貨幣持有者極力將貨幣繼續投入再生產過程中，以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無產者則對貨幣持有者掌握的生產資料日益依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貨幣持有者日益成為勞動者、生產資料的主宰者，貨幣力量由此轉化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帶來增殖的資本力量。資本的擴張邏輯不斷生產出剩余價值并將其投入擴大再生產。“資本擴張過程是資本向自然界的擴張，向自然資源的擴張。資本自誕生以來進行的數百年的擴張過程，就是將從地表到地下，從表層到深層的自然資源不斷貨幣化、資本化，吸收到不斷運轉的資本機器內部的過程，也即吞噬自然資源的過程。”［4］因此，資本的擴張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對自然界無休止的掠奪為前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資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才能表現為資本的現實存在。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7］因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8］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被納入經濟系統中，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中，由此進一步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不斷開拓著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資本追求擴張的本性具有使這些資源進入擴張體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在人類欲望的驅動下與貨幣相結合，進入生產領域中，便被賦予了人的主觀意志，被資本化后便獲得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能。我們亟需對人類瘋狂行為背后的原因進行深層次追問。人類企圖將一切資源都資本化，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刺激著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種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為它的武器，支配了勞動，鼓起了勇氣，激發了遠見，使人類的一切能力日益發達。每一種欲望獲得滿足時的享受或愉快，對于那些克服了障礙和完成了自然的計劃的人，是一種無窮盡的報酬的源泉。”［9］追求財富的欲望是資本擴張的推動力。人類把勞動價值注入到自然資源中時，資源被資本化了，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這種心理因素就通過物質得以顯現出來。這種獲得物質資源的力量承載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意志，使得人類進入了瘋狂追求物質力量———資源。當人類對尚未資本化的資源進行開發，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預付金，因此必須獲得利潤，否則就將血本無歸，因此人類陷入資本邏輯體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動機，人類的行為由于這一欲望的滿足而終止。這一欲望的滿足又激發了新的欲望的產生，一種物欲造波著另一種物欲，由此導致欲望動力機的馬達強勁，不斷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觸角。亞當•斯密指出:“每一個人對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對于住宅、衣服、車馬、家具等舒適品和裝飾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制和確定界限的。”［10］滿足這類沒有限制的欲望的資本擴張也就處于無止境狀態。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也深刻指出了，這種資本擴張的欲望邏輯，“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系。確切地說這是因為它們對應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那些邏輯把它們當成了既無意識且變幻莫測的含義范疇。”［11］這是深度資本擴張的欲望帶來的消費社會的圖景。尚未開發的資源被資本化后獲得了一種價值通約的社會性，這種經濟性符號通兌著對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價值通約有著一種將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過貨幣把異質性的社會變成一種可量度、可計算、可兌換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生活世界被貨幣和資本的增殖體系宰制。人類在這個體系下追求資本的不斷擴張，并在資本力量的驅動下研發出越來越多的高尖端的先進科技，進一步武裝著人類進行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的資本擴張欲望在吞噬著自然資源的可再生能力。當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消耗在資本體系中時，資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斷衰減，最終導致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2］人類破壞著與自己的身體發膚密切相關的自然機體而不自知。資本擴張欲望無資源可尋而無法得到滿足時，或許人類真的會將觸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將世代詩意的棲居破壞，人類被瘋狂追求資本擴張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與生態危機的勾連

發達的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快捷、便利、現代化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資源破壞與生態危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的同時，人類對科技的依賴性愈加強烈，對科技的盲目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帶來的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人類的深度異化并日益成為機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說“科學進展是一種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技術力量。在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期，將對德性的追求視為“至善”，柏拉圖、老子等哲學家都提出技術是“奇技巧”會敗壞人的心智，反對技術的應用。近代以來，隨著“科技樂觀主義鼻祖”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迅速發展為人類戰勝自然的武器。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進一步確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這種反思哲學中成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著，自然是敵人，是一種被規約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東西都被歸為人的勞動而非自然的饋贈，自然只不過是提供了毫無價值的物質材料。”［14］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使得自然越來越被淪為人類征服的對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體論變成一種實證的技術手段，這種技術手段追求對自然的深度開發，以達到人類自身的財富欲望，將自然定義為為人的利益而服務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利益驅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類的價值判斷，如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等。科技的發展使科學的理念成為現實，帶來便捷與舒適的同時，也越來越拋棄了對人文意義的追求。科技的發展不斷助推著人類財富欲望的擴張，也使人類面臨越來越多的生存困境與自然困境。比如，農藥、化肥、催熟劑等化學藥劑的超標使用，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卻破壞了土壤，同時產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藥物殘留，直接危害人類自身。人類開始意識到科技理性所導致的人的發展悖論。人類開始將科技理性作為批判與討伐的對象加以審視。首先對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盧梭，他認為科學每往前推進一步，人就隨之往后墮落一尺，因此他將科學定義為人類的禍患和敵人。在《論科學與藝術》中，他指出:“科學的創造神是一個與人類安寧為敵的神。”［15］胡塞爾也強調“科學觀念被實證地簡化為純粹事實的科學。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16］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喪失了主觀性，拼命追求物的邏輯而缺失了對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動力因，不斷求解著X而忽視了科技對人類應用領域的后果。實證科學導致了現代人漫不經心地丟掉了那些對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思考，使人類陷于不幸的困境。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把科學應用于實際所創造出來的武器使戰爭變得更為迫近而可怕，使個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認，假如不是由于科學，這些禍害不至于象現在這個樣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科學對文明的價值一直受到了懷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學必須接受審查。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作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促逼”著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此同時，人類自身也成為被“促逼”的對象。對自然和對人類自身的“促逼”達到了“座架”，“座架占統治地位之處，便有最高意義上的危險。”［18］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認為，工具的價值在于它被主體運用在實現主體目的時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種效用邏輯。科學技術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邏輯下發展起來并成為對人類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馬爾庫塞延續了對科學技術批判的思路，認為科學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缺失了對事物的人文意義的考量，只追求技術手段的實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學發展成為一種奴役人類的異化形態，社會發展成為一種人性扭曲的病態社會，導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嚴的喪失。以科學技術為載體的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剪斷了人與自然的臍帶關系，同時工具理性的體制化運轉也侵占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導致人與人之間被各自分離的意見的機械組合的量化計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圖以對世界的操縱為目標，在影片的情節推進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工具理性實質上是科技發展進程中產生的異化現象，工具的發展正從帶給人類的裨益走向反面，越來越缺失對人類自身的存在論境域的思考，成為危害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自身發展的“罪惡之源”。科學技術強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給人類帶來的便捷與舒適是不容質疑的，但是科學的發展和運用離不開人類的導控。人類之所與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類自身價值理性的畸形、正確價值觀的缺失。科學技術從屬于資本的邏輯體系時，逐利的秉性操控著科技，瘋狂的資本擴張欲望帶來科技的飛速發展，這種科技的發展當然是一種人類僅僅為滿足自身利益的異化的發展狀態。這種異化狀態可以深層次追溯到主體性哲學的痼疾，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來，發現了自身的主體性力量，“人是萬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彰顯。然而人類在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的存在對人類來說都是“他者”(Theothers)，這就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人類在自然科學與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中感到歡欣鼓舞，主體性力量達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盲目自信，科技與工業在主體性力量下發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但是人類卻沉迷于機器與技術的世界中，技術越來越高端、機器越來越精密，人類對工具理性越來越著迷，將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視為客體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考量之下畸形發展，由此破壞著與人類發展休戚相關的自然界機體。

三、基于對象性關系的和諧生態觀

人類的財富欲望在科學技術的助推下不斷擴張，最終帶來了生產危機。那么能否像一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消滅資本也就消滅了人類的財富欲望，生態危機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馬克思指出，“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資本，只有通過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這一最發達和最多樣的生產組織。資本作為人類剩余勞動的結晶，本無善惡是非可言，其性質主要取決于它運用于何種生產關系之下以及人類運用資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說對資本擴張的考察也就是對人自身的反省。人類在世界資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尋找到一個與自然之間的合理距離。馬克思指出，“人們需要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20］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不是簡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生態倫理學基于舊唯物主義的理論，將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出發，強調人類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將只對人類有意義的倫理觀、價值觀賦予自然，自然就淪為了人類利用征服和掠奪的對象。人類的主體地位導致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始終將與自身生存休戚相關的自然視作“他者”，自然成為滿足人類利益的奴隸。人類無限膨脹的欲望導致對自然的無限制開發掠奪，產生了一系列生態災難。生態倫理學把自然當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觀事物而不是與人產生內在聯系的人類學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對人類的意義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將自己視為主體的人類竭盡所能去掠奪自然，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欲望。埃里希•弗羅姆指出“我們奴役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來改造自然，結果是自然界越來越多地遭到破壞。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們對它的敵視態度使我們人類變得盲目起來，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然界的財富是有限的，終有枯竭的一天，人對自然界的這種掠奪欲望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1］人類錯誤的生態觀導致無節制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忘記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對象性關系。人類在資本的驅動下瘋狂破壞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時也是在破壞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即人類在進行著自我毀滅。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單純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學，同樣也不能簡單地回溯到“生態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認為“自然物的多樣性具有它自身的內在價值”［22］，所有自然物因為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應當得到保護，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受到保護。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僅僅是對諸如人類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間的對立這樣古老的二元論的重新闡述。”［23］“這里永遠存在的二元論觀念往往妨礙了知識和有意義的實踐的真正發展。實際上，這種觀念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與自然二分法的生態學理論導致的生態學困境。人類錯誤地將自然視為外在于人的獨立存在物，這種自然被誤以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也正是錯誤地將人與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價值為中心，導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態中心主義”。幸運的是，人類已經意識到上述兩種基于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確的生態觀的問題所在，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為建構和諧生態觀而努力，和諧的生態有賴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馬克思將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與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馬克思認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6］“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脫離自然界這一對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28］事實上，現實的、有意義的自然是對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獨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樣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自然界。對象性關系意味著“別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個‘我’，就成為我的對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內隱，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個眼睛。只有在別人身上，我才具有對類的意識。”［29］“也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它的存在。”［30］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是作為對象性關系而存在的并通過對象性活動而相互內在聯系。這種對象性活動即人的實踐活動。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對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31］通過實踐活動建構“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人在與自然的內在聯系隨著實踐活動而不斷深化，自然成為人的“無機身體”。通過實踐活動人類建構起與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內在聯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對象性關系以及實踐活動來研究人與自然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命運共同體”不能屈從于資本力量和人類的財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取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人的財富欲望應該服從“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科學技術的進步應立足于“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這才是滿足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正確的生態觀。

作者:鄭柏茹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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