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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婦女與狗范文第1篇

在城市，形成留守兒童的原因更多元化，例如，父母異地打工、進修學習、離異、工作繁忙，還有一種就是父母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在異地購房，把孩子戶口遷入異地，這些孩子往往被寄養在親戚家或學校、教師家里，這也是一種新的留守兒童。而且，這些家長對子女期望極高，往往將孩子送往民辦中學。

他們的生活并不貧困，有的還很富裕，但親情的缺失，仍讓他們感到空虛，對父母的情感需求是他們最大的愿望。

富足的留守兒童缺少愛

在同學眼中，晶晶屬于那種“幸福得像花兒一樣”的少年。就讀于北京某小學五年級的晶晶家境優越，有同學們羨慕的漂亮衣服和玩具，但她卻并不覺得幸福。晶晶父母都長期出差在外工作，平時照顧晶晶生活的是保姆王阿姨。王阿姨是一個快50歲的中年婦女，少言寡語，一到晚上六點半就準時走人，很少跟晶晶有情感溝通，晶晶常常在孤獨中入睡。

去年冬天，晶晶坐在小區里曬太陽、吃零食，一只渾身臟兮兮的京巴狗圍著她轉，晶晶可憐它，將手中的雞爪丟給了它，小狗就再也不離開她了，一路跟著她回了家。

“你怎么帶一條野狗回來！萬一咬人怎么辦？萬一它有狂犬病怎么辦？”王阿姨發現后趕緊把小狗趕出了家門。

但小狗在樓下徘徊不走，一看到晶晶出來就搖頭擺尾，晶晶把家里的飯菜帶出來喂它，趁王阿姨不在家又把狗帶回家，洗干凈后養起來，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雪兒”。

從那以后，晶晶有好吃的都給小狗分一份，做完作業就陪小狗玩耍嬉戲，還拿壓歲錢給小狗買衣裳，把小狗當成最好的伙伴。

晶晶跟“雪兒”的感情越來越深。她不讓小狗住在新買的狗屋里，讓它和自己睡在床上。王阿姨不在的時候，她讓小狗和自己一起在桌子上吃飯。“雪兒”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侶，王阿姨甚至覺得，晶晶把所有的心思和感情都花在了小狗身上。

兩個月前，小狗失蹤了，晶晶急得哭了，天天放學后就嚷嚷著出去找“雪兒”，但沒找到。在電話里得知情況的爸爸和媽媽安慰她說再給她買個小狗回來，她還是哭，此后一直郁郁寡歡，很少有話語，看到和“雪兒”差不多大的京巴狗就黯然神傷。

從外地趕回來的媽媽認識了一位心理醫生，和醫生說到晶晶的事，對方告訴她，晶晶可能有輕微孤獨癥。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晶晶缺少這個年齡兒童應有的親情關注，她認為自己和流浪狗一樣，沒有人關愛，因此與流浪狗產生了一種命運的共鳴。在與流浪狗的相處過程中，與狗產生了情感互動，形成了情感依賴，把自己的情感全部轉移到流浪狗身上。對方還告訴她：像這樣由于父母忙于事業而導致親情缺失，致使孩子患上孤獨癥的，在今天的都市里并不鮮見，心理門診里經常有這樣的孩子來就診。

同樣是城市留守兒童，小偉的日子過得似乎輕松很多。他在外地上寄宿制小學，每個月回家兩次，分別由奶奶或者外婆陪伴。小偉的父親是某石油公司派駐國外的技術人員，母親則在父親出國后干脆去了深圳做生意。“回家也沒有事情做，還不如和同學聚聚呢！”小偉所謂的同學聚會無非就是吃吃喝喝，末了大家一起去上網玩游戲。“家里也可以玩，但是就沒法現場組團了，還是大家一起玩有意思。”

小偉承認自己成績不太好，但是并不認為自己是壞學生。他覺得自己的揮霍沒有什么不合理的：“爸爸、媽媽怕我沒錢花，他們每月往我卡上打兩次錢，每次爸爸回來也總是叮囑我說：待人接物不要小氣，你要知道照顧自己，千萬別委屈了自己。”父母最擔心的不是小偉花錢，反而是小偉不花錢。

“我特盼過節，因為一過節我家就團聚了。平時回家的日子我也記得特別清楚，每次回去就真的舍不得離開，連同學叫我玩都不去。”除了舍不得好不容易可以與媽媽在一起的時光，小偉不愿意去同學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別人家里最常見的其樂融融、歡聚一堂的景象，會讓他感覺自己是一個多余的人。

“難免會產生聯想吧！特別是同學的家長總會夸我說：‘看人家多懂事！什么都能自己干！’其實我也愿意什么都不會干，整天等著爸爸媽媽伺候，可是我是被逼出來的啊！”小偉的話可以代表許多城市留守兒童的心聲，他們或許經常被同學邀請去家里做客，但卻每次都會因為對方家長的熱情而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的孤獨與無助。

城市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大多屬于高收入群體，他們大多無法陪伴在孩子身邊，因此會感覺虧欠了孩子，于是希望用金錢來彌補自己沒有能夠給予孩子的關懷。然而，大部分城市留守兒童并沒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樣，將大把的零花錢用于“改善生活”，而是用在了“填充生活”上，他們衣食無憂，只是生活單調缺乏樂趣，用小偉的話說就是“窮得只剩下錢了”。

是誰“制造”了留守兒童

在眼下的城市里，像晶晶和小偉一樣的留守兒童呈現越來越多的趨勢。那么，是什么原因“制造”了這些留守兒童呢？

夫妻雙雙外出工作。在事業穩固之前，一般不會把孩子帶出去，這類留守兒童，見父母的機會很少，是最缺乏父母關愛的孩子。

一些高知家庭，夫妻雙方到另外的城市或國外深造，而不得不暫別孩子，將其留在原來的城市生活讀書。這樣的孩子，一般會在父母休假時全家團聚。

有些孩子的家長在國家機關單位任職，因為工作需要，得掛職下鄉去基層單位工作，少則半年，多則兩三年，孩子則留在了原來所在的城市；另有一部分家長，單位地址雖然設在所在的城市，但大部分時間都出差在外，孩子形成事實上的城市留守兒童，與前兩種孩子相比，這些孩子和父母見面的機會相對多一些。

還有一部分是處于留守邊緣的孩子，父母的工作單位和孩子在一個城市，但他們工作特別忙，根本無暇顧及孩子，孩子的生活長期交給同城的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顧。比嚴格意義上的城市留守兒童幸福的是，一旦孩子有什么事情，父母可以很快趕過來處理。

據有關兒童心理研究專家分析，城市留守兒童因為獨處狀態或是與父母難以溝通，得不到家庭和親情的溫暖，長期下來他們中往往會分化成兩種極端。一種是極優秀的孩子，他們大多早熟懂事，在缺少親人關愛的環境下，他們會迅速學習，獨立面對生活和學習上遇到的一系列難題，自理、自立、自我約束能力很強，品學兼優。另一種則會出現種種問題，是厭學、逃學、輟學的重點群體，他們大多數表現在：自尊心過強，不太合群，不善于與人交流等，孤獨、偏激、自卑、玩世不恭等表象相對比較明顯，甚至個別的還非常敏感，遇事不冷靜，容易沖動，在與同學和老師交往時大多帶有一些戒備心理。

某小學三年級語文老師黃小雷說，她的班里有兩位留守男生，從小沒有與父母共同生活，行為心理表現與其他同學有較大差異，一位性格固執，甚至有自虐傾向，常用頭撞物體；另一位性格內向，少與老師同學聊天。

河南心理網心理咨詢師周建勛說，城市留守兒童在某種意義上說比農村留守兒童所面臨的情況更加殘酷。主要表現是：因為城市里面存在很多誘惑，比如網吧、各種游戲廳等，孩子很容易進入；農村人都很淳樸，而城市存在很大利益之爭，孩子一旦被引誘，將十分危險；孩子長期不與父母一起，可能會造成恐懼感，這種恐懼感最明顯的體現就是覺得自己不安全，要么孩子就變得膽小怕事兒，要么會使孩子有激烈的抵抗攻擊行為。

周建勛認為，為了工作，有個別家長干脆給孩子選擇寄宿學校，殊不知孩子在進學校前就有一些不好的習慣，進校后又長期缺少關愛，可能會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本來，孩子踏入社會的過程是家—學校—社會，現在卻變成了直接從學校走向社會，這肯定會出問題的！”

周建勛強調說，孩子缺少溝通對象后，缺少一種對“自我”的確認，孩子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好不好，缺少鼓勵也缺少批評，這會誘發孩子的自負或自卑心理。孩子的成長伴隨著變數，特別是在城市，孩子視野比較廣闊，遇到的問題也很多，認識錯誤的地方，需要家長給予及時糾正，對于留守兒童來說，如果這些錯誤不及時糾正，等孩子犯錯時才補救，無疑給孩子心理留下一塊“傷疤”，可能會對孩子以后的生活產生影響。

從事中小學心理教育的專家們對周建勛的分析表示認同：很多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比其他兒童更隱蔽也更嚴重。留守兒童由于生活境遇、成長環境的磨煉，往往比同年齡段的孩子更獨立也更要強。他們的自卑情緒和自負指數都很高，一般都覺得自己比其他孩子看得更遠、思考得更多，但是由于成長過程中缺乏愛的教育，在思維模式上很容易走極端。

因為父母不能陪伴在身邊進行監督指導，留守兒童的自我防范意識也往往很脆弱。不是說沒有自我防范的意識，他們很重視自己的安全，但是卻總是容易受到不良生活習慣的誘惑。由于心靈空虛、生活單調，留守兒童往往會選擇比較放縱的生活，讓自己感覺到自己是在受到周圍“朋友”的關注，是受歡迎的個體。

讓“愛”常駐孩子心田

長年出差在外的爸爸好不容易回家了，兒子不但不高興，反而冷漠回避，還口口聲聲說：“爸爸就像個陌生人，我不喜歡他！”

12歲的景書是天津某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平時，景書一直聽話懂事，可近來卻有點反常：放學了不愿回家，一直到姥姥來找他才回家。班主任老師經了解得知，原來，景書不愿回家的理由竟是因為其出差半年多的爸爸回來了！

景書的父親從事建筑業，經常出差，常常一出門就是七八個月，孩子一直住在姥姥家。其實景書的父親很疼他，每次回家都會給他帶許多禮物，并對其噓寒問暖疼愛有加。既然如此，景書為什么還躲著爸爸呢？

景書說，他還沒上小學時，爸爸就不停地出差，往往好長時間都見不到一面。剛開始他還羨慕其他小朋友能天天和爸爸在一起，可日子久了，“父親”對他而言漸漸變得陌生了。現在他已經習慣了由姥姥、姥爺和媽媽組成的家庭格局，一旦爸爸在家，他就覺得很不習慣。尤其是爸爸回家后，全家人都圍著爸爸轉，他心里就更不高興了。“每次爸爸要走時，媽媽和姥姥都很舍不得，但我就不會，反而覺得輕松不少……”

“怎么做，才能讓孩子不再疏遠親情？”采訪中，一些在外的父母問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問題。讓孩子留守家中，許多家長也感到無奈。生存的壓力，工作的壓力，讓他們不得不在家庭和事業中作出選擇。然而，選擇一方不等于完全犧牲另一方，只要家長肯用心，完全可以做到事業、孩子的兼顧和兩全。

城市留守兒童的家長最容易忽略的教育問題就是，親情的交流缺乏持續性。不少家長在外出差時，由于工作繁忙，有時一個月都無暇打個電話回家，有時打來電話，但沒跟孩子說話就匆匆掛掉了。有的打電話一開口就問學習成績，甚至在電話里教訓人，原本溫馨的親情電話一下子降溫了。

其實，即使遠隔千里，只要用心，讓留守兒童感受到父母細致的關懷并不是難事。打打長途，視頻聊天，費用不貴又可以長時間交流。每天晚上抽出10分鐘和孩子通電話，每周和孩子視頻一下，和孩子拉拉家常，問問孩子在學校里的趣事，聽聽孩子的煩惱，不時流露出對孩子的思念之情，這些都能令孩子感受到遠方的親情關愛，也可以和孩子講講自己工作的繁忙和漂泊的艱辛，讓孩子體諒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的付出。

有的家長總以忙碌為借口冷落孩子。但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在無限度地追求財富而忽略了親情，長時間對孩子的冷落真的是必需的嗎？工作上真的非事必躬親不可嗎？如果不是必須的，那么安排好手中的工作，把一些事情多交代給助手和員工，多抽些時間回歸孩子身邊吧。要知道再多的財富也比不上親情。名牌衣服、名牌鞋、充裕的零花錢……這些，并不能夠替代父母的呵護，曾經有人說過“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童年是多么短暫，沒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又是多么的孤單、遺憾呢！

“一切以孩子為重，教育比天還要大！”鄭州市陽光午托服務中心董事長魏玲說。將教育孩子的事業做好了，父母一輩子都會感到欣慰，如果做不好，即便有再多的錢，父母也會感到后悔和懊惱。

留守婦女與狗范文第2篇

離別，從最初的難過，慢慢變成一種習慣……

蘇玲睡著了，在醫院走廊的椅子上，坐著。

這是春天的一個下午，醫院人很多。可是她太累了，已經三天不曾合眼。風從走廊盡頭刮過來，卷起她的頭發，四十多歲的女人，已經有白發了。丈夫悄悄地走過來，給她披上一件衣裳，眼睛里淚花閃爍。

突如其來的危機

三天前，蘇玲像往常一樣做好早飯，可是卻不見婆婆公公起來。她前去叫，卻發現公公正在喂婆婆吃藥。婆婆一向沒病沒災的，一大早吃的哪門子藥？蘇玲嚇了一跳。

她走到婆婆床前，一看，婆婆的雙腿腫得像水桶一樣，已經起不來床了，公公正在喂她吃自己平常吃的利尿片。蘇玲扭頭就往外跑，得趕緊去找醫生吶！

村醫正在吃飯，蘇玲氣喘吁吁地跑進屋，幾乎是硬奪著讓他把碗放下來，“快去看看吧，俺娘的腿虛得老粗！”

村醫也從來沒見過腫得這般厲害的腿，他只說了一句：“趕緊送醫院吧，虛到胸口就危險了！”

危險？生命危險！一聽這話，蘇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慌忙找人、找車，把家里所有的錢都塞進手提包，把婆婆送進了醫院。

婆婆被推進了手術室。護士拿著手術單讓蘇玲簽字，蘇玲纏滿膠布的手哆嗦著，寫了好幾下筆都沒有出水，最后還是護士把筆給她扶正了，才歪歪扭扭地簽上了。手術單上都說了什么，她沒看，醫生讓怎么做，她就怎么做。

手術室的門關上了，蘇玲扶著門框，心慌得厲害，覺得一張嘴心就要從嗓子眼里跳出來了。她喃喃著：“俺娘一輩子沒做過壞事，俺也沒做過壞事，俺們一家都沒做過壞事，一定沒事的，一定沒事的……”

手術做了四個多小時，蘇玲就抱著手術室的門框站了四個多小時。這四個小時，就像一個世紀那樣漫長。

麻醉劑的藥力還沒有散去，婆婆醒來看了她一眼，再次睡去。等再一次醒來，天已經黑了。她說餓，想喝點粥。

蘇玲松開一直握著婆婆的手——老人家的手老動，很容易鼓針——拿著飯盒一口氣跑到大街上，蹲在街角，嗚嗚大哭。

清冷的大街，痛哭的女人，讓陌生的行人都忍不住揪心。

哭完了，蘇玲打電話給遠在天津打工的丈夫：“娘的腿不大好，住院了。現在沒什么危險……”

一個人的奮斗

等丈夫回來，已經是三天以后。婆婆的病情已經穩定了。她終于可以睡一會兒了。

她實在太累了，從來沒這么累過！

蘇玲今年43歲，是魯西南一個小山村的一位普通婦女。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兩個女兒一個讀初中一個念小學，公婆已失去勞動能力，和她住在一起。

蘇玲種了十余畝地。魯西南一年兩熟，地里的活兒趕得緊，麥收秋收時節，天不亮蘇玲就得起床，先給孩子們做好飯，然后下地干活。等到日頭東偏南一點，再回家給公婆做飯（孩子上學吃飯早，老人不習慣），吃完飯趕緊回到地里。緊打緊地干，才不至于落在季節后頭。在地里刨食的人，莊稼就是命根子，錯過了季節，任你把地伺候得再好，也結不出果實來。

有一年玉米長勢特別好，棒槌一樣的玉米齊刷刷的，看得人心生歡喜。可是，臨收前的半個月，一連下了兩場大雨，又刮了一場大風，一下子，玉米株都倒伏在了地里。倒伏的玉米沒法用收割機收，只好一個一個地掰。掰完用三輪車運回家，再去砍玉米秸。晚上就在家剝玉米皮，剝好了運到房頂上去晾曬。

眼見別家的地都拾掇好了，就等著種麥子，自家的玉米還沒掰完，麥子沒法下種啊！蘇玲急得嘴角起泡。她想找人來幫忙，可是各家都忙，誰能騰出時間來幫她呢？

直到有一天，剝出來的玉米已經堆滿院子了，再不運到房頂上就會發霉。白天是沒有時間的，晚飯后，蘇玲咬了咬牙，拿著繩子和手電就上了房頂。公婆和孩子在地面上裝筐，她就在房頂上拔。3米多高的房頂，她不知拔了多少筐，反正四五個小時后，七千多斤玉米就上了房頂。拔完最后一筐，玉米還沒有倒，她身子一歪，就倒了下去。手上水泡早已頂著厚繭起來了，肩膀酸得就要使不上力，腿也軟得站不住了。

不知過了多大會兒，站起來，又是一陣頭暈眼花，她不由得蹲下去。可是，慢著，褲管怎么濕漉漉的？

——大姨媽提前十多天來了。

那是蘇玲記憶中最悲催的一個秋天，因為過完那個秋天，她幾乎遍體鱗傷，打那年落下了腰肩痛的毛病。稍有勞累，就得貼膏藥緩解疼痛。

忙和累，蘇玲不怕，她只怕老人或孩子生病。那種恐懼和無助，能擊碎四十幾年生命所構筑的所有堅強！

就像這次，農活重、苦，她沒叫累，照顧孩子和老人，她沒叫累，可是面對婆婆的病，她真的撐不住了，尤其是看見丈夫的那一刻，好像全身的力氣一下子都被抽掉了。

在魯西南，像她這樣的留守婦女有很多。她們不知道什么叫中年危機，不會把維生素E擠破了敷在臉上挽留青春。對她們來說，只要老少平安，只要丈夫年底能帶回錢來，就是好日子。

半輩子的孤單

蘇玲養了兩條狗，很大，一頓能吃掉一盆面條。蘇玲嫌它們食量大，經常說要將它們賣掉，可是又舍不得。其實也不敢。

白天的時候，兩條狗被拴在狗窩旁邊，晚上就將它們放開。或許是多年訓成的習慣，它們一個趴在大門口，一個趴在堂屋門口，像兩個盡忠職守的衛兵。狗已經成了她的親人。

夜里，狗一叫，蘇玲就會醒來，如果持續地叫，她就會開燈起床，拿手電往院子里照一照，當然手里拿根木棍是少不了的。放在15年前她不敢，那時候婆婆陪她睡，聽見聲音起床，婆婆拿著手電照，她就拿著木棍跟在后面。

蘇玲用的牙缸還是結婚時買的，上面的囍字已經殘缺不全了。倒是丈夫的那一只，還挺新。并排放在一起，不大像一對。象征著殘缺的日子。婚后第一次分離，丈夫去青島打工，說要帶著它，省得買。蘇玲不讓，怕他弄壞了或弄丟了，說兩只在一起多好啊。這只牙缸，丈夫一年到頭用不了幾次，但是每隔幾天，蘇玲就會涮一涮。看見它們并排放著，心里就是安慰。

蘇玲還有個習慣，晚上刷牙要對著鏡子。這可以喚起新婚時倆人常對著鏡子比“白胡子”的回憶。在鏡子里，蘇玲常常能看到丈夫的笑臉。

村頭的廣場上，常有同村的婦女去跳舞。開始，縣婦聯專門請了人來教，恰好蘇玲在家，就被村婦代會主任生拉硬拽去了。蘇玲學得很快，還得到了老師的表揚。但之后再也沒去過。有時候經過廣場，看見老老少少隨音樂起舞，她也會在邊上站一會兒，但從不過去跳。因為那些跳舞的，都是丈夫在家的女人。她不能去跳，否則會讓人覺著不守婦道。

一年到頭，蘇玲都做來料加工，編中國結、織墊子、串項鏈，有時候加工一件只掙幾分錢。她不在乎，反正晚上也是閑著。累了，蘇玲就會關起門來，按照記憶中的舞步跳一會兒，“就當舒展胳膊腿了，也復習一下步子別忘了”。她有一個美好的夢，在她的床頭柜里，珍藏著一條項鏈，那是她做的第一條項鏈，沒舍得賣。她想著哪天丈夫能親手為她戴上，她就戴著這條項鏈為他跳一段舞。但她又覺得不現實，“都老夫老妻了”，太矯情。

唯一的娛樂是看電視，喜歡看愛情劇和家庭劇，比如《媳婦的美好時代》、《岳母的幸福生活》。但很少看，一是沒時間，二是指不定哪個溫暖鏡頭就會引出她的淚水，“被孩子們看到，不好”。

從最美麗的年華“兩地分居”，到現在，已經孤單了半輩子。孤單，似乎已經成了習慣。可是，那綿綿不絕的思念和期盼啊！

永遠有多遠

蘇玲和丈夫訂婚8年才結婚，那時候，他們每兩三年能夠見上一面。每次見面，丈夫都承諾，結婚后咱們就永遠不分開了，蘇玲也在心里暗暗發誓，這輩子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婚后第一年，夫妻雙雙出去打工。那是一段最甜蜜的日子，工作上，倆人都是“工人”，生活上夫唱婦隨，蘇玲有時還能吃到丈夫做的飯，那是那個時代青春年少里不曾想象的幸福。

可是，這種幸福很快便被嬰兒的啼哭打破了。孩子的到來讓蘇玲無暇工作，城市生活的高成本逼迫她不得不回到老家。

往后的日子似乎再次回到婚前，唯一的進步在于，夫妻見面的次數上升到一年一次。每次，丈夫能在家呆半個月。那是一家人寶貴的團聚時刻，比過年更值得期待，更值得慶祝和珍惜。

能增加幸福的是，電話越來越方便。以前是固定電話的時候，丈夫只能晚上打才能確保有人接，老人、孩子都在身邊，說不了一句悄悄話；后來手機普及了，蘇玲能躲在任何地方接電話，可是話費太高，說不了兩句就得掛，揀要緊的就得先說老人再說孩子；現在手機資費降低了，敢煲電話粥了，“又過了甜蜜蜜的年齡”，一句“什么都是你擔著，多注意，別累著了”，就是丈夫最熱烈的情話。就是這樣一句話，說得蘇玲眼圈發熱、鼻頭發酸。

丈夫回來的頭一個月是蘇玲一年中最興奮的時候，就像疲累的小學生終于盼到了星期五，周末不遠了。她會把房子收拾了再收拾，把沾了頭油的梳子刷得干干凈凈。還有丈夫的刮胡刀，也要擺到床頭柜上，丈夫的拖鞋，要時不時地刷一刷。

最難過的是丈夫走前的倒計時，越想忘記記得越清楚。丈夫背起行囊遠行了，一連幾天，蘇玲都會覺得心里空落落的，失魂落魄。這種感覺，隨著留守年齡的增加而每年劇增。老了老了，少年夫妻老來伴，她也到了生病的年歲了，那丈夫呢？更是令她牽腸掛肚。

這樣的日子還會持續多久？蘇玲不知道。孩子還小，公婆身體也不好，未來花錢的地方還很多。如果不能實現家門口就業創業，那么，廝守的幸福遙遙無期。

什么時候能實現家門口就業創業？她不知道。

留守婦女與狗范文第3篇

近年來，隨著鄉村青年謀生方式的轉變，外遇、出軌、等情感毒瘤，悄然蔓延至部分鄉村家庭。據有關資料顯示，近年來，鄉村離婚率節節高升，部分地區已高出城鎮，其中，外出務工家庭離婚的現象占了絕大多數，最大的因素是第三者介入。

對大多數女性來說，離婚意味著她們要脫離安全的家庭經濟環境。面對小三，鄉村留守女性、打工妻子們，往往遭遇房子無法分割、丈夫無錢可賠、受盡冤屈最終卻要凈身出戶的悲劇，以至于被逼得走投無路，痛苦絕望，弱如浮萍……

人口的流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積攢了太多的離愁與苦悶。改革至今，廣大的進城打工者，是付出犧牲最大的一個群體。如何改善打工者的婚姻家庭生活，提升他們的幸福指數，應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幸福是什么？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在財富積累中感到幸福，有的在平淡生活中體驗幸福，有的在兩情相悅和家常滿足中品味幸福。但是，心理學家們曾經做過一份調查，無論富有還是貧窮，來自親人的支持和愛才是最重要的幸福源泉。

婚姻“病了”，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愛還有“復蘇”的能力。挫折、失敗也并不可怕，只要我們心房充滿陽光，便還有奮斗的勇氣、愛的力量。

氣憤：當保安的丈夫竟然有小三

譚霞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付出十年的婚姻，到頭來竟會兩手空空。

現年38歲的譚霞出生于湖南省衡東縣農村。初中畢業后，她來到深圳市寶安區龍華鎮一家電子廠打工，從此一直掙錢供哥哥譚軍和弟弟譚偉讀書。

2000年，譚霞已經26歲，此時哥哥和弟弟均已大學畢業，也都來到了深圳打工。由于多年來她一直為家人著想，婚事成了老大難。父母很著急，這年夏天，經人介紹，她回鄉與鄰鎮28歲的段強相親，年底便匆匆忙忙地結了婚。

為了報答譚霞，娘家人一直盡力幫襯。2002年，譚偉在深圳買房后，把父母接來長住，好替譚霞照顧兩個女兒；2005年，譚霞夫婦在老家修建新房花費十幾萬元，大部分是譚家資助的……

而段強，吃不了苦，經常換工作。2008年，他因打架，被廠里炒了魷魚，不久進了龍華鎮某高檔小區當保安，每月薪水不到2000元。由于他抽煙喝酒又打牌，家里的開銷都是譚霞在支撐。譚霞是一個善良、勤勞、賢惠的傳統女人，從沒說過段強的不是，一心一意為丈夫和兩個女兒著想。

然而，段強并不知足。2010年初的一天，看到譚軍和譚偉都買了房子和車子，他陰陽怪氣地對譚霞說：“你為你哥和你弟付出十年，現在卻依然住出租屋，悲哀啊！”譚霞覺得丈夫心胸狹隘，反駁道：“那也是他們靠自己的能力掙來的。再說了，我們老家那幢兩層十幾間的新房，沒有他們幫忙，能這么快建好嗎？”

不久，段強想買一輛七八萬元的汽車從事“黑的”生意，要妻子向譚軍和譚偉借錢。譚霞不同意，一是不愿加重自己兄弟的負擔，二是她知道丈夫好高騖遠。可沒想到，段強從此對她不理不睬，每天下班后要么在出租屋上網聊天，要么就出去打麻將。

由于譚霞在工廠是兩班倒，而段強當保安是三班倒，夫妻倆經常是一個上班一個下班，以至于誰干了什么都不知道。2010年9月的一天，譚霞突然發現丈夫的QQ密碼改了。11月，她還發現丈夫的手機短信很多，每次都偷偷躲到廁所看，并刪得干干凈凈。一天晚上，她上班時請假悄悄回到出租屋，在門外聽到丈夫和女網友視頻，說的話很肉麻。

譚霞激動地闖進家。段強不僅承認了一切，還提出離婚。譚霞質問他為什么要出軌，自己到底哪里對不起他？他竟說：“我承認，你是個好女人，但是不合我胃口！”譚霞氣得以淚洗面。

2011年1月底，譚霞回湖南過春節。那段日子，段強天天打電話給譚霞，要求離婚，表示愿意賠償10萬元，但必須悄悄離婚，不準譚霞將其出軌的事情告訴他的母親和兩個女兒。考慮到女兒還小，譚霞不想離婚，故意要求賠償15萬元，并讓段強回湖南當面解決。他不肯，居然說：“你不離也可以，那你給我一年時間，我跟那女的分了，再和你在一起。”

痛苦：打工妹差點被丈夫和小三逼死

2011年正月初九，段母得知此事后激動不已，對譚霞說：“好媳婦，是我前世造了孽啊，生了這么個兒子！他要是敢離婚，我就把他趕出家門，沒這個兒子，我只認你這個媳婦！”

譚家人也并不希望他們離婚，決定給段強半年的改過時間。可譚霞回到深圳后，段強依然我行我素。2月中旬，一直在外與小三同居的段強回到出租屋，向譚霞要兩個女兒的學費。兩人爭吵起來，段強野蠻地搶走了譚霞錢包里的幾百元錢，她反抗時被段強踹了一腳，受了傷。當晚，譚偉得知后又氣憤又心痛：“姐，你不知道報警啊？正因為你的軟弱，他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囂張！”

對于段強主動提出賠償10萬元，譚霞始終心存疑慮，因為家里只有幾千元積蓄。為了捉住小三，不久，譚霞故意搬出了原來的出租屋。一個早晨，她果然發現丈夫帶著小三住了進去，便進去吵鬧，結果她不僅被小三辱罵，還被丈夫摔爛了手機。

事已至此，譚霞決定離婚，接受10萬元的賠償。段強卻反悔了，“我沒錢，我不離了，你要離的話就凈身出戶！”譚霞內心并不愿離婚，便要求丈夫，不離也行，只要他跟小三分開，回來好好過日子。誰知，段強依然不同意。

2011年4月，段強的外甥結婚，譚霞得知一直在躲避的丈夫回了老家，便也趕回湖南，想當面跟他好好商量。沒想到段強竟把小三也帶回了老家，就住鎮上的旅館。段母惱怒地把他趕出家門：“滾！我沒你這個兒子！”

在兩家人共同協議離婚時，段強依然說：“要離可以，房子沒有，一分錢也不給，而且各負責一個孩子。”譚母老淚縱橫地指著他說：“你還是人嗎？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啊！”說罷，譚母扯住他的衣服要去法院說理。他卻用力將譚母的手一扭，說：“要告你們就自己去法院！”譚母的手指當場被扭成骨折。

譚霞還在婆家傻傻地等待丈夫回來商量，段強卻在當天下午就和小三回了深圳，并聲稱，他已決定和那個女人結婚。

譚霞絕望了。2011年4月底的一天傍晚，她獨自來到河邊，準備一死了之。幸好婆婆及時趕到，勸阻了她。當晚，譚霞被聞訊而來的父母接回了娘家。

5月初，譚霞回到深圳，這才逐漸了解到，段強和那小三是在網上認識的，開始他聽說她住在高檔小區里，就以為是業主，便想離婚傍一個富婆，這也就是他當初為什么會主動提出愿意賠償譚霞10萬元。不料，接觸一段時間后，他才知道她是租戶，40歲，離異，帶著19歲的女兒一起租住在段強當保安的小區，從事保姆工作。可這時段強已和譚家人鬧翻了，愛面子的他又不愿低頭悔改，只好兩邊拖著。

婚姻讓譚霞絕望，而離婚，也讓她絕望。幸虧有娘家人的支持、開導與撫慰。不久，她在兩個兄弟的支持下，決定凈身出戶：房子不要，一分錢不要他賠，而且撫養一個孩子。2011年7月5日，她與段強辦理了離婚手續。

譚霞兩手空空地回到娘家的那天，親戚們都鳴不平，說為什么不要房子，不要賠償？為什么不把他告上法庭？這些譚霞和家人不是沒想過。譚霞雖然為那幢房子付出了很多，但產權證上的名字依然是婆婆的，離異后她不可能還住在那里，一人一半要來何用？有鄰居說，那也不能太便宜了段強，寧愿砸爛。這顯然不理智。父母離婚，孩子已經受到傷害，如果把房子砸了，或者把段強告上法庭，判決賠償10余萬也無濟于事，因為段強根本沒有積蓄，最終只能是害了孩子，所以，盡管吃了“天大的虧”，譚霞也只能忍受。

溫暖：在浩蕩親情中走向春天

離完婚那天下午，遠在深圳的弟弟譚偉撥通譚霞的電話說：“姐，你不要難過，一定要堅信，這是痛苦的結束，美好的開始！你一定要堅強，日子會好起來的……”

那段日子，譚偉反復思考著怎樣才能讓姐姐過得更好些。由于譚霞新租僅8平方米的房子空空如也，譚偉便給她買了一臺舊電視，又送去電磁爐等生活用品，不久又在網上淘了一臺二手電腦送過去；后來，他還幫姐姐買了一份商業醫療保險。

盡管考慮細致，但譚偉覺得，姐姐依然沒有安全感。那些天，他發現姐姐情緒低落，每到周末叫她過來玩，她都說加班。他知道姐姐本來就性格內向，遭遇這次打擊后，如果總把自己封閉起來，后果不堪設想。

為了讓一無所有的姐姐有家可歸，譚偉最終決定：盡快幫姐姐解決住房問題，給姐姐重新營造一個溫暖的家。可在深圳買房太不現實了，哪怕一套三四十平方米的二手單身公寓，也得幾十萬元。即使兄弟們幫譚霞付了首付，可譚霞月薪才3000元，每年還得負責一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怎么也付不出銀行貸款的月供來。幾經商量，最終，譚偉和譚軍決定就在村里建房，有20萬元，完全可以建一幢漂亮的小“別墅”，解決姐姐的后顧之憂。

大姐譚艷夫婦聽說后也很高興，打電話給譚霞和兩個弟弟說：“把建房子的事情交給我們，你們就放心在深圳工作吧，保證年底咱一大家子能在新房里團聚！”

之后，兄弟倆又想辦法豐富姐姐的業余生活，周末輪著接她到各自的家里吃飯。10月譚偉帶她去廣東韶關自駕游，11月譚軍帶她去深圳歡樂谷玩……漸漸地，憔悴、消瘦的譚霞氣色紅潤了。

在親友們的熱情幫助下，一幢兩層的新房四個月就順利建好了。2012年1月底，譚偉和譚軍帶著家人與譚霞一起從深圳回到湖南，慶祝喬遷之喜。入住那天，爆竹聲聲，熱鬧非凡，譚母拿出新辦的房產證開心地對譚霞說：“閨女啊，你看看，這上面只有你的名字，以后這幢大房子就是你的啦！”親友們和村里人也都拍掌鼓勵她：“譚霞，沒有過不去的坎，你應該像這幢房子一樣，推倒重建后，又是一副嶄新的面貌！”那一刻，譚霞終于由衷地笑了。望著漂亮的房子，體味著濃濃的親情，她的心里無比溫暖。

2012年春節，譚霞和娘家人幸福地過了一個團圓年。正月初八，她和兩個兄弟要趕回深圳上班了，一路上，親戚們都前來送別。浩浩蕩蕩的親情，在鄉間的小路上流淌，也在她的心中奔騰。她充滿自信地對親人說：“你們放心，我會活得比以前更好……”(因涉及隱私，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專家點評――

婚外情已成農村婚姻家庭最大“殺手”

陳一筠，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譚霞婚姻失敗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她當年對感情的選擇過于草率；二是她丈夫自身的問題；三是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日漸趨同的局面，使得婚外情已滲透到打工階層。

根據民政部規劃財務司的統計，我國農村離婚率逐年上升，部分地區離婚率遠高于城鎮。十年前，我就做過類似的調研，發現農村離婚的主要人群是打工夫妻，那時的主要原因是長期兩地分居。但現在，第三者介入成了主因。

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化、港臺文化、愛情自由觀推高了中國的離婚率，那么21世紀初興起的網絡文化，以及日益劇烈的社會轉型，就是對婚姻家庭發起的又一輪挑戰。一向崇尚“家和萬事興”的古老中國，正遭遇婚姻動蕩的巨大沖擊。

進城打工者多數處于社會底層，不少夫婦因為生活壓力巨大，缺乏最起碼的交流。有的夫婦甚至因為工作時間不一，每天只能匆匆見一面。長期枯燥、高壓以及缺乏溝通的夫婦，忠誠度、責任感也隨之降低，更容易出現外遇、離婚。此外，進城的打工夫婦，眼界開闊了，人生觀、價值觀、婚戀觀都受到城市文化的一定影響，但與此同時，他們卻被排除在城市生活圈子以外，致使打工夫婦的業余生活乏善可陳，有的流連于網絡，有的沉迷于打牌，還有一些則在酗酒中排遣愁悶。于是，小三成了這部分人壓抑的人性四處沖突、盲目尋找的一個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小三其實只是壓死婚姻駱駝的最后一棵稻草。

然而，婚外情并不能最終拯救無所依靠的靈魂；穩定、不離婚的家庭，也不代表打工者的婚姻就是幸福的。

《婚姻法》忽視城鄉差別

陳樟宜，廣東知名律師，高級婚姻家庭指導師：從法律、理性的角度，譚霞步步退讓的做法是不應提倡的。自己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離婚時即使分不了房產、拿不到賠償，也要在法律層面上給自己贏得尊嚴；即便出軌丈夫沒錢，也要讓他欠“人情債”，吸取教訓，否則就是最大的縱容。

其實，整個婚姻立法都存在著忽視城鄉差別的現象。2011年8月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三），也并未涉及農村婦女離婚時的房產處理問題。農村的房子，大都是男方婚前的，婚后加修或者重建的房子，產權也歸男方所有，大多房產證上甚至是公婆的名字。一旦離婚，女性將與房產無緣，如果娘家住房困難，離婚后的農村女性便無棲身之地。這意味著女性婚后為房子付出的巨大心血，在離婚時難以體現，分割起來十分棘手。此外，與城市家庭不同，農村家庭中通常沒有汽車、投資等財產，最大的財產就是房產，如果離婚時女性無法分得房產，只能凈身出戶，這對農村女性而言極不公平。

當然，從情感、人性的角度，譚霞及其親人的行為又令人動容。他們這樣做，讓譚霞的受傷害程度減到了最小。但是，我們又應清晰地認識到，并非每一個女性，都像譚霞這樣擁有十分融洽的親情。在農村，很多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間矛盾叢生，年邁的父母連養老都成問題，他們又如何能顧得上離異后的女兒？倘若是80后、90后的獨生女，她們又哪來親情幫助？

譚霞的悲劇既深刻地反映了當下農村留守婦女、打工妻子地位劣勢的嚴峻性，也警醒正在熱戀的新生代農村女性們：對待感情和婚姻不僅要小心謹慎，還要像《婚姻法》司法解釋（三）提倡的一樣，從一開始就應增強自主意識和自強自立的人生態度，保持經濟上相對獨立，減弱對丈夫的依附性，在房產、收入等方面做到公開透明，當遇到丈夫出軌等家庭變故時，便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爭取自己的權益。更重要的是，打工女性們還須改變觀念，學會設計自己的生活，發現自己的價值和潛力，不將命運寄托于婚姻，而是自己去創造幸福人生。

此外，社會應增設進城務工人員調解中心、家庭服務熱線，當打工者的婚姻家庭出現問題時，可以找到相應的地方或部門去傾訴、去討教、去尋求幫助，使家庭問題在第一時間就地就近得到解決，避免和制止家庭矛盾升級。

婚姻質量影響幸福指數

吳靖，上海婚姻家庭心理咨詢網首席專家：傳統的婚姻模式好比“經濟合作社”和“生育共同體”，加上“好人不離婚，離婚沒好人”的觀念和大雜院式的群眾監督，外在紐帶對婚姻的穩固起著巨大作用。

而如今，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已經發生轉移，更多地關注夫妻志同道合、心理和諧、文化般配、性生活滿意度等，即以親子關系為軸心轉向以夫妻關系為軸心。與傳統模式相比，它文明得多、進步得多，但也脆弱得多。所以，農村夫妻要想鞏固婚姻、維持家庭，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興趣志向，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留守婦女與狗范文第4篇

――《三訪江村》

江村是太湖邊一個村落的“學名”。這個村是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開弦弓村。著名社會學家先生1936年來這里調查，寫成《江村經濟》。這本著作“有一些杰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因此“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馬林諾夫斯基《江村經濟序言》）。開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聞名于世。

先生在不同歷史時期，先后26次訪問開弦弓村，提出許多農村和農民問題。他在《江村經濟》中指出，中國的農民問題就是人與土地的關系，是解決農民的饑餓問題；1957年重訪江村，感到“要顯著地提高這類地區的農民收入，單純從農業入手是絕對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副業的多種經營，那就會發生嚴重的問題。”1981年之后，多次重訪開弦弓村，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工相輔”、解決農民建房等建議。

先生把開弦弓村當做社會調查的基地，強調這是一個觀察中國農村的小窗口。筆者在2016年初冬時節，也帶著《江村經濟》這本著作，來到了這個小村。今天的_弦弓村，合并了周圍三個村莊，人口比過去多一倍，成為一個有著5個自然村落的農村社區。吃飯、增收、辦廠、建房等都已經不再是問題。筆者有幸在先生上世紀50年代重訪江村時的老房東家里住了一夜。

農民收入：是經濟數據，更是社會概念

個人估計之間的差別非常小，這說明了這樣的估計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在研究鄉村社區生活水準時，簡單地以貨幣的收支來總計家庭預算，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

――《江村經濟》第七章

增加農民收入，多少年來都是農村工作的重要目標。對老百姓來說，只有收入增加了，各種政策措施才算“落地”。開弦弓村年人均收入已超過3萬元，算得上小康了。但筆者在訪問中發現，收入多了，農民的“自我評價”卻并不高，似乎“獲得感”還不強。為何？一些 村民和筆者算了幾筆賬。

村邊一位談姓家庭的主婦詳細計算了他們家的收入。這是一個六口之家，上有80多歲的老母親，下有兒子、兒媳婦和一個剛剛上幼兒園的小孫子，管家的是這位主婦兩口子。兒子、兒媳在紡織廠上班，倆人每月收入7000多元，一年接近10萬元；丈夫打零工，每月工資3000元左右，一年3萬多元；老母親每月養老金350元。這兩位6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養老金加起來是600元，全家養老金收入全年有一萬多元。這個家庭一年的總收入在13萬元到14萬元之間。

先生當年是以四口人的普通家庭來研究農民正常生活最低開支的：一位老年婦女、一位成年男子、一位成年婦女和一個小孩。現在，開弦弓村農民的家庭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是普遍現象。談家四代六口人，基本代表了村里普通人家的家庭結構。這個家庭人均收入2萬多元，在村里屬于中等水平。一方面，主人承認村里有不少人比他們富裕；另一方面，她說，他們家的生活也能反映人們“怎樣過日子”。

算完收入賬，這位主婦又算了支出賬，得出的結論是：“所剩無幾，并不富裕。”每月買菜、買米等伙食開支在1500元到1800元之間，一年2萬元左右；孩子上幼兒園的費用是每年3000元，買商業保險支出5000元，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其他生活類開支，如買衣服、玩具、營養食品等還得有25000元左右；丈夫抽煙，每天開支15元至20元，一年6000多元；兒子和兒媳婦每年穿衣、出游等生活類開支2萬到3萬元。此外，這個家庭每年還得有15000元到20000元走親訪友的禮儀類支出。親朋好友蓋房子、孩子婚嫁、老人生病等，都得隨禮。全家一年總開支在10萬元以上。開支與十三四萬元左右的收入相抵，每年結余三四萬元。這家人住在一棟上下兩層的樓房里，是10年前建的。這位主婦說：“年收入十來萬（元）的家庭，在村里不能算有錢。”

一年多少收入，農民才能有富裕的“自我認同”？筆者在一位養螃蟹產老鄉那里找到了答案。這位老鄉叫周文官，65歲。9年前，他以每畝1000元的價格，租賃了20畝地，開始養蟹。他家是一個五口之家，周文官夫婦和兒子、兒媳，還有一個正在讀初中三年級的孫子。兒子兒媳婦每年打工收入8萬元左右，而他養蟹收入平均也在七八萬元左右。加上老伴在廠里打零工每年掙三四萬元，他大致估摸，全家每年收入二十萬元。他的家庭開支大致與談家相當，需要10萬元。這樣，周家每年可節余10萬元。老周感覺自家“算得上富裕”。他說，去年剛剛新蓋了房屋，上下兩層別墅，花費100多萬元。他們告訴筆者：一個家庭每年節余10萬元，10年多就可以蓋新房子。“這樣生活才過得下去。”

攢錢10年蓋房，正好不耽誤下一代結婚成家，自己生活也不受影響。10年，一個孩子正好從少年長成青年。這是一個農家兩代人“更新”的時間。看來，農民收入不僅是一個經濟數據，更包含著農家接續更替的社會意義。只有收入節余可以滿足農家接續的需要，農民才有“獲得感”。

江村農田：規模化才能高效益

農業占用的土地不只是自然實體。文化把土地變成了農田。

――《江村經濟》第十章

名譽、抱負、熱忱、社會上的贊揚，就這樣全都和土地聯系了起來。村民根據個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勞動來判斷他的好壞。……這種激勵勞動的因素比害怕挨餓還要深。

――《江村經濟》第十一章

把工廠建到鄉下，以工廠收入來彌補農業收入的不足，解決農民有糧而錢不夠花的問題，先生將其稱之為“農工相輔”。但是，鄉村留得住農民，才能實現“農工相輔”，尤其要留住青壯年勞力才行。在什么情況下，農民才能安心農業“不離土”？開弦弓村的蟹農給了筆者一些啟示。

筆者在小清河邊遇到剛剛從市場送蟹回來的周文官，正巧，周根全也來他家閑坐。我們三人一起算了算養蟹與打工的收入賬。兩位老周同庚，都是65歲，而且9年前同時租田養蟹，每人都租了20畝。在同一塊土地上，每畝地的租金也都是1000元。

他們對養蟹的開支高度一致，都說每年得11萬元左右。蟹苗需要2萬元，租金2萬元，飼料4萬元，還要買一種下在地里的花苗，開支2萬元，農藥花銷8000元左右，電費和其他開銷2000多元。這樣算下來，20畝螃蟹成本支出，不算勞動力工資，是11萬元左右。

養蟹收入不是一個固定數字。周文官告訴筆者，他們養了九年螃蟹，除了有一年因災絕收之外，收入最好的年頭在10萬元以上，少的時候也有五六萬元。9年下來，每年平均收入七八萬元。現在的價格，大蟹在市場上每斤賣100元，中等個頭的40元，小個的16元左右。

“養蟹抵得上打工收入。”這是他們得出的一致結論。筆者在江村調查了10多位農民，一般打工者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收入最高的是紡織車間的擋車工，每月工資在8000元以上。但能做擋車工的多是年輕人，像老周這樣上年歲的人，在工廠打工收入每月在3000元至4000元之間。所以，他們覺得“養蟹和打工差不多”。

不同的是，養蟹更自由。周文官介紹了他們的“作息時間”：一般早上三四點到地里收蟹，八點之前送到市場。上午忙家務，下午到地里照看一下，時間長短不一。而且一年之內，也不是天天如此。春節過后，有兩三個月不用下田，到五月份開始忙，秋冬賣蟹季節才忙些。

按照兩位老周的養蟹收入估算，20畝地年純收入七八萬元，畝均收入4000元上下。這個數字背后，有兩個條件必須考慮：一個是開弦弓村現在有9個紡織廠，距離村子不遠處的廟港鎮，還有多家紡織S。這里的工廠吸納了村里大多數農民就業。筆者了解到，開弦弓村民人均3萬元純收入中，工業收入占86%，農業收入只有6%。再一個條件是，全村2965畝耕地集中到74家專業戶開展水產養殖。農民在工廠充分就業，才有農田規模化養殖。農田規模化經營，是保證務農與打工收入相當的條件。一部分農民的“土地收入”達到了打工收入，他們就會安心農業生產，村莊才能實現“農工相輔”。

開弦弓村的農田耕作經過了幾輪變化。先生在《江村經濟》中寫道：“一個旅客，如果乘火車路經這個地區時，將接連不斷地看到一片片的稻田。據統計，開弦弓村90%的土地都用于種植水稻。……桑樹在農民的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人們靠它發展蠶絲業。”（《江村經濟》第二章）上世紀八十年代，兔毛值錢，村里人又大量養兔，先生的《三訪江村》記錄了家家養兔的盛況。2000年之后，隨著水產養殖效益的顯現，開弦弓村的稻田和桑園面積逐年減少。目前，村里已經沒有一分地種植水稻，養蠶的人家也很少了。

農田變遷背后是農作物效益的變化，什么值錢種什么。筆者在走訪中清晰地感受到這種變化的快捷和精準，這也是農民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反應。掌握技術的農民是改變土地耕作的積極力量。周文官曾經是村里的養蠶技術員，后來專門養蟹。有技術的農民更愿意留在土地上經營。同時，開弦弓村農田作物僅僅跟隨品種的經濟效益在變，運用在農田上的科技含量還很少。當前，村里土地大都用來養蟹，筆者調查了三個蟹農，其養殖技術是最普通的，除農藥使用和設施更新，幾乎沒有多少技術應用。

先生向往的“農工相輔”在這個鄉村已經成為現實。這里沒有“空心之虞”，沒有多少老人和孩子“留守”，有的是四世同堂的家庭。這種和諧景象讓筆者這樣一個熟悉北方農村的人十分羨慕。但是，要鞏固“農工相輔”，除了農田的規模化經營，恐怕將來還得在土地上提高農業科技含量，技術優勢才是農業比較優勢的可靠“保證”。

江村工廠：換代升級“不離鄉”

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

――《江村經濟》第十六章

理解今天的開弦弓村，工廠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視點。這個2000多口人的村莊，有9個工廠。距離村莊4里路的廟港鎮，有更多紡織廠和其他工廠存在。這些工廠吸納了開弦弓村人最多的就業。村會計介紹，村里40歲到50歲的勞動力，不論男女，幾乎都在紡織廠打工。

鄉村工廠的發展不僅解決了農民收入，也在改變著農村社會保障結構。筆者在村部會計那里了解到一個數字：全村70歲以上的老人有399人，只有17人參加了城鎮社保，其余參加的是農村養老保險。而60歲以下的人，大都參加了城鎮社保，他們往往是在工廠參加社會保險的。

筆者走訪了曉春針織廠和田園紡織廠兩家工廠。曉春針織廠是一個作坊式工廠，設在一棟三層的小樓里。這個廠一般有10個工人照看數臺針織機，最多時15人，其中有5人是開弦弓村的。田園紡織廠規模大一些，龐大的生產車間里，數十臺紡紗機噠噠作響。廠里會計告訴筆者，工廠是由開弦弓村人開辦的，70多位工人中有20多人是開弦弓村人，其余工人都來自附近的村里。紡織廠女工居多，不少外地女工直接嫁到了開弦弓村。

開弦弓村的工廠發展了幾十年，依然透出“鄉土特色”，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農民“兼業”。工廠忙的時候，多增加工人，而生產淡季就減少工人。打工農民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織布車間有70多歲的老人在忙碌著。田園公司一位47歲的倪姓女工告訴筆者，她從17歲就開始在紡織廠上班，原來是擋車工，一直干到41歲。家里房子蓋起來了，孩子也長大了，自己身體不如以前，于是到這里來做織布工。工資雖然少了點，但勞動量減輕很多。

田園紡織廠傳達室的大爺姓吳，已經74歲了。他每天早晨7點上班，下午7點回家，月工資2000元。他和老伴還有養老金收入。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有穩定工作，孫子剛剛從國外留學回來。老人說：“我們不缺鈔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閑著，所以到女婿的工廠來坐坐，看大門。天熱了，還要去種種菜，搞點農業。”

“兼業”也許是幫助農民充分就業最現實的選擇。在鄉村附近成長起來的工廠，勞動力來源大都是農業效益提高后“溢出”的農民。他們年齡大小不一，文化高低不同，如果追求一種“標準化格式”，必然會把一些人“擠出”工廠。而鄉下工廠用工的彈性，適應了農民的兼業需要，也是“鄉土化”的最好體現。

如果以紡織機械作為參照物，來考察開弦弓村的紡織企業，每個工廠都換了好幾代機器。和所有的工廠一樣，升級換代是這些工廠發展的內在要求。有趣的是，技術升級并沒有完全改變工廠管理的鄉土化。筆者按照以往慣例，找村干部幫忙聯系兩個工廠去采訪。他們建議筆者自己去找。沒想到的是，竟毫不費力就進入了曉春針織廠和田園紡織廠。沒有受到任何“盤問”，筆者就到了生產車間，在機器旁大聲和那些有空閑的工人說話。后來又登上二樓，找到了廠里的會計。他熟練地操作著電腦，查找一些筆者問到的數據。植根鄉村的那種人與人的信任，在這些現代機器轟鳴的工廠里仍然保留著。田園紡織廠有一個現代化的推拉式大門，傳達室吳大爺通過兩個按鈕，遙控大門的開閉。進入大門，這里還養著兩條狗。老人說：“它們是用來看門護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