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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營銷的作用是借助口碑營銷這種方式和手段來幫助優秀的產品加速好口碑的傳播和形成,而不是捏造口碑更不是為劣質產品撒謊吹噓。口碑營銷本質上是一種“化整為零的”、“散落在消費者周圍的”、“潛移默化的”傳播方式和影響過程,沒有捷徑。然而,不少企業在使用這種新興的營銷服務過程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誤區,很多企業無形中做了有損品牌的動作卻還不自知。事實上口碑效果的累積和影響原本就是碎片式、長尾式的,正面口碑如斯負面口碑也如此,處理不好反而會更大程度地傷害品牌。
那么口碑營銷要避免哪些誤區,重要節點怎么引導控制?
口碑營銷的彌天大“誤”
正視口碑營銷的誤區無疑是當下尤為重要的工作。口碑營銷是把雙刃劍,運用得好能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關注度和美譽度,運用得不好,也極可能給企業帶來災難。口碑傳播既可以為企業帶來正面的建設力,也會由于負面口碑的自發傳播帶來極大的破壞力。
誤區一:只要傳播就能贏得好口碑,忽略負面口碑
有人以為只要做了口碑營銷就能為自己的產品創造出良好的口碑,這實在是天大的誤區。口碑形成的最基礎要求是必須確保優秀的產品質量,劣質和低劣的產品一定不會有好的消費者體驗,當然良好口碑的形成也就無從談起。
口碑營銷能做的,是借助口碑營銷這種方式和手段來幫助優秀的產品加速好口碑的傳播和形成,而不是捏造口碑更不是為劣質產品撒謊吹噓。在中國,最好的口碑營銷例子是海爾。海爾在1985年當眾銷毀了一批有問題的冰箱。每臺冰箱的價格都相當于當時一個普通工人兩年的工資。海爾此舉的目的是向消費者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海爾是一家質量重于泰山的企業。這個傳奇故事20多年來不斷流傳,消費者今天還在講述,海爾高品質的品牌形象也不斷加深。不過,讓故事具有傳播性并不意味創建一個在土豆網上播放的瘋狂視頻片段,關鍵的是它所講述的故事與要推廣的產品或服務應該是有聯系的。
產品如果本身質量不過硬,那么它的使用價值也就大打折扣,無論用戶怎么用都不會有良好的口碑。那么無論打出來的廣告有多么醒目,無論造勢出來的宣傳會營造多大的影響,都是經不起考驗的。制造一個產品的爭議點,有利于人與人的口碑交流。但是,廣告如果出來的是一個負面的效果,即使制造了爭議點,也只會產生產品的負面口碑,使得消費者抵制對這種產品的使用……而網絡平臺提供給消費者的低抱怨門檻,更可能加大加深產品的缺陷曝光,這樣前期所做的宣傳工作全部打水漂的同時,更可能是在花錢為自己制造負面影響。因此產品自身過硬的品質是形成好口碑的堅實基礎。
口碑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為企業帶來正面的建設力,也會由于負面口碑的自發傳播帶來極大的破壞力,更有數據統計負面口碑的傳播速度是正面口碑的十倍,因此負面口碑的處理絕不能放松。
誤區二:口碑營銷就是“事件營銷”,制造大事件
太多廠家談及口碑營銷必要求“制造一個大事件”。殊不知口碑營銷其實是企業眾多營銷環節中的一環,把口碑營銷從營銷中剝離,僅僅依靠口碑營銷來建立企業品牌是不科學也是沒有效率的。
而且,小事件一樣有大未來。“眼睛渴了體”由于其善意性的引導受到網友追捧,并先后被十幾家報紙以“眼睛渴了體躥紅引爆流行風暴”等相關標題報道。眼睛渴了產品作為糖果名字第一次以娛樂性質出現在網友面前。“五一情感營銷”事件躥紅后,眼睛渴了無糖貝它糖重新設計了產品形象“貝它”。以“萌”系體現產品的年輕化時尚化因素,隨后中國傳統的七夕情人節,在青島百麗廣場一場“史上最萌求婚”引爆島城娛樂狂歡,男主角攜手49只大大的“貝它玩偶”上演了一場“求婚大作戰”。事件的火爆讓眼睛渴了的產品形象以“胡蘿卜哥”徹底面世,7月8日島城紙媒電視媒體全面推薦這個社會民生事件。
誤區三:口碑營銷就是“病毒營銷”,一觸即發
很多人認為口碑營銷做的就是“病毒傳播”,一觸即百發。制造“稀缺”,生產“病毒”。病毒營銷中的“病毒”,不一定是關于品牌本身的信息,但基于產品本身的口碑可以是“病毒”,這就要求你的產品要足夠cool,要有話題附著力,這樣才容易引爆流行,掀起一場口碑營銷風暴。還有哪個企業比蘋果公司更擅長“病毒”制造和口碑傳播嗎?一提到iPhone3G這個名字,它就能讓無數果粉們抓狂,讓營銷業內人士羨妒不已。這樣一款產品提供眾多個性化的設計,包含智能手機發展的多種潮流元素,不讓它的消費者討論似乎都很難。在這里,消費者的口碑既關于產品本身,又是傳播速度極快的“病毒”。重要的是,它總是限量供應,欲購從速。擁有它的人就是時尚達人,仿佛一夜之間便與眾不同,身價倍增,他們當然更愿意在親朋好友間顯擺,高談闊論一番。很多時候,傳統營銷還是占據著品牌宣傳的重要陣地的,做好傳統營銷,用口碑營銷去補充補全傳統營銷達不到的地方,才是正確的營銷技巧。
隨著“王老吉被通緝事件”的顯山露水,在感受到網絡巨大威懾力的同時,更多企業意識到了網絡口碑營銷時代的到來。但太多廠家談及口碑營銷必要求“制造一個大事件”。殊不知口碑營銷其實是企業眾多營銷環節中的一環,把口碑營銷從營銷中剝離,僅僅依靠口碑營銷來建立企業品牌是不科學也是沒有效率的。
誤區四:口碑營銷就是炒作,追求短平快
炒作是口碑營銷的手段之一,是娛樂圈的家常便飯,尤其是對于半溫半火的明星需要偶爾借題炒作吸引眼球,追求的短平快效果。但炒作低俗,只能夠短暫地引起注意。有時候通過低俗的炒作能夠出現非常火爆的效果,可是這都是短暫的,當初用下半身寫作的木子美今天也不知道在何處,芙蓉姐姐也只是一些街頭小報偶爾才會關注一下,而前些天熱炒的小月月,今天更是銷聲匿跡了,所以炒作低俗是不能夠讓自己的網站獲得非常好的口碑營銷的!反而會適得其反,所以要想炒作網站,最好還是遠離低俗。
誤區五:口碑營銷是受限最少、花錢最少的營銷傳播方式
很多企業選擇口碑營銷的初衷,是由于在傳播過程中受到越來越多法律法規的限制和制約,而網絡上的口碑營銷似乎由于其網絡所提供的“想說就說”的低門檻而不受傳播上的限制。
其實口碑營銷也是有著自我的道德約束,超過這個范圍的炒作必定帶來不良影響。杜撰“口碑”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會產生反作用,破壞品牌形象,玷污企業的聲譽。正派的口碑營銷絕對不會低估消費者的智力,絕對不會通過操縱、欺騙、注水或不誠實等手法來愚弄消費者。
誤區六:口碑營銷是借“托”發揮,忽悠用戶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催生了無數的網站,網絡口碑營銷迅速串紅。很多網站為了推廣自己的商品,往往會推出一些優惠措施,然后就會雇傭一些人來當托,說這些優惠措施非常好,對老百姓的幫助很大,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后,就會出現有人攪局,因為這些人在上當受騙之后,很可能會反戈一擊,這樣你的網站如何能夠長期地發展下去?所以不能夠因為一時的利益而損傷了自己的口碑!這些口碑營銷的誤區往往都是害人害己,直到自己網站被K掉,想要讓自己的網站長久地發展下去,就要學會腳踏實地進行網絡口碑營銷,要把自己的網站塑造成誠實可信的形象,這樣才能夠讓別人認可你的網站。那么如何才能夠進行正確的口碑營銷呢?打造良好的品質,關鍵是因勢利導。
口碑營銷誤區的錦囊妙計
建立強大的口碑運作機制,并以此來影響消費者,有以下五個錦囊妙計可供借鑒:
錦囊妙計之一:建立口碑營銷的運作機制
中國有句古話: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口碑營銷要想成功,就必須和病毒一樣具有快速“傳播性”。換句話說,必須有一個原因讓人們愿意去“傳播這個故事”。它可以是有趣的、感人的、有爭議的,甚至可以是一個笑話。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須能夠傳遞一個正面信息,并且是消費者自己傳遞的。
錦囊妙計之二:利用受眾自身來傳遞口碑
很多公司喜歡用那些被認為對產品有很多背景知識的“專家”來幫助促銷產品。但是,由于各類產品方面的“專家”并不多,這種類型的口碑宣傳通常也不會走很遠。如果用傳播對象自身來推廣,成功率會高很多,只要他們是所針對的細分群體,能夠確保信息到達目標消費群體。
錦囊妙計之三:用數據說話,衡量效果
和任何一種營銷措施一樣,我們也要衡量口碑營銷的效果。雖然像改善首要知曉度等比較傳統的營銷標準可能有用,我們也應該考慮那些能夠具體反映口碑營銷效果的指標。這既包括營銷所創造的口碑聯系或網頁登錄數量等定量標準,也包括人們在博客中的評論及主要關注點等定性因素。學會分析數據,在進行口碑營銷網站的時候,會出現很多數據,此時就需要好好分析這些數據,從而總結出哪些客戶對你的網站感興趣,網站的跳出率是多少,從而得出網站哪些地方需要完善,而不是對這些數據視而不見,或者只關注流量的數據,而不去分析這些數據里面所擁有的深層的含義。
錦囊妙計之四:根據生命周期階段進行口碑營銷節奏設計,并與其他營銷工具相結合使用
口碑營銷可以用在一個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對于配合新產品的推出而言,它是一種節省成本的方法,特別是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商家可以收集在產品試推出期間的口碑宣傳反饋,然后在正式推出產品或服務之前進行相應調整。此外,我們也可以用口碑營銷來重振品牌形象。
“三顧茅廬”一直是被人們廣為傳頌的佳話。“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自古有之。可據傳諸葛亮先生近來經常唉聲嘆氣,我們揭秘報社便派出記者去采訪了他。
記者:孔明先生,您好!我是揭秘報社的記者,這是我的名片。我久聞您的大名,特地來采訪您,希望您能夠接受我的采訪。
孔明:(微微一笑)好吧。
記者:近來聽說您心情不好,是不是您太勞累了?
孔明:(沉思了一下)是,也不是。
記者:“三顧茅廬”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故事,有人說您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您選擇了一位明君,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孔明:(看了看窗外,窗外大雪紛飛)玄德確實是一位明君,這我不否認。但是我的出山并不是為了施展我的抱負,只是因為他的行為感動了我,所以出山來輔佐他。開始我們說好我輔佐他三年,可后來……
記者:(急切地)后來怎么了?
孔明:(嘆息了一聲)三年后我準備離開,他又以萬民之生命來勸我,我便又答應他再留三年。又三年過去了,他又哭著勸我,我便又留了下來。就這樣,一個三年接著一個三年的過去了,我也老了,但他還是不肯讓我走,我只得留了下來。
記者:(好奇的)難道劉皇叔對您不好嗎?還是有什么地方使您不舒服?您為什么這么迫切地想離開?
孔明:(苦笑了一下)他對我的確不錯,但他很固執,一些事情我勸不了他。畢竟……(孔明看著桌上的桃子,拿起來,看了看)
畢竟那是和關羽、張飛有關的,而他們是桃園三結義的兄弟。手足之情,著實深厚。其實,你們不知道,玄德為了他的兩個兄弟白白失掉了幾萬軍隊,十幾石糧食以及好幾座城池。而且我的處境也很難,子龍雖然很支持我,玄德雖然很關心我,但他顧不了兩頭。張飛表現的很明顯,一開始就公然抗命,關羽雖然沒表現出來,但也總是不按我的錦囊妙計里說的去辦,全憑自己的意氣用事,事情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反而來埋怨我。玄德開始是對我不錯,可后來就不聞不問了。那兄弟兩個處處找我的麻煩,把我當成眼中釘、肉中刺一樣對待。玄德開始還說他們幾聲,后來也就不管不問了。說真的,我真的是進退兩難。不是我不謙虛,若關羽張飛事事都按我錦囊中的妙計去行事,何止一個曹操,十個曹操也會被擺平!哎……
記者:(小心翼翼地)那您打算怎么辦?
孔明:(微笑)你放心,不久我就可以回去了。哎!那種田園生活真是愜意啊!
記者:(奇怪)您用什么方法離開呢?
孔明:(眨了一下眼睛)暫時保密。
記者:再一次謝謝您能接受我的采訪。預祝您美夢成真!
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持羽扇、面目清秀,此乃臥龍諸葛孔明也。
話說劉備三顧茅廬求先生助國,終被感動。這位忠臣鞠躬盡瘁、熟知天文地理、呼風喚雨、足智多謀如此如神的忠臣為劉備建立了蜀漢;此外,先生還祭東風雨后草船借箭再后三氣周瑜、遇曹操智料華容道、巧擺八陣圖接著識魏延反骨、智取四川成都、罵死王郎、智擺空城計連七星燈、死前還料到以木偶推兵、錦囊妙計殺魏延。不得了,不得了,國君得這一神臣真為“得士者富”呀!
正因先生的足智多謀與神通,使其魯迅先生形容先生為“狀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或許吧,先生的智大過于無人能及,也正是因為這樣也使得《三國演義》更加神奇神話感更能吸引讀者的興趣,讓《三國演義》成為四大名著中最為有情節最為故事性的了。或許寫先生“近妖”,不算失敗,反倒成功使得深入人心,但魯迅先生所言也未必失敗,因為本來就不是言其成敗。
當然描寫先生也不一定要十分具體贊美的話如蘇軾《念奴嬌》:”遙望公謹當年,小喬出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舳艫灰飛煙滅。”雖前寫周瑜,但后的“羽扇綸巾,舳艫灰飛煙滅。”就可看出了先生的智與貌了,一目了然。杜牧《銅雀臺懷古》:“東風不與周郎通,銅雀春深鎖二僑。”這是抽象形態的,雖然我也看不太懂,但可猜測是先生勸周瑜將二喬獻給曹操,曹操必定退兵,讓周瑜下破曹操的決心,好像東吳破曹操是為先生引起的是他為主源,并且赤壁之戰中東風只能先生祭,所以先生呼風喚雨、借機取巧的特點就突出表現出來了。《三國演義》周瑜臨死還說:“既生瑜,何生亮?”周瑜已聰明絕頂了,先生且更上幾層樓了,可想而知,先生有多么的多智有心機了!
因《三國演義》是封建時期的文學作品,人們的思想是希望和平所以運用了夸張的手法,突出崇拜者的偉大,但先生還是個“才子”才對!
今年暑假,我讀了《中華上下五千年》這本書。這本書是敘述了我國從堯舜禪讓到幸亥革命的歷史,它記錄了各種人物的成功與失敗,蘊藏著真知與經驗。
這本書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歷史故事,例如:伊尹從廚房奴隸到宰相的故事;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故事;詩仙李白、詩圣杜甫的故事;孟母三遷的故事和三顧茅廬的故事等。
我最喜歡其中的《孟母三遷》和《三顧茅廬》的故事。《孟母三遷》的故事是這樣的:孟子的家開始住在一座山上,他經常模仿上墳人的樣子去做喪事而不好好學習,因此孟母把家搬到了鎮上。可鄰居是位屠夫,孟子又跟他學起了賣肉,于是孟母又把家搬到了學校附近,孟子才跟著學生們讀起書來。后來,孟子終于成為僅次于孔子的名儒。這個故事讓我想起:孟母為了孟子的成長,付出那么多代價、心血,世上真的只有媽媽好啊!這讓我想到我的媽媽從小為了我成長,每次吃飯,都把好菜夾給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在平時學習中,媽媽也嚴格要求我把字寫好,做好作業并尊重老師。還把我送進少年宮學象棋,讓我嘗到了象棋的樂趣,同時又送我去學跆拳道,既讓我鍛煉了身體,又讓我培養了百折不屈的品質,以及擁有一顆感恩的心,使我在學習和生活中有了明確的目標。
本質傳統中“本意不變”“靈魂不變”是柏拉圖思想的精髓,他所倡導的二元對立思想即內容和形式、語言和思想、能指和所指、語言和意義等不僅可以分開,而且還可以獨立存在。語言被視為提供原來意義傳輸和交流的穩定載體,這樣意義就可以通過這樣的載體安全地被運送至別處。既然事物本質不受我們影響,它們的名稱又可以代表其永久不變的本質屬性,那么這種屬性必能超越任何語言障礙,又可以在任何時空條件下得到重復和延續。依據這樣的觀點,已在一種語言中存在的事實可以完全在另一種語言中體現出來,而且意義可以超越歷史、語言、文化,作為意義傳遞的翻譯過程亦被認為是簡單的復制過程。德里達認為,黑格爾、康德、索緒爾、海德格爾都是以此為理論基礎,并把它稱為具有穩定、真實、純粹性質的真理。這樣看來,語言的作用被嚴重低估了,語言本身對概念或意義的形成或構建沒有起到絲毫的作用。
同樣,作為復制者,翻譯者的作用是簡單機械地模仿原著。翻譯者被認為應該和事物分開,意義可以和語言分開,翻譯在語際傳輸時應遠離人為痕跡,譯者本身的能動性亦會受到壓抑。這樣一來,譯文對原文的從屬地位得到了安全的保障。語言和意義的關系被形象地比喻成衣服和身體的關系,語言像衣服一樣被精心設計來保護身體。不管衣服(語言)如何精心變換,身體(意義)一直保持不變。由于受到衣服的保護,譯者永遠不能接觸到身體(意義)本身,譯者的工作就是換衣服。譯者只是從事中立的、服務的、機械的傳輸性(更換衣服)勞動,譯者的主體性被徹底否定。譯作因此看成原作的派生,譯者和身體(意義)因為衣服的阻隔而被彼此孤立起來,譯者的隱身成為了翻譯界的約定俗成。翻譯的過程正如一個透明的過濾器,譯者的干預是不允許的。譯者、語言、翻譯的內容都獨立存在,而且互不干擾。譯者機械地把一件衣服(原語)從身體(內容)脫下,換上了另一件衣服(譯入語),身體卻毫發無損,并且身體與譯者不許有半點接觸。這樣,譯者的創意和構建能力便被剝奪了,即使輕微的接觸也將被視為觸犯了“清規戒律”。
事實上,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和衣服的接觸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如許多人將英語“unlessyouhaveanaceupinyoursleeve,wearedished”譯成“除非你有錦囊妙計,否則我們輸定了”。但英語中“haveanaceupinyoursleeve”是西方賭博時的“王牌”,這種說法在英語中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而“錦囊妙計”是中國戰場上的巧妙計策,這樣的成語在漢語中傳遞了幾千年,兩者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內涵。“錦囊妙計”的翻譯說明了,譯者在進行雙語轉換時具有主體性,翻譯內容必定受到翻譯者的“觸碰”和變通。因此,本質主義本身的缺陷為反本質主義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尼采作為反叛柏拉圖思想的旗幟性人物,對語言做出了新的定義。他辯稱,語言是人類創造的產物,如果意義或概念脫離了語言環境便不復存在,更談不上從一種語言傳遞到另一種語言。語言作為約定俗成的一個體系,通過它產生的每個概念都會留下人為的痕跡,甚至它會把不等同的東西通過語言符號人為地等同起來。RosemaryArrojo教授通過樹葉來說明等同的不可實現性。我們所說的概念上的“葉子”只是理想化的葉子,我們通過概念原型來判定所有的葉子都是展開的、脈絡分明的、尺寸合適的、有些卷曲的、帶有顏色的。正是這個約定俗成的概念使我們忘掉了不同葉子之間的區別,并產生了“相同的東西可以復制”這一虛幻。人們是為了形成概念而故意忘掉葉子間的不同,不過正是“葉子的概念化”使語言體系能夠成功地運行。人們往往忽視概念或意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構建的,甚至是人們創造的。由于構建它們的時代和環境不可能相同,概念或意義也就不能復制。文本在用另一種語言表達時便不可能體現出完整的原有含義,因為它承載了其形成過程中歷史和環境的痕跡。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Davis所說“構建的東西易于改變”。
當人們在尼采對柏拉圖思想的批判過程中醒來時,翻譯已經不再被認為是把意義從一種語言傳輸到另一種語言的過程,由此翻譯的理念發生了轉變:在一種語言中的文本經過規范的梳理和轉變后用另一種語言表現出來。作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曾經被數次翻譯成英文。其中,賽珍珠的譯文既體現了原汁原味的“中國元素”,又使西方讀者易于接受。而沙博理的譯文更適合美國口味,原因在于他是生長在西方的學者。兩者的翻譯難說優劣,它們都是譯者基于自己的文化歷史背景,從自己的角度對譯文進行解讀。Borges認為雖然譯者們表明翻譯要忠實于原文,但他們的翻譯作品皆帶有他們自己的痕跡,譯者注定要在譯文中顯身。這種痕跡既有歸化又有異化,因此,譯品某種程度上是重新構建了原著。《水滸傳》的翻譯是反映譯者興趣和其所處環境的一面鏡子。我們不應該批評這部著作翻譯的不忠實性,而是認定原文和譯文之間的不同是譯者的構建成分,這種認定內容成為當今翻譯研究的中心。例如,翻譯對文化及身份構建的作用、歸化和異化的關系等。原文和譯文的差異性研究是直接或間接用后尼采時代的哲學來研究的,這種差異同時是探討原文和譯文之間關系的最具創意的成分。譯者接受這一事實的好處是譯者可以在選擇歸化和異化時自己做出決定,并由此不再隱身。譯者可以從2000多年來被禁錮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恢復其“自由身”,并逐步恢復其處理翻譯的權威性。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一文中寫道:“翻譯不依靠本意而生存,是本意依靠翻譯而生存。”如果說原文在精神層面、歷史層面延長了作者的生命,那么譯文使作者在異域文化中獲得新生。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能夠傳播至今,就是因為它們被不斷地翻譯和闡釋(通過語內翻譯或語際翻譯),而讀者讀到的往往是更新的譯文。德曼在評價《譯者的任務》時說,翻譯不是文學的附庸,翻譯是一個文本的“來世”。
文本因翻譯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并獲得了生命。正如莫言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一樣,翻譯不但為其作品注入了新鮮血液,而且為其贏得了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讀者的青睞,從而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解構主義認為,譯者是創造的主體,由翻譯所產生的文本是創造性語言。譯文不僅和原文地位相等,而且原文還得靠譯文才能生存下去。尼采在意義傳遞過程中對語言作用的重新評估以及對事實與習慣、事實與權力關系的重新定位和梳理不但對哲學而且對翻譯學、人類學都意義深遠。人們對語言的興趣及語言的作用使許多以文化和主體性為核心的學科界限模糊起來。在這種前提下,翻譯被理解成“規范的意義重組”,文化對翻譯方式的影響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性,被理解成一種翻譯。同樣翻譯研究不但成為跨學科研究的關鍵,而且對語言殖民、性別翻譯意義深遠。語言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使人們對異域文化的處理方式得到重新定位。當代哲學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界面,這個界面超越實質主義者的束縛而使翻譯學科活力四射。譯者由原來的機械性的模仿者變成了調節兩種文化的“外交家”,因為他在表面處理文字的同時,必須留下文化空間,這樣譯者變成了“作者”———專門為異域讀者提供精神食糧的作者。憑借譯者個人的翻譯策略和技巧,人為地創造類似原文的譯文,因此他在處理文化之間的關系、政治、文學、讀者接受程度等方面成了權威,從而凸顯了譯者的政治特點。在翻譯層面上,從柏拉圖的“意義可以翻譯”到尼采的“意義是翻譯的結果”絕對是質的飛躍,因為它意味著原文和譯文不存在對稱式的對等。從這一角度來看,翻譯不再是從一個語言容器轉移到另一個語言容器,因為譯者選擇的每一個詞匯都揭示了他所處的歷史、政治、社會環境,譯文無論怎樣都烙上了譯者的“印記”。正如Lefevere指出的:翻譯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無論哪一位譯者,都會受到各種主觀或客觀條件的限制,絕對“信”的譯文不可能存在。
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深刻探討了語言哲學問題,尤其是“純語言問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指出的:“所有的哲學都是語言哲學。”本雅明的翻譯研究是在語言哲學的框架下展開的,他認為,盡管存在不同的意指方式,但依然可以指稱同一事物,從而想證明“純語言”的存在。雖然語言之間或大或小地存在差異,但它們之間具有可譯性。德里達的《通天塔之旅》借用了“純語言”的觀點,通過《圣經•創世紀》中的故事來說明專有名詞的多義性打亂了“純語言”的建設,并使其成為不同的語言。猶如本雅明的比喻,“純語言”好像一個花瓶,各種語言猶如這個花瓶的碎片。我們見到的只是這個花瓶的碎片,即各種具體的語言。翻譯的任務是把各種語言碎片接合起來,最大程度的恢復花瓶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