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瑯琊溪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瑯琊溪范文第1篇

我重點給大家推薦三個地方。

去派克市場，體驗當地的生活風情

去過西雅圖的人，都會推薦派克市場。這個市場建于1907年，前身是農貿市場，一個世紀過去以后，如今成了西雅圖最熱門的旅游景點。

不過，真正去了之后，是有些失望的。該市場地方不大，建筑簡單，從外表看來，一點不像頂級景點。但在這兒，你可以感受到當地最純粹的風土人情。當地人都在此購物，價格相比其他超市便宜許多。

市場的商販除了少數亞洲面孔，大多是當地的農民和漁民。可能在我們看來，這個人群屬于社會底層，但人家非常講究生活品質，擺攤異常考究：不僅將水果、蔬菜、魚類清理得非常干凈后擺出精美的造型，連桌布也很精致，是精心挑選出來的。

攤販們非常熱情，碰到市場人多時，魚攤會表演“飛魚秀”。年輕有力的魚販，會抓起一條大魚往柜臺后面扔去，站在柜臺后面的另一個小伙，會準確地接過大魚順手包起來。若是接魚的心情好，還會用邁克爾?喬丹投籃似的動作接魚。

身在異國，這樣的熱情，會令人身心愉悅。

除了販賣各種蔬菜瓜果海鮮，市場里還有特色酒吧、甜品屋，星巴克的起源店也在此。這家于1971年開業的老店，幾十年來依然保留著最原始的LOGO：一條棕色雙尾美人魚。

店內未設座位，但長期人滿為患，店外總是排著長隊。為了品嘗到最原始的味道，那次我和男友排了半個多小時的隊。味道其實跟其他店差不多，但咖啡喝到嘴里的時候，情感上有種不一樣的感覺。

這家店還有獨一無二的紀念品可買：獨家發行著印有最原始棕色雙尾美人魚標記的各種杯子和咖啡。

去太空針塔，赴一場西雅圖夜景的盛會

第二站推薦太空針塔。作為西雅圖的標志性建筑，登上太空針塔可欣賞到西雅圖全貌，連市區周圍的雷尼爾山、奧林匹克公園都能一覽無遺。

該塔建于1961年，塔身高184米。建成時，是美國西部最高的建筑之一；但如今，西雅圖比這高的樓比比皆是。只是，奇怪的是，在西雅圖市區的任何角落，你都能看到它。可能是因它獨特的飛碟造型吧。

一般情況下，游客都會選擇夜晚前往，因為西雅圖的夜景非常漂亮。去年的時候，門票是：成人26美元、老人19美元、兒童13美元。購票有兩個通道，一是自動機器，但票上會有登塔時間；二是柜臺窗口，購買后可立即登塔。我推薦大家買聯票，就是和旁邊其他景點的票一起買，有各種優惠。

太空針塔有直達電梯，40秒就可直上或直下，非常刺激。特別是電梯下落時，每小時16千米，感覺自己像雨點一樣，簌簌往下掉。而且，該塔可以免費拍照！登塔之前，工作人員會幫你拍一張照片，而后幫你P上背景。背景有好幾款，都是西雅圖的有名景點。到了塔頂之后，在塔頂的電腦里輸入你的郵箱地址，到時照片就會自動發給你。

那次，我們是晚上去的太空針塔。在塔頂，四周都可觀景。最大的感受是風大，臉皮都快吹破了，但很興奮。夜景真的美：五彩斑斕的燈光下，整個城市像一個大沙盤，樓房、海灣、街道、汽車都變成了微縮景觀……當時我還在想，如果男友在這里求婚，我肯定會一口答應；可惜他也沉浸在“美色”中，無動于衷。

這個地方的浪漫，還在于旋轉餐廳。餐廳設于塔頂，有錢、有情調的情侶，一定要去，從餐廳就可欣賞到西雅圖全貌。只是，我和窮男友當時沒去，覺得價格實在太貴，但回去就后悔了。那句話叫什么來著：來都來了……

去奧林匹亞半島，尋找薰衣草般的愛情

第三站推薦塞奎姆（Sequim）小鎮，它位于奧林匹亞半島東北角的山谷。這片谷地降雨多，陽光充沛，盛產薰衣草。每到七八月份，沿著北邊海岸線的公路邊，那些面朝大海的漂亮房子，房前花園里滿滿的薰衣草，一片花海美得沁人心脾，奇香四溢。

我們到的時候，恰巧一年一度（每年7月17日-19日）的薰衣草節剛剛結束，但節日氣氛還一點不減。各個莊園主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把各自的莊園打扮得各具特色，好像到了一個童話王國。

當地有6個特色薰衣草莊園供游客選擇，我和男友選了其中三個，推薦理由如下：

1.陽光花園莊園DIY薰衣草作品

開放時間：周一至周日上午10點到下午5點

該莊園有師傅會教游客制作薰衣草作品，經驗豐富的養蜂人還會分享薰衣草蜜蜂的故事。如果你像我們一樣幸運，還會被邀請參觀薰衣草精油的蒸餾過程。

2.紫色煙霧莊園享受音樂和美食

開放時間：周一至周日上午10點到下午5點

在薰衣草節期間，該莊園每天會有不同的樂隊來演出，還會邀請當地特色餐廳為游客烹制特色美食。有音樂和美食相伴，一定會是一場盛大的音樂狂歡派對。只可惜，我們當時去的時候，除了美食，已經沒有樂隊演出了。

3.薰衣草連接莊園調制專屬香水

開放時間：周五至周一上午10點半到下午6點（周二至周日關閉）

討厭撞香的香水一族，可以拉著男友到這里，為自己私人定制一款獨特的香水。因為該莊園內種植著多達20種以上的薰衣草，情侶們可以參觀薰衣草香氛工作室，嘗試不同的薰衣草香水，還能在香水師的指導下，調制屬于戀人的獨特香水。

瑯琊溪范文第2篇

2010年來中國時，他只是一個西班牙人。然后，他成為醫生、文化使者、流浪歌手，現在還要加上作家、演員這兩個頭銜。作為文藝青年，他在中國不斷接近自己理想中的社會角色。

他從一個成熟的現代化國家來到一個現代化的半成品國家，切換在中國最富裕的城市和最貧窮的鄉村，卻看到了一種和諧。

他一直在溫和地打量中國，善意地理解這個別致的社會，這跟他的臉型一點也不像。

一個好姓氏

David García Lou，1986年生于西班牙馬德里。2010年，他在西班牙學醫畢業，來中國學中文。

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當醫生，卻被分到國際部，他覺得跟在西班牙的生活區別不大，半年后辭職。第二份工作是在西班牙駐滬總領事館當文化使者，跟中國人、西班牙人一起分享文學與電影。他喜歡第二份工作，但某天，他突然感覺“孤獨得要發瘋”，想要離開上海。

他來到航空售票柜臺。“最近一班飛機飛哪里？”“昆明。”“好，就去昆明。”那是他第一次聽說昆明。到了昆明機場，他碰到了3個中國青年，他們去大理，他就跟著去了大理，那是他第一次聽說大理。

他們住進了“駝峰客棧”，12人間，每人只要25元，大衛聽說這個價格后吃了一驚。其實，這家客棧還可以不收房費，如果你是一名藝術家的話。

他會唱歌，大學時就是樂隊主唱，但那次他沒有唱。幾個月后，第二次來到大理，他帶著音響、話筒和吉他，在古城人民路找了一個人最少的地方，開始做準備。

拿出吉他，把盒子放在身后，20多個人就圍了上來，眼神里帶著狐疑：“這個老外要干什么？”

他的手在發抖，像是嚴重的帕金森病人。他唱出了第一句，是齊秦的《外面的世界》，人群中頓時一陣“啊”的喊叫，他說，就像 “突然看到了燦爛多彩的禮花”。

人們開始往他身后的吉他盒子里丟錢，這讓他很著急：“不要錢，不要錢！”一首唱完，人們紛紛詢問：“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是西班牙人，叫摟大衛。”

從西班牙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就印了名片，因為他聽說“在中國名片特別重要”。他取了個中文名叫“樓大衛”，卻被文印店印成了“摟大衛”。

每當他派出名片的時候，他發現，人們一看就會發笑，笑得很開心。“這個姓能讓人快樂”，他想，這是個好姓。對于文印店的錯誤，他反而心存感激，覺得這個姓得自某種神秘力量的賜予。

在大理的這個晚上，摟大衛發現吉他盒子里有200多元錢。

“真不可思議，這比當醫生好。”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去任何地方，想去哪就去哪，游遍中國，或許將來還能有錢拍一部微電影。

他無法抗拒游歷中國的誘惑，所以他決定以后唱歌把吉他盒子拿到前面來。“同時我又很矛盾，感覺自己背叛了藝術。”

“后來我想，一個藝術家也需要錢來生活，只要錢不是藝術的目的就可以。我依然坐硬座，依然住20個人一間的客棧。”

于是他開始流浪，背著吉他和音響。

兩國之間

第一次見到摟大衛，是在2012年6月的麗江古城，官門口。

那時的場景，跟他描述的大理首唱一模一樣，起初人們的停留就像驚奇于一條魚會發出聲音，后來慢慢就被歌聲陶醉了。

大衛的歌聲很真誠。人們聽了片刻就會走上前去，往他的吉他盒里丟錢，于是看到他擺在前面的一張紙，上面寫著“歡迎關注新浪微博摟大衛”。好奇的觀眾往往會現場拿出手機，搜索他的微博。

“你們外國人真瀟灑，活得真自在。”大衛常常聽到中國人這樣感慨。

他說，其實我們都在互相想象著對方。

中國人覺得，西方人對生活充滿熱情，為了自由的感覺什么都可以放棄，活得瀟灑、自在，不為物質現實所羈絆。西方人則覺得，中國人總是很有勇氣，可以全世界各地去做各種生意，而且通過吃苦耐勞、薄利多銷乃至放棄休息時間，來贏得商業競爭。

“我們都只看到自己身邊的極少數外國人，而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也是另類。”大衛說，“我們西班牙人，大部分跟中國人一樣，好好學習，畢業后找一個好工作，多賺錢，買房子娶老婆，努力去過一種安穩的生活，不讓父母擔心，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我們總是用身邊能見到的那一小部分去代表彼此，想象對方。”

“我不喜歡別人說歐洲更干凈、更自由，因為中國什么都有，有北京的快節奏，也有大理的慢生活。如果在歐洲，你要去另一個國家才能感受到這種差別。”

一張“隨便”的機票，讓他找到了第二故鄉，他現在去大理會說是“回大理”。當然，他也感覺到大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不一樣了，以前都是喜歡文藝的人在那里開店，現在開店的都是大老板，為了賺錢而開店。”大理的變化，在大衛看來是以2012年“駝峰客棧”關門為分水嶺，“我差點哭了出來”。另一個他喜歡的古城，麗江，更早地擺脫了理想，走向商業。大衛說，這幾年，他喜歡的中國在一點點消失。

和他有同樣感覺的，還有在麗江安靜地賣一點自制小蛋糕的美國人凱文?多蘭。凱文說，他向往的麗江是一個讓人內心平靜的地方，但現在，一切都是“錢錢錢”，“人不應該這樣活著”。

中國人總是以美國怎么干為榜樣，什么都學美國。大衛說，其實在西方國家看來，美國也不見得是個好樣板。“中國應該堅持自己的特色，怎么發展，自己去決定。”

中國化

大衛頗有毅力，當醫生時可以上班8小時，再用8小時學漢語，一直持續半年。那時，他的女朋友小蕾提醒說，這樣做不行，不快樂。而快樂也是他的生活標準，只是被閉關式的學習埋沒了。

這是他辭去醫生工作的重要原因，他說，快樂不能推遲，快樂是現在的事。流浪、唱歌讓他快樂，還可以把快樂分享給別人，而且這個方式足夠簡單。

不過，簡單的事情，同樣有障礙。有一次在麗江唱歌，現場的人都很興奮，唱到第二首歌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警察”，粗暴地把他趕走。“兇得跟熊一樣，我的手在發抖。”

人群中很多人在喊“讓他唱”。大衛更緊張了，一邊道歉，一邊離開。

他一臉郁悶地回到客棧，向中國朋友弘文講了這一經歷，弘文說，這不是警察，是城管。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以后這個詞會一直陪著我。”大衛無法理解城管是一個什么職業，因為在他的國家沒有這個部門。歐洲有些城市也不準在街頭唱歌，但那是警察負責管理的事情。

正是他所喜歡的自由的流浪生活，把他真正帶進了中國有特色的社會管理系統中。

他在長沙，正準備開唱的時候，城管就來了。這次對方比較禮貌，只要他不唱，就在旁邊友好地聊天，談他“姓摟”的問題，以及“不當醫生卻去要飯”的問題。

“他們有他們的工作，我也不想惹麻煩，我唱歌是為了快樂地交流，不要讓不愉快的事情阻止快樂的發生。”所以每次被城管驅趕，他都會躬身道歉著，迅速收拾東西離開。

他去一個地方唱歌，會先在微博上預告時間地點，當地的粉絲就會按時去等候。不過，因為城管的出現，他經常爽約。他覺得對不起去等候他唱歌的人。2013年開始，除了戶外演出，他還在每個到達的城市舉辦一場小型室內演唱會，一年時間舉辦了50多場。

后來，到了一個城市，他會主動去尋找城管，問他們能不能在街上唱歌。“我也會在準備唱歌的地方，進到商鋪里跟店主們聊天，如果發生麻煩，也算是‘熟人’了，中國人辦事不是靠‘熟人’么，熟了，他們會幫我說話。”

他在流浪過程中再社會化，變得更像一個中國人，按照中國人的方式去辦事和交際。

第一次碰到弘文的時候，弘文請吃飯，吃完后大衛拿出自己那份錢遞過去，弘文說“這是在罵我”。大衛發現了，在中國可以不用理由就請人吃飯，而且AA制對于中國人是很丟臉的事情。“在西班牙，如果你請人吃飯沒有一個理由，那別人會很忐忑，會在心里胡思亂想。”

他變得在中國是個中國人，在西班牙是個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老朋友很久不見，會用很夸張的動作打招呼，上前摟抱，在中國不這樣，再想念彼此，見面也要很淡定。”

到處走，他覺得中國很安全，“這可能是我將來離開中國后最想念的地方”。這似乎又與中國人的感覺不太相符。

流浪者的“家”

8月13日見到大衛，他竟有點羞澀與局促，很難想象眼前這個靦腆的西班牙人，就是那個在任何地方一開腔就會點燃街頭熱情的流浪歌手。

他的魅力至少部分源自他是“一個姓摟的唱中文歌的洋人”這一角色。流浪歌手，這種角色太新鮮，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還秉持這樣的觀念：街頭唱歌就是“要飯”。

在中國社會的印象里，西方人來到中國，主要有幾種身份：來做生意的有錢人、來教外語的教師、來旅游的游客。要不就是藝術愛好者，“每個人都有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或者過來做某種有意思的事情”。

不過，這幾年不一樣了。大衛說，因為經濟危機，西班牙的生活很難過，所以來中國的人開始底層化，很多人的到來是因為西班牙工作機會匱乏。“現在在上海，有不少西班牙籍的服務員。”

和其他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不一樣，大衛在中國一直有一個“家”，有時在上海，有時在云南。

他會租一套房子，把自己的東西放進去，哪怕并不怎么居住。“如果沒有一個家，怎么叫流浪？遠方是相對于家而言的，沒有家，你人在外面就不是因為你喜歡，而是因為你沒有辦法。所以我需要有一個出發的原點，累了可以回去的地方。”

2014年初，他覺得自己走累了，想安靜下來寫一本書，正想著，就有出版社找上門來了，于是他花了1年時間用漢語寫了一本書，講述自己的中國故事。

他形容寒風刺骨，用的比喻是“像一條狗在咬我的皮膚”，畫面感讓人深深入迷。他說，這是直接從西班牙的比喻中翻譯過來的，西班牙書籍的中文譯作，如果碰上中國人不熟悉的表達，就會改成中文習慣，而我不改，我要寫一本不一樣的書。

這本書叫《照著想象去生活》。他在書中總結了一個按想象生活的階段，同時想象著，不能一直流浪，應該有所穩定了。于是他想演戲，又有很多人找他去演戲。今年他已經參演了3部電影，去年則在上海話劇中心的大戲《香水》中承擔男一號角色，巡演全國。

瑯琊溪范文第3篇

【摘 要】《瑯琊神韻》呈現了中國傳統音樂形態之美，有著鮮明的文人文化屬性，是一首氣韻和意境完美融合的竹笛曲，具有典雅細膩的音樂魅力。 【關鍵詞】瑯琊神韻；音樂形態；文人文化；意境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072-01一、笛曲《瑯琊神韻》是傳統音樂形態之美的鮮明體現《瑯琊神韻》是著名笛子演奏家俞遜發在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啟發下，結合自己在瑯琊山親身體驗的經歷，創作出的一首優秀笛子曲。《瑯琊神韻》開啟了笛子吹奏新技法，如彈吐（吸收了三弦拉弦樂器的演奏方法）、指擊音等。全曲清新優美，情感濃郁，采用散板、慢板和快板結合的方式，運用了笛聲、人聲、口哨聲等多種音色，呈現一種動態之美。《瑯琊神韻》在結構和技巧上都讓人耳目一新，顯現了文人豐富的內心情感，凸顯了中國傳統音樂形態之美。二、笛曲《瑯琊神韻》是文人文化內涵的完美呈現一般說來，文人是指那些喜歡追求獨立人格與獨立價值，嚴肅地從事哲學、文學、藝術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懷的社會科學的人，而文化是指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文學藝術、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其中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構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文人化的思想是人類綜合性社會文化的自然本能、智力、道德、情感、審美、感覺及諸多方面發展的代言人，文人的文化和哲學思想是人生追求的新動力。文人不但有著廣闊的視野和全方位視角，而且他們關注和思考個體的存在，他們優美的作品能讓更多的人領略豐富和完美的精神食糧。歷史上有過無數為中華文化作出貢獻的文人，他們被后人傳承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經成為民族審美文化的一道亮麗風景。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不朽名篇《醉翁亭記》是文人心態的體現。《醉翁亭記》是瑯琊山文化底蘊的精髓，這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是點睛之筆。而著名笛子演奏家俞遜發在人們的心目中有著“古有俞伯牙，今有俞遜發”的美稱，也正是俞遜發先生的文化修養和造詣真正讀懂了歐陽修，并且根據他自己在瑯琊山幽谷清泉的親身體驗和感悟，創作出了笛子曲《瑯琊神韻》，因為言語表達的盡頭，就是音樂。通過對俞遜發《瑯琊神韻》的欣賞，才讓人更加被《醉翁亭記》中的文人內心情感和文人文化內涵所吸引和打動。三、笛曲《瑯琊神韻》是氣韻和意境之美的有機統一氣韻，這里指韻味，即含蓄的意味；而意境是指音樂形象中呈現的虛實相生、活躍著生命律動的韻味無窮的空間。氣韻和意境，就是一種能令人感受領悟、意味無窮卻又難以用言語闡明的意蘊和境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得好：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實境界就是我們說的意境，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音樂的意境同樣也有有我之境和有無我之境。《瑯琊神韻》的有我之境是通過局內人自身來領略瑯琊山景色；無我之境則是以瑯琊山來觀照周圍景象。在《瑯琊神韻》笛曲中，演奏家奏出動態的美是詩意的美，而且善于通過在靜態的事物中注入流動的血液，使寧靜的瑯琊山有一種靈動的生機，表達了作曲家對瑯琊山美景的無限迷戀與向往之情，讓聽眾在笛聲的韻味中得到熏陶。演奏家采用實音實奏，虛音虛奏，實實虛虛，虛實相間，并通過笛聲的高低強弱、輕重緩急、剛柔明暗等內在情緒的微妙變化來貼近聽眾的心靈，讓聽眾感受到一種含蓄朦朧、簡約淡泊、空靈幽遠的精神境界，讓聽眾學會在音樂律動的體驗一種心靈的生命律動，學會在內心的恬靜中通過聆聽音樂向精神的理想境界超越，自覺追求一種意蘊空靈的音樂意境美。因此《瑯琊神韻》的結構特征是虛實相生，表現的是一種內心的生命律動，描述了作曲者的心境和感受。既有優美的笛聲單一音色，也有笛子和人聲或哨聲的復合音色，通過各種演奏方法展現醉翁亭的意境。樂曲不僅直接表達了演奏家個人的感受，也傳達了藝術家的內在豐富、細膩、復雜的思想情感，不斷喚起聽眾心靈的強烈感受。演奏家根據歐陽修醉意山水的“意”，吹出了秀麗的“境”，做到了意與境的交融，把山水相映之美，朝暮變化之美，四季變幻之美，動靜對比之美都在笛聲的變化中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深情地演繹出了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的醉中之“樂”。四、結語《瑯琊神韻》全曲因景生樂，因樂而抒情，瑯琊山的神與韻，在演奏家俞遜發出神入化的的表演下，把氣韻和意境之美有機地統一在一起，賦予了聽眾無限想象的空間，是一首優美絕倫的笛子曲。參考文獻：[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毛云崗.神指仙氣催魔笛――淺談俞遜發先生笛子演奏藝術[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院學報，2007（4）.[3]黃裕鈞.從氣韻生動到自然中有深意――談俞遜發笛子藝術中的音樂美學與哲學[J].俞遜發先生笛藝研究，2003（12）.[4]童忠良.五聲調式基因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5]童忠良.對稱樂學論集[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

瑯琊溪范文第4篇

關鍵詞：郎典村 黎語 家庭語言 使用 語言態度

黎語是黎族的母語，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省。黎語分為五個方言區，即哈方言區、杞方言區、潤方言區、美孚方言區和加茂方言區，本文以哈方言區的三亞市崖城鎮郎典行政村黎語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黎語在郎典村黎族家庭中的使用情況和語言態度等方面的問題。

一.郎典村黎語使用情況

郎典村是一個大村，它隸屬于三亞市崖城鎮北嶺行政村，位于海南省三亞市西北部，地處三亞市與樂東黎族自治縣交界處。郎典村人口約為800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黎族人，共164戶，其中夫妻雙雙為黎族人的有159對，夫妻中一人是漢族人另一個是黎族人的5對，這些家庭組成中，四代或四代以上同堂有5戶，三代同堂的有130戶，二代同堂的有28戶，家里只有一代人的有1戶。由以上數據可知，郎典村家庭中三代同堂的家庭，人口分布占整個村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對比相關人口統計資料可知，這種家庭人員結構分配比例符合我國整體家庭人員結構分配比例。

在實地調研中發現，絕大多數郎典村民世代繁衍于此，在他們的日常交際中，黎語是他們的主要交流工具，但他們不僅僅只使用黎語進行交流，現今很多人能較流利地使用漢語普通話進行溝通，盡管發音不標準，但是可以聽懂，不至于產生語言障礙。總體而言，在郎典村這個群體中，不同年齡段的人選擇使用的語言有比較明顯的差異，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有很多，譬如文化程度、語言興趣、語言態度、甚至人們心情的好壞都直接影響著人們對語言的選擇，比如人們在氣急敗壞的時候一定會選擇最熟悉最流利的語言來抱怨以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此外，語言還具有文化的屬性，語言既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縱向傳承、橫向傳播的最為重要的載體。在一般情況下，語言還是民族的“圖騰”，具有文化認同的重要作用。

郎典村人們的語言使用情況在不同的年齡段具有較大的差異。下表是該村不同年齡段的人語言使用情況對照表。

表一：郎典村民年齡與語言使用情況對照表

產生這些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年齡段的人生活年代不同導致接收信息的量和類的不同。例如7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上一生都生活在村里，極少外出過（以往經濟落后，導致交通不便，要走出郎典村得翻山越嶺，重重阻隔，村里更加落后，教育跟不上，村民都沒太多文化，很多人沒進過學堂），一生只跟村里人用黎語溝通交流，導致他們始終只能講黎話。加上外界新事物更新的速度大大超過他們大腦中黎語儲存量的更新速度，這更加加速了他們知識欠缺、與外界脫節的進程，調研組發現，就在調研現場，有的年長者無法聽懂普通話，與他們交流還需要一位當地年輕人翻譯才能傳達彼此的意思。

隨著社會的發展，郎典村與外界的交流逐漸增多，他們去崖城、三亞甚至海口打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接觸了外面的新世界，他們不斷學習和適應外面的一切，而語言，就是需要他們學習的第一要務。改革開放以后，郎典村終于不再像世外桃源一樣與世隔絕，村民中60歲上下的人里就有很多人可以講崖城話和海南話，與此同時，他們的黎話依然能保持原汁原味。從歷時的角度來講，這無疑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

村里60歲以下的人群中基本沒有人不會講普通話，這是該年齡段人群的一個共同點，這個年齡段的人也是郎典村村民的主要人群，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但是整體而言，他們仍習慣用黎語進行交流。

調查發現，在整體穩定中存在一種兩極差異現象：年齡越大的長者與越年輕的孩子交流時，老人們說的一些比較深奧的詞匯、故事和黎族民歌等，孩子們既聽不懂也不會說，而稍長者（青年、中年）則只能大致了解一二。這說明黎語中的一些古老詞匯并沒有被年輕一代人掌握，它們正在以一定速率逐年丟失。雖然目前還不會對人們的使用產生明顯的影響，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若干年后這將會成為無法挽救的悲劇――永遠消失。眾所周知，黎語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所以黎語的傳承不能像漢語一樣通過文字進行記錄，只能靠口口相傳實現代代傳承，這個客觀存在的局限性就更增大了其丟失的可能性。

下表是郎典村村民不同年齡段人群使用黎語熟練程度的基本表，它將村民的年齡分為5段，呈現出每個年齡段的人使用黎語的熟練程度。

表二：不同年齡段村民黎語使用熟練情況表

表二呈現的結果更能說明，在郎典村村民中，具有年齡差異的村民之間已具有語言差異，黎語是黎族的語言，但是在越來越城鎮化、越來越現代化的今天，很多民族的東西正在丟失，就比如語言。在郎典村中被選擇作為調查樣本的27位5―19歲的小孩中，有3人完全不會講黎語，也聽不懂父輩講的黎語，后來了解原因才知道，其中一個小孩的父母在海口打工，他從小就跟著父母去海口上學，失去了黎語的學習環境，盡管這對夫妻之間依然還是主要通過黎語進行交流的，但他們有意教孩子學習漢語，夫妻二人認為孩子只有說好普通話以后才能適應社會，至于黎語，則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能講則講，不能講也不會影響孩子的成長，更不會影響他們將來的工作和生活。在父母這種消極態度的影響下，這個孩子自然也不太會主動去學習黎語，所以導致既聽不懂也說不來的局面。另外兩個小孩從小是在崖城長大的，他們的父母在崖城做生意，所以他們一直在崖城上學，只有放寒暑假才回村里和爺爺奶奶小住，他們倆主要講普通話和崖城話，他們和村里人交流說崖城話，不會講黎語，其中一個能聽懂一點簡單的黎語，但是自己從來不說，最后導致現在已經難以張口。他們父母的這種態度對孩子影響甚大，直接導致了下一代對他們本民族語言的不重視，這減弱了他們對本民族語言的熱愛，使得本民族語言在他們心中缺少歸屬感，失去保護本民族語言的責任感，這樣的語言態度帶來的后果肯定是消極的、負面的，也是不利于黎語的長期發展的。這種案例只是一些人少數民族語言意識淡薄的一個縮影，不光是黎族，其它民族的語言一樣面對著嚴峻的考驗。

二.郎典村村民在不同場合的語言使用情況

村民們在不同的場合會使用不同的語言，家庭成員之間交流大多講黎語，但一般大人對自家孩子會講黎語和漢語。村內村民之間主要講黎語，而村里各家的小孩聚在一起時會同時講黎語和漢語。村民與外系之間會根據交流對象的不同在黎語、普通話、崖城話和海南話（指海口方言）中自由切換。

黎語的使用情況在族內婚姻家庭和族際婚姻家庭存在一些差異，具體有以下兩種情況：

1.族內婚姻家庭以黎語為主要的交際工具。

族內婚姻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是黎族人，有的媳婦是郎典村黎族人，有的則是外村黎族媳婦；有的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有的則是父母親與子女幾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在這樣的家庭里，家庭成員之間不論是在衣食住行，或者勞作休閑，一般都是用黎語交流。通過對164戶家庭的入戶調查，我們統計了如下數據：家庭中三代同堂，人口為7至12人的家庭有130戶；夫妻構成均為黎族的族內婚姻有159戶，其中18戶的媳婦是北嶺郎典村附近的樂東黎族，語言可以互通，1戶的媳婦是五指山黎族人。這樣的族內婚姻，其家庭語言必然要用黎語。以黃理輝家庭（男，38歲；父親：黃家平，65歲；母親：陳玉蓮，66歲；配偶：高秀美，37歲；長子：黃強，13歲；次子：黃安，8歲）為例，詳見下表：

表三：黎族家庭語言使用情況調查表

黃理輝家庭是典型的族內婚姻家庭，家庭成員都是本地黎族人，也都會說該地黎族土話哈方言，因此，家庭內部交流都是說黎語，家庭成員的黎語掌握情況均很熟練。但是父母對幼子有時會刻意說普通話，據介紹，這種刻意的語言行為是為了孩子們更好的掌握普通話，只有說好普通話才能與世界接軌，將來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2.族際婚姻家庭中，有些以黎語為主要交際工具，有些則是使用“黎語――崖城話”、“黎語――普通話”的雙語或多語形式。

北嶺郎典村黎族人的家庭形式雖然絕大多數是族內婚姻，但164戶家庭中，也有5戶是黎族和漢族構成。5戶當中，1戶是入贅的漢族女婿，4戶是嫁來的漢族媳婦。她們來到郎典村之后，受到周圍黎語環境的影響，婚后五年左右，一般能聽懂一些黎語，有結婚時間較長的，甚至能簡單說一些黎語詞匯。以董偉忠（男，43歲，漢族，三亞市崖城鎮人）家庭、唐月梅（女，40歲，漢族，三亞市崖城鎮人）家庭和羊明花（女，30歲，漢族，海南省詹州市人）家庭為例，看這三組家庭內部的語言使用情況：

上表中，董偉忠在家庭內部使用黎語的情況較多，實際上，他是漢族人，但隨著在村里生活的時間年歲變長，他的黎語水平也掌握得比較熟練，和家人之間用黎語對話，只有接待客人的時候才說普通話。唐月梅嫁到郎典村已有20年，受丈夫和公婆的影響，她已經能掌握黎語日常交際詞匯，黎語水平比較熟練，和同輩之間也用黎語交流。而羊明花嫁到郎典村還不到5年，幾乎不會說黎語，她的丈夫是村里瓜果種植大戶，住在離村子不遠的公路旁，家里常常有很多客人或是外地來的采購商販，說漢語的機會很多。所以，雖然嫁過來有些年頭了，還是不會說黎語。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她與家人以及和當地人之間的交流。

表五說明，郎典村年齡越大的人群，使用黎語的頻率越大。在年輕一代的村民中，他們的語言態度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潛意識里已經對除了黎語外的其他語言產生了一些傾斜。確切地講，該現象的產生對于黎語來說是不利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減少對黎語的使用，最后，黎語將會徹底消失，此擔憂并非杞人憂天，時間越長，后果無疑越嚴重。

三.家庭語言的選擇取決于家庭主要成員的語言態度

語言態度是人們對某種語言價值的評價及其行為的傾向。它包含了三種成分，分別是認識、情感和意向。認識成分是指對某種語言加以認識理解，或贊成或反對；情感成分是對語言的感情，喜歡或厭惡，尊重或輕視等；意向成分則是指對語言的行為傾向。從認識、情感、意向三個方面對語言態度作出了合理的解釋。[1]

陳松岑在《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一文中把語言態度分為感情方面和理智方面，她認為感情方面的語言態度，指的是說話人或者聽話人在說到或聽到某種語言時，在情緒、感情上的感受和反應，它常常是十分自然甚至是不自覺地、下意識地表現的這類態度，往往密切聯系于說話人或者聽話人從小成長的語言環境，文化傳統乃至個人生活上的特殊經歷。理智方面的語言態度講的是說話人或者聽話人對特定語言的使用價值和社會地位的理性評價。這種態度表現上是主觀的，但實際上不能不受社會輿論的影響，它從另一個角度，把語言態度分為個人和社會兩個方面。語言態度和語言的社會地位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會相互影響，同時它還受到語言使用者的心理素質、語言的功能價值和社會因素等要素的影響。[2]

郎典村村民的語言態度在年輕一代和年老一代中體現為兩個陣營，年輕一代受外界特定環境影響更多屬于理智方面的語言態度。這充分證明了語言態度和語言的社會地位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前文提到的在海口打工的夫妻，他們就是典型的持理智型語言態度的代表人物，為了孩子能說好普通話，對本民族語言――黎語的重視度減低。這部分陣營的人仍是少數，但正在逐漸增加。郎典村老一代的人更多的屬于感情型語言態度，他們沒有那許多顧慮，單純從對本民族語言的熱愛出發，始終如一的對待自己的母語。

由此可見，語言態度是決定黎族人家庭語言選擇的主要原因，在家庭成員都是地道的黎族人時，拋卻社會因素之后，家人之間情不自禁使用黎語作為家庭語言，這就跟我們普通的漢族家庭說漢語一樣，是一種無意識的選擇，而當家庭成員中有一方是來自其他的民族時，家庭語言選擇就多了起來，這與單語家庭中無意識無選擇的純黎族家庭不同，族際婚姻家庭在語言選擇上多了一分刻意，有的夫妻中一方不擅長另一方的語言（但是能聽懂對方語言），只能選擇原來的語言表達要表達之意，但配偶則會使用他本來習慣講的語言或者是配偶選擇的語言，這中間并沒有一定之規，這種情況是家庭同輩之間或者是晚輩對長輩說話時的語言選擇，當家里有小孩時，家長的家庭語言選擇就變得“人為”多樣化起來，因為家庭語言的選擇就會對下一代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幼兒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是12歲之前，那么在一個多語家庭中，幼兒語言的習得亦將是多樣化的，這其實是有利于他們成長的。[3]只是就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很多少數民族的家庭重視漢語，輕視自己民族語言的情況已不少見，二者沒能把握平衡，這才是真正令人擔心的。

黎語作為黎族人的母語，應該得到重點保護，使之得以傳承。黎語不僅是一種少數民族語言，更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筆者認為，從宏觀上看，傳承黎族語言文化是黎族同胞的神圣職責，從微觀上看黎族同胞（包括郎典村村民）應該做好家庭語言規劃，為兒童語言發展設定基本框架，以保證黎語的使用和傳承后繼有人。

參考文獻

[1]李宇明.論語言生活的層級.[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2.9

[2]陳松岑.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9.3

瑯琊溪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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