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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數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蒙氏教具 數學能力 思維能力

數學是以高度的抽象性和嚴密的邏輯性為特征的學科,幼兒時期是以具體形象思維占優勢,數學的高度抽象性特點和幼兒具體形象思維水平構成了幼兒學習數學的一個基本矛盾,這也對幼兒園數學教育提出了一定的難度和要求。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幼兒教育家蒙臺梭瑞設計教具,改變了傳統的一味重視教師指導作用,而是更多地去關懷、觀察和研究兒童本身。蒙臺梭瑞教具是以感官教育為基礎,讓幼兒通過手的觸摸、操作及各種感官的綜合運用,認識事物的各種屬性及事物間的關系,為接受數學教育奠定基礎。

一、實物化的蒙氏數學教具:把抽象化的數概念簡單化

蒙臺梭瑞創造了一套數學教育的好方法,她把抽象的數學概念的學習“實物化”,即:給幼兒提供一套具體形象的實物教具,這些物化的教具為兒童提供了表象思維所需的具體形象,能很好的幫助幼兒學習數學。例如,金色珠是蒙氏數學高級班的一個教具,是用一個粒珠表示“1”,而將十個粒珠串在一起的一根串珠表示“10”,用十根串珠平鋪成一個正方形的片珠表示“100”,用十塊串珠壘成立方體塊珠表示“1000”,非常形象地表示出數字之間的關系。給幼兒一個數如“2352”,要他拿出相應的金色珠,他就會拿出2個塊珠,3個片珠,5個串珠,2個粒珠。在類似玩玩具的操作中感知數位、數量之間的關系,對一個五六歲的幼兒來說是一件愉快而輕松的事情。蒙氏數學教育又采取了將“1000”個小珠子連結起來,構成一條長長的珠鏈,讓幼兒從“1”一直數到“1000”,幼兒從抽象到具體的認識,更加深他們對“千”這個概念的認識,因此,蒙氏數學教育內容與傳統數學教學內容相比較,更有利于幼兒思維發展。例如:“郵票游戲”這個工作,深綠色的數字卡片上面寫著“1”表示個位;藍色的數字卡片上寫著“10”表示十位:紅色的數字卡片上寫著“100”表示百位,淺綠色的數字卡片上寫著“1000”表示千位。幼兒通過教具很直觀的就能理數位之間的關系。在幼兒已經有數位關系和交換規律的經驗的基礎上,再來用數字郵票做大數目的加法已經不再是難事了。如要計算出“2350+3520=”,幼兒在操作教具中輕而易舉地完成一點也不令人驚嘆了。對于幼兒來說,他感覺到進行1000以內的、100以內的加法原來與進行10以的加法是一回事了。

因為有實物化的教具,再加上生活中的互相配合,很多抽象的數學知識如乘法、除法、等分等看起來比較高深的知識都化難為簡了。許多人認為蒙氏目標太高,有的甚至是中小學學習的內容提前了,但是,事實上,絕大多數南方貝貝蒙氏數學班的幼兒都能夠輕輕松松地掌握這些內容,令很多人為之驚嘆不已。

二、蒙氏數學教育以感官為基礎

感官教育在蒙臺所瑞教育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蒙臺所瑞認為:“高層次的精神(智能的)活動的發展,必須以感覺的發展為基礎,三至六歲的幼兒為身體的急速發展時期,也是感覺活動和認知活動相輔相成的時期,因此,這一年齡的幼兒必須發展各種感知覺。

1.通過感官教育發展幼兒各種感知覺能力。蒙臺梭瑞使用一套能分等級,有組織性的引導孩子各種感官刺激的“感官教具”來進行感覺教育,這套教具充分調動了孩子們的自發性和積極性,從而促進幼兒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摸覺的協調發展,如:插座圓柱體、彩色圓柱體它們都是由四組不同的圓柱體組成,每組圓柱體的大小及高度都有一定的規則變化。第一組粗細不變高度遞減;第二組高度不變,粗細遞減,第三組粗細和高矮同時遞減;第四組粗細遞減而高度遞增。當幼兒很好的操作這一教具時,還能與其他教具混合練習,不僅發展了幼兒的視覺,觸摸覺,同時,發展幼兒的辨別、觀察、思考等能力,也為幼兒寫字做好準備。幼兒通過操作教具能初步感受配對和序列,依高低或粗細排列順序的操作,能進行物體高度與粗細的漸次性識別。幼兒通過不斷地接觸“被具體化的抽象”而了解事物屬性的本質,同時,能體驗到由迅速辨別同種事物屬性所帶來的樂趣。

2.通過感官教育培養了幼兒初步的邏輯思維能力。在感官教育中,培養了幼兒接受數學教育所需的初步的邏輯思維能力,即:分析、綜合。根據這兩點,結合感官教育的三種基本操作:配對、序列、分類。作為對數概念的理解,它可以協助孩子對數學的邏輯思維(給孩子自由性),即在反復進行感覺器官刺激中培養孩子了解數量概念時必須具備的邏輯思維能力。例如:在視覺教具中,幼兒進行長棒操作時,先感知最短的較短的……較長的、最長的,然后根據長短進行排序。(在這個過程中,幼兒運用了比較、判斷、排序等能力)。當幼兒熟練的掌握排序以后,又有進行與數學教具中數棒的配對活動,(在這個活動中運用比較感知、匹配等能力)。由此可見,在感光教育中,幼兒初步的邏輯能力,得到了訓練,同時也為接受數學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3.通過感官教育促進幼兒概念形成。蒙臺梭瑞認為:“人類是由精神和身體構成的整體。”人們在進行高層次的智能活動之前,必須要先認識各種概念。人要形成重要的概念,必須通過所有的感覺,概念的形成是由一連串感覺運動所知覺的行為開始。蒙臺所利認為三至六歲階段是感覺形成期,以各種和智力有密切的關系。

三、蒙氏數學教育發展了幼兒的思維能力

1.蒙氏數學教育內容有利于幼兒的思維發展。衡量數學內容能否促進思維發展的標準是數學內容是否突出了數量關系。因為數量關系反映了數學內部的本質規律,幼兒掌握了規律,就可以提高遷移和獲取知識的能力。傳統數學教育內容,往往割裂了數學中的一些相互關系。蒙氏數學教育在內容上更突出了一些數量關系,幫助幼兒發現數學內在規律,如:認識十進位的結構,讓幼兒理解10個“一”可以合成1個“十”,10個“十”,可以合成1個“百”,10個“百”可以合成1個“千”,從而揭示“個”、“十”、“百”、“千”之間內在聯系。又如“二倍數”的教學內容,讓幼兒理解1/2與2倍的數量關系。因此蒙氏數學教育內容與傳統數學教育內容相比較,更有利于幼兒思維發展。

2.蒙氏獨特的教學原則和方法,能進一步促進幼兒的思維發展。⑴自由選擇原則。自由選擇原則注重了幼兒的個體差異,避免了傳統數學教育中“一刀切”的現象。幼兒可以根據不同的興趣、意愿、能力及水平,選擇適合自身發展所需要的教具,從而來獲取知識,同時使思維能力也得到循序漸進的發展。自由選擇的原則對于班內兩端幼兒(能力強的與能力弱的)的思維發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能力弱的幼兒可以放慢學習進程,降低學習的難度,對于能力強的幼兒可以加快學習進程,提高學習難度。避免了幼兒對學習數學的自卑感和恐懼心理,增強了幼兒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和自信心,提高了幼兒思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⑵獨立操作學習。蒙氏數學教育是幼兒通過獨立操作活動來獲得體驗。它體現了幼兒是學習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幼兒手腦得到并用,身心相互作用,思維活動一直處于活躍狀態。幼兒不斷運用了觀察、比較、分析、判斷、概括、推理等邏輯能力,從而使思維的邏輯性得到增強。在蒙氏數學教具操作過程中,還必須遵循教具的操作規則。這些特有操作規則,又幫助幼兒建立了一定的數量關系。如:錘棒的操作規則,體現“10”以內數與量的關系。在分數小人的操作中,體現了整體與部分關系。在這些操作規則中所體現的各種關系,可以幫助幼兒進行思維活動,有利于幼兒發現數學內在規律。

3.培養了幼兒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獨立思考是邏輯思維能力的一種表現。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幼兒要真正理解某一數學概念或關系,而不是靠機械記憶記住這些概念與關系。在蒙氏數學教育過程里,幼兒通過獨立操作活動,進行學習,從而發現數學的內在規律。它是一個主動學習的過程。蒙臺梭利認為,沒有一個人是由別人教育出來的,他必須自己教育自己,教育的目的不是將一些經過選擇的事實塞給孩子,而是培養幼兒自發的學習欲望。

蒙氏數學活動是通過幼兒探索活動發現數學內在的規律,幼兒的思維一直處于積極活動的狀態。當幼兒發現某一數學規律時,會產生強烈的成就感和愉快的興奮感,這些良好的正面效果又成為幼兒下一步探索活動的動力,促使幼兒的思維進一步主動的、積極的活動。如在一次參觀活動中,有一位小朋友玩分數小人時發現兩個1/4就是一個1/2,他興奮地叫教師去看,通過教師的引導,他發現兩個1/2、三個1/3,四個1/4合起來是1,并發現1/2、1/4之間的大小關系,這樣孩子對這個活動就充滿了興趣和再探索的愿望。

參考文獻:

[1]蒙臺梭利:《蒙臺梭利幼兒教育科學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蒙臺梭利:《童年的秘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蒙氏數學范文第2篇

近幾年，蒙臺梭利的幼兒教育理念在我國受到了越來越廣泛地關注。蒙氏教育法是由意大利已故的著名教育家蒙臺梭利創立的，有著完整的教育理念和與之相配套的教具，這種教育方式非常獨特，教育理念也非常先進。目前在學前教育領域都將其作為研究的重點，各個地區的幼兒園大部分都開設了“蒙氏班”，配備專門的老師和教具，運用蒙氏教育法來進行教育。

蒙氏教育法在對學前兒童的數學教育上有著如下的特點：（1）呈現數的方式的整體性。蒙氏教育法在教育學前兒童學習新的內容時，一般都是以組的形式或者以十位單位呈現給他們，這樣能夠讓他們更加清楚地了解和掌握數與數之間的關系，認識序列間的規律，從而有效地提高學前兒童的概括能力。（2）滲透性的教學方法。蒙氏教育法重視數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讓學前兒童在各種各樣的活動中獲得數學知識，有利于激發他們對數學的興趣（3）學前兒童的直接操作性。蒙氏教育法重視學前兒童通過自身的實踐和操作來獲得經驗，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為他們創設自主學習的環境。（4）對邏輯思維的培養。蒙氏教育法在數學教育中重視培養學前兒童形成嚴密的邏輯思維，讓他們在實際的操作中進行邏輯思考，在生活中感受數學的運用，通過“感官教育”來提高學前兒童數學的邏輯思維能力，并在各種游戲中讓他們的邏輯思維得到鍛煉。

二、學前兒童對數認知能力的發展規律

學前兒童數認知能力的發展是兒童的思維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著兒童思維發展的水平?？偟膩碚f，三到六歲的兒童在數量的估算上、數數的能力上以及視覺空間的認知能力上都有著明顯的年齡差異，但沒有性別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大，這些能力都會有較大的提高。對數的認知能力在三個年齡班中表現出小班和中班的差異要明顯的大于中班和大班的差異，這就說明中班也就是四歲是兒童數的認知能力發展的飛躍期，尤其是數數的能力，所以要得到足夠的重視。

三、蒙氏教育法對學前兒童數認知能力的影響

（一）學前兒童對于基數的認知發展。二十以內的基數認知任務包括了說出總數，按數取物以及數的匹配。總的來說，對于數序的認知能力的發展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通過對不同年齡段的學前兒童進行研究發現，接受了蒙氏教育法的學前兒童在基數的認知發展上要優于沒有接受該種教育法的學前兒童。學前兒童在完成基數認知任務時呈現出以下幾種情況：（1）不能說出數的總數或者說出的總數出現錯誤；（2）用手指逐一點數，而且在數數的時候要發出聲音，必須進行外化的操作；（3）用手指逐一點數或者唇部有動作地進行默數，呈現出部分外化的操作；（4）不用手指點數或者默數而直接說出結果，呈現出內化操作。

（二）學前兒童對于數序的認知發展。對數序認知的任務包括了比較數的多少、指認數序、補充數序以及實物排序?？偟膩碚f，對于數序的認知能力的發展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通過對不同年齡段的學前兒童進行研究發現，接受了蒙氏教育法的學前兒童在數序的認知發展上要優于沒有接受該種教育法的學前兒童。學前兒童在完成數序認知任務時呈現出以下幾種情況：（1）完全不能進行排序；（2）完成了部分的排序任務，但是存在錯誤；（3）正確地完成排序任務。在各個年齡段接受了蒙氏教育法的學前兒童在完成任務時更多的呈現出的第三種情況。

蒙氏數學范文第3篇

因此，我們在開啟幼兒數學啟蒙時，主要通過四個階段，即實物操作―語言表達―圖像體驗―符號把握，從而幫助幼兒建立數學的知識結構。

一、操作活動是幼兒學習數學的基本方法

由于幼兒的認知心理尚未發育成熟，思維能力較弱，數學對他們來說還沒有成為頭腦中一個抽象的邏輯體系，他們必須通過和操作材料相互作用才能進行數學的學習。因此，操作方法應是幼兒學習數學的基本方法。凡是要教給幼兒的有關數學知識都應盡可能地轉化為可以直接操作的活動，讓幼兒通過與材料的相互作用，體驗到某一概念的內涵或運算的規律。

例如，小班幼兒在學習物體之間的一一對應時，教師為幼兒提供了小白兔吃蘿卜的操作材料。由于教師對小白兔與蘿卜預設了數量上的限制，幼兒在喂食擺放時，只能先喂一只小白兔吃一個蘿卜，再將另一個蘿卜放在另一只小白兔的下面，這其實就是一個一一對應的操作過程。隨著幼兒在對操作過程的逐步感悟后形成要一一搭配的認識，他們才能夠在頭腦中建立這樣的對應概念。

在數學啟蒙學習中，類似這種操作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教師應對幼兒的操作活動進行精心的預設，并創設相應的環境，提供必要的條件。如為每位幼兒提供一份操作材料，給予幼兒充分的操作空間和時間。幼兒動手操作前，教師應先說明操作的目的、要求及具體的操作步驟和方法。由于幼兒通過操作獲得的知識還是粗淺、零碎的，需要教師的引導、歸納和評價。因此，教師要重視對幼兒操作過程的歸納、評價，幫助幼兒形成比較完整的、正確的數學概念。

例如，在一次給圖形分類記數的活動中，教師為幼兒提供了數量、形狀、顏色、大小各不同的幾何圖形，讓幼兒通過三次不同要求的操作活動學習按不同特征給圖形分類，并用數字正確記錄圖形的數量。第一次，要求幼兒通過操作比較幾何圖形有什么不同；第二次，讓幼兒根據圖形特征進行分類；第三次，幼兒根據教師提供的分類卡進行形狀、顏色、大小的分類并計數。如此形式多樣的操作活動滿足了幼兒不同的探索需要，讓幼兒在自己動手比較、擺弄中獲得對數學概念“形”的感性認識和相關的邏輯知識。

二、語言在幼兒學習數學中具有關鍵作用

語言在幼兒學習數學的過程中也很重要。數學是一種精練的語言，語言則是思維的工具。生動的語言對于數學啟蒙也非常重要，數學概念的內化和語言技能的發展是幼兒智力開發的兩個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

我們在對幼兒開展數學啟蒙時，教師要注意采用生動、簡潔、正確的語言表達。

例如，在小班幼兒學習認識幾何圖形時，教師就可以在展示形象的圖片時運用生動的語言，引導幼兒通過觀察發現：三角形具有三條邊、三個角；方形有四條邊、四個角。又如大班幼兒在認識時鐘時，教師可以形象地告訴幼兒長針叫“分針”，是哥哥，短針叫“時針”，是弟弟；哥哥跑一圈弟弟只能跑一格，幼兒很快就能理解分針和時針的關系。教師還要給幼兒表達對數學概念理解的機會。在幼兒操作探索的過程中，教師應鼓勵幼兒用語言說出對某一問題的感受。

又如在感知形的概念時，可讓幼兒邊操作邊說，小魚由兩個三角形組成，蝴蝶由四個圓形組成，小鳥由兩個正方形、三個三角形和四個圓形組成；在學習序數時，讓幼兒邊給動物高矮排隊邊說出動物的排列順序，長頸鹿排第一、大象排第二、小熊排第三……集體操作活動后，教師還應該盡量給幼兒個別表達的機會，以了解他們的認知差異。

例如幼兒在進行有規律排序操作后，教師讓幼兒說說各自的排序方法。有的幼兒說：“我是按一片銀杏樹葉、一片楓葉、一片銀杏樹葉、一片楓葉這樣給樹葉排隊的?！庇械挠變簠s說：“我是按兩片銀杏樹葉、一片楓葉、兩片銀杏樹葉、一片楓葉這樣給樹葉排隊的?！庇變涸谶M行二等分操作后，教師讓他們介紹如何將正方形進行不同的二等分。有的說：“我將一個正方形分成兩個相等的三角形?！庇械恼f：“我將一個正方形分成兩個相等的長方形?！边@樣，幼兒在進行數學操作活動中同時用語言表達其操作過程，能夠對他的動作實行有效監控，并提高他們對自己動作的自覺意識，從而有助于動作的內化過程，逐步構建邏輯思維的方式。

三、圖像體驗加深了幼兒對數學認知的理解

幼兒數學知識的獲得與認識開始于外部的動作，但是要把這些接近于經驗的“知識”變成頭腦中的數學概念，還需要一個內化的過程，即在頭腦中重建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表象圖像的作用是幫助幼兒完成這一內化過程的橋梁。

但是，我們不能片面地認為幼兒學習數學就是在頭腦中形成對數學表象的認識，而采用只追求結果而不注重過程的教學方法。

例如，在學習“組成”時，教師通過讓幼兒觀察圖片，然后講解分合的方法，試圖讓幼兒在頭腦中“印下”“組成”的形象。這樣的方法是不符合幼兒學習數學的思維過程。我們應該結合操作活動，引導幼兒觀察實物或圖片的變化，讓幼兒在和實物或圖片互動的過程中，在頭腦中將數學概念逐步轉化為具體的形象，幫助幼兒重建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

換言之，幼兒在概念形成的過程中，具體經驗越豐富，頭腦里的表象越多，他們對數概念的理解就越具概括性。幼兒對于數學知識抽象意義的理解，是應該從具體事物和圖像開始的，因此，我們應該為幼兒創造豐富的活動條件，通過實物和圖片幫助他們增長對數形的認識。

例如，在感知數字7時，可讓幼兒擺弄7粒木珠，把它們排成一行；把一行拉長、縮短，或圍成一個圈、一個三角形、一個長方形和其他形狀，他們會驚奇地發現都是7個，從而幫助幼兒理解凡是數量是7的物體，無論它們怎樣變換次序，怎樣改變空間位置，數量都是7。這個“7”不是簡單地讓幼兒認識“7”的符號，而是由他們從木珠的各種排列圖形的關系中自己發現的，是他們通過比較、分析、概括而得到的。顯然，只有在幼兒對更多具體事物和圖像的體驗基礎上才能不斷加深幼兒對數形知識的理解。

四、符號的把握幫助幼兒建立數學概念

由于數學知識具有抽象性的特點，幼兒學習數學，最終要從具體的事物中擺脫出來，形成抽象的數學知識。但是，幼兒頭腦中往往只是保存一些具體的經驗，要使之變成概念的知識，則需要符號體系的參與。

例如，有一堆糖，其中5粒用藍紙包，3粒用紅紙包，1粒用黃紙包，請幼兒數出藍紙包的糖有幾粒。幼兒通過觀察，比較不同的顏色，從中尋找出哪些是藍紙包的糖；再按具有藍色和不具有藍色的兩類屬性將糖分成兩堆；再把藍紙包的糖從左到右排成一排；最后把排列好的藍紙包的糖與自然數列1、2、3、4、5的符號一一建立對應關系，從而得出有5個藍紙包的糖的結果。又如，幼兒積累了大量有關組成加減法的具體經驗，但是要形成這些數學概念，就需要教給他們用抽象的符號來表示具體的事物。在學習8的加減法時，有一道5+3=8的加法題，幼兒需要知道5只白貓用數字5表示，3只黑貓用數字3來表示，一共有8只貓用數字8來表示。符號的作用就在于促使幼兒能以抽象的方式進行思維。

然而，幼兒接觸抽象的符號又不能脫離具體的事物，因此，對幼兒進行數學啟蒙教學還要強調數學與幼兒日常生活的緊密結合，利用諸如按一星期的來園天數分配幼兒的值日生工作、幼兒的生日日期、日常的作息時間、商品的價格、幼兒的人數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使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境與數字符號聯系起來，通過幼兒熟悉的現實生活，讓幼兒從身邊的事物中發現數字，結合親身體驗、觀察和實踐學習數學。

幼兒學習數學知識首先是通過行為把握，讓幼兒通過與材料的相互作用，體驗到某一概念的內涵或運算的規律。在幼兒具有一定的感性經驗的基礎上，再要求幼兒講述自己的操作過程和結果。這種做法重視對幼兒獲得的感性經驗進行整理和概括，使幼兒獲得的知識系統化、符號化，以形成一定的體系。在整理和概括感性經驗的過程中，幼兒的邏輯思維能力將會有質的飛躍。

蒙氏數學范文第4篇

19世紀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顧與比較

中國傳統史學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倉促修成的《元史》紕漏百出，大不饜人望，于是明、清兩代的學者圍繞此書做了不少拾遺補闕、考異訂謬，乃至改編、重修的工作。參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補遺》12卷。另據解縉說，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罷職，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項就是“《元史》舛誤，承命改修”，所擬凡例已進呈，且“杜門纂述，漸有次第”（注：解縉：《寄具川董倫書》，《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縉傳》。按：改修早已下詔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艱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給年僅23歲、被他認為“少涵養”（見楊士奇撰《解縉墓碣銘》，《文毅集》附錄）的解縉去做，頗有疑問?；蛘呷珙櫻孜渌f，只是“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目知錄》卷26〈元史〉）。）?？上е煊抑畷徒饪N“改修”之稿皆不存。永樂初，胡粹中著《元史續編》，起元世祖滅宋迄元亡，全仿《綱目》體裁，實為續陳涇的《通鑒續編》，其資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極少增益，且因摘引不當弄出不少新的錯誤。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僅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和王光魯的《元史備忘錄》有一定參考價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鑒”或“綱目”體，就是蒙學教材或應試急用式的“節要”、“史略”之類，幾無史學價值可言。明代前期，所獲元朝官方文獻尚屬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還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曉蒙回譯語的人士可備咨訪，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將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詔頒行，后世無敢議其缺失，遂鑄成定局而無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學術日益空疏，史學成績尤其不佳（注：顧炎武謂：“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币娡蠒?8〈秘書國史〉條：同書卷16〈史學〉條引述唐穆宗時殷侑關于“史學廢絕”的諫言后說：“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保y有所進步了。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杰出學者力矯明人學術空疏無用之弊，倡導博學求實和經世致用，對學界影響很大。注重文獻資料的廣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訓詁考據漸成風氣，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現了新面貌。顧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為后人批判和改造舊史開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遠平著成的《元史類編》（紀10卷傳32卷）可以算是改造舊史的第一部著作。此書以舊史為基礎，“采摭群書，或補其闕略，或辨其異同”，所采之書有《元典章》、《經世大典》、《圣武親征錄》、《元文類》及文集、筆記、方志、雜史等；卷帙雖少，增補內容頗多，如詔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創海運等關鍵大事，并補撰了不少列傳，尤以藝文類人物為多，據稱“自一統志下及裨乘諸書以至家藏抄本，無不羅致，補其闕軼”；其所補闕、辨異皆注出依據，“不敢臆鑿一語”；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譯音問題最多，邵氏考究音訓，自謂“少習國語（按：指滿文），略知音義”，力圖將異譯者“概從畫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類編》卷首《凡例》。）。其治學態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資料，較前人確有顯著進步。不過，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譯語解釋屢有不當（如謂“斡耳朵譯言廂房，故取以當側室之義”之類），至于補敘西域史事，更遠非其力所能及。《類編》刊行后，來華耶蘇會士宋君榮(A.Gaubil)將前10卷本紀譯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朝諸帝史》，為西方學者利用漢文資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時期，考據學派成為學術的主流，經學、史學及相關的文字、音韻、金石、地理、天文、歷算、目錄、?？钡葘W科普遍發達，學風樸實嚴謹，研究方法細密。乾嘉考據學派的史學成就標志著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錢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貢獻。其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多種重要史籍長期被忽視或湮沒無聞，經他發現或表章，其價值始大顯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孫承澤最早注意到此書系元“國人所編記”，可補正史之不載，乃將其續集（12卷本的末兩卷）總譯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編年考》作為附錄。后萬光泰據總譯改編為《元秘史略》，卻將大量重要記載視為“委瑣之事”或“荒誕”而刪略。錢大昕得到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謂論次元太祖、太宗兩朝史事，必須于此書折其衷（《跋元秘史》，《潛研堂文集》卷28）。洪業推測可能就是錢大昕從《永樂大典》中將《元朝秘史》抄出，見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錢大昕：《跋元圣政典章》，同上書卷28。日人島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訪書，據其所著《訪余錄》說，曾見到錢大昕作過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寫在行間欄上。此本已失傳。參見方詩銘等：《錢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頁。）、《長春真人西游記》等，而廣泛搜羅金石資料（所得元碑銘達四百多件）用以證史，更是他特別值得稱道的功績（注：見《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錢大昕為其中125件作跋，據以考訂《元史》及其他史料，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訂，《二十二史考異》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豐富學識和周密的考證方法逐卷審核舊史，或勘同、錄異，或糾謬、補闕，近1200條；《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和《潛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問中，訂補舊元史者又達數百處，大多精當。元代多有漢人另取一非漢語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漢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錯誤，此類問題經錢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說：“［廉］希憲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兒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蓋元史之難讀視他史為尤甚也?！保ㄗⅲ骸稘撗刑媒鹗陌衔病肪?8，《松江寶云寺記》。）道出了考訂元史的艱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稱任職翰林時著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歸田以后，此事遂廢”（注：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自記》。），但實際上他仍繼續編撰，后將《氏族表》、《藝文志》兩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紀、傳、表、志多已脫稿，惜未編寫”（注：錢大昕自編《竹汀居士年譜》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條下其曾孫慶曾的補記。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黃鍾所作識語中說，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見歸田后仍在繼續撰寫。）。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間大昕侄孫所作《錢氏藝文志》著錄有《元史稿》百卷，謂“在金陵汪氏處”；島田翰《訪余錄》稱曾見到《元史稿》殘本28巨冊（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錢竹汀手稿本”。參見方詩銘前揭書，第127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說：“據鄭叔問《國朝未刊遺書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保膫魇赖氖献灞砗退囄闹緝刹糠挚?，其資料搜羅之廣，考訂之精，譯名辨識之準確，在當時條件下確已達到最高水平。同時代史家汪輝祖著《元史本證》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參證，分證誤、證遺、證名三部分，歧異者辨其正誤，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補之，同名、異譯者一一輯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條，就?？倍员儒X大昕《考異》更為完備。另一乾嘉史學名著——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政事及其特點立題，用歸納法將有關史料綜合條貫，加以闡明。錢大昕盛贊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邁，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學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別是考訂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著相當大局限。其一是他們仍然無法填補舊史中漠北、西域地區記載的空白，徒嘆文獻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對來自多種民族語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譯名，即使是錢大昕那樣精通音學并懂一些民族語言，也往往束手無策。如《考異》補訂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錄〉僅一條，全不考地名，竟謂“元時西北塞外皆為諸王封地，不立州縣，有牙帳而無城郭”；又，誤考欽察酋長八赤蠻為部落名，誤以畏兀兒國主稱號“亦都護”(idi-qut)為“葉護（yabghu，突厥官號）之音轉等等（注：《二十二史考異》卷89地理志考異：卷86太宗本紀考異；卷94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考異。）。

前，一些學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戰后，邊患日益嚴重，遂有更多學者致力于邊陲史地研究，期收經世致用之效。元史與蒙古、新疆及西北周鄰地區關系最大，于是如梁啟超所說：“道、咸以降，西北地理與元史學相并發展，……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間競言訓詁音韻云?！蓖瑫r，一些外國史地著作被譯成中文，也豐富了學人的西域史地知識。以講求經世之學著稱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編撰《》時又從外國書中獲得一些新資料，其后他著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種元代文獻以參訂舊史外，還利用外國資料補充本紀內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國傳，自謂“西北疆域，頗如指掌”，時人也稱贊他的《元史新編》“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墮云霧者，豁然得睹”（注：鄒代過：《元史新編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國普通讀物，幾無資料價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語言知識也不足以對付元史上的問題，弄出許多錯誤（注：如《新編·太祖本紀》謂蒙古名稱之舊譯“蒙兀”“蒙骨”后來成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謂乃蠻“屈出律據西契丹，殺使者，帝怒而西征”，誤以花剌子模為西遼，復因舊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紇的記載，竟說“回紇者本乃蠻之舊名，及屈出律竄據西契丹，仍以回紇稱之”；《憲宗本紀》謂葉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諸朝《平服諸國傳》所載西域諸地名的定位，更是錯亂不堪。其《西域藩封傳》稱不賽因、篤來帖木兒皆為“駙馬”，蓋為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思《地理備考》（譯本）所誤。）。魏源第一個突破中國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贊揚的，但卻不成功。在他之后，張穆、何秋濤、李文田等對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專門的研究，當時該地區地理圖籍比較豐富，因而他們的考釋頗多準確，這方面超過了前人，但因語言知識和資料不足，對西北史地的了解還較膚淺，錯誤也相當多（注：如何秋濤謂“察其國名聲音之轉變，則知俄羅斯實烏孫之遺裔”；又謂“羅剎”（清初俄羅斯的譯名）乃“可薩”（哥薩克）之音轉；謂“幾富”（基輔，元譯“乞瓦”）系以元定宗貴由之名名之；謂“素丹”（sultan，伊斯蘭國家君主稱號）即“斯坦”（stan，意為地區、國家）等。皆見《朔方備乘》諸考。李文田謂巴魯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圖爾（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兩水之間地）即“鄂拉”（a'ula，山），將撒阿里川（在克魯倫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區等。見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時代”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與歐洲中世紀史關系密切，故早為西方學者所重視。17世紀末，通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諸語并熟悉穆斯林文獻的法國學者克魯瓦(Petis de la Croix)據波、阿文和歐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個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冊，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紀，來華耶蘇會士馮秉正(De Mailla)譯《綱目》《續綱目》為法文，編成《中國通史》（10卷，第九卷為元史），宋君榮則譯《元史類編》本紀部分為法文（見前）。法國漢學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漢、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資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時期，帝俄科學院組織大規模的西伯利亞、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歷史資料。到19世紀，在科學思想進步的推動下，歐洲的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都形成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東方民族的語言和歷史。同時，歐洲列強的東方擴張政策也促進了西人對東方歷史文化的研究，作為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等東方學分支學科交匯的蒙元史研究因而獲得了長足進展。19世紀前期的杰出漢學家、東方學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德）發表多篇蒙元史論文，利用漢文史料與波斯、亞美尼亞、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進行研究，開創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亞美尼亞人多桑(d'Ohsson)精通歐洲諸語及土、波、阿等東方語，長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圖書館豐富的東方寫本收藏，相當全面地檢查了有關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歷史文獻，并廣泛搜集突厥文、亞美尼亞文、敘利亞文、拉丁文以及漢文（用上述宋、馮譯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譯《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豐富的資料（特別是詳細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統、完整地敘述了自蒙古興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國興亡的歷史。同時，奧地利東方學家哈默爾(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帳汗國史》和《伊利汗國史》兩部書(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敘述蒙古西征歐洲為重點的《蒙古人史》(1870)，英國歷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國境自13世紀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學術文獻中有了相當完備并能反映全貌的綜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紀西方學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豐富。法國東方學家卡特美爾(E.M.Quatremere)專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對《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紀波斯原文作了精細校訂，譯為法文并加詳盡注釋（其中很多條實際上是長篇的歷史學、語言學考證論文），以《波斯的蒙古史》為名合并出版(1836)。俄國東方學家施密德(I.J.Schmidt)對蒙古語和蒙古歷史文獻有精湛研究，他將蒙文本《蒙古源流》譯為德文并詳為注釋，與原文合并出版，名《東蒙古及其諸王室史》(1829)。上述兩書的校勘與注釋有很高學術價值。俄國正教會北京傳道團出了一批兼通滿、蒙的漢學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將《元史》前三卷譯成俄文，并采《綱目續編》補充，編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習理(V.I.Vasil' ev)譯出《蒙韃備錄》(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將三部最重要的漢文蒙元史史籍譯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長春真人西游記》，1868；《圣武親征錄》，1877）。此外，俄駐華使館醫生布萊資奈德(E.V.Bretschneider)專注于東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譯注《西游錄》《西使記》等多種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東西史籍及其他學術著作，對涉及的史事、地理、物產等進行考釋。俄國東方學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釋譯與研究上成績尤著。哀德蠻（F.Erdmann，德人）用德文譯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據此書成吉思汗紀并參用俄譯漢文史料著《不動搖的鐵木真》(1862)；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發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波斯原文?？北竞投碜g本；齊申高申(V.T.Tizengauzen)從許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輯錄有關金帳汗國資料，譯為俄文，匯刊一巨冊(1884)。亞美尼亞文史籍《海屯行記》《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與1870）被譯為俄文。西方學者對蒙古元時代東來的歐人卡爾賓尼、魯勃魯克、馬可波羅、馬黎諾里等人的旅行記及其他歐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細研究，出了多種近代歐洲文字的譯注書。

概括地說，19世紀西方學者的成績主要在于東西方各種文字蒙元史文獻的發掘和研究（?？薄⒎g、注釋），以及綜合性著作的編撰，而以穆斯林史料的搜集與利用最為突出。不過他們多數是波、阿文與漢、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漢文蒙元史籍和中國學者的考訂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漢蒙文資料對勘，譯名屢有差錯。與之相比，同時期的我國學者不僅對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對各種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更是茫無所知，顯然落后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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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史料與西人著作的最初引進及其影響與局限

洪鈞適逢其時的歐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譯文證補》使這種落后局面發生了很大改變。在晚清元史學成為顯學的風氣下，洪鈞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睹晒攀贰贰У滦U《不動搖的鐵木真》及貝勒津所譯《史集》等書讀之，始知域外元史資料之豐富，“愈讀西書而愈有興味”，遂殫數年心力著成此書。其太祖本紀譯證系轉譯貝勒津的成吉思汗紀俄譯本，并參考漢文史料及多桑等人書作注釋考訂；20余篇補傳以《元史》失載的西域諸藩王為主，主要據多桑書譯編；此外還撰寫了西域地理諸考。由于有大量新資料（包括俄國、波斯的地圖）為依據，洪鈞對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當的考證，訂正了魏、何等人許多訛誤，例如，魏源書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諸藩錯誤特甚，至以太祖西征為攻乃蠻，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蔥嶺東（如以玉龍杰赤即玉龍哈什＝和闐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賽因、篤來帖木兒皆為駙馬等等。洪鈞書一出，確使數百年來如墮云霧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開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學者的蒙元史著作經其譯介，為我國研究蒙元史的學者打開了豐富的域外史料寶庫之門，于是稱引“西書”以與漢文史料相參證成為本世紀初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國學術史上別開生面。大量新資料的輸入帶來了研究的新進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補充參證為標志的新基礎上重修元史的兩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書從體裁到編纂思想和方法雖然仍屬于傳統史學范疇，但資料搜集甚博，大大超過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來諸家的考訂，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學者、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增補內容甚多，考訂正確者也有不少，與前人重修無史者相比確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兒史記》之《宗室世系表》于舊元史增補、訂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詳細“考證”，征引漢籍及《史集》、多桑書等域外史料進行考釋，是此書最有參考價值的一部分，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資料。屠寄書凡所考異、辨誤、增補皆說明依據，注出資料來源，梁啟超稱贊說：“屠著自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純屬《通鑒考異》的性質，而詳博特甚，凡駁正一說，必博征群籍，說明所以棄彼取此之由。以著作體例言，可謂極矜慎極磊落者也。”（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其實這也是他借鑒了近代西方的史學方法?！缎略贰吩谶@方面就大不如屠書，增益資料雖極宏富，但一律不注出處，其刪改舊史或作考釋也都不說明理由和依據，令讀者無從檢核。此外，丁謙也在洪鈞書影響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參考西方學者著作來研究元代漠北、西域歷史地理，寫了很多篇考證文章，比何秋濤、李文田等人有很大進步。王國維研究蒙元史時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參考洪鈞書及屠、柯二史。

洪鈞書與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國初我國蒙古史研究新進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來我國學術上的落后情況。他們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來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譯，或是西方學者著作中引述的轉手資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們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無專業知識的譯人為之轉譯始能利用，西書之正誤與譯人之正誤均無法辨別，所謂新資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通有關的民族語言，不掌握科學的語言學方法，故雖有新資料可供比勘，仍無法突破名物制度譯名的難關，在部族名、人、地名、稱號、制度等名的譯寫和考釋中出了大量錯誤。如洪鈞將蒙古祖先傳說中的捏古思(Nekus)譯為腦忽(Naqu)，釋阿里不哥(Ariqbuge)意為潔凈牛（按蒙語牛為buqa，元譯“不花”，而buge意為巫），都是不明蒙古語元音諧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兒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魯吉亞）為女直(Jurchit)的音訛，以為“斡脫”（ortaq，突厥語，意為合伙，元代指“轉運官錢，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猶太教（元時譯術忽）之類，除西域史地知識不足外，還由于審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譯，因不能勘同而致誤者更多，導致依賴其譯研究的學者產生許多錯誤。屠寄頗以考證自詡，而錯誤亦多，如以乃蠻部首領稱號“不亦魯黑”（突厥官號buiruq，“國相”、“國王侍從”）為女真族稱號“孛極烈”（bogile，意為王，變為beile＝貝勒），以蒙古軍后方家屬營“奧魯”(a'uruq)為滿語之“牛錄”（佐領）等?？率峡加喩细胁簧倨婀皱e誤，如解蒙古部名別速(Besut)意為“九”，謂蒙語“九為伊蘇，又轉為別速”之類。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釋上，他們依據不正確的音譯，往往用“音轉”、“音差”、“急讀”等理由牽強比附，造成許多混亂。丁謙的考證也有同樣問題。我國的蒙元史研究膠著在這些前人無法突破的難關上，處于停滯不前狀態。 從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國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進步，特別表現在掌握多種語言（含漢、蒙、突厥等語）、多學科知識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學者。如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P.Pelliot)，漢學造詣極高，并兼精蒙古學、突厥學、藏學、伊朗學等多門學科，對中亞歷史、語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著重就《元朝秘史》、《圣武親征錄》、《馬可波羅行記》及來元歐洲諸使臣、教士的報告書旅行記等東西方重要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縝密的校訂和考釋。德國漢學家、蒙古學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國杰出東方學家巴爾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學，其《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資料（主要是穆斯林文獻）極為宏富，考述詳審，堪稱蒙元史和中亞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B.Ya.Vladimirtsov)對古代蒙古文獻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證。這個時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學者特別注重對各種文字的蒙元史文獻作深入細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訂和名物制度考釋方面成就很大，許多困擾前人的譯名問題，經他們運用“審音之功”以各種語言資料相互比對，常能明白解釋；由于精通有關的多種語言文字，能直接從原文文獻中廣泛、深入地挖掘資料，進行比較分析，故能多有發明。日本學者自上世紀末以來學習西方科學方法，積極引進歐洲的東方學，也很有成績，那珂通世和箭內亙在蒙元史方面貢獻最多，白鳥庫吉、內藤湖南、藤田豐八等也都有論作。相比之下，我國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種語言知識，未能真正把握新資料和運用新方法，對國外學術的進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學”與蒙元史研究的新時期

我國的先進學者早已深知中西學術會通的重要。20世紀初，王國維就針對當時“士夫談論，動詆異端”（排斥外國學術）的現象著文指出：在學術上只有是非真偽之別，中國學術界欲改變停滯不前狀態，當破除中外之見（注：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見《靜庵文集》。）。又說：“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薄鞍l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保ㄗⅲ和鯂S：《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見《靜庵文集續編》。）20世紀前期，我國學術界盡管與西方學術的接觸日益增多，能夠借鑒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學術上的傳統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傳統史學老路重修元史就是顯例。一些學者對西方人搞中國學問能有大成就頗不以為然，甚至認為中國學者讀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文史著作是可恥的。殊不知外國學者借助著“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完善方法來研究東方歷史語言，常有新的發現，尤其是他們的研究范圍比我們寬廣，例如對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決中國學者忽略的或解決不了的問題（注：參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冊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國維以主要精力從事蒙元史研究，兩三年內就出了大量文獻研究與專題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陳垣、陳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三位史學大師都通曉外文，兼精中西之學，他們將乾嘉考據學優良傳統與西方近代史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突破傳統史學的修史老路，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開辟了新路徑。如王國維的《萌古考》集漢、蒙文和域外史料，從地理、部族名稱和史事等多方面進行考證，闡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國前蒙古部族晦暗的變遷史；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北考》博采群書，以豐實資料和細密方法進行分析、綜合，其選題和論證均堪稱典范；陳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以蒙、滿、漢文諸本對校，博引漢、藏、蒙文資料，運用審音勘同方法進行考釋，其《元代漢人譯名考》還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資料。僅上述數例即可表明，我國的蒙元史研究從他們開始步入一個新時期。

先后分別就讀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韓儒林、翁獨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陳垣和陳寅恪先生指點下開始研究蒙元史。據韓儒林說，那時老師指導他去讀外國東方學家的著作，從而開拓了視野，尤其傾心于外國東方學家用漢語古音與民族語言、外國語言互相比對的方法來解決古代譯名的審音勘同問題，反觀我國老前輩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須跳出舊史學的框框，學習西方治學的方法，于是“遵照師長們的教導，開始從事當日所謂不中不西之學了?！保ㄗⅲ喉n儒林：《穹廬集自序》。）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體驗。

蒙氏數學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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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時間

全國統考于6月7日開始舉行，具體科目考試時間安排為:6月7日9:00至11:30語文；15:00至17:00數學。6月8日9:00至11:30文科綜合/理科綜合;15:00至17:00外語,有外語聽力測試內容的應安排在外語筆試考試開始前進行。

各省(區、市)考試科目名稱與全國統考科目名稱相同的必須與全國統考時間安排一致。具體考試科目時間安排報教育部考試中心備案后。

全國統考科目中的外語分英語、俄語、日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6個語種，由考生任選其中一個語種參加考試。

.customers1{border-collapse:collapse; width:100%;}.customers1 tr td {background-color:#fff; color:#666; border:1px solid #dbdbdb; padding:8px 0px; text-align:center;}時間6月7日6月8日上午語文(09:00:00-11:30:00)文科綜合/理科綜合(09:00:00-11:30:00)下午數學(15:00:00-17:00:00)外語(15:00:00-17:00:00)答題規范

選擇題：必須用2B鉛筆按填涂示例將答題卡上對應的選項涂滿、涂黑；修改答題時，應使用橡皮輕擦干凈并不留痕跡，注意不要擦破答題卡。

非選擇題：必須用0.5毫米黑色墨水簽字筆在各題規定的答題區域內答題，切不可答題錯位、答題題號順序顛倒、超出本題答題區域（超出答題卡黑色邊框線）作答，否則答案無效。如修改答案，就用筆將廢棄內容劃去，然后在劃去內容上方或下方寫出新的答案；或使用橡皮擦掉廢棄內容后，再書寫新的內容。

作圖：須用2B鉛筆繪、寫清楚，線條及符號等須加黑、加粗。

選考題：先用2B鉛筆將所選考試題的題號涂黑，然后用0.5毫米黑色墨水簽字筆在該題規定的答題區域內對應作答，切不可選涂題號與所答內容不一致，或不填涂、多填涂題號。

特別提醒：考生不要將答題卡折疊、弄破；嚴禁在答題卡的條形碼和圖像定位點（黑方塊）周圍做任何涂寫和標記，禁止涂劃條形碼；不得在答題卡上任意涂畫或作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