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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范文第1篇

歷史學對現實社會的意義，或許是歷史學有沒有生命力的關鍵所在，而學者講述歷史的方式也是糾纏史學界很久的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百家講壇”主講人孟憲實接受了《小康》記者的專訪。

因為偶然的原因，我到了《百家講壇》去講唐史，現在講了兩個系列，對我來講這是很新鮮的一個問題，也是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歷史學對現實社會到底有沒有意義?這本來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是在我們學術界輕易不說這個問題，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過去我們經過“”，那個時候的歷史學走入一種畸形，表現出很不好的傾向，因此現在不怎么說了。第二，在市場經濟發達的時代，歷史學轉化成現在的生產力、變成經濟效益這一點很困難，所以歷史學的老師也不便于直截了當跟同學講歷史學到底有什么意義。但是這個問題是存在的，只要有歷史學，它的意義追問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個學科對現實生活沒有意義，那它應該被抹去，不應該存在。

歷史學在中國是很發達的學科，而且有很多專業從業人員，有很多專家，它的意義表現在什么地方?大概有幾個方面。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歷史是什么，歷史的真實是什么。第二，我們怎么樣認識真實的歷史。第三，我們應該建立怎樣的歷史觀。其實歷史既然是本民族、本社會經歷的故事，是一種知識、經驗和珍貴記憶，它就不歸研究者所獨有，我覺得歷史學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工作，歷史是屬于全民所有，它是一種寶藏，是一個礦藏，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開礦，但是把這個礦開出來了并不是自己享用，因為所有權屬于全社會，應該把它傳播出去。向社會大眾傳播歷史知識、傳播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傳播比較正確的歷史觀，是歷史學家或者專業從業人員的一個社會責任，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報。至于用什么樣的媒體，用電視還是用廣播，還是用什么媒體，那只不過是手段，最主要的還是要傳播內容的準確。

如何使得內容更準確，知識更準確，方法更可取，觀念更正確，從我做了《貞觀之治》這個電視劇，還有這次《百家講壇》的演講，我感覺到兩點。一個是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在社會上是有需要的，它可以部分地轉化成某種生產力。有一些欄目，比如像天涯有一個“煮酒論史”，一群唐史愛好者有一個網站叫“沉醉唐風”，他們都是業余愛好者，但是他們的專業性和認真精神使我看了以后很感動，這更證明了我們的歷史研究是有價值的。要把這種傳播堅持下去，不僅要選擇更好更有責任的媒體，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堅持自己的信念。我以后還會做類似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基本觀念還是要保持的。不管最后做成什么樣，講了多少歷史，專業的信念不能改，我們還是以專家的身份在講史，應該有歷史學家應有的本分。第二，即使講史占用很多時間，也應該不能脫離歷史研究本身。第三，這種講座和這類活動應該有自身的專業發展。

歷史學家范文第2篇

    第一,它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使學生了解到課本知識以外的東西。歷史學科是一門拓展性極強的學問。除了教材內的知識外,仍有取之不盡的課外知識素材可以進入學生視野,信息量越多,整個學科的知識體系構建就越完善。在學生能接受的前提下,豐富其知識的接觸量,這是使歷史學科的知識傳承趨于理想化的客觀要求。

    第二,它是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和自主探究的重要切入點。有效地組織學生進行自主的課堂探究,這是歷史新課程的核心要求之一。把學術觀點作為問題素材引入學生探究學習中,這是簡便易行的操作方法。人教版初中教材中,有諸如“動腦筋”之類的探究活動,其實很多問題都是學術觀點;高中教材中不少問題情境的設置也是來自于學術觀點。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高中各版本教材對于結論性學術觀點的引入已經持慎重態度,很多歷史事件在陳述完畢之后并沒有下歷史結論和評價,這就為高中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以學術觀點組織問題探究提供了空間和條件。

    第三,它滿足了學生對歷史的好奇心,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中學生歷史學習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滿足學生對歷史的好奇心。事實上,很多學生對歷史感興趣并不是基于我們教師所想象的那么高的境界和目的,而是基于真實而質樸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學生進入了歷史學習的殿堂。歷史學術觀點的爭議性、奇特性、多樣性以及建立在歷史事實基礎上的想象力,很容易引起學生的探究欲望,在學術觀點的吸引下,學生情不自禁地去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史識,從而推動了歷史學習。

    第四,對于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這有可能培養出極個別對歷史特別有感悟的學生,并使這些學生發展成為專業的歷史研究人才。對于大部分學生而言,歷史學習在于了解和掌握歷史的基本線索、特征和主要的事件及人物,使學生具有現代社會合格公民的基本的人文素養。但是,也應該注意發現和培養那些對歷史學科有特殊興趣和才能的學生,盡管這類學生的數量是極少數,但是其意義卻是十分重大的。學術觀點的引入,是發現這類學生的極佳手段。很多歷史學家就是因為在中學時期受到了某種歷史觀點的啟發而對歷史結下不解之緣,從而投身于這項事業的。

    第五,學術觀點的引入對于高三學生的高考復習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近年來的歷史高考試題學術化傾向十分明顯,很多較為前沿的歷史學術觀點開始逐漸滲入高考試題。部分學術觀點性質的試題往往成為學生獲得高分的障礙。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觀、法國布羅代爾的年鑒學派史觀、英國湯因比的文明史觀在高考中的滲透就特別突出。因此,向學生適當地介紹這些歷史觀點不僅能增強學生的學科素養,也十分有利于學生的高考應試。應對新課程背景下的高考,學術觀點的引入已經成為確保高考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這也對我們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

    歷史學術觀點的引入,對于教師是一個十分嚴苛的考驗。因為學術觀點浩如煙海,如果不加取舍地將各種千奇百怪的學術觀點隨意引入課堂,那么教師將無法駕馭和控制課堂局面,無法完成課程標準所規定的教學目標。因此,學術觀點的引入必須符合課程標準精神,必須遵循學生發展的規律。盲目引入,極有可能導致混亂。

    筆者認為學術觀點的引入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其一是適當性原則。即學術觀點必須同所講授的教學內容有機地結合到一起,引入的量要適當,不能隨意聯系,無故攀扯。否則,歷史課堂教學將如脫韁野馬,無中心和邊際可尋。例如在學習前蘇聯解體時,教材中已經將其解體的原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闡述,這些觀點對于中學生掌握前蘇聯解體原因已經足夠。而教師在這里又引用當代西方學者關于前蘇聯解體原因的大量新觀點,進而又談到戰后美國及西歐經濟發展原因的各種觀點乃至美國冷戰獲勝原因的觀點,就顯然偏離主題,過于冗雜了。無論怎樣的學術觀點引入,都只是對課文主干教學內容的適當補充,不可喧賓奪主,用學術觀點來代替教材內容。歷史教學在中學階段有課程標準所規定的特定的歷史教學內容,大量的歷史基礎知識和基本的歷史學習方法是學生學習和掌握的主體內容。學生的知識積累和認知能力所提供的承載學術觀點的能力也是極為有限的。過多地充斥學術觀點會導致學生學習的混亂,學生因無法應對和理解各種前沿的歷史觀點而使學習陷于無所適從之中。缺乏主體精神統領的歷史信息和觀點,容易導致學生對歷史產生虛無縹緲和支離破碎的印象,無法形成積極完整的有助于學生個性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有益認識。

    其二是拓展性原則。即所引入的學術觀點應該對所講授的主要內容起到突出強化和拓展的作用,以加深和擴展學生對此問題的理解。例如在討論明朝中后期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以白銀征收賦稅的原因時,學生一般可以從教材中得知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白銀普遍流通,進而使國家以白銀征收賦稅。這是史學界公認的觀點。但教師還可以告訴學生,此時世界范圍內新航路開辟,美洲白銀大量流往歐洲,中國與歐洲貿易又使這些白銀的一部分流入中國而導致中國白銀總量增加,從而為中國國家稅收征收白銀提供了保障。將這一學術觀點介紹給學生,不僅豐富了學生對普遍使用白銀原因的了解,而且能引導學生把中國歷史上的事件放在世界史環境中來考慮。又如在講授戰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時,可以將西周封建說、秦漢封建說等其他關于我國封建制度確立時間的觀點介紹給學生。這些觀點能夠有效地拓展學生視野,增長學生的見識,豐富學生的課外歷史知識。

    其三是啟發性原則。學術觀點猶如一顆投入學生平靜腦海中的石子,使學生通過對學術觀點的了解,產生對歷史事物的探究欲望,激發其對歷史學科的學習興趣。例如在講授明朝中后期的歷史時,可以向學生介紹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告訴學生該書以明代極為普通的一個年份萬歷十五年即公歷1587年為切片,通過對這一年里明朝幾個重要歷史人物的描寫和分析,揭示了明朝后期的歷史特征和歷史走向。其所闡明的學術觀點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衰落開始于明代萬歷年間。這就啟發了學生對中國古代社會何時走向衰落的思考,學生也很有可能自覺地在課外閱讀《萬歷十五年》。

    歷史學術觀點的引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理論學術界已經得到公認的觀點;另一類是屬于有爭議的學術觀點或較新較特殊的科研成果,而這些觀點或科研成果不同于一般傳統的觀點,它對于學生的思維和視野具有很好的開拓作用,有助于暗示學生從全新的角度來構建知識,并確立廣泛學習各類知識的觀念。

    如黃仁宇在其“大歷史觀”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即中國傳統社會的弊端在于不能對國家財富進行有效的數目字管理,這就使整個國家的財富處于分散或隱匿狀態,這是中國遲遲不能進入近代社會的原因。他還列舉了北宋王安石變法的事例,認為該變法是在農業社會背景下試圖對國家財富進行數目字管理的最早嘗試。但是,它嚴重超越了時代,故而決定了它的必然失敗。這個觀點在高中生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的時候,是完全可以向學生介紹的。

    又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學術成果和觀點也可以擇機引入課堂。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聯手研究,把先秦史籍中有關日食的記載用現代天文學測算技術加以推演,從而一舉突破了長期困擾史學家的夏商周歷史斷代問題。天文學家和歷史學家通過《竹書記年》一書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的日食描述記錄,結合現代天文學,推算出“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而由這一年的確定,幾乎推斷出所有的夏商周確切的公歷紀年。該研究成為斷代工程最精彩的一幕。該工程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夏朝約開始于前2070年,商朝建立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紂為前1046年等等,這些觀點已經被中學歷史教材所引用。這些學術成果和觀點的引入,對學生的學習具有很大的啟發性。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多個學科,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這是一個需要綜合性知識才能完成的科技攻關項目,單憑一個人或一個學科領域的知識是不可能完成的。這種轉換歷史視角的全新的研究方法可以從一般歷史學家所忽略的細節中發現歷史事物之間的重要聯系。學生感受到,方法和視角的轉變可能引起歷史研究的巨大進步,多學科綜合學習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學家范文第3篇

【關鍵詞】柯林武德；思想；人性科學；歷史

中圖分類號：K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2-145-02

柯林伍德被譽為是20世紀英語國家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沃爾什稱贊他是“歷史哲學方面在語言上最為清晰而又最為深刻的作者之一”，國內理論界目前處于對于西方思想的介紹和吸收階段。對于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思想大多以介紹“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歷史重演理論"為主。

一、關于柯林武德中心論點

柯林伍德在西方史學中占有重要地位,自從被介紹到國內開始,他的思想便給人以強調主觀因素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印象。《歷史的觀念》告訴我們柯林武德的中心論點：“哲學是反思的”。因為它的任務不僅是要思維某種客體，而且要思維這一思維著某種客體的思維。因此哲學所關懷的就并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對客體的關系，它既關懷著客體，又關懷著思想。歷史學家的思想固然會對歷史認識產生巨大影響，但絕不能因此說歷史完全是歷史學家主觀杜撰出來的東西，無論歷史學家是否去撰寫歷史，歷史都是不依賴于歷史學家的思想而客觀存在的，歷史學家的歷史認識能否符合客觀的歷史真實既取決于現實條件的限制，又取決于歷史學家本人在現實實踐中形成的歷史觀是否正確。

二、 關于剪刀加漿糊式的歷史學

在論述“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個命題之前，柯林武德首先批判了以往的歷史學方法，并把它們歸為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所謂剪刀加漿糊式的歷史學，是指歷史學家根據自身的需要，摘錄和拼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歷史學。柯林武德認為它根本就不是歷史，因為它并沒有滿足科學的必要條件，只是單純的摘抄和編排前人的東西，缺乏主動的思維。如果一旦權威的證詞相互抵牾，歷史學家就無所適從。這種史學從古典時代一直延續至今，19世紀的“批判歷史學”并沒有改變它的性質，只是把它修補的更加精致和完善。柯林武德號召要在歷史學領域里進行一場“培根式”的革命，來清理這兩類研究方法給歷史學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認為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話--自然科學家必須要“質問大自然"—開啟了自然科學的新時代，培根認為，科學家必須采取主動，為自己決定他想要知道什么，并在他自己的心靈中以問題的形式總結出這一點；而且還要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柯林武德認為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歷史學。但柯林武德認為，這種方法完全是參照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所建立的，首先收集歷史事實，然后尋找規律，進而建立理論，也就是在已經收集到的事實里外推出可以分辨的模式來，最后把這些模式外推成為一種有關普遍歷史的理論。這只是剪刀加漿糊式的歷史學的垂死階段，因為它們無法告訴我們除權威的證詞之外的東西，只不過是把現成的情報從一個心靈轉運到另一個心靈里,毫無創造性。因此這兩種歷史學都會被一種新的歷史學所取代，這種歷史學就是柯林武德所提到的人性的科學，而這一切，又是以他的核心命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為切入點的。

三、關于人性科學

柯林武德所謂的人性科學是一門關于人的自我認識的學科。他認為歷史學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是心靈科學，精神科學，也是一種人性科學。因為如果沒有這種自我認識，那么人們關于其他的事物的認識也是不完整的，各種知識所建立起的基礎也是不牢固的。但這種自我認識并不是關于人身體的性質，也不是關于他心靈知識。而是關于他的認識能力與理解力，或是他的思想，或是他的理性的知識。關于如何獲得這種知識，自洛克到柯林武德所處時代的哲學家們都有過不同的嘗試，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柯林武德認為，他們失敗的原因在于“人性科學’’的研究方法被自然科學的類比所歪曲。17、18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突飛猛進，給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方式帶來了極大的改進，因此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每一種問題上在當時看來都是正確的。長期以來史學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學的蔭庇之下成長起來的，史學對自然科學的模仿，使得專業史學家有意無意之間強烈地傾向于以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治史，乃至史學有向自然科學看齊的趨勢。但事實上，自然科學與人性科學二者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就要求我們要正確的區分自然科學與人性科學。

四、關于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

柯林武德認為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同屬于科學，因而都基于事實，但作為兩者對象的事實，性質卻大不相同。他說：“一切科學都基于事實，自然科學是基于由觀察和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歷史科學則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 他認為，同自然科學相比，歷史學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人事，歷史也就是人事的歷史，自然并沒有歷史。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時，沒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么想的，但是歷史學家決不會只關心這兩個之中的任何一個，而把另一個排除在外，他進行研究的不是單純的事件，而是行動。人的行動不光包括它的外在表現，重要的是它還包括有行動者的思想和動機。柯林武德說：“自然的過程可以確切地被描述為單純事件的序列，而歷史的過程則不能。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是一個有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過程。因此歷史學的對象就不是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歷程”。歷史事件有始有終，但歷程卻無始無末,它只存在著形式的轉化。“歷程P 1轉化為P 2，但兩者之間并沒有一條界線標志著P l的結束和P 2的開始，P 1并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結束，它只是改變了形式稱為P 2。P 2也并沒有開始，它以前就以P 1的形式存在著了……因此，P 1的遺跡不是P 1的死掉的殘骸，而是仍然是活生生起作用的Pl本身，只不過是被納入了另一種形式P 2而已……這就是柯林武德所謂的活著的過去。而這種P的存在，正是思想的載體。”歷史與自然科學二者所適用的因果律也有差異，這也是歷史難以把握的原因所在，柯林武德依據自己的經驗認為，權威在敘述某個過程或思想時，因為某種原因必然會在這個過程或思想的內部各環節留一些空白沒有加以描述，但這些空白是包含在權威們關于這個過程和思想的描述之中的，歷史學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運用自己的方法準則和他自己對于相關性的信條來填補這段空白。當然史家的發揮是在不影響其真實性的前提下進行添補，此書中柯林武德稱之為“構造”。

歷史學家范文第4篇

由于心態史研究的對象比較獨特，各種歷史因素都可能在此找到匯合點，這也要求心態史學具有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能力，必須與一些相關學科交叉與滲透，如人口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符號學等。另外，勒高夫認為，“心態史的特征表現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資料上，所以什么資料都可以使用”。從食物、服飾、習俗、神話、信仰、舉止到碑文、建筑、災害、祈禱詞、赦免證書以及書籍、畫像、雕刻、武器、隨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這些文物資料，才從“整體表達了以往社會的精神”，同時也適應了現代社會物質生活豐富的現實。

年鑒學派艱難的發展

心態史是年鑒學派首先祭起的一面大旗，如果按照布羅代爾的三層次說，那么心態史是歷史研究的第三層次產物。然而心態史并不是第三代的新創。年鑒學派的創始人布洛赫和費弗爾在偏重社會經濟研究史的同時，也非常注重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研究，布洛赫的最后兩部著作的核心是論述封建制度的精神，他多次提出“歷史的事實本質是心理的事實”這一論斷。然而，由于社會經濟大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兩位創始人此時的研究成果畢竟以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力作居多。

到了20世紀50年代，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所領導的社會人類學向歷史學家提出了挑戰，“它旨在突出結構，而這里的結構一詞是指真正的結構，即固定的整體。這樣，它便把慣時性、時間的作用，也就是歷史置于次要的地位。于是，遭到結構主義否定的法國歷史學家便不得不接受挑戰”。一些歷史學家開始非常認真地閱讀人類學家的著作。然而，列維?施特勞斯影響下的社會人類學家主要是研究神話。即非物質的、屬于心態的東西，一個社會通過這些因素形成對世界及其自身的表象。通過閱讀人類學家的著作，歷史學家發現他們也有必要加強對心態和精神世界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生著的事物的研究，他們還感到有必要指出，人們精神世界發生的事物和結構主義宣稱的不同，他們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因此，許多歷史學家在上世紀50年代末提出研究心態史的建議。

另外，隨著社會的發展，研究越來越精細，人們逐漸發現布羅代爾所倡導的包羅萬象的“總體史”不僅很難做到，而且也有缺乏事件和事物不能引人入勝的缺點。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以勒高夫為首的年輕一代的年鑒學派歷史學家開始主張恢復年鑒學派創始人注重精神狀態史研究的傳統，將研究重心逐步由社會――經濟史為主轉向以研究人們的心態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文化史，反對把文化和心態看作是屬于第三層次的次要因素，將研究領域由經濟轉向心態這一更為深層結構。米歇爾?伏維爾更把它視為史學從經濟、社會到心態的三層次發展中的最后一個階段，他把這一轉變稱為“從地窖到頂樓”的進步，是年鑒派史學整體研究發展的最后一個層次。它意味著對過去歷史整體架構的把握，歷史的認識也更為全面真實。

許多早年以研究社會經濟史聞名的歷史學家，也受到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在某種“心態”的作用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到了心態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度聲稱要固守“地窖”、堅持經濟史研究的歷史學家勒華拉杜里。其代表作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這部著作最終標志了心態史的誕生。勒華拉杜里大量運用富里埃主教審判記錄的寶貴資料來反映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正如他說的，“我的目的依然是通過倫理和信仰，研究村民們的內心世界和社會學對象”。

解決社會發展所面臨問題的新式武器

那么，在面臨危機時，又是什么促使新史學家們把目光投向心態史的呢？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的進步，醫學的發展等，造成世界人口的激增，對于人口史的研究也逐漸興盛起來。而人口史的發展恰恰是打開心態史的契機之一。史學家們在研究了家庭和人口變遷之后，直接遇到了心態的問題：例如在17、18世紀為何人們的生育觀念會發生變化？為何人們會采取避孕措施？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研究人們觀念的變化，也就是心態的變化。文化史構成了通向心態研究的第二個途徑：宗教問題、掃盲過程、文化的普及，出版物反映了人們的興趣愛好、欣賞標準等的變化等，均直接與心態研究有關。社會史、經濟史也打開了通向心態史的道路：人們對政治、政權、財政制度、稅收、金錢等的觀念直接影響了社會運動和競技運動，這是不容忽視的。而人們對巫師、民間信仰、猶太人、異教徒、流浪漢等社會邊緣階層的態度與觀念，更是理解社會史這一重要領域所不可缺少的。同時，由于社會心理學和符號學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由于心理分析學的風靡一時，對歷史學有了巨大的影響，這些正好為心態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門。

正是由于心態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年鑒學派史學家對此作出了大量研究，并視之為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新史學家們的研究實踐和發表的著述來看，一般所說的俗文化是他們注意的中心。如人體、服飾、死亡、恐懼、婚變、家庭、節日、禮儀、書籍、信仰、迷信、神話、傳說、民俗、想象等，無不成為專題研究的對象，可謂事無巨細，包羅萬象。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究其原因大致有兩個重要方面。

首先，隨著當代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人們在加深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的同時，迫切要求認識自身及其主觀的精神世界，“人”的問題幾乎成為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核心。歷史學家要繼續保持對其他學科的領導地位，無法繞過這一問題。歷史學家要積極面對挑戰。新史學家之所以熱衷研究各種心態問題，是因為他們意識到急待深化對自身的認識，史學不是對過去的消極記錄，它需要研究自身。“我們始終認為經濟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釋一切。我們感到，心態史應該義不容辭的彌補社會史過于注重物質生活條件的不足，我們用這些理由很快說服同行”。心態就是認識人的精神演化及其與物質生活的關系的最佳手段。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勒高夫說：“心態史實際上是一所特別好的學校，從中可以認識到線性史觀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歷史力量，更多的體現在通常發展緩慢的人們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質方面。”可以說心態研究是歷史學家試圖從歷史最深的沉淀層中開掘對人的自身認識的嘗試。

其次，當代物質文明的極大豐富是與“精神危機”孿生的，特別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或是一些國際化的大城市中。在鋼筋水泥面前的無能為力感以及在日益興盛的快餐文化的沖擊下，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厭倦了單調枯燥的現代生活并缺乏安全感，出現了所謂的“精神危機”。隨之，許多反映都市人群精神壓力的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如拉爾夫?艾里森的《隱形人》、索爾?貝婁的處女作《晃來晃去的人》、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特別是最后這部戲劇給人的印象深刻，該劇描寫了推銷員威利洛曼為推銷商品奔波一生，卻很不成功，作者以人道主義的視角批判了社會拜金主義狂潮下金錢萬能的現實。另外，以中國為例，一份調查顯示，20到30歲的人群成為現代社會的“年齡壓力”之首，按壓力均值計算，這個年齡段的人們的壓力均值為71分；其他三個年齡段的壓力均值依次是：31―40歲為67分；41―50歲為66分；51―60歲為68分。20-30歲的人群一走上工作崗位就處于激烈競爭的環境中，他們除面臨工作的壓力，還有成家、購房、子女撫養、管教和社會交往等諸多壓力，還存在缺乏社會經驗、應對能力不足等問題。在這種種壓力下，越來越多的人們渴望返樸歸真，重現工業化之前的那種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然而，正如伊壁鳩魯所說的，“關心自己的靈魂，從來不會太早，也不會太晚”。心態史學較好的適應了當代西方社會這種懷疑現代文明，懷念過去古樸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尋人們觀念的意識的歷史與演變的“尋根熱”的需要。《蒙塔尤》出版后，一版再版，這個小山村竟成為人們旅游向往的圣地，從中可見一斑。

歷史學家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歷史學 人類學 歷史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1歷史學與人類學

廣義的歷史學包括：完全獨立于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則專指后者。

而人類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從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對人類進行全面研究的學科群，最早見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具有高尚道德品質及行為的人的描述中。在19世紀以前，人類學這個詞的用法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體質人類學，尤其是指對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進入19世紀后，歐洲許多學者開始對考古學化石遺骨的發現感興趣，這些遺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這些制品在現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學者們開始注意現在原始種族的體質類型和原始社會的文化的報道。這些情況最初是由探險家、傳教士、海員等帶到歐洲的，爾后人類學家也親自到異文化中去搜集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類學中止了僅僅關注人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傳統，而進一步從體質、文化、考古和語言諸方面對人類進行廣泛綜合的研究。

2歷史人類學的概念

歷史人類學是從歷史學的領域出發，研究和回答人類學提出的問題，歷史學和人類學相互滲透、相互結合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學科。

1924年，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發表了《創造奇跡的國王們》，研究了法國民眾的風俗與信仰問題，引起了人類學家的注意。1929年，法國年鑒史學派興起，為開拓人類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創造了條件。1949年，“年鑒”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了關于歷史發展的“長時段”理論，直接奠定了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基礎。他出版的《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1967），成為歷史人類學的代表作。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把結構主義運用于人類學。70年代以后，歷史人類學在歐美、蘇聯等國家都獲得迅速的發展。

歷史人類學著重于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研究，社會亞文化（或稱俗文化）是其研究的中心。舉凡衣、食、住、行、人體、、暇飾、恐懼、死亡、婚變、家庭、節日、禮儀、書籍、信仰、迷信、神話、傳說、民俗、想象，都可以成為它的研究對象。它在資料來源方面主要依據傳統史學所忽略的檔案、賬目、原始記錄、口述史料和考古發現。

歷史人類學堅持同各社會科學的交流與對話，注意躲層次的把握和揭示歷史上人們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探尋歷史上人們的衣食住行及相關的各種社會習俗的演變情況，從而為人們系統的認識過去開拓了新的前景。

3歷史人類學的產生

歷史人類學的出現與年鑒學派的興起有很大的關系。年鑒學派提倡總體史，歷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政治軍事史，還應該研究經濟、思想、文化、宗教和人類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年鑒學派第一代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佛爾都為歷史人類學的發展做出過貢獻。

1928年呂西?費佛爾出版了《拉伯雷的宗教》，在書中，他通過對16世紀法國社會的分析，駁斥了拉伯雷是一個不信神者觀點。費佛爾不僅分析了16世紀法國的精神狀態和信仰問題，還考察了16世紀法國的日常生活，這已經有了歷史人類學的影子。

年鑒學派第二代史學家布羅代爾的《15世紀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一卷中，關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著、交通、住房、技術、貨幣、城市等。在這本書中，布羅代爾的方法已經傾向于人類學的方法。

年鑒學派的第三代史學家在60年代末倡導與人類學緊密結合。當時由于現代文化的沖擊，人們力圖挽救正在迅速毀滅的法國傳統形態的記憶，真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出現了歷史人類學。雅克?勒高夫、勒魯瓦?拉杜里就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聲稱自己的雷士人類學研究是步法國古希臘文化和心理學研究大家皮埃爾?韋爾南后塵并以他為典范的。

由于年鑒學派的影響，歷史人類學關注于結構的問題，使歷史學家擺脫了傳統政治史研究的桎梏。歷史學家開始關心最容易影響到家庭生活、物質生活條件以及基本信念這樣一些制約人類的因素所發生的物質變化和心理變化。除了關注人的日常生活，還認可、展示、強化權力中心和主流話語范圍之外的邊緣性的、地方性的、強勢的、不易聽見但并非沉默的自上而下的歷史。

歷史人類學的出現還應歸功于18、19世紀之交發展起來的人類學。由于人類學對人類社會觀察的獨特視角，由于其很快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的科學方法，它的觸角很快地伸進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人類學為歷史學打開了新的領域，它沖破了傳統史學，在那些一直被作為政治史、事件史的習慣風俗中找到了歷史發展更深刻的原因。在人類學中，對歷史人類學影響最大的是田野工作方法。19世紀后期，西方人類學者主要是受進化論的影響，根據傳教士或者是探險家的記錄來構建理論。20世紀上半期，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對進化論的宏觀理論提出了批評，并提出了田野工作方法。

我們可以說歷史人類學是人類學的歷史化，是歷史學和人類學的一個相互滲透和相互結合。歷史人類學的意義就在于人類學和歷史學的協調。如今的歷史人類學已經在諸多的歷史研究領域取得了累累碩果，對中國的歷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人類學和歷史學本身的發展前景也是歷史人類學的發展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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