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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諷喻說
只把唐玄宗當做皇帝寫,諷刺他荒誤國,而終于苦果自嘗。說明作為一個皇帝,愛美人,首先要愛江山。失去江山,美人也會失去。
2.愛情說
把唐玄宗當做凡人寫,全詩用大量篇幅描寫了二人的愛情遭遇,歌頌了他們對愛情的堅貞和專一,反映出人們對美滿愛情的追求和向往。留給讀者的是二人那刻骨銘心的愛情。
3.雙重主題說
皇帝也是普通人,詩人對李楊二人荒無度而招致禍亂作了明顯的諷刺。對二人的愛情悲劇及彼此間的相思賦予了深切的同情。整首詩自始至終貫穿著兩重性。說明李楊二人既是愛情悲劇的制造者,又是愛情悲劇的承擔者。
4.還有人認為此詩是作者借李楊悲劇來抒發(fā)自己愛情失意的情懷
二、我比較贊同愛情說,原因如下
1.從詩歌創(chuàng)作的背景看
《長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公元807年),當時詩人在(今陜西周至)任縣尉,這首詩是他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民間流傳的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創(chuàng)作了千古傳誦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
2.從創(chuàng)作題材看
文學史上,以離奇、曲折,又極富傳奇色彩的李楊愛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很多。著名的有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李商隱的《馬嵬》、蘇軾的《荔枝嘆》、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的《長生殿》,而白居易的《長恨歌》則是其中的翹楚。
3.從標題看
長恨歌:歌是文體。恨:遺憾。代表感情的深度和失去感情后痛苦的沉重。長:表現(xiàn)在空間和時間上。空間上無論何地,去蜀路上、蜀地行宮里、還京路上、長安宮中,明皇都在思念貴妃。時間上,無論何時,從白天到黑夜、從黑夜到白天、從春風起到秋雨落、從現(xiàn)實到夢境。明皇不間斷地思念貴妃。
4.從詩歌本身看
整首詩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從開頭到“盡日君王看不足”主要寫玄宗重色、求色、得色后的表現(xiàn)。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哪個國王沒有三妻四妾,更何況“天生麗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羞花美女――楊玉環(huán),如何不令玄宗為之傾情?作者用極度夸張的語言來表現(xiàn)玄宗在得到玉環(huán)后對愛情的忠貞和專一,“春從春游夜專夜”“三千寵愛在一身”,便是佐證。這不能不說作者是在極力贊美二人的愛情。
第二部分從“漁陽鼙鼓動地來”到“回看血淚相和流”,作者只用一句“漁陽鼙鼓動地來”就把歷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亂輕輕帶過,重點寫了玄宗無奈痛失貴妃的極度撕心裂肺之感。
第三部分詩人用大量筆墨,運用敘事、寫景、抒情相結合的藝術手法,濃墨重彩來渲染李對楊的忠貞思念之情。去蜀地,黃土飛揚,秋風蕭瑟,棧道曲折,高入云霄,山高行人少,旌旗無光,天色暗淡。這是作者用悲涼的秋景來烘托李隆基的哀情。在蜀地,水碧、山青、月明。走便巴山蜀水,無心賞景。朝朝暮暮不勝哀痛。這是詩人透過美景來寫哀情,使哀更哀。回到長安,作者更是寫了李對楊的思念之情。從春天思念到秋天、從白天思念到夜晚、從夜晚思念到天亮。尤其是“夕殿螢飛思悄然”以下八句,作者不厭其詳,由傍晚到入夜,到夜深,到黎明,到清晨。十分細膩地刻畫了李隆基整整一夜的心理活動,憂傷無度。寫出了李對楊的相思刻骨銘心。
第四部分從“臨邛道士洪都客”到完,作者以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寫了李楊二人雖天上人間,卻彼此思念癡心不改。特別是仙境中的楊貴妃,見到漢使,含情脈脈,托物寄詞,重申前誓,照應了唐玄宗對她的思念,說明二人心心相印。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進一步深化了愛情說的主題。
關鍵字:通俗性;通俗性的創(chuàng)作機緣;通俗性的表現(xiàn)
中圖分類號:I0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7-0001-02
杜牧曾在他的《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寫道:“……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言r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此言明顯表露出對白詩的不滿,他以一位“莊雅”士人的口氣批評痛責白詩“纖艷不逞”、“言r語”,廣為流傳以致破壞了傳統(tǒng)風俗的雅正教化,但白詩如疾馳之風般的傳誦卻也成為不爭的事實。
《全唐詩》卷四收唐宣宗《吊白居易》:“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白居易《與元九書》亦自述: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可見,《長恨歌》在平民百姓階層廣為流傳,深受歡迎,一部作品能如此廣受青睞想來必然是它蘊含了某些特別的要素暗合了讀者的心理需求,即找到了伊塞爾所說的“隱含的讀者”。
一、通俗性的創(chuàng)作機緣
《長恨歌》的通俗性與當時流行的俗講、說話有一定的關聯(lián)。俗講以“悅俗邀布施”為目的將佛家經文和故事化為通俗的文字,向人們進行宣講。它對當時流行的另一種講唱活動――說話,有著深刻的影響。“唐代說話是在古代的宮廷優(yōu)人說故事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受頻繁演于寺院齋會的俗講的影響,說話的對象由帝室貴胄向世俗百姓轉移,內容也由“即興片段式的笑話謔語轉向講說富有人物情節(jié)的佛教、歷史、民間傳說故事”。《長恨歌》以“歌詩”的形式出現(xiàn),其主要內容恰好可以簡單概括為一段歷史加一個民間傳說故事,可分為五個部分:貴妃寵信、馬嵬驚變、玄宗思念、仙界尋找、人間長恨。簡煉概括的歷史事件與浪漫傳奇的愛情故事兼具。它與陳鴻的《長恨歌傳》是“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是這部‘眾體具備’小說中的“歌詩部分”。除此之外,作者白居易恰恰又是一位了悟聽眾的接受心理,熟諳說話的演說方式、技巧的人。元稹在他的《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詩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之句,并自注:“樂天每與予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白居易住所)(聽)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可見說話的內容相當長,說者善于演說而且興致高漲,從寅時講到巳時四個時辰,而“一枝花話”與后來的傳奇小說《李娃傳》在內容情節(jié)上基本吻合,由此這部小說應是在民間說話的基礎上作成。《長恨歌》這篇“眾體具備”的小說的歌詩部分,很可能與當時的說話有著某些關系,或許為當時說話的腳本的一部分。
不論是變文還是說話都是面向俗眾的,通俗易懂,能抓住普通人的細微心理,動之以情,才能觸動聽眾的心靈,與聽眾形成共鳴。
二、通俗性表現(xiàn)之一:語言的華美流暢與悲劇主題的自然舒展
杜牧曾指責白詩“纖艷不逞”、“言r語”,應是就詩中的華麗描寫而言,但華詞麗藻給我們卻帶來美的享受與遐想。它繪出了一位云鬢花,雪膚花貌,芙蓉面,柳葉眉,金步搖曳,嬌態(tài)多姿,仙袂飄飄的美人,她麗質天姿,美艷動人,“回眸一笑”,攝人心魄,六宮粉黛為之頓然失色,她集三千寵愛于一身,她的魅力征服了一個盛世的君王,顛覆了禁錮千年的“重男輕女”的傳統(tǒng)思想,甚至招致了一個強大王朝的危亡。通篇以當時最為流行的七言律寫成,整齊劃一,平仄相間,或八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變化跳轉,流波回旋,宛轉搖曳,情致曲盡。詩人在節(jié)奏有序,韻律和諧,流暢華美的語言中唱嘆著一位如帶雨梨花般嬌嫩欲滴、婉麗動人的妃子不幸悲慘的遭遇與深情摯愛,觸人心弦,甚是凄婉動人。
依格式塔心理學圖形與背景關系理論,在同一個由不同對象配置組合而成的場中,有的對象“凸”顯于整個畫面之上,而另一些則退居其后只作陪襯,究竟哪些為主角,哪些為背景,注意視點的轉移很重要,這也是《長恨歌》出現(xiàn)多種主題學說的原因。“凸顯”圖形與背景的區(qū)分度越大,就越易吸引人的注意力。《長恨歌》中歷史事實的輕描淡寫與情境的極力渲染形成鮮明的對比,愛情悲劇的演繹可能對讀者更具吸引力。白居易是一位“深于詩,多于情”的詩人,擅長描寫男女真摯的情愛。《長恨歌》開篇“漢皇重色思傾國”開宗明義,一句點明事件大概,而對于安史之亂他也只用“漁陽鼙鼓”“千乘萬騎西南行”幾個字帶過。而后時間的流程突然被截斷,代之以空間上的極大跳躍,越人寰入仙境,境界大大拓展,而在這一時空跨渡的過程中,情境的極力渲染使這一轉折和緩、綿長、順理成章而不顯突兀。情境描寫中,景物繁復呈現(xiàn),層層烘托渲染,幸蜀時人煙罕跡的峨嵋山道、蕭條的旌旗、黯淡的日光、青翠秀麗的巴山蜀水,歸來時所目極到的昔日池苑、芙蓉、桃李、梧桐、梨園弟子、阿監(jiān)青娥,所經之處,所見之物,所遇之人,皆觸目驚心,無一例外地蒙上了一層凄涼感傷的情調。心理隨景而行,睹物思人,物皆著人之色彩。悠悠生死別后,君王思念之心不移,然而仙境之情也不曾改變,“鈿合金釵”這些細小的裝飾品在皇室奢侈華貴奢侈的生活中可謂微不足道,但貴妃卻珍惜如初,只因心似金鈿堅的愛情私語誓言以及至死不渝的愛戀情深,于此詩歌的悲情氣氛欲加濃厚。
按中國文學中傳統(tǒng)的大團圓思想模式:悲劇性的情節(jié)后往往拖著一條“光明的尾巴”,結局多是以“不幸的男女主人公此岸短暫生命的終結為代價,獲得彼岸美滿婚戀生活的永恒”。然而白居易繼承了傳統(tǒng)對彼岸世界的開拓之法,在結局上卻出人意料,順其自然地“擾亂”了讀者“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期待視野,以生死之離,天地之隔,長恨綿綿,窈無絕期的結局告終。在此過程中讀者或聽眾經歷了一場 “喜-大悲-小喜-悲”的情感洗禮,憐憫中又增添了一道虛幻的遺憾與悲傷,“遇挫”的心靈沒有得到補償,悲劇意味更回深遠悠長,但是愛情的堅貞專摯在這無限延續(xù)的憂傷之中更加深刻珍貴,超越時空阻隔得以永恒。
三、通俗性表現(xiàn)之二:女性生存狀態(tài)的折射
《長恨歌》以麗彩寫哀情,華麗中透露著凄涼,悲劇意味濃厚。朱光潛在《談文學》中曾說:“如果文藝作品中可悲的比可喜的情境較多,惟一的理由就是現(xiàn)實原來如此,文學只是反映現(xiàn)實。”《長恨歌》難逃“女禍說”的非議。《長恨歌傳》結尾處亦指出:“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這是陳鴻的揣測之辭,他認為詩中不只是感嘆于李楊的愛情故事,而是以“尤物”“亂階”警戒后人。然而“女禍說”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男女的不平等,地位的失衡。這種現(xiàn)象在唐傳奇中屢屢可見,《柳毅傳》中的龍女遭受前夫的厭薄,舅姑冷待,終日以淚洗面,哀不自勝,境遇凄慘;《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對李益一往情深,不料卻遭李益負心拋棄,飲恨而終;《鶯鶯傳》中的鶯鶯,遭受著被張生始亂終棄的悲K命運,等等,但這些深受愛情折磨、傷害,命運悲苦的女子恰恰是現(xiàn)實生活中女性命運的真實寫照。
唐代是一個開放、文明、自由的社會,唐代女性的社會地位較之其它時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女性有著強烈的自信心和社會責任感,有了更多社會交往的自由,受教育狀況有所改善,甚至有了一定的擇偶、離婚、再嫁等婚姻自,婚姻自主是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處地位的集中反映。允許離婚,符合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是對人與人關系的改善調適,是社會進步開放的一種表現(xiàn)。看一下當時的離婚規(guī)定:一是“義絕”離婚(指夫對妻,妻對夫族的毆非罪,奸非罪和謀害罪)及違律結婚行為者,官府判定其離婚;二是由夫方依據“七出”提出離婚;三是“合離”即經由夫妻雙方同意的離婚。按照《唐律》規(guī)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即當夫妻雙方感情不合,經雙方同意可以離婚,不受法律制裁。第一條規(guī)定比較明確,所列的違律行為以及最終的懲處方式比較明確,能令人心服;第三條就有點模棱兩可了,二人不合便可選擇離婚,缺乏一定的標準和限制條件,至于第二條提到了“七出”,此“七出”,即出妻的七個規(guī)定:無子、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這七條并非唐朝首創(chuàng),看似是在為離婚提供了一個可咨參考的標準,但七個規(guī)定對女子的要求近于苛刻,決定女子去留的主動權仍然掌握在夫方的手中,離婚與否取決于夫方的意愿。由此,在整個離婚規(guī)定中,男女的關系較之過往只略有改善,而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卻不曾動搖。
高連峻在《中國婚姻家庭史》中總結道:“當物的生產不再靠男人的體力占優(yōu)勢,而是以男女等同的智力、知識為主導時,當男女婚姻的目的不只是為人的生產,而主要是為了愛情時,男女平等才真正能徹底實現(xiàn)。”如此看來,《長恨歌》中堅定恒一、生死不渝、純潔唯美、浪漫奇幻,不宥于時空拘限的愛情顯得難能可貴,雖然可望而不可及,但足以給當時女性以心靈、精神上的慰藉,對人生幸福的美好憧憬與期盼。
此外,《長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七夕節(jié)許愿的風俗亦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女性的生存狀況。歷代對七夕節(jié)都有著特別的關注。《孔雀東南飛》中有詩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何根海先生從其中的“初七”及“下九”對舉現(xiàn)象入手,經過詳細的論證提出了:初七本為陽會日,陽會日為男女生殖交媾日,七夕風俗中內涵有先民的生殖與耕織祈愿思想。古言“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曹植有《棄婦詩》:“??????擬心長嘆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無子的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像流星一樣短暫,母以子為貴,生子才能是女子在家中站穩(wěn)腳跟的保證。唐律中將“七出”中“無子去”一條放在了首位,而無子的婦女將遭冷遇。《唐律》規(guī)定: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疏議據此認為“四十九以下無子,不合出之”。“為人婦而未能生子者,為首罪”。唐傳奇《廬江馮媼傳》有:“馮媼者,廬江里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為鄉(xiāng)民棄。”馮媼因喪夫且無子而為鄉(xiāng)民所鄙棄。七月七日的夜半私語恐怕不僅僅是對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天長地久愛情的祈盼,更是當時女性對求子的渴望,是女性社會地位不安全感的外向映射。
總而言之,作者白居易在創(chuàng)作《長恨歌》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去探索詩歌通俗性的一面,潛心于大眾接受心理的挖掘,使其與大眾欣賞口味相互契合,形成共鳴,在大眾的欽賞與贊譽中,《長恨歌》獨具魅力,流傳千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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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上一句是:“一朝選在君王側”,下一句是“六宮粉黛無顏色”。
2、此句出自《長恨歌》原文是: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3、《長恨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長篇敘事詩。全詩形象地敘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詩人借歷史人物和傳說,創(chuàng)造了一個回旋宛轉的動人故事,并通過塑造的藝術形象,再現(xiàn)了現(xiàn)實生活的真實,感染了千百年來的讀者,詩的主題是“長恨”。該詩對后世諸多文學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張愛玲;王安憶;《長恨歌》
一九九五年,上海女作家王安憶出版了長篇小說《長恨歌》,在文壇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認為王安憶此作直逼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張愛玲的小說,更有人認為《長恨歌》是比張愛玲還張愛玲的小說。一時間,王安憶的名字被頻頻與“張愛玲”三個字聯(lián)系在一起。本文從王安憶的《長恨歌》出發(fā),在其背景環(huán)境的描寫、人物與時空的關系、虛無與現(xiàn)實的敘事等三個方面作一比較,以期對這兩位同樣出色的女作家有更清楚的認識。
一、背景環(huán)境的描寫
翻開《長恨歌》,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那長達幾萬字的背景環(huán)境描寫。“弄堂”、 “流言”、“閨閣”、“鴿子”以及緊隨人物命運的“片場”,后來的“愛麗絲公寓”、“鄔橋”,一個新的弄堂“平安里”。
這些背景環(huán)境描寫把讀者引入了作者營造的特殊氣氛之中,猶如身臨其境,引領讀者視線,為其迅速走入王琦瑤的內心世界打下了基礎。除此以外,和小說主體的聯(lián)系也是比較緊密的,很多描寫看似隨意,卻與后來的故事有著絲絲縷縷的聯(lián)系,是暗含在文本中數不清的伏筆之一。比如《鴿子》一節(jié):“許多無頭案,它們都是證人。它們都是證人。它們眼里,收進了多少秘密呢?”“當天空有鴿群驚飛而起,盤旋不去的時候,就是罪罰禍福發(fā)生的時候。”這些都和結尾一節(jié)《碧落黃泉》相互照應,使前面的描寫不流于無謂的堆砌,而是形成鏡子般的對照。
《長恨歌》的背景環(huán)境描寫是王安憶對于張愛玲寫作風格的一種承襲與超越。張愛玲最擅長的就是將敘述人、讀者與故事的人物遠遠的拉開距離,將敘述時間和故事時間成功剝離,從而形成一種旁觀、張看的全知視角。作為對張氏風格的一種沿襲,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同樣試圖使用這種手法,只是不如張愛玲那樣明顯。“站一個制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物化的“制高點”,其實就是全知視角的象征。這和張愛玲的“在云端看廝殺”其實是相同的目的。《鴿子》中又寫道“前邊說的制高點,是我們人類能夠企及和立足的呢?”這里“鴿子”同樣成了一種“上帝視角”象征。作者通過“制高點”的過渡,力圖將全知視角貫穿文本始終,有意無意地將筆下的鴿子變成了張愛玲在《沉香屑》中寫的香,在《傾城之戀》中寫的咿咿呀呀的胡琴,在《金鎖記》中寫的月亮,貫穿文本始終,充滿了象征的色彩。然而在某種程度上,王安憶的這種敘事相對于張愛玲有所超越。張愛玲對上海特色的描述是零散的、往往貫穿于小說的細節(jié)之中,是為將讀者引入人物微妙復雜的內心世界而渲染氣氛,側重于在深度上的展現(xiàn)。而王安憶對上海從宏觀角度的整體描寫,起到一種既能通過直觀寫實引領故事開場,又能表現(xiàn)出整部小說滄桑興衰基調的作用,側重于在廣度上展現(xiàn)。從這一點看,王安憶的開篇描寫更符合長篇小說敘事的要求,也體現(xiàn)了她超越了張愛玲略嫌狹窄的文化視野。
二、人物與時空的關系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人物活動的空間都有著一種被限定的拘束。她的小說一般來說,都有一個主要的活動空間,如果有變化也只是那么一次,然后又回歸于那主要的活動空間。因此,她的小說的敘述空間是封閉的。而因為敘述空間的封閉性,張愛玲小說中的敘述時間也是靜止的,凝滯在那里的。因此,幾乎可以說,在張愛玲的小說敘述中,是不存在歷史時間的,歷史在她的敘述中是不存在的,而且時間因素由此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也有被空間化的傾向。
在這種封閉、靜止的時空觀中,產生了張愛玲筆下的那一部部都市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如流蘇、曼楨、煙鸝、嬌蕊等,皆形象鮮明,令人過目不忘,而張愛玲筆下的上海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張氏小說中,這兩者卻是各自存在、不甚相干的。上海之于張愛玲,就像魯鎮(zhèn)之于魯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從文,僅是作為一種地域色彩濃厚的現(xiàn)實背景而存在的。她筆下那些女子的悲歡離合,雖說是在上海這座城市里上演,但上海并不能夠左右她們的人生,上海對于她們而言,只是一個偶然的落腳點,而換了別的地方,她們的故事也一樣還要上演。可見,在張愛玲的筆下,人物與時空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二者是各自獨立存在的。
《長恨歌》把一個女人的一生與一個城市的歷史交融在一起進行描寫。小說從20世紀30-40年代“十里洋場”的上海、50年代“”的上海、60年代“”的上海,一直寫到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上海。王安憶通過對主人公王琦瑤一生的書寫再現(xiàn)了上海這個大都市的時代變化,在她的筆下,不同時期的上海對主人公的命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長恨歌》當中,敘述時間是流動的,王安憶有意完成了人物與時間的融合。除此之外,她的敘述空間是開放的,與張愛玲的故事通常發(fā)生在一個封閉的房子或家族中相比,《長恨歌》顯然具有開放性。故事不單單是在上海這一個地方發(fā)生,中間還穿插了鄔橋這個地點,同樣是在上海,根據王琦瑤人生的不同時期,王安憶為她安排了不同的居住場所,而正是由于居住場所的變更又推動了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這種開放、流動的時空觀恰恰與張愛玲那種封閉、靜止的時空觀相反。可見,在王安憶的筆下,是以人物來書寫時空變化的。
三、虛無與現(xiàn)實的敘事
張愛玲曾經這樣評價《紅樓夢》:“只有在物質的細節(jié)上,它得到歡悅。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么,就因為喜歡。細節(jié)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于人生的籠統(tǒng)觀察都指向虛無。”這段話同時也表明了張愛玲的小說觀與人生觀。
張愛玲出生于沒落貴族家庭,不管如何眷戀,過去的好時光都已經無法挽回。透過繁華的世相表面,張愛玲體驗到孤獨和寂寞的刻骨銘心。世界范圍內的戰(zhàn)爭更使她感受到個體的渺小與孤寂、生命的虛無與幻滅。最終促成了她悲觀虛無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從而反映在她的都市小說敘事中。張愛玲對日常生活,并且是現(xiàn)時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同時,她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觸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這樣的狹隘。所以,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走在了兩個極端上,一頭是現(xiàn)時現(xiàn)刻中的具體可感,另一頭則是人生奈何的虛無。
而王安憶剛好相反,在她看來現(xiàn)實與虛無之間其實有著漫長的過程,就是現(xiàn)實的理想與爭取。她的敘事觀是現(xiàn)實的,這一點在《長恨歌》中有著明顯的體現(xiàn)。王琦瑤的一生完全是按照她自己的選擇來過的,她是自我的,自主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不必有所顧忌。但是在張愛玲的筆下,女性人物在作出選擇時總是有重重顧忌,而且由于不敢直面現(xiàn)實,她們總是選擇向生活妥協(xié),將自己束縛起來。這一點無論是在《金鎖記》中的曹七巧,還是《半生緣》中的顧曼楨身上都有所體現(xiàn)。在張愛玲的小說中,讀者看不到時代的影子,也沒有具體鮮明的空間位置,所有的目光都只集中在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jié)上,所以不免產生一種虛空感。王安憶則與此形成相反的對照,她不僅賦予了人物鮮明的時代特色,還敢于將人物最終走向死亡的血淋淋的過程描繪出來,這一點在張愛玲的筆下是無論如何也看不到的。所以王安憶比張愛玲現(xiàn)實的多,最起碼她比張愛玲更多了一份勇氣,即使前邊是虛無的,她仍然要過去看看,直面現(xiàn)實而不是逃避。
從以上三個方面我們不難看出,人們將王安憶與張愛玲相提并論是不無道理的。她們之間的確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如果細細品讀她們的作品便會發(fā)現(xiàn)她們終究是不同的。正如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沒有兩位作家會寫出完全相同的作品。相信在未來,她們之間還有更多的異同之處等待著我們去發(fā)現(xià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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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語文;教學方法;探究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8-0077-03
大學語文這門課程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作為公共必修課來開設,是一門基礎性課程。大學語文教學在培養(yǎng)大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提高審美鑒賞能力,傳承我國傳統(tǒng)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被突顯出來。如何切實有效地提高高校大學語文授課的效率,為學生呈現(xiàn)一堂富有文化蘊含和人文氣息的心靈課,本文認為需要從課前的作品背景材料整理、課堂上的精心組織、課后的閱讀延伸等方面下工夫。
一、作品背景材料的整理
大學語文教材選取的作品皆是具有深厚文化蘊含的經典作品,如何在課堂有限的時間內引領學生深入作品去感受作品的審美意蘊,體會作品的文化蘊含,尤其是教材中收錄的一些篇目所涉及的內容,與現(xiàn)今大學生的實際生活距離相去甚遠,很難在感情上引發(fā)學生的共鳴,學生在理解上也存在著一定的障礙,這就更加增加了教師授課的難度。面對這種情況,教師要在備課的環(huán)節(jié)上下足功夫,深入鉆研文本,廣泛的查取各種材料,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教師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有針對性的來解決存在的癥結。
1.教師在備課時需從作者的生平及創(chuàng)作歷程上入手。作家的人生經歷影響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觀和對于現(xiàn)實世界反映的有選擇攝入,而作家在創(chuàng)作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貌。文如其人,對于作家的深入了解必然會有助于對作品本身的賞析。作為個體的創(chuàng)作者,其人生歷程、創(chuàng)作歷程是與社會、歷史的大環(huán)境息息相關的,二者的相互作用豐富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視野,同時也為我們解讀作家的作品提供了諸多的線索。對于古代文學作品,教師在備課的過程中要努力挖掘作品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教師要通過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全面、系統(tǒng)地揭示這些背景材料與作品之間聯(lián)系的必然性,從而使學生能夠從宏觀的角度對學習的作品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從而拉近讀者與作家、作品之間的距離,為學習的逐步深入打下基礎。例如在講授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一課時,要求學生體會稼軒體豪放而沉郁的風格,這是授課的一個重點和難點。教師首先要結合歷史史實交代清楚南宋這個朝代在中國歷史演進中的特殊性和典型性,這是作者生活的大環(huán)境,造就了一個復雜的“辛棄疾”,也限制了詞人的自我發(fā)展。辛棄疾一生郁郁不得志,文韜武略無處施展,教師需要結合史料來講述辛棄疾年輕時抗金的傳奇事跡和他力主抗金的種種努力,以此來對比辛棄疾人生的坎坷。他屢次被罷官,近20年的光陰在“閑居”中度過,從而引導學生體會作者報國無門、壯志未酬的悲憤之情和潛伏于內心的深刻痛苦。
2.具體到作品創(chuàng)作的緣由,這也是作品理解的一個關鍵點,直接決定著作品的產生及主題的表達。在作品的創(chuàng)作中,作者融入了文學的加工、虛構成分在里面,但是究其實質,作者是“有感而發(fā)”,這個“感”是作者創(chuàng)作的初衷,也是深入了解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的切入點。在對作家其人其事有所了解的基礎上,再抓住這個直接的動因來進行細致地剖析,學生對于作品的理解難度就會大大的減小。例如白居易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的思想傾向歷來有很大的爭議,有觀點認為作品的傾向是諷喻,即批判玄宗;有觀點認為是宣揚愛情,抒寫了有情人相思的痛苦和不能常聚首的深深遺憾;還有觀點認為是雙重主題,既有諷刺又有對愛情的歌頌。教師授課時分析《長恨歌》的思想傾向,除了解析作品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探究作者創(chuàng)作的緣由。通過文獻資料的查閱,我們可以知曉《長恨歌》創(chuàng)作源于詩人白居易與友人一同到馬嵬坡附近的仙游寺游玩的經歷,在游玩途中眾人聊起了當地流傳已久的唐玄宗與楊貴妃悲歡離合的故事,大家都為之唏噓感嘆不已。友人王質夫對白居易說:“這種曠世之事,如果沒有文筆出眾的人來記錄、潤色,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磨滅,從世上消失。你深諳作詩之道,又是一個多情種子,不如由你來為這個故事寫一首詩怎么樣?”白居易答應了,于是就寫下了這首千古名篇——《長恨歌》。在弄清楚了《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緣由后,再結合作品實際,我們就可以明確得出一個結論:作者創(chuàng)作的本意是在于歌頌愛情,作品中諷喻的成分并不能構成一個平行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