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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的詩歌范文第1篇

慢慢地我長大了，身邊周圍的人，大部分都知道我喜歡畫衣服，我每天也攢錢買紙和筆畫畫，我上六年級了，我也長大了，成熟多了，考慮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了，因為夢只是夢，現實是殘酷的，我不想接受現實。

我想當服裝師，卻處處受阻撓，爺爺希望我當醫生，可是我真的不想當，因為醫生的職業不適合我，那次還因為這件事跟爺爺大吵一架，爺爺放了一句狠話，讓我永生難忘，爺爺說：“ 只要你姓趙，是我趙家的后代，就必須學醫”爺爺差點被我氣死，爺爺身體原本就不好，加上我又氣了他，我只好答應，那時，我在被窩哭了一夜，爺爺用血緣關系來牽絆與我，當醫生有當醫生的好處，但我在那種被迫的情況下，只好忍氣吞聲地答應。

我想過當服裝設計師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審美，色感，創意，想法，這些我都能做到，可是當我去看服裝學院一年學費，學費太高了，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擔得起，我原本學這個根本沒有想到錢，自從那以后，我放棄了，因為我不想讓爸爸那么辛苦，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了服裝稿子，很吸引我，我便看了起來，爸爸看見了，說：“你不是要當服裝設計師嗎，你怎么不畫阿，你肯定畫得很難看，所以不畫了”我知道，爸爸是希望我能帶著夢想走下去，可是我不能，我不能讓爸爸那么辛苦，哪怕自己放棄自己的夢想。我都愿意。

我感覺有人隱隱約約地告訴我，“ 一定要帶著夢想走下去，不要放棄 ，放棄，將會使你更加后悔，到時，你后悔都沒用了，記住我的話。 ”可是這是誰對我說的那？

我是否該放棄我的夢想，8歲開始有的夢想，跟隨著我多年，可是因為社會太現實了，難道我只能放棄嗎？

河南省三門峽靈寶市陽店鎮

作者

夢想的詩歌范文第2篇

加盟，就是總部將品牌授權給加盟店使用，所以總部必須要先擁有這個品牌，才能授權給加盟店。也就是說，總部必須先取得中央標準局所頒發的服務標章注冊證才行。加盟者在加盟前，務必先確認總部的確擁有此品牌。

2.權利金的支付方式

一般而言，總部會向加盟者收取三種費用，分別是加盟金、權利金及保證金。加盟金，指的是總部在開店前幫加盟者做整體的開店規劃及教育訓練所收取的費用。而權利金則指的是加盟店使用總部的商標以及享用商譽所需支付的費用。這是一種持續性的收費，只要加盟店持續使用總部的商標，就必須定期付費。支付期限可能是一年一次、按季或是按月支付。至于保證金，則是總部為確保加盟者能履行合約，并準時支付貨款等所收取的費用。

其中，由于權利金是持續性的收費，某些加盟總部會在簽約時要求加盟者一次性開出合約期限內全額權利金的支票，例如合約期限為五年，權利金采取年繳方式，某些總部則要求加盟者將五年的權利金，一次性開齊五張支票繳于總部。

加盟者若遇總部要求一次性開齊合約期限內全部權利金的支票面額時，務必記得在合約上加注一點，當加盟店不再開店時，總部必須退回未到期的權利金，以保障自身的權益。

3.總部供貨的價格問題

一般的加盟合約中，總部都會要求加盟者一定要向總部進貨，不得私下進貨。這點往往是總部與加盟店產生紛爭最多的一環。因為加盟店經常認為總部的供貨價格偏高，于是紛紛自行向外采購。但是總部基于連鎖體系品質的一致性，不得不要求加盟店統一向總部采購，于是爭端便產生了。

較為合理的方式是加盟者在簽立合約時，應事先要求總部供貨的價格不得高于市場行情，或是高出市場行情百分之多少是可以接受的，以免事后雙方為了價格問題爭執不休。

4.商圈保障問題

通常加盟總部為確保加盟店的運營利益，都會設有商圈保障，也就是在某個商圈之內不再開設第二家分店。因此，加盟者對保障商圈的范圍有多大，必須十分清楚。不過常見的問題是總部在保障商圈以外不遠處的距離再開設第二家店，從而影響到原有加盟店的生意而引發抗議。其實，總部若是開在保障商圈以外的地方，加盟店并沒有抗議的權利。

但值得一提的問題是，某些連鎖體系因為加盟店增多或已達飽和狀態時，已很難再開新的加盟店，于是便取巧發展第二品牌。意即使用另一個新的品牌名稱，而營業內容與原來的品牌完全相同，這樣就可以不用受限于原有品牌的商圈保障限制了。例如曾有某個房屋中介連鎖體系就是如此，最后當然招致加盟店的群起抗爭。因此，加盟者為保障自身權益，在簽約時，最好注明總部不得再發展營業內容完全相同的第二品牌。

5.競業禁止的條款

所謂競業禁止，就是總部為保護經營技術及智慧財產不因開放加盟而外流，要求加盟者在合約存續期間，或結束后一定時間內，不得從事與原加盟店相同行業的規定。此規范是要保護總部的智慧財產權，公平交易委員會亦認為此舉不致違法。所以加盟者在簽約時必須考慮清楚，以免影響日后生計。

6.管理規章的問題

一般的加盟合約內容少則十幾條，多則七八十條，不過通常都會有這樣一條規定：本合約未盡事宜，悉依總部管理規章辦理。如果加盟者遇到這樣的情形，最好要求總部將管理規章附在合約后面，成為合約的附件。因為管理規章是由總部制定的，總部可以將合約中未載明事項全納入其管理規章之中，隨時修改，屆時加盟者就只好任由總部擺布了。

7.關于違約罰則

由于加盟合約是由總部所擬定，所以會對總部較為有利，在違反合約的罰則上，通常只會列出針對加盟者的部分，而對總部違反合約部分則只字未提。加盟者對此應提出相對要求，明確總部違約時的罰則條文，尤其是規定總部應提供的服務項目及后勤支援方面，應要求總部確實達成。

8.關于糾紛的處理

一般的加盟合約上都會明列管轄法院，而且通常是以總部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為的是萬一將來有需要時，總部人員來往附近法院比較方便。值得一提的是，曾有某加盟總部在合約中規定，加盟者欲向法院提出訴訟前，需先經過總部的調解委員會調解。遇此狀況時，應先了解調解委員會的組成成員為哪些人?如果全是總部的人員，那么調解的結果當然會偏袒總部，而不利于加盟者。礙于合約，加盟者又無法忽略調解委員會而直接向法院訴訟。因此建議加盟者在遇到類似的條款時，應要求刪除。

9.合約終止的處理

當合約終止時，對加盟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取回保證金。此時，總部會檢視加盟者是否有違反合約或是積欠貨款，同時，總部可能會要求加盟者自行將招牌拆下，如果一切順利且無積欠貨款，總部即退還保證金。

但若是發生爭議時，是否要拆卸招牌往往成為雙方角力的重點。某些總部甚至會自行雇工拆卸招牌，加盟者遇此情況，需視招牌原先是由何方出資而定。若是由加盟者出資的話，那么招牌“物”的所有權就應歸加盟者所有，總部雖然擁有商標所有權，但不能擅自拆除。若真想拆，就必須通過法院強制執行，如果總部自行拆除，即觸犯了毀損罪。

10.保存合約

夢想的詩歌范文第3篇

2012年1月初的一天，江蘇無錫。晚上7點，22歲的操作工王宇走出工廠大門時，嘴里叼著一支煙，哼著邁克爾?杰克遜的歌曲，卻無法掩蓋一臉的茫然。

這個歲末，由于開工不足，這個工廠已有許多像王宇一樣的青年工人，要么主動辭工，提前回家過年，要么被工廠辭退，被迫重找工作，開始新的遷徙。

雖然王宇還在上班，雖然他所在的工廠隸屬于國內數一數二的家電企業，但他直言并不喜歡這份工作。“在枯燥的流水線上，我已經干了5年，換了4份工作。”王宇對本刊記者說，我喜歡音樂，喜歡周杰倫、潘瑋柏和杰克遜。

剛剛過去的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并不平靜。2011年上半年，這家家電企業的銷售額增長率超過50％，但2011年9月過后，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加上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以及家電下鄉政策的逐步結束，該公司的銷售開始大幅下滑，開工率也大幅降低。

王宇并不了解這些原因，但他也直觀地感受到，2011年年底，公司的狀況開始變差了。他不用再像以往那樣加班了，當然，他的收入也因此大幅下降，并且，越來越多的同事開始離開工廠。

“我也快干不下去了，現在，一個月只能賺1500元。”王宇深吸了一口香煙說，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內，在這家工廠，他只是一個“臨時工”。

王宇告訴本刊記者，像他們這樣的“臨時工”，公司不會替他們交社保、醫保、公積金等，雖然他們并不太在乎，但最讓人惱怒的是，他們的工資經常打折，離職時也會被克扣工資。2011年6月，“有4個工人離職的時候，因為拿不到工資，就爬上了樓頂，以這樣的方式表示抗議，在樓頂站了4個多小時”。

“因為福利、待遇方面的問題，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王宇說，雖然他沒有參與其中，但這樣的事情已讓他有點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應該離開這個曾經寄托夢想的城市。”

生于1990年

“如果當初執著一點，或許我現在就在唱歌了，而不是在這個工廠上班。”這個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甩了甩有點長的頭發，感慨地說。

他來自湖北省黃岡市羅田縣城，父母皆是當地的普通工人。從小他就喜歡音樂，卻討厭學習，成績總是班上倒數第一、二名。這與他的姐姐形成了鮮明對比，姐姐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當地最知名的高中――黃岡中學，而他卻連當地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

2005年，15歲的王宇初中畢業以后，就再也不想讀書了。

“我喜歡音樂，我喜歡唱歌。”王宇說，學唱從網絡上下載的各類歌曲，是他當時最大的樂趣。但在羅田那個偏僻的小縣城，父母無法理解他的想法，當地沒有人認為學音樂可以賺錢。“我曾經夢想，我可以做一名歌手，但我不懂樂譜，我只是喜歡模仿，喜歡那些歌曲，那些旋律。”

2006年，在社會上游蕩了一段時間以后，王宇被送到了當地一家職業學校，學習數控。不過，對于這些，王宇并不感興趣，“那么復雜的公式、機械構圖，我根本搞不懂，上課的時候，我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聽音樂”。

2007年3月，花費了近2萬元學費、在職業學校學習了一年半之后，他被學校“分配”到溫州一家空調發動機制造企業做質檢。這是一家小作坊企業，王宇每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社保等福利，不包住宿，月工資1300元左右，即便加班也只有1700元。一年之后，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這家小公司很快沒有了訂單，瀕臨倒閉。

“我在學校沒學到什么，他們介紹的工作也一點都不好。”王宇對本刊記者稱，他一個同樣是初中畢業的表哥，在另一所職業學校只讀了3個月，就被“分配”到深圳一家制造企業，月薪2500元，包住宿，還交社保、醫保等。

在工廠里奮斗

“工作第一年，我沒賺到錢。”王宇回憶說，2008年的春節特別寒冷，但他沒有回家，一個人在溫州度過。一直等到過完春節、拿到2000元的年終獎之后，王宇給爺爺買了一條香煙，然后辭工回到老家。

“那一年，我感觸很深，因為沒有讀書，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很廉價。”王宇表示，“但我知道，我已經回不去了。”

之后，王宇聯系上以前的工友，一起來到江蘇昆山打工。這是一家生產電腦耗材的企業，它很爽快地與王宇簽了約，工資計件支付。“反正我只期望多拿點錢，一個月工資2000元左右，1天工作8個小時左右，比較輕松。那時候，我年齡還小，不怎么關注醫保、社保等福利。”

在昆山，“2010年初，我認識了現在女朋友”，王宇頗為得意地向記者炫耀著一張女孩子的照片，那是一個清秀、瘦高的女孩子，“在那里工作兩年多，這是我最大的收獲”。

不過，這份愛情卻給王宇帶來了痛苦。“我們的戀愛遭到了她家里人的反對，他們嫌棄我學歷底、不安定，生活沒有保障。”王宇稱，他的女朋友是大專生，“她的條件比我好”。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起，2010年，他曾坐火車到河南鄭州去看望女友，但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去女友家，在火車站外徘徊了一夜后，又一個人乘火車回到了昆山。

“20歲了，我不能再混了，要多賺點錢，不能被人看不起。”或許正是這份激勵，讓王宇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覺得自己應該追求更好的未來。

從鄭州回到昆山之后，他果斷地選擇了辭職，進入了昆山當地一家知名制造企業公司工作，但這份工作他只干了幾個月，“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干活很累，雙手很快磨出了厚厚的老繭。”最終，無法忍耐的王宇再次選擇了辭職。

之后，別人給王宇介紹了現在這家公司，介紹人說，這家公司“知名度高，工資高，有保障”。在當時的王宇看來，這是一個機會，他決定去無錫。

大公司里的“臨時工”

2010年9月，在無錫市一家勞務派遣公司交納了200元中介費之后，王宇進入了這家遠近聞名的上萬人的大公司。

“真不敢相信，進人工廠，合同都沒有簽就開始干活。”王宇回憶說，當時，他早上6點20分就起床，匆匆吃完早飯，8點就上班，中午11點半下班，半個小時午飯時間，然后從12點一直工作到下午6點，“有時候晚上還要加班，一天工作14個小時，不過工資也有3000多元。”

兩個月之后，公司讓王宇簽約，當時，王宇正在流水線上工作，“我匆忙看了下合同，跟我簽約的其實不是公司，而是介紹我進來的那家勞務派遣公司，我簽了以后，兩份合同都被拿走了，他們不允許工人拿合同。”

“后來，同事告訴我，這里的工人分很多等級，我是新進來的，屬于派遣工人，或者說季節工，實際上就是臨時工。在這家公司，派遣工人是沒有社保、醫保等各類保障的，更沒有公積金，只發工資。”王宇說，“這讓我有些失望，我是奔著一份工資高一點、有保障的工作來的。”他對本刊記者稱，只有找到這樣一份“靠譜的工作”，他跟女朋友的愛情才有希望。

但當時，他并沒有別的選擇。“簽合同之后，就開始進入見習期，工資打8.5折。”如今的王宇，說起這些已經顯得非常平靜，“所有的工人都要經歷這個痛苦的過程，比方說，9月份，公司

的訂單多，我們每天工作10到12個小時，一個月只休息兩天，轉正的工人，可以拿到3300元，我們活干得一樣多，只能拿到2800元。”

而“見習三個月之后，派遣工人還要通過考試，然后根據打分情況，決定能不能拿到全額的工資”。據王宇介紹，考試內容包括安全操作等知識，與實際工作并沒有很大關聯，“根據分數，工資可能是8.5折、9折、9.5折，之后每月都必須考試，直到考試合格。”

“我很幸運，第一次考試就獲得了通過，工資沒有打折扣。”說起這些，王宇有些自豪，那段時間，他每天工作12小時左右，每個月能拿3000元左右的工資。

回到夢想

“我們只是流水線上的操作工人，干著機械一樣的活兒，沒有技術含量。”有時候，王宇會感嘆，這工作不像搞音樂，沒有樂趣，沒有靈魂，機器開動后，人就隨著機器一刻不停地運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但2011年9月之后，即便是這樣“枯燥的工作”，也沒有保障了。

“公司需要工人的時候，就會拼命地招聘工人，不讓休息，加班加點，不讓離職；而公司沒有單子的時候，就會合并生產線，縮減工作時間，甚至是設法裁掉派遣工人。”王宇感嘆，“在我們公司，工人進進出出很正常，就像流水一樣。”

“公司訂單多少、工資高低、人員多少，是同時上下劇烈震蕩的。”對于剛剛過去的2011年，王宇總結說。

據其介紹，他所在的這個工廠，有兩大洗衣機生產車間。其中一個生產車間，最忙碌的時候最多有3000多個工人，今年4至5月，因為沒有單子，原來的6條生產線合并為4條，工人也走了一半，只剩下1000多人。并且，工人的工作時間，也由“每天工作12小時、一月休息兩天”縮減為“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休息2天”。另外一個車間，情況也大致類似。

“2011年9月是最忙的，當時，廠里的操作工有近萬人。”王宇稱，其中八成左右是像他一樣的“派遣工人”，年齡都在20歲左右。當時，一條生產線一個月至少生產4萬臺洗衣機，一個車間6條生產線至少生產24萬臺，“那時，工人加班加點，沒有休息時間，工資也有4000元左右”。

但之后不久，情況就開始惡化了。據王宇介紹，2011年11月因為公司訂單很少，工廠的生產量開始大幅降低，一個車間一個月只生產七八萬臺，產量只有9月份的三分之一。

“因為訂單少了，很少的人就可以完成，還不用加班，于是，很多工人開始離開了，我們的月工資也降到1500元左右。”王宇說。該公司一位內部人士坦言，“在我們公司，操作工的平均工齡不到一年”，而在今年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工人的流動性更大。

2011年底，一些共事一年多的朋友紛紛離去，讓王宇有點傷感，當然，走得更多的，是那些進廠才兩三個月的新人。

對王宇來說，唯一的好消息是，同樣是在2011年年底，由于無錫市政府的干預，“公司開始變得規范了，開始給員工交納社保了”。這讓他看到了一點希望，“今年的情況，或許會更好一點”。

夢想的詩歌范文第4篇

關鍵詞：弗格森；蘇格蘭啟蒙；市民社會；異化；公民美德

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是當時深具影響的市民社會理論家。在弗格森之前乃至同時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題主要是“國家”、“政府”。對于這一點，可以從那些經典著作的書名中得到最直觀的印象，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國家篇》）、西塞羅的《論共和國》、霍布斯的《利維坦》、哈林頓的《大洋國》、洛克的《政府論》……而據考察，弗格森是第一位以“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為書名的著作家，并在《市民社會史論》（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譯本譯為《文明社會史論》）中反復使用這一概念，更為關鍵的是其基本內涵已與政治社會、國家顯然不同。因而，要真正把握弗格森的啟蒙思想及其理論的原創性，最為核心的就是要緊緊抓住這一主題。

一、“civil society”范式：從“文明社會”到“市民社會”

在思想史上，“civil society”不僅是一個復雜、多義的概念，從英文的直譯上就有文明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等多重含義；而且還是一不斷流變的分析范式。歷史地看，主要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變遷：一是與自然狀態相區分的“文明社會”。與或是野蠻的、或是恐懼的、或是不便的“自然狀態”不同，“文明社會”最大的表征是有了“利維坦”式的國家、有了制定、裁決與執行公平正義的政府，因而在早期自然法與社會契約論者那里，“civil society”與“政治社會”是高度同一的。二是“civil society”與“國家”兩分。在這種意義上，“civil society”一般被翻譯為“市民社會”。三是“國家”、“市場”、“civil society”的三分。在這種界分上，“civil society”指的是一個既非政府又非市場的第三領域（the third sector），當前漢語界一般翻譯為“公民社會”，也有部分學者仍然使用“市民社會”這一概念術語。

長期以來，在“civil society”概念演變的第二階段上，即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相界分的方面，我們過分夸大了黑格爾的作用與貢獻，不同程度上忽視了之前許多思想家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所作的辨識與分析，尤其是忽視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弗格森在“civil society”范式從“文明社會”向“市民社會”意蘊轉變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黑格爾所說，“市民社會是在現代世界中形成的”①，“文明”、“文雅”肯定是“市民社會”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作為一種分析范式，“文明社會”的概念之中沒有與國家相界分的含義，文明社會往往囊括的是處于文明階段的整個社會，既包括國家也包括市民社會自身。弗格森深諳這一點，在著述中，他經常有意識地將“市民社會”與“文明社會”區分開來，在涉及后者的概念時，他經常使用“polite society”、“polished society”。

弗格森不僅在概念的表述上對“市民社會”與“文明社會”有明確的區分，而且歷史地揭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起源，尤其是兩者的先后關系，從而有力地界分了市民社會與國家。與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同胞一樣，弗格森堅決反對與拒斥社會契約論者對社會與國家的先驗建構，無論是霍布斯式的單邊契約、還是洛克式的雙邊契約，抑或盧梭式的多邊契約。在《市民社會史論》的開篇，他就直接明了地指出，契約論者所謂的自然狀態概念違反了經驗和歷史事實，只是一種“臆想”。在《道德哲學原理》中，弗格森還深刻指出“絕不會有任何先于人類社會的契約”，契約“皆在社會成立后出現”②。在弗格森看來，“各國偶然建立了一些機構，事實上，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人類設計的結果”③。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群體中，弗格森最為強調社會之自生自發與“無意識之后果”，他雖然沒有沿襲斯密的“四階段論”，但他的社會演進“三階段論”――“野蠻社會”（savage society）、“未開化社會”（barbarous society）與“文雅社會”（polished society）也完全是自然變遷的歷史過程，并被龔普洛維奇（Gumplowicz）譽為“第一部關于社會的自然史”④。“社會的自然史”的要義在于認為社會的演進的動力機制是生存模式、生產方式與財產關系的變遷，并將其視為社會上層建筑之基礎，這充分說明弗格森不是一般意義上考察社會史、文明史、政策和藝術的歷史，而是隱含著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分的問題意識于其中，即從歷史源頭上揭示市民社會自身的歷史，并從這一歷史中凸顯市民社會先于、外在于國家。

為實現與維護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真正界分，弗格森還對國家的權力與職能進行明確的界定。弗格森明確斷言，國家的職能主要為“國防，公正的分配，國家自保和國內繁榮”⑤，并極力反對國家對人口的增長、對財富的經驗管理等方面的人為干預。弗格森曾尖銳地諷刺與挖苦道：“在人類生活更富足的地方，政治家自以為是他通過獎賞婚姻，誘惑外國人前來居住，并把本國人困在本土，使人口得到了增長。殊不知他就像寓言故事里的蒼蠅，為能轉動輪子，推動馬車而沾沾自喜：其實，他只不過是伴隨著運動中的物體而已。他奮力撥槳，只不過加速急流；他奮力搖扇，只不過加快風速而已。”⑥在弗格森看來，當政客插手人口與財富的增長，他只能增添麻煩，增加抱怨的理由，其他無能為力。其實，這方面也無需他們有所作為，“大自然要求強者應公正無私；但除此之外，她沒有把保存她作品的重任托付給強者不切實際的計劃。政治家能為青春的火焰添加什么燃料呢？他只要不熄滅這團火焰，那么它的作用就有保證了。⑦這充分顯示出，弗格森對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地位充滿自信，斷然拒絕了國家所謂的倫理與道德的救濟。而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雖是一個獨立的領域，但并不是自足的領域，在倫理上它只有通過國家這一更高級的統一體來整合，才能避免毀滅。就此而論，后來者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不僅沒有超越其思想先驅弗格森，反而滑向了“國家高于市民社會”的國家主義泥潭。

二、人性倫理與市民社會的精神

在《公民社會的脆弱倫理觀》中，塞利格曼在論及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深刻地評論道：“在很大程度上，市民社會的發展觀念是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目的是要找到或者毋寧說是假定許多社會生活中日益感覺到的逐漸形成的矛盾的綜合。這些個人與社會、私人與公共、利己與利他間的對立，還有就是用理性還是情感來主導生活間的對立，事實上已經構成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基本要素。毫不奇怪，在今天，企圖回復到18世紀市民社會的觀念就是企圖重新承認那些私人和公共、個人和社會、利己和利他行為動力的綜合。”⑧對于市民社會之中這些復雜的“矛盾的綜合”，弗格森從人之復雜性、多樣性出發，不僅理順了個人與社會、私人與公共、利己與利他、理性與情感等的關系，而且有力闡揚了市民社會中自利、競爭、奮斗、協作等現代倫理精神，其獨到與創見堪與韋伯從“新教倫理”中揭示“資本主義精神”相媲美。

盧梭曾感嘆，“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于‘人’的知識”⑨。在啟蒙時代，有關市民社會中“人”的知識不僅非常欠缺而且相當混亂，甚至互相對立與排斥。比如：曼德維爾叫囂“私惡”即“公益”，把人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壞蛋；而哈奇森力主人人都有分辨善惡的“道德感”，都熱心于“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在人性問題上，弗格森沒有在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還是友愛仁慈、人性是善還是惡的兩極之間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而是深刻地洞察出人性之復雜、人性之多樣：“關于人類的每一個描述都是錯綜復雜的：至善之中仍有惡，至惡之中仍有善”⑩。“如果說人性中有某些品質將它與動物天性的其他任何方面區分開的話，那就是人性本身在不同的氣候下，不同的年代里會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多樣性”{11}。具體地說，在弗格森看來，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12}，也有“聯盟的天性”{13}，還有“爭斗和分歧的天性”{14}。

在《道德哲學原理》中，弗格森將“自我保存的天性”稱為“自我持存原則”，即認為“人自然會對一切有用于自身之物產生欲望”。由此出發，他認為人追求欲望與私利的激情是正當的，“這一激情可以在自我持存法則中得到理解，其本身就是這一法則的具體應用”{15}。不過，他反對將人的“欲望”、“私利”僅僅庸俗化為謀取物質性或生理需求方面的東西或者說利益。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對“利益”進行語義辨析，認為“利益”（interest）這個詞應被寬泛地理解為“某種一般的效用和能帶來幸福快樂的東西”{16}，而不能將其等同于物質利益本身。那么，為什么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經常被指責為是自私自利的呢？弗格森的辯護非常有意思，在他看來，自利常常被指責為自私，其過錯并不在于他們對自己關心的太多，而在于他們弄錯了要關切的東西。這種界分在弗格森的思想里甚為關鍵。也就是說，他并不反對人們對自我的關心，甚至不論程度如何，而他在意的是人們到底關心的東西是什么，僅僅是物質財富，還是諸如美德、榮譽、學識、智慧，等等，這是弗格森思想中較細致入微的方面。他反問道，為什么每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不認為一種好的理解力、一顆堅定的心、一個大度的胸懷是和胃或腭一樣是自身的組成部分，而且遠比他的財產或服裝重要？{17}

在肯定人之自我保存的天性基礎上，弗格森還充分認識到：人天然具有結盟或聯盟的天性，不論是漂泊不定還是安居樂業，不論是協調一致還是紛爭四起，人類總是成群結隊{18}。在《道德哲學原理》中，他將這樣一種天性稱之為“社會法則”，并反復強調“如果自我持存法則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普遍的，也不能證明社會法則是無效的。引力定律的一般趨勢是使物體彼此接近，就像社會法則的趨勢是使人們去實現公共的善，或避免公共的害”{19}。基于人之社會本性，弗格森道出了諸多為當今社群主義者所津津樂道、廣為傳誦的話語：“人天生是社會的一員，……是整體的一部分”{20}；“我們應從群體中去看人類，因為他們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個人的歷史只不過是作為人類所思所感的一個細枝末節而已”{21}。需強調的是，弗格森這里論及的只是人性的一個面相，我們不能據此以偏概全地將其劃到社群主義的陣營之中。

其實，較之于人之社會性，弗格森更為關注人之“爭斗和分歧的天性”，這也是他與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人性論上最大的不同。在弗格森眼里，人類不僅想和睦相處，而且也很喜歡對抗，兼有愛與憎兩種相對的感情。弗格森將這樣一種習性上升到人之本性的高度，其主要意圖在于強調市民社會中的人們應積極進取，應敢于競爭與冒險，應勇于奮斗與創造。為此，他非常煽情地進行鼓動：“人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不是安逸閑適的邀請，而是危險和困難的召喚；人類本身是出類拔萃的，決不是尋歡作樂的動物，也不是注定只會享受自然環境供他使用的東西。人就像狗和馬一樣，與其說喜歡所謂的享樂，不如說會按天性行事。處在安逸和富足中卻垂頭喪氣，遇到似乎要危及自身存在的警報時則精神振奮”{22}。弗格森還啟蒙民眾，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幸福是自己用雙手創造出來的，用他的話說，“在某種程度上，人不僅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而且還是自身軀體的創造者，并且自有人類以來，就注定要去創造，去奮斗”{23}。

三、市民社會的困境與出路

作為當時深邃的啟蒙思想家，弗格森不僅著力凸顯了市民社會相對于國家的基礎性地位，熱情謳歌了市民社會之自利、競爭、奮斗、協作等新風貌；而且在現代市民社會生發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般認為，在這一論題上，休謨最為樂觀，福布斯曾斷言：休謨對“風俗與道德的腐敗”、“分工的危害”均不以為然，“在休謨那里，也很難挖掘出‘異化’理論”{24}；即使是在公民人文主義方面極為著力的波考克看來，休謨沒有沉溺在對商業社會悲觀的習氣之中{25}。亞當?斯密的思想傾向較為復雜，學界爭論也比較多，但基本上都認為盡管其在《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中均對當時工商業的陰暗面如分工的異化、情感的異化等有所批判，但對自由競爭的商業文明基本上抱有積極樂觀的心態。而弗格森被認為立場最為悲觀，其對商業社會中分工的異化、德性的腐化、公共精神的缺失與政治奴役最為憂心忡忡。

第一，分工的異化。與傳統農業社會不同，以工商業為載體的現代市民社會有著精細化與多樣化的勞動分工。對于勞動分工，弗格森一方面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認為“商業的進步只不過是手工藝術的繼續分工”，并繪聲繪色地描述分工的功效：藝術家發現他越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任何工作中的一個特定部分，產品就會越完美，而且產量也會越多。制造商發現如果工人分工越細，個件上雇的工人越多，花銷就越少，獲利就越多。消費者同樣也要求每一種商品的做工會比那些雇來要一心多用的工人生產的商品更完美。{26}另一方面，他在專業化的分工中看到了很多問題：“在商業國家里，人們發現一個人只要扮演其中一個角色就夠了”，“藝術國家的成員除了本行以外，對人類事務一無所知”，“制造業最繁榮昌盛的地方的人們最不注重思考，而且不花氣力去想象，只是把車間看成是一臺由人做零部件的發動機”{27}。從這些簡短的話語中，我們能體悟到對于分工弗格森有這樣兩個層面的憂慮：一是，專業化的分工會導致普通勞動者的技能、知識、能力的單一性與片面性，從而導致人的單向度發展；二是專業化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地會強化職業分工，從而導致不同社會身份的固化。而后者是弗格森最為惋惜與痛恨的，譬如他對“政治家”與“公民―戰士”、“政治家”與“軍事家”之間的分工憤怒不已、耿耿于懷：“將造就公民的藝術和造就政治家的藝術區別開來，將制定政策和進行戰爭的藝術區別開來，無異于試圖分解人類性格、摧毀我們恰恰試圖改進的藝術。有了這種分工，我們事實上剝奪了保證自由民族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或者說我們為防御外敵入侵做好了準備。但是，這種防御可能導致篡權行為，而且國內也有成立軍政府的危險”{28}。

第二，財富與德性的腐化。在形而上的理論層面，弗格森也并不認為財富與德性是對立的，也充分肯定“商業包含了每一種可能營利的技巧，……是國家的偉大目標，人類研究的主要對象”{29}，甚至還反對將兩者對立的態度與政策，“一些關注公益事業的人們只想到人口的增長，財富的積累。另外一些人或許是擔心腐化墮落，只想到如何保持民族美德。人類社會對這兩者都負有重大責任。只是出于謬誤，人們把這兩者對立了起來”{30}。然而，弗格森又深感追求財富的欲望天然地具有腐蝕德性的傾向，它致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上而非德性上，“商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很容易就會走向腐化墮落，因為它們把財富看成是顯赫地位的基礎，而這種財富又不是靠個人的高尚和美德來維持的，還因為它們所關注的焦點是私利，認為私利是通向引人矚目的地位和榮譽的道路”{31}。在弗格森看來，這種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狂熱或者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他指出，“感官的需求是人類生活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如果把感官享樂看成是構成幸福的主體部分，這在思想上將是個錯誤，在行動上將是個更大的錯誤”{32}。

第三，公共精神的缺失與政治奴役。較之于古代社會，現代社會中人們日漸自由與獨立。對此，弗格森也認為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然而，他又敏感地意識到：當個體將自我作為生活的主軸、將“公事”委托給“公仆”后，很可能就會出現政治冷漠、政治參與淡薄、公共精神缺失，特別是當公民只有追求自我利益的“私心”而丟棄“公心”的話，政治奴役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我們一心只想著我們牲口的繁殖，因而我們就看不到牲畜棚和草原以外的東西了。我們忘了少數人往往能讓多數人成為自己的獵物。我們忘了對窮人而言沒有什么比富人的金庫更具有誘惑力了。我們忘了要為自由付出代價時，勝利者的沉重的利劍就會失衡，插入相反的秤盤”{33}。

那么如何走出商業社會中潛在的諸如此類的種種困境呢？與盧梭建構“公意”的共同體、馬克思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思路取向不同，在弗格森看來，要治療現代性的病，要摒棄那種在享受安逸和便利的生活條件中所沾染的“脂粉氣”，要改變那種將人異化為機器上的零部件的車間，必須回返到古典傳統中去，重拾勇敢、愛國、政治參與等古典公民美德。

盡管弗格森曾宣稱“聰明、勇敢、富于愛心構成了人類完美的天性”{34}，但如果要讓他將其所心儀的德目表排一下座次的話，“勇敢”無疑是第一位的。對勇敢、勇氣及其重要體現的奮斗、競爭、尚武精神的推崇，是他的德性倫理中最醒目之處。與前所述，弗格森認為這種德性根源于人之“爭斗與分歧的天性”，并由此展開了對這類德性一連串的贊歌：“社會的競爭和自由民的煽動是政治生活和人類的基本動力”、“競爭是點燃美德的火炬”{35}，“一個朝氣蓬勃的人的習慣是在與困難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享受安逸中形成的。洞察力和智慧是閱歷的結果，而不是在退隱和休閑中吸取的教訓”{36}。

在弗格森所推崇的德目表之中，“愛國”是又一重要美德。在弗格森看來，國民的幸福存在于他們對國家的熱愛之中，當共同體受到最大程度的熱愛，其成員的個人焦慮會得到減輕，其成員與公眾相關的才能也能得到發揮，“人的理智與心靈在履行社會義務和操持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可得到最好的培養”；因而，他認為每個人都應將國家看作是“全體國民的父親”，積極為其服務，以其利益為最高利益。{37}這樣的愛國情懷是典型的共同體主義的，是他人性觀的自然流露，他將人看做是“整體的一分子，一個組織或一部機器的一部分”{38}，并認為熱心追求整體的利益既是人們行為的最高目標，也是行為的崇高準則。對愛國德性之器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弗格森對市民社會之中人們公共精神缺失的強烈不滿，他經常譴責人們普遍對國家目標漠不關心、“沉迷于孤獨的消遣，或者培養出一種他們喜歡稱之為愛好的行當，諸如對園藝、建筑、繪畫或音樂的愛好”{39}，同時又“惟利是圖”和“見錢眼開”，逃避對國家的積極責任。

在弗格森的德性倫理話語中，政治參與不僅是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且也是公民的政治與道德義務，并被納入到德性規范之中。弗格森強調“參與”的德性，從根本上說，主要緣由有這樣兩點：一是對權力的不信任。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群體中，弗格森最推崇社會秩序的自生自發，激烈反對理性狂熱與政治干預。他告誡人們：“政治制度也容不得輕信。盡管它們看上去不為人們的意志所左右，也無須接受人們的仲裁，但是，我們仍然不能依賴它們來保存自由。”二是與他的積極自由觀緊密相關：“自由是每個人都必須隨時自我維護的權利”、“人們是否有資格享有這一福祉只是取決于能否使他們理解自己的權利，能否使他們尊重人類的正當的權利要求；取決于他們本身是否愿意承擔管理國家和國防的重任，是否愿意投身于自由人的事業，而不耽于怠惰或者耽于用屈從和恐懼換取安全感的虛妄的希望。”基于此，他反復告誡人們不要淪落為陶工手中的泥土由君主來塑造。{40}弗格森對政治參與的濃郁情結，無論是前人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里，還是后來者阿倫特都望塵莫及。

四、結 語

弗格森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在道德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方面都有獨到的建樹，并在歐洲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然而長期以來，對其理論面相的解讀卻是復雜多樣甚至相互抵牾，譬如：哈耶克因推崇其“無意識后果說”與自生自發的秩序觀，將其定位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當代復興中，弗格森被看做是公民人文主義傳統中“最馬基雅維里主義”、“最后一位新羅馬主義者”{41}；而弗格森對古典公民美德與政治參與的“懷舊”，使他又常常被劃入社群主義的理論陣營。誠然，在一些深具原創性的思想大家們那里，思想面相常常是復雜而多維的，但如果呈現出極其矛盾之時，那就需要去反思是否存在問題。具體到弗格森而言，筆者認為無論在理解方式上還是對思想本身的解讀上都存在著一些問題：對于前者，那些試圖將其或置于自由主義或納入共和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下的研究方式雖然很時髦但很有問題，因為在弗格森所生活的18世紀，這些“主義”譜系根本未成形，用它們來界定弗格森的思想顯然是不當的。對于后者，筆者認為當下對弗格森啟蒙思想的挖掘還不夠深入，在闡釋方面相當片面，甚至有片面取己所需的問題，哈耶克這樣，麥金太爾亦然。而其中最為要害的問題是沒有抓住弗格森啟蒙思想的核心關切，即對市民社會的啟蒙及其現代性反思。如果充分洞悉其對市民社會的深層關懷，弗格森的思想取向不僅不存在所謂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社群主義的理論張力乃至矛盾，反而是一嚴密的思想體系：從人性之“自我保存的天性”出發，勢必訴諸有助于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的市場機制，勢必認同“私利較之國家的精心安排更能保護商業和繁榮”{42}；從人性之“聯盟的天性”出發，勢必認為人是社會的一分子，勢必告誡人們不能只有“私心”還應有“公心”；從人性之“爭斗和分歧的天性”出發，勢必提醒人們勇敢、奮斗、積極參與的古典美德不可丟棄。由此更進一步地推而論之，人性是多樣的、人的需要是多元的，財富、自由、德性等對于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只論及某一方面，我們就或多或少偏離了人性本身，也就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民社會本身。

在現實層面，弗格森的問題意識與倫理關懷，對于當下我們積極培育公民社會亦具有很大的啟迪與警示價值。正如馬克思所刻畫的，在現代社會中，人有“公人”與“私人”這兩種不同面相”{43}，由于人們較為關注自我利益與私人生活，公民的公共角色不可避免地呈現為“消極公民”、“半公民”的態勢，政治參與的范圍往往就僅限于定期選舉，有的甚至連“投票人”的角色都不愿擔當，以致現代西方社會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公民“私人化”的癥狀。由此觀之，弗格森對愛國情懷、政治參與的積極強調是現代市民社會中日益嚴重的政治冷漠的很好解毒劑。基于此，最近有的學者撰文指出：“弗格森的警告發人深省：自由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民族精神的萎靡。而每一種體制的存續都有賴于個人活力，一個國家往往由于國民的邪惡而衰亡。精神萎靡可能導致的政治奴役，是最值得戒備的一種文明病。弗格森闡揚自由的德性，預言商業時代私人自由的擴張可能導致斷送自由的公共性危機，體現了啟蒙思想家深刻的憂患意識”{44}。

注 釋：

①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97頁。

②{15}{19}{37}弗格森：《道德哲學原理》，孫飛宇、田耕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頁，第41頁，第41-44頁，第141頁。

③{16}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9，pp.20.

④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3頁。

⑤⑥⑦⑩{11}{12}{13}{14}{17}{18}{20}{21}{22}{23}{26}{27}{28}{29}{30}{31}{32}{33}{34}{35}{36}{38}{39}{40}{42}弗格森：《文明社會史論》，林本椿、王紹祥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1頁，第160頁，第157頁，第180頁，第11頁，第11頁，第17頁，第21頁，第14頁，第17頁，第62-62頁，第4頁，第49頁，第7頁，第199-200頁，第201頁，第254頁，第61頁，第162頁，第281頁，第47頁，第162頁，第261頁，第67頁，第282頁，第63頁，第62頁，第293-294頁，第160頁。

⑧布賴恩?特納：《公民身份與社會理論》，郭忠華、蔣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167頁。

⑨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62頁。

{24}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308.

{25}J. G. A.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497.

{41}Fania Oz-Salzberger：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Alexander Broadie（ed.），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93.

夢想的詩歌范文第5篇

停下腳步

因為我已留連太久

這次，我想眺望遠方

一味地注視你

我的眼已模糊疲倦

我心靈的翅膀

想輕盈地飛向那夢中的地方

她將載著我

漫游于高山河流之上

與清風白云相逐

和日月星辰游戲

我們會笑得溢出淚來

那淚水將把我的渾濁擦亮

//

你看

彩虹之橋已搭好

迷霧已被驅散

光明的大道延伸向前方

行囊就在肩上————

這次，我真的要離開了

再見了，親愛的

不要用你的眼睛和微笑挽留

你屬于這里我卻必須遠航

讓我再棄掉一些不舍

再對你道聲“珍重”

頃刻，我就要啟航

倘若我忍不住回頭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