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財政職能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財政職能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本文對增值稅轉型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當前可以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和對中小企業減稅，來進一步擴大內需。

關鍵詞:金融危機稅收政策減稅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各國相繼出臺了各自的經濟刺激方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我國政府也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中，稅收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稅收政策調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各項經濟指標出現了回落，這是本輪稅收政策調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機的蔓延，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增速放緩，出口下滑，市場流動性趨緊壓力激增，政策取向開始大幅調整，并定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我國經濟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經濟復蘇之路依然漫長從2009年的各項宏觀數據來看，宏觀經濟還處于艱難復蘇初期：盡管國家對相關行業多次出臺出口退稅政策，出口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大量的貸款投放并沒有使微觀經濟快速復蘇，實體經濟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企業的生產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機過后，資產大幅縮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勢難言樂觀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快速增長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經濟增速明顯減緩，盡管出口結構升級和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外部需求變化對出口的影響，但是較高的出口依存度將使我國經濟在歐美消費持續疲軟的情況下難以獨善其身。

（三）通脹預期不斷增強未來一段時間內，通貨膨脹形勢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存在強烈的通脹預期，將給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提出嚴峻挑戰。

二、稅收政策調整的效應分析

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財稅政策來提升市場信心、擴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

比如，兩次大幅度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和暫時免征存款利息稅、個人證券賬戶資金免征利息稅、抗震救災及支持災后重建系列稅收政策等。這些惠民生的舉措，受到老百姓熱情贊許。而在稅收政策調整中，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增值稅改革和大范圍調高出口退稅率方面。

（一）增值稅轉型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明顯2008年11月初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稅轉型方案，這是我國歷史上較大的一次減稅行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明顯。

基于宏觀層面的視角，此次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推動產業升級和轉型，有利于消除重復征稅和行業因資本有機構成差異造成的稅負失衡，有利于降低資本有效稅負，促進研發投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在出臺時機上，在經濟總體趨緊的情況下出臺這項改革避免了投資過熱風險，也有利于提高我國企業抗風險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基于微觀層面的視角，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將減輕企業稅負，降低投資成本，增加企業盈利，有利于鼓勵企業增加投資，尤其是機器設備投資比重較高、資產耗損較快、投資回報率較低的行業受益較大。轉型后的增值稅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更新，將對投資產生明顯的導向作用，而且會使企業的投資周期明顯縮短。同時，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統一調低至3%，也有利于減輕中小企業稅收負擔。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轉型將刺激企業增加投資，會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影響，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應防止實物資本投入對人力資本的過度替代，以免對就業產生消極影響。

（二）出口退稅率提高是把“雙刃劍”

從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為穩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稅率，將綜合出口退稅率由12.4%提高到13.5%。長期以來，擴大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近年來出口退稅政策的不斷調整，對于優化出口結構，抑制外貿出口過快增長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從長遠看，出口退稅率的適當上調雖然對減輕國內就業壓力具有積極意義，但目前對于出口企業的實際影響不大。當前最主要的壓力還是整體的需求在下降，這并不是靠出口退稅就能解決的。以鋼鐵業為例，目前北美、歐盟等地區部分制造業的開工率還不到60%，因而對鋼材需求并不高。對企業而言，退稅政策只能惠及一時，長遠來看，最發愁的仍然是訂單。

而實際上，提高出口退稅率也是一把“雙刃劍”。出口退稅率上調后，外國采購商必然相應降低產品報價，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稅補貼了外商，出口企業的收益反而會小于外商采購商。同時，上調出口退稅率，有可能引發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出臺外貿政策尤其要謹慎和小心。對于政府而言，應抓住時機對稅收政策調整做出理性選擇。應借此機會推進出口稅收支持政策的轉型，按照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的要求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結合企業所得稅改革，取消針對外商投資舉辦出口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將其納入出口結構優化的調控范圍，消除由此引發的國際貿易爭端。

三、對金融危機下我國稅收政策再調整的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美國、歐盟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并伴隨著通貨膨脹的預期，對全球未來幾年的經濟前景形成了深遠的影響。在外需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要想保持可持續增長，必須要拉動內需和增強企業的活力。未來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國經濟“滑坡”和防止通貨膨脹之間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我們認為，在稅收政策上應更多地發揮減稅的作用，同時加大財政對改善民生、自主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個人所得稅改革目前中國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內需也不足，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偏低。

如果要彌補外需不足帶來的影響，必須要提高內需。光靠投資，持續性不足，故只有擴大居民消費，才是長久之策。而居民消費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置于結構調整的首要位置，凸顯出國家解決目前投資與消費失衡這一問題的決心。目前我國財富過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這勢必影響民間的投資與消費。因此，“還富于民”將是未來政府必須要著力解決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由于當前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較低、稅率較高，加上實行分類所得課稅模式，使得個人所得稅的稅負基本上落在廣大工薪階層的身上。因此，改革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提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將分類所得課稅模式改為綜合所得課稅與分類所得課稅相結合的征稅模式等措施，將對刺激居民消費產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業稅負目前，我國各類中小企業已占我國企業總數的99.8%，其工業產值、實現利稅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60%、40%和60%左右。從就業方面而論，近年來，我國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業機會來自中小企業。

①長期以來，中小企業是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把錢留給它們去投資是最理想的。遺憾的是，中小企業長期存在融資難、稅負重的問題，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已在危機中倒閉。如果能給他們大幅減負，相當于為其提供了一筆難得的融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將是顯著的。然而，政府實施的5500億減稅方案，中小企業真正從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給中小企業減負，會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政府應該多給中小企業免稅，這將會明顯拉動就業的增長、促進經濟的發展。當然，減稅就是減收，在支出不變的情況下會擴大赤字。考慮到目前政府擁有良好的財政狀況和良好信譽，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并且發行成本很低。由政府發債來給中小企業減負，實際上是引導資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時中小企業的存活與發展會擴大稅源。這對于優化當前偏重重化工業、嚴重依賴投資的經濟結構和提升就業有“一石二鳥”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計金標《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稅收政策調整分析》《，財政與稅收》2009年第3期。

（2）安體富、林魯寧《宏觀稅務實證分析與稅收政策取向》，《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5期。

財政職能論文范文第2篇

橋梁的修建可分為官修、官督民修與民修三種方式，但不同時期各有側重。明代前期，官府主修橋梁，費用來源于地方稅收。明代中后期及其以后，地方財政出現了危機，便與民間合修橋梁。晚晴以后，紳商一體，基層社會自治，商會組織承擔修建橋梁的任務。

【關鍵詞】

明清橋梁；修建方式；紳商一體；基層自治；商會組織

近些年來，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橋梁的相關問題。明清橋梁社會史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論文，但大都依附于地方公共事業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橋梁的修建方式、資金來源等方面。

官府主修橋梁的方面，張艷芳在《明代交通設施管理研究》中分析了明代官府組織力量修葺那些處于驛路干線的橋梁，許多重要的橋梁還要鄰近府縣的配合才可完成。同時，修建橋梁都要經過上級主管官員的批準。官修橋梁的費用來源于政府出資和官員捐修，維護橋梁的費用來源于地方政府的征斂和收稅。另外，衛所官兵也承擔橋梁的修建、捐修以及管理等任務。吳小鳳在《明代廣西交通建設述略》中介紹了明代廣西的水陸交通得到很大的發展，地方官府十分注重橋梁的建設，修造了許多跨越大江大河的橋梁，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于寶航在《明代路橋修造的組織管理與資金來源》中強調了橋梁修建的主體廣泛，皇帝、皇后、尚書、知府、縣丞等都參與其中，而國家制度明確規定地方官員負責橋梁的修造，官員修橋大都是出于職責或是仁政的思想，路橋修造的費用分成公帑、自捐、攤派等三類，而攤派就是官府采取命令的手段，強迫百姓出資修建橋梁，官府的主導力量很是強大。

官督民修橋梁的方面，鄭振滿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中指出，明代中葉以后，福建的地方政府出現了財政危機，政府的職能趨于萎縮，便逐漸把修造橋梁等公共事業移交給當地的鄉族集團。王日根在《論明清時期福建民辦社會事業的發展》中認為，明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常常因財政困難而慢慢減少了相應的開支，把興辦橋梁等公共事業的費用推給了義田，義田多是由民間捐助，地方政府對社會基層的管理趨于間接化。

張俊在《清代兩湖地區的橋梁與渡口》中論述了清代民間修建津梁占了主導地位，而紳士和耆民則處于中心地位。民修畢竟是個人行為，需要捐資者的族人、后裔長久地維護。官府仍然起著重要的監督、管理作用，與民修構成了互補性的維修體系。程森在《生態、交通與縣際紛爭――以清代漳河草橋的修造為中心》中注意了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協調關系，清代漳河草橋的修造是由民間出資的，而官府則是負責管理督修。徐建青在《清前期的公共事業經費》中提及，清代前期民間捐修橋梁的數量增多，民間捐資者主要有商人、士紳、寺僧、家族等。政府非常鼓勵此種“善舉”，并給予獎勵。橋梁的經費來源：動用官帑，民間捐輸。衷海燕在《清代江西的鄉紳、望族與地方社會――新城縣中田鎮的個案研究》中突出了清代中田鎮鄉紳、望族與地方社會的密切聯系，鄉紳、望族通過修建橋梁等，達到控制地方社會的目的。

民間主修橋梁方面，鄭振滿在《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研究》中闡述了清代后期福建修建橋梁的經費來自厘金，許多商人成為了紳士，促成了紳商一體化，從而推動了基層社會的自治化進程。張仲禮在《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中探究了19世紀中國紳士的重要地位，以后，紳士與政府的關系疏遠起來，政府的職責由紳士取而代之。張研等《19世紀中期中國雙重統治格局的演變》以安徽基層社會為視角，19世紀中期及其以后，安徽的基層社會發生轉變，上層政權的力量減弱，基層社會組織的力量大大增強，雙重統治格局逐漸演變為基層社會的“單一統治”。王景龍在《晚晴時期湖南慈善事業研究（1840―1911）》中了探討了湖南的善堂、善會修建橋梁的責任。早期的善堂、善會是官辦性質的，前后，士紳承擔了主要的責任，他們興辦善會，并進行相關的管理工作。仲兆宏在《晚晴常州宗族與社會事業》中指出，宗族士紳們主持、出資或募集資金修建地方橋梁，承擔了地方官員的某些職能。晚晴常州掌控地方社會，實行地方自治，公共事業由紳辦轉為商會，商會的地位越來越突出。

綜上所述，明代前期，修建橋梁以官修為主，并委派專職人員進行維護管理，所需費用來源于地方政府的稅收。衛所官兵在橋梁的修建、捐修以及管理等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明代中后期及其以后，地方財政出現了危機，便把修建橋梁等公共事務漸漸移交給了民間，設置了義田，商人和士紳的地位有了大大的提高。

清代以后，商人、紳士、家族捐修橋梁的數量越來越多，民間修建橋梁已經取得了主導地位。而官府仍在發揮著重要的監督、管理的作用。晚晴以后，許多商人獲得了紳士的身份，紳商成為了一體，逐漸脫離了上層政權的控制，實現了基層社會的自治化。官辦性質的善堂、善會被士紳興辦的善會所取代，新興的商會承擔起了創辦公共事業的任務。

【參考文獻】

[1]張艷芳.明代交通設施管理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吳小鳳.明代廣西交通建設述略[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3]于寶航.明代路橋修造的組織管理與資金來源[J].大連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4]鄭振滿.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J].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王日根.論明清時期福建民辦社會事業的發展[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3期

[6]張俊.清代兩湖地區的橋梁與渡口[D].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7]程森.生態、交通與縣際紛爭――以清代漳河草橋的修造為中心[J].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8]徐建青.清前期的公共事業經費[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4期

[9]衷海燕.清代江西的鄉紳、望族與地方社會――新城縣中田鎮的個案研究[J].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0]鄭振滿.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研究[J].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1]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12]張研等.19世紀中期中國雙重統治格局的演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財政職能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可見，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社會公正基本理念和規則，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2]趙艷芹，等.論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 農業經濟，2006，5.

[3]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與消費水平相關性分析[J]. 農業經濟，2004，7.

財政職能論文范文第4篇

保險畢業論文

保險畢業論文

財產保險是一種社會的經濟補償制度。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客觀基礎，一是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物質產品的豐富，社會財富的積累，有大量的剩余產品可保。如果社會產品只能維持人類最低限度的生活，人們兩手空空，一無所有，也就談不到財產保險。二是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觀存在，即有險可保。如房屋被大火焚毀，船舶遇風浪沉沒，汽車行駛中發生碰撞、傾復，地震、洪水等破壞性災害使億萬財富在頃刻之間損毀殆盡等。盡管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防災消害的能力不斷提高，但災害事故是無法絕對避免的。這不僅直接影響人們經濟生活的穩定，而且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將產生嚴重的影響。此外，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又會不斷增加新的危險因素。因此，為了保障社會生產過程不間斷地持續進行，保障社會物質財富的安全以及一旦受損及時得到恢復彌補，也就產生了對財產保險的需要。財產保險通過社會經濟互助方式，用分散繳納保險費的辦法來建立保險基金，專門用來補償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以及社會生活中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所致的經濟損失，從經濟上解決人們對財產在遭受意外損失后的補償問題，從而起到保障生產和安定生活的作用。

財產保險的職能和作用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一般而言，職能是事物本質的體現，而作用是職能履行過程中的具體效果。財產保險具有積聚資金組織補償、防災防損等多種職能。但其基本職能就是用分散危險、分攤損失的方法，建立集中的保險基金，補償因自然災害、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簡言之，即籌集保險基金，組織經濟補償。籌集保險基金和組織經濟補償是財產保險內在機制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如單言籌集資金的職能，則儲蓄也有此職能，單言經濟補償職能，則財政、民政也有此職能。財產保險的特色是用建立保險基金的辦法來組織經濟補償的，籌集保險基金是經濟補償的手段和條件。沒有保險基金的籌集，就無法進行經濟補償，而經濟補償是財產保險的目的和效果，兩者相依相存，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這正體現了財產保險的本質

財產保險的基本職能既然是籌集保險基金，組織經濟補償。那么，在補償損失這點上，社會主義財產保險和醬主義財產保險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但是從經濟補償這一基點所引伸出來的財產保險的作用，則因社會制度、生產關系、經濟結構等不同而有所差別。1982年2月11日國務院國發（1982）27號批轉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國內保險業務恢復情況和今后發展意見的報告》的通知中指出“積極開展保險業務，逐步建立我國的經濟補償制度，對于保障企業正常生產和經營，安定人民生活，減少社會財富損失，都是有利的……是國民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這就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財產保險的作用。社會主義生產是有計劃指導、按比例協調發展的，各部門、各經濟單位之間有著有機的聯系。一個部門、一個單位遭災，不僅會造成局部的生產停頓，而且會造成連鎖反應，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順利完成。通過財產保險對損失的及時補償，能保證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領域的正常運轉，保障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我國實行以國營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經濟制度，無論國營、集體還是個體經濟，生產和經營都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由于災害事故的客觀存在，一旦遭受損失，不但生產經營不能及時恢復，而且對作為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稅金的上繳，銀行信貸資金的償還，職工工資獎金的發放，經濟合同的履生等都會帶來影響。通過財產保險，以支出較少的保險費而求得較大的經濟保障，能使企業的經濟核算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從而保證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性，通過財產保險，保險公司可以經常研究危險發生的可能性，總結和研究損失發生的原因，協助投保單位搞好防災防損，消除發生事故的隱患，從而減少損失，預防和盡可能減少災害事故的發生。通過財產保險，不斷積累雄厚的保險基金，在未作償付款之前可將其提供給國家用于信貸、用于投資，以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通過辦理涉外財產保險，還能為國家創造外匯資金來源，與國際保險市場建立聯系，分散危險、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交往的發展。

財政職能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行政成本,基層政府,政府行政管理

行政成本不僅是現代政府管理理論中的重要組成成分，在公共管理理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以來，行政成本都是一個綜合性和復雜性很高的問題，是我國政府和廣大人民關注的重點問題。近年來，我國對行政成本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了深化改革、謀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實行政府機構體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概念界定

1.1 基層政府。從實踐角度出發，基層政府指的是由縣市區及鄉鎮黨委、政協、政府、人大、武裝等五部分組成的行政體系[1]。

1.2 基層行政成本。在本文的開始就向大家介紹了什么是行政成本，而基層行政成本就是指基層行政體系及人員在工作和管理中所產生的行政成本。基層政府行政成本主要是由于向管轄區供應公共物品而產生的，也包括政府活動所消耗的資源和費用，以及政府行為造成的機會成本等。

二、基層政府行政成本的影響因素

基層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其影響因素眾多，總結起來可分為兩大類：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是基層政府在行政成本控制過程中無法控制的那些因素，如政策因素、轄區公眾素質、市場環境、自然環境等。因為外部因素是無法掌控的，所以本文將著重對影響基層政府行政成本的內部因素進行分析。

2.1 基層政府職能。一個組織機構的管理模式、組織形式、組織結構和規模等都會對其工作運行成本產生影響，基層政府也是如此。基層政府的職能就決定了這些元素對行政成本的影響。政府職能指的是在社會和國家管理中政府所起到的功能和承擔的職責，這些功能和職責都是應社會需求而產生的，包括社會職能、經濟職能和政治職能等[2]。

2.2 組織管理體制對行政成本的影響。只有通過政府機構才能讓基層政府的職能得以發揮。政府組織是一個統一的組織體系，包括的機構有：監督反饋機構、情報信息機構、咨詢參謀機構、職能機構和領導機構等。基層政府機構設置的多少以及機構間工作的協調性都會直接影響到其工作效率和行政成本[3]。

2.3 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基層政府機構的職能和工作都是由政府行政工作人員來完成的。所以工作人員的身體素質、知識水平、辦事效率和政治素養等都會對基層政府職能的實現和基層行政成本有直接影響。因此，政府在擴大公務員隊伍和培養公務員時一定要注重人員的素質，這樣才能提升政府的辦事效率并且節約基層行政成本。

三、解決措施

在對基層政府行政成本的節約上，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等三個角度來進行問題解決[4]。本文將從中觀角度，針對基層政府行政機構的制度、職能和人員管理等方面，提出三項解決方案。

3.1 轉變政府職能

3.1.1 行政機構改革。現代社會中基層政府的責任和職能的執行是維護基層穩定重要保障，基層政府只有具有充足的權威才能在職能履行中發揮其維護穩定秩序作用。碩士論文各個部門需要統一協作，而不能各行其是，這樣才能保證基層政府的權威性和工作的高效性。在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既要考慮滿足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職能的需求，又要使部門的成本降到最低。簡化機構設置，培養能干、精干的行政工作人員，這樣才能既降低行政支出成本，又避免降低辦事效率。對行政機構進行改革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對基層政府行政機構進行重組，二是對基層政府行政機構進行優化。

3.1.2 建立以制度為核心的政府。政府依法行使職能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中心原則。在政府機構變革中，應從權力行政向制度行政方向轉變，以制度來實現對公眾行為的引導，而非從前的使用行政權力強行干預公眾行為。在政府的制度建設中，要通過健全制度、法律、法規等來實現政府機構責任的劃分和職能的革新編制。通過對基層政府行政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制約政府濫用行政職權的現象，大大限制了在行政上的自由決定權。并且，制度的建立也要在崗位間進行，合理的制度能夠起到相互監督的作用，避免行政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現象發生，使得行政行為的隨意性降低，同時使得行政成本最小化[5]。

3.1.3 建立服務型政府。現代化的政府應該是服務型的政府，能夠為公眾提供高效、公正、優質的行政服務。

3.1.4 公開行政。我國現階段在行政上已經實行了公示制度，但是如何能夠擴大行政公開范圍、增強行政透明度，仍然是行政公開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所面臨的重要挑戰。行政公開指的是基層行政部門對各項有效信息的充分公開，既包括收支計劃的詳細內容，也包括在服務方面的收支明細報表。通過行政公開機制，可以形成一個高效的監督體系，有益于行政成本的降低。與此同時，在公共財政方面，要大力推行財政決定權的民主化，不能讓少數幾個人完全掌握財政支出權力。加大財政信息和政府政策信息的公開，這樣不僅有助于基層政府行政資源的管理，更能增強公眾對基層政府的信任[6]。

3.2 績效評估，競爭上崗。在行政部門職位競聘方面，要在一定程度上轉變“官本位”和“鐵飯碗”思想，在競爭機制基礎上實行領導職位的競聘。在競聘過程中既要考量候選人的群眾基礎和工作能力，又要考量其領導和下屬對他的信任程度[7]。在競聘制度中應引入政績考核制度。企業的績效是通過消費者反饋信息、市場占有率和產品品質等來進行考核的。而對于基層政府的行政而言，主要通過兩方面進行考核：橫向和縱向。從行政人員的群眾工作、工作效率、工作效果、工作能力以及上下級和群眾對其的工作能力和滿意程度等方面進行評價考核。

3.3 削減行政層級。政府機構的扁平化是有助于企業管理的，這種公共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工作效率。可適當擴大市的管轄范圍，提升城市功能，進而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推行“中、省、縣”三級政府模式，實行縣管縣（市、區）財政體制，地級市視作縣級管理，并實行分稅制度原則，促進區域經濟和諧發展。除此之外，還可以建立稅務改革機制，以減輕基層政府行政負擔。

四、總結

隨著我國現代化和法制化發展，我國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學化也逐步發展起來。行政成本的控制不僅需要制度和機構的改革，還需要將資本控制引入到行政管理中來，以實現以最低成本來完成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服務工作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劉娟.縣級政府行政成本研究[D].西南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