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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臨床營養治療;成本分析;藥物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R5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374 (2010)12-0074-02
藥物經濟學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通過藥物經濟學研究,比較不同治療方法的成本,效果優劣,揭示特定疾病,特定人群的最佳治療方案選擇和治療步驟,是制定臨床標準治療程序的重要參考。例如1975年,Neuhauser所做的一項關于篩選結腸癌的方案,就推薦了合理的便檢試驗次數應該在5次而非之前推薦的6次。
在2007年由王梅撰寫的 《臨床營養治療的衛生經濟學研究的現狀和問題》一文中,2001年國內腸內、腸外營養藥品
費用的比例為1U30,而國外同期的的ENUPN費用比例為
8U2,兩者存在明顯差異。因此,通過引入臨床營養領域的藥物經濟學評價,能夠促進臨床營養治療的合理使用。而在目前的臨床營養治療成本的測量中,幾乎都沒有給出具體的測量方法、測量項目等。而在藥物經濟學的研究中,只有進行合理的成本測量,其研究結果才能客觀的反映事實。因此,本文將主要通過成本的測量和分析為提高臨床營養應用的合理性提供依據。
一、成本的概念
針對疾病來說,某項疾病的治療成本,是指從疾病治療措施出發,不僅包括治療某項疾病時使用的藥品的費用,還包括檢查、手術、護理、理療等多方面的成本消耗。這樣計算出來的成本才能夠反映真正的臨床治療成本。
二、臨床營養中的成本類型
按照藥物經濟學中對于成本的分類,臨床營養治療中的成本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治療成本
即在臨床營養治療中消耗的醫療資源的成本,包括藥品的費用、相關的醫療輔助用品費用、檢測費用、護理費用、床位費等,該部分成本還應包括營養治療過程的不良反應及并發癥的費用。
(二)無形成本
即治療措施會給患者帶來的痛苦,不滿意等。例如在進行鼻腸管進行營養喂養時,在治療期間往往會給患者帶來痛苦,但該部分的成本往往很難衡量。
三、臨床營養中的成本的測量
由于臨床營養治療主要是由醫療服務提供方進行的,而且從臨床營養數據的搜集來說也更易操作。因此,本文中的臨床營養治療成本主要是從醫療服務的提供方角度進行測量的,歸納來說,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營養藥品的成本及相關醫療輔助用品的采購成本
由于地區,消費水平的差異,各個醫院的相關采購成本不盡相同,數據也難以獲得,所以,這部分的采購成本可以以藥品及輔助用品的市場平均價格進行替代,同時也更具有參考價值。如國內不同病種PN治療的日均藥品費用范圍為273.33~692.86元,EN對應的日均藥品費用為113.81~381.4元。而對于相關的醫療的輔助用品的費用衡量國內研究大多沒有提及,這部分費用主要是指與藥品搭配使用的各種醫療器械,如腸內營養治療時使用的鼻胃管、輸液泵與輸液增溫器等。通過調查了解,目前市售的鼻胃管價格主要在158~198元之間,空腸造口管價格在580~890元之間。而這部分的醫療輔助用品的成本在國內目前的大多成本研究中并未反應,從成本的測量和比較來看,有欠合理。
(二)營養治療的服務費用
在營養治療的過程中,不僅涉及到醫生對于患者營養治療的診療費,如營養手術治療費,還包括藥師對于營養藥品的藥事服務費、護士的護理費用、住院病床費用的服務費用。國外Pichand C等對TPN不同輸注方式的隨機對照研究表明:三腔袋隔膜袋組的平均費用為98.8±4.5瑞士法郎,全合一為148±0.7瑞士法郎,單瓶串輸為119.05±20.85瑞士法郎.其中全合一主要是增加了藥師配制的藥事服務費,單憑串輸主要是增加了護士的護理費用。國內王梅、劉洋對胃癌術后患者的營養治療成本的測量中也涉及了相關的治療服務費用,主要是測量了營養的手術治療費,其中EN組日均費用為10.96元,PN組為9.36元。因此,在今后的營養治療費用中應逐步納入該部分費用的測量。
(三)治療過程中不良反應的費用
對于營養治療成本中的不良反應,在臨床營養治療的文獻中主要提及不良反應和并發癥的發生率,對于不良反應和并發癥的治療費用的文獻并不多,國內陳強譜等在20例腹部手術病人的隨機對照研究中報道了EN組2例并發癥的治療費用為48.6元/日,明顯低于PN組2例并發癥的治療費用280.4元/日。如內鏡下經皮胃造口進行腸內營養給藥時,就容易發生傷口感染,胃造口不愈等并發癥,而且這些并發癥在臨床治療中也十分常見,但是這些并發癥所發生的費用,在臨床營養治療的成本的測算中是被忽視的。
(四)成本的貼現
根據Mushkin在其1962年的論文《把健康作為一項投資》中的思想,可以把醫療產品和服務的消費作為一種健康投資,而其投入的成本可以計算為一定的貨幣量。營養不良是一種長期的慢性疾病,相對應的營養治療也是一種長期投資的行為,這些投入的成本以貨幣來衡量同樣具有時間價值,因此要考慮貼現率,同時在測定未來的結果和成本應使用同樣的貼現率,并對貼現率應進行敏感度分析。推薦的貼現率各國目前尚不統一,在各國的藥物經濟學評價指南中,貼現率變動一般在在3%~6%之間。
四、結語
國內臨床營養治療的成本分析多數只是在臨床研究中附帶了部分的成本測算,主要是從醫療服務的提供方角度進行衡量的,并且成本測算也僅僅局限于營養藥品費用,少數涉及營養治療的服務費用和相關不良反應及并發癥的費用。同時,大多數文獻均缺少治療成本的細目說明及其相應的結構分析和成本的貼現計算。因此,在缺乏治療成本測算細目及其結構分析,貼現考慮下,即使是針對同種疾病,在進行相關的藥物經濟學評價中,也難以進行較為客觀的比較。對目前的臨床營養治療進行客觀的成本測量,我們必須給定具體的測量細目和結構,全面考察臨床營養治療中的成本,同時引入貼現率將成本回歸到同一個時間點進行考察,這樣的結果才具有可比性,對于從經濟性角度上促進臨床營養的合理利用才有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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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各大醫院紛紛按照統一的成本管理辦法組織開展成本核算工作,努力實現成本最優化目標。某院從2009 年起開展全成本核算工作,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和經驗,本文以某院為例就醫院成本分析方法做簡要介紹,為醫院從事財務和管理工作的管理者提供參考,旨在降低醫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關鍵詞 :成本核算;成本分析;成本控制
自新會計制度實施以來對醫院成本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院不只是對各科室成本進行經濟核算,還要對全院成本費用進行科學系統的分析,提出降低成本的建議和對于醫院管理、經營決策有價值的結論。某院為一家二級甲等綜合性醫院,2009 年成為本省第一批醫院成本核算試點單位,啟用專業的成本核算軟件,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和經驗。本文以該院為例就醫院成本分析方法做簡要介紹,為醫院從事財務和管理工作的管理者提供參考,旨在降低醫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一、醫院成本的分類和歸集
該院根據科室業務性質及自身管理特點將核算單元分為直接醫療類科室、醫療技術類科室、醫療輔助類科室、管理服務類科室。按收益模式將核算單元分為:收益中心,指自身產生收入的科室,如臨床診療科室、門診診療科室等;半收益中心,指醫療技術類、藥品類科室;成本中心,指自身不產生收入的科室,如后勤保障部門、院辦、財務科等管理類科室。將醫院成本按費用要素分類為辦公費、業務費、工資和津貼、社會保障費、其他人員工資、績效工資、低值易耗品、專屬衛生材料、藥品費、其他材料、一般衛生材料、修繕費、折舊費、其他費用共十四大類;按費用分配方式將醫院成本分為全院分攤支出、科室公用支出、個人直接支出;按照控制性態將醫院成本分為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等等。先將各核算單元的成本費用進行歸集,能夠直接計入成本的直接計入,不能直接計入的如公用的水、電等按照一定的分攤方法分配計入,形成各核算單元的直接成本。再依次對醫療技術類科室、醫療輔助類科室、管理服務類科室的成本費用按照分項逐級分步結轉的三級分攤方法進行結轉,最后形成直接醫療類科室的全成本。
二、醫院成本分析的主要方法
(一)指標分析法:
通過對各項經濟效益指標的分析,來反映醫院的成本控制結果、收支結構狀況、投入收益水平、經營管理狀況等。成本管理指標如門診收入成本率、住院收入成本率、百元醫療收入藥品消耗、百元醫療收入衛生材料消耗、藥品平均日消耗等。收支結構指標如人員經費支出比率、公用經費支出比率、管理費用率、藥品、衛生材料支出率、藥品收入占醫療收入比重等。指標分析法結合比較分析法,一是本期指標數據與上年同期數據對比,可以發現本期成本節約還是超支,分析原因,找出對策。
二是本單位數據與同行業指標進行對比,可以發現自身不足,加以改進。
具體計算公式: 門診收入成本率= 門診總支出/門診總收入
住院收入成本率=住院總支出/住院總收入
百元醫療收入衛生材料消耗=醫療業務成本中衛生材料支出/醫療收入×100
百元醫療收入藥品消耗=醫療業務成本中藥品支出/醫療收入×100
藥品平均日消耗=醫療業務成本中藥品支出/ 該年度天數
各項成本費用占支出的比率=該項成本費用/ 總成本費用(醫療業務成本+管理費用+其他支出)×100%
(二)趨勢分析法
趨勢分析是針對醫院和科室的收入、成本相關指標,通過對若干個連續期間的報告資料進行相關指標的比較分析,說明成本變化過程及其發展趨勢,找出成本變化規律,便于分析影響成本變化的因素及關鍵控制點。趨勢分析的方法有定基趨勢分析、環比趨勢分析等,定基趨勢分析為本期數據與基期數的對比,環比趨勢分析為本期數與上期數的對比。如表1數據,對某院2014年2 月呼吸科的支出進行定基和環比趨勢分析: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該科室本期全成本下總結余的環比和同比都有大幅上升,收入成本率的環比和同比都有所下降,說明該科室成本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本量利分析法
本、量、利分析,又稱CVP 分析、保本分析、盈虧平衡點分析,是指成本、業務量、利潤三者之間的依存關系,是對“成本、業務量、利潤”分析的簡稱,是分析醫院收支結余為零時的保本工作量及影響因素。
相關計算公式為:
利潤總額=收入總額- 變動成本總額- 固定成本總額
貢獻毛益=業務收入總額-變動成本總額保本工作量=固定成本總額/(單位收費水平一單位變動成本)
單位貢獻毛益=單位收費水平-單位變動成本同樣對某院2014 年2 月呼吸科收入、支出、業務量情況進行保本分析,如表2。
通過本量利分析發現:該科室2014 年2 月門診保本人次為1285 人次,實際門診診次為967 人次,低于保本人次,處于虧損水平。假設醫院僅通過提高門診量來實現門診服務盈利,則門診量至少要提高32%。2014年2 月住院保本床日數為560 日,實際住院床日為2457日,大于保本床日。假設每床日收入水平及單位變動成本維持不變,住院床日數每高于保本床日數1 日,醫院可獲收益811 元。該科室要通過加大宣傳,吸引周邊地區的病員就診,增加該科室的門診人次,增強門診成本的控制力度。
三、結語
隨著醫院外部環境競爭越來越大,提高醫院的成本全核算管理已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醫院成本核算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優化成本核算體系。實行全成本核算可以為全院及科室經濟運營分析提供有力數據,增強員工的成本管理意識,定期進行的成本分析,可以分析盈虧,找出差異,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1注意設備選型
1)在滿足環保排放標準的條件下,盡量選擇國產爐排爐、國產汽輪發電機組。2)應考慮合理的設備出力余量(鍋爐、汽輪發電機組、化水、冷卻水、滲瀝液處理等)。設備選型時應考慮項目3~5a后的垃圾熱值的增加、垃圾含水率的降低等因素。汽輪發電機組一般應考慮10%~20%設計點的發電余量。
2運營收益及成本
收益包括:垃圾補貼費、售電收益、爐渣廢鐵收益(一般情況下此收益可不計)等。成本包括:運行成本、預提大修理費、折舊費、貸款利息等。
2.1售電收益售電收益=上網電量×上網電價。上網電量=發電量×(1-廠用電率-線損)。廠用電率與垃圾電廠規模有關。日處理垃圾600t焚燒電廠,廠用電率+線損約15%。日處理垃圾1000t以上焚燒電廠,廠用電率+線損約13%。上網電價:2012年發改委了《關于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發改價格[2012]801號)規定:“以生活垃圾為原料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均先按其入廠垃圾處理量折算成上網電量進行結算,每噸生活垃圾折算上網電量暫定為280kW•h,并執行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桿電價0.65元/(kW•h)(含稅,下同);其余上網電量執行當地同類燃煤發電機組上網電價”。垃圾焚燒電廠的上網電價一般可按0.65元/(kW•h)預算。
2.2垃圾補貼費垃圾補貼費與當地的財政收益和環保要求有關,一般情況下,政府垃圾補貼費為70~150元/t。垃圾補貼費在一段時期內應根據物價水平的提高做相應調整。
2.3運行成本運行成本包括:管理人員和運行人員工資、社保、用水費用、備品配件費用、燃料費用、消耗品、灰渣填埋費等。
2.4預提大修理費大修理費可計入固定資產但需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512號第六十九條規定:企業所得稅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稱固定資產的大修理支出,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支出:(一)修理支出達到取得固定資產時的計稅基礎50%以上;(二)修理后固定資產的使用年限延長2a以上。預提大修理費按固定資產一定比例提成,專款專用。
2.5折舊費折舊是指在固定資產使用壽命內,按照確定的方法對應計折舊額進行系統分攤,是固定資本在使用過程中因損耗逐漸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的一種補償方式。折舊的方法有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雙倍余額遞減法、年數總和法。一般情況下企業折舊采用年限平均法。固定資產年折舊率=(1-殘值)/預計使用年限。殘值:按固定資產10%計。不同的設備有不同的折舊年限,《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512號)第60條對折舊有明確的規定: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另有規定外,固定資產計算折舊的最低年限如下:①房屋、建筑物,為20a;②飛機、火車、輪船、機器、機械和其他生產設備,為10a;③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器具、工具、家具等,為5a;④飛機、火車、輪船以外的運輸工具,為4a;⑤電子設備,為3a。
2.6貸款利息建設期貸款利息進入建設投資成本,生產期貸款利息進入生產成本。利率:與銀行、貸款年限、年度、項目性質、公司信用等有關,銀行貸款利率見表2。貸款年限:固定資產貸款一般在3~10a。貸款額度:一般為項目總投資的70%以下(與項目性質、公司信用等有關)。還款方式:等額本金、等額本息。
2.7稅收與垃圾電廠有關的稅收:增值稅、所得稅、教育附加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等。增值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資源綜合利用及其他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56號規定:“以垃圾為燃料生產的電力或者熱力。垃圾用量占發電燃料的比重不低于80%,并且生產排放達到GB13223—2011第1時段標準或者GB18485—2001的有關規定,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的政策”。所得稅:《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512號,第88條規定: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稱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包括公共污水處理、公共垃圾處理、沼氣綜合開發利用、節能減排技術改造、海水淡化等。項目的具體條件和范圍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商國務院有關部門制訂,報國務院批準后公布施行。企業從事前款規定的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自項目取得第1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第1年至第3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4年至第6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垃圾焚燒電廠增值稅實行即征即退,所得稅實行三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
3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投資分析
3.1項目投資分析前提條件日處理垃圾:600t/d(2×300t/d)。鍋爐參數:額定蒸汽蒸發量24t/h;額定蒸汽出口壓力4.1MPa;額定蒸汽出口溫度400℃;鍋爐給水溫度130℃;鍋爐熱效率80%。汽輪發電機:1×12MW(汽耗率以4.8kg/kW•h計)。上網電價:0.65元/(kW•h)。垃圾補貼:70元/t。年處理垃圾:20萬t。入爐垃圾熱值:5643kJ/kg(設計點)。年運行小時:8000h(折算成年滿負荷運行小時7200h)。廠用電率:15%。每噸垃圾發電量:345kW•h/t。增值稅即征即退,企業所得稅三免三減半,之后所得稅稅率25%。總投資:2.5億元人民幣(其中注冊資金8000萬元)銀行貸款:1.7億元,年貸款利率6.55%(貸款10a,2a建設期,8a等額還本付息,年還貸款2735萬元,其中年平均還貸利息610萬元)。年折舊:1425萬元(年平均折舊率按6%計,15a折舊,固定資產形成率按95%計,10%殘值)。預提大修理費:190萬元(按固定資產的0.8%預提)。
3.2運行收益垃圾處理費:20萬t/a×70元/t=1400萬元/a。供電收益:7200h/a×345kW•h/t×25t/h×85%×0.65元/(kW•h)=3431.025萬元。收益小計:1400萬元/a+3431.025萬元=4831.025萬元(未計爐渣等收益)。
3.3運營成本工資成本:650萬元(100人計,工資5萬元/(人•a),社保30%計)。辦公費用:100萬元。水費:150萬元(50萬t×3元/t)。配件、材料、其它消耗品等:350萬元(國內設備按固定資產的1.5%預算)。其他:150萬元(石灰、活性炭,飛灰填埋費等)。運營成本小計:1400萬元。
3.4項目投產后前20a利潤預測項目投產后前20a利潤預測結果見表3。
3.5投資回報分析前20a總的可分配利潤為39908萬元(靜態)。前20a每年平均可分配利潤為1995.4萬元(靜態)。前20a自有資金平均回報率24.94%(靜態)。靜態回收年限約8a。
3.6垃圾焚燒電廠投資及運營成本構成分析投資成本中各項費用所占投資比例:設備購表22013年某銀行抵押貸款利率年利率/%5.606.006.156.406.55貸款種類6個月(含)6個月至1a(含)1~3a(含)3~5a(含)5a以上短期貸款中長期貸款曾祥耙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投資成本及運營成本分析•59•置費50%;建設工程及安裝工程費30%;其他費用20%。總收益:250~350元/t,其中發電收益占75%,垃圾處理費收益占25%。運行成本:60~80元/t。此項目運行成本為70元/t。項目單位投資:40~60萬元/t。項目投資回收期:8~10a(動態)。
4結論
(一)銷售毛利率下降,成本控制壓力加大
對于一個進入成熟期的公司來說,隨著公司業務的不斷發展狀大,銷售規模會呈現快速擴張之勢,而銷售毛利率一般都是呈下降趨勢,以某一成熟制造行業的公司為例,2009-2011年銷售毛利率分別為16.58%,15.43%和14.65%.。我們可以看出,銷售毛利率呈明顯的下降趨勢。銷售毛利率下降,導致管理層成本控制壓力加大,需要積極尋求成本控制的有效方法,那就要著重做好成本分析。
(二)成本分析是加強成本控制的切入點
成本分析揭示了成本升降的原因,正確地查明影響成本高低的各種因素及其原因。只有通過成本分析,才能發現是哪些環節、哪些方面出了問題,針對具體問題,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改進方案,不斷完善成本管理水平,增加經濟效益。
(三)成本分析的現狀較為薄弱
大多數公司目前在成本分析方面較為薄弱,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對成本分析的作用認識不夠,觀念淡薄大多數企業的員工對企業產品成本分析的作用認識不足,重視程度不夠,乃至漠不關心。企業財務人員普遍存在“重核算、輕分析”的現,認為他們的職責就是成本核算,成本的高低、控制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只有需要時才進行成本分析,并沒有把成本分析作為一種加強成本管理的有效手段,從而影響了成本分析作用的顯現。
2、成本分析制度不健全大部分企業很少專門針對成本分析制訂一套切實可行的制度,導致企業成本分析缺少了制度的有力保障,變得可有可無,。
3、產品基礎成本數據不真實由于管理上的疏漏,通常會造成產品基礎的成本數據不夠準確和真實,影響了成本分析的有效作用。
4、分析人員專業水平不夠成本分析是一項綜合性和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分析人員不僅要有很強的專業知識,要具備各方面的知識儲備和處理事務的能力,另外還需要具備對數據高度的敏感性。
二、加強成本分析的對策
(一)建立、健全成本分析制度
成本分析制度是企業內控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成本分析得以健康持續進行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成本分析制度,使得成本分析日常化和制度化,使公司每個相關崗位、人員,尤其是公司的管理層充分認識到成本分析在公司成本管理中的重要性,從而明確各部門及相關人員在成本分析中的職責。
(二)夯實成本基礎數據
現行階段制約成本分析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基礎數據不實,不能反映當前最真實狀況。產品結構、采購訂單價格、標準成本不能及時更改,生產用料和調試用料等未能如實反映,直接影響了產品成本的真實性,也直響了成本分析的質量,因此我們要從源頭抓起,落實到影響成本的各個環節,夯實各項基礎數據,為成本分析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撐。
(三)提高分析人員專業水平
成本分析不健全的一個原因,就是分析人員專業和業務水平不夠。因此在選拔人員時就要考慮到這方面的能力需求,另外要加強對人員的培訓,最關鍵是分析人員自己要有強列責任感、學習欲望和過硬的能力,不斷進取,盡快掌握各項業務知識和專業知識,能做出更加全面、可靠的成本分析。
(四)成立成本分析小組,促進各部門共同參與
對國際貿易學說史的回顧與梳理表明,比較優勢反映了不同國家同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差異,是導致國際貿易發生的基本動因。古典貿易理論中,為克服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無法解釋絕對先進與絕對落后的國家之間的分工與貿易現象之難題,以托倫斯、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構造了比較優勢理論,在單一勞動要素、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為零等假設條件下,從國家之間技術(勞動生產率)相對差異的角度論證了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以赫克歇爾、俄林等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在古典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將假設前提從單一勞動要素拓展到多種要素,但依然堅持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為零等假設條件,從國家之間要素稟賦差異的角度論證了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以赫爾普曼、克魯格曼等為代表人物的新貿易理論將假設前提拓展為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報酬遞增(部分新貿易理論模型甚至假定運輸成本為正而不為零),在這些更為現實的假設條件下,主要從規模經濟的角度論證了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①[1];發端于梅勒茨(Melitz,2003)[2]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②進一步將分析視野從宏觀和中觀層面細化到企業微觀層面,認為產業內企業的異質性、契約體系的質量、企業組織的選擇等均能形成一國的比較優勢(趙君麗、吳建環,2008[3];樊瑛,2007[4])。從方法論上看,比較優勢理論的合理內核是相對優劣的核心思想(陳壽琦,1982)[5],其理論精髓在于“相對比較”,即“雙向的縱橫之比較”(梁琦、張二震,2002)[6],這也是比較優勢理論中“比較”二字的實質所在。然而,隨著國際貿易實踐的發展和貿易理論的演化,比較優勢理論的外圍保護帶(即該理論的要素觀和成本觀)卻存在著明顯的廣義化和多元化趨勢。通過堅守比較優勢理論的內核并拓展其外圍保護帶,我們曾提出“國際貿易的全成本”概念,并證明了如下命題:包括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等在內的“全成本”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楊青龍,2010)[7]。所謂“國際貿易的全成本”(full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從內涵看,它是某種物品的產權在跨國(或地區)轉移中,發生于國際貿易過程,進而涉及生產和消費、經濟和生態、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資源要素的代價總和;從外延看,它是以國際貿易中的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等為子系統的動態開放系統。其中,使用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代價為生產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價為交易成本;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代價為環境成本;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代價為代際成本。“全成本”比較優勢(也可稱之為“綜合比較優勢”)是稟賦比較優勢、制度比較優勢、環境比較優勢和“可持續性”比較優勢的有機統一(楊青龍,2012a)[8]。③需要指出,對國際貿易進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徹底否定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堅持與繼承比較優勢理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嘗試從成本視角拓展其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學說。
然而,現實中要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必然會對各國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看,只有政府在市場中積極作為,方能形成對外貿企業具有約束力的“全成本”,從而促進貿易增長、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統一。為此,本文先考察政府的政策目標,再分析政府為實現相應目標的政策手段,最后指出政府在四大成本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二、政府的政策目標:“兩對理性”的相容
傳統經濟學證明,在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下,人們基于個體理性的決策會無意識地實現集體理性,即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會無意識地促進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對此,亞當·斯密已于1776年在《國富論》中給予了詳細證明。然而,當代博弈論的“囚犯困境”模型表明,現實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當個人出于自利的考慮并基于個體理性作出決策時,往往會導致集體非理性,也即現實中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存在一定沖突。不僅如此,由于人們的短視行為,在追逐短期利益的過程中,還可能違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長期理性,從而出現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之間的矛盾。在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通常沒有將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④納入內生變量范疇,在完備的基于私人產權的市場機制下,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是相容的。然而,由于制度、生態環境和“可持續性”等要素在產權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備的基于私人產權的制度、生態環境和“可持續性”市場,基于個體理性的決策往往會導致對它們的供給不足或過度使用。比如,相對于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而言,現實中好的制度總是供給不足;再如,在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極易出現諸如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能源短缺、生態平衡破壞、發展的可持續性減弱等現象,進而導致宜人生態環境(全球公共品)稀缺和“可持續性”(代際公共品)供給不足。
在國際貿易的全成本分析中,須在傳統要素(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基礎上納入制度、生態環境和“可持續性”要素,在“基于相對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命題之基礎上,嘗試進一步納入包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在內的廣義成本分析。這是因為:(1)在現實的貿易活動中,需要采取貿易制度對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加以約束,從而為貿易參與方提供穩定的預期,降低交易風險和交易成本,以便于各國對外貿易的順利進行。因此,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易成本作為一種機會成本,我們必須將其納入比較優勢的形成過程,否則無法解釋如下現象:盡管兩國之間存在傳統貿易理論所言的比較優勢,但由于交易障礙大、貿易壁壘多,兩國仍然無法進行正常的貿易。在各種“貿易戰”時期,這種現象尤為明顯。(2)若一個國家內部的各個企業基于個體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了減少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支付的各種環保費用,不惜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這會增加整個國家的環境治理成本,在這里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沖突;進一步說,這些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還會導致該國經貿發展的可持續性弱化,從發展的時間維度看,這會強化代際負外部性,在此還存在著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之間的矛盾。(3)若一個國家(或地區)基于個體理性追求該國(或該地區)的利益最大化,努力將污染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國家(或地區)轉移,這種行為一方面可降低該國(或該地區)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成本,但另一方面卻增大了世界整體(或國家整體)的環境成本,這必然導致單個國家(或地區)的個體理性與整個世界(或整個國家)的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進一步說,這些國家(或地區)紛紛向境外(或本地區之外)轉移污染的行為也會對世界(或國家)經貿發展的可持續性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從而會強化代際負外部性,在此也存在著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之間的矛盾。可見,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之間的矛盾是現實生活中各種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有關的不良現象在理論和邏輯上的展現。
交易過程中人們的種種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可看作“交易外部性”(王顏齊、郭翔宇,2011)[10],“生態環境破壞”可視為分析視野從經濟系統拓展到經濟—環境大系統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空間外部性”,“可持續性弱化”則可看作是分析范圍從靜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拓展到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時間外部性”。基于上述理解,“國際貿易的全成本論”(楊青龍,2010)[7]強調同時將交易外部性、空間外部性和時間外部性內部化,在國際貿易的成本分析中同時考察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強調將交易外部性內部化,其意圖在于將交易成本納入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促使人們在交易過程中遵守合約、誠實守信;強調將空間外部性內部化,其意圖在于將環境成本納入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促使環境保護與對外貿易發展的有機融合;強調將時間外部性內部化,其意圖在于將代際成本納入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促使可持續發展理念與對外貿易發展的有機結合。“全成本”分析的最終目標是:化解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等“兩對理性”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可將這一目標形象地表示為圖1。
大部分國際貿易理論都是從供給和生產成本的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的動因(海聞,等,2003)[11],古典、新古典和新貿易理論分別從技術(勞動生產率)、稟賦、規模經濟角度分析了相對生產成本差異,進而尋求比較優勢的來源。在生產成本基礎上納入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之后形成的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則表明,任何一個企業(或地區、國家等)只顧及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狹隘行為,都不可能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比較優勢。也正因如此,只有通過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成本觀進行新綜合,才能為解決世界各國在經濟貿易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較為普遍的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各種空間負外部性和時間負外部性等問題提供戰略和對策。
三、政府的政策手段:外部成本內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