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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結構主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后結構主義;超文本;信息科技;社會思潮

由于電子出版物和萬維網(WWW)的普及,超文本的應用正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超文本開發者在各個文本單位之間加以明確的鏈接。這些鏈接開辟了新的文本空間,并深化了人們對語言符號相互關系的認識。超文本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批評家何為:超文本時代的批評理論》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論家蘭道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達等后結構主義者最近的著作那樣,超文本重新設想了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巴赫金對多聲部的強調、福柯關于權力網絡、吉爾?德勒茲與費利克斯?加達里關于根莖的“游牧民思想”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現代主義發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象的不滿。[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著重論述德里達、巴特和福柯的思想與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處。

一

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發表的演講《人類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被公認為解構主義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國劍橋大學討論是否授予他榮譽學位時,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倫敦《時報》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德里達先生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哲學家,而他的寫作也的確帶有這個學科的某些寫作標記。然而其作品的影響,在一個令人驚訝的程度上,幾乎完全在哲學之外的領域里,例如,在電影研究、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等系科里。……德里達先生的學術生涯在我們看來就是把類似于達達主義者(Dadaist)或具體派詩人(Concretepoets)的惡作劇和鬼把戲翻譯到學術領域中來。”[3](P232-233)這些人的非議是事出有因的。德里達顛覆文學從屬于哲學的觀念,難怪其作品在文學界的影響超過哲學;他所熱衷的解構,帶有鮮明的文字游戲性質,難怪學術界視之為某種“惡作劇”或“鬼把戲”。盡管如此,德里達在20世紀下半葉所曾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驅之一。

德里達以對西方從柏拉圖以來重語音輕文字傳統的批判,樹起了迥異于索緒爾所代表的結構主義的旗幟。他不僅著力避免在賦予“所謂時間上的語音實體”以特權的同時排斥“空間上的書寫實體”,而且將賦意過程看成一種差異的形式游戲。他說:“差異游戲必須先假定綜合和參照,它們在任何時刻或任何意義上,都禁止這樣一種單一的要素(自身在場并且僅僅指涉自身)。無論在口頭話語還是在文字話語的體系中,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并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上或系統的其他要素的蹤跡上。這一交織和織品僅僅是在另一個文本的變化中產生出來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統中,不存在任何簡單在場或不在場的東西。只有差異和蹤跡、蹤跡之蹤跡遍布四處。”[3](P76)德里達作為前提加以肯定的綜合和參照,并非發生于文本內部,而是發生在文本之間。作為閱讀對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場的,但它的意義不能由自身指涉獲得,而只能在與不在場的其它要素的聯系中賦予。如果不是著眼于單一的文本,而是矚目于多個作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這些要素組成的系統,那么,在場與不在場的劃分便失去了嚴格的界限(因為二者可以輕易轉化)。

德里達發明了“延異”(differance)一詞來概括文字以在場和不在場這一對立為基礎的運動。在法語里,它的發音和“差異”(difference)一詞相同,只是寫法上第七個字母有a和e之分。這個新詞是聽不到的(被讀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書寫中才能辨認,因此恰好可用來概括文本的特點。根據德里達的解說,延異是差異、差異之蹤跡的系統游戲,也是“間隔”的系統游戲,正是通過“間隔”,要素之間才相互聯系起來。這一解釋完全可以移用來說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個的文本單位,這些文本單位因為彼此之間存在間隔(不構成連續文本),才得以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間隔是積極的,是聯想生成的空間。當然,間隔使得這些文本單位彼此之間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使得“意義”的在場與否成為一種懸念,當我們點擊鏈接、在經歷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來的是瀏覽器上“此頁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體驗到間隔本身的消極性(這是閱讀連續文本時體驗不到的)。構成文本單位之聯系的鏈接因為這些單位之間的差異而得以延續(從一個頁面指向另一個頁面);反過來,鏈接本身又因為上述延續而產生變異(頁1與頁2的鏈接并非頁2與頁3的鏈接)。這種因異而延、因延而異的運動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誠如德里達所言,“作為文字的間隔是主體退席的過程,是主體成為無意識的過程。”[4](P97)因為有間隔,鏈接才成為必要;因為有鏈接,間隔才不是純然無物的空白,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字。間隔出現時,原有的閱讀或寫作中斷,主體從而退席;但是,這種退席與其說是撒手而去,還不如說是新的出場的準備。間隔也促成了用戶心理由意識向無意識的轉化,這種轉化不過是相反的心理運動的前導。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場、新的文本出場之際,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用戶盡可抓緊時間從事其它活動(如打開另一個瀏覽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間隔增加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干擾。但是,這段時間亦可被用戶作為反思之用,有助于從新的內心視點審察先前瀏覽的文本,因此,間隔又增強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理性精神。這就是超文本的間隔所包含的辯證法。

德里達所鑄造的“延異”一詞,表明了后結構主義與自己的前身的差別。結構主義看重共時性而非歷時性,認為結構的各種要素是同時出現的。相比之下,德里達則注意到要素在時間上的差異。“延異”之延,正是時間性的;“延異”之異,才是空間性的。因此,“延異”恰好是時空的統一。理解“延異”這一概念對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種路徑可以通過地圖等形式在空間中展示出來,但是,對于這些路徑卻不能同時加以探尋。因此,超文本的結構本身就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矛盾。當用戶選中某一種路徑時,其它路徑在空間上便由在場轉化為不在場,對它們的探尋相應也就被延緩下來。當然,這種延緩并不是結構的破壞,而是超文本的結構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尋之外總是存在新的探尋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轉,奧妙無窮。德里達所謂“延異”實際上是將結構理解成為無限開放的“意指鏈”(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則使這種意指鏈從觀念轉化為物理存在,從而創造了新的文本空間。

德里達還使用“播撒”來表達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義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達看來,意義就像播種時四處分撒的種子一樣,沒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斷變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結構,而是曲徑通幽的解構世界。不存在所謂終極意義,那么,表意活動的游戲就擁有了無限的境地。這個隱喻同樣可以移用來概括寫作與閱讀超文本時意義的變化。如果說線性文本強調文本的內部關系、因而強調意義的會聚性(所謂“主題”正是這種會聚性的概括)的話,那么,超文本則更為重視文本的外部關系,因而使意義的發散性顯得相當重要。漫游于電子超文本網絡之中,我們從一個頁面進入另一個頁面,也就是從一個語境進入另一個語境,這種運動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而延續的,通過閱讀所把握的意義隨著上述運動而“播撒”,無所謂中心,也無所謂終極。即使上網時心存中心(例如搜尋特定主題的資料),這種中心也會為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網作為一種活動存在為用戶的時間和支付能力所間斷,但這種間斷并不是發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對終極意義的領悟,不過是新的漫游的準備。

我國古代治學傳統中,早就有“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分別。德里達眼里的讀者,同樣有著重主觀與重客觀的分野。重主觀的讀者自以為有權力隨便增添什么東西,重客觀的讀者則拘謹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東西。德里達認為這兩類人都不懂得閱讀,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進行解構閱讀。解構閱讀是文本自身解構而造成的意義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賴于文本而又不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達的連貫性,也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闡釋或說明。它強調互文性,企圖抹去學科界線,這在精神上與超文本相通。

德里達認為解構是“寫作和提出另一個文本的一種方式”。[3](P19)超文本的閱讀同時也是寫作。網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眾所周知,解構閱讀和傳統閱讀的最大區別在于‘可寫’和‘可讀’,傳統閱讀是重復性的可讀,解構閱讀是批判性的可寫。……網絡上面的聯手小說,正是這么一種解構閱讀產生的怪胎:沒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線索,沒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類的群眾倫理訴求。每個續寫者都只是他對于原來的文章進行解構閱讀后的主觀觀察和本體理解,他沒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著在公認價值體系下的統一所指,在網絡聯手的過程中,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聯手者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價值環境。”作者參預發起的網絡聯手小說《守門》(eway.963.net)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虛構的角色參加進去。“角色扮演類型的《守門》讓每個人保留的獨自的視覺,任何場景和事件都是個體的感受,與他人所知無關,這是一種最為自由的個人精神的張揚。在這樣的網絡聯手小說中,道德、價值觀念、文筆、風格都成為了段落性的個別東西,整個情節發展只有能指,沒有所指。重復的只是某一個具體生命由于其經歷和所思所感在一次敘述中的表露,那不是歷史道德的積累,也不需要反映狹隘區域利益的法規。在傳統媒體社會中,個體生命感覺的文化表達總是很難擁有最大傳播范圍的可能,而網絡角色扮演小說讓這種個人自由敘事倫理得到一個最廣闊的相容空間,網絡社會環境確實是解構主義的一個最大最好的舞臺。”[5]

二

在20世紀思想家中,法國人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又譯巴爾特,1915-1980)對超文本理念的形成與發展起過不同凡響的作用。這位富于原創性的學者,是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轉折時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就預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后來通過電子超文本網絡得以實現。

后結構主義范文第2篇

一.結構主義與羅蘭巴特

在法國，結構主義批評最富成果與最有價值的當屬敘事學，而提起敘事學就不能不提到羅蘭巴特。羅蘭巴特對“文學以及一般文化現象的系統研究，對巴爾扎克、拉辛等作家具體文本的批評實踐，使他成為西方現代結構主義思潮在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1而他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創新與突破也使他成為結構主義文論向解構主義過渡的代表人物。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深受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后者的三大核心觀念可以歸結為：“語言的任意性、關系性和系統性”2，索緒爾認為，在語言或任何符號系統中，是一個符號與其他符號的區別構成了這個符號本身。如同一個棋子本身并不具備任何意義，它只有在被置于棋盤中時才被賦予了意義，因而結構主義是一種關系、一個系統，這些理論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上則反映為一部作品就是個由各種關系組成的系統。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但語言本身具有穩固的結構，所以可以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認識語言現象的整體，這也是為什么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可以拋開外部環境的影響潛心于對文本語言的研究：語言的意義產生于語言單位的相互作用，因而只需在系統中對各語言要素進行共時性的研究。巴特在《批評和真理》中就認為文學研究的是文本所產生出的意義：“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為它把一種意義強加給不同的人，而是因為它向一個人暗示了不同的意義。”3而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巴特的結構主義觀點表現得更為清晰。對應于語言學中的描述層音素—詞語—句子，巴特的文學描述層為：功能層—行為層—敘述層。通過這種模式，巴特明確提出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體系，它有清晰的內在結構，人們可以通過這一結構了解文學作品形成的內部規律。巴特認為“文學作品與語言存在著相通之處，即語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義，只有在與其他元素及整個語言系統聯系在一起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作品中某一層次也只有在與其它層次及整部作品聯系在一起的情況下才有意義。”4

二.羅蘭巴特思想的轉變

早期的羅蘭巴特確實認為能通過對作品的切分與重組來找到文學作品的內部規律，而這一分析范式不禁使我們聯想到以加斯東巴什拉爾為鼻祖，以讓-皮埃爾里夏爾為代表的法國主題學批評。法國主題學批評旨在通過“對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現象進行細致分析，探究作者的意識或想象世界，構建作者的意識結構”5，而這一深層意識的網絡則被視為作品之源。巴特早期也從事主題學批評，但他在不斷的文學批評實踐中逐漸察覺了主題學乏味、重復與令人厭倦的批評模式，在《S/Z》的一開始，巴特就無不自我嘲諷地說到“據說，某些苦心修行的佛教徒能在一粒蠶豆中看到完整的景致”，巴特在這里明確表明了結構主義那種試圖在單一結構里發現適用于所有文本的普遍性結構模式的簡化分析“最終讓人毫無興趣，因為文本失去了差異性”。巴特認為追求這種同質是沒有必要，同時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試圖去開創新的批評關系模式。巴特曾在他的《結構主義活動》一文中說過，一切結構主義活動“目標都是要對一個客體進行重建，從而揭示該客體運作的規律”，他的敘事作品結構理論也正是遵循著這一原則，認為可以找到一種所有文學作品都共有的普遍模式，但正如他在《S/Z》的開頭所自嘲的那番一樣，巴特意識到，如同無法從一粒蠶豆窺看到整個大千世界一樣，他之前孜孜以求地試圖以單一結構洞悉所有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對這種單一結構的追求最終只會將文學作品的豐富性和獨創性扼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巴特背棄了結構主義并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呢？

三.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

巴特轉到解構主義行列的行動正是從他開始關注讀者對文本的主觀反應開始的。在《S/Z》中，巴特“不否定作品的意義，卻否定了作品的終極意義；雖不否定作品存在著結構，卻否定了結構的簡單化和模式化；雖不否定結構分析的科學性，卻否定了結構分析的局限性和靜態性。”6不難看出，《S/Z》是巴特在從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過渡中邁出的第一步。結構主義在肯定作品中心意義的存在這一點上，并沒有脫離傳統文學批評的觀念，而巴特則明確地表明了對作品中心意義存在的否定，他指出，作品不再是一個具有中心或本質的封閉結構，而只是“文本”。符號在“文本”中進行著無窮無盡地相互指涉、游移與置換，這樣一來就造成了“文本意義的不斷播撒、擴散和增值”7。既然作品的終極意義不復存在，那么讀者則有權重寫文本，作者再也不是文本的源頭與終結。如同巴特在《S/Z》中區分了“可讀的”與“可寫的”作品，在“可讀的”作品中，讀者只能被動地去閱讀作品，這類作品是消費性的，不具有重讀的意義；而“可寫的”作品要求讀者以一種主動參與的姿態去閱讀，讀者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者，而成為了文本的生產者，通過自己的積極思考參與到寫作過程之中。總之，結構主義最終目的是尋找作品存在的終極真理，而解構主義則認為此舉為徒勞，作品的終極意義不存在。羅蘭巴特的解構主義以“文本是能指的天地”對結構主義的作品單一整體結構進行了無情消解。如果說結構主義的核心是中心化與確定性的話，那么解構主義的核心就是分散性與不確定。解構主義事實上就是對結構主義的一種解構。

后結構主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建筑工程；超長結構后澆帶；施工技術

中圖分類號：TU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隨著社會現代化的不斷發展，在建筑物構造方面，超長以及雙向超長結構已經很普遍，在施工時，通過超長鋼筋混凝土結構且沒有縫的設計，除了能克服了以往技術手段的不足外，還能大大降低作業周期，加速進度，此外，也能保證施工建設企業的利潤最大化。

1 工程典型實例

有一綜合樓工程，其總面積是5.5萬m2，其中地下室占到1.3萬m2。該建筑的基礎長度是158.5m，寬度是60.5m。為滿足建筑功能的具體要求，要把地下室建設為一體，還要進行大底盤多塔結構的建設。關于基礎的選取，主要是鉆孔灌注樁結合承臺筏板，在地下室建設中其混凝土在強度方面的等級要實現C40，抗滲方面的等級要實現0.8Mpa，由于該工程建設中地下室規模很大，所以進行了三橫兩縱式的后澆帶的設計，將建筑結構平面劃為10段，后澆帶在寬度方面實現了800mm。

2 對建筑工程在后澆帶方面進行的布置并具體施工

2.1 對后澆帶進行的布置后澆帶關于現澆混凝土在結構方面的操作力，其主要作用是避免由于溫度發生收縮或者是結構主體出現沉降而引起的不正常伸縮以及沉降等，避免對建筑性能造成損害。在進行后澆帶的布置過程中，通常來說，25～45m范圍內安設1道，其寬度在700～900mm范圍內，一般沒有必要切斷鋼筋，還要通過一些手段對鋼筋強度進行加固，對后澆帶左右兩面的混凝土，在澆筑完成2個月后，要對其實施鑿毛處理，在徹底清理干凈后，使用高級混凝土進行澆灌，同時要進行振搗密實以及維護等。對鋼筋混凝土實施現澆后，其澆帶在跨度不大的范圍內使用較為普遍，此外，還要開展對鋼筋的有效加強處理。如果箱形以及筏板基礎在長度方面都超過40m的話，要在每間隔20～30m范圍內，就進行1道后澆帶的安置，其寬度要超過850mm，具置應該是離柱以及墻中間位置的1/3范圍內。

2.2 針對后澆帶進行的施工

2.2.1 對模板的解決：對模板進行支設操作的過程中，針對后澆帶，要采取獨立性較高的支模措施，對其他地方開展拆模處理時，對模板要進行一定的控制，以使該位置的模板可以有效使用，還要使砼的成型質量符合要求。關于模板的假設問題，要以模板的實際情況為依據，還要使模板支撐系統盡量穩定。對框架梁位置施工縫的處理，最好在剛開始澆筑砼的時候通過擋板進行封堵,在擋板之間要進行鋼管的安置以便于更好的支撐，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確保混凝土在進行振搗的時候保持正常。要使擋板支設和綁扎鋼筋的工作同時進行,擋板能通過木方拼接形成,在背部進行木方橫肋的設計，這樣的話，有利于擋板強度的加強。如果擋板連著梁模板的位置有裂縫的話，要盡早通過膠帶等實施封堵，防止裂縫在進行振搗個時候加大。現澆板位置的施工縫使用由多層膠合板制作而成的擋板，在擋板上根據上層與下層板筋的距離鋸一個豁口，豁口大小要和鋼筋直徑相同。

2.2.2 鋼筋處理辦法：在建筑結構中鋼筋是最主要的構成，在進行施工的時候，要嚴格根據工程圖紙實施綁扎，以防止鋼筋在進行支設模板并澆注砼過程中出現偏移，給整體結構帶來不利影響。另外，關于鋼筋的綁扎要避免出現錯綁以及漏綁情況，否則會使結構出現損壞，還要關注鋼筋保護層。關于斷開鋼筋，對其位置要注意針對后澆帶進行有效維護，這樣的話，有利于調節再連接過程中接頭的位置。為了施工更加便捷，我們要借助常規措施進行配筋以便穿過后澆帶。在該層砼完成后，在3天之內就能將主筋切斷，該主筋與后澆帶是垂直的，當后澆帶在控制時間方面符合一定的值以后，藥對鋼筋進行焊接處理。

2.2.3 對施工縫進行的處理：在對樓板砼進行的澆筑結束大概30天后，要將不屬于后澆帶范圍的現澆板模板以及梁底板等都拆除掉，要將后澆帶板底完好的保存，對沒有必要拆除的梁底板最好不要拆除,這主要是為避免澆板發生變形。剛開始澆筑砼后澆帶的時候，準備工作一定好做好，要通過木板等實施鋪蓋處理，這樣的話，能防止對后澆帶邊緣部位或者是雜物帶來的異常損害。當后澆帶砼的澆注可以進行時,對后澆帶位置的模板一定要進行嚴格的測試，通過一定的手段來確保澆帶位置的砼和施工縫左右兩邊在標高方面相同。發現施工縫的話，要盡快解決，主要通過鐵鉆子將施工縫位置余下的砼以及木方徹底清理掉，然后將其改成垂直縫。在還未開始后澆帶位置的砼澆筑時,先要對施工縫進行清理，特別是底模部位的雜物以及水泥漿等要進行著重解決。再對其進行鑿毛處理,將其徹底清理干凈后還要進行濕潤處理，未澆筑時，要使用水泥漿涂刷。對施工縫部分的雜物要進行全面清理，例如：水泥漿以及水銹等都要完全清理掉，只有這樣，才能使鋼筋性能保持正常。

2.2.4 后澆帶在內砼方面的級配并澆筑手段：由于每次進行后澆帶砼澆筑時無法大量實施，因此在進行施工時一般會通過現場攪拌砼的手段進行。此外，關于施工標準的選擇，通過強度更高的膨脹砼實施澆筑最為合適，這就首先要進行砼配合比的確定。剛開始施工的時候，要對有關材料在性能以及質量進行檢測，具體有：水泥和砂以及石等，這樣的話，有利于對砼配合比的確定能盡早實現。在對混凝土進行攪拌時，要嚴格材料使用量，促使混凝土在攪拌的過程中操作能夠均勻，這樣的話，能有效的防止程度不一樣的膨脹，避免對砼質量帶來損害,一般來說，關于摻微膨脹劑，其砼攪拌時間應該進一步改善，并適當延長。在進行機械振搗過程中要遵照相關的秩序，在離縫邊90mm的地方要停止繼續振搗,房子引起原砼發生振裂，再通過人工搗實措施促使施工縫接縫位置的結合更加有效。對砼進行的澆筑還要參考工程以及建筑要求，進行合理的養護空間設計，只有這樣，才能使后澆帶砼在強度方面符合標準。

2.2.5 針對后澆帶實施的養護辦法：當砼澆筑完成后，為了使其使用性能和壽命都加大，合理的維護措施是必須的。一般來說，可以通過覆蓋物的方式進行受損保水維護，養護要超過15天,對后澆帶左右兩面并周圍通過欄桿實施保護,當后澆砼在強度方面達到100%后要廢除模板。同時，對超負荷震動要提前預防,避免使新老砼的結合效果不佳。

3 結語

建筑工程在進行施工過程中，存在很多超長結構建筑，此外，建筑物的標準也日益嚴格，特別對是裂縫方面一定要進行嚴格的預防。基于此，本文主要結合實例對建筑工程超長結構后澆帶的施工技術進行了探討。該工程目前已封頂兩年，大體上實現了預期效果，可是在地下室墻板位置存在幾處滲漏，通過修補，再沒有出現滲漏現象。簡而言之，設置后澆帶致使大空間結構得以實現，該結構中，沒有沉降縫和伸縮縫，尤其是目前在建筑工程領域，超長結構建筑在數量上日益增多，因此，為了使建筑有一個良好的使用性能，就要以施工圖紙以及技術標準為依據，通過合理的施工措施，促使建筑實現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1]王鐵夢.超長大體積混凝土裂縫控制[J].混凝土工程新技術,1998

后結構主義范文第4篇

福建省普通教育教學研究室葉回玉

【摘要】考生地理主觀題失分原因有二：一是沒能建構起解題所需的知識結構；二是知識不會遷移應用。為此，建議可采用“先建構后遷移”模式解題，先對解題所需的知識進行結構化處理，依據知識間的邏輯關系和試題情境對其進行擴充與調整，再將完善后的知識結構遷移應用到試題情境中解答問題，通過“一般法則”與試題情境的有效結合，實現知識的遷移應用。

關鍵詞 先建構后遷移；地理主觀題；知識結構

中圖分類號：G633.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0568（2015）24-0078-03

主觀題是地理考試中重要的題型，它通過創設具體的地理情境，考查學生靈活運用地理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具有靈活多變、考察全面、難度大、區分度高的特點，一直備受關注。縱觀歷屆學生的得分情況，地理主觀題是學生失分的“重災區”。學生失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沒能建構起解題所需的知識結構；二是具備相關知識，但不會遷移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地理主觀題的解題過程就是地理知識結構遷移應用到具體情境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有鑒于此，筆者建議可嘗試采用“先建構后遷移”的模式來解答地理主觀題，以期能為學生解題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先建構后遷移”模式及其意義

所謂地理知識結構，簡單地說就是依據知識間的內在聯系組織起來的地理知識網絡，它是內容與組織的統一。“先建構”即先對地理知識進行結構化處理，建構地理知識結構。“后遷移”指將“先建構”的知識結構應用到具體的試題情境中解答試題，它是“一般法則”適用于具體情境的過程。為什么要對孤立、零散的地理知識進行結構化處理呢？原因在于：

1.理解知識意義的需要。皮亞杰認為，知識是有結構的，與其說知識是內容，不如說知識是一種結構，因為知識是在結構中被理解的。

2.呈現學生解題思路的需要。對解題所需的地理知識進行結構化處理的過程，其實也是呈現學生解題思維的過程。

3.促使知識遷移得以產生的需要。奧蘇貝爾認為，先前學習所獲得的知識經驗并不能夠直接影響后續學習，而是要經過影響已有認知結構的相關特征來間接影響新的學習。換句話說就是，先前學習是通過形成良好的知識結構對后續學習產生遷移影響的。

知識的建構與知識的遷移是密切聯系的。首先，沒有建構就沒有遷移。相關的、結構化的地理知識是解答不同情境地理問題的基礎；其次，遷移是建構的目的，知識在不同試題情境中的遷移應用反過來也會促進知識結構進一步完善，為下一次遷移做準備。因此，對于地理主觀題可以嘗試采用“先建構后遷移”的模式進行解答。

二、地理知識結構的建構策略

學生地理主觀題失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解題所需的知識結構不夠完善。學生在解答試題時不知道要用到哪些知識，只是憑感覺寫上一些零碎的知識，致使答案不完整，失分嚴重。如在考查河流的水文特征時，學生對其包括哪些要素理解不完整。

學生解答試題的知識結構主要通過日常學習積累和考場臨時建構（要求較高）兩種途徑獲得，尤以平時積累為主。不論是通過哪種途徑建構，都要保證所建構的知識結構的深刻性，為了達到此目標，建構知識的策略如下：

1.內容完整，但要突出重點。對于包含眾多平行要素的地理問題，解題時要在確保要素完整的基礎上突出重點。如在分析工業布局的區位因素時可建構相關知識結構，既要保證自然、人文區位因素的完整性，又要體現工業布局的主導因素，做到在全面的基礎上有所側重。

2.防止內容的簡單羅列。對于綜合性強的地理問題，解題時不能只簡單羅列地理要素，而要按照知識間的邏輯關系，將并列關系和隸屬關系等復雜的關系理清。如分析某地的工業布局問題，不能只是簡單羅列原料、水源、市場、勞動力等工業區位因素，而是要確保知識結構的層次性凸顯，如先劃分出自然和人文兩大類，而后進一步的分類要避免并列關系的各因素間交叉重復、隸屬關系的各因素層級系統混亂，做到不重不漏地進行知識的建構“打包”。

3.知識結構的邏輯關系要清晰，各因素間的因果關系要明確。如分析某地的工業布局問題時，經濟因素是作為支撐的條件還是拉動的結果要區分清楚。

4.知識結構的簡潔美觀。簡潔美觀的知識結構符合認知審美，便于知識的“記”與“憶”。如分析工農業區位條件時，對雜亂無章的眾因素按自然、人文兩類進行整理分類，便于對該知識點的“記”與“憶”。

三、地理知識結構的遷移策略

建構良好的地理知識結構僅僅是解答地理主觀題的基礎，而解題的關鍵在于將頭腦中的知識結構有效地遷移到具體的試題情境中去。因此，“后遷移”在解題中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般說來，學生利用已有的知識結構去解答具體的地理主觀題時會遇到三種情況：納入、擴充、調整。所謂納入，就是原有知識結構基本上適應新的試題情境，無需對其作補充與調整，知識量上沒有變化，本文稱之為有限遷移；所謂擴充，即對原有知識結構的量加以擴充，用新知的加入來完善原有知識結構，這里主要反映量的變化，本文稱之為中等程度遷移；所謂調整，即是對原有知識結構進行部分改組與重構，才能適應新的試題情境，此時主要反映質的變化，本文稱之為全面遷移。

1.有限遷移（納入）。2014年福建高考地理37題第1問（圖1）：說出B港地理位置的主要特點。

解題分析：本題考查據圖描述B港的位置特點，行為動詞“說出”的能力要求為“理解”層次，考生可從圖中獲取B港的經緯度、海陸位置，以及文字提示“海洋經濟發展核心區”等信息。地理位置在考試中經常被考查，絕大多數考生關于地理位置的知識結構已經建立（如圖2），知道地理位置特點應該從絕對地理位置（經緯度位置）、相對地理位置（海陸位置、其他相對位置，本題表現為港口的海洋交通位置）來描述，可直接調用頭腦中的原有知識結構，再結合圖中文字提示的“海洋經濟發展核心區”信息來組織答案，無需再進行補充與調整，通過有限遷移即可很好地解答此題。

2.中等程度遷移（擴充）。2014年安徽高考地理34題第1問（圖3）：簡述甘肅省地理位置的特點。

解題分析：題干的行為動詞為“簡述”，即簡要敘述，能力要求為“理解”層次，需要考生根據圖示信息和所學知識充分理解甘肅省地理位置的“過渡性”特點，而不僅是簡單說出其地理位置。因此，在2014年福建卷建構的地理位置的知識結構無法適應本題要求，需要結合試題情境，聯系所學知識對其進行數量上的補充。為此可建立如下知識結構（圖4），以順利實現知識結構擴充后的中等程度遷移。

3.全面遷移（調整）。2014年福建高考地理37題第3問（圖1）：從社會經濟角度，分析該省北部形成都市農業園區的主要原因。

解題分析：地理主觀題設問的一般模式為：行為條件+行為動詞+前置限定詞+中心詞+后置限定詞。解題時，學生首先要對題干進行分解，理解題干要求：從社會經濟角度（行為條件）+分析（行為動詞）+該省北部（前置限定詞）+都市農業園區（中心詞）+主要原因（后置限定詞）。

在對題干分解的基礎上，抓住三個

關鍵詞 （社會經濟角度、分析、都市農業園區），確定解題方向：

（1）答題所需的知識點來源于農業區位因素中的社會經濟方面，大致包括市場、科技、資金、勞動力、交通、政策等。

（2）題干的行為動詞“分析”即綜合分析地理成因。因此，學生不能簡單地羅列地理成因的影響因素，而是要從深層次分析各影響因素與地理結果間的邏輯關系。一般從必要性（地理影響）和可行性（地理條件）兩方面加以分析。

（3）在與一般農業的比較中理解都市農業的概念。試題提供的說明材料對都市農業的概念進行了簡單地介紹，學生可整理出都市農業的概念圖（圖5）。

在明確都市農業不同于一般農業之后，考生應該意識到適用于一般農業區位因素的知識結構，無法簡單套用在都市農業的具體情境中，需要對一般農業區位因素的知識結構進行調整和重構。結合都市農業的概念和地理成因分析的一般方向，我們嘗試重構適合本題情境的都市農業形成原因的知識結構（圖6），以順利實現知識結構調整后的全面遷移。

綜上所述，“先建構后遷移”模式在地理主觀題解題中有著重要作用，體現著“一般法則”與特殊情境的有效結合，為此學生要在日常學習中不斷完善地理知識結構，促進知識遷移能力的培養。在解答地理主觀題時，先建構地理知識結構，以不變應萬變。注重依據知識間的邏輯聯系將知識進行結構化處理，為解題提供“一般法則”；后對建構的“一般法則”進行相應地擴充、調整，遷移應用到具體的試題情境中，做到適時適地而變，遵循“一般法則”的同時，避免解題的僵硬“模板化”。

參考文獻：

[1]袁書琪.地理學科素養的學科能力角度探索[J].地理教育，2015（3）：4-6

[2]朱慶龍.高三地理綜合題審題和表述能力的訓練[J].地理教學，2011（5）：52-54.

（編輯：楊迪）

教育部：擴大教師資格考試與定期注冊制度試點

為嚴把教師隊伍入口關，教育部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進一步擴大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與定期注冊制度改革試點的通知》，決定在浙江、湖北等15個省（區、市）試點基礎上，新增13個省（區、市）為試點省份，新增試點省份原則上選擇1～2個地級市開展中小學教師資格定期注冊試點。

新增試點的省份中，北京、江西、河南、湖南、甘肅、青海、寧夏等7省（區、市）于2015年秋季啟動改革試點，天津、遼寧、黑龍江、廣東、重慶、云南等6省（區、市）于2016年春季啟動改革試點。

后結構主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羅蘭?巴特；文論；接受

引 言

巴特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史上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從與存在主義的分歧，到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李幼蒸（2010）稱羅蘭?巴特是當代西方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足以反映二戰后西方文學思想的主要趨向。他以獨有的思維方式，不斷挑戰傳統，不斷追求創新，其一生的學術活動也是一個不斷質疑、不斷求異、不斷否定，又不斷開拓領域的過程。

從巴特文論的譯介情況看，巴特文論在中國的接受也可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是巴特文論在中國接受的發端期，巴特的結構主義文論被最先譯介。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對巴特文論的翻譯，巴特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文論全面引入后，研究界出現了大量介紹巴特文論的理論著作及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推進了80年代初對巴特結構主義思想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是巴特文論接受的期，巴特轉型為后結構主義者。21世紀以來是巴特文論接受的延續期，巴特文論被應用到大眾文化領域，文化巴特成為這一時期的形象特征。

1、“形式主義”者

巴特文論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引入中國。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從屬于政治”的思想主導著文藝理論界，文藝忠實于生活，反映歷史客觀規律，內容對形式具有絕對支配地位。形式主義分析注重理性的科學分析，將一切形而上的概念拉回到文本，稱語言之外不存在任何立足點，這一強烈反差使得形式主義批評最初在中國扎根尤為不易。巴特對形式的強調令其最初以“形式主義者”形象被中國研究界結識，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研究界在形式/內容二分的理論框架下理解巴特，“形式主義者”的稱號是對巴特結構主義思想的批判。這一時期，巴特文論引入的歷史機緣是迎合“方法論”熱潮，消化的內因是作為發展文論的有利資源及彌補中國傳統文論的先天不足。研究界是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框架內理解巴特文論，對其進行本土化的改造以納入原有的理論體系，其誤解的程度直接反映了中國文論的發展狀況。

2、結構主義者

隨著方法論意識的加強，研究界大規模翻譯結構主義文論。巴特文論趁著“結構主義熱潮”被大量翻譯，推進了80年代初期對巴特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想的認識。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是巴特文論在中國翻譯的時期，《符號學美學》是第一本對巴特著作的翻譯，體現了“方法論”時期，文學“審美”意識的覺醒。到80年代中后期，文學借助“語言”反抗“現實”和“自我”對文學的工具性控制，語言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巴特的文學寫作觀為研究界理解語言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巴特的話語理論為重構文學話語提供了新的視角，巴特認為文化是被語言建構的，他調查了各種文化實踐，從高雅文學到流行時裝和食品，以符號學分析將大眾文化納入文學領域，使得文學從精英文化的殿堂走向了日常生活。巴特稱語言是權勢的運作場，通過話語分析發現文學語言、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相互交匯的地帶，為文學進入歷史提供新的入口。文學不再是被動地反映現實，相反文學是現實得以呈現的形式，文學話語使得文學走出封閉的語言游戲，重建文學與社會歷史的聯系。陶東風（1993）正是在巴特等人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觀點。

3、后結構主義者

結構主義認為結構孕育了一切，文學性存在于結構之中。后期巴特就發現，文學科學是一場迷夢，結構主義并不能解決文學的一切問題，結構主義強調的客觀性、精確性、科學性，規范性的要求與文學的獨創性、新穎性、個性化的需求相矛盾。結構主義無法全面地、創造性地解讀文本，使文本走向了僵化。因此在發現結構主義走不通的時候，巴特開始引入閑置己久的讀者來闡釋文學，轉向了后結構文本的研究；認為文學性應體現在讀者的閱讀和寫作過程中，文學性存在于讀者閱讀的偷悅中。

隨著解構主義興起于60年代末，興盛于70年代，于80年代末傳入中國；90年代解構意識形態科學性成為主流話語。1987年巴特結構主義文論不僅被大量翻譯過來，而且出現了巴特后結構主義文論的最早譯著，即張寅德翻譯的《文本理論》。這一時期，研究界關注“作者死了”、“文本理論”這些后結構主義文論的同時，又對“零度寫作”這一在“社會神話”研究階段提出的概念及結構主義作品《歷史的話語》產生興趣。

巴特話語理論為中國文論后現代主義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同時，巴特后結構主義文論不僅參與了對“主體”、“歷史”的解構，還為新歷史主義提供了借鑒意義。這一時期研究界塑造了巴特的后結構主義者形象。本世紀初出版了兩本研究巴特思想的專著，項曉敏（2003）的《零度寫作與人的自由》和汪民安（2005）的《誰是羅蘭?巴特》，這兩本的立腳點是強調巴特的后期思想，汪民安直接說老年巴特更讓人著迷，項曉敏則認為巴特的“文本理論”實現了人的自由。項曉敏將“零度寫作”視為實現人的自由的途徑，認為“零度寫作”是巴特提倡的理想文學樣式。

4、文化巴特

21世紀巴特形象在中國由激進知識分子轉變為大眾文化批評家。這一時期巴特的文化符號學研究方法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關注。在網絡信息化時代，大眾傳播的過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符號，印刷媒體中的文字與圖畫，電子媒體中的人物語言、動作、表情和畫面，從根本上說都是一種符號。巴特的符號學對于理解和研究大眾傳播，開辟了路徑。如陳陽（2000）將符號學分析運用于傳播學，以巴特的直指/涵指、隱喻/換喻等概念解釋新聞現象。同時研究者運用“神話”研究分析大眾文化，郝永華（2009）認為巴特的“神話學”方法突破了語言學的狹隘范圍，把結構主義符號學與意識形態批評結合起來，揭示了“神話”的結構、意義生產機制及其意識形態性質。

總 結

巴特文論在中國的接受出于中國研究界發展本國文藝理論的需要，形成四個特色鮮明的時期：80年代初期，我們需要巴特的結構主義方法發展文論，8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們需要巴特結構主義思想沖破文學意識形態論的包圍圈，90年代以來我們需要借用巴特的后結構主義理論解構主體、解構歷史，所以我們成功塑造了后結構主義者巴特形象。21世紀消費文化的興起，讓我們鐘情于文化巴特、時尚巴特。研究界帶著中國后現代文化的有色眼鏡評價、運用巴特文論，對巴特文論進行“望文生義”的移植；這些造成了對巴特的不公正待遇，以至于對巴特文論產生了誤解和批評。因此，研究外國文藝思想，是應還原其原本模樣，還是應以開放的姿態，結合本國文論的發展，以期走出文學意識形態的封閉圈，這是值得研究學者們深思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陳陽.符號學方法在大眾傳播中的應用[J].國際新聞界，2000（4）：46-50.

[2]郝永華.羅蘭?巴特文學文化批評中的“神話學”方法[J].江西社會科學，2009（2）：205-211.

[3]李幼蒸.羅蘭?巴爾特：當代西方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A].羅蘭?巴爾特文集[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陶東風.文藝學研究的語言論轉向[J].藝術廣角，19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