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安東尼語錄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安東尼語錄范文第1篇

于是，我們看到了巴神在球場上“思考人生”；看到了馬布里在網絡上直播自己上身跳舞，并在鏡頭前失聲痛哭；看到了“微笑刺客”伊賽亞·托馬斯因壓力過大試圖自殺……最近，NBA球星卡梅隆·安東尼又被爆出疑似精神有問題，導致俱樂部老板想分析“安東尼語錄”，來了解他的狀態。

“這是一個有病的社會，這是一個有病的時代。”這些“有病”的球員，他們得了什么“病”，為什么會得“病”，又將怎樣解決？

“甜瓜”變“苦瓜”

怪事年年有，最近特別多。賽后追打對手、節食15天餓到發慌、遭老板監聽……當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尼克斯當家球星卡梅隆·安東尼身上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安東尼也被逼瘋了？

事情要追溯到1月初。在尼克斯與凱爾特人的比賽中，安東尼跟加內特產生沖突，在賽后追到客隊更衣室找加內特“算賬”。有媒體披露，加內特有涉及侮辱安東尼妻子的言論，徹底把安東尼激怒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幾天后，安東尼向媒體透露自己已連續節食將近15天了，其間沒有吃過任何糖類和肉類，而他這么做不是為了減肥，而是因為“一些精神上的問題，為了明確自己生活中的方向”。

關于安東尼的鬧劇還沒有結束。尼克斯老板多蘭安排兩位監聽技師監聽安東尼活動的聲音。他們在距離尼克斯的板凳席僅僅幾英尺的角落里，安裝傘狀的監聽設備，從而收集安東尼在場上場下發出的任何聲音。據悉，多蘭此舉是為了保護安東尼，希望獲取更多有力證據，防止對手再度使用言語重傷甜瓜。

千奇百怪的球員“心病”

安東尼的“病友”中最出名的應該就是“巴神”巴洛特利，不過，在NBA中他也有不少“病友”。 作為全世界最成功的職業聯賽之一，NBA并沒有做到對運動員精神健康的“職業保障”。聯盟有一個球員援助機構，但他們的職責更多是避免球員濫用藥物。成功的NBA球員也并非像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總生活在燈紅酒綠的狂歡之中，“指環王”比爾·拉塞爾就因為承受不住比賽的壓力，導致消化系統出現問題，他要在比賽前嘔吐一番才能打好球，據統計，拉塞爾在職業生涯中嘔吐過1128次。

還有姚明前隊友艾迪·格里芬，吸食大麻、、持槍、毆打女友，他干的壞事一籮筐……最終以一個可悲又可嘆的方式：邊開車邊，撞向火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25歲。當時為了得到此人，火箭一口氣送出三個首輪選秀權，包括被籃網選中的杰弗森。誰知最后他坑了火箭，坑了那些曾對他寄予厚望的經理與教練，更坑了他自己。

現役球員中有心理障礙的也不在少數，比如勒布朗·詹姆斯就被心理醫生認為有嚴重的自戀癥。雷·阿倫則是個強迫癥患者，他在球隊的專機上有固定座位，比賽前他一定要刮干凈胡須、疊好西裝，然后在特定的位置練習投籃。湖人的阿泰斯特精神也不太正常，這從他改名為“慈世平”（即“慈善·世界·和平”）就能看出，慈世平現在還有私人心理醫生專門為他解決精神障礙。

但凡腦子不太正常的“病人”們，都是各路諸侯唯恐避之不及，期望盡快拋售出去的燙手山芋。簡單地講，一旦腦子有病，對自己對球隊，乃至對聯盟，都會產生負面影響，也難怪各個俱樂部都想盡方法，要幫助舍不得拋售的球員恢復正常。

“病”根在哪？

其實，像安東尼這樣的球員并不少，尤其是在NBA里，近年來球員出現心理問題的例子不少，場上競技的壓力、場下媒體“放大鏡”式的“監視”，如果不是擁有強大的內心，很難能承受得住。

對于那些心智不夠成熟，滿以為進入NBA后同樣可以威風八面的少年來說，巨大的落差以及現實的殘酷，往往會將他們脆弱的心理瞬間擊垮。

教育的缺失，同樣會讓他們陷入到迷茫之中。聯盟的“有病一族”里，高中生球員或大一球員占很大比例。雖然NBA球員的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我國的籃球運動員，但作為運動員其主要精力必定是要放在籃球上，上大學很多時候也只是為了完成進入NBA的“硬指標”而已。

單親家庭，亦是原罪之一。單親通常意味著兩點。一是從小缺少父愛或母愛，在NBA里，更多的是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二是通常單親家庭的經濟狀況都不會很樂觀，為生活奔波會導致家教的缺失，這亦是“有病一族”的原罪之一。站在球員的立場上來說，在單親家庭成長，性格通常會變得有些孤僻，喜歡一個人思考問題并解決問題。而這種性格與球場上講究團隊合作的精神格格不入，一旦抵觸劇烈了，便會形成病態。

以上三個因素是NBA球員產生心理疾病的原因，同時也具有普遍意義。現代人們工作和生活節奏在不斷加快，心理疾病的發病率也急劇上升。超負荷的工作壓力、難以適應社會發展以及缺乏調節情緒的能力，會讓人們活得越來越累。

“有病”得治！

NBA賽場競爭激烈，有些球員因為壓力過大，出現心理問題十分正常。因此當球員剛進入NBA時，聯盟會為他們開設新秀課程，幫助他們盡快適應NBA。在這些課程上，菜鳥們將會得到聯盟所能提供的服務、提高理財能力，還有就是學習NBA的紀律性。

除此之外，有些NBA球隊還會設立專門的心理醫生，幫助球員解決精神上的困擾。比如慈世平當年有精神障礙時，就是去找心理醫生，病情大為改善。另外，聯盟還會設有媒體顧問，讓球員學會如何與媒體、記者溝通交流。

安東尼語錄范文第2篇

我的電影往事

第一部有印象的是《平原游擊隊》，有一場李向陽騎著馬，拿著兩把槍，沖過日本人存的村莊，完全是一個超級英雄的形象，讓人很興奮。還有一部電影我不是太喜歡，但是對我影響比較大。上小學時候，我老家在拍一部電影，叫《淚痕》。山西不是有一個文學流派，叫“山藥蛋”嘛。有個“山藥蛋”作家叫馬烽寫的劇本，講一個老干部以后、恢復工作以后，怎么樣勵精圖治的一個傷痕電影。基本都在汾陽拍，我每天放了學，甚至有時候逃學去看拍攝。有一場戲是萬人大會，我爸是群眾演員，在樂隊里吹長號，在電影里一閃而過，這個電影記憶很奇妙。公演以后，我們縣城的人都不再看故事，而是在看這是哪兒，這是誰？

我最熱衷看電影的時候是初中。汾陽禮堂是個劇院，劇院前面有一個商場，我媽就在里面工作。他們的庫房是跟劇院在一起，所以我跟劇院的人混得特熟，一直到我長大，不好意思蹭電影看，中間就隨便進。對電影院記憶最深的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絕唱》。看完這個之后很惆悵，使我有一點點對于愛情的沖動、憧憬，好像一個小鑰匙一樣——你之前都是一個傻小子，對于女孩的好感都屬于那種本能性的。但是看完這部電影后，突然明白一種感情，也不是明白，而是入門了，就覺得很惆悵。

這段時間看電影很密集，幾乎天天看，另外一個，縣城開始有了錄相廳，于是，我基本上每天都會看一到兩個電影。甚至我們看鄧麗君的演唱會都在錄相廳，不過主要還是看武俠電影，《少林三十六房》應該是我看過的前幾個錄相之一，劉家輝演的，基本上沒劇情，就是一房一門武功，但是看得特別過癮，像一個紀錄片一樣，教你如何變成一個武術高人。錄相廳里面的小孩看得特別地興奮，里面教你怎么理解刀啊、盾啊、眼睛啊、腿力、腳力什么的。我記得有一幕就是，他們去食堂吃飯要路過一個水溝，水溝里面放了很多浮木，和尚過去一踩，就“啪”—下摔了，大家看到都笑了。后來他成長后，再過這個浮木就如履平地——這些橋段都還記得——這個時間段是看電影密度最高的，基本上每天一到兩個，再也沒有任何階段像這樣天天看電影了。

現在我主要是在電影節看，這個是被迫的，看電影的主動的、最狂熱的沖動沒有了。

《黃土地》讓我決心做導演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看《黃土地》，在此之前，我沒有想到要做電影，看完《黃土地》后想當導演，它讓我找到電影這一職業來度過一生。我經常會想，我如果不干導演會做什么？如果是四十歲時看可能沒沖動了，如果更小可能中間改變了。正好二十歲出頭，對人生未來的設計非常緊迫。看了《黃土地》覺得，哎喲，如果能當導演拍電影是件多么好的事情。特別是之后，我確實成了一個導演，整個人生變成了快意的人生，雖然中間會面臨很多挫折、壓力、辛勞，但整個過程都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黃土地》最重要是它的美感，那種詩意非常打動我。我家就在黃土地上，兩個姨媽、十幾個堂兄弟都生活在黃土地上，每年假期我都會回去幫他們做農活。我那么熟悉的生活能夠被他提煉得那么有詩意，其他電影從來沒有這樣表現過，這是一種熟悉的陌生感，生活是熟悉的，詩意是陌生的，或者感受到抓不住，電影幫你抓住了。

電影還能這么拍

七十年代末之前的文藝基本上都是集體文化，沒有個體，個人經驗基本是零。改革開放之后，文學領域逐漸有新的認識，出版比方說沈從文、張愛玲的作品。之前這些作品是因為跟主流意識形態提倡的革命文藝相抵觸被打入冷宮的，但這個實際上是藝術的正流，是真的主脈。

我上小學三年級之前，語文課本都是每兩三課之后一個語錄。

所以到九十年代，看到侯孝賢的《風柜來的人》，最大一個震撼就是，電影這樣一個花錢的藝術，原來可以像沈從文的小說一樣，談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我們之前理解電影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從過去的革命文藝，一下子跑到好萊塢那邊。我寫的頭幾個劇本完全是類型片，不是武打片就是鬼怪神妖，覺得只有這樣才值得拍成電影。侯導的那個電影為你理解大陸的文化現狀提供了參考。

很多人說賈樟柯電影長鏡頭“很侯孝賢”，我覺得是瞎掰，電影語言主要兩種，蒙太奇和長鏡頭。其實，侯導最大的是教我理解自己。包括武俠電影，像胡金銓，給我最主要的并不是武俠世界，而是古代的世界，引導我們去感受理解古代。就恢復中國古代來講，沒有什么比武俠片做得更好。所以對我來說，首先它給我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古代的想象，再一個才是武俠世界。所以，不會是一部電影影響一個人，而是若干部電影。

電影擴寬我們的人生

我們每個人都是狹窄的，電影的意義就在于它能夠打破個人的狹窄。分享一個銀幕世界就是分享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經驗。比如說吳天明的《人生》就讓我理解到戶籍制度。我上初中的時候對社會是沒有任何反思的，覺得國家就是這么規定的，但看完《人生》，—下子就開始反思這個事情。

比如說《少林寺》，我小時候看了七遍——我們班包晚上一點半的場看《少林寺》，就熱到這樣一種程度。但《少林寺》說千道萬，那時候為什么那么狂熱喜歡它？那些動作從來沒有看到過，那種感官上的刺激還是很難忘的。但是最主要是通過《少林寺》，開始了解到佛教的一些知識。什么“救人_命勝造七級浮屠”，什么“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之前在縣城晃，你知道有和尚、有廟宇，可是只有《西游記》告訴你一點佛教知識。但是《少林寺》里大量的佛教的戒律，受戒是怎么回事，這個電影為你一下子打開了很多佛教的知識。這個是很厲害的。這就是電影的作用，讓你突破自我，給你很多新的經驗。

這個很厲害。無論何種類型的電影都是向善的。人類利用電影這種媒介主要表達向善的精神，還有自由、獨立、民主這些基本的價值。

新一代影迷唯美國電影為尊，不好玩。美國文化我也很熱愛，但什么東西看多了都會膩，你每天看安東尼奧尼也會很悶。因為這么豐富的一個世界，你只選擇一種類型。這個其實跟教育有關，一些觀眾因為很多原因，感受不到一些電影的美感，這就麻煩了，也不是他們故意不看，但沒有辦法進去。他的情商，感情無法跟電影互動。

不敏感的觀眾，無法從蛛絲馬跡里捕捉到飽滿的情感元素。這個問題怎么解決？該拉低呢，還是……這里一定有一個通俗化，但通俗化傷害的一定是電影自身的品質。好萊塢電影就把電影給通俗化了。所以有時候就是情感模式放一放和收一收的問題。我第一部電影《小武》是最通俗的，所以，它也最受歡迎，我是按照商業電影的思路來拍的。

有些人的人生因電影而改變

有的人的能被改變可能依賴親密的人際關系，有的人是閱讀、看書，有的人是隨波逐流，有的人刀槍不入，看什么都改變不了。所以只能說，電影改變了某些人的人生。有一些人的情感模式正好跟電影是契合的，也就是說在情商那一部分，電影能夠跟他互動得比較多。有的人被戲曲改變了，我認識很多唱戲的朋友，他們的人生哲理都是從什么《關公》《薛丁山》來的。

中國觀眾的遺憾

我們的觀影很封閉，法國、意大利觀眾，無論是好萊塢還是本土電影都能看到，接觸到的是整體電影文化。我們一般觀眾接觸到的電影非常有限。每年能夠進口到中國的電影有幾部？不能從影迷的角度說，對中國一股觀眾來說，包括出版物、電影雜志，背景主要是內地電影文化，這是一個區域性文化，一般觀眾沒有機會長期積累、分享一個整體電影文化。四十年代末，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我國觀眾還能看到《偷自行車的人》和《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法國新浪潮對于我們來說就是零了。現代主義的，包括像安東尼奧尼、西班牙的布努艾爾，這些參與到人類現代思想進程的電影，我們根本沒看過。這種緊閉一直進行到現在。

我想拍成電影的一個故事

安東尼語錄范文第3篇

李娜

（中國網球運動員）

鄧華德

（中國男籃主教練）

李章洙

（前恒大主教練）

“媒體報道有時不會出自我的本意。我既然改變不了他們，就只能在不改變自己的情況下生活下去。”

——2012年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中國選手李娜在與手下敗將科斯蒂亞的對決中狀態全無，最終以3∶6/4∶6的比分敗下陣來，連續兩年止步第二輪。賽后，在談到廣大中國球迷和眾多中國媒體對李娜此次溫網表現的關注時，李娜這樣說。

“我中場對他說了什么？這是我和郭艾倫之間的私人對話，所以不能告訴你。年輕人，有時你需要給他個擁抱，有時需要你用嚴厲的態度對待他，這場比賽中的郭艾倫顯然不能給他個擁抱。”

——四國男籃對抗賽永城站的比賽拉開戰幕，中國隊第一場比賽對陣黑山U20國家隊，第一節比賽進行過半時，主教練鄧華德將原本被叫到場邊準備為其布置戰術的郭艾倫直接轟出了場地。中場時，鄧華德又和郭艾倫進行了一次私人談話，下半場才再給郭艾倫出場的機會。至于兩人對話的內容，鄧華德只表示教育年輕隊員成為一個職業球員是自己的工作。最終中國隊以79∶71擊敗對手。

“中國在許多方面都能在世界上稱雄，但足球始終不強的原因就在于無論是球員還是教練，總是以個人得失為核心，充滿了妥協與交易。”

——李章洙卸任恒大主教練回國后，韓國《中央日報》對其進行了專訪，接受采訪中，李章洙直言不諱。

留聲機

紐約尼克斯隊向林書豪開出簽約報價

“很顯然，林書豪將會回到紐約的。”

昨日凌晨，紐約尼克斯隊向華裔后衛林書豪開出簽約報價，這樣，在之前剛剛獲得伯德條款的林書豪，也就成為了受限制自由球員，尼克斯隊可以匹配來自外界的任何報價。

向林書豪開出簽約報價，是尼克斯管理層在休賽期決定的。紐約媒體曝出，這兩天約翰·伍德森教練前往洛杉磯看望了林書豪、安東尼和錢德勒，并且透露林書豪與伍德森之間已經達成留隊協議。

“很顯然，林書豪將會回到紐約的。”尼克斯主帥邁克·伍德森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看重他的硬實力，他將會是我們的先發控衛。我相信他的潛力，以及學習的勁頭。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他希望留在紐約。”

相比于很多球隊，紐約在今年選秀大會上不會有什么重要的任務。他們只有第48號簽位，因此他們的重點肯定放在引援和續約自由球員上，好消息是，林書豪和諾瓦克的伯德條款都得到承認，他們可以在超過工資帽的情況下和林書豪續約，而將中產合同留給其他可能的引援對象。

“對于想要前進的我們球隊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伍德森說，“這幫了我們忙。”

西班牙19歲小將與巴薩簽約三年

“這是一個前場萬金油性質的球員，他既能出現在中鋒身后，也能在兩翼做出縱深突破。”

西甲豪門巴塞羅那在其俱樂部官方網站上正式宣布，球隊已經從英超冠軍曼城俱樂部的預備隊中，簽下了西班牙天才少年霍安·安赫爾·羅曼，具體轉會費未透露，羅曼簽約三年，違約金為1200萬歐元。

安赫爾·羅曼出生于1993年5月18日，他司職前腰，不過按照巴塞羅那官方網站的說法，“這是一個前場萬金油性質的球員，他既能出現在中鋒身后，也能在兩翼做出縱深突破。”現年19歲的安赫爾·羅曼出生于西班牙的羅薩斯，但是他對巴塞羅那并不陌生，因為正是在巴薩同城死敵西班牙人的青訓營中，安赫爾·羅曼快速成長的，并逐漸為世人熟知。

2009年夏天，安赫爾·羅曼加盟英超新貴曼城，他在藍月亮16歲以下隊、預備隊度過了3年時光。這次巴塞羅那與他簽約3年，違約金達到1200萬歐元，足以見得加泰羅尼亞人對安赫爾·羅曼的器重。

在接受巴塞羅那俱樂部官方網站記者采訪時，安赫爾·羅曼興奮的說道：“在英格蘭度過的三年令我成熟了許多，特別是體能方面，我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當我聽說巴塞羅那對我感興趣時，我簡直高興瘋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榮耀。我可以向你保證，在今后的訓練和比賽中，我肯定會拼盡全力，我會在綠茵場上回報巴塞羅那對我的信任。”

美國飛人去奧運靠扔硬幣？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證結果公平。”

電影《非誠勿擾》里葛優發明的“分歧終端機”只是個笑話？未必。在尤金進行的美國女子百米奧運田徑選拔賽，可能還真要借助類似于“石頭剪子布”的方式才能決出由誰代表美國參加倫敦奧運會，不過美式的“分歧終端機”可能是扔硬幣。

當天進行的美國田徑奧運選拔賽女子百米比賽，共8人參加，前3名將獲奧運資格，前兩名的名次都沒問題，結果同一名教練門下的師姐妹——26歲的菲利克斯和22歲的塔姆哈竟然跑出了并列第三，成績精確到小數點后面第三位：11秒068。

理論上，田徑比賽是不可能出現完全相同的成績的，因為田徑早就用高科技消滅了爭議。現場有兩臺高速攝像機跟蹤拍攝，每秒可以記錄3000幀畫面，運動員在沖線一刻的動作分毫畢現。經過長時間的復檢，裁判宣布，由于沖線時刻兩位選手的軀干部分都被手擋住，無法作出精確判斷，判為并列第三。

比賽結束后整整24個小時，美國田聯終于想出了辦法。兩個辦法是：扔硬幣決勝，或者兩人重賽。如果兩人都愿意選擇其中一種辦法，那就這么辦，如果意見分歧，就重賽。

看來，名將菲利克斯要去倫敦，她還需要那么點運氣。

皮克微博想向劉國梁討教球藝

“或許哪天我有機會可以從你那兒得到一些指導的話就太榮幸了。”

皮克和劉國梁微博玩互動？對，你沒看錯，在騰訊微博中這一幕真實上演。近日，皮克在微博中專門與國乒主帥劉國梁交流乒乓球藝，并希望獲得少帥的真經相傳。

西班牙國家隊主力后衛皮克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的時候，有記者特別向皮克展示了中國國家乒乓球男隊主教練劉國梁在微博點評他的球技的內容，“剛看了他倆打球，皮克的手感不錯，如果真比賽還要看誰的搓球更轉才是關鍵。但是球臺和球板太差，嚴重影響水平發揮，為了乒乓球的推廣，可以考慮送給西班牙隊一張紅雙喜的奧運會比賽球臺，最后希望西班牙發揮出最高水平奪取冠軍。”

皮克對劉國梁的夸獎感到非常高興，“我從小就很喜歡打乒乓球，這項運動非常有挑戰性，而且非常考驗人的智力和反應。雖然最終我選擇了足球，但乒乓球運動顯然是對足球很有幫助。既然有很多足球運動員喜歡乒乓球，那么我希望在中國，也應該有更多的乒乓球運動員喜歡足球，我希望中國的足球事業會像中國的乒乓球運動一樣那么優秀。”

這兩天，皮克再次更新微博，專門向少帥劉國梁交流起球藝。“謝謝劉國梁，球桌不是問題關鍵，或許哪天我有機會可以從你那兒得到一些指導的話就太榮幸了。”微博中，不少人這樣調侃雙方，“劉指導送皮克一套器，然后二位來場對決？好期待。”

微語錄

法國網球選手西蒙：

“我們一直都在說獎金平等的事情，但是我認為這在體育世界中并沒有成為一種常態，網球或許是現在唯一實行這一政策的運動，盡管男子網球的吸引力要比女子網球大很多。”

著名羽毛球運動員林丹：

“南非世界杯上的德國隊員，現在都成熟起來了，比如厄齊爾、赫迪拉，這一次絕對是德國奪冠的最好時候。”

中國女排主教練俞覺敏：

“總決賽是備戰奧運會重要過程，根據隊員打完比賽后的傷病情況，還有就是對手的情況，我們會相應地做一些調整。”

大馬羽毛球男單教練鄭瑞睦：

“雖然宗偉的傷勢恢復情況良好，但我們還不能強迫他進行大量的訓練，以免再次影響其傷勢。”

游泳運動員張琳：

“我知道自己沒有希望了，但在沒確定奧運名單前心里還抱著幻想，覺得也許還會有機會。在奧運名單定下來之后，我反而踏實了，不再想那么多，現在已經進入訓練狀態了。”

央視主持人段暄：

“比賽進行到點球大戰的時候，我確實特別激動，跟大家匯報一下，就是在小法那個點球罰進的時候，我的眼眶當中確實是含著熱淚的。我覺得當時我心情是十分復雜的，感覺就是這兩支球隊如果有一支球隊一定要送別的話， 確實是一件十分殘酷的事情，他們同樣都表現得那么好，那么優秀。”

西班牙隊隊員伊涅斯塔：

“必須承認我們在經歷一個賽季后，體能受到很大的影響，但至少我個人覺得目前沒有問題，在如此短暫的賽程里，做出合理的輪換是很艱難的，作為球員，我們要做的就是聽從教練安排，竭盡自己最大的能力，為西班牙取得歐洲杯的冠軍。”

安東尼語錄范文第4篇

一、“專家”問題:一個現代性的悖論

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的專家,廣泛地介入和參與新聞評論的采編制作,當然有著深刻原因。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經濟成分、利益主體、社會組織、就業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樣化日趨明顯,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價值觀念的多樣性,使處在變革時代的人們的思想和情緒異常活躍,同時也容易產生種種的困惑和迷惘,迫切需要新聞媒體特別是新聞評論以一定的專業眼光予以引導和啟迪。與此同時,在信息爆炸的網絡時代,對于媒體的競爭來說,最重要的已不是提供了什么信息,而是以什么方式篩選、加工、整合和評判這些信息。而在對信息的解讀與評判上,相關領域的專家因其具有專業知識和相當的洞察力,往往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質,擊中問題的要害,勢必成為眾多媒體“爭奪”的重要對象,以搶占新聞評論的高端市場,顯示媒體的權威性與公信力。于是,便有了“新聞評論專家化”一說,甚至有人戲言,新聞評論進入了“專家時代”。

應當肯定的是,就新聞評論的發展態勢來說,越來越多具有專業知識、理論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的專家學者廣泛參與新聞評論,對社會熱點、新聞事件做出科學的、符合實際的、有說服力的闡釋,既能開掘新聞評論的專業深度,適應讀者和社會的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媒體新聞評論的思想性和引領能力。這是當今新聞評論“專家化”趨勢的主流,也凸顯了專家應有的“鐵肩擔道義”的精神和新聞評論倫理的正面意義。

但是,現代社會往往充滿悖論。當代著名社會學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對“現代性”及其動力機制進行研究時,一方面特別指出,面對現代社會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大眾只有求助于經長期專業化訓練的專家知識,借助對“專家系統”的“信任”,才能構筑起“本體性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警告說,在現代社會,一切科學結論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假設”,需要不斷地加以“證偽”,而不是像中世紀的教義“永恒不變”。因為,“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再沒有什么知識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了”。在他看來,現代社會沒有終極的權威,現代社會的知識環境不僅具有風險性而且具有相當的可變性,一切“專家系統”都在不斷被修改中。①

事實上,近現代以來,有關與“專門化”相伴隨的“專家系統”及其“信任”問題,一直是個異見迭出、懸而未決的話題。正如不少文化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專門化(專家)”問題是現代性的悖論之一,歷來受到人文學者的關注與質疑。他們之所以始終對這個問題保持警惕,原因即在于“專門化(專家)”的概念與“整體性知識或文明”、“整體意識的人”相對立――“專門化”可能破壞文明的平衡,引起人的感知比例的失調――專家常常對專業領域以外一無所知,而且有的甚至會喪失良知,他們可能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及社會公眾對他們的信任來趨炎附勢,尋求私利,不顧道德的底線。

而放眼我們當下的現實生活,“專家”面臨“公信力危機”,其實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且不說某些虛假廣告中,動不動搬出所謂的專家說事,以致假專家、偽專家、冒牌專家橫行;少數即便頗有身份的專家,也時常被利益集團“俘虜”成為代言工具,以致“專家”成了被網民丟磚的“磚家”。前不久,有網民甚至“惡搞”一番,貼出所謂《專家速成手冊》,稱只要按照手冊中的6點去做,人人都可成為“專家”。如此等等。

雖然吉登斯一再強調,我們對“專家系統”等“抽象體系”的信任是對這一系統所正常運轉的原則的信任,也就是說對專業知識的信任,而不是對代表著某一體系的某一具體的個人的信任。但長期以來,在人們眼里,“專家”在相當程度上就是知識專門化的“人格載體”,“專家”既然是求真務實科學精神的象征,人們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專家的評論嚴謹縝密、正當公正、持中守正。由此,新聞評論的“專家化”趨勢,可能會涉及哪些倫理問題,又應該承擔怎樣的倫理責任,就是再也不能回避的問題了。

二、“責任的缺位”:倫理的底線在哪里

以往,人們考察新聞倫理,大多局限于新聞從業人員本身,一般特指新聞職業道德。與此同時,對新聞倫理的研究也一般多偏重采編環節,而忽略了與之相關的評論倫理研究。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隨著媒體發表評論空間的開放,評論的主體也日益開放、日益多元化,他們往往代表著社會不同的利益和個別的利益。這實際上是開放社會中新聞評論的正常現象。但也正因為這個背景,涉及新聞評論的一些新的倫理問題也出現了。比如,評論寫作者的利益沖突問題。評論寫作的正義性與合道德性,也就不再是一個無須審視的前提。”②時至今日,雖然這方面話題已經開始引起學界的注意,但“針對新聞評論的倫理批評還沒有真正到來”③。新聞評論“專家化”的相關倫理問題,就是這么一個有待梳理的新課題。

蕭伯納有這樣一句名言:一切的專業技術都是針對門外漢的陰謀。這一經典的“陰謀論”,如果說頗有偏激意味而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的話,那么按照對“專家問題”素有研究而享有盛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的分析,專家們的作品因其“知識專門化”,對于大眾來說,“屬于一種經典的‘信用’商品,即由于消費者不可能通過檢查而確定其質量,因此必須對其給予極大信任之商品”。其間存在的最大的倫理問題是,不少專家在面向公眾發言或者寫作時,“缺乏應有的責任心以及作為賣方的基本品質”。照波斯納的話說,就是相關“責任的缺位”或者“作品質量控制之缺位”――即便被發現“出售有瑕疵的產品”,“他們所受到懲罰也接近于無”,“最終被人們發現涉及事實、洞察力以及預測錯誤的學術人員,他們能夠以低微的成本退出這一市場,而回歸專職的學術工作”。④

這事實上提醒我們,新聞評論“專家化”所涉及的相關倫理問題,首先并且最主要的,就是作為評論作者的專家本身應有的公信力,特別是社會責任問題。“責任的缺位”拷問的,不僅僅是專家應有的知識分子良知,更是一種倫理底線,尤其是與此相關的基本社會道德義務。以此來衡量,一些“專家”之所以變成遭到人們質疑的“磚家”,至少存在以下倫理問題:

1.為利益集團代言而遮蔽社會公共利益。專家的天職應當是探究真理服務社會,但是,目前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卻是“誰請專家,專家就替誰說話”。一些專家如明星般穿梭于各類商業論壇和活動,拿著天價的出場費,卻用種種“學術話語”包裝其利益動機。近年來不少經濟學家,特別是房地產專家,之所以一再遭人炮轟,就是因為他們一些“雷人”言論如“買房就是愛國”、“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未婚同居、丈母娘刺激樓市剛性需求”、“反對房地產復興就是反人類”等等,屢屢挑戰著公眾的認知底線。人們不禁要質疑:他們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2.唯書唯洋而不唯實,甚至不顧社會公序良俗。有的專家一遇到什么問題,動輒生搬硬套“西方理論”“國際慣例”,而將基本國情與現實發展置之不顧。在“外國先進、中國落后”的僵化的兩分法思維支配下,對現實問題動不動就予以不著邊際的“是非對錯”般的“濫評”。比如,針對南京一副教授因“換偶”而被以聚眾罪之事,有專家就發表言論,稱“換偶”純屬個人私事,國際上通常不予處置。甚至認為“聚眾罪”是一個有違憲法的罪名,侵犯了私生活權利,并公開呼吁廢除此罪。對于這種“專家意見”,正如有評論指出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我們不能簡單套用‘性自由’的標準來進行評判,因為對一些不良是否入罪不僅要看自由人權的一般標準,更要看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和道德習俗。”

3.無視學術規范,以偏概全誤導輿論。嚴謹治學,是科學倫理和學術道德的內在要求,也是學者從事研究必備的基本特質。然而,現在有些專家耐不住寂寞,不遵守應有的推理規則,不尊重基本的資料素材,而故作驚世駭俗之語、慷慨激昂之論。比如,針對群眾的上訪現象,有專家出此“雷人語錄”:“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一言既出,引起公憤,輿論壓力之下,他不得不公開道歉。再如,對于人們關心的養老問題,有專家發表驚人言論:假定經濟增長速度20年后不變,有一千萬元在一線城市也難養老。此言一出,眾皆嘩然。如此基本假設與結論,顯然缺乏相應的科學依據,難怪有學者批評說“這是不負責任的學術態度”,“缺少基本經濟學常識”,并指出“恐慌比通脹更可怕”。等等。

三、“思想市場”:如何讓權利與義務劃上等號

專家度量著社會的良知。在現代社會道德失衡與滑坡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一向讓人信賴的專家也不斷加入操守更易、信用缺失的大潮,其對世道人心與社會倫理的危害程度,顯然難以估量。新華網去年專門以“你對現在專家說的話怎么看”為題,對“專家意見”的可信度問題做了網民調查。結果參加投票的網民中,84%認為“專家的屁股經常坐‘歪’,切不可迷信專家”;只有1%的網民同意“專家畢竟是專家,有問題還是要聽專家的”。這足以說明當前專家公信力問題的嚴重性。

問題的關鍵更在于,當今的公眾雖然可以不相信某些專家的恣意妄語,卻也往往無可奈何,并沒有直接的手段可以制約。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這是一個對專家學者極其寬容的時代,專家們似乎具有了某種‘不當言論豁免權’。比如,一些專家成為某些既得利益團體的代言人,發表許多侵害民眾利益的不當言論,但我們卻很少見到他們出面致歉”。這當然不是說要鉗制專家自由發表學術觀點的權利,而是說專家作為社會良知與社會信用的象征,在發表觀點的時候必須考慮應有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其實,權利與義務,從來是一對相伴而生的概念。具體到表達的權利,不管是國際人權公約還是各國法律都早已確認,除了法律規定的底線外,任何公共性的言論表達,還必須承擔相應的倫理與社會責任。這已無需贅言。

耐人尋味的是,在西方現實生活中,專家與公眾之間這方面權利與義務不對稱的問題也同樣困擾著波斯納。針對“責任的缺位”現象,他試圖開出某些“制度性”藥方,以“療救”所謂“聲名不佳”的“思想市場”。比如,他建議學界人士每年把所有的學術作品和討論社會熱點的非學術作品都貼在自己或所在大學的網站上,以便讓同行和公眾評價這些作品是否事實準確與符合公道人心,“這對于學術人員在公共論辯中敷衍塞責地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會構成一種威懾”。他甚至還提議要讓專家們公開自己的“出場費”“贊助費”,因為“學術人員有時為金錢所誘惑”。有意思的是,波斯納認為自己開出的這些“矯正方法”雖然“相對適中”且“成本較低”,卻還是“注定會引起爭議”,而且“將沒有采納之希望”。⑤

波斯納的這些建議,其實還僅僅局限在學界自身,也就是“專家體系”的領地。因為他是在拿自己所在的專家職業群體“開刀”,而沒有擴展到與此相關的大眾媒介體制。對后一方面,他只以專家們“賴以接近讀者的大眾媒體,事實上并未履行監督職能”幾句話一筆帶過。顯然,針對所謂“思想市場”的“責任的缺位”問題,如何在實際操作中讓權利與義務能夠劃上等號,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事實上,專家評論的公信力要得到應有的提升,一方面需要“專家體系”自身道德機制的不斷完善,另一方面,還需要逐步健全為包括專家意見在內的各種觀點提供“公共表達”媒體平臺的新聞評論的制度性倫理機制,從而在通達民意、交流觀點的同時,也能夠使種種不當言論得到必要的監督和制約。我國有新聞學者指出,“新聞評論的倫理責任,體現在媒體的評論制度、寫作者的個人行為和具體評論作品這三個方面”,“它既應當表現為傳播內容與傳播動機的道德性、公益性,也應當表現為客觀社會影響的道德性、公益性”。⑥這里所提到的“媒體的評論制度”,顯然是新聞評論的制度性倫理建設的關鍵。

這并不是意味著要走回頭路,回到過去的那種泛道德主義式的思想審查與禁錮,而是要在“現代性與道德重建”這一全新語境下,從制度著手,使得言論表達在權利與義務的雙重意義上,逐漸有個規范、有序、公正、平等的制度平臺。這方面的理論思考與相關的評論倫理制度建設,顯然還剛剛起步,還需要新聞界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具體到與新聞評論倫理建設有關的“媒體的評論制度”,國內外新聞實踐中的一些操作層面的思路與做法,對評論“專家化”的倫理建設,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比如,“撰稿人如果不愿公開署名,那他的任何言論都不能當社論刊登”;“受控制的新聞或從商業角度作出的評論都不配登在報紙上”;“在論證中不得使用不利于讀者把握、理解事實,獨立、清醒地進行判斷的論證方法或修辭手段”;“大型大眾傳播機構應該將自己視為公共討論的共同載體”、“社會中所有重要的觀點與利益都應該在大眾傳播機構上得到反映”⑦,等等。媒體自身尤其要自律,在采集、發表專家一家之言的時候,在觀點采編、標題制作等各方面,不斷章取義、削足適履,搞低俗庸俗的娛樂化。同時,應當自覺秉持客觀公正的理念,以多種形式集納各方意見,引導公眾參與,形成觀點的良性互動。正如有學者指出,“我國新聞評論的倫理建設,應當從具體的批評實踐開始,而不一定從一整套規范開始。因為只有批評,才能發現問題,引發思考和認同。通過來自廣大受眾具體的批評,使人們重視新聞評論的倫理問題,并且逐步掌握觀察、發現、分析新聞評論倫理問題的能力,在廣泛討論和廣泛認同的基礎上,逐步建立約束新聞媒體評論者與社會各界評論者的普遍規范”。⑧

顯然,作為公眾發表意見的載體,新聞評論及其“專家化”趨勢要得到健康發展,特別是要在公信力建設上取得新的突破,一方面需要專家群體的自律,另一方面,更需要媒體自覺引導下的廣大受眾的共同參與。正如西方有哲人所言:“公民,而不是特殊群體(專家等等),在決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對社會有用的、什么是對社會無益的這一點上,具有最終的發言權。”⑨■

(作者單位:文匯報評論部)

注釋:

①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②③⑥⑦⑧馬少華:《新聞評論的倫理責任和倫理問題》,《國際新聞界》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