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城鎮人口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城鎮人口范文第1篇

要了解小城鎮對周圍農村發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鎮的人口容量，就必須研究小城鎮的人口問題。也只有對小城鎮的人口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對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認識。

一、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進程回顧

農村改革后大量的農民進城謀生。因此1984年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縣城以下的集鎮入戶居住，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這是對50年代以來戶口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突破。自理口糧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國自理口糧人口428萬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萬人[1]，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鎮的經濟缺乏活力。以1993年為例，在自理口糧就業人口中，從事工業的占26.7%、商業的占23.2%、服務業的占17.7%、建筑業的占10.7%、交通運輸業的占6.1%、其他的占15.6%，從這個結構可以看出為小城鎮自身經濟服務的就業人口占半數以上。讓農民自理口糧到城鎮，而小城鎮給農民的機會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制度的通知》，決定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范圍是小城鎮、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等，對象是外商親屬、投資者、被征地的農民。在這一基礎上，1992年山東省政府出臺了“山東省地方城鎮戶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藍印戶口”這種更加機動的戶籍政策。藍印戶口是一種介于正式戶口與暫住戶口之間的戶籍，因使用的印章為藍色而得名。擁有藍印戶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戶口的利益，但是要經過若干年后才能夠轉變為正式戶口。最早采用藍印戶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鎮也實行藍印戶口。藍印戶口的條件和價值與城鎮的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城鎮地位越高，得到藍印戶口的條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國近400個小城鎮進行戶籍改革試點。從1998年開始，各地逐步開放小城鎮戶籍。在這方面，中西部地區開放的步伐邁得比較大。例如1998年貴州省在10個小城鎮進行試點，在貴州省公安廳的《小城鎮戶籍改革試點方案》中規定，在小城鎮中有合法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穩定的生活來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滿兩年，就可以辦理小城鎮的常住戶口，并且不允許收取城鎮增容費。

2000年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對縣級市市區及以下的城鎮，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農民，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轉為城鎮戶口。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各地對小城鎮戶籍的開放速度也相應加速。2001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小城鎮的戶籍改革進一步放寬，至此絕大多數小城鎮的戶籍基本上對農民開放了。

在開放小城鎮戶籍這場改革中，對開放戶籍促進城鎮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從1997年開始小城鎮的戶籍試點改革到現在，小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并沒有明顯的增強，沒有出現大量農民遷入小城鎮的情況。例如1999年在安徽渦陽縣竟然要把城鎮戶籍以每個600元的價格攤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鎮的戶籍開放后，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試點小城鎮竟然沒有一個人申報[3]。為什么小城鎮的戶籍改革沒有引起大的反響，這從小城鎮人口狀況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

二、小城鎮人口狀況

關于小城鎮的人口統計比較混亂，不同的資料來源有出入。資料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統計口徑問題，按照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鎮人口的身份至少有兩種類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在一些鎮中則可能還有“自理口糧人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戶口”等等。按照戶口所在地又可以劃分成本地人和外來人口，而外來人口中又可以劃分為辦理了暫住手續與沒有辦理的兩類。按行政區劃來劃分鎮人口，時常會產生誤導。因為大多數小城鎮的管轄范圍都比較大，包含了大量的農村，容易夸大小城鎮的人口規模。目前小城鎮的范圍界定也有待完善，因為在一些地方，隨著小城鎮的發展、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農村工業的發展，鎮與周邊農村在地理上已經連成一片，如果用原來的行政區域來計算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則容易縮小其實際的人口數量。鑒于上述情況，在本文中對小城鎮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種概況性的介紹。

表1與表2是來自不同資料的全國性小城鎮人口資料，表1是歷史性的回顧，表2是時間剖面的狀況。表2的資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個鎮的數據，占當年全部城鎮數量的10%。如果比較兩張表的數據，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在平均人口規模上有比較大的差異，而在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上的差異比較小，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統計范圍的不同，前者是用鎮行政區劃統計，因此規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區，因此規模偏小。由于農業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鎮的建成區外，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比較大。又因為非農業人口主要集中在鎮的建成區內，所以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相對比較小。上述的兩個資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區統計的資料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表1部分年份小城鎮基本情況

附圖

資料來源：[1]《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出版社.

[2]《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3]《中國人口年鑒》(198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根據表2中的數據，從60年代初期開始到改革開放前的20年間，全國小城鎮在數量和人口規模上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小城鎮的數量從1980年不足3000增長到1999年接近2萬個，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0.5%；人口規模從5693萬增加到37637萬，平均每年增長率也為10.5%。雖然近年來小城鎮有較大的發展，但是分析一下卻可以看出小城鎮發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作為小城鎮主體的非農業人口，從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素，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遷移增長率實際上是很低的。第二個是在1980年平均每個小城鎮有1.5萬的非農業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個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的縮小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規模大的小城鎮發展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小，三是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口”沒有被承認是非農業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情況人／個

地帶平均人口平均非農業人口平均勞動力人數平均企業人員數

東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國5009216926121077

說明：①共17260個鎮資料，根據這些鎮的資料計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鎮區的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前幾年大量的縣城轉變為城市，導致剩下的小城鎮人口規模普遍不大，全國大約70%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不到5000人，非農業人口規模不到2000人。小城鎮人口規模超過2萬，或非農業人口規模超過1萬的小城鎮，占全部城鎮的比重在3%左右。從空間的角度看，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以東部地帶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人口規模比西部高76.4%，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比西部高65.4%。根據17260個鎮的資料，在人口規模最小的2000個鎮中，約50%在西部地區。

表3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鎮人口規模小，只要增加幾千人就可以讓不少城鎮人口倍增，由此帶來生活環境惡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問題，因此短期內大多數小城鎮人口增長的空間不大。

三、小城鎮人口中實際非農業人口估算

在前面談到小城鎮發展過程中，大量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業人口”得不到承認為合法的非農業身份，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鎮人口中占相當大的一部分。同時在部分小城鎮中存在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在有資料的城鎮中，有1226個鎮的企業中的就業人數超過有當地戶籍的勞動力人數，表明大量外來人口存在。這種情況以東部居多，數量最多的分別是廣東、江蘇和重慶。如果大量實際從事非農業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確認，對城鎮戶籍管理有益，這些城鎮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業人數超過鎮勞動力總數的城鎮分布

地區數量（個）比重(%)

東部65053.0

其中：江蘇14311.7

廣東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慶13511.0

全國1226100.0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鎮中有多少人口應該屬于非農業人口，這是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在小城鎮中，有些家庭內部的成員可以分別從事農業與非農業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同時兼職農業與非農業。不過還是可以對目前小城鎮中實際非農業人口規模作一大略估計，下面是估計的公式：

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1.8×（企業人員數＋勞動力人數×0.1）

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國城鎮的實際情況，每個非農業勞動力供養1.8人（包括勞動力本人在內）；第二，在一個鎮內部的勞動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從事行政管理、文教衛生、商業和服務業，應該說10%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這一公式計算出的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本文稱為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表6是根據公式計算的結果，從中可知全國小城鎮中，實際屬于非農業的人口要比統計數多50%左右，其中東部地區大約多70%，中西部則在30%左右。要強調的是這些期望可在小城鎮增加的非農業人口中，70%以上在東部地區。

從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鎮非農業人口數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區之外，小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增長并非是無限的，它受到小城鎮就業條件的限制。除了少數以交通、旅游、集市貿易為主要產業的小城鎮之外，大部分小城鎮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業發展的制約，只要沒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企業存在，讓小城鎮人口大發展是空中樓閣。根據表2中的數據，全國平均每個小城鎮只有大約1000人的企業員工。東部地區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從表7的數據中可知，全國接近40%的小城鎮中，企業員工數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區這一比重是接近60%。從企業情況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鎮容納大量人口就業的前景并不樂觀。

表6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增長潛力萬人，%

地帶實際非農業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農業人口①農業人口比重②

東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國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期望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實際非農業人口

A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B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②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企業員工人數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從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和小城鎮企業規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讓一些實際上已經在小城鎮工作的人得到戶籍，但是靠這類人口來增加小城鎮人口的作法在東部地區可以比較有效，在中西部地區的效果不大

四、關于小城鎮人口與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幾點討論

在對小城鎮人口狀況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可以從人口的角度對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作一點討論。

首先，小城鎮的人口規模普遍太小，對大多數服務行業來說，根本達不到許多服務業所能生存的“門檻人口”。在這些城鎮中，要依靠企業中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動服務業人口的增加才可能發展。其實從“自理口糧”人口對小城鎮發展起的作用有限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到開放小城鎮戶籍對大部分小城鎮的發展幫助有限。

其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口的流動主要是受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從目前小城鎮的人口狀況看，大多數小城鎮的勞動力市場潛力有限。大部分企業規模小，容納勞動力的能力極有限。根據《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數據計算，在小城鎮中平均每個企業的規模12人，其中東部地區平均16人，中部地區平均9人，西部地區平均7人，可以說相當部分企業是處于小作坊的水平。沒有就業機會，白給農民一個小城鎮戶籍對農民沒有實質意義。

第三，目前戶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鎮，大多數小城市的戶籍已經相當開放，甚至于石家莊這樣大城市的戶籍也基本上開放，與小城鎮相比，城市的吸引力遠大得多，而且對石家莊這樣的城市來說，戶籍開放后也沒有出現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鎮的就業機會無法超過城市，那么小城鎮的戶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據目前小城鎮人口現狀，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承認大批在小城鎮工作、生活的人口，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農民，其目的應該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進農村城鎮化上，從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鎮戶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區差距。在東部地區小城鎮的發展水平比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大城市的郊區，戶籍改革對小城鎮規模的發展會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相反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簡單通過開放小城鎮戶籍，甚至是開放城市戶籍，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訂日期：2002-4-3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1990年度與1993年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1993.

城鎮人口范文第2篇

【關鍵詞】能源消費量 GDP 城鎮人口數 二元線性回歸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繁榮，國內生產總值從 2000 年的 9.92 萬億元增長到 2012 年的31.66萬億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然而，與此同時，高能耗的問題也日益顯著，能源消費總量從2000年的 14.55 億噸（標準煤） 攀升到 2012 年的36.20億噸（標準煤）。城市是人類活動的集聚地，也是資源消耗強度最大的地方。過去30多年，我國城鎮化進程經歷了快速推進的階段，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2年的52.57%。然而，在取得驚人成就的同時，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擴張為特征的城鎮化模式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因此，探究能源消耗量與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鎮人口數之間的關系，可以為正視我國的能源消費現狀、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制定科學的能源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

二、模型選擇與數據搜集

二元線性回歸是用線性方程表達一個因變量與兩個自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統計方法。通過多組數據，可直觀、快速分析出三者之間的線性關系，可以準確的計量各個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與擬合程度的高低，提高預測方程式的效果[6]，因此選擇二元線性回歸模型。近幾年發展情況顯示，我國城鎮人口年均消耗能源約為農村人口的3.5倍，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推動能源消費8000萬噸標準煤，因此選取我國能源消耗總量為被解釋變量（Y），以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城鎮人口數為解釋變量X1，X2。得到二元線性回歸模型：Yt=α0+β1X1+β2X2+μ。1991-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城鎮人口數及能源消費總量的相關數據詳見表1。

三、用OLS估計參數

將數據輸入EVIEWS軟件，得到擬合結果如下：

根據表2數據，模型估計的結果為：

四、對模型進行假設檢驗

（一）相關系數。

由Eviews軟件計算出r（X1，Y）=0.948896 ，r（X2，Y）=0.946646，說明Y與X1，X2具有較好的相關性。

（二）擬合優度檢驗。

由Eviews軟件計算出的可決系數為0.93，調整的可決系數為0.92可看出，模型擬合優度很好。

（三）F檢驗。

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到臨界值F0.05（2，18）=3.55，由Eviews軟件計算出的F=114.0867，顯然有F=114.0867> F0.05（2，18），表明模型的線性關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成立。

（四）t檢驗。

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得到臨界值t0.025（18）=2.10，由Eviews軟件計算出的兩個變量X1，X2的t值分別為2.75，2.55。可見，兩個變量的t值都大于該臨界值，說明兩個解釋變量X1，X2都在95%的水平下影響顯著，都通過了變量的顯著性檢驗。

（五）異方差性檢驗。

對回歸結果做懷特檢驗得到nR2=2.6445，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5，查2分布表得臨界值0.052（2）=5.9915，同時，X1和X2的t值也不顯著，nR2=2.6445

（六）序列相關性檢驗。

由Eviews軟件計算出D.W.=2.03，解釋變量為2個，樣本容量為21時查D.W.分布表得到臨界值dL=1.22，dU=1.42，即dU

五、結果分析

（一）在城鎮人口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億元，能源消耗量增加0.34萬噸（標準煤）；在國內生產總值不變的情況下，城鎮人口每增加1萬人，能源消耗量增加3.33萬噸（標準煤）。由此可看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鎮人口數都與能源消耗量成正相關關系。

（二）經濟總量的擴張是拉動能源需求、消費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隨著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創造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將逐步減少。

（三）我國是人口大國，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很多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使得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導致了能源消耗量的增加。

六、政策建議

（一）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改善經濟產業結構，走集約式經濟發展道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將既有能源的使用壽命延長，以獲得更多開發新能源的時間，提高能源使用者的經營管理能力，探索能源與其他要素之間的替代性及生產者選擇要素組合的決策行為。

（三）分階段有重點有目標地推進能源相關價格和稅收體制改革。能源價格變化和碳稅會影響城市化的進程，因此有關能源定價機制改革和碳稅政策在考慮節能減排的目的時，還要考慮降低對城市化的負面影響，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

（四）走新型城鎮化道路，以科學發展觀為引領，發展集約化和生態化模式，增強多元的城鎮功能，構建合理的城鎮體系，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基金項目：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編號：NCET-11-0731）；教育部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編號：20100023120016）

參考文獻：

[1]歐陽文喜，謝德泳，張天昊.中國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基于 IPAT 脫鉤指數的脫鉤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13，（1）.

[2]梁進社，洪麗璇，蔡建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能源消費增長――基于分解的1985～2006年間時序比較[J].自然資源學報.2009，（1）.

[3]曹魯峰.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核心 穩步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思考[J].時代金融，2013，（17）.

城鎮人口范文第3篇

Key words：two-way flow ； village ； urbanization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03- 20（4）

1 前言

當前，新型城鎮化已成為新時期的國家戰略。吳江等認為，新型城鎮化主要是指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新型產業以及信息化為動力，追求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協調發展的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發展道路。楊重光認為，新型城鎮化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以新型工業化和現代服務業為產業基礎，以現代交通通訊網絡為物質技術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合理的結構和空間體系，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功能，并以城鄉和諧發展為目的，城市帶領農村發展，從而形成國民經濟全面、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當然，不同國家城鎮化模式不一樣。張占倉指出，西歐代表的是政府調控下市場主導型的城市化；美國則是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日本采取的是集中型城市化；受殖民地經濟制約的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則是“過度”城鎮化，表現為在外來資本主導下的工業化與落后的傳統農業經濟并存，工業發展落后于城鎮化，政府調控乏力，城鎮化大起大落。針對我國的城鎮化，也有很多學者進行了思考。仇保興指出城鎮化不是城市單方面的作為，是城市與鄉村相互作用的結果，必須同時考慮城鄉的協調發展，才能保證城鎮化有序健康發展。張占斌指出，能否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取決于一系列公共政府的集合，更取決于改革難題的突破。陸大道等人從城鎮化進程的角度提出，我國城鎮化進程過快也將引起一些問題。從20%到40%城鎮化率的經歷時間： 英國120年， 法國100年，德國80年，美國40年（1860―1900），前蘇聯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1955），我國是22年（1981―2001）。然而，根據國情、城鎮化人口總量以及產業支撐等分析判斷，我國沒有條件支撐這么快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進程過快將衍生出資源枯竭、環境破壞、人口就業難等諸多問題。城鎮化讓很多農民從農村走向城市，生產生活質量得到提升，然而，單純的農民工市民化，單向城鎮化將面臨巨大挑戰。在城鎮化進程上，我們可以效仿德國、法國的一些做法，引導城鎮居民向農村轉移也將是城鎮化的重要內容。 賀軍認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必須順應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發展的規律，城市化進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與逆城市化就會同時出現，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他們有更多的休閑需求，對更好的生態環境的需求，也有逃離城市喧鬧的需求等。另外，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土地制度不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驅動逆城市化現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農村戶籍后，可以擁有農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權（如果是長期承包，相當于變相擁有產權）。農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來宅基地產權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夠上市進行產權交易，將會賦予農村居民一筆可觀的財產性收入，還能夠刺激數量可觀的城市資本下鄉。國內目前數量極為可觀的小產權房，就是城鄉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結果。目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這應該是中國討論逆城市化應該考慮的一個焦點，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嚴重帶后，跟不上形勢發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國的逆城市化并非壞事，對于推進資本下鄉、促進小城鎮建設和發展，實際上大有好處。與發達國家的歷程類似，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也是城鎮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在此基礎上疊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滯后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扭曲。如果客觀看待這一現象，并借勢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現象完全可能成為助推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正能量。

2 當前城鎮化發展概況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兩化”互動戰略的深入推進，城鎮化步伐不斷提速。2012年8月17日，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截止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總數為69079萬人，城鎮化率達到51.27%。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于2015年指出，我國城鎮化率從17%多提高到52.6%，僅僅花了30多年時間，使總共有7.1億人口進入城鎮化進程，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以西部地區的四川省為例，經初步測算，截止2012年末，城鎮人口達3515萬人，城鎮化率達43.53%，“一核、四群、五帶”（成都都市圈發展極核，成都平原城鎮群、川南城鎮群、攀西城鎮群、川東北城鎮群等四大城鎮群，成德綿廣、成雅西攀、成資內自、成遂南廣達、成眉樂宜瀘等五條城鎮經濟發展帶）的城鎮化戰略格局初步成型。而根據《四川省城鎮化建設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全省城鎮化率達48%左右，年均提高1.5個百分點以上，城鎮總人口將達4000萬人以上，城鎮經濟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將得到顯著提升。

3 農村人口入城的“單向”城鎮化后繼乏力

到目前為止，城鎮化幾乎完全是農村人口進入各類城市（鎮）的單向運行，當城市后續空間（特別是土地）容量較大時、當入城成本不高時、當農村適城群體（能換業、有消費承受力）較大時、當政府能承受較大投入補貼時，這種城鎮化尚能得以維持甚至呈階段性快速進行。但當城市土地空間越發有限（自然空間、政策限制、成本高企），當入城成本因城市人口達到一定水平而相當高昂從而限制農村人口入城、甚至讓已入城人口備感艱難，當農村因單向城鎮化不斷凋敝、入城人口迅速衰減，當政府因經濟形勢和財政能力影響再難大舉補貼、投入帶動城鎮化。這樣單向的城鎮化一方面因龐大人口缺少疏通“停滯、擁堵”在城鎮，另一方面因缺少新生主動入城人口，從而越來越顯得后繼乏力。同時，一部分“厭倦”城鎮的退休、準退休中高端消費人群，有著強烈的回歸鄉村愿望，盡管他們在城鎮已基本完成人生使命而不會有太多新的貢獻，但當其能從容、優雅的回到鄉村生活后，其相對于農村還有巨大潛在剩余價值的知識優勢、專業技能、文明經驗、工商業意識，能很好的低成本、大面積、持續化的輻射、潤澤、服務其回歸的鄉村，不知不覺間就能靠這些回歸鄉村的城鎮人口消費拉動鄉村發展，靠這些人口的知識、文明輻射提升農村文明素養，當然也間接的為未來持續的城鎮化做出潛在巨大貢獻。但當下政策體制、環境對城鎮人口回流鄉村的阻隔卻讓這一切不能發生，導致城鎮化變成農村人口單向擠入城鎮、城鎮不斷臃腫而排擠新來人口、農村不斷流失而陷入凋敝的雙輸型、不可持續的境地。

4 城鄉人口互遷的雙向流動為城鎮化注入新的動力

農村的人口單向地轉移到城市里來，這種城鎮化的規模有去無回單向流動的城鎮化的模式是沒有彈性的。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驅動城鎮化的過程中，需要有效考慮城市跟鄉村這兩者是應該相互交融、相互流動。使農村中有意愿到城鎮且能在城鎮生存發展的人口流向城鎮，使城鎮人口中有意愿、有條件離開城鎮歸回農村生活的相關人群流向農村。這樣的城鎮化讓人口在城鄉之間自由地流動的、彈性流動的，使得城鎮化呈現出一種交互式、有回路的合理、自然、持續化地尊崇市場經濟規律，跟從人們生活階段追求的變化的人口從容流動，方能一方面避免大城市化的系列問題、困境，另一方面避免農村人口的斷崖式流出而導致農村的凋敝、窒息。根據相關的調查，農民在城市里面進行工作，到了55歲90%的人愿意、渴望回鄉養老，所以說農村將來是一個非常廉價的、而且符合國人心理的養老場所，同時城市里有相當比重的退休老人、準老人渴望回歸鄉村頤養天年、追尋田園生活。在杭州、上海這種現象近年來已非常明顯了，退休了的一些人，就去農村租一個房子，然后在那里養老，而且種一些生態蔬菜可以避免城市的污染空氣，也減輕了城市的壓力。所以這種彈性的城鄉互補的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相伴隨的城鎮化，是城鄉都可以相互伴隨、相互支撐的穩健、可持續的，這種模式對減輕老齡化的壓力，城鄉的互補的發展以及保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適度彈性是非常有用的。

雙向城鎮化，就是讓有意愿回到農村的部分城市人口，在盡量減少顧慮的情況下方便地回流到農村從事養老、田園生活體驗、創業等。城鎮化也因打通了人口流動的回路而形成持續動力。據筆者對成都地區55-65歲范圍內健康群體的隨機抽樣調查發現，近45%有離開繁華、喧囂城市回到、找尋適合的農村田園享受生活的意愿。這部分城鎮人口在統計上不會因流向農村而降低城鎮化率，而這種人口流向趨勢會在如下3個方面極大地促進新的城鎮化：（1）置換出相應的城市住房、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就業機會，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從而降低需要入城農民的進入門檻。（2）讓城市部分消費（對城市是累贅、對農村卻珍貴）直接釋放到農村、帶動農村相關流域發展。（3）在農村引發相關產業跟進、人口聚集，從而拉動區域內農民無需離鄉、離家而就地逐漸城鎮化。

5 雙向城鎮化關鍵在于打通城市人口流向鄉村的通道

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農村土地在地方政府的控制、支配下可以成批量地陸續變身為城鎮工商業、建設用地而驅動關聯人口入城，加上城鎮在政治地位、設施供應、就業機會、公共服務、福利配套等方面的先天絕對優勢地位無時無刻不在吸引農村人口的到來。但城鎮人口（從農村流入城鎮的非常住人口也盡量不愿離開城鎮回農村）往農村流動的空間卻極為狹窄、通道幾乎沒有打開，相當一部分城里人特別是退休或接近退休的、渴望回歸鄉村享受那份安靜、從容、簡單、自然的、有較強消費能力的“望鄉”族們，集聚在該群體身上的客觀消費沒法釋放、守著幾十年為生活、工作所限制的已經熟悉得有些麻木的城鎮熱鬧生活工作場所，不能實現自己本來力所能及的“魂歸田園”鄉村生活夢。這極大的限制了城市反哺鄉村的那部分優質消費回流鄉村，也因為這些退休、準退休中高端消費人群不能離開都市而部分堵塞了農村人口流入城鎮的空間從而限制了城鎮化的穩健、可持續推進。

相對于農村人口入城而言，目前城鎮人口進入農村（長期留下來、不是偶爾觀光體驗）的通道尚未開啟，而打通這個通道的關鍵在于：“農村資產產權（當下主要是使用權）的合法、受保護、有威信、能放心的交易、置換”。其實農村龐大的庭院、林盤、田園、山水對于當地相對貧窮、急于改變、習慣麻木的農民而言無甚價值，而對于渴望回歸田園、寄生山水、享受庭院的城里“有錢人”特別是中老年人而言卻是無價之寶，偶爾蜻蜓點水式的郊游看到艷羨的田園被別人“糟蹋、棄置”時卻只能嘆息、難有作為。因此，如果能讓這些對部分城里人來說寶貴的農村資產使用權合法交易，如果還能激活這些城里人在城里的相對低效使用甚至閑置的房產用于交易、置換和入鄉投資、消費，城鎮人口進入鄉村的通道就會被開啟。

6 打通城市人口流向鄉村通道的對策建議

6.1 改善農村基礎設施，讓村農村生活具備基本的物質支撐

對于農村地區特別是城市（鎮）輻射地區農村，其良好的生態條件、田園風光、淳樸鄉情、稀疏人口、低成本生活（相對于城里）等都是部分城里人特別是接近退休和已退休并渴望回歸田園的城里人非常在意的，一旦這些他們中意的農村地區具備基本的水、電、氣、路、信息、醫療等公共基礎條件，這部分長時間生活、工作在擁擠城市（鎮）并已對此有些麻木而的城里人，將逐漸嘗試用自己在城里擁有的相關物質條件去交換自己看中的農村田園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同時也就把自己那部分城市（鎮）生活空間交換給了渴望進城的農村人或外地人。

6.2 調整相關地方法規，讓農村部分產權（使用權）可以與城市（鎮）產權市場化置換

正是因為農村巨量的房屋、林盤、庭院、溪流等對于城里人來說非常珍貴的田園資產在當前的法規限制下不能參與市場置換、交易，才使得這些部分城里人魂牽夢繞、渴望擁有的農村資產卻被廣大渴望脫農入城的農民視若敝帚、無心打理、隨意荒廢。如果能夠通過調整這方面的地方法規，解除相關政策限制，讓這部分農村產權使用權能合法的進行市場化交易，能與城里人的城市資產進行市場化置換，開啟城鄉人員、資產、消費、生活的雙向流動通道。一方面把渴望歸鄉的那部分城里人引入鄉村、釋放其消費于農村，并因其生活消費而帶動身邊農民就業、習慣身邊城鎮化元素（培育潛在城鎮化人口）；另一方面釋放城市（鎮）部分資產空間為新入城人口提供空間，減小單純城鎮擴張的壓力。

6.3 對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免除流動的城鄉人口的后顧之憂

通過改善、優化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管理和服務，建設城鄉統籌、異地無縫對接、便捷使用劃轉的服務體系。對接城鄉不同區域、不同人口群體、不同政策標準的公共福利分享，讓流動入鄉居住的城里人可就地領取、享受自己應得福利，讓離鄉入城的農民也可就地無障礙獲得自己的福利，免除城鎮化過程中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帶來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關聯政策跟隨擔憂，輕松、合法、自由的參與分享城鎮化帶來的選擇性成果。

6.4 加強城鎮社區與農村對接，促進城鄉互動的基層平臺建設

城鄉互動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也需要對接平臺。當前城鎮最活躍的基層就是社區，以城鎮社區為啟動平臺，加強與相關農村地區的對接、交流、互動，為農產品入社區、農村勞動力入社區、社區消費下鄉、社區人口下鄉、社區農村對接互動等提供支撐平臺。逐漸開啟城鎮消費下鄉、城鄉人口互動、城鄉產權置換交易、城鄉人口雙向流動的新型城鎮化通道。

城鎮人口范文第4篇

近年來，針對戶籍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大。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6月15日，廣東省召開城鎮化會議提出，到2020年，廣東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6%，實現不少于600萬本省和700萬外省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戶城鎮。廣東新一輪的戶籍改革帷幕即將拉開。

廣東：外來人口第一大省

改革開放至今，廣東一直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強勁的經濟實力與發展機會，讓其成為多年來的人口遷入第一大省。根據最新數據，2013年廣東的外來遷入人口仍居各省首位。從2000年到2010年10年間，廣東增加的常住人口中644萬人是來自外省流動人口，208萬人是辦理戶籍遷移手續的跨省凈遷移人口，兩者相加共計852萬人，占10年增加人數的47.7%。

記者從廣東省統計局獲悉，到2013年末，廣東省常住人口已達10644萬人，穩居全國第一。人口數量比排名第二的山東還多1065萬。其中，全省常住人口主要集聚在珠江三角洲地區，2013年珠三角9市城鎮人口比重達到83.80%，分別比粵東西北高24.58、43.46和37.95個百分點。

更突出的是，珠三角地區有非本地戶籍人口與戶籍人口的倒掛現象。以深圳為例，截止到2013年，全市常住人口1062.89萬人，但非戶籍人口就達752.42萬人，占總人口的70%。另外，東莞也是典型例子，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 831.66 萬人，戶籍人口 188.93萬人，非戶籍人口 642.73萬人，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比例接近1：3.5。

在城鎮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廣東如何承接如此多的外來人口？要如何在外來人口享受公平與社會資源有限承載之間取得平衡？另外，來到廣東的務工人員不少是農村戶籍，怎樣才能讓他們融入城鎮化進程？這些問題都一一關系到戶籍。因此，廣東的戶籍改革進程受到各界關注。

廣東戶籍改革歷來“先行一步”

早在20世紀80年代，廣東就已經“先人一步”，開始第一次探索對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方向。上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實行承包制后出現大批的剩余勞動力，他們為謀生選擇進城打工。廣東省公安廳出臺《關于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的意見》，允許在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到1986年，廣東省對國家規定的職工居民家屬每年從農村遷入市鎮的“農轉非”人數不得超過現有非農業人口的1.5%的措施進行調整，比例調整到大中城市2%，縣級比例為3%至4%，由此緩解不少農民工的后顧之憂。

1992年，廣東將城鎮人口比例的調控權下放到縣政府，按照“當地實施、當地受益、當地負擔、當地有效”的原則調控城鎮人口的遷移總量。1997年，廣東省公安廳準許嬰兒可以隨父或隨母入戶，改變過去出生小孩一律隨母入戶的做法。近年來，深佛兩地更率先取消原有“農業戶口”。

由此可見，在“農轉非”的戶籍改革上，廣東一直都在不斷探討。但早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并未很多觸及關鍵群體――異地務工人員。而多年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戶籍限制引發了外來人員子女接受教育難、扎根城市難等問題，從而造成很多不穩定因素。這些都督促著廣東在戶籍改革必須更進一步。

改革進行時：“因地制宜”與“農轉非”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說，推進人的城鎮化重要的環節在戶籍制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是涉及億萬農業轉移人口的一項重大舉措。總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而作為改革排頭兵的廣東似乎想前進一步。近日，廣東城鎮化會議指出，未來六七年將推動1300萬人進城，對不同地域實行“因地制宜”的戶籍改革政策并大力推動“農轉非”的進展。

在“因地制宜”方面，廣東將全面放開本科以上學歷畢業生落戶限制，全面放開除廣州、深圳以外城鎮外來務工人員直系親屬隨遷限制和職業技術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全面放開除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以外的中小城市及建制鎮落戶限制。

同時要優化城鎮人口布局：廣州和深圳要嚴格控制城市和人口發展規模;珠三角要引導人口向珠江西岸流動;東西兩翼要培育2-3個300萬人左右的大城市或城市群;此外培育若干城區人口超100萬的中心城市和30萬-50萬人的中小城市。從而形成全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人口布局均衡合理的城市體系。

在“農轉非”方面，廣東省公安廳治安管理局局長鄭澤暉透露，廣東珠三角一些城市此前已經在探索“農轉非”改革，目前深圳和佛山已經完成居民戶口簿的更換，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而廣州和中山也正在開展這項工作。

矛盾：人往大城走 戶倡遷小城

但在改革的路徑上，專家認為還有不少障礙需要跨越。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口實際流向與戶口建議遷移的地方矛盾：外來人口都是往大城市走，而分類改革的目標都是往小城市疏散。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彭澎認為，城鎮化發展的資源不平衡是主要因素。“粵東西北的人口想遷入珠三角地區，而外省人口不一定愿意遷入粵東西北。舉個例子，外國很多的大學都在小城鎮，文化資源促進了當地的發展;但中國的大學卻都集中在大城市。這導致了把人往小城市遷移，他們的機會和福利明顯會比大城市差。這種機制上的不公平，肯定引起人們都往大城市走。”

他建議，戶籍制度改革還需要其他改革去配套，首要是解決資源分配的平衡問題。“因為經濟發展的差距很難在短時間內縮小，但是資源分配這塊可以從政策上改善，例如醫療、教育、文化等資源可向中小城市轉移。當然，這涉及我國城鎮化路徑重新調整的問題。”

城鎮人口范文第5篇

一、貧困現狀

xx位于延安市南部，屬省級貧困縣，總面積4182平方公里，轄8鎮2鄉 1個街道辦事處3個社區服務中心、240個行政村，總人口1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1.2萬人。XX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5497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農村貧困現狀

按照省定1600元的貧困標準，我縣農村貧困人口約2.4萬人，其中位于洛河峽谷及支流等重點區域19687人、貧困村數128個、轄320個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貧困標準，我縣農村貧困人口2.6萬人，其中位于洛河峽谷及支流等重點區域21090人，貧困村數128個、轄320個自然村;非重點貧困村中的貧困人口約4910人。

我縣農村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在高塬溝壑、洛河峽谷及支流葫蘆河等流域，這些地區生存條件較差，主導產業尚未形成，扶貧難度很大。我縣農村貧困人口經濟收入主要以種植業為主，占全部經濟收入的90%以上，從事種植業的貧困人口約85%以上;養殖業占全部經濟收入的2%、從事養殖業的貧困人口為5%;工資性收入占全部經濟收入的7%，其中從事服務業的占3%，外出務工人員占7%。農村貧困人口中60歲以上占24%、45歲以上占48.3%、18歲以上占88.4%、16歲以上的89.3%.農村貧困人口中60歲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學歷占5.7%、初中學歷占38%、小學學歷占37.3%、文盲19%。

農村貧困人口中享受養老保險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XX年以來，移民搬遷35處、931戶、4291人，脫貧2.152萬人。

2、城市貧困現狀

按照生活保障線標準，我縣城鎮“三無”人員166人;有一定勞動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貧困居民2665戶6653口人，下崗職工370人，失業人員436人，零就業家庭46戶，分別占貧困人口5.6%、6.6%、1.7%，因災、因病生活困難的家庭292戶，城鎮貧困戶中經營性收入26.5%，工資性收入73.5%。無住房戶居民633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XX戶，5240口人。

3、貧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縣城鄉貧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農村貧困人口貧困原因：一是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條件差，主導產業尚未形成。我縣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溝壑、洛河峽谷及支流葫蘆河等流域區域。這些地區資源缺乏、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惡劣，沒有形成主導產業，有近30%的農戶用水、吃糧、花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暖而復寒、飽而復饑的情況也較為嚴峻，剛剛脫貧不久的群體抗災能力弱，稍有變故就可能重新返貧。二是貧困人口多，整體素質差。貧困人口由于知識貧乏，文化水平低，現代科技意識、商品意識不強，自給自足思想嚴重，再加上大多體弱多病，勞動能力弱，外出務工受限，發展產業項目受限，創收門路非常有限。三是財政投入強度偏低，扶貧成效鞏固較難。國家扶貧項目覆蓋面偏小，資金投入較少，如今年連片開發的三個貧困村，每村100萬元的資金量，50%用于貧困戶的產業扶持，30%用于基礎設施建設、20%用于村容村貌整治。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資金只有50萬元，只能用于貧困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一年的扶貧結束了，扶貧成效并不明顯，一旦沒有了國家的支持，現有的成果將很快恢復原狀，更難以鞏固提高。

城鎮貧困人口貧困原因：一是部分企業倒閉，下崗職工增加，并且這一群體大多年齡偏大，職業技能不符合社會需要，再就業難度大，無收入來源。二是城區失地農民，從業難，生活無來源。三是部分家庭因災因病致使家庭負債，生活困難。

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來，縣委政府十分重視貧困人口工作，積極爭取國家對城鄉貧困人口扶貧優惠政策，大力實施扶貧開發，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貧、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農村扶貧開發工作。XX-XX年，全縣累計投入扶貧資金3793.08萬元，共啟動實施扶貧重點村72個，農村安全飲水9處，集雨窖灌3394眼;組織實施貧困人口搬遷931戶4291人、危房改造78戶355人;投放扶貧貼息貸款6390萬元，建立互助資金協會11個，投入社會扶貧資金3146.84萬元;組織培訓轉移輸出貧困戶剩余勞動力1036人，農民實用技術培訓4萬多人次，這些有效地改善了貧困村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了貧困戶自我發展能力，全縣貧困人口由XX年的2.63萬人下降到 0.478萬人(按1196元貧困標準)。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鎮居民截至目前共有XX戶，5240口人納入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占城鎮人口的3.1%。發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23.8萬元，實現了困難居民保障全覆蓋，做到了應保盡保。并積極開展了各項救助工作，臨時救助126人，發放救助金41.8萬元，大病救助121人，發放救助金72.2萬元。積極組織下崗職工、失業人員開展各種職業技術、家政培訓，組織引導無業居民再就業。

三、意見和建議

1、加大財政投入，著力改善農村基礎條件。自然條件差是我縣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工作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貧困地區生存環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決策、安排資金項目時，首先要優先照顧到人的生存環境問題，要千方百計幫助貧困地區搞好基礎設施規劃，加快農業基本建設特別是農田水利、農村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水、電、路綜合治理，不斷優化農業生產條件，這是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基礎。加快發展老區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逐步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整體水平，這是實現農民增收的保證。同時，加大小額信貸、互助資金支持力度，重點解決貧困人口發展生產資金短缺問題。

2、實施移民扶貧,改善惡劣生存環境的人口居住條件。對那些自然資源匱乏、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極差、交通不便的貧困地區人口實施移民搬遷。按照市上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移民搬遷必須向縣城、重點鎮、社區集中，而我縣重點鎮、社區主要集中在塬面鄉鎮，而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鄉鎮，計劃在洛河峽谷地帶規劃一些社區，把移民搬遷的重點向川道社區輻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