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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tromy,“新一代電訊公司在崛起”,《商業周刊中文版》,1998年第30-31頁。
1998年3月,《產業論壇》發表了由王小強博士執筆撰寫的《電訊產業的戰略》(以下簡稱《戰略》)。三個月后,方宏一執筆的《再論中國電信產業的發展戰略》(以下簡稱《再論》)發表在同一刊物上。僅僅瀏覽題目的讀者可能以為,這或許是對同一主題言尤未盡的一論和再論,表達的是同一家的觀點。但是,在發表兩篇報告之間,《產業論壇》于5月14-15日在北京美地亞中心舉行的一次研討會,卻清楚地表明《再論》不但不是對《戰略》的“再論”,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反論。擁有數萬訂戶的《三聯生活周刊》在其6月出版的12期上,以“封面故事”的顯著地位報道了在此次會議上雙方的爭論焦點。這篇由資深記者高昱寫的長篇報道,副標題赫然就是“一場關于中國電信產業的大論爭”。
這可不是一場書生之爭?!稇鹇浴纷髡摺半娪嵁a業課題組”,不但人員陣容強大,而且明確標明“本課題由中國國際有限公司提出,與高盛公司(亞洲)聯合資助”。眾所周知,這兩家提出課題并給予資助的單位,正是“中國電信”(ChinaTelecom)在境外上市的全球融資協調人?!对僬摗氛n題組(“有線電視多媒體業務接入模式研究課題組”)由什么人組成不得而知,但報告的題注說明方宏一為“廣電部廣播影視信息網絡中心網絡部主任”。所以,盡管5月份的美地亞會議強調“每位代表都以個人身份參加這次非官方會議”,這場大論爭從一開始就不是書齋里學者們純粹邏輯推演的結果。
這場論爭的題目非同小可?!稇鹇浴酚懻摰摹半娪嵁a業”,不但包括以電話業務為中心的傳統電信,而且包括有線電視、機、多媒體在內的廣義電訊產業?!对僬摗穭t干脆以“中國信息產業”為題。按照國際,雙方討論的電訊或電信事關“信息技術(InformationTechnology,簡稱IT)產業”如何在中國發展的宏大背景。根據國際電訊聯盟的資料,世界IT產業不但是全球成長最快的產業部門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IT的發展將關系到整個國民技術基礎的革命性變化。因此,無論從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是質量,IT產業都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這場論爭提出的問題是:給定“三網復合”(電信、有線電視和計算機網絡復合為一個平臺)的技術經濟前景已經明朗,給定中國與發達國家發展三網的巨大差距,給定跨國公司決不會輕易放過巨大的中國電信市場,中國究竟應該遵循哪一種路線和策略來達到建設中國的“三網復合”?
論爭雙方的回答截然不同。《戰略》的主張是:開放電訊服務的化和市場化經營,但把我國已經形成規模的電信基礎網和有線電視基礎網從經營性企業中獨立出來,成為由政府控制的國家基礎信息網,最后依托公共信息網中的電視技術平臺,直撲電信、電視和計算機“三網結合”的產業前沿?!对僬摗穭t主張:開放電信的競爭性經營,保持電信和廣播電視兩網并存,并通過兩網的良性競爭,在廣電的有線電視網上發展新一代計算機因特網,最終達到“三網合一”。
本文評論上述兩種思路的主要根據,并對這兩種對立意見共享的“思維模塊”提出批評。在評論和批評中,本文闡述的中心論點是,雖然信息技術頗為特別,但發展信息技術產業所需要的政策環境并不特別。發達國家通過對外開放電訊市場、對內打破獨家壟斷來發展電信產業的成功經驗,同樣適用于中國和所有發展中國家。本文具體的政策主張是:在長途電話、市話、無線通話、有線電視、數據傳輸網絡和服務分立競爭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全面的市場競爭,允許并鼓勵中國有線電視辦因特網、允許并鼓勵中國有線電視與中國聯通結盟辦電信、允許并鼓勵中國電信辦因特網和有線電視、允許并鼓勵民間自辦電視節目和“網站”競爭上網。簡言之,中國需要一場電信管制的重大改革?!叭W聚合”的技術前景,只有在允許并保護“數網競爭”的政策環境中才可能順利實現。
“國家基礎信息網”?
《戰略》的核心主張是電信基礎網與電信服務的分離。一方面,開放電信服務和有線電視臺服務,實行化經營,允許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由政府直接控制基礎信息網,包括全國電信網和全國有線電視傳輸網,使之成為由具有行政性獨家壟斷的、“不準入的”非市場競爭領域。按照《戰略》自己的比喻,就是國家基礎信息網如同飛機場或高速公路,由政府按照公共資源管理;電信服務和有線電視服務,如同航空公司或運輸公司,開放市場競爭和公司化經營。
關于開放電信服務和有線電視服務的市場化競爭,筆者與《戰略》一樣,希望通過有關立法改革加快實施,早日結束電信和有線電視的部門行政性壟斷經營。至于“國家基礎信息網”,這一被《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稱為“頗具新意的建議”,我們則有必要先來看看依據究竟何在。
根據《戰略》,第一,基礎網具有天然壟斷的性質,只有政府作為公共資源直接加以控制,才可能做到面向競爭性的電信服務公平開放、公平接入、合理收費。這一結論,是《戰略》仔細了芬蘭、德國、英國、美國和中國聯通在電訊開放(或部分開放)的實踐經驗后得出的。他們的基本發現是:只要基礎網掌握在經營性公司手中,那些無網競爭者終究避免不了在進入條件和收費標準方面被“揉搓”的命運。所以,《戰略》的推論是,“從邏輯上說,只要電信與基礎網不分開,根本解決,只能靠重復建設”。但是,重復建設似乎只有在英國這樣國土面積小的地方才可能成為一個解決辦法。在美國,即使是AT&T和MCI這樣的長話巨獸,化幾十億美金的代價,還是無法戰勝掌握著地方市話的“小貝爾”的揉搓,以致于最終只好“正式宣布放棄進入地方(市話)市場的企圖”。至于中國這樣一個中的大國,《戰略》認定,絕沒有可能“承擔重復建設的后果”。
第二,基礎網公共化,將有利于郵電基礎網和廣電有線電視網絡的結合,因為“基礎網絡的公共化和政府機構的統一管理、標準收費,不僅有助于聯通的公平接入,而且有助于有線電視的公平接入”。這一點,對《戰略》的主張具有決定意義。因為,中國郵電電信網絡的“傳輸能力剩余,光靠放號通電話,遠遠吃不飽,還不了巨額負債”,而擁有7700萬用戶的我國有線電視,正好可以“成為充分發揮電信網絡剩余能力的現成市場”。不過,當《戰略》闡述這一精明“算計”的時候,其“電信本位”立場也就表露無疑。因為雖然這份報告“公平地”主張,要把電信網和有線電視網都從經營性領域里劃到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網的范圍內,但他們可絲毫沒有讓有線電視網來經營電信業務的意思。這一點,在《戰略》對一些研究者提倡把中國有線電視建成第二個通訊基礎網的激烈批評中,清楚地表達了出來?!稇鹇浴焚|問,郵電部門已經建成“八橫八縱”光纜網,只要利用郵電光纜就“很快可以實現有線電視的全國聯網”,在此條件下,建第二通訊網的“必要性何在?”更進一步,《戰略》援引國際經驗后提出,“迄今為止,還沒有聽說過那個國家要把有線電視自成體系地改造成與電信基礎網分庭抗禮的又一通訊網”。既然全球皆無,中國的有線電視要完成全國范圍的獨立聯網,就不能不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推論”。
第三,政府統一管理基礎網,有助于保持中國電訊基礎網的完整性?!稇鹇浴氛撟C,電信業的企業化改革,勢必引起權力分散,而中國的電訊市場一旦對外開放,“分散的基礎網將有可能隨著分散的電信企業一道,被不同跨國公司,各個擊破,鯨吞蠶食”;反之,“只要覆蓋全國的基礎網始終掌握在政府手里,…我們也可以…象英國不列顛電信‘揉搓’AT&T一樣,限制跨國公司的發展速度和業務縱深,保護民族”。換言之,政府控制基礎網,在《戰略》看來是中國要在電信開放后能夠“與狼共午”的安身立命之法寶。
第四,基礎網“本身具有更顯著的公共實施性質”,不能僅僅追求經營盈利,例如對那些邊遠地區的電信網的巨額投資,因此只好由政府而不是由競爭性的來擔當。不過,這一道理在《戰略》中似乎并不是一個主要的論據。因為正是同一份報告,對追求電話普及率(“村村通電話”)有過嚴厲的批評。而在我看來,“村村通電話”與“邊遠地區電信投資”,在上其實是同一類:你要堅持全國性的信息公共網,你就既不可能把一部分地區(邊遠地區)、也不可能把一部分公民(村村)享受全國性公共設施的權利,排除到政府工作目標之外。如果基礎網是公共實施、而最合適的管理主體是政府,那么追求電話普及率如同建立普及一樣,恰恰是從政府必須維護全體公民平等權利的責任中內生出來的目標。看來《戰略》對這一點并沒有完全想清楚。
電信、廣電兩網并存?
但是,引起方宏一奮起“再論”電訊戰略的主要因素,既不是《戰略》批評“村村通電話”,也不是《戰略》肯定政府必須承擔邊遠地區電信投資的重任。真正刺激《再論》的,是《戰略》的“電信本位”。在5月美地亞會議上,方宏一當面點明《戰略》“實際上正中電信的下懷”,因為“中國電信早就想吞并有線電視”。眾所周知,我國的有線電視網是自下而上建設起來的,雖然全國已建成190萬公里的有限傳輸網,其中光纜干線26萬公里,廣播電視專用的衛星轉發器24個,衛星地面接受站10萬座,覆蓋1200家有線電視臺、400個城市和200多個鄉,但眾多有線電視網實際上都還只是分散獨立的“單位”局域網,遠沒有成為聯成一氣的遠程網。原國家廣電部計劃在推動省聯網的基礎上,要到2005年實現全國有線電視網。如果依了《戰略》,一頂“匪夷所思”的帽子斷了廣電自行聯網的可能性,一個“國家基礎信息網構想”把全國眾多的有線電視變成如《戰略》所設計的“發揮電信剩余傳輸能力的現成市場”,那么,已經實現全國聯網的中國電信網,再沒有潛在對手而成為“一家獨大”。屆時,方宏一推斷,中國電信就很容易消滅一個在未來通信市場上“能對中國電信構成更大的威脅”的競爭對手,維持其壟斷地位”。
因此,《再論》用了絕大部分的篇幅訴諸反壟斷,要求開放中國的電信競爭。他的正面口號是繼續有線電視網的擴容改造、保持有線電視網的整體性、允許廣電網適當經營信息業務。簡言之,就是電信和有線電視兩網競爭和兩網并存。他的具體方略是,在有線電視網擴容改造的基礎上,新一代高速因特網,進而發展網上通訊,并最終以光纖入戶替代現有廣電系統的HFC網,以有線電視平臺進一步完全取代舊的電信網。非常清楚的是,實現方宏一主張的全部關鍵,就是完成在《戰略》看來“匪夷所思”的有線電視獨立的全國聯網計劃。
但是,當我們試圖看到《再論》是如何論證其主張的時候,卻發現其包含的“思維模塊”,居然與《戰略》十分相象。(一)《再論》雖然明確提出“既然立法不能完全解決(公平接入)問題,那就再建一個電信網與之競爭”,但同時卻在不斷指控中國電信“重復建設”,正如同《戰略》在不斷指控獨立建全國有線電視網是“重復建設”一樣。這里,“重復建設”成為雙方可以共同使用的罪名,分歧只是需要裁定:究竟廣電自行全國聯網是在重復建設呢,還是電信自建有線電視接入網和因特網是重復建設。(二)《再論》同《戰略》一樣,認定“外國大電信集團對中國信息產業搶灘登陸”是中國電訊業的最大危險。雙方的分歧僅僅在于,究竟分散經營的廣電網被跨國公司各個擊破和肢解是主要危險,還是中國電信的巨額電信債權將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禍首?(三)《再論》雖然主張廣電、電信兩網競爭并存,但同樣沒有半點意思要允許電信來插手有線電視。相反,《再論》嚴守“廣電本位”的立場。一個頗令人吃驚的“證據”是,《再論》居然很正式地把中國電信建立有線電視接入網和重建全國有線電視網的活動,上升到對方“是讓外商插手黨的宣傳事業”的高度!從正面的意思看,《再論》顯然堅信不容他人染指廣電,是辦好我國有線電視事業的必要條件。如果這樣,《再論》與認定不容他人染指電信基礎網才可能發展中國電訊事業的《戰略》,究竟還有什么原則分歧呢?
本來,借助不同主張之間的分歧和辯論,是了解我國電訊產業癥結何在的一條捷徑。上文引用的兩種戰略之間的論爭,已經產生了這種捷徑效果。但是,由于兩份報告使用了一些共同的、在筆者看來是錯誤的關鍵概念和推理邏輯,又模糊了循著論爭提出的問題繼續前進的方向。因此,本文以下部分的評論,采取借助這場論爭提出的一些關鍵問題而對其中雙方共享的邏輯推理加以批評和討論的策略。不容違言,本文的思維模塊也可能在別人看來錯得離譜,那就歡迎王、方諸君和其他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評論和論爭。
市場沒有無解的題:AT&T購并TCI的啟示
《戰略》關于“國家基礎信息網”構想的根據,是認定即便開放電信經營,市場也無法解決那些無網電信服務與基礎網的合理接入難題。對此,《再論》接招:既然無法,干脆以廣電為基礎,再建一個電信基礎網與之競爭?!稇鹇浴愤€手:“匪夷所思”,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聽說過那個國家要把有線電視自成體系地改造成與電信基礎網分庭抗禮的又一通訊網”。由于《再論》同樣視“重復建設”為大錯,《戰略》在這一回合中顯然占了上風。試想既不可能做到公平接入,又不能重復建網,剩下的,可不就只能讓政府管理基礎網了嗎?
政府管理基礎網能不能做到“公平接入、合理收費”,下文另作討論。這里先引一條市場并購的消息,說明《戰略》實在把市場潛能看低了。6月24日,差不多業就是《戰略》提問的語音剛落,AT&T就在美國宣布以480億美元收購TCI(Tele-Communications,Inc.)。這個TCI不是別人,正是在各地擁有1400萬有線電視客戶的全美第二大有線電視公司。AT&T的收購意圖,首先就是開通自1996年美國新的電信法以來志在必得的開發市話市場的新戰略通道,并且實現“通過一家公司的一條連線提供全方位電信服務的組合”。一般認為,AT&T與TCI的結盟,不但將合成一個電訊的超級巨人(兩家公司1997年的總收入近590億美元),而且代表長話和有線電視兩種資產的結盟。AT&T通過TCI的寬帶電視傳輸網絡,不但可以很方便地把它的長話業務做到1400萬戶TCI的客戶(以及潛在的總數為3300萬戶美國家庭)家中,而且可以通過發展Telephony(網絡電話)和其他Internet服務,兩面作戰:一面“希望能找到一種能夠與各家小貝爾進行與會作戰,以便能夠通過有線網絡提供地方電話服務的”,一面與WORLDCom和MCI爭奪因特網長途市場。為此,AT&T準備與TCI一起在未來4年投資50億美元改造原有的有線電視網。其實真正重要的是,AT&T構造了一個可競爭的架構,向對手發出了一個可置信的威脅。
讀過《戰略》的讀者一定記得其中對擁有市話網絡的小貝爾們如何成功地“揉搓”那些長話巨無霸們的精采描述。問題是報告的推理多少有點問題,似乎除了搬出個政府統管基礎網,市場就注定無法戰勝這種“揉搓”。這未免看輕了市場。市場是在一定游戲規則(主要是產權規則)下允許人們追逐利益的場所。只要有潛在利益,市場上總有人吃不香、睡不著,總有人“水路不通走旱路”,也總有人不斷努力創新和探索。潛在的市場利益越大,激發出來的實現潛在利益的能量就越大。象市話競爭、網絡通話這樣代表未來無限商機的領域,怎么可能僅僅兩年的挫折(外加35億美元的投資),就能夠迫使AT&T這樣的家伙“放棄進入地方市場的企圖”?所幸《戰略》下筆還算謹慎,用了“迄今為止”的限制詞,因此文中的結論在1998年6月24日前還是正確的。6月24日后,這個世界上就有一個國家,美國(還不是英國這樣的國土面積小的國家),就有這么一家公司,就是要嘗試著“要把有線電視自成體系地改造成與電信基礎網分庭抗禮的又一通訊網”。反例有了,《戰略》是否準備修訂自己的結論呢?
對市場潛能估計不足,就一定高估政府威權的能耐。“國家基礎信息網”的設計,以政府管理為前提,假設由政府直接管理,就可以做到公平接入、合理收費。但是從經驗上看,的電信機構,難道不從來就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嗎?如果不是政府部門所擁有政企不分的壟斷權,中國電信能夠讓消費者和輿論如此垢病其收費昂貴、服務低劣而又拿它沒有一點辦法嗎?對此,《戰略》只是輕描淡寫為我國電信部門“勞動生產率低和服務質量差”,并且模棱兩可地說“勞動生產率低和服務質量差是電信業務量低的結果,也是電信業務量低的原因”。
撇開如何評價我國電信部門不談,真正要回答的是,當中國按照《戰略》的構想,把基礎信息網從經營部門劃出來交由政府直接管理之后,所有電信服務的接入價格究竟可望在一個什么水平?更重要的,究竟有何種機制可以保證基礎網在政府手中的營運,可以象在競爭的市場上一樣,有不斷降低成本和收費的動力?遺憾的是,作為一項專門,《戰略》既沒有測算構想中的“國家基礎網”的收費水平,更沒有討論何種機制可以保證國家基礎網的接入費下降。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國家基礎信息網”方案,是否真正能夠解決我國電信取費高、服務差和業務不足等根本性問題。
還要指出,AT&T收購TCI的案例,不但挑戰“有線電視不準辦電信”的戒條,而且同時挑戰“電信不準辦有線電視”的戒條。AT&T本身是長話公司,收購TCI后,介入有線電視業務,顯示的是長話、市話和有線電視三位一體的前景。這件事,對我國有線電視事業,同樣具有意義。我國的有線電視和有線電視臺,固然有《再論》中褒揚的種種優點。但是,這個部門一些與生俱來的弱點,比如遠離市場,缺乏契約觀念和經營理念,以及整個系統以“局域網為本”,整合性差,很可能妨礙其更積極地參與我國信息產業化的進程。如同電信部門一樣,有線電視系統的“毛病”,難以單靠部門自律可以校正。近來各地廣電部門在生存危機的壓力下,紛紛改革圖存,倒是顯示了外部壓力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正如后文要指出的,方宏一方案關于開放電信競爭的結論,對于廣電有線電視網也是正確的。允許和鼓勵電信辦有限電視,如同允許和鼓勵廣電辦因特網和電信一樣,對于兩大電訊部門的轉軌和轉型,都是必要的。
壟斷成本與重復建設成本:兩害相權取其輕
提出電信對廣電開放、廣電對電信開放,馬上會遇到的一個“重復建設”的問題。在技術層面上,廣電要完成有線電視的全省、全國聯網,只有兩條路線可走:要么向已經全國聯網的電信租借連接線路,要么另起爐灶,自投自建主干光纜和相關設備。一般而言,如果廣電放著現成的電信網(而且有剩余能力)不去租用,而要自建自投,那么,對于社會而言,一方面電信的傳輸能力閑置,另一方面廣電還要投入一定資源自建網絡,扣上一頂“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的帽子是沒有跑的。反過來,電信要辦有線電視,如果不是租用廣電現成網絡,而要自建自投,那么同樣也就是重復建設的浪費了。
人們要問,為什么要這樣浪費資源呢?由政府下個命令,在現成的傳輸能力沒有充分利用之前,誰家也不準重復建設,不就合理了嗎?由于合理化的程序如此簡單,所以大家都一股腦參加對“重復建設”的討伐,或者一邊罵別人重復建設,一邊自己重復建設。例如本文評論的王、方之作,就分別把廣電建電信網、電信建有限網稱為“匪夷所思”的不理。
我對這種思維模式的主要批評,就是只看到重復建設會產生一個社會的成本,而沒有看到如果不支付一個重復建設的成本,社會可能要發生另一種成本,即因為不準重復建設(即不準進入)而導致的獨家壟斷給活動帶來的成本。容我舉個實例加以說明。幾年前,上海廣電在決策發展有線電視網絡的時候,曾經非常理性地決定租用上海電信的光纜干線,以便免除重復建設。但是,由于上海廣電沒有自己的主干光纜,它在向電信租纜時就居于不利的談判地位。上海電信后來果然逐年提高租費,以致廣電不得不得出“租不如建”的結論。這個故事的結局是,上海廣電在花費了共6000萬元的租金以后,最后還是投資建設了“自己的”主干光纜網。這就是說,電信壟斷帶來的服務收費太貴,大大超過了廣電重復建設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增加重復建設就成為一個正確的策略。因此,我們絕不能孤立地討論重復建設,而應該比較重復建設成本與壟斷成本這兩者孰高孰低。用一句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在壟斷成本和重復建設成本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
電信獨家壟斷給帶來的成本是極其巨大的。僅僅按照《戰略》提供的數據,中國國際長途電話的的平均單價為每分鐘29元,等于美國的6倍。以1997年中國國際長話業務150億人民幣,那么我們知道如果這些國際長途全部從美國打回中國,按照美國的平均國際長話費收費,只需要25億元就可以完成同樣的通話量。換言之,僅此一項,中國消費者為中國電信壟斷支付的成本就高達125億元!再按照資本產出率(3:1)計算,為了產出125億元的可與電信國際通話競爭的電信產品和服務,需要大約375億元的總資產。靜態而言,凡在375億元之內、能夠提供可與中國電信國際長話業務競爭的“重復建設”投資,都是合理的。這個數目,比起全國廣電有線電視的聯網的總投資來,差不多高出整整一個數量級。這其實是說,由于電信壟斷的社會成本過高,她實際上給予潛在進入者一個極大的補貼。潛在競爭者重復建設的“浪費”,實在源于壟斷者給社會增加的成本。要減少社會的總損失,只有開放市場開放競爭。這個道理,適用于任何壟斷和重復建設并存的領域。
開放競爭、通話成本和電信業務擴展
開放電信競爭的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通信費用下降和服務水平的提高;而消費者單位通信成本的下降,又刺激市場對電信需求的上升;最后,不斷擴展著的電信市場將“攤薄”因為增加競爭而導致的“重復建設成本”。這就是說,動態來看,增加電信競爭帶來的重復建設,其固定成本可能隨著電信業務的擴展而更容易地被分擔。
關于競爭降低電信收費的效果,幾乎在任何開放電信競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不過,最清楚顯示這種競爭降價效果的,還是率先開放電信競爭的美國。人們通常以為美國開放電信競爭自1980年中期始。但是表明實際上還要早得多。早在1959年(當時美國電信市場還是AT&T的一統天下),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就批準了一些大公司利用微波技術建立自己的通信的請求。10年后,FCC把這一許可擴展到了允許設立新的電信公司來向沒有能力自行建網的公司提供微波電信的服務,后來著名的MCI公司由此應運而生。到了1970年代中葉,對AT&T獨家電信壟斷的攻擊風起云涌。MCI甚至未經FCC的批準(并通過法庭裁決戰勝了FCC試圖制止的意志)就擅自向市場提供普通的長話服務。幾乎同時,FCC這一權威機構本身也有步驟地推動電信開放,例如強制電話公司必須允許顧客自行選擇相關的通話設備,而這個市場過去歷來由AT&T一手把持。1974年下半年,美國司法部依據反壟斷法AT&T在經營長途、市話和電信設備市場上的獨家壟斷。經過長達8年的訴訟之后,法庭于1982年作出了對美國電信史具有長遠的判決:將市話業務從AT&T中獨立出來,并且分成7個獨立的地區貝爾公司(RBOCs)來營運。這一“肢解”決定從1984年1月1日執行,從此,RBOCs經營市話和地區性長途,AT&T經營長話、設備制造和貝爾實驗室。美國電信業從一家獨霸變成了一個“分立的”(balkanized)部門。
“分立”是走向競爭體制的重要準備,雖然它本身還不等同于開放競爭體制。例如,1984年美國國會的《有線通訊法案》一方面減少了對有線通訊業的管制(即允許更多的“分立”),另一方面還是禁止地區性市話公司染指有線通訊業務。80年代中葉以后,美國電信業進入“打破獨家壟斷、鼓勵分立”的階段,形成了長話、市話、有線電視、電信設備制造和信息服務多家分立、但各家之間的競爭受到限制。更準確地說,處于“分立”階段的美國電信消費者可以在不同的長話公司、設備公司、有線電視和信息服務公司之間“流動”,選擇自己滿意的對象,但長話、市話、有線和信息服務的業務卻由法例管制,井水不得進犯河水。
出人意料的是,當有限的競爭因素引進電信業之后,引起的竟然是一場也許自革命以來最偉大的產業變革。從1984年到1996年,和數字傳輸技術革命席卷美國和世界。其結果,一方面幾乎所有電信服務的成本都顯著地下降;另一方面,各個“分立”的電信復合、特別是電話、有線電視和機三網合一的技術前景,清楚地顯示了出來。1996年美國通過的新的電信法,最主要特色就是超越“分立”管制的立場,允許各個分立的長話、市話、有線電視和其他信息服務公司的互相進入、交叉經營。。這就是說,美國面對電信技術三網復合機會的制度選擇,是全面開放電信競爭。1996年以來,長話公司重新“進攻”地方和市話市場的努力,一直沒有間斷過。上文提到AT&T并購TCI的消息,不過是美國的長話巨無霸在收購地方小貝爾屢不得手之后,轉向“長話與有線電視結盟”策略的一個新動向而已。
美國電信業沿著“管制獨家壟斷、允許多家分立和全面開放競爭”的路徑變革體制,產生的一個可以在數目字上觀察的后果,這就是美國電信成本日益降低和電信業務量顯著擴大。根據統計,1980-1993年十三年間,美國州內電話費的指數從100%降為47.6%,平均每年降低5.6%;州際電話費指數降為60.7%,平均每年降低3.8%。同期,州內通話業務從1980年的1330億分鐘上升為1993年的4000億分鐘,州際通話業務從1400億分鐘上升為3230億分鐘,每年平均增長分別為8.8%和6.6%,快于同期美國GDP年平均增長率(2.4%)兩倍以上。粗略地說,通話費用每降1%,通話業務增加5.7%。1994年后,美國和西歐長途通話費用的下降速度以為技術革命而顯著加快,例如,1997年西歐北美的國際長途的平均單價下降了25%,并且可望按同等速度持續到2000年。美國FCC估計,現在平均每分鐘1美元的國際長途可望再下降80%,到20美分。象Qwest這樣以聲像聚合網絡提供電信服務的先驅公司,今年已經向美國個人消費者推出每分鐘7.5美分的長話服務。而公司的銷價,只是每分鐘5美分。根據汪丁丁最新來自美國的報告,網絡電話甚至可望在近期達到每分鐘1美分。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Crandall和Waverman合著的介紹北美電信管制改革的書,要取名為《便宜的通話》(“TalkIsCheap”)。假定通話費用降低引起的需求彈性值不變,美國長話平均費用從1美元降為1美分,她的國內長話和國際長話業務將從1997年的4800億美元再增加多少倍?
電信重復建設:成本和預期收益
美國電信“開放競爭-降價-業務擴展”的邏輯,放之四海而皆準。在加拿大、英國、新西蘭、日本和澳大利亞,所有這些過去20年開放電信競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類似美國的效應。香港電信業自1992年以來分步開放競爭的經驗,更值得大陸電信業借鑒。
起點到處都是一樣的:獨家電信壟斷。原來的香港電信(市話業務和國際長途業務)都由大東控股的香港電訊公司,按照“管制下的獨家壟斷”模式下提供。1992年,香港開始推動地方市話競爭,電信管制向香港電訊以外的公司增發電話牌照(市話專營權),形成市話電信服務的競爭態勢。開放電信服務,不能不涉及電信網絡。最初的辦法也是法令香港電訊向其他電話持牌者出租線路網絡,但是隨后,相信是被“揉搓”成本所驅動,競爭者要求自建(即“重復建設”)地方電信網絡。1994年,電信管理當局開放本地固定通訊網絡服務牌照(FTNS),并于1995年6月后引進了三家新的固定網絡商(新世界電話、新電訊與和記電訊),首先在地方市話市場上形成四網競爭的局面。
1994年香港政府還做了一項重要決定:確立“回叫業務”(callback)在香港合法。所謂“回叫”,就是利用各國國際長途電話收費差價中存在的市場機會,由高收費國家和地區的客戶,將通話要求傳達到低收費地區(主要是美國),然后由后者撥打回來并按照當地較低的費率收費。據估計,全球回叫業務市場已達20億美元,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盎亟小逼鋵嵤腔静挥迷黾又貜徒ㄔO成本而推進電信國際競爭的有效途徑。與那些用行政手段禁止“回叫”、或者對此征收高額附加稅的地方不同,香港政府主動宣布回叫業務合法。由于“回叫”的平均收費只相當于香港國際長途費用的一半,這個市場不可能不紅火。到1997年,香港涌現了20多家經營回叫業務的公司,業務總量達到香港國際通話業務的20%。
多個地方市話的牌照加上回叫業務的合法化,對香港的國際長話形成競爭壓力。另一個重要因素是,90年代香港與南(特別是廣東)的電信業務迅猛。所有香港持牌電信公司都投資擴展與大陸南方的通訊業務。這當然不能算作“國際”通訊業務,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電信業務,卻占香港國際電信業務的47%。于是,國際“回叫”和香港與南中國的電信業務,兩下夾攻香港電話國際的獨家壟斷地位。本來香港電訊國際獨家持有的國際電化專營權,要到2006年9月終止。但是在發達國家相繼開放電信競爭潮流之中,特別是受到新加坡國際電信提前開放獲得巨額補貼的,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電訊于1998年1月20日宣布,香港電訊國際將于1999年1月1日提前將獨家國際電話牌交回港府,結束香港國際電信業務的獨家壟斷局面。從2000年1月起,香港將結束國際電信線路和設施的獨家專營,開放競爭。為此,港府決定賠償67億港幣給香港國際電訊,并解除屆時以后對香港電訊收費的一切規管。1998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進一步全面檢討香港的電視規管政策,考慮開放電視和廣播經營的競爭,允許電視廣播網絡與電信網絡的連接與多家投標競爭,并將全面修訂香港電訊條例,確立在市場競爭體系中迎接三網聚合技術的框架。
香港由開放市話服務、增發固網牌照、允許“回叫”合法化,直到提前結束國際電話獨家經營和國際線路和設備的開放,每走一步都要支付若干“重復建設”成本。香港固定電信網絡的投資是非常昂貴的,每一個地面接收站和微波站,都要花費幾億到十幾億港幣。港府增發固網牌照之后,新的三家固網商都重新建網,投資不菲。不僅如此,為了提前開放國際業務、也就是提前批準“重復建設的權利”,港府還要特別支付巨額賠償款67億。這究竟是在圖什么?香港資訊基建特別顧問艾維朗一語中的:“開放市場將導致國際電話收費下降”。據他估計,1999年-2006年間,香港整體國際電話市場總業務額為1200億港幣,以14%的收費下降計,即有140億港幣國際長途費的節省。按照美國經驗,14%的競爭減價效果是非常保守的估計。同樣根據美國經驗,長途收費的降低會引起長途通話業務的增加(這種效果在香港與南中國電訊業務的飛速增加中已經看到)。這樣來看,雖然香港電信開放競爭的具體路線是從市話服務競爭走向網絡競爭,再走向長途電訊的服務和網絡競爭,與美國先開放長途、再開放市話的路徑不同,但是包含的基本原則和邏輯完全一致,這就是“開放競爭-降低收費-擴展市場”。
中國電信產業要全面持續振興,只有沿著開放競爭的方向走。具體的步驟和路徑可以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但基本邏輯卻不因為“國情特別”而有什么不同。美國如果不從60年代末就開始逐步開放電信競爭,其電信產業不會如此之強大。香港電信業如果不從80年代早期分步開放,其電信業也達不到今天的水平。比來比去,基本的道理天下通用:獨家壟斷帶來的低效率和高收費,一定阻止電信市場的擴展,而在一個狹窄的電信市場上,即使所有投資無一重復,全部“單一建設”,其投資也將“貴”得無從回收。中國電信的業務量不足,關鍵不是別的,就是壟斷收費太貴?!罢芾淼膰一A電信網”之所以行不通,要害就是統一的政府壟斷經營沒有、也不可能內生一個競爭降價機制。為了打破壟斷,就要鼓勵分立和競爭,就不可避免地要來一點重復建設。本文的論點是,只要重復建設的“成本”低于預期的競爭降價效果的“收益”,對而言就是合算的。
產權與重復建設
實際上,社會并沒有辦法開放競爭以后總的“預期收益”。上文講的“來一點重復建設”,或者方宏一講的保持“適度的重復建設”,嚴格推敲,含義都有模糊之處。在開放競爭的體制下,重復建設的成本由各個投資主體分別做出,未來收益也由這些投資主體分別預期。因此,至少在上,加總以后的預期收益完全可能抵不上加總的重復建設成本。我相信,這就是人們大談特談的“過度競爭”。這種過度競爭,或者嚴格地說,預期收益低于競爭型重復建設成本,難道不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應該由政府嚴加管制嗎?或者有人會問:你既然主張開放電信業的市場競爭,那么你怎么解決電信業昂貴無比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因為過度競爭而造成的巨大浪費呢?
我的回答是:要害在于產權制度。如果投資主體的產權邊界是清楚的,投資主體就必須承擔投資行為的全部后果。投對了,實現的預期收益大于投資成本,投資者就得到正的投資回報;投錯了,血本無歸,還要由債權人執行清算。這套產權制度,就是用來約束分權投資體制下重復建設“無度”的。就是說,分權投資體制雖然不能完全消滅“錯誤的重復建設”,但它通過產權的責任約束著投資沖動:預期錯了要承擔錯誤后果。這套產權體制,加上機制,分權投資的“失誤”就是收斂的,就可以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中央計劃體制的辦法是消滅產權,集中統一“”,集中投資和管理,但是由于“統一計算社會總收益”的“不可能性”,所以中央計劃體制造成的投資失誤遠比在市場體制下要嚴重。
讓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以上論點。根據統計資料,我國城市家庭洗衣機普及率在90%左右。站在一個“合理的中央計劃主義者”的立場上,每家擁有一臺洗衣機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每個單元、或每個樓層的數戶人家,合用一臺洗衣機,以減少洗衣機的閑置時間,從而減少重復建設和投資。但是,好象沒有人批評每家買一臺洗衣機而任其在大多數時間里閑置是一種不可容忍的重復建設。道理很簡單,這里的購買主體都是產權清楚的私人家庭,他們用自己的錢在擁有洗衣機的便利和閑置使用的機會成本之間尋求平衡點。無論對錯,他們承擔財務后果,與他人無關。什么是方宏一的“適度重復建設”,沒有人可以統一知道,但分散的購買主體在他們各自的家庭預算約束下知道。假設改一改游戲規則:每個家庭可以無償用他們鄰居的錢為自己購置家電,我們可以設想在此約束下我國家電的“普及率”嗎?
我國國有部門的投融資體制,差不多就是“化別人的錢為自己買東西”的體制?!巴顿Y”投對了,收益歸本部門、本地方、“本”或者干脆歸“本領導”。投錯了呢?歸銀行,歸財政,或者歸股民。講來講去,缺乏有效產權約束的投資活動,是沒有辦法找到那個“適度重復建設”的平衡點的。沒有所有權制衡的“重復建設”(或單一建設),才是我們這個中的不堪忍受的負擔。既然中央集權計劃的路線不再可取,剩下的就是重建投融資活動的產權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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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通終于不花一分錢成了電訊盈科的大股東,事實上,只要李澤楷的股份稀釋,或網通收購電訊盈科百分之二的股份,就可以成為電訊盈科的大股東,但網通沒有這么做,這也是造成電訊盈科股權結構變動如此復雜的重要原因。
中國大型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已經是提升競爭力必不可少的一步了。中國移動、華為、中興、寶鋼、中海油、聯想、TCL等陸續走出去了,但成功的并不多。
從電訊盈科股權結構變動以及網通的策略變化不難看出,企業具有一定影響力以后,贏得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這里的政府不僅指中國政府,也包括目標市場的管理者以及相關的政府機構。例如電訊盈科事件中的香港特區政府、新加坡證監會等。
同時,充分了解小股東的決定作用也很重要。電訊盈科案中,無論是香港市場,還是新加坡市場,小股東都發揮了異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到現在,網通等的股權操作也仍需要得到小股東的認可后才可以真正實施。
目前的資本市場上,很少出現簡單的股票買賣活動,更多的是一攬子協議,經常會包括三方、四方,甚至更多的參與者,大都會分幾個環環相扣的階段,而且可能會受到來自不同利益團體的抵制。只有掌握資本運作手段,才能找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操作流程。
恰當運用戰略合作伙伴的力量必不可少。西班牙電信作為網通的戰略合作伙伴,出資購買電訊盈科的股份,并馬上注入與網通聯合成立沒有決定權的新公司,這說明其看重的并不是電訊盈科的價值,而是網通的股份。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合作伙伴,網通才得以擺脫困境。
當然,在這個事件過程中,網通也有一些做法是可以再作推敲的。首先,在資本市場上,不能有絲毫松懈。李澤楷要退出電訊盈科無可厚非,但網通事先一點準備都沒有,倉促上陣,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保持與其他股東的良好溝通狀態也非常重要。
其次,只有擁有一支具有國際經驗的資本運作隊伍,才能捕捉到合適的時機,果斷出擊。也只有這樣,才能找到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每日電訊報》
全球變暖威脅“中國制造”
鄰近香港的廣東在過去三十年里,曾領導著中國的制造業走向繁榮。但科學家警告,到2050年,海平面會上升30厘米。這可能導致該省超過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遭淹沒。最受影響的將是省會廣州、靠近澳門的珠海、有大量工廠的佛山――這里正是創造了“中國制造”經濟神話的巨大工業區。
這
《朝鮮日報》
中國網絡游戲追趕韓國
一直以“網絡游戲王國”自居的韓國游戲業界正在中國企業的反攻中進行苦戰。僅在數年前,中國游戲企業還只是購買韓國企業的游戲在中國銷售的“商”,但現在,他們以資本、開發能力武裝起來,正試圖將韓國擠出中國市場,并反過來進軍韓國市場。比如,中國著名的互聯網企業之一騰訊已于8月29日在首爾萬豪酒店宣布進軍韓國游戲市場。中國游戲企業進軍韓國,意味著在東亞游戲業界,“力量秩序”正在改變。
《商業周刊》
中國軟件業落后印度五年
今后3~5年,中國軟件業將繼續高速增長,但不太可能挑戰印度在全球外包服務業的領頭羊地位。中國的技術市場與印度早期很相似,但中國沒有提供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的機會,中國必須克服許多挑戰才能對印度構成威脅。這些挑戰包括語言問題,在中國,人們很少使用英語,這一點和印度不同。此外,中國幾乎還沒有出現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大部分IT公司的職員不到五千人。這意味著,中國想參與全球競爭,還需加強該行業的基礎建設。
《德國之聲》
中國正在變成設計大國
過去,西方企業都是自己設計產品,比如兒童車或者手機,然后交給中國廠家生產。而今天,它們干脆也請中國廠家一并提出設計建議。雖然西方消費者對這些中國廠家一無所知,但事實是,今天西方市場上出售的兒童車或者計算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設計都源自中國。產品外觀設計的意義在中國之所以突然變得如此重要,原因也在于和南美洲或非洲國家相比,中國的勞動力今天已不算廉價。因此,中國廠家必須尋找設計等其他優勢才能繼續生存。專家也證實,中國培訓產品設計人才機構的數量近年有所增長,即使目前其培訓質量還沒有達到西方水準,“但幾年之后情況就會大大改觀”。
《星期日泰晤士報》
在電力企業中通常會將生產控制系統與信息管理系統分隔開來,通過這種方法來避免外來因素對生產系統造成嚴重損害。在生產控制系統中其風險多來自于生產設備與系統的故障,還有可能存在內部人員的破壞的風險。管理網絡中的常見風險則有系統合法或者非法用戶造成的危害、組建系統的過程中帶來的威脅、來自于物理環境的威脅。這些威脅中常見的有系統與軟件存在漏洞、合法用戶的不正確操作、設備故障、數據誤用、數據丟失、行為抵賴、內部或者外部人員的攻擊、物理破壞(各種自然災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帶來的危害)、各種木馬和病毒等。這些風險造成的后果通常是數據丟失或數據錯誤,從而大大的降低了數據的可用性。網絡中的鏈接中斷、被入侵、感染病毒、假冒他人言淪等風險都會大大降低數據的完整性與保密性。正是由于這許多風險,所以必須加強網絡安全的建設。
二、增強電力系統網絡安全的策略
(一)物理安全
計算機網絡的物理安全指的是對計算機硬件設備、計算機系統、網絡服務器、打印機等硬件的安全防護,同時還包括了對通信鏈路等各種連接設備進行保護,避免被人為的破壞和各種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在物理安全中海需要為各種硬件設備提供一個良好的電磁兼容工作環境。計算機系統在工作時,系統的顯示屏、機殼縫隙、鍵盤、連接電纜和接口等處會發生信息的電磁泄漏,而電磁泄漏也會泄漏機密。所以在物理安全策略中如何抑制與防止電磁泄漏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目前主要的措施有:第一種是對計算機設備內部產生和運行串行數據信息的部件、線路和區域采取電磁輻射發射抑制措施和傳導發射濾波措施,并視需要在此基礎上對整機采取整體電磁屏蔽措施,減小全部或部分頻段信號的傳導和輻射發射,對電源線和信號傳輸線則采取接口濾波和線路屏蔽等技術措施,最大限度的達到抑制電磁信息泄漏源發射的目的;第二種是使用電磁屏蔽技術,將涉密計算機設備或系統放置在全封閉的電磁屏蔽室內;第三是使用噪聲干擾法,即在信道上增加噪聲,從而降低竊收系統的信噪比,使其難以將泄漏信息還原。
(二)進行訪問控制
網絡安全的目的是將企業信息資源分層次和等級進行保護,而訪問控制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證網絡資源不被非法使用和非常訪問。訪問控制是進行網絡安全防范和與保護網絡的主要手段。它是對網絡安全進行保護的核心策略。訪問控制手段有多種,其中主要的有以下的幾種手段。第一種是入網控制。它是第一層的網絡訪問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入網訪問控制是對用戶可以登錄的時間和允許他們可以登入的工作站進行控制。第二種是網絡權限控制,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各種可能出現的網絡非法操作,它的做法是根據用戶組與用戶的身份賦予相應的權限,并對用戶與用戶組可以訪問哪些資源和進行什么操作進行規定限制。第三種是目錄級安全控制。該種控制指的是對用戶在目錄一級的文件和子目錄的權限進行控制,例如用戶的讀權限、寫權限等。第四種是屬性安全控制。屬性安全控制指的是網絡管理員根據需求為給各種文件和目錄所指定相應的安全訪問屬性。第五種是服務器安全控制。該種控制指的是為服務器設置口令、登錄時間限制、非法訪問者檢測等,以防止非法用戶對信息的修改和破壞等。最后的是防火墻控制。防火墻控制,在內部網與外部網的節點上安裝防火墻對一些危險的數據信息進行過濾已形成一個較為安全的網絡環境。
(三)對數據進行加密
數據加密的目的是為了隱蔽和保護具有一定密級的信息。對于網絡上的數據加密方法常用的有以下三種,分別是鏈路加密、端點加密和節點加密。鏈路加密是傳輸數據僅在物理層前的數據鏈路層進行加密,它必須要求節點本身是安全的,否則其加密也相當于沒有加密;端到端加密允許數據在從源點到終點的傳輸過程中始終以密文形式存在,與鏈路加密和節點加密相比更可靠,更容易設計、實現和維護,它的目的是對源端用戶到目的端用戶的數據提供保護;節點加密的目的是對源節點到目的節點之間的傳輸鏈路提供保護。而各個電力企業應該根據其自身的需求去選擇合適的加密算法。
(四)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在進行網絡安全管理的過程中,除了擁有良好的技術方法和措施,還必須擁有一個完善的管理制度。如果沒有一個晚上的管理制度,再好的措施在執行時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而對于網絡安全來說是容不得一點失誤的,任何失誤都有可能為網絡安全帶來不確定的影響。所以還必須做到如下幾點:對安全管理等級和完全管理范圍進行明確的劃分;制定出完善的網絡操作使用規程和人員出入機房管理制度;最后是制定出網絡系統的維護制度和應急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