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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將軍的女衛范文第1篇

最早的是羿及其弟子寒促，羿率領善射東夷族以強橫武力不斷騷擾中原地區，最終矜于暴力走上歧途，二人都不得善終。春秋時楚國將軍養由基算是歷史上可考的古代名射手第一人，這位神箭手一生以箭術縱橫戰場，但可能也是過于相信自己的武力，最終中了埋伏死于亂箭攢射之下，也可說是死得其所。甘蠅、飛衛和紀昌祖師徒三人更是代代神射，傳說中甚至最終達到了“忘弓”的極高境界。實際上，故事的現實背景是燕、趙各國為了強國強兵，對射術進行大力提倡和推廣。西漢“飛將軍”李廣名聲在外，史書中他與匈奴射雕手的對決想必堪稱經典。司馬遷基于同命相憐的心情。以豐滿的文筆記下了李廣一生中的諸多傳奇，被后人傳頌不已。除了用弓，漢朝還開始出現射弩的能手，漢明帝的太子劉寵就善用弩，“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若在今天，估計可以去當狙擊手了。到了戰亂紛繁的三國、魏晉時期，亂世中需要靠武力稱雄，以善射著稱的名將更是不絕于書，呂布、太史慈、羊侃、綦連猛等等都以力大善射稱雄于世。“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公元403年)封。五歲，嘗射雀于太祖前，中之，太祖驚嘆焉”，五歲小孩就能射落飛烏。文武兼備的北魏孝文帝元宏自幼學射，技藝不凡。孝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歲，能以指彈碎羊骨，及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隋代的長孫晟“善彈工射，矯捷過人”，“一箭雙雕”的典故就是發生在他身上。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愛弓而且善射，“箭穿七札，弓貫六鈞”，他曾經對大將竇建德夸口說：“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從亦無奈我何!”，當上皇帝之后，有一次他在路上與一群野豬相遇，他彎弓搭箭“引弓四發，殆四豕”，并拔劍下馬，將野豬一劈兩段，何等勇武!唐大將薛仁貴出征九姓突厥前，唐高宗為了試試他的弓力，命人拿出府庫所藏的堅甲疊成五層，結果被薛仁貴一箭貫穿，后來在戰場上與有射雕稱號的頜利可汗對陣，“發三矢，射殺三人，余自下馬請降”，“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人漢關”傳為千古佳話。唐玄宗時，還有個名氣極大的神箭手羽林將軍劉洪，“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這種風中射鵝毛的水平可要勝過一般的舉弓落大雁很多。唐代名射手層出不窮，甚至連李白、杜甫都曾經在詩中自夸射藝，李白曾自詡為“一射兩虎穿，轉背落雙鳶”，而杜甫在打獵中則“射飛曾縱，引臂落”。宋代習射流行于世，民間射箭能手很多，擁有很好的社會基礎，由此促生了很多人都能在保家衛土的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韓世忠、楊業、岳飛等都是射術超群的將領。而北方遼、金、西夏、蒙古大都以騎射起家，可以說每人都是優秀的射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遠射達320步，已經達到了當時強弩的射程，金世宗“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金章宗在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獵干豁赤子，一發貫雙鹿”。蒙古人給射術最為高超的人贈予“哲別”的稱號，意為神箭手，成吉思汗近衛軍“怯薛軍”中有精銳的“箭筒士”，無一不是百發百中的射手。元朝建立之后騎射不廢。小云石海等一批將領仍然擁有非常精湛的箭術。明代重視火器應用，弓箭地位略有下降，但是隨后的清朝卻是弓馬得天下。清太祖努爾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時，幾乎死于箭下，他留在盛京寶勝寺的弓箭遺物，壯士不能開，矢長四尺余。另外，生活于清初的六世迭賴倉央嘉措，據說也是一名優秀的射手。

傳統的弓弩都是以木竹筋角為材料制作，入土日久則朽，就算一直能夠妥善保存，隨著時間的流逝，弓力也會慢慢衰敗。雖然可以修繕，但是終有其壽命，一張好弓其性能穩定的可用期也不超百年。史冊、典籍中記載了許多精良的弓弩，但是卻很少像刀劍一樣流傳到現在，徒惹后世唏噓不已，所以歷史上諸多良弓寶弩，寶物不存徒留名號。這里隨手摘取幾個以飧讀者，兼以緬懷歷史上無數湮沒無名的能工巧匠，正是他們的智慧與勤勞才造就中國弓弩輝煌的歷史。

烏號，烏號是上古良弓，其稱呼最早見于《淮南子》。它名字由來有個故事，有一次軒轅黃帝見到一棵桑柘樹，樹上有一只烏鴉在哀號。旁人給他解釋，桑柘樹堅韌，烏鴉如果飛走，樹枝必然顫動不已。能夠傾覆樹杈間的鳥巢，烏鴉不敢飛走，只能哀號不已，黃帝聽后命人砍伐這棵樹的枝干，用其木料做弓，制成后果然是良弓，因取烏鴉哀號之意，得名烏號。這雖然是上古流傳的故事，但是有一定的科學道理，桑樹、柘樹都是質地堅硬的樹木，《考工記》講做弓選材時，“柘為上，(木意)次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柘和桑都是上上等的材料，古代人民很早就在實踐中熟悉了不同木料的材料性能，擇選良材做出優質的良弓。

繁弱，“繁弱，夏后氏良弓”，盡管有各種說法，但都認定繁弱是古夏朝時候的良弓。在人類歷史中，弓箭的發明遠遠早于文字，如果真是上古對良弓的稱法，“繁弱”的流傳或許應對著夏商之際復合弓的推廣，而“弱”字是兩張彎曲的弓的樣子，這個字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弓有關。所以，“繁弱”是確切指一張寶弓還是上古對良弓的泛稱都已無所謂了。“繁弱”在后世文人筆下已經泛化為一個符號，“乘我大宛馬(西城駿馬)，撫我繁弱弓”、“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寶劍)”、“左攬繁弱，右接忘歸(古時羽箭)”，繁弱與這些良器一起成了勇烈奮武的象征。

大屈，楚靈王的一張寶弓。楚靈王建成了章華臺，邀請諸侯一起來參加落成典禮，結果只有厚道的魯昭公一個來了。楚靈王一時高興，把自己的寶貝“大屈”弓送給他，結果魯昭公走了之后又后悔莫及，厚著臉皮派人去討回來。使者蘧啟疆去嚇唬魯昭公說這張弓是齊國、晉國、越國等強國都想要的，魯昭公心里害怕，就把“大屈”又送還給楚王了。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寶弓如寶刀一樣，都是深受各國諸侯重視的，楚共王、晉平公、宋景公都是喜愛寶弓的例子。

大黃，漢朝軍隊的一種強弩。《史記李廣列傳》記載“而(李)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匈奴)益解”，后人推測大黃可能是因外觀得名，“角弩色黃而體大”，弩制粗大，復合弓弓力強勁，弓體外面可能包覆黃樺樹皮以防潮防傷，故外觀呈黃色。長安未央宮和武庫出土了大量的弓弩骨弭(弓兩端掛弦處)，很多骨弭上都銘刻著“大黃”的稱號，按照刻銘記錄，大黃弩力最高可達四十石，屬于弩砘的范圍，最弱者也有十數石，需由壯士腳蹬腰引。在大漢天威布于四海的時代。大黃弩伴隨大漢軍隊南征北戰，和漢環首刀一起彪炳著漢代的強悍武功。相對于“大黃”。歷史上還有一種“小黃”，是宋朝“跳鐙弩”的別稱，也是大量裝備部隊的大威力弩。

長弓，這是唐朝中后期軍隊裝備的一種通用弓。唐人顧況在《險竿歌》一詩提到：“宛陵將士天下雄，一下定卻長弓”。唐初期有三種實戰弓；長弓、角弓和梢弓，但是長鞘弓出現后，前面幾種稱法就漸漸不再流行。長弓成為標準形式，并流傳到宋朝，在此基礎上中國弓有了長

、短之分，適當長度的硬質弓可以改善復合弓的拉力性能。宋、明兩朝都是長弓和短弓并存，直到近現代清朝的南弓和北弓都存在弓長短的不同取舍。

神臂弓，這是宋朝的一種威力較大的單兵弩，是由西夏歸降北宋的“羌酋”李宏制成后進獻給宋神宗的，“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竿”，“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從北宋神宗起宋朝軍隊開始裝備神臂弓，直至南宋末年，神臂弓自裝備軍隊后就受到極高評價，它在對交趾、西夏、金的多次戰斗中打出了赫赫名聲。元豐四年(1081)，在由大將劉昌柞指揮的兩次戰斗中，神臂弓都成功起到了制御西夏騎兵奔沖和殺傷敵軍的作用。在中山府路，因為“城上多張神臂弓”，所以“金人往往畏避不敢輕犯”。金國大將兀術說：“吾昔南征，目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就是岳家軍用以擊破兀術重騎兵的劈砍類兵器)，外無所畏”，宋神宗、宋徽宗、宋哲宗都曾經對神臂弓稱贊有加。與后世所臆想的不同，其實神臂弓從裝備數量上講并不是此后宋朝弩的最主要形制，宋朝軍隊裝備量最大的弩是馬黃弩(軍隊俗稱“一滴油”)。但是由于神臂弓威力巨大、“施于軍事，實有奇效”，所以宋朝一直對它視若珍寶，不但對它進行了嚴格的保密，甚至中央撥給地方的數量一直都有所控制。后來大將韓世忠在原來神臂弓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制成了克敵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特別能夠對付重裝騎兵，“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但是南宋后期官制腐敗，軍器質量大遜從前，克敵弓未能發揮其應有作用。

由于神臂弓在歷史上威名實在太響，而且其工藝、選材在《夢溪筆談》中都有詳細記載流傳，所以一直到明朝都在生產裝備。并參加了對抗女真滿族的戰爭。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其實神臂弓的基本構型與此前的其他單兵弩沒有大的不同，但是在選材和結構上都進行了改進優化，加上制造考究、質量控制嚴格，所以能夠達到比較高的性能。而且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情況是，秦、漢時期一直作為軍隊標準裝備的中國傳統單兵弩，經過南北朝“五胡亂華”和唐末亂世的朝代更迭，至宋朝已經幾乎失傳了。沈括有一次見到了一個當時出土的大約為秦漢時期的弩機，大為驚奇，以為非常精巧。現在的考古發掘也從未發現過唐宋朝的弩機，可見宋朝弩是重新“復興”了中國弩。至于宋朝對神臂弓、克敵弓等弩的褒獎與愛護，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那時候的人們“少見多怪”。從今天的考證和數據對比來看，他們用的弩性能上并不比漢弩優異多少。當然，宋、明兩朝中國弩的“中興”，還是隨著火器的發展和滿清的入主中原而最終歸于湮滅。

開元弓，明朝邊防軍隊的標準裝備，《武備志》中稱贊它“其制強大耐久，九邊將士多用之，最稱利器”。如果仔細研讀史料記載與考古發掘就會發現，這種弓與同時流行于明朝的其他弓不同，它的形制在歷代中原王朝中是見不到的，在唐弓、宋弓的編制中都沒有這種弓體粗大、弓末端上翹如鉤的復合弓。實際上它并不是中原血統，而是繼承自蒙元，周緯先生的《中國兵器史稿》中記載蒙古騎兵有一種“卡蠻(Kaman)”大弓，很可能就是開元弓的原型。西方人對蒙古騎兵的記錄中，也提到了一種有別于普通輕便弓的“沉重而又堅固”的大弓，是最為可怕的武器。與宋朝兵器的極盡精巧、工藝華麗不同，蒙古族的武器更加粗獷質樸，但是有效實用、威力驚人。在明代，開元弓不僅深受邊防官兵所喜愛，而且有可能是皇室御制武器的借鑒樣式，現在從各幅古卷中見到的明皇出巡圖中所配的就是這種弓。可惜這種有效的武器在清朝沒能流傳下來，清朝的弓實際上只有一種樣式，就是今天所說的清弓。開元弓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見了，只能寄希望干將來的發掘和恢復工作了。

既然講到了歷史上的一些有名的弓弩，這里不妨順便對古代的弓弩生產制造做一點介紹。中國復合弓的生產工藝在上千年的歷史中雖有各種演變，但是基本的流程沒有脫于《考工記》中所載的規范。如果以更為廣闊的觀點來看，正是上千年里相對穩定的技術流傳，才影響了周圍眾多的民族和國家，反過來也不斷吸收外族的弓箭的合理之處進行改進，共同促進了東亞、中亞復合弓的經久不衰。

以傳統工藝做一張復合弓需要很長的時間、很多的工序，古人有“年弓月箭”之說，而按《考工記》的記載，一張標準的復合弓需要在前后三年的不同季節中進行不同的工序才能達到完美性能。做一張好弓，耗費時間、人力更是不可勝數。宋景公命工匠制弓，工匠殫精竭慮，弓成身亡。據聚元號師傅介紹，傳統復合弓有一道慢工是撕牛筋，“好漢子一天撕不了四兩筋”，另一道純靠人力磨牛角的工序也是重活，能讓工匠“累得吐了血”。

傳統的生產工藝是難以提高的，而弓弩箭矢的需求置卻絕對不小。弓弩是竹木制的，就算藏在武庫中并不使用，時間久了弓體也會有損傷。如果發生戰斗，弓弩的損壞和報廢更是不可計數。例如，北宋時與西夏進行戰爭，在三、四年的時間里，弓弩已經損耗極多，朝廷一次就調撥給(鹿阝)延路弓兩萬余張、弩兩萬余張。相比干弓和弩的戰損，箭支的消耗更為驚人，根據考古發掘，商代每名士兵攜帶10支箭，西周是20支，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是50支，戰國晚期到秦漢是80到100支。兵馬俑出土弩機220余件，箭鏃卻達4～5萬。在宋遼、宋金的戰爭中，宋軍需要仰仗弓弩對抗北方騎兵，每年的箭矢需求量都以數百萬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