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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廢除范文第1篇

    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以考試為主要方式的一種選拔官員的基本制度,是我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淵源于漢朝,創始于隋朝,確立于唐朝,完備于宋朝,興盛于明、清兩朝,廢除于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科舉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

    科舉制度從它誕生之初,就預示著它的必然衰亡。封建統治者采用科舉制度,目的是為了籠絡知識分子,維護自己的統治。狹隘的階級利益,使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就有消極因素。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在榜前列隊走過時,就非常高興地對侍臣說:“天下英雄在吾彀矣!”(入彀就是入圈套)可見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者使英雄就范的手段。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科舉制度本身的弊病日益顯露。特別是到了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內容嚴格限制在四書五經中,考試問文體必須用八股文,考八股文時,必須以四書五經來命題。這就從形式和內容上都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將他們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學之內。他們只能“代圣賢之言”,依照題意,揣摩古人語氣去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阻礙了思維的獨創性,更不能聯系實際。而到了近代,隨著國外先進思想的不斷傳入,西方的各種政治制度先后被介紹到中國,社會出現了新思潮,這種死板的選拔官吏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結果。

    科舉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逐漸喪失,是其衰亡的又一個重要因素。隋朝以前,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主要包括:春秋戰國時期的“世襲制”,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征辟制”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上述無論哪一種選官制度,大多以門第為主要依據,一般人根本沒有做官的希望。而科舉制從其誕生之初,就一改以前選官重門第的做法,它將選拔官員和學校教育、考試制度相結合,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選拔官員中的長官主觀意志,為一般士人和平民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機會,確實使一些出身貧寒,但有真才實學的士人得到任用,因而科舉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它得到了普通讀書人的歡迎,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的舞臺和走進上流階層的橋梁。到了近代,外敵的入侵、領土的割讓、賠款的支付,中國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紛紛從中自省,認識到,四書五經固然重要,但是,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近代技術,使國家早日強大,則更加重要。加之,西方民主思想的廣泛傳入,許多接受民主思想的學生們,感受到民族危難的刺激,逐漸走上朝廷的對立面,這樣,科舉制度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就進一步地受到削弱,并最終喪失。社會基礎的喪失之時,就成了科舉制度的衰亡之時。

科舉制度廢除范文第2篇

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朝廷簡選官吏的一種考試制度,始于隋,經歷1300多年的漫長歷史,直到清末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廢除)止。其實,魏晉南北朝時的“九品中正制”選官制度已是科舉的雛形了。當時各郡推選有聲望的人為“中正”,在這些“中正”里按其才能分為九等供政府選用。由于沒有經過嚴格考核,世族壟斷了官吏的選拔權,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到了隋文帝才得以廢除,改行科舉制度,矯正了按門第取士的弊病。歷代學子為取仕,考場作弊的現象也隨之而生,防止作弊的各種“關防”手段也就出現了。筆者所展示的這份清末文童試卷就是融“糊名”與“謄錄”兩法于一卷的防弊范例。

“糊名法”始于唐武則天時期,當時考生在考試時,先在試卷上寫上自己的姓名,然后用紙把自己的名字糊上,待考官閱卷完畢,確定取錄與否及名次后,再揭開糊紙才得悉取錄人的姓名。這種辦法主要目的是防止考官。此防弊辦法一直沿用到明清,并逐步周密和完善。

“謄錄法”最早始于宋代,即考試完后,由專人把所有考生試卷通通謄錄一遍,然后再按謄錄卷評閱,避免了以考生筆跡進行判斷而徇私的弊端。《能改齋漫錄》記載:“(宋)仁宗時有糊名考試之律,雖號至公,然不絕其弊,其后袁州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為令,而后識字畫之弊絕。”

除此之外,古代科舉防弊辦法還有如下幾種:

“棘圍截遮法”。始于唐憲宗時。為防止考場傳遞作弊,在試院的圍墻上插滿棘枝,防人翻越。

“移試法”。始于唐真宗時。凡考生與考官有親戚關系者一律移到別的考官下考試,以避嫌疑,防止徇私。

科舉制度廢除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舉停廢;鄉村青年士子;社會文化根源;平靜反響與積極調適;與時俱進

把科舉學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不過百年，這期間關于科舉制度改革學術界研究頗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哈佛大學出版的《中國科舉制度改廢考》，首次將科舉改廢做為專題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作者運用清人筆記小說，文集等文獻較為全面地論述了清代科舉的發展變化。2005年科舉百年祭活動的開展以來國內科舉學宏論迭出。

解讀《朱峙三日記》可以幫助我們從微觀層面來展現一個時代的人物命運及生存狀態。限于資料的完整性和典型性本文著重討論以朱峙三為代表的信息比較通達的南方鄉村青年士子的反響、態度與境遇。朱峙三，湖北人，清末秀才，其日記至今留存比較完整。對于鄉村青年士子中“鄉村”的概念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清代行政區的劃分是沒有城鄉之別的，因此大部分士子都屬于鄉村士子的范疇。在近代科舉學的研究中對于科舉廢止對士人影響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科舉制的廢止導致了士農工商的傳統四民社會的解體，士人被邊緣化。一種是科舉廢止，紳權上升社會更加平等化。本篇論文僅就一人研究部分群體以及某些業已存在的影響和事實。

一、科舉停廢與青年士子的平靜反響積極調適

科舉制的廢除要從其變革說起，1841年廣州總督祁貢上書開啟了倡導科舉變革之風，經歷了道咸同光四朝，到1896年才正式開始了科舉變革之路。1905年，科舉驟停，最直接的受害人是廣大“習舉業”的士子，其中自然不乏劉大鵬式的有的舊式士子，對他們而言科舉制的廢除無異于晴天霹靂。為此，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世變至此，殊可畏懼”，“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1）。劉大鵬式的抗拒不是個例，對于偏僻地區和以此為生的中老年士子而言有關個人利益的牽扯和個人生計的無著讓他們苦不堪言。然而對于更廣大的青年士子而言，雖有怨艾，但是他們早已看清停廢科舉已是大勢所趨，他們沒有選擇坐以待斃而是及早的做出反應與調適。這一過程是怎樣的，他們又做出了怎樣的調適呢？

研究1901年到1905年的《朱峙三日記》能給我們一個相對完整的答案。從1901年8月清廷下詔停八股起士子們就緊跟時勢，講求時務之學，開始關心時局。因“師喜看新書，講求時務之學”，“借閱報刊尤注意宮門抄及變法新聞”（2）。1902年3月，朱峙三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八股已廢止，老儒多有慨嘆者，謂朝廷不應廢制藝改策云云。老儒蓋中八股之毒者”（3）。可見朱峙三以把八股視為毒害人心之毒物，作為清末秀才的朱峙三口出此言讓人有些驚愕。對于停科舉一事清政府猶豫不決，士子們的態度也搖擺不定，這時大多數士子的態度就是既不拒絕跟隨科舉改革做新的嘗試，也不放棄科考機會，“迭次提倡學堂，廢科舉，現在仍然并重”。1903年7月，當他看到報刊登出《奏定學堂章程》時，他就意識到：“觀其似欲廢科舉，辦學堂”，之后不久，他便開始托人聯系，準備投考省里的新式學堂。一年以后，朱峙三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各學堂學生，如五路小學，農務，方言等學堂學生……文普通及省、道、府三師范簡易科，則盡秀才也”可見當時青年士子們已經努力適應調整并逐漸走進學堂融入新學之中了。1905年9月2日清廷下令正式廢除科舉，朱峙三在9月1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今日科舉已成為歷史上的陳跡矣。許多醉心科舉之人，有痛哭者矣”，平靜的好像在說一件與自身全無關系的事。何懷宏在其研究報告中這樣形容社會和士子們對廢科舉的反應：“當時社會上總的反應卻大致接近于無聲無息，革命派的報刊幾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應也不熱烈，既乏激憤者，也少歡呼者，這似乎并不是一個延續了千年以上，且一直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滅亡”。或許置身于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才能更好的理解社會和士子們如此冷靜的反應，每種社會現象的發生往往都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二、冷靜與積極調試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

（一）異途沖擊對科考的破壞

在相當長的一短歷史時期內，科舉為鄉村士子提供了一條相對公平的取士之路，但科舉的獨木橋畢竟狹窄難行。晚清以后，吏治腐敗讓本就艱難的科考難上加難，捐納，保舉冗爛，使得正途入仕的比率明顯減少。張仲禮通過對5473個案例進行研究觀察后得出：“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各省獲得紳士身份的新進者比例高達40%到56%，他們大多數是通過捐納進入紳士行列的”，“由于捐納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數日增，傳統的由考試競爭的機會均等原則更不復存在”。這種異途沖擊必然會導致廣大士子的極端失望，進而導致科舉制的向心力下降，科舉的魅力和吸引力大大減弱。

（二）晚清政府在內有外患背景下的政策導向

封建社會的舊中國，社會的變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導向，晚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危機情勢下急需各方面人才，科舉制選拔的人才已不能適應社會現實的需要，從1896年到1905年，科舉改革已經喧鬧了多年，十幾年搖擺不定，對此士子們對科舉制的廢除早已有了相當長時間的心理準備。加之各種新式學堂的與日俱增，新式學堂通過各種形式的獎勵章程以逐漸成為清廷取士的正式來源。1904年頒行的癸卯學制，通過《奏定學堂獎勵章程》實際上學堂繼承了科舉以考試入仕進階的傳統，除此之外晚清政府還鼓勵留學。早在科舉廢止之前，清政府內部就開始了商議科舉廢止后的善后章程，事實也是如此，幾乎與科舉制廢除同步，政府就為廣大的士子提供了多于以往的種種優待。

（三）社會風氣的轉變

自1840年始，中國社會就逐漸開始成為一個大熔爐，新學和舊學，中學和西學不斷交織碰撞，社會和人的思想的各個方面都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從拒絕到接受從量變到質變。作為知識分子的士子階層必定受到新思想的洗禮。早在1903年在接觸到新學后朱峙三發出這樣的感慨：“本朝現代雖有恩與百姓，然知識高尚，值此學術昌明之世，滿漢之界猶嚴……吾邑舊學先輩未見此書，總曰本朝深澤仁厚，奈何！奈何！”作為知識分子在目睹國家內憂外患之時，一方面，排滿情緒四起。另一反面，家國意識、民族意識逐漸強化，青年士子的視線已從個人的達官顯貴逐漸轉移到強國御辱的革命之中了。除此之外職業傾向的轉變，西方思想東漸，留學教育對等等也使他們不再視科舉為唯一。

三、青年士子所表現的出的冷靜與積極調適的現實意義

王學典先生曾在《史學引論》一書中指出史學家的責任在于還原歷史，還原歷史歸根結底還是探求現世的價值為現代人所用。本篇文章旨于通過《朱峙三日記》還原社會變革時年輕讀書人的心態及對自身的調整，給我們現代年輕人提供一些指導和借鑒。歷史不只是歷史本身，歷史應該帶著現實的存在感，裹挾著現代人不斷前行。

朱峙三等南方鄉村青年士子對社會變革的冷靜基于在變革前對社會大趨勢有清晰和正確的預見，并能避虛就實的找到解決辦法。現如今的世界也處在飛速發展之中，年輕的讀書人往往在走出校園后茫然無措，我們要做的并是被動的等待時代的拯救，而是要在認清現實的基礎上順應時勢。在科舉變革之中，青年士子所表現出的積極調適、時俱進精神和革命精神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學習和借鑒的，我們似乎忽略了我們時常口誅筆伐的舊社會的酸腐文人在一百年前面對社會變革所展現出的勇氣，魄力和膽量。這只是我對這事件的表象的粗陋理解，歷史往往比他表現出來的更加深刻，這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剖析。正如1906年1月科舉制廢除六個月后嚴復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的演說中所說：“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如何，非吾輩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參考文獻：

[1]朱峙三，《朱峙三日記》，中南地區史研究會、武昌研究中心編，第10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朱峙三，《朱峙三日記》，中南地區史研究會、武昌研究中心編，第11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釋：

（1）《退想齋日記》，1905年10月15日、17日，第146頁。

科舉制度廢除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初中；歷史課堂；錯別字；糾正

2011年版《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課程目標中，“知識與能力”部分明確

要求“學生知道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及歷史現象”；“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認識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學生不僅要熟悉重要的知識點，還要能正確寫出。

歷年的南京市《歷史試題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中都要求：考生所答的歷史專有名詞、歷史人名、歷史地名、朝代名稱等，如出現錯別字，皆以錯誤判定，不予給分；字跡潦草，書寫不規范也不予給分。但不少學生對正確書寫問題仍然是不夠重視，這就不僅會影響學習成績，而且不利于良好學習習慣的培養。因而應將規范書寫問題列為初中歷史教學的基礎內容。

教師大都采用口頭默寫的方式來檢查學生知識的掌握程度，但隨意性比較大，效果不理想。自上學期以來，筆者自己編制默寫講義，以新課標為依據，緊扣中考考點，堅持少而精的原則，以填空題型為主，可以當作課前預習案，也可以當作課后默寫講義。由于難易適中，可行性強，因此學生從中不僅可以收獲歷史知識還可以收獲學習的快樂。現以七年級歷史下冊第四課的講義默寫為例。

第四課 科舉制的創立

1.科舉制的誕生：（①）時開始用分科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官員；（②）時，正式設置進士科，我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

2.科舉制的完善：（③）時，重視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大大擴充了國學規模；武則天時，開創了（④）和（⑤）；唐玄宗時，將（⑥）成為進士科主要的開始內容。

3.科舉制的廢除：科舉制度在我國封建社會延續了（⑦）多年，直到（⑧或⑨）才被廢除。

比如②處“隋煬帝”中的“隋”“煬”，④處的“殿試”，⑤處“武舉”中的“武”，⑥處“詩賦”中的“賦”，都是學生容易出錯的字詞。筆者不僅在幻燈片上展示這些字的正確寫法，還讓學生親自到黑板上書寫，結果真是“不寫不知道，一寫嚇一跳”。

比如“武”

“試”的書寫，很多學生多寫一撇，“隋”多寫個“走之旁”，“煬”寫成“湯”或“腸”，令人啼笑皆非！

筆者教授的是初一歷史，堅持每節課都安排聽寫或默寫。經過積累筆者發現，錯別字出現的原因及解決對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科舉制度廢除范文第5篇

甘寧青地區地處中國西北內陸，交通閉塞，地瘠民貧。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均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然而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甘寧青地區也順應時代的潮流，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實行種種改革，然而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一直發展較為緩慢，明顯落后于東部的沿海各省。近代以來，伴隨著教育改革，尤其是科舉制的變革直至廢除，以及新式學堂的建立，甘寧青地區亦出現一批知識分子，雖然這部分知識分子在數量上、規模上、先進性上，與東部沿海各省無法相比；但是他們對于甘寧青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發展與變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年西北地區的教育改革是近代甘寧青知識分子產生的直接原因。光緒二十七年，清政府決定廢止八股文。光緒二十八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即所謂的壬寅學制。光緒二十九年頒布實施“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在全國推行。光緒三十一年，延續了1500年的科舉制被廢除。同時，“清政府大力興辦新學，通令各省書院一律改為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學改為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科舉制的廢除對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影響是深遠的。一方面，它的廢除意味著讀書和做官之間已沒有必然的聯系了。從而斷絕了傳統知識分子“科舉人仕”的道路，促進了近代知識分子的分化轉變。另一方面，科舉制廢除以后，知識分子進入新式學堂研習新學，這樣新式學堂教育也得以迅速發展。因此，清政府實施的教育改革措施為新式教育體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傳統士人是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和科舉制度的培養下形成的。在近代的社會劇變中，傳統士人開始逐步分化，一部分向近代轉型，成為近代知識分子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近代教育的多樣化也造就了多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所以近代甘寧青知識分子的來源包括：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傳統士人、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和留學生。

甘寧青近代知識分子產生之后，他們積極投身于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建設，并希望通過自己的實踐來促進甘寧青社會的發展，改變甘寧青地區落后的社會狀況。這些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救世意識，他們不再像傳統士人一樣對傳統經籍熱衷和執著，而是有新的知識結構，新的人生理想，新的價值觀念，新的行為選擇，并開始了新的追求。

光緒二十一年春，正值定期選拔進士的舉人會試，甘肅的舉人同各省舉人一樣，云集北京應試。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消息傳到北京后，“舉國嘩然”，在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群情激憤，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動了“公車上書”。“公車上書”是資產階級維新思潮轉變為維新運動的標志。甘肅舉人不顧清廷“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積極參加了“公車上書”活動。并且甘肅舉人還單獨起草了一份《甘肅舉人呈請政府廢除文》。他們順應了時代的潮流，體現了甘肅知識分子愛國御侮的赤誠之心，成為西北維新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使得維新思想在西北地區得到傳播。

1919年，北平爆發，提倡的科學、自由、民主精神在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其影響遠及閉塞落后的甘寧青。爆發的當年，蘭州各學校學生自主起來集會、游行，抵制日貨。7月，西寧高等小學堂與青海蒙番學校的小學生上街宣傳一“誓死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8月，甘肅省教育會長牛載坤等人在蘭州創辦正本書社，出售《新青年》等新思潮刊物。1922年4月，甘肅省立第一中學等六校（次年，華英中學加入）的學生代表在省教育會開會，成立“甘肅中學以上學生聯合會”，宗旨為“研究學術，交換知識，改良社會，擁護國權”。5月7日，各校學生召開“五七”國恥紀念會，要求“收回青島”、“廢除二十一條”，號召抵制日貨，洗雪國恥。在寧夏，1919年夏秋，在北平、天津讀書的甘肅學生暑假返鄉途徑寧夏，在平羅、寧夏城、中衛、固原等地舉行演講會、報告會，介紹平、津、滬地區的情況。1923年，寧夏五中、八師兩學校，先后聘請北京大學畢業生陳春剛和唐筱周任教。在這些青年進步教師的宣傳和影響下，的革命意義和新思想、新文化，在寧夏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