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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里古街范文第1篇

1臨床資料 2005/2007我院采用鎖定肱骨近端接骨板（LPHP）治療肱骨近端骨19（男11，女8）例，平均年齡46（34～63）歲，其中車禍9例，摔傷7例，砸傷3例. 骨折按Neer分類法，二部分骨折5例，三部分骨折11例，四部分骨折3例；伴肱骨頭前脫位3例，肩袖及關節囊損傷7例，其他骨折9例. 手術方法：取胸大肌三角肌間隙入路，顯露肱骨近端，檢查骨折情況及肩袖關節囊損傷情況，在C臂機下復位骨折，克氏針臨時固定，安置LPHP，近端用鎖定螺釘固定，遠端用鎖定螺釘或皮質釘固定，有骨缺損者行同種異體骨植入，注意肩袖及關節囊的修復，X線透視下觀察骨折復位情況及螺釘的長短. 常規放引流條. 術后患肢屈肘90度， 2～3 d后行功能鍛煉. 隨訪6～13（平均8）mo，術后X線片示骨折復位良好骨折愈合時間9 wk，根據Constant評分法，功能優10例，良6例，中3例，優良率84%.

2討論肱骨近端骨折是臨床常見的上肢骨折.其治療目的是恢復一個無痛的、活動范圍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肩關節［1］. 肱骨近端骨折目前多采用Neer分類法.其傳統的治療方法如手法復位、石膏固定、閉合復位克氏針固定、普通鋼板內固定等治療，均難以達到完善的固定效果，固定不可靠，影響早期活動，特別是對骨質疏松骨缺損者更突出，而早期功能鍛煉是肱骨近端骨折術后功能恢復非常重要的治療措施. 同時又要求手術治療應不會加重骨折血循環的進一步損害及骨缺血性壞死的發生. 從流行病學與大宗的病例追蹤研究表明，對于肱骨近端二部分、三部分骨折，手術后功能恢復明顯優于非手術治療［2］. 生物力學試驗證實，接骨板仍是肱骨近端最穩定的內固定措施［3］. LPHP的應用符合骨折治療原則是，解剖復位，堅強內固定，微創和早期關節活動. 結合LPHP的特點和優勢，完全可使肱骨近端骨折達到很好的復位與固定，同時穩定的固定與好的復位為功能的恢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術后功能鍛煉對肩關節的恢復有著重要的作用，周蔚等［3］認為術后3 d內就可以開始功能鍛煉，肩關節功能完全恢復應在術后8~12 wk內完成. 本組隨訪中有3例早期功能鍛煉不夠，影響到肩關節功能的恢復. 我們認為，鎖定肱骨近端接骨板治療肱骨近端骨折，不但有利于肱骨近端骨折的良好復位，減少軟組織剝離，減輕對鋼板下骨膜的影響，還可以提供良好的穩定性，從而可進行早期的功能鍛煉，減少了肩關節功能的降低，是治療肱骨近端骨折很好的方法，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1］ 陸晴友，王秋根. 肱骨近端骨折的手術治療［J］. 中華創傷骨科雜志，2003， 5:316-319.

錦里古街范文第2篇

關鍵詞：現金股利；第一大股東；國有股

一、國內外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于股權結構與公司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研究相當多，并且取得很多研究成果。Gugler和Yurtoglu（2001）研究了1992～1998年德國736次股息變化公告后股價的反應，通過回歸分析發現派現比率與最大股東的投票權比率有“倒U型”關系，與第二大股東投票權比率呈正相關。Klaus Gugler和Yurtoglu（2003）通過實證證明德國上市公司中不同控股股東對現金股利存在不同偏好，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支付率呈負相關，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支付率呈正相關。呂長江和王克敏（2004）研究發現國有股和法人股比例越大，內部人控制度越強，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越低；國有股與法人股比例越低，公司越傾向于把利潤留存于企業未來發展，通常會采用股票股利代替現金股利的支付政策。魏剛（2006）采用Logit多遠回歸模型分析了389家公司的股利分配和股權結構的關系，發現國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與股利發放的概率呈正相關。

二、研究假設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2007～2009年間在深滬兩市A股中派發現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為保證數據有效性，按照以下標準進行嚴格篩選：1、剔除存在A股、B股、H股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2、為消除行業的影響，剔除金融行業、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3、剔除出現過ST或PT以及凈資產收益率小于0的上市公司；4、剔除少數數據不全的上市公司。最后剩下的1，138家上市公司符合本文的條件，相關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系統，通過SPSS完成數據分析。

（二）研究假設。本文主要是從股權屬性研究股權結構對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股權屬性主要包括股權流通性和股權投資主體。股權流通性主要是指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權的投資主體主要是指國有股和法人股。結合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成果，從股權流通性和投資主體兩個方面提出相關研究假設。

假設1：流通股比例越大，現金股利支付越低。流通股股東持有股票的目的是通過上市公司的股票獲取經濟利益，其股權價值的實現形式有現金股利和股票增值兩種。當流通股比例較大時，在公司內部和市場就會對控股股東產生一定的制約力量，從而減少現金股利發放。

假設2：國有股比例越大，現金股利支付越高。國有股主要是非流通股，在上市公司控股股東中占據控股大股東的地位，有時候他們會通過支付現金股利把現金向外轉移，因此國有比例越大，公司現金股利支付率就越高。

假設3：法人股比例越大，現金股利支付越高。法人股是非流通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上市公司中扮演控股股東或其他大股東的身份，他們通常期望能夠利用較高的現金股利來獲得收益，所以說法人股比例越大，現金股利支付率就越高。

假設4：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大，現金股利支付越高。隨著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對經營者的控制和監督作用越來越明顯，對公司決策影響也越來越大，要求公司多派發現金股利，第一大股東享有的份額也越來越高，獲得了因現金股利帶來的超額收益，因此第一大股東希望提高公司現金股利支付率。

三、變量選擇和模型設定

本文是以現金股利支付率（Y）為因變量，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X1）、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X2）、流通股比例（X3）、國有股比例（X4）、法人股比例（X5）為自變量，流動比例（C1）和凈資產收益率（C2）為控制變量，運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建立不同股權結構下的現金股利模型：Y=C+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C1+β7C2。其中：Y為因變量；C為常數項；βi為自變量系數；Xi為自變量。

四、實證結果分析

從表1中可以看出，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該方程的D.W值為1.972，在（di，4-di）之間，說明回歸方程沒有序列自相關性，F值為35.578回歸方程顯著，VIF值遠遠小于10，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調整后的R2為0.531說明該模型擬合型較好。（表1）回歸結果表明：

第一，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每股現金股利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發放現金股利越多，這與假設4相吻合。說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高可以控制公司的重大決策，可以利用自己控股股東的地位操控現金股利的發放，進而獲得高額的利潤。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每股現金股利相關性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較低，沒有在公司中發揮監督作用。說明第二至第五大股東因為較低的持股比例沒法監督控股股東通過發放股利過程獲取高額的報酬。

第二，流通股比例與每股現金股利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流通股比例越高，現金股利支付越低，這與假設1相吻合。在流通股比例增大時，流通股股東頻繁的交易流通股以獲得收益，這樣就會對控股股東產生制約作用，減少現金股利的支付。

第三，國有股比例與每股現金股利在15%的水平上正相關，顯著性并不高。國有股比例越高，現金股利支付越高，可是這兩者之間的顯著性不是很高，可能是股權改革后進入全流通時期，國有股比例逐漸下降，對公司的控制能力也隨之降低，使得其他股東和經營者對國有股股東的制約能力加強，進而減少了對現金股利發放。

第四，法人股持股比例與每股現金股利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法人股比例越高，現金股利支付越高，說明法人股股東通過持股比例的增加影響公司的現金股利政策，進而多發放現金股利，從而獲得高額的報酬。

第五，其他因素對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公司的償債能力與每股現金股利呈負相關，說明公司債務對現金股利的發放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債權人制約現金股利的發放，以保證公司留有更多的現金用于償還債務。公司的盈利能力與每股現金股利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公司盈利能力越強，現金股利支付越高。

五、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以現金股利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2007～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分析，從股權屬性角度分析研究股權結構對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結果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每股現金股利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現金股利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每股現金股利沒有顯著影響，說明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較低不能對控股股東發揮監督制衡作用。流通股與每股現金股利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流通股股東對控股股東有較強的制約作用，使公司現金股利發放減少。國有股與每股現金股利在15%水平上正相關，顯著性不高。法人股與每股現金股利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法人股股東通過持股比例的增加影響公司現金股利政策以獲得高額的收益。

（二）政策建議。基于本文的研究分析，認為要規范當前中國上市公司的現金股利政策，讓現金政策充分發揮在成熟資本市場的積極作用，創造良好的環境、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據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對大股東的監督制約。股權分置改革后逐漸實現全流通，會對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可是第一大股東仍處于控股地位，對現金股利政策有顯著的影響。本文建議：上市公司現金股利發放必須與其自身的經營狀況相結合，在鼓勵上市公司用發放現金股利的方式回報投資者同時，一定要重視現金股利發放的合理性，防止第一大股東為獲得高額利潤操縱股價。

第二，培養多元化、專業化的投資主體。國有股、法人股在我國上市公司投資主體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社會公眾股中個人投資占有一定的份額，個體投資投機性強，而且個體投資者個人素質差距較大，在監督上市公司市場行為時沒法起到很好的制約作用。因此，我國應該大力發展專業投資機構，讓個體投資者利用專業投資機構進行管理，專業投資結構可以通過雄厚的資金和專業人士的管理，對上市公司大股東起到一定的監督制約激勵作用，抑制過度投機行為，引導公司依據經營業績和發展前景發放現金股利。

第三，強化董事會的職能。上市公司的董事會被大股東控制是大股東侵占小股東利益的方式之一，應該增加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人數，讓獨立董事在不受少數大股東影響的情況下，從全體股東的利益角度出發客觀地做出決策，并根據經營決策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和對結果進行評估。

主要參考文獻

[1]吳明禮，李世濤.我國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與股權結構、股權制衡關系[J].產業經濟研究，2007.3.

錦里古街范文第3篇

隨著股改后3年禁售期的解凍，從2008年下半年起，包括央企在內，一大批國有股和法人股即將進入市場流通。另外，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近日在國資委會議上稱，2008年國資委將鼓勵支持央企在境內外整體上市。

“很大一部分企業中，禁售的國有股和法人股占到了股本比例的30%以上，甚至是40%或50%。因此，限售股解禁，市場將流入一大批資金。”雪鑫理財團隊的分析師昊然說，“從供求關系來看，供給加大，市場擴容，給股價帶來一定的壓力，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雖然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一再表示，央企不會大規模拋售國有股，一定程度上給投資者打了一針鎮定劑，但也不排除大量股東套現獲利。“不排除部分大股東解禁套現。當然，大股東套現也不是沒有顧慮的，必然要保證售股套現的同時還要穩定住其大股東的地位，因此，一定程度上給其套現帶上了緊箍咒。”昊然說。

但是，帶著“緊箍咒”的限售股解禁，并不代表其對市場會無作為。“限售股解禁短期內一定會給市場帶來大的動蕩，最終市場的走向還是取決于價值。”昊然說。李榮融也表示，作為成熟的投資者，應該在國際上進行比較，測算這個企業應該在什么價位上。

另外，對于央企整體上市，鼓勵紅籌股回歸的消息，“整體上市的央企和即將回歸的紅籌股，都是優質企業，業績好，規模大，效益佳，投資前景廣闊，因此，對投資者來說是個好消息”，昊然認為。

“先上市的應該是在績效考評中排在前列的企業，這些企業業績都不錯。另外，整體上市是個政策導向，如果能實施了，那一定是2008年的市場主線之一。”腦庫投資公司資本運營專家鄭磊說，“按照業績考核前36家來觀察，這些企業多數都是資源性，壟斷性企業。因此，業績表現最佳的這些企業上市，能夠拉高指數，并能帶動相關板塊上漲，使主要的相關板塊獲利。”

錦里古街范文第4篇

關鍵詞：股權結構；市場化進程；管理層激勵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01

一、管理層激勵相關理論

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導致的股東與管理層之間嚴重的沖突會對企業價值帶來嚴重的損害。管理層激勵作為緩解這一沖突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它可以促使經理人充分發揮積極性，從而降低成本，提升企業價值。這就是關于管理層激勵契約理論的觀點，它強調合理、有效的契約安排可以激勵管理者基于股東最大化行事。從1999年武漢、上海、北京等地的近30家企業率先進行的對經營者持股及股票期權的試點開始到2004年頒布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及2006年開始實行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辦法》，都表明我國似乎已經逐步建立起了基于業績的管理層薪酬制度。

但近年來，頻繁曝出的“天價”經理人薪酬因幾乎與業績無關而一直備受垢病。Bebchuk（2002）提出“管理層權力”假說，指出管理層有能力影響自己的薪酬，并運用權力進行尋租，進而對薪酬激勵的有效性產生負面影響。權小鋒[1]等（2010）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觀點。與公司業績相脫離的管理層高額的薪酬水平脫離了經濟發展，加劇了薪酬兩極分化。管理層激勵與經濟發展和企業業績的脫鉤[2][3]，一方面說明了管理層薪酬的確定機制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

二、股權結構與管理層激勵

股權結構是指股份公司總股本中，不同性質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其相互關系。股權結構會直接影響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配置，它決定了股東結構、股權集中程度、股權制衡度以及股權性質，是各個利益主體博弈的前提，構成了公司治理的基礎。管理層激勵作為鼓勵管理層更加有效運用公司現有資源進行有效決策的一項公司治理機制之一，其效用的發揮必然會受到不同股權結構安排的影響。

股權結構按其集中程度可將公司分為股權分散的公司和股權相對集中的公司兩類。對于股權分散的公司而言，由于監督經理要付出成本，分散的小股東因此存在“搭便車”動機，而不愿意花費時間和金錢去實施監督；而股權相對集中的公司，股東對于經理進行監督具有一定的優勢。然而，大股東的存在使其通過控制管理層進而控制了公司的經營決策權，他們更傾向于合謀侵害中小股東的利益。當公司存在絕對控股大股東時，管理層面對來自經理人市場的壓力減少，管理層的地位比較穩固，更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使得管理層努力工作的壓力逐漸減少。管理層只需要考慮對大股東負責，而較少考慮企業的價值，最終導致管理層激勵效果不佳。股權制衡使得幾個股東聯合起來，發揮對大股東和管理層的有效監督，增強公司管理層的獨立性，從而改善管理層激勵效果。

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對管理層激勵的影響受制于股權性質。股權性質是內外部治理機制安排和實施的前提條件，其對管理層激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La Porta等（1999）追尋終極控制股東的研究模式，并依據劉芍佳等（2003）的分類方法，我們將中國上市公司的終極控股股東分為國家終極控股和非國家終極控股兩類，研究其對管理層激勵的影響。在終極控股股東為國家的企業，由于產權模糊、委托鏈條長、企業目標多元化，同時管理層還往往還兼有政府官員的身份，使得管理層的激勵受到多種條件的制約。管理層激勵方案成為多種利益博弈的結果。在加上國有企業改造和重組時，法律體系和監督力度較為薄弱，管理層對企業實行了強有力的控制，形成了“內部人控制”的局面，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理層激勵的效果。國有企業的“薪酬管制”也促使“在職消費”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使管理層激勵的促進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終極控制人為非國家的企業管理層激勵的實施效果要好于終極控制人為國家的企業。

三、市場化進程與管理層激勵

市場化進程作為比公司治理機制更為基礎的層面，它也會影響到管理層激勵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進而影響到其激勵效果，在公司治理中起著基礎性的治理效應。市場化程度越高，意味著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進而能對作為公司內部人的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進行有效的遏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委托沖突，提高管理層激勵效果。

四、對策與建議

解決管理層激勵的措施有很多，其中所有權安排對于解決管理層激勵問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最難被監督和最重要的成員應當成為企業所有者，這樣的安排是社會最優的所有權安排。讓企業家成為所有者是將其行為后果內部化進而激勵其努力工作的最重要的手段。企業家最重要的職能是做出決策，并承擔風險[4]。大力培育成熟的經理人市場可以作為對管理層行為的一種“約束機制”和管理層利益的“補償機制”，使得委托關系中的最優剩余索取權分配變得更加有利于委托人而不是人。同時，成熟的經理人市場還可以解決我國國有企業委托人“真空”的現實缺陷，能夠最為有效地對人實施監管與激勵。最后，加快發展非國有經濟、產品市場發展、要素市場發展及市場中介和法律制度改革，改善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進而有效緩解兩權分離所產生的沖突，最終達到提高管理層激勵效果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

參考文獻：

[1]權小鋒，吳世農，文芳.管理層權力、私有收益與薪酬操縱[J].經濟研究，2010（11）：73-87.

[2]李增泉.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一項基于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0（01）：24-30.

錦里古街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現金股利分配；關系

1.前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籌資投資活動的邏輯延續，是公司理財行為的必然結果，構成了現代公司財務管理的三大政策之一。現金股利分配作為最常見的股利分配形式，其制定和實施會直接影響到股東、債權人及公司整體的利益，是公司發展中所必須重視的問題。從股利分配的表象特征出發，股利分配是公司留存收益的一種再投資或用作發給股東作為其投資收益的一種行為，是公司股東權益的再安排；從股利分配的動態過程出發，股利分配結果則體現了各分配主體間利益的一種短期均衡，是不同利益主體相互合作與競爭的談判結果。不同股東權益的類型及比例關乎不同利益主體的競爭力強度，對談判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股權結構作為公司股東權益類型及比例的配置結構，從量和質這兩個維度的共同作用，決定了現實公司間現金股利分配的差異。恰當的的股利分配政策不僅可以樹立良好的公司形象，還能激發廣大投資者對公司持續投資的熱情，從而使公司具有充分的現金流，這對公司保持長期持續穩定的發展至關重要。同時，上市公司需要根據所面臨的實際經營環境和經營情況適時選擇最有利于公司發展的股利政策。選擇適度的現金股利分配能夠穩定公司的股權結構，平衡好投資者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從而保證公司經營的持續發展，促進公司價值的最大化。

因此，分析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之間的關系，無論對于普通投資者研究公司合理的投資價值，還是對于公司管理者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2.國內外研究現狀

2.1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股利政策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早，關于股權結構與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的文獻也較多。

Rozeff（1982）選取64個不同行業的1000家公司在1974-1980年間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樣本公司的股利支付率與股權集中度呈負相關關系，與股權的分散程度呈正相關關系，即公司股權越分散股利支付比例越高；外部持股股東由于缺乏對管理層持股行為的控制力，為了降低成本，他們通過會選擇提高股利支付率的方式。Rozeff的研究使學術界開始關注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為后人的研究打開了思路。Farrelly和Baker（1989）研究了機構投資者對現金股利分配的看法，他們采用問卷調查法，最終得到130份來自機構投資者的反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普遍認為股利增長可以對提升公司股價具有積極作用；相比現金股利取得的回報，機構投資者更加偏好資本利得。Eckbo和Verma（1994）以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管理層享有的所有權、投票權和現金股利政策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現金股利分配與法人股東、機構投資者股東的投票權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而現金股利分配與管理層股東的投票權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現金股利分配情況表現為隨管理層擁有的投票權增加而下降，當管理層擁有公司的絕對投票控制權時，現金股利則幾乎為零。LaPorta，Florencio和Shleife等（2000）把理論和股東權益保護結合起來對股利政策展開研究，他們認為不同國家之間股東權益保護程度存在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問題的嚴重性不同。通過首先建立了股利結果模型和股利替代模型，其中，結果模型認為股利是有效保護股東權益的結果；而替代模型則認為股利是股東權益保護的一種替代品，公司對小股東權益的保護程度越低，股利支付率就越高；然后LaPorta等人通過對33個國家中4000家公司的橫截面數據進行模型驗證，其檢驗結果支持股利結果模型，認為公司對小股東權益的保護程度越高，股利支付率也就越高。Faccio，Lang和Young（2000）對歐洲和東亞地區的股利政策及掠奪現象展開研究，他們搜集了大量事實證據，發現半數以上的西歐公司及東亞商業集團存在大股東利用股利政策對外部股東進行不同程度的掠奪情況。Klaus Gugler和Yurtoglu（2001）為了考察1992-1998年期間德國公司在736次股息變化公告后股價的反應，通過對派現比率與主要股東投票權比率進行回歸分析，發現派現比率與最大股東的投票權比率呈“倒U型”關系，與第二大股東投票權比率呈正相關關系。由于德國公司的實際投票行為受到本國金字塔式的控股結構和特殊的股權安排以及公司間交叉持股現象等因素的影響，造成實際投票行為與一股一票制相偏離，研究結果表明德國公司的派現比率隨偏離程度的增大而降低。之后Gugler和Yurtoglu（2003）得出在德國上市公司中不同控股權股東對現金股利的偏好程度不同，表現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呈負相關關系，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則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正相關關系。Kenneth Khang和Dolly King（2002）以美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選取其1982-1995年間的數據作為樣本分析內部人交易與現金股利分配之間的關系。研究數據顯示，不進行現金股利分配的公司的內部人交易次數多于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并且公司發生內部交易的概率隨現金股利的支付而減少，進而研究發現股利支付率與內部人交易次數呈負相關關系；同時，還得出公司的機構投資者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2.2 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股利政策的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近兩年國內學者開始逐漸深入到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內容。

呂長江，王克敏（1999）選取深滬兩市在1996-1998年末支付現金股利的372 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采用雙步驟法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股東權益比例與股利支付水平成正比；國有股與法人股的控股比例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成反比。伍利娜等人（2003）對2000年提出派現預案的660 家上市公司和2001年提出派現預案的686 家上市公司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論表明，上市公司存在通過高派現來達到配股融資的動機，并且隨上市公司股本規模的變小、流通股比例和投資基金所持股份比例的增多，就越容易發生“異常高派現”的現象。唐躍軍和謝仍明（2006） 對1999-2003年上市公司有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股利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還表明我國第四、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以及第四、第五大股東對前三大股東的制衡度越高，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白玉坤，陳曉明（2007）主要是研究股權分置改革與股利分配政策之間的相關性，他們用符合條件的17家能源行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對股權改置前的2003-2005三年數據及股權改置后的2006年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來檢驗所選的變量與各因變量與現金股利的相關關系及程度大小。翟少紅（2008）通過對已在2005年完成股改的A股上市公司在2004-2006年的現金股利分配情況進行研究；翟少紅首先通過配對樣本的T檢驗來分析股改前后各變量是否存在顯著變化，然后對股改前后每股現金股利及各相關變量的變化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變化、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之和的變化、每股現金股利的變化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褚詩杰（2010）為了找出制定合理股利政策以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方法對策，從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與控股股東的關系出發，運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歸模型，對控股股東分別與現金股利的選擇行為以及支付水平之間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并提出四點建議：（1）要加強法制法規上的監管力度，完善證券市場的建設；（2）逐步建立起相互制衡、多元化、分散的股權結構；（3）完善董事會相應制度以規范控股股東行為。涂必玉（2011）以醫藥行業三家上市公司為例，從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角度對我國上市公司現金股利分配的動因加以分析，分析研究得出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型企業中大股東因為轉移利益而選擇高股利政策；法人股“共同控制”型企業為迎合證監會政策而選擇低股利政策；股權高度分散、“管理層控制”型企業為管理層收購服務而選擇高股利政策。楊穎（2011）從股權分置改革前、后為視角出發，全面分析此過程中終極所有權構造及現金股利政策各自的變化以及兩者間關系的轉變；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股權分置變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小股東的權益，但并未真正改變大股東利用現金股利侵占中小股東利益，以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現實。顏翠英（2011）選用我國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在2007-2009年三年期間的相關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分別運用Logistic回歸模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我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的三方面特征（經濟性質、控制權和兩權分離度）與現金股利分配傾向、現金股利分配力度的相關性，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的控制權比例與現金股利分配力度呈正相關關系，且上市公司的現金股利支付率與控制權比例呈U型關系。閆昌榮（2012）認為多重委托關系的存在使得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極其復雜，并選取了多個變量從不同角度構建了半參數模型，利用函數的形式來刻畫了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得出股權制衡度與現金分紅數量之間存在倒“S”形關系，拐點分別在30%和60%左右；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分紅意愿及分紅數量之間均存在明顯的倒“U”形關系，拐點分別在60%和80%左右。寧青青、李仲軼和楊寶（2012）以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選取股權分置改革前后各年度的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目的是為了檢驗在我國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和實現股份全流通的現實下，上市公司現金股利分配問題及投資者利益問題是否得到真正改善和提高。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前后各年度的現金分紅存在顯著差異。不過其影響從短期來看并不顯著，從長期來看影響較顯著。

3.總結

綜上所述，關于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的關系至今尚未形成統一結論，有待進一步研究驗證。而從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研究分析可知，在基礎理論上，多數學者運用信號傳遞理論、委托理論和股權結構理論作為其理論出發點；在數據樣本的選擇上，國內大多數學者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進行研究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多數學者運用的是相關性分析和logistic回歸分析等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之間的內在聯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對我國上市公司的最新數據進行實證研究，運用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之間的具體相關關系，最后根據統計性分析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作者單位：貴州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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