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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會發展　對立因素　吃飯危機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同志曾說過：“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什么都好辦。”可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人們為了吃好、穿好、住好，總是積極地、永不停息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可見社會發展與吃飯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但是社會的發展與吃飯又存在很多對立因素。

1　社會發展與糧食生產爭奪土地。

1.1　各項建設侵占了大量的土地

1.1.1　住宅占地嚴重。近年住宅的開發十分猛烈，樓盤如雨后春筍，以前大部分人家都是三室同堂，人平住房只有幾平方米。現在一般人家都占有幾百平方米的住房。而且房產商和個人還屯積了不少住房。城鎮周圍大面積的良田都變成了住宅。我縣城區周圍近幾年擴大了數萬畝。各鄉鎮也是從無鎮到有鎮，從小鎮到大鎮，不知擴大了多少倍。

1.1.2　各機關單位不斷改善條件，喬遷新居，而且規模大得驚人，一個縣政府機關占地上千畝，一個局級機關占地數百畝。大量占用土地成了機關單位顯示氣派的一種時尚。

1.1.3　開發區到處都是，占地不計其數；而由于土地儲備制度，有的開發區儲備了大量的土地，數年沒有開發，造成大面積良田荒廢。

1.1.4　由于交通事業的發展，鐵路公路密如蛛網，據統計，我國1978年公路還只有89萬公里，2008年增加到185萬公里，計劃到2010年增加到230萬公里，鄉村公路更是不計其數。同時由于車輛的急速增加。交通擁擠的現象還非常嚴重。鐵路、公路還需占用大量的土地。

1.2　經濟作物與糧食爭奪土地。由于糧食價格不高，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很多農戶都種上了經濟作物，如蔬菜、棉花、煙草等。特別是種煙的很多，僅我縣就有數十萬畝。

1.3　退耕還林失去了大面積土地。為了保持生態平衡。國家推行退耕還林，大面積的水田種上了樹木。有些平原地區的良田里也都種上了樹苗。

1.4　邊遠山區土地荒廢。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很多山區的農民耐不住窮山惡水的辛苦，棄農從商了，山區的田地漸漸變成了荒山。我老家那個村原來有53畝水田。現在只有10畝多了，其余的都變成了荒山。

2　產業的發展與人類爭奪糧食。

2.1　酒業、糖業及其它副食品大量消耗糧食。酒業、糖業是大量消耗糧食的行業，在我國糧食困難時期是根受限制的。近年來社會的發展，國家取消了對這些行業的限制，這些行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繁榮了市場，但消耗糧食也不少。

2.2　飼料用糧不斷增加。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肉類的需求增大，同時有的肉類大量出口，畜牧業發展很快，而消耗的糧食也很多，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飼料用糧約占糧食消耗的40％以上。

2.3　用糧食制作能源等新興產業的興起沖擊著糧食市場。自從美國生物汽油事件出現以后，我國也開始使用乙醇汽油，一種糧食危機籠罩著糧食市場，如果這些產業發展起來，人們不能不更為吃飯擔憂。

3　人們的意識改變，對糧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的繁榮使人缺少憂患意識，高枕無憂地生活著，很多不良現象隨之出現。

3.1　糧食浪費現象嚴重。因為市場糧食充足，價格也比較便宜，浪費糧食的現象非常嚴重。有的大學生吃飯時買三個饅頭只吃一個，用兩個擦碗，很多學校、機關單位每天都有大量的剩飯剩菜浪費，很多家庭浪費的飯菜要比吃下肚的還多。

3.2　糧食儲備意識不強。由于進口糧食價格不高，國家糧食連年豐收，糧食市場非常繁榮，人們隨時隨地可以買到糧食，為了追求新鮮，人們都不愿意儲備糧食。國家儲備庫大都是空空如野，很多人家是家無隔夜糧，連產糧的農戶也是吃多少買多少。

3.3　人口不斷增長，糧食需求不斷增大。社會在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不斷增加，新增人口速度也不斷加快。解放初期，我國人口僅四億，現在已達到13億多，而且不斷攀高，吃飯的壓力越來越大。

由此等等，隨著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給我國的吃飯問題帶來了一定的威脅與危機。我國從2004年開始成為純進口糧食國家，到去年進口已達近3千多萬噸，照這樣的速度，若干年以后，世界全部糧食也不夠我們買，因此，吃飯的大事我們不得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筆者認為，要保證吃飯問題，須從以下諸方面入手：

1　保護耕地面積。保證吃飯的首要條件就是要保證耕地面積，國家規定了18億畝耕地紅線，說明國家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而且當天則經濟研究所茅于軾教授提出可以突破這一紅線之時，與會佳賓拂袖而去，并招來了無數的攻擊。說明國民對這一紅線非常關注。但事實上，這一紅線早已突破，而且紅線內的地盤越來越少。這也是正常的，因為人們都買汽車，就不能不修路，人口增加了，不能不辦學校，也不能不辦醫院。公民的基本住宅也必須保證。只是國家要盡量控制用地。控制用地的措施很多，以下是主要的幾個方面。

1.1　控制房地產過熱發展。近年來房地產的發展非常快，給國家帶來了諸多的好處，既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條件，又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很多人嘗到了甜頭。但甜頭太足，過熱發展的現象隨之而來，本來已是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很多地方還在起動的扶持、刺激。到頭來，銀行貸款收不同，國家經濟危機加深不說，占用了這么多良田，造成糧食緊張局面。所以，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對房地產的發展進行限制、引導，或者讓市場去自然調節。

1.2　開發區、旅游景點的開發要從嚴把關。開發區、旅游區也是近年來經濟效益明顯的新興產業群，受到很多人的青睞，但由于有些地方盲目發展，很多開發區是開而不發，大面積的庭用成了荒山，有的旅游區雖然圈占了大片的耕地，卻成了“野生動物園”：有的人大量買地，名為辦企業、搞開發，實則是圈地，等待做地皮生意。所以開發區、景區占用耕地必須嚴格把關，用地一定要追求經濟效益。

1.3　土地儲備制度要取消一由于土地儲備制度，很多地方大面積的耕地荒廢，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國家要取消土地儲備制度，要嚴格審查項目以后才能批準征地。

2　保證糧食作物。農作物的安排要注意科學性和合理性，要符合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生活需求，要有全局意識，要統籌安排。目前有的農戶和地方干部只注重短期經濟效益，沒有長遠目標。糧食種植面積不斷縮小。為了保證糧食產量，要擴大糧食種植面積，有些經濟作物可以取消。如煙草，不應該占用水田，只能用早地或采取其它辦法。有些經濟作物可以由國外進口，如棉花等。總之，要在保證糧食供應的基礎上來發展經濟作物，不能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而造成糧食緊張局面。

3　增加糧食產量。不論如何節約用地，糧食的種植面積總是在不斷縮小，但人口總是不斷增加，所需的糧食總是成倍的增加，所以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是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一環。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使水稻產量成倍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我國糧食的壓力，但與當前糧食需求量的增長速度相比，這還不夠，單位面積的產量還得逐步提高。這就需要進一步推廣優良品種，要采取精耕細作、科學種田等有效措施，盡力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

4　節約糧食、加強糧食儲備。糧食產得多，如果不節約，不儲備，仍然可能導致沒有飯吃，在糧食極其困難的年月，人們節約和儲備糧食的意識都很強。隨著糧食市場的不斷繁榮。人們的節約和儲備意識不斷減弱，一旦戰爭或自然災害出現，吃飯就成了大問題。要深挖洞廣積糧。國家儲備一定要實實在在。同時要鼓勵農戶積極儲糧，科學儲糧。

社會發展范文第2篇

1、三農問題與農業現代化，中國版的工業4.0，服務業將迎來暴漲期，比黑科技還要黑的新科技。

2、碼農們的黃金時代還將持續，把世界翻譯成數字和信息的信息化建設浪潮還遠沒結束，全面信息化改造目前還只是鋪設了一些基建工程。建設好基建，還要蓋房子，蓋完房子，還要裝修……所以，碼農們的黃金時代還將持續。可能這個黃金時代，才剛剛過去了三分之一。

3、文化工程師們的超白金時代到來，信息化建設完成，寬闊的馬路，現代化的城市，漂亮的大房子，躺在舒適的大床上，接下來自然就是做夢了。碼農們退場，造夢工程師開始進場。

4、金融業的新舞臺和新使命，在新的十年里，資本賬戶的管制將會被解除。人民幣國際化，將迎來最關鍵的時期。金融業的舞臺，也隨之從國內局域網舞臺，切換到全球性的互聯網舞臺。通道全球化，資產配置和流動全球化。這是一個十分大的機遇和挑戰，也是一個放大了很多倍的市場。

（來源：文章屋網 ）

社會發展范文第3篇

[關鍵詞]消費社會 需要 消費 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5-0080-11

一、問題的提出

消費社會的到來，標志著人類社會徹底告別商品稀缺、奉行適度與節儉生活方式的生產社會，進入到商品豐裕、刺激消費與講求生活方式風格化的消費社會。新的社會形態的到來，意味著馬克思所預設的解決一切匱乏的總根源的先在條件，即經濟匱乏已經得以解決。① 如果經濟匱乏得到解決后，消費社會中還存在匱乏嗎？如果存在，其匱乏狀態究竟是怎樣？在馬克思看來，匱乏產生于需求的未滿足狀態，對需求的滿足無疑是克服匱乏的根本途徑。② 本文試圖從需求這一西方文明的邏輯生發點出發，通過探討消費社會的需求滿足狀況，來揭示消費社會的發展狀況，并就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做出展望。

二、需要滿足的可能性空間

個體需求的滿足同個體的消費活動有關，一切消費活動都是為了尋求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是從事消費活動的前提。這也是許多學科如經濟學和行為學等賴以建立的前提。需求的觀點最初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Aristotelian physics）。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看來，首先，不同時代的社會制度安排，特別是資本―工資勞動制度的安排，限制了個體的需要“視野”，比如富人對日常生活領域邊際效用的忽視和超越以及窮人只是關注對自己的胃的。其次，認為人類有著獨立于任何社會文化背景的同樣的需要結構是錯誤的，人類的需要不僅在生理需求上，更是一種社會文化的設計。

消費需要是人們的消費行為以至一切行為的動機和驅動力（王寧，2001：19）。只不過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學科視野出發，看待需要滿足的角度和側重點不一樣。經濟學和行為學關注消費滿足的效度和過程，即研究消費能夠發揮最大效率的滿足條件和研究從動機出發，消費需要得以滿足的各種條件和過程。在經濟學和行為學看來，從需要滿足的動機出發，到采取行動，最后到需要的滿足，這中間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然而社會學的視角則不一樣，在社會學家看來，需要滿足的過程是一個不連續的間斷的過程，甚至，由于種種社會的原因，需要可能無法滿足或者只能得到了部分的滿足。分析導致需要無法滿足或無法完全滿足的社會原因就是社會學研究的主題（Per Otnes，1988：70）。

在社會學家看來，需求之所以無法得到滿足或者只是部分得到滿足主要可以歸為兩個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個體的意識受蒙蔽或操縱導致個體的需求無法滿足或得到虛假的滿足；其次，盡管個體已經意識自身的真正需要，由于社會結構導致的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個體由于資源的貧乏而導致其需求得不到滿足。前者又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社會意識形態通過階級消費標準的劃分導致下層階級意識被蒙蔽，致使其只能從事與其階層相適應的消費。如果說在前一種形式中，社會意識形態強調階級壁壘，壓抑下層階級消費需求滿足的話，那么，當社會積累的財富日漸增多，消費需求成為激發經濟增長的契機時，社會意識形態又可以通過消除階級壁壘來激發消費需求，這就出現了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稱為人為操縱的需要（artificial needs）或者虛假的需要（false needs），這也是社會體制性的原因造成的，因為社會體制決定需要體系，而社會需要體系決定個人需要的人為操縱性。在資本主義需要體制中，需要的滿足是建立在犧牲個體需要的多樣化的基礎上。這種人為操縱的需要也稱為虛假的需要（false needs）。虛假的需要是建立在倫理和本體論的基礎上。與虛假需要相對的是真實需要。真實的需要無非是真實而合理的，是符合倫理道德規范的需要，而虛假的需要無非是不真實的、操縱的和人為制造的，不符合倫理道德規范的需要。

由社會資源匱乏導致需要滿足的缺乏主要表現為奢侈需要與必要需要的對立。這兩種需要主要屬于社會歷史的范疇，是一個經濟的、社會關系的分類。奢侈需要與必要需要的對立是相對的，由于不同階級所掌握的社會資源的不同，往往一個社會階級或群體將另一個群體的需要定義為奢侈需要，反之，其本身的需要可能被定義為必要需要。一般來說，任何形態的社會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會定義出一個必要需要，而超出或者大大超出必要需要的需要則稱為奢侈需要。

由此可見，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如何解除個體需要匱乏呢？無非一方面要求解除個體的意識蒙蔽；另一方面使生產關系更加透明、公正（至少這是馬克思的理論宗旨），解除個體的資源匱乏。要解除個體意識蒙蔽，使個體真正認識到符合他們自身的需要，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主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積累財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便可提升他們的需要意識水平的話，那么到了物質豐裕的消費社會，就要使個體能夠辨別真實需要與人為操縱需要或虛假需要的區分，這正是西方者對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的理論宗旨。同樣，如何解除資源匱乏所導致的需要滿足的缺乏狀態呢？在馬克思看來，無非是解除生產關系中不公正狀態。然而自進入消費社會以來，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生產理論范式已經過時，并各自提出了相應的取代方案。① 盡管馬克思的生產理論范式受到了諸多的批判，但是其理論范式并未過時，仍是解釋現代社會的主導解釋范式。①

要真正達到個體需要的滿足，除了在社會層面提高個體的需要意識以及解除個體的社會資源匱乏狀態之外，還必須看到需要主要是一個主觀概念。個體是否得到了滿足，以及個體的滿足程度都是一種主觀感受。然而，一旦涉及主觀需要時，這個問題就顯得非常復雜。Per Otnes就指出，從個體層面來說，盡管社會從社會財富和消費結構定義個體的需要，但是需要主要是主觀概念，然而，一旦涉及到主觀層面，就使得需要的滿足顯得非常復雜。需要的相互主觀體制（inter-subjective system of needs）的確立并不是無懈可擊的；而且相互主觀的需要與主觀內的需要（intra-subjective needs systems）是不相吻合的。也就是說，首先，由于種種社會制度性原因或者個體自身因素的限制，個體并不一定能真正認識到符合自身的需要；其次，個體之間對彼此需要的認識、贊同，甚至建立共識性需要體系也是非常困難的。

不僅如此，從社會層面來說，要滿足每個個體的全面需要，除非人類活動從社會勞動分工中獨立出來，進行重新組織，或者取消勞動的社會分工，因為勞動分工只會強化個體某方面需要的滿足，而忽視其他需要；倫理法則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建立一個統一、恒定的倫理法則是不可能的；怎樣合理安排社會資源的分配，協調各種利益群體的利益也是困難的。最后，在本體論層面上說，怎樣協調需要與社會生產的關系，怎樣界定區分真實、虛假需要的合法性是非常困難的，“除非在我們認識到我們認為是真實的需要體系對我們現存的體系構成了威脅的情況下才討論這種情況”（Per Otnes，1988：40）。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Bookchin認為需要除了有數量和性質的滿足之外，還有時間的緯度(Bookchin,1982：70)。因為對需要的選擇要受到時間的限制。既然，統一的倫理規則無法建立，任何社會的制度安排無法導致均等無差異的利益群體的產生，個人需要滿足的最大化只能通過需要的選擇表現出來。需要選擇的空間是在必要（necess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之間。必要與可能性的范圍是由每一個時代的需要體系結構決定的，不同時代的生產力水平和制度性安排決定了需要結構體系的不同。必要需要同義務性的時間相聯系，而可能性需要則是同個體可支配的休閑時間相聯系。Per Otnes則進一步指出，盡管在不少的社會學家看來，個體的工作同必要性需要或者義務性時間相聯系，而工作之外的自由大多與可能性需要相聯系，但是工作如果是在可能性范圍之內的話，工作的需要不一定是一種異化的活動。總之，“需要的選擇性范圍最終在于休閑的數量和時間使用的內容”（Per Otnes，1988：45）。

由此可見，受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從理想層面談論需要的絕對滿足沒有什么意義。因此，需要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還必須有一種縱向的歷史角度，使我們能夠認識到每個時代的需求滿足現狀，以及在其可能提供的經濟發展水平下，需求滿足的可能性空間。

三、消費補償：自由、民主、正義社會的實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之所以存在深層危機，在于生產資料分配的不均導致無產階級資源的匱乏。正因為生產資料分配的不均，使得生產過程中工人與勞動產品以及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疏離。不僅如此，工人所能從事的消費僅僅只能滿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而無法滿足自身的享受和發展需要。總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導致了其生產方式本身生產了匱乏，而經濟上的匱乏是一切匱乏的總根源。為了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系必將取代舊的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需要也將得到滿足。

隨著福特主義的推行，特別是凱恩斯的刺激消費政策的采納，資本主義并沒有呈現者所預期的晚期資本主義的特征，而是在克服其經濟危機的“痼疾”上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然而，盡管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得以進一步發展，是否意味著個體的需要得以充分滿足呢？繼馬克思之后，西方者認為消費社會的到來，國家的控制并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控制，國家的控制已經滲透到消費控制，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如果說，經濟危機的爆發是由于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與人們需求有限之間的矛盾的話，那么福特主義的推行，特別是凱恩斯刺激消費政策的實行，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通過刺激人們的需要，通過新的需要的開發，把經濟的發展建立在對人的需要的激發與滿足上。由于這些需要僅僅是為了達到追求最大利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為個體所需要，只是人工（artificial needs）或者虛假需要（false needs）。消費社會使個體在對各種需求的滿足中，甚至虛假需求的追逐中，喪失人的批判思維和自我意識，墮落、淪喪為“單向度的人”，即只懂得物質享受而喪失精神追求的人，只是被動接受而沒有主動創造的人，只能屈從現實而不能批判現實和改變現實的人（歐陽謙，1986：125）。

從西方的批判中，特別是葛蘭特的文化霸權的提出，除了打破經濟決定論的幻想，使人們關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重要影響之外，生產與消費之間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被打破，消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已經把人類通過生產資料的重構來追求民主、解放的企圖轉變為通過日常生活來謀求個體解放的“生活政治”上來。① 如果說，消費僅僅使個體墮落為“單向度的人”的話，那么，消費社會是怎樣喚起個體對美好生活的企盼和追求？

作為對此問題的回答，不少學者探討了消費研究中的理論解釋范式，主要有三種理論范式（Per Otnes，1988）。第一種研究范式是象征（symbol）消費理論（如Hirsch，1976；Lancaster，1966；Douglas & Isherwood，1978）。從象征的視角出發，認為消費不能僅僅被理解為購買和使用商品和服務的活動，它還有著更深的含義，即作為個性和文化歸屬的表達。如在Mary Douglas 看來，他把消費看作是信息體制，認為消費是文化因素的展示，是當地社區和家庭特征的表達。“如其說商品是為了滿足物質需要與進行炫耀性展示，不如說商品是為了使文化分類變得可見并穩定化”（Douglas & Isherwood，1978:59）。第二種研究范式是補償（conpensation）消費理論(Ahrne，1974；Marx，1968；Foa，1974)。由于人們在生產過程或工作中無法獲得自尊和自我實現，于是通過對高消費方式的追求來予以補償（Per Otnes，1988：67）。這種消費理論被稱之為補償性消費（conpensation consumption），意在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從批判的視角出發，消費行為被認為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疏離狀況和拜物教有關，由于社會中真實人類關系的缺乏以及人與自身勞動的產品、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導致消費行為的產生，也就是說消費行為的產生被認為是對以上疏離狀況的克服。“工業社會組織越來越復雜，強化了人們隸屬于不能控制的事件和結構中，對物質消費的強調，如汽車，單一家庭房子，是企圖去補償對其他方面的影響的缺乏。面對社會生活中和工作中的限制，人們投身于私人們的消費模式中尋找補償的自由”（Per Otnes，1988：79）。象征消費理論與補償消費理論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給個體的消費偏好提供了意義和內涵，都嘗試探討了消費行為是某種個人或文化的表達；不同之處在于，前者認為消費是作為生活方式的表達，后者認為消費是作為補償行為的嘗試。第三種研究范式是角色距離（role-distance）消費理論（如Berger & Luckman，1966；Per Otnes，1988； Goffman，1961）。認為工作和生活既是個體生活的兩個不同的領域，又是個體扮演的兩種不同角色行為。工作被認為必須經過訓練才能獲得，并且是對需要的取代，而消費被認為是自發產生的，僅僅用來滿足自身的需要，根本不涉及個人表達，也沒有任何深層次的含義。社會世界是由不同制度或不同習俗形成的相互競爭、相互矛盾的不同小世界構成的，而且在同一個人的角色行為中也存在種種分歧與不一致，因此在個體的主我（自我意識到的自我）與客我（他人眼中的自我）之間以及在整個主我與扮演特定角色的部分自我之間存在距離，這便是角色距離理論。對角色距離理論作詳盡論述的Erving Goffman，他把角色距離的存在作為自我調整與拒絕外界的中介。有時，人們使用這個概念表示非真實的自我或掩蓋對自我的直接表達。Goffman 主要使用這個概念來解釋這樣一種現象：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從消費中尋求需求滿足的飽和，人們對消費采取不重視的態度。盡管人們每天忙于工作與消費，但是自我并沒有得到發展。把消費當作文化的表達或尋求補償的方式，是對消費的一種夸大，因此，社會發展的動力并不在于消費者的需要，而是受市場研究者引導的資本積累的利益在推動社會的發展（Per Otnes，1988:59）。

由此可見，以上三種消費理論范式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把消費與工作對立起來，作為兩種不同的領域或過程看待。象征理論與補償理論更多看到了個體間的共同之處，認為個體間能夠形成或產生共同的消費看法或消費表達，相反，角色距離理論則更多地看到了個體間的差別與分歧，認為個體間并不能形成或產生共同的消費文化，消費活動僅僅是個體不同角色應對外在社會機制的策略而已。Per Otnes把馬克思的消費理論歸為補償理論，但是筆者認為這是對馬克思的消費理論的歪曲。盡管Per Otnes的補償理論也是試圖從社會制度的安排來探討個體價值的實現問題，但是與馬克思的消費理論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在Per Otnes看來，生產與消費是兩個不同的獨立的領域，所以消費才是對生產中的挫折感的一種補償，而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與消費是同一的過程，正是因為生產中異化的生產方式導致工人消費方式的異化，為了克服消費的異化，必須打破舊的生產方式。這樣看來，消費并不是對異化的生產關系的一種補償，而無疑是異化生產關系的超越和解放。

在后現代主義大師鮑德里亞看來，消費更是一種社會的拯救。在現代消費社會中，現代消費就是一種通過物而拯救的等級邏輯，是一種要通過自身努力來實現的拯救辦法（鮑德里亞，2001：47）。社會地位這個東西在傳統社會中是通過恩賜和繼承得到的，在無法從血緣上繼承社會地位的情況下，消費社會提供了滿足向往心理的替代力量，即人們在“無法通過恩賜的情況下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拯救”。① 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社會中，以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等為標志的真正平等被物品擁有上的平等所取代，同樣，以體現社會關系的透明和充分體現個體價值為標志的真正民主被“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顯標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所取代。“當個人的生活同物質過剩相聯系的時候，自由更多是同商品的擁有相聯系，而不是個人的自主；更多的同商品的管理相聯系，而不是同生活相聯系”，“而以個人擁有的房子和其他物質擁有在一個更復雜的官僚社會中成為個人自由的幻覺”(Per Otnes，1988：41)。因此，消費的補償并沒有導致一個真正平等、民主和公正的社會的出現。由此可見，不管是西方，還是Per Otner、鮑德里亞，他們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并沒有脫離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批判的視域。在消費社會中，消費之所以仍然是以“異化”的形式出現，關鍵在于消費不是作為與生產過程或工作的結合，而是作為同生產相對立的異己的領域出現。② 而消費之所以作為與生產相對立的領域出現，最關鍵在于生產體制中資源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生產關系的不透明。因此，如何做到生產資源分配的公正以及保持社會關系的透明度無非是實現自由、公正、平等社會的關鍵。

四、消費認同：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

隨著消費社會的出現和“生活政治”的時代轉型，個體是否在私人生活中擁有更多的實現自我的手段呢？在馬克思看來，要實現個體的自我全面發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體能獲取充分的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第二，避免了勞動分工，個體能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并且能擁有充分的休閑時間。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取消了勞動分工意味著個體能自由地選擇自己所喜歡的職業，自由發展各項能力，從而克服因勞動分工對個體能力發展的限制。伴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就能為個體提供充分的各項資料，同時，個體有充分的休閑時間從事各項有益于提高自身的活動。馬克思所設想的個體自我全面發展是建立在生產關系透明、公正和生產力水平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其生產力水平能夠為個體提供充分的生存、享受和發展資料。盡管在消費社會中，已經基本上具備了為個體的自我發展提供充分的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生產力水平，但是不論是在生產關系上，還是在休閑時間上，并沒有具備馬克思所論述的實現個體全面發展的條件，那么在消費社會中，個體如何實現自我價值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不同時代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不同時代的消費概念和內涵的變化深刻反映了社會運作體制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無疑通過青年價值觀念的嬗變最充分地體現出來。在以強調勤奮、節儉、禁欲為主要價值觀念的傳統社會中，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資本的高速積累，通過媒體大力進行勤奮、節儉、禁欲和注重自制力等美德的宣傳，鼓勵人們努力工作，加強資本原始積累。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人類社會進入到以強調激發人欲，刺激消費為主要特征的消費文化階段。在過去的60年中（即自20世紀40、50年代以來），在整個社會里，愈來愈多的人覺得已漸漸脫離企業型的性格及美德了。個人的價值，及個人在他人眼里的價值，已逐漸變為由個人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及職業地位來決定了（川崎顯一，1996）。因此，今天的西方青年，不像他們的先輩那樣推崇在競爭中靠努力工作獲得成功的傳統價值觀，而是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追求享受上來。

美國學者大衛?理斯曼根據人類社會人口的增長規律，結合特定社會對社會性格的塑造，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導向型社會、內在導向型社會和外在導向型社會，并分析每一種類型社會的社會性格塑造方式和社會性格特征，如表2所示。在大衛?理斯曼看來，社會性格是指在社會和歷史因素或多或少的作用下，形成的個人驅動力和滿足需要的結構，即個人用來接觸世界和他人的一種“套路”（大衛?理斯曼，2002：4）。理斯曼揭示了從傳統導向型社會到外向導向性社會，個體從遵循傳統到注重內心世界再到內在人格的培育和展示內在的發展軌跡。由于他是以不同時期人口增長的態勢來說明不同時期個體人格的變化，因而，有必要從社會運轉的主軸和時展的重心來予以補充。盡管有不少學者批判馬克思對消費關注得不夠，其實這也是受時展的視域所限。馬克思當時所面臨的時代是物質匱乏時代，物質匱乏時代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大力發展生產，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因而，在物質匱乏時代（相當于內在導向型階段），個體的個性都打上了深刻的生產社會的烙印，具有明顯的“生產”特征，當時社會倫理主要強調工作倫理，克勤克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便是工作倫理的表現。而到了物質極大豐裕的消費社會后（外在導向型階段），物質匱乏時代的問題已經得以解決，需求成為刺激經濟發展的契機，需要一種能夠享受奢侈、閑暇和富余產品的“富裕心理”，即養成一種消費倫理。“所謂消費倫理，鼓吹的是得過且過、享樂主義、自我表現、美的身體、異教主義、逃避社會義務、向往異域風情、培養生活情趣，使生活有獨特的格調”（邁克?費瑟斯通，2000：166）。消費者的個性不是通過其做事的風格體現出來，而是通過其消費的物品表現出來，注重外在型的表現方式。

按照吉登斯的說法，現代社會正在實現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生活政治是自我決策的政治，也就是關于自省關系的政治，個人不會動不動就對其他人的行為提出抗議，而更關心通過探討個性問題來控制他或她自己的生活狀態。“一種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環境中實現自我的政治，在此環境中，反省將自我及身體與整個認識體系聯系起來”（吉登斯，1991：214）。盡管消費社會提供了個人發展的多種可能性，但是越來越多的自由是與越來越多的責任相關聯的，而且由于藝術-文化體系領域內的多元文化或者多元評價體系的增多，導致社會對實現個人意志的普遍焦慮。在消費社會中，物質的豐裕使得人的需要擺脫了社會集體或者工作的束縛，而具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因而，個體的人格擺脫了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而具有更多的個性色彩，“伴隨著消費文化的發展，人們已經從宣揚自己的美德轉變為宣揚自己的個性人格”（邁克?費瑟斯通，2000：167），個性則必須吸引并擁有朋友的必要性，強迫別人喜歡你，具有個人魅力和吸引力。正如齊美爾所認為的，每個時代有其特有的時尚，在傳統社會中，時尚提倡競爭、平等和仿效，而在現代社會中，時尚則顯示差異、個性和區分，力求表現自己的主觀性而將內在的東西風格化。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消費選擇能力是影響個人特色或個性概念的重要概念，“消費者選擇仍然是一種方式，我們的社會借此思考個人和自并評價個性。――社會和個人不再以更大范圍的肌體的或外在的道德觀為參照（家庭、社區、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或上帝的旨意）來評價自我，也不根據他們完成任務和職責的好壞來評價自己，而是根據他們實際的（消費者）選擇能力的大小來評價之。”（西莉亞?盧瑞，2003：247）然而，由于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貧窮中，限制了他們參與消費選擇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種族等等原因，也導致消費選擇能力是極其不平衡的。

在虛擬不定的符號編碼支配下的現代媒體時代，不僅代際沖突加劇，而且青年一代之間也出現了鴻溝，形成了不同生活風格的群體。如在20世紀60年代大學生風潮之后，日本社會出現了一種稱為Peter Pan或Moratorium類型的人，或“感覺派人”、“玩樂型人”，日本學者稱之為“延緩成為社會人”。他們拒絕承擔任何社會責任，對社會漠不關心、無動于衷、無責任感等。漸漸地，“新的表現主義”開始取代“延緩成為社會人”，成為新的青年類型。他們只管享受著現成的優裕，追求玩樂領域中的自我表現。西方把這些在20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稱為“X”代，日本則把這代人稱為“新人類”。他們所持的價值觀不同于以往的幾代人，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成年人時，他們被稱為“新人類”。之后，當西方又把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稱作“Y代”（指雅皮士），日本媒體則視之為“新新人類”。他們坐享著現成的富裕，履行著最低限度的責任，醉心于外在表現與他人的差異。在他們看來，內容與實體本身已是無關緊要的。差異只是表現在外觀上，內容如何并不重要。個性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經由商品而被建構或加強的，尤其是那些顯而易見或容易辨認出來的東西，如服裝、汽車、房屋等。

對于這種在大眾傳媒時代新出現的精神價值，即表現主義文化，學者們做出了諸多的探討。A?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把農耕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一次浪潮”，把產業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二次浪潮”，把新的富裕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中，社會將朝進一步的個別化、少量化以及需求與生產相結合的訂貨生產型方向發展，將會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差異。E?弗羅姆也認為，商業社會的社會價值意識出現了新的變化，從“擁有”變成“表現”，即從to have轉向了to do。甚至有學者認為形成了物主自我(possessive self)或者物主個體（possessive individual）（西莉亞?盧瑞，2003：49）。物主自我是這樣一個人：人們根據他所積累的財富數量來評判之，而且，對他來說，身份本身就是一種財富（物質財富、知識財富、記憶財富和經驗財富）。而且，個體不是被動地享用消費的技巧和快樂，而是通過積極地占有和重新加工商品來構建一種表達其特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以前提到的“角色距離”理論看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從消費中尋求需求滿足的飽和人們卻對消費采取了一種不重視的態度。盡管人們每天在忙于工作與消費，但是自我并沒有得到發展。

總之，由于現有的理論研究強調工作領域與消費領域的分離，將生產的消費性與消費的生產性加以割裂，并過多地強調前者。即使討論了消費的生產性，也是過多為現存的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作辯護，沒有真正在消費的視域中，突出消費對完善個性、促進個人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生產作用，導致消費社會中的個體不能真正實現其自我價值。① 比如理斯曼在論述內在導向型階段的個體時，認為在內在導向階段，個體消費的目的或者是為了炫耀其財富，或者是為了逃避工作的壓力，而在外在導向型階段，個體消費的目的則是對工作的補償。在Per Otner看來，消費也僅僅只是一種生活的成功（achievement）。他把消費定義為生產之外的活動（outside of paid employment），消費大多局限于日常的消費活動中。所謂消費的成功則主要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和創造性。同樣，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是對工作的拯救，消費被定義為社會關系的建構。由此可見，他們都沒有關注消費的生產性。只有真正關注消費的生產性，才能真正實現個體的自我發展。如何規范這種重視享樂、不思進取的表現主義文化，并將其改造成一種有助于個人發展、完善及人、社會、自然和諧共處的新的創造性文化無疑成為時代探討的主題。①

五、消費文化：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人類學的研究發現，消費本來就是一種表達的實踐，是對自身的價值與身份的詮釋。消費也是一種溝通，是并不局限于物質滿足的信息交流，消費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以符號作為首要的載體。只不過，由于某一特定時代階級文化的建構，過分地夸大了消費品的物質屬性，而相應地忽視了消費品所內含的社會文化屬性。如傳統政治經濟學把消費定義為對商品的使用價值的使用和消耗，用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活動。二戰后，葛蘭西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即知識和道德上領導權，不但糾正了人們對經濟的決定作用過分看重的偏見，開始重視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制約作用，而且還使人們更多地關注消費所體現的文化體系構架。可以說在葛蘭西之后，人們對消費所展示的社會與文化過程的研究才真正凸現。有關消費研究的第二次轉折是美國哲學家蘭吉提出的象征概念。在把象征納入到消費分析之后，消費分析不僅停留在宏觀的社會制度層面的文化上，而是深入到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日常生活深處，甚至是個體的潛意識深處。這樣對消費的研究拓寬了。因此，可以說，從人類學的基礎看，消費本身就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的結合。只不過，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消費符號，體現著不同的社會區分和社會建構。現今社會，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的凸現更反映了人們在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對精神消費的更深層次的追求。

在貝斯特看來，德波的景觀社會是從馬克思的商品社會到鮑德里亞關于模擬社會思考的中介，也是從、西方到后的中介，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的中介（Stven Best，1994：42）。在德波看來，“景觀是商品實現了對社會生活全面統治的時刻”（Debord，1983：42）。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景觀社會是商品社會的完成階段。但是，德波的景觀社會與馬克思的商品社會是有著重大的差異的。如果說在商品社會，物或現實被分解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話，那么在景觀社會中，則分解為現實與意象，景觀社會就是一個被意象統治的社會，“景觀社會不是意象的收集，而是指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被意象所中介”（Debord，1983：3）。電視等大眾傳媒的發展，特別是時尚與廣告的彌漫，使得廣告中所宣傳的產品意象成為人們消費的依據，也就是說，物的消費過程，首先必須轉變為符號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只有通過廣告的影響，在人們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消費意象之后，人們才會去購買物品。秉承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鮑德里亞發展他的符號社會理論。在鮑德里亞看來，德波的分析還是停留在傳統媒介的分析層面上，著重于大眾傳媒的內容分析。鮑德里亞從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出發，對德波進行了符號學的批判性解讀。按照麥克盧漢的觀點，“媒介即訊息”（馬歇爾?麥克盧漢，2000：33），不是媒介傳達的內容影響著人們，媒介本身就直接構成了人們的存在方式。現代媒介的基礎，就是符號的運作，廣告創造出來的意象，其基礎就是符號。因此，在鮑德里亞看來，進入消費社會之后，人們面臨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現出來的景觀社會，而在其深層是符號社會。

對消費文化的解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稱為生產主導論，認為生產決定或者形成消費本身，又由此間接地形成了特殊的消費文化結構。在生產主導論看來，消費文化的出現受到產品生產方式的約束，商品的生產已經被“合乎文化標準的制造方法”所支配。首先，資本的擴張，擴大了市場的時空，而勞動過程中的強化和重組改變了消費規模和本質。廣告的出現是商品生產者控制消費者的工具，通過生產和分配產品過程中運用專門的美學知識，生產者將消費者并不需要的商品交給他們。其次，生產者對消費者需求的操縱之所以成功，還跟現代化過程是一個使商品美學得以產生的環境。現代化使人擺脫了熟悉的家庭、社區模式和思維方式，而商品提供了個人自我認同的方式，因為個體在現代化過程中有異己感，感到無所適從。從而導致了個人的人格從內在導向型向他人導向型的轉變，即由內在的或主觀的道德感和倫理價值角度來理解自我認同感到通過外在的、表象的、通常看得見的特點來定義自我。生產主導論在一些方面受到批判：第一，認為生產或工作是人類自我創造中唯一真實的手段；第二，夸大生產商品模式對產品分配或消費的影響，而忽視消費者的主動性；第三，貶低了藝術-文化體系在消費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忽視了消費者創造性地使用文化商品在消費文化中的意義。

另一種稱為消費主導論，認為消費本身是一系列有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消費者頻繁地將商品當作社會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標記，他們試圖以自己和其他消費者的關系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地位。總之，生產主導論強調消費需求是生產者活動的結果，而消費主導論強調消費需求是消費者活動的結果。消費主導論認為消費既不是對生產的自動的反應，也不是對意義的自動的反應，而應該被看成源于自主的、獨立的源泉。如坎貝爾認為消費者對新奇事物無止境的追求是現代消費固有的動力。同樣，費瑟斯通也認為個人具有模仿藝術家的亞文化生活方式的沖動，即適度的享樂主義，適度的情感宣泄，導致人們慣于從唯美主義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也就是說，美學已經成為日常生活決策的基礎。同時，高雅文化階級壁壘的消除，藝術家的生活方式成為時代的消費英雄，導致符號和概念的快速流動滲透到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而波德里亞卻更進一步認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并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強調，使人認為交換價值導致了錯誤需求的產生。其實，所有需求都是社會制造的。生產的邏輯不再是最重要的，相反，意義的邏輯成為至關重要的。這樣，消費不應該理解為和使用價值有關的物質用途，而是作為意義，主要與符號價值相關。符號價值的邏輯代表了資本主義強加一種與商品的大規模生產需要相適應的文化秩序的勝利。總之，在消費主導論者看來，消費文化是自我意識創造生活的一種方式，不管是在商品的設計方面還是商品使用的美化模式方面，即商品被作為藝術品、概念或符號使用，通過幻想、游戲、想象和制造意念的過程產生聯想，用以表達人與自我之間的反省關系，制造和變革個體的身份認同。

消費社會的到來，反映了宗教的世俗化和科學的世俗化。一方面，消除高雅文化的階級壁壘，使其為大眾所掌握，無疑提高了大眾的精神文化水平；但是，另一方面，藝術瓦解了道德的基礎，新教的工作倫理讓位于對新感覺、愜意的享樂主義的追求。消費不再僅僅是為滿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價值的消費。影像的過量生產和現實中相應參照物的喪失，也是消費文化中的內在固有趨勢。國內外學者對消費社會造成生態破壞，環境的不可持續性進行了批判，并就如何看待消費、如何確立一種合理的消費文化來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探討。主要提出了三種變革辦法，即消費正名法、顛覆取代法和歷史建構法。

消費正名法是指要求對消費的含義進行正確的定義，從而建立起一種健康的消費文化。如日本學者見田宗介認為消費的本來涵義是指一種對生命的充溢和喜悅的直接追求，建立在消費原義基礎上的消費社會應該是一種對自然和社會掠奪少的社會（見田宗介，1988）。建立在一種以“活著的喜悅”作為需求基礎上的消費社會，能克服原有的消費社會的弊端，從而建成一個健康有序的消費社會。美國學者杜寧認為要突破消費社會的“樊籬”，首先必須打破“不消費就衰退的神話”（艾倫?杜寧，1997）。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應該實現價值觀的轉化，培育一種持久的文化。人們不再以物質的成功來定義生活，而是以社會關系、有意義的工作以及休閑作為衡量生活的準則，從而尋找一種簡樸的、回歸自然的生活。

顛覆取代法主張對消費社會采取顛覆性變革或要求以另一種符號體系代替現有的符號體系，主要以鮑德里亞為代表。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是一個徹底異化的社會。消費邏輯不僅支配著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人際關系以至個體的幻象和沖動。“這是一個充斥著白色的飽和的社會，一個沒有眩暈及沒有歷史深度的社會，一個除了自身神話或者不斷生產，消費神話之外，沒有其他神話立足點的消費社會。只有激進的革命的突發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這白色的彌撒”（鮑德里亞，2001：231）。

歷史建構法在看到網絡時代電子符號的意指方式和編碼作用的同時，更看到了主導符號生產的資本的生產機制和運作機制所發揮的作用，同時認為個體在消費社會中并不是消極、被動的符號吸納者和盲從者，而是現實社會積極、主動的建構者和創造者，在此過程中走出消費社會的困境。如邁克?費瑟斯通認為文化消費之中的這種文化失序不僅是由于廣告人、設計者、文化媒介人生產出一系列體驗，而且還決定于這些機構的所有者、贊助者、受托人及財政支持者之間結成的聯盟（邁克?費瑟斯通，2000：154）。①

由此可見，消費社會的到來，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建立與消費社會時代相適應的價值觀念勢在必行。任何形態的社會都有其精神價值，以工商業為主的現代社會也不例外。只是現代富庶社會的精神基礎不容易為傳統社會了解而已（漢寶德，1986：58）。 這就要求建立一種通過提升人們生活品質和增進個體自我發展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消費文化。但是最關鍵的是這種消費文化必須是建立在生產過程或工作基礎上的文化，即不是作為逃避生產或工作場所的枯燥、訓誡而出現的消費文化，這就要求使消費具有生產的性質和特征。要求在繼承和發揚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消費的生產性質，即在消費的視域中，研究消費對完善個性，促進個人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生產作用。以消費生產作用的充分發揮來促進生產體制中資源分配的革命，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在《消費就是生產》一文所說的“消費幫助生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生產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從而真正建立公平、正義、自由的社會，推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六、結論

消費社會的到來，一方面由于其經濟的發展建立在刺激需要的基礎上，因此個體的需要得到了極大的激發和滿足，但是，另一方面，對這些需要的滿足僅僅停留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顯標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以及物品擁有的平等上，并沒有導致一個真正民主、平等、自由社會的出現。同樣，就個體的自身發展而言，盡管消費社會給個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以發展和完善自身的手段和機會，但是個體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的價值。消費社會是一個自我決策的社會，但是，由于受社會體制的限制，一方面，個體受自身“視野”的約束，不能真正認識到符合自身的需要，從而做出合理的決策；另一方面，由于個體社會資源的匱乏，導致個體在自我決策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對商品符號價值外在表現意義（凸現個體的身份、地位等）的重視，而對符號價值的精神內涵意義（如創造性、哀、社會關系的和諧等）的忽視，② 形成了以物主個體為核心的表現主義價值觀。不管是消費正名法、顛覆取代法和歷史建構法等消費文化變革方案的提出，要克服消費社會的弊端關鍵在于全新地看待與處理生產或工作與消費的關系。如何克服不公正的生產關系對個體生產、發展選擇的限制；工作分工對人性和個體能力發展的約束；克服工作與消費的對立狀態，工作與消費，而不是強調一方是另一方的陪襯與補充，③ 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注重物品的符號精神意義的消費文化才能走出消費社會發展的困境。當然，就目前的社會發展而言，要完全實現生產關系的透明與公正以及取消勞動的社會分工，畢竟是烏托邦的幻想，但是通過減少工作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克服工作的規訓和約束，增加個體利用休閑時間發展自身的空間，無疑朝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前進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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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需要；社會發展

人的需要是人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的依賴的要求，表現為人的一種特殊狀態，即攝取狀態。人的需要是復雜的、多層次的，既有衣食住行的物質性需要，又有科學、文化、藝術、道德、信仰等精神性的需要；有的屬于自然性、生理性的需要；有的則表現為個體的需要或群體的需要。需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歷史觀邏輯起點的三個要素之一。在《得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歷史觀的邏輯起點必須由三個因素組成，一是生產，二是需要，三是人類自身生產。這三者密不可分，離開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能能動地，唯物地解釋歷史。把人的需要作為起點來考察社會歷史的思想，貫穿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始終。從馬克思《黑格爾哲學批判》到《資本論》，幾乎所有的哲學、經濟學著作都論及到需要問題。是否從人的需要出發來考察社會和人生是區分唯物觀和唯心觀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的需要范疇，其特質是超越現實性。需要的超越現實性是對主體自身的超越。需要是主體的人的本質，主體為了自身的發展，必須從外界攝取物質、信息來維持自身的生存。這也表明主體在物質、信息上的某程度的匱乏。需要正是為了使這些匱乏得到補充而產生的。主體為了得到物質、信息就必須把意識指向對象物，這時作為主體的人已是"忘我"的，它所指向的是它所要獲取的對象物，也就是需要的"內容"，而不是"自我的"。只有獲取了對象物，主體才能在滿足中體會到自身的存在，回到主體自身。需要的超越現實性還是對客體的超越。作為需要的客體，其表現形式有兩種：既存的形態和間接的存在形態。從既存物質形態中得到滿足的需要主要表現為人的自然屬性，是人和其他一切有機體攝取對象物所共有的，這體現了人對自然的依賴關系。對于第二種形態的需要的滿足，則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所特有的，是人的社會屬性在需要問題上的表現，人為了達到對間接存在形態的滿足，必須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通過各種實踐活動來取得。但是，不管人的需要客體是既存形態，還是間接存在狀態，需要都是對客體的超越。這是因為，主體需要在以一定的手段獲得物質、信息、能量之前，已存在這種需要。也就是說，此時主體在沒有得到需要的對象物之前，在其潛意識之中，已經超過需要對象物，而把需要對象物"觀念化"地存在于主體需要之中。需要的超越現實性是實現歷史主體的需要-實踐的超越。實踐是以需要為出發點的，在歷史主體的實踐開始時，人們的需要已經確定"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的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1]可見，實踐過程不是實踐的目的，人的目的在于實踐的前景。需要就其根本的特征來說，它是超越現實性的，它決定了對實現需要的手段，即實踐活動具有導向。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的，誠然，從現實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看，社會基本矛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其中的社會生產力，則是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但是，從更深層次來看，社會生產力并不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是只由于受到生產關系的反作用之故，而是還有著自身的內在動力，這種內在動力主要就是人的需要。是人的需要，使勞動者產生了勞動的動機和意志，并決定了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基本趨勢和現實可能性。人的需要對于社會生產力的作用，可以歸結為如下二個方面：第一，人的需要迫使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它決定了潛在的生產力轉化成為現實的生產力。由于人類比其他動物有著更多更高的需要，而自然界不能自發地滿足人類的需要，所以，人類的需要只有依靠人們自己進行創造性的生產勞動，改變自然物的性質或狀態，才能得到滿足。而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他們確有改造自然界的能力，這種能力既包括他們的體力，也包括他們的智力。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尚未通過生產勞動發揮出來以前，還只是一種潛能。那時，人和自然界還未構成現實的生產力，只是潛在的生產力。但是，當人們由于一定的需要和自然界直接聯系起來，構成為一對現實的矛盾時，人就會采取生產勞動的手段，來解決這對矛盾。這時，人就成了勞動者，人和自然界中的勞動對象就結合而成為現實的生產力。可見，"人之所以要進行生產勞動，人之所以會與自然物結合而成為現實的生產力，完全是由于人的需要。"[2]固然，就生產力之構成的實體性要素來說，只有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三要素，并不包括人的需要。但是，從更深層次來看，一定的需要卻是勞動者的內在因素之一。勞動者既有一定的需要，又有一定的體力和技能，由此才能真正稱其為現實的勞動者，才能既會勞動，又要勞動。過去，我國理論界在分析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時，只講勞動者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從事物資資料生產的人，根本不提人的需要使勞動者形成勞動動機和意志的作用。顯然，這有失偏頗。第二，人的需要促使勞動者不斷提高勞動技能，改革生產工具，改良勞動對象，決定了生產力的活躍易變不斷發展。由于人的需要具有歷史變動性，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都不斷發展和提高，因而，人們就必須要求不斷提高自己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人們在生產中就必然自覺地注意積累和提高生產勞動技能，革新生產工具，改良勞動對象，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取更多更好的勞動成果，并使自己的更高的自我價值得到實現。這樣，生產力內部的勞動者這個首要因素就因自身的需要而充滿活力，并積極地調節和解決同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之間的矛盾，由此也就從生產力內部決定了生產力的活躍易變和不斷發展。人的需要由潛在轉化成為現實，并且不斷發展，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又會引起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不斷變化發展。于是，人類社會也就不斷進步了。由此可見，人的需要乃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根源。

在當今中國，社會發展問題以一種從未有過的極為醒目而迫切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發展是我們現今的實踐主題和核心話語，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等諸方面的綜合發展過程。對于我們而言，馬克思的需要理論與社會發展理論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學術遺產。弄清人的需要及其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有利于我們進一步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進一步認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標。我們黨與時俱進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其主要內容和目標就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們所提倡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經典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發展的需要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需要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范疇。"當全世界聚焦可持續發展時，必然也要聚焦人的需要問題。這樣就把"發展"與"人"聯系在一起，體現了人文關懷的價值緯度。社會發展既然以人的發展為本質和最終目的，那么最后的落腳點理應放在人的需要的滿足上。因此，從人的需要的視角對社會發展問題進行有意義的探討，就成為一種必然。總而言之，一部社會發展史終究是人類需要的發展史。人的需要的產生，才使人類具有了主觀能動性，要去自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的需要的發展和提高，則促進了人類認識和實踐的發展，由此也就使人類和社會逐漸進步。

參考文獻

社會發展范文第5篇

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

區分增長和發展并不是單純的概念之爭，而是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增長是產出增加即GDP的增長，而發展除了包括增長之外，主要反映了社會經濟諸方面的變化，如投入產出結構的變化，收入分配狀況的改變，人民生活和衛生保健水平的變化，還應特別強調教育程度的提高、環境保護、生態平衡以及經濟效益提高等新內容。

2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深刻改變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同時，也帶來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并對實現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目標構成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第一，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口增加，重要礦產、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經濟資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現。第二，產業結構重工輕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日益突出，投資饑渴癥愈演愈烈。第三，在長期發展進程中積累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日趨嚴重，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繼續加劇，城鄉失業和貧困問題趨于突出。第四，資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費，影響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第五，資源的不經濟使用對生態和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我國每年環境生態損失大致相當于GDP的1--7%。高增長的背后是極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帶來眾多的負效應。

具體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經歷了26年的高速度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經濟總量躍上萬億元的新臺階，農民人均純收入一直保持全國省區第一位。但從浙江省統計部門出具報告《浙江省GDP增長過程中的代價分析》中，我們得知，35年耕地面積銳減726萬畝，相當于2003年末實有耕地面積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業廢氣排放達1萬億標立方米。這份報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長所帶來的負效應。最突出的問題是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境的退化。

二、負面效應的原因分析

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負效應的根本原因是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影響。現在通行的GDP指標中，對資源的損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是忽略的，這一指標體系為無視資源環境條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率開了綠燈，正適合粗放型的增長方式。

我們對現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導致的木材產出和進一步的產品加工都被計算進了GDP之中，但對植被的破壞，加工工業對空氣的污染卻沒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們從污染地區出發坐火車或飛機到空氣清新地區享受大自然，會再一次被計入GDP之中。工人開采出來的煤算進了GDP中，但引發的疾病治療費用和對工人生產力的損傷不但沒有從GDP中扣除，相反，這兒的醫療費用還會再一次計入GDP中。破壞自然生產力的過程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值提供了兩次機會，巨大、快速的經濟增長常常建立在對自然資本的過度開采和耗竭基礎之上，即建立在技術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之間的不協調基礎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漁業以及某些領域勞動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續性發展之基礎上。

粗放型增長方式是產生環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資源少、環境容量小，生態脆弱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建立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快速增長，使資源難以為繼，環境不堪重負。近年來，土地資源的浪費嚴重，全國6000多開發區有一半多是違反規定越權審批的。國家環保總局等部門最近對約500家已建立的污水處理廠進行檢查，結果大約一半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和功能。這一輪經濟過熱中，政府直接投資的比例超過60%，政府通過廉價征用土地促進了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和開發區的過度膨脹。在很多情況下，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則很難見效。

三、社會發展的戰略取向

社會發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眾，這是一個十分淺顯而又特別重要的道理。科學、合理的發展必須引入“以人為本”的理念。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絕不只是經濟的范疇，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眾的發展，必須包含經濟發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國、機會平等和生態環境的改善等，真正滿足人民大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這種社會發展正適合于和諧社會。我認為，和諧社會發展戰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1、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建立綠色GDP制度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經濟增長與保護環境必須有所權衡，一方面必須適當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一方面必須從經濟增長中拿出一定的份額用于環境保護。這樣，我國每年GDP的增長應該有1%與環境保護相關。我們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速度的規范預測分析結果為7.2――8.7%。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實現趕照目標并不出現大問題，我國經濟必須保持7.2――8.7%的平均增長速度。同時，盡早建立和完善綠色GDP制度。綠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減去自然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挽回資源損失和修復生態平衡所需支付的經濟投資。因此，綠色GDP是一個反映經濟增長、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綜合指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模式。建立不同層次的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將綠色核算結果向社會公布，引導企業、社會、政府自覺加強環境保護，避免環境破壞。綠色GDP應成為各級領導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2、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以提高經濟效益和質量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第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向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用高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使傳統產業朝著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第二，實現產業生態化。產業生態化要靠市場理性和生態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實現。而實現這一融合的經濟形式就是循環經濟。循環經濟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為特征。循環經濟所倡導的原則是：資源利用減量化，資源回收再用和資源循環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它是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踐表明，在資源循環減量利用的過程中所導致的生產率提高，不僅針對市場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節約成本，使資源、能源、水、森林等發揮出更高的效率。這樣，社會、經濟和生態就進入了一個和諧統一的良性發展軌道。第三，以產業結構升級為重點，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用高新技術改造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在加快城市化發展的同時，同步建設城市環保基礎設施，提高污水、垃圾處理率。優化城市生態系統，擴大城市環境容量。政府要發揮積極引導作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在資源配置上要從產業傾斜轉向公共品投入，加強國民教育體系和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為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為城鄉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體制條件。第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地區協調發展。進入21世紀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開發極為重要的關鍵時期，要把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開發的基礎，把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作為開發的根本，把抓好產業結構調整作為開發的關鍵，把發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養作為開發的重要條件，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為開發的強大動力。要加快中部地區的發展，中部地區要發揮承東啟西，縱貫南北的區位優勢和綜合資源優勢，加快發展步伐，努力提高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要提高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繼續發揮東部沿海地區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帶頭作用，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3、用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取代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

傳統發展觀把追求物質需要看做是人的惟一目標，這種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一方面破壞了人的發展的完整性，同時導致了社會、生態危機的產生。可持續發展則用以人為本的理念取代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強調發展是包括物質需求、精神需求、生態需求等人的多種價值要求的實現過程和人自身價值的提高過程。以人為本的整合發展觀念要求人在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礎上追求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人自身發展的完整性。人，既是經濟社會活動的主體，也是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享有者。發展說到底是人的發展，是人的素質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質量的提高和生存價值的提高。在發展中，一是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公正，自覺防止竭澤而漁的生存方式和發展方式；二是注重與他人之間的公正，倡導整體觀念和全局觀念，自覺抑制種種無節制濫用資源環境影響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三是主張消除貧富差距，實現代內平等，以及當代人的發展為后代人發展提供進一步發展潛力，實現代際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