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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貿易范文第1篇

2007年3月30日，對中國政府甚至是中國企業而言都算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中歐雙方首次就歐盟貿易救濟措施問題在北京東方花園飯店展開了長達四個小時的對話。

至此，有媒體感言：此次對話雙方頗有推心置腹的味道。

中國政府：貿易救濟應提高競爭力

所謂貿易救濟，即WTO允許成員方在進口產品傾銷、補貼和過激增長等給其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措施，保護國內產業不受損害。而貿易救濟工具則正是主要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其中尤其以反傾銷最為常用，對中國企業的利益也影響最大。

此次對話緣于去年12月6日。那天，歐盟頒布了貿易救濟工具綠皮書―《變化的全球經濟中歐盟貿易救濟工具》，就貿易救濟政策相關的32個問題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并主動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國進行評論。該綠皮書被認為是歐盟對現行貿易救濟政策尤其是反傾銷政策的反思和改革。

該活動，中國各界反響強烈。為此，從今年初開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便在浙江、江蘇和福建等地舉辦數場座談會，征求國內涉案企業對歐盟貿易救濟工具的意見，以便及時反饋給歐盟。

繼在國內多省份舉行座談會之后，3月30日，商務部在北京再次就歐盟貿易救濟工具綠皮書召開研討會，這是商務部針對綠皮書召開的最后一次相關會議，因為按照歐盟的日程，3月31日是其征求意見的最后期限。而與前幾次不同的是，此次會議邀請歐盟貿易官員與中國企業直接面對面。

如此一來，便促成了“中歐雙方就歐盟貿易救濟措施問題展開的首次對話”。

據悉，該研討會有我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局長李玲、歐委會貿易總司貿易救濟司司長維尼格，以及中外律師和中國企業代表等150多人參加。

此次研討會上，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結合中國企業遭受歐盟貿易救濟措施的實踐，表達了中方對歐盟貿易救濟措施的關注，反映了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在應對歐盟貿易救濟措施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同時，也表示了中方以對話和交流妥善應對貿易摩擦、穩定中歐經貿合作框架，實現共同發展的愿望。

據了解，目前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中國則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合作伙伴，但2006年，歐盟卻是對中國實施貿易救濟工具最多的WTO成員方，其中啟動反傾銷調查超過了130起，且這一年對華反傾銷立案就達12起之多，同比增長50％。

在開幕致辭發言中，李玲對由歐盟貿易救濟工具帶來的中歐貿易間不和諧因素表示了擔憂。同時還表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種生產要素已經跨越國界自由流動，歐盟應該正視貿易救濟工具存在的問題，貿易救濟應該是為了提高競爭力，而不是保護落后產業，違背產業發展的規律。

中國企業：歐盟市場越來越保守

此次研討會的舉辦，正是利用歐盟就其貿易救濟工具公開征求各界意見的契機，為中方企業、行業、律師、學界充分表達觀點和立場并與歐委會官員進行直接對話搭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臺。

研討會上，與會代表普遍認為，當前對貿易救濟工具的認識必須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慮，這一點對于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而言尤為重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各國產業相互融合，彼此的經濟聯系密不可分，惟有順應全球化需求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加強各國間產業合作才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貿易救濟措施只能是在不得已情況下的最后選擇，而不應當成為貿易保護的工具。

同時，與會產業及企業代表還結合歐盟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的具體實踐，現身說法，就歐盟貿易救濟工具的實體和程序性規定，以及不公平、不合理及歧視性的做法發表了意見，特別是就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分別稅率問題和替代國問題等進行了評論。

作為第一個在研討會上發言的中國企業代表，奧康集團行政總監周威首次面對面地向歐委會貿易救濟司司長維尼格表達了自己的不滿。

中國有句古語，“溫室里長不成大樹”。沒有競爭，歐洲的企業就不會有發展。“入世五年來，我們感覺到中國市場越來越開放，而歐盟卻越來越保守。”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各個產業的大分工已經逐漸演化出新的格局，產業重心轉移已是正常現象，各個國家都應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考慮自身產業轉型和創新存在的問題，而不是一味地從外部找原因，或者一味地用一些非市場的手段來進行干預和保護。”周威如此表示。

而針對大家都十分關注的中歐鞋類貿易問題，周威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鞋業的重心從歐洲和北美轉向遠東，中國大陸成為世界鞋業產業轉移的集中地。這種產業轉移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作為一種貿易救濟工具，歐委會應該從全球鞋業發展的格局來看待中歐鞋類貿易現狀，推動各方站在一個公平的舞臺上展開充分的競爭與合作，推動全球鞋業生產力持續發展，這才會使它更具生命力。

“無論是從歐盟還是從中國的角度，我們都不認為歐盟對中國鞋子的反傾銷措施是一種明智的做法。”周威舉例，西班牙制鞋企業規模主要集中在100人以下，200人以上的企業寥寥無幾。目前中國制鞋從業人員達220多萬人，僅奧康一家就15000人。一個鞋子反傾銷就影響到幾百萬人的就業問題。對歐盟而言影響更大，反傾銷直接增高了歐盟成員國的采購商、消費者的成本，尤其是歐盟制鞋產業上下游如做鞋機的，他們失去了世界制鞋第一大國中國的市場。

“只有合作才是中歐鞋業互惠互利的最佳途徑。歐盟有很好的研發中心、很強的品牌優勢，中國則擁有技術、成本優勢及龐大的消費市場，因此，中國可以提供非常優良的技術和較低的制造成本。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某種程度上，中國制鞋企業的競爭優勢同時也是歐盟不少鞋類貼牌企業的競爭優勢。”周威慎重地強調。

同時，就歐盟反傾銷實施過程中程序透明化、執行公正性，以及在歐盟法律框架內相關條款、原則的解讀等問題，奧康集團等中國企業也提出了明確的意見和要求。首先，在對中國鞋反傾銷整個調查程序中，歐委會沒有向奧康、泰馬或其他任何非抽樣企業做過關于“不審核市場經濟地位”的書面解釋，這讓企業不知所措。其次，《歐盟反傾銷條例》中關于市場經濟地位的條款和關于抽樣的條款之間銜接不太完善，其中要求對每一家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都要做出審核，但事實上歐盟只抽取了10家企業既做傾銷調查又做市場經濟地位調查。對此，中國鞋企需要明晰的解釋。另外，審核損害的因果關系、損害的數據計算、采取的幅度、基礎和所取得的數據讓企業無法信服。

此外，中國五礦集團、寧波如意、江蘇法爾勝等企業也均表示，歐盟委員會在處理傾銷訴訟中采取的懲罰措施有失公允。

歐方官員：最終結果明年

認真聽取了中國各方意見之后，維尼格表示很高興能聽到中國的聲音。他承認綠皮書的出臺與中國鞋企抗辯歐盟反傾銷有很重要的關系，并承認“中國皮鞋案”確實暴露了歐盟貿易救濟工具中的諸多問題。

分析認為，近年來，歐盟處理的幾起傾銷訴訟已高度政治化。此前歐盟對進口自亞洲的鞋類商品開征反傾銷稅，就激起了歐洲零售商的極大不滿。此后，他們一直要求歐盟在處理反傾銷訴訟時，應考慮懲罰性關稅對消費者等公共利益的影響。

中歐貿易范文第2篇

懲罰

在債務危機的泥沼中掙扎的歐盟，目前的失業率高達12.2%。當一個經濟體面臨如此高的失業率，對其保有高額貿易盈余的經濟體很容易成為其貿易保護主義針對的目標。根據歐盟的數據，在過去五年中，歐盟對中國的年平均貿易赤字為1550億歐元，約占歐盟GDP的1.2%。關于中國光伏出口的爭端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6月4日宣布，歐盟將從6月6日起對產自中國的光伏產品征收臨時反傾銷稅，前兩個月的稅率為11.8%，此后將升至平均47.6%。在今年12月5日全面調查結束時，歐盟還需通過成員國投票做出終裁決定——是否施加期限最長為五年的長期性關稅。

德古赫特稱，分階段征稅安排是為了歐洲市場能進行調整并平穩過渡，同時給中方一個談判的機會。

很多業內人士都很清楚，一旦開始征收懲罰性關稅，即使此后中歐能夠通過磋商和解，中國光伏產業失去的市場將難以挽回。現在中國在歐洲的組件價格大致是0.6歐元/瓦，而臺灣、日本的企業售價在0.7-0.8歐元/瓦，如果按照歐盟認定的傾銷幅度達成價格承諾，中國的產品將徹底喪失吸引力。

另外，中國光伏產業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個兩頭在外的產業，中國光伏產品絕大多數用于出口，國內需求甚微，而其上游的硅料和硅錠生產也在很長的時間內依靠國外的技術，對外依存度達90%以上。

歐盟的這一決定無疑具有貿易保護主義的色彩，但打貿易戰，中國雖然氣壯，但理卻不直。因為中國的光伏行業確實如歐盟光伏制造商聯盟EUProSun所指控的那樣，獲得中國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補貼。光伏行業在中國是政府重點扶持的戰略新興產業，本質上是一種以官員來決定發展什么行業、以多大力度來發展的“產業升級”思維下的產物。

反制

歐盟委員會對中國光伏產品反傾銷調查初裁結果公布后，立即引起強烈反彈，中國商務部旋即在次日公布啟動對歐盟葡萄酒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程序。

從2009年到2012年，中國從歐盟進口葡萄酒的數量年均增幅達59.83%，2012年從歐盟進口總額達10.4億美元，而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四國合計占歐盟對華出口葡萄酒的96.33%。盡管歐盟對華出口葡萄酒總額，遠不及中國對歐出口光伏210億歐元的大盤子，但關鍵是，葡萄酒主要出口國法、意、西此次都支持對華光伏“雙反”。中國政府選擇葡萄酒作為打擊對象，敲打意味顯而易見。

而且根據《上海證券報》的說法，葡萄酒還只是前菜：“中國準備了包括‘一裁兩立’在內的反制舉措作為談判籌碼：所謂‘一裁’就是對原產于美歐韓的太陽能級多晶硅初裁，‘兩立’則是對進口葡萄酒和汽車反傾銷立案。”

雖然中國手中有很多牌，歐盟也并不是沒有后招。6月13日，歐盟將中國對其無縫鋼管的反傾銷措施訴至世界貿易組織，意欲在WTO主持下駁回中方已加征的懲罰性關稅。中歐貿易沖突繼續升級，對抗戰火蔓延至鋼鐵業。

隨著光伏案的不斷發酵，所涉及問題已不再是中歐之間相關產業間的矛盾，而是上升為一場涉及不同領域和層面的多方博弈。

自貿協定是一條出路

光伏爭端涉及中國200多億美元的對歐出口，占中國對歐出口總額的7%左右，關系到中國上千家企業的生存和40多萬人就業。而歐盟即使達到懲罰中國的目的，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據瑞士獨立研究所Prognos的調查顯示，如果歐盟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將使歐盟消費者對光伏產品的需求下滑，導致歐盟三年內失去24.2萬個就業崗位以及272億歐元（約合353億美元）的損失。

正是看到兩敗俱傷的結果，歐洲各成員國對于是否對中國采取強硬措施分歧極大。歐盟推遲了47.6%的懲罰性關稅的生效時間，可以看作是為光伏爭端的和平解決留了一扇門。

中歐高層的直接溝通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歐經貿關系走入死胡同。

6月21日，第27屆中歐經貿混委會在北京舉行，中歐雙方借此契機合力研究解決包括光伏貿易爭端等雙邊經貿合作中存在的問題。之前鐵了心對中國光伏產品進行“雙反”征稅的德古赫特表示，圍繞光伏摩擦，中歐雙方已經從技術層面進行了正式討論，雙方都是很有誠意的，都在尋找一個“友好的解決方式”。

如果這一危機能夠有效解決，無疑將推動兩個經濟體間的自由貿易往前更進一步。與其對峙，雙方不如通過一些舉措展現良好的意愿，為未來自貿談判打下基礎。

經濟學家謝國忠撰文指出：“中國和歐盟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會一直處于經濟困難期，因此需要自貿協定帶來的能量把它們從困境中拖出來。”

在過去十年間，加入世貿組織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外國直接投資及貿易熱潮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巨額資金。但是，資金激增掩蓋并助長了中國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由于中國的金融系統仍為政府所有和控制，資本配置不可避免地會向政府部門傾斜。由于全球經濟疲軟造成的貿易放緩，效率低下問題逐漸暴露，阻礙經濟的發展，甚至威脅到了國家的金融穩定。

改革無疑是困難的，讓經濟充分參與全球競爭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這可以起到收縮效率低下的國有部門和削減龐大的地方政府支出的作用。

中歐貿易范文第3篇

當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繼續蔓延，對歐洲經濟和貿易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各種貿易保護政策措施層出不窮，貿易摩擦不斷，反傾銷、反補貼泛濫于我國外貿企業的各個行業，各種技術性、專利性貿易壁壘也不斷出現，這對中歐貿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

 

本文以歐盟成員國的視角，逆向分析了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與歐盟成員國在貿易、關稅、區域發展等領域合作競爭的關系，并以德國、希臘為借鑒，探討了如何將中歐的雙邊經貿關系向更深更廣的領域拓展。

 

一、歐盟各成員國對中國進出口增長率分析

盡管受到歐債危機的沖擊，2012年，歐盟繼續保持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的地位，中歐雙邊貿易總值5460.4億美元，占我外貿總值的14.1%。其中，我對歐盟出口3339.9億美元，自歐盟進口2120.5億美元，對歐貿易順差1219.4億美元，收窄了15.8%。表1 描述了2001年至2011年歐盟27個成員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以盧森堡為代表，從中國進口額增速高于出口額增速的有16個國家。2011年與中國貿易呈現逆差的有22個成員國。而對華貿易額排名第一的德國卻呈現順差，為163億美元。

 

從表中進出口比率來看，16個國家進出口比率（列3、4）在2001年至2011年間增加，這使得歐盟委員會不得不擔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事實上，在貿易政策的制定中，過分強調貿易逆差是錯誤的。一國的貿易平衡反映其國內儲蓄投資賬戶的平衡，而貿易政策工具對國內的投資和儲蓄決策的影響微乎其微。歐盟出于對中國貿易逆差的擔心而采取的貿易保護其實是不合時宜的。以德國為例，他對其他歐盟成員國的貿易順差實際上遠遠高于中國，卻并未像中國這樣受到其他成員國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限制。另外，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盡管歐盟的貿易逆差時有增長和波動，但自1963年以來，這些赤字一直只占歐盟gdp的不到2%，并不足以威脅到整個歐盟的經濟形勢。

 

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主要是輕紡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屬于垂直分工關系，所以雖然時有貿易摩擦，但并未從根本上威脅到歐盟經濟體的國內產業。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的通信、機電、汽車、船舶、飛機等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歐盟成員國感受到了對本國產業的競爭壓力，貿易摩擦從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轉移到機械電子等技術密集型產品。歐盟已經開始投入更多的力量，試圖保持其在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方面的競爭優勢。

 

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發展具有很強的兩面性作用：一方面這是貿易雙邊國利益的碰撞與再分配；另一方面這種摩擦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體的伴生物。中國正好借此貿易摩擦的外部壓力來推動國內的產業升級，利用產品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貿易政策對我國產業進行結構性調整。我們不能把歐盟較高的技術標準簡單地看成是對我國產品出口設置的障礙，而應把來自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標準看成是提升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我們更不能聽任假冒偽劣產品恣意橫行，應堅決保護知識產權，尊重創新人才，提高“中國制造”的質量與聲譽。

 

同時，我國應適時地改變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模式，鼓勵外商投資企業的本土化生產、直接進口，逐漸實現進出口平衡，使國外的產品進入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這將有利于提高國民的福利水平，即統籌國際國內兩種資源，有助于從根本上消減由于歐盟擔憂貿易赤字而產生的各種貿易摩擦。

 

二、中國加入wto后的關稅大幅調整

歐盟與中國貿易的穩步迅速發展與中國2001年加入wto后關稅的大幅調整是分不開的。表2顯示了從2001年至2011年我國農產品和部分制造業產品的關稅調整幅度，中國平均從1985年的關稅60%下調到2011年的10%（實際到2006年已經達到10%的標準），與歐盟的平均關稅差不到4個百分點。

 

中國關稅如此大幅迅速地調整，為其他具有關稅保護的發展中國家設定了標桿，使印度、巴西、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別無選擇地采取相似的路徑。假如這些國家想要吸引國外貿易伙伴和投資者，他們必須提供與中國相似的關稅水平。中國的這一舉措對全球貿易自由化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貿易開放程度所作出的貢獻，遠遠高于歐盟和美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多邊貿易談判的努力，不僅歐盟甚至整個世界因此而受益。

 

當然，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對外貿易中發揮著領導者的作用。在關稅調整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利益趨同，中國市場開放的利益也大部分為發達國家所享用，并沒有惠及廣泛的發展中國家。所以，應適當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的優惠待遇，爭取發展中國家為合作伙伴，這也是在國際市場上同其他大國經濟體在競爭的一種策略。

 

三、歐盟27成員國與中國省際人均gdp比較

表3 對比了歐盟27個成員國和中國部分省市自治區的人均gdp水平，采用了購買力平價和匯率兩種調整中國gdp的方法。在購買力平價調整結果中，2011年我國人均gdp最高的天津市，幾乎等同于當年排在歐盟第19位的捷克共和國，屬于世界銀行劃分標準中的高收入國家；而使用匯率調整法計算出的結果，天津市只能與排在歐盟倒數第三位的拉脫維亞水平相當，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可見，歐盟與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具有很強的多樣性，很難達到令中央和地方均滿意的實力的平衡。中國相對發達的前10到20個省份（分別占中國總人口的37%和66%），在與歐盟企業的貿易關系中，已經逐漸失去原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他們與歐盟企業之間的競爭壓力多來自于技術、質量、產品多樣化、研發能力和企業自身管理水平，這幾乎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內部競爭關系相同。

 

根據我國的經驗，利用外資多、對外開放程度高的省市經濟發展較快，反之，相對封閉的中西部地區遠遠落后于歐盟成員國的發展水平。想要縮小地區間的對外貿易差距和經濟差距，應加快落后省市對外開放的步伐，增加對落后省市的投資力度，引導落后省市積極發展具有優勢的資源、原材料工業、農牧業，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吸引外資。地方政府要注重經濟發展所需關鍵性要素的培育，注重當地高質量企業的培育和與當地資源稟賦相一致的高質量外資企業的引進，走有特色的發展之路；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嘗試建立自己的經濟發展帶，這是縮小我國省市地區間差距、向歐盟發達成員國看齊的根本出路。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一）要把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化為國內產業升級的動力

每一次貿易摩擦的處理都會引起利益格局的改變。中國加入wto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生產出的低價商品進入國際市場，曾經引起世界產業鏈的動蕩。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出口產品逐漸由勞動密集型轉變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失去既有市場和利益的國家、企業，利益的矛盾匯集起來，引發了反傾銷、反補貼

等對中國出口增長的限制。應對后危機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培育一批具有雄厚實力、掌握一定高端技術的企業，推動國內的產業升級，利用產品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貿易政策對我國的出口產業進行結構調整，是一項戰略性舉措。

 

（二）要堅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新能源戰略

歐盟在中國經貿崛起的壓力下，開始大力倡導低碳經濟，因為其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的技術和產業目前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對比于中國這樣還處于高碳經濟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擁有新的競爭優勢。中國因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成為碳排放大國，出口額的迅速增加和貿易順差的擴大，必將帶來國際貿易新規則的重重挑戰，所以應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積極探索能源的高效利用和開發使用新能源，要長期堅持發展低碳經濟的新能源戰略并在中國與歐盟的利益博弈中加快調整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新格局。

 

（三） 要借鑒德國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的經驗做法

歐元區啟動后，各成員國的競爭力差距不斷拉大，德國是唯一在危機中競爭力上升的國家，原因在于，德國政府大力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高度重視對標準、質量和關鍵零部件的掌控。德國經濟部、財政部、科技部和各行業協會都設有專門負責中小企業發展的機構，銀行金融機構也設有專門部門負責為中小企業提供市場信息咨詢和補貼。德國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從小學到職業學校，從工藝學院到大學，為其工業發展提供大量、實用的高技能工人。同樣作為制造業大國和出口大國，德國發展高端制造業和培養人才的做法為中國提供了借鑒。

 

（四）要吸取希臘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歷史教訓

1999-2006年，希臘借雅典奧運會舉辦的契機，政府主導的大額投資帶動了房地產業、旅游業的迅速發展，進而帶來了整個希臘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移民的涌入。但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雅典房價大幅下跌，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前為籌備奧運會興建的體育場館、機場、公路多屬于重復建設，利用率極低，同時制造業空心化嚴重，失業率驟增，經濟陷入泥潭。反觀我國，同樣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有大量熱錢投于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中，所以應堅持對房地產業進行調控，引導民間資本從貌似利潤豐厚的虛擬經濟轉向醫療、教育、航空、運輸等實體經濟，以希臘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的經濟危機為警鐘，發展實力雄厚的制造業，為政府投資放緩、房地產泡沫破滅、對外貿易增速減緩做好抵御危機的充分準備。

 

以逆向視角分析歐盟在危機沖擊下的貿易保護得出結論：此次歐債危機是一個促使中歐拓展合作空間的契機，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戰略里程碑。在合作與沖突的磨合過程中，我們要深化建立戰略合作的伙伴關系，通過貿易、投資、合作紐帶，使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場，同時將中歐的雙邊貿易關系向縱深推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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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tlantic council （2007）. transatlantic leadership for a new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d.

 

[3]樊勇明，賀平，黃河，《貿易摩擦與大國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01-328.

[4]李計廣，《歐盟貿易政策體系與互利共贏的中歐經貿關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262- 272.

中歐貿易范文第4篇

[關鍵詞]歐債危機 中歐貿易 影響 對策

歐盟自成立以來一直倡導歐盟區成員國經濟和社會共同發展，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其在國際社會上的話語權與日俱增。然而，自2009希臘爆發債務危機以來，整個歐盟很快被拉入泥潭。

一、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是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的發生。

首先，單一的產業結構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響，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很難保持穩定，在面對債務危機時，顯得異常脆弱，無法有效的振興經濟。

其次，歐盟國家的福利制度如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非常完善，這種完善的福利制度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據統計，歐盟一半的財政支出用于支付社會福利。可以說，歐盟的巨額債務跟高福利是有很大關系的。

最關鍵因素，歐盟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各成員國喪失了獨立制定本國貨幣政策的權力，各成員國很難根據本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的調整國家宏觀政策來應對危機，無法有效地按照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來調節經濟戰略，國家宏觀調整能力下降。

二、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影響

歐債危機爆發后，歐元區成員國購買力下降，對中歐貿易產生了消極影響。但同時也透露著一些積極的信號。

（1）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消極影響

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消極影響突出體現在中國對歐出口貿易萎縮上。

歐盟民眾購買力下降。歐債危機導致部分國家國家財政萎縮、公共支出能力下降、社會福利降低等問題產生，并進而導致民眾購買力下降，直接影響到進口需求。

歐盟貿易保護主義升溫。歐盟各國要采取措施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這必然要求保護本國行業和企業，歐盟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貿易保護措施屢見不鮮。

（2）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積極影響

促進中國進口業發展。歐盟區成員國國內市場萎縮，歐盟企業將更加重視國外市場的開拓。中國市場潛力巨大，歐盟必然加強與中國溝通合作，擴大中國市場。此外，歐盟可以適當放寬高新技術的出口條件，換取資金，謀求出路。

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中國產品出口。中國農產品、機電產品等相對還是具有非常大的價格優勢和很強的實用性的，在歐洲居民購買力下降的情況下，歐盟區居民可能會通過加大對中國低價產品的購買以緩解經濟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

歐債危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2009年中國經濟率先回暖，來自于外界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此起彼伏，中國政府飽受巨大壓力。歐債危機爆發，歐元大幅貶值，人民幣也因此相對升值，由此部分地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應對歐債危機、促進中歐貿易的對策建議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重創了歐元區的經濟體系，中歐貿易同樣也深受其影響。中歐各國政府及企業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促進中歐貿易順利正常進行。

1. 加強政府和企業間的交流與合作，激發貿易潛能

首先，中國政府要主動加強與歐盟成員國政府的溝通與合作，爭取創造貿易條件、降低貿易壁壘、減少關稅等。

其次，中國國內企業要完善自身貿易體制制度，要加強交流，研究歐盟各項規章制度。此外，中國企業要針對歐盟市場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真正滿足歐盟民眾的需求。

2.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提高競爭力

歐債危機導致中國對歐貿易價格優勢減弱，特別是低技術含量的優勢幾乎喪失，對此中國政府和企業必須要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3.擴大內需

歐債危機下，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中國出口受阻，中國政府和企業就應該注重開拓本國市場，激發本國居民的貿易潛能，在依靠出口的同時，加大內銷力度，促進經濟良性發展。

四、結語

歐元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內憂外患的集體爆發導致了債務危機的爆發的必然，歐債危機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了中歐貿易的進程。應對危機，中歐各國政府和企業要加強合作，保持溝通，密切配合，共同促進中歐貿易繼續前進發展。

參考文獻：

[1]吳曉云. 歐洲債務危機對中歐貿易的影響與應對策略研究[J]. 國際貿易，2010，（1）：60—60；

[2]李力. 債務危機沖擊中歐貿易[J]. 中國評論，2011，（6）：64—65；

[3]羅巧云. 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出口影響及對策[J]. 國際商貿，2012；

中歐貿易范文第5篇

一、中歐貿易摩擦的現狀及特點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和一個經濟轉型中的國家；而歐盟的成員大多數是經合組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是世界三個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高，對產品的品質要求較高，這就決定了雙方互相需要在程度上的差異。中國與歐盟的貿易一直處于順差地位，而且順差逐年增加，2006年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為916.6億美元。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把勞動力成本優勢視為對外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并相應地大力發展了諸如紡織、鞋類等眾多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但是，當前高新技術產品正日益成為世界貿易的主流，再加之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嚴重供過于求，因此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正日漸下降。它所賴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較優勢”已漸漸由優勢轉為頹勢。如何跳出過度依賴低級產品出口結構的慣性思維已是勢在必行。這種戰略調整，不但有助于避免企業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同時也將使更多的企業學會如何適應和利用國際規則保護自己，從而減少不必要的貿易摩擦。

在中歐的貿易交往中，雙方的貿易摩擦顯示出幾個特點：第一，貿易摩擦形式多樣化。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仍被頻繁應用的同時，以技術性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知識產權、企業社會責任、勞工待遇、食品衛生、產品安全等形式出現的新形式貿易壁壘層出不窮，貿易摩擦形式日趨多樣化、綜合化和隱蔽化。第二，貿易摩擦數量多。統計顯示，2001年以來，各個國家對華反傾銷新立案件376起。2005年上半年，中歐貿易爭端更加劇了這一趨勢。第三，貿易摩擦的爭執點從單個產品逐漸擴散到整個產業，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層面。在今后的國際貿易摩擦中，考驗的已不單純是平息貿易爭端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考驗制定政策和創建制度的水平。第四，反傾銷、保障措施、技術性壁壘成為中國與歐盟國家貿易摩擦的三個新動向。反傾銷仍是國際貿易摩擦的最大熱點，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反傾銷增幅明顯；保障措施特別是針對中國的特別保障措施呈現上升態勢；技術性壁壘愈加成為對外出口難以逾越的障礙。

二、中歐貿易摩擦的應對措施

中歐貿易摩擦雖然不是主旋律，但絕對不能忽視。貿易摩擦更容易引起中歐關系的變化，也更具有不確定性。所以，針對中歐貿易摩擦采取相對應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從政府層面上說，巧妙運用外交手段，爭取中國貿易最大利益。我們要認真分析歐盟特殊的政治結構和成員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并善加利用。同時，我國政府應該健全貿易預警措施。我國政府應該健全貿易預警機制，加強對出口商品數量、結構和市場的宏觀監控，規范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的行為，避免出現我國產品出口大幅激增而導致進口國市場價格下跌的局面。有條件的情況下，還可以建立反傾銷、反補貼專項基金。

第二，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要按照WTO規則和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運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來調控經濟；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主體，進一步深化市場建設。

第三，培育公平、競爭、有序的統一市場環境，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競爭環境，增強創新和競爭能力；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場運行傳導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機制；落實現代企業制度，以便產生理性的企業行為和減少政府干預的無效。

第四，努力實現高新技術向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滲透。要加快傳統出口產業的技術改造，把生物、信息、自動化等高新技術廣泛地應用于農業、交通運輸、水利、電力、煤炭、油氣、冶金、機械等產業，提高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不斷增強其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