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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漢語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古漢語；漢語史；語料庫；分詞規范；切分原則；詞類劃分

中圖分類號：H1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4）03-0136-07

近20年來，中文古籍語料庫為包括漢語史在內的諸多學術領域提供了極大便利，由此激發了學術界對古代漢語語料庫建設問題的濃厚興趣，到目前為止，投入使用的或正在建設的中文古籍語料庫已達數十種之多；從技術層面看，早期的語料庫比較簡單，主要是將紙質文獻輸入計算機，利用較簡單的檢索軟件進行文本搜讀，為研究者提供字、詞、句方面的例證及其具體語境，習慣上稱之為平面型語料庫。隨著超文本技術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XML文檔數據庫，實現了傳統語言學工具書的多層級組合檢索。但是，現有數據庫的缺陷也顯而易見：基本上只能用來閱讀或搜尋文本，很少添加詞性、義項、語法地位等比較復雜的語言學信息。為了滿足實際研究的需要，國內逐步開始建設深加工的古代漢語語料庫。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我們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深加工中古漢語語料庫建設研究”為依托，展開了中古漢語語料庫的研制工作。建設過程中，發現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本文擬就其中的語料選取、詞語切分及分詞規范等問題，進行一些討論。

一、語料的選擇

無論是不作標注的生語料庫，還是添加各種標注的熟語料庫，語料的選擇都是影響語料庫質量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語料的選擇實際上包含了兩方面的考量：選取怎樣的語料、怎樣選取語料。前者指的是選擇語料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后者偏重于選取語料的具體操作過程。關于語料選擇的一般性原則，國內外學者已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識。結合這些共識，在全面考慮中古漢語及中古典籍具體情況的基礎上，我們確定了選取語料的四條原則，進而確定了進入語料庫的中古文獻。

第一，語料樣本的代表性。

首先，所選語料能夠反映漢語史特定階段的基本特點，對中古漢語語料庫而言，所選語料必須既能從整體上反映中古漢語的真實面貌，又能展示中古漢語局部的各種較突出的特點。眾所周知，中古漢語包括口語和書面語兩個系統，各階段的口語是通過書面語體現出來的。漢語史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包含著不同數量口語成分的書面語。口語化程度較低的文獻以史書為代表，語言風格較典雅規范，夾雜了少量的口語用法；口語化程度較高的文獻主要是部分漢譯佛典、筆記小說、尺牘作品、俗文學作品、醫農雜著等。不同題材、不同體裁的文獻又有各自的語言特色，詞匯方面尤為突出。語料庫中的文獻必須充分展現所有類型文獻的詞匯、語法特征。換句話說，對語料庫中全部或部分語料進行研究之后，其分析結果可以概括為中古漢語整體或某一指定部分的語言特點。

其次，所選語料在漢語史領域受到普遍關注，同時對中國古代社會具有重要影響。中古漢語語料庫的目標用戶是從事漢語史研究的學者群，主要用于中古漢語詞匯史、語法史研究，也可用作上古漢語、近代漢語研究的輔工具。因此，語料的選取雖然無法囊括所有的中古語料，卻必須覆蓋中古階段各種類型的語料，以滿足漢語史領域內不同層次、不同旨趣研究者的實際需要；從更廣闊的角度看，中古漢語語料庫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國家級重大課題之一，未來的使用者不能僅局限于漢語史領域，還需要為中古時期史學、考古學、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相關學術領域提供值得信賴的原始材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所選語料必須是受到各個領域高度重視、應用極為廣泛的文獻。基于上述認識，中古漢語語料庫以官修正史作為最重要的語料類型；同時遴選了一定數量的漢譯佛經文獻，代表口語化程度較高的中古作品；以部分筆記小說、雜帖作品、南北朝詩歌代表中古俗文學作品；以《齊民要術》、《肘后備急方》等代表各種專門文獻。這就基本覆蓋了中古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獻類型。

第二，文本類型的平衡性。

一個語料庫是否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關鍵在于其中的語料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現實語言相吻合，既能宏觀反映最重要的語言規律，又能微觀展示盡可能多的語言事實。漢語史上的語言現象、語言事實主要是通過歷代文獻體現出來的。選用多少語料樣本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語言特點，目前還沒有公認的標準。因此，只能根據對中古漢語的總體認識、以往的建庫經驗進行主觀判斷，大致確定各種類型文獻的比例，盡量保持不同類型文本之間的平衡性。中古漢語的基本特點是，大多數文獻以文言為主體，摻雜著或多或少的口語成分；部分文獻顯示了古白話的興起，包含著大量的口語用法；純粹口語化的文獻在中古階段雖然逐漸增多，其絕對數量卻難以同文言作品并駕齊驅；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語言存在較大差異。與這些特點相對應，中古漢語語料庫中的文獻，最重要的類型是代表文言系統的正史作品，入庫文獻7種，總字數約350萬；第二是包含較多口語成分的子部作品，如漢譯佛經、中土佛道作品、筆記小說、詩歌等，入庫文獻近30種，總計約300萬字；第三是強調實用、口語性較突出的醫農雜著等，入庫文獻3種，約30萬字；最后是具有一定口語性、語言風格與傳世文獻存在較大差異的出土文獻，主要包括敦煌吐魯番文獻、魏晉至隋唐的碑刻文獻等，約80萬字。從入庫文獻的字數統計看，上述四類文獻在入庫文獻中所占比例大致為46%、40%、4%、10%。

第三，語料之間的關聯性與區別度。

任何大型語料庫都不可能囊括所有文獻，如鄭家恒所說：“不管語料庫規模多大，建立時經過多么仔細的設計，都不可能覆蓋語言的所有現象和模式，也不可能準確地按比例表示這些現象。”因此，語料庫規模的擴大固然很有意義，卻不是最重要的。更為關鍵的是語料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文獻樣本的選取而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同類文獻保持一定的關聯度，有利于提供足夠的語言研究信息。語言研究不光需要說明語言中存在著什么樣的語言事實，還常常需要掌握這些事實的出現概率。頻率統計目前已經成為中古詞匯、語法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數據統計、定量分析的物質基礎就是各種類型的數據庫。因此，中古漢語語料庫不僅應該覆蓋中古絕大多數詞匯、語法現象，而且每種特定語言現象在語料庫中的頻率也應達到一定數量，才能為各種角度的定量分析提供堅實的文獻基礎。根據這樣的現實需求，中古漢語語料庫中，篇幅較大的語料至少需要選取兩種以上的同類文獻，如官修正史、漢譯佛經中的律藏作品等；篇幅較小的語料則需要較多的同類文獻，同時應盡量避免那些題材過于冷僻、中古階段難以找到同類文獻的語料。較典型者如中古階段的醫農雜籍，往往只有一兩種題材相同的作品。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則需要在相近時代的文獻中遴選同類性質的作品。以唐人韓鄂《四時纂要》為例，據繆啟愉考證，成書約在唐末五代初，這在漢語史上已屬于近代漢語早期，超出了中古漢語的范疇，但存世的中古農書只有賈思勰《齊民要術》，為了保持入庫語料的平衡性，只有考慮將《四時纂要》增補入庫。

其次，不同文獻保持一定的區別度，以保證對語言事實足夠高的覆蓋率。中古漢語語料庫如同其他語料庫一樣，需要為中古漢語研究提供豐富的中古漢語詞匯、語法樣本，雖然難以覆蓋中古漢語詞匯、語法的所有模式，也無法按照準確比例表示中古漢語各種詞匯、語法現象，但為了盡量接近這樣的目標，其中的文本必須包含中古漢語研究所需的各種類型語料，不能讓任何一種文本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從語料庫建設的操作層面看，無論人工操作或機器操作，增加同類性質的文獻較容易擴大語料庫規模；相反，語料庫中文獻的區別度越大，操作過程越復雜，難度就會隨之增加。但對一個深加工的語料庫而言，顯然不能過分看重語料庫的規模。為了貫徹這一原則，中古漢語語料庫以傳世文獻中的正史作品、佛經作品為主體，也選取了一定數量的筆記小說、文學作品，兼顧了醫書、農書等專門性較為突出的文獻；從語體角度看，比較典雅的文言作品占了相當大比例，也包含較口語化的白話作品，還吸收了整體語言風格與傳世文獻存在較大差異、能夠體現不同類型文獻之間區別度的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等作品。

第四，入庫文獻的特色性。

如前所述，國內已經研制了多種古代文獻語料庫，部分語料庫使用得相當普遍，如四庫全書電子版、國學寶典、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大正藏全文檢索系統、漢籍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龍語瀚堂典籍數據庫等。由于研究旨趣、使用對象不同，各語料庫在選取入庫文獻時均體現出了各自的特色，如：國學寶典的文獻較駁雜，以古代語料為主，兼收部分現代語料；大正藏檢索系統、二十五史檢索系統分別以佛教典籍、官修正史為主體；漢籍檢索系統收錄了先秦至民國的經史子集文獻；中國基本古籍庫收錄了民國以前的歷代名著及各學科基本文獻；龍語瀚堂系統收入了部分出土文獻。這些語料庫中的文獻既有大量重疊，也都有一些罕見于其他語料庫的特色文獻。得益于此，古代典籍的電子化程度越來越高，為包括漢語史在內的眾多學術領域提供了極大便利。到目前為止的古代文獻語料庫，基本上以傳世文獻為主，其中絕大多數為刻本文獻。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古漢語的實際面貌，中古漢語語料庫除了傳世文獻外，增加了部分出土文獻，主要是吐魯番出土文書、漢魏六朝至隋唐的碑刻文獻，還收錄了以六朝雜帖作品為主的未見于其他語料庫的部分抄本文獻，這兩部分文獻共80多萬字，對于中古漢語研究來說，數量已相當可觀。這部分文獻由于未經整理，以往很少有人涉足，語料價值基本上沒有得到利用。中古漢語語料庫的收錄、整理，可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一被動局面。

基于上述原則，本課題組分批次確定了下列入庫文獻：（1）官修正史：《后漢書》、《三國志》、《魏書》、《南齊書》、《北齊書》、《梁書》、《陳書》；（2）漢譯佛經：《中本起經》、《雜譬喻經》、《撰集百緣經》、《生經》、《賢愚經》、《雜寶藏經》、《十誦律》；（3）中土佛道作品：《高僧傳》、《洛陽伽藍記》、《經律異相》、《法顯傳》、《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太平經》、《神仙傳》；（4）筆記雜著：《論衡》、《列子》、《西京雜記》、《抱樸子內篇》、《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水經注》、《幽明錄》、《冥祥記》、《殷蕓小說》、《拾遺記》；（5）詩歌雜帖：魏晉南北朝詩歌、魏晉南北朝雜帖；（6）醫農典籍：《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肘后備急方》；（7）出土文獻：部分敦煌吐魯番文獻、漢魏至隋唐碑刻文獻。除上述語料外，還有部分文獻處于遴選階段，會分批次增補進去。中古漢語語料庫最終的原始語料共約1000萬字，語料庫總庫容預計將達1600萬字。

二、詞的切分及分詞規范

對于標注詞性、詞義、語法地位等多種語言研究信息的熟語料庫來說，詞的切分是所有標注工作的前提。所謂“詞的切分”，是指按照特定的規范，對漢語中連續的字串進行切分并重新組合成詞串的過程，這是中文信息處理有的基礎性課題。英語文本中，詞（word）與詞（word）之間存在“空格”這樣的自然分界符，詞的辨識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礙；漢語文本則以漢字為書寫單位，一個接一個地按句連寫，詞與詞之間沒有形式上的界限標記，難以簡單而準確地辨識；就其本身而言，漢語的詞缺乏形態變化，不具備純客觀的切分條件。因此，任何一個標注型漢語語料庫，都無法回避“詞的切分”這一關鍵問題。

相對于古代漢語來說，現代漢語的情況較為簡單。切分詞的時候，往往可以借助比較一致的語感做出判斷；基于現代漢語的各種語法規則也相對明晰。因此，現有的各種現代漢語語料庫，通常采用基于詞典的機械分詞方法：依靠語感及各種現代漢語詞典，事先編制一個詞表，貯存在電腦系統中，處理入庫文本時，根據這一詞表進行比對及判斷[4]，雖然還存在著詞表中未登錄詞的識別、歧義詞語的判定等問題，但總體而言，電腦系統自動切分之后，通過人工干預進行校正，足以得到普遍認可的結果。詞表制作的理論基礎是1990年頒布的國家標準《信息處理用現代漢語分詞規范》（GB/T13715-92），部分學者根據語料庫的操作實踐對這一標準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解釋、說明。總體上看，現代漢語語料庫的加工已經有了一整套科學性、通用性較高的分詞規范。源于現代漢語語料庫的這套分詞規范，也為古代漢語語料庫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

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又有著顯著差別，在古代漢語語料庫建設過程中，詞的切分不可能照搬現代漢語的做法。古代漢語中，對詞的切分及標注存在較大影響的詞的特點，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詞類劃分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國內比較通行的語法體系中，詞類數量有種種不同說法。《暫擬漢語語法教學系統》將漢語的詞劃分為11類：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大學語法教科書一般分為12～14類，黃伯榮、廖序東分為14類，胡裕樹分為13類。部分語法著作劃分得更細，如熙分17類，郭銳分19類。古代漢語詞類相對少一些，《馬氏文通》分9類，之后各種語法體系通常增加1到2類，如殷國光分1l類。針對古代漢語的具體情況，往往還會在較復雜的詞類下面細分若干小類，如郭錫良把代詞分成了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無定代詞4個小類，副詞分為程度副詞、范圍副詞等6個小類。此外，古代漢語中還包含較普遍的兼類、活用現象，同樣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

第二，詞和詞組缺乏客觀性的判斷標準。這一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起開始困擾漢語詞匯研究，至今未得到圓滿解決。陸志韋《北京話單音詞詞匯》序言較早提出這個問題，引發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王力、呂叔湘、林漢達、孫常敘先后提出了一些區分詞和詞組的具體方法。80年代以后，這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劉叔新提出“準詞”概念以指稱那些處于從自由詞組向詞過渡的中間狀態的語言單位。也有不少學者討論古代漢語中詞和詞組的界限，張永言提出以詞的分離性為主要標準、以結構的整體性為補充標準、以意義的整體性為輔助標準；殷國光提出“過渡詞”之說，與劉叔新的“準詞”可謂殊途同歸。這些研究對中古漢語語料庫中詞的切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簡而言之，學者們對辨別詞和詞組的方法達成了幾點共識：（1）擴展法：能插入其他成分進行擴展的是詞組，反之，是復合詞；（2）詞組的意義能夠通過字面綜合出來，復合詞的意義則不能通過構成成分的簡單相加而得出；（3）詞組的構成成分能夠顛倒次序，復合詞則不能；（4）詞組的內部結構比較松散，復合詞的內部結構比較緊密；（5）組成成分里有粘著語素的，一般是復合詞。成分都是自由語素的，結合其他條件來辨別是詞組還是復合詞。這些方法基本上可以解決現代漢語中詞和詞組的界限問題。用于中古漢語，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原因在于中古階段相當多的詞語經歷了從自由詞組到詞的凝固過程，中間確實存在亦此亦彼的“準詞”狀態。對于每一個具體的詞，這個漸進的過程何時完成，雖然有時可以借助工具書，并綜合其特定時期的出現頻率以及上下文語境做出初步判定，但在更多情況下，這種判定仍然存在很大的難度。

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對于漢語詞匯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短時間內又不能得到徹底解決。中古漢語語料庫主要是為學界提供一個中古漢語詞匯、語法的語料平臺，其中的大多數詞語，學術界并沒有太大爭議；本課題組無意也不可能對詞類劃分、詞的切分等問題得出終極性結論；組內成員從較優秀的碩士生到博士生再到專業教師，學術修養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必須建立一套符合語言學基本要求的、便于組內成員具體操作的規則，前者保證語料庫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后者則使整個課題能夠順利地進行下去。經過長時間反復討論，課題組內部大致形成了下列共識：

第一，詞類劃分采用漢語史學者普遍認可的、比較容易操作的標準，共分13類。與之相對應，建立一套面向中古漢語語料庫的、規范的詞類標記集，以減少數據轉換的麻煩，所劃分的詞類及其標注符號為：名詞（n）、動詞（v）、形容詞（a）、數詞（m）、量詞（q）、代詞（r）、副詞（d）、介詞（p）、連詞（c）、助詞（u）、語氣詞（y）、嘆詞（e）、擬聲詞（o）。需要說明的是，這套詞類劃分及其標記集，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古漢語語料庫數據交換過程中詞類標記的統一問題而建立起來的，并不能看作中古漢語詞類的規范，也不妨礙對古代漢語詞類的深入研究。此外，隨著中古漢語語料庫建設的發展，將來必然會對現有的詞類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因此，這個詞類劃分及標記集，應該具有一定的可擴展性。我們的思路是，借鑒現代漢語語料庫的做法，對部分較為復雜的詞類預設出若干小類及相應的標記符號：名詞之下，預設了專有名詞（np）、普通名詞（ng）、時間名詞（nt）、處所名詞（ns）、方位名詞（n1）；動詞之下，預設了助動詞（vu）、趨向動詞（vd）、系動詞（v1）、不及物動詞（vi）、及物動詞（vt）；形容詞之下，預設了性質形容詞（aq）、狀態形容詞（as）；數詞之下，預設了基數詞（mc）、序數詞（mo）、助數詞（mu）；量詞之下，預設了名量詞（qn）、動量詞（qv）、時量詞（qt）；代詞之下，預設了人稱代詞（rh）、指示代詞（rd）、疑問代詞（rw）；助詞之下，預設了結構助詞（us）、動態助詞（ua）、語氣助詞（um）。這一處理方式，基本上解決了中古時期的個體詞語在現階段語料庫中的詞性問題，也為將來的細化分類及研究留下了足夠空間。目前，為了使中古漢語語料庫建設能夠順利進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除了用來滿足特定知識檢索的需要而設立的專有名詞外，各個詞類之下原則上不再劃分次類。這樣的詞類劃分體系，是根據中古漢語語料庫建設的具體情況，對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的詞類劃分、中古漢語詞類的固有特點進行折中的結果，雖然帶有一定的雜糅色彩，卻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語料庫建設的可操作性。對于中古漢語中較為常見的兼類、活用現象，遵循“依句辨品，，的原則：根據詞語在句子中的語法功能確認其詞性；典故詞、成語等不予切分，同樣按照在句子中的語法功能標注其詞性。

第二，以分詞單位作為中古漢語語料庫的基本單位。分詞單位包括中古漢語階段全部的詞和少量使用頻率及凝固程度較高的詞組。這個概念借鑒了現代漢語語料庫的做法，主要是為了避免陷入詞和詞組的爭議。因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界定分詞單位通常比界定詞或詞組更容易把握；也有利于解決本身相當棘手、詞匯語法研究較少關注的專有名詞、專名詞組、成語、習語等問題，同時便于系統軟件對規則的理解和應用。

第三，分詞單位的成員主體是詞。關于詞的切分，按照下列步驟依次展開：（1）分離出《漢語大詞典》包含中古用例的所有詞條及其義項，初步建立一個中古漢語詞語義項數據庫。（2）分離出蔡鏡浩《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漢語語詞例釋》、董志翹、蔡鏡浩《中古虛詞語法例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李維琦《佛經詞語匯釋》中收錄的詞語及其義項。由于我們的義項庫屬于動態數據庫，下一階段還將陸續分離出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王云路《六朝詩歌語詞研究》、張永言《世說新語辭典》、江藍生、曹廣順《唐五代語言詞典》、李維琦《佛經釋詞》及《佛經續釋詞》等斷代研究或專題研究成果中的詞語及其義項，并密切關注《中國語文》、《語言研究》、《古漢語研究》等專業期刊，及時梳理中古詞語研究的最新成果。剔除上述成果中與《漢語大詞典》詞語、義項數據庫重合的條目，其余條目分別補人數據庫，從而建立起中古語料庫專用的中古詞語義項數據庫。需要說明的是，在建立專用義項庫的過程中，在詞條的立目、義項的分合、釋義的表述等方面，必然遇到大量的《漢語大詞典》與其他工具書、學術論著不盡一致的情況，處理這些問題的基本原則是：以《漢語大詞典》為主要標準，其他工具書、論著的成果則主要用來彌補《漢語大詞典》的某些不足，如增補《漢語大詞典》失收詞條、糾正比較明顯的釋義錯誤等。當《漢語大詞典》與其他工具書義項分合不一、釋義差異較大的時候，同樣強調以《漢語大詞典》的義項設立、釋義表達為主要標準，盡量避免過多地陷入具體問題的爭議之中。（3）確定分詞單位時，堅持適當從嚴的原則。具體切分時，每一個切分出來的詞語均需與中古漢語詞語義項數據庫中的詞條進行比對，以確認是否成詞。凡義項庫中未登錄的詞語，尤其是數量眾多的同義復詞、專業性較強的行業術語、代表地名或人名的專有名詞，經組內專家與理論組（本項目的子課題組之一）集中討論，共同認定其性質。排除了誤切的條目之后，將確認無誤的條目補充到義項庫中，同時以備注形式逐一添加統一標識。為將來建立未登錄詞數據庫積累原始數據。同時強調不能因為中古詞語義項數據庫收錄了某個詞，就把文本中同一形體的語言單位機械地認定為分詞單位。

第四，為了盡可能地保持一致的切分標準，制定了若干比較具體的分詞規則：（1）除專名詞語、外來詞語外，由四個以上音節構成的詞組，一律不作為分詞單位，必須予以切分；四音節的語言單位，如果結合較緊密、使用頻率較高或者存在增義、轉義現象，一律視為分詞單位不再切分，理論上視為分詞單位中的詞組。（2）來自異族語言的音譯外來詞，不予切分。（3）“阿、第、有”后加單音節名詞構成的詞或詞組，不予切分；“頭、子、然、復、如、爾”前加單音節名詞、動詞、形容詞、連詞、副詞構成的詞或詞組，不予切分。（4）普通名詞：結合緊密，分開后如果違背原有組合意義的名詞性詞組，一律視為分詞單位，不予切分。一年的十二個月份，一律作為分詞單位，不予切分。民族名、國名、地名中的“族、人、國、郡、州、縣、邑、城、里、江、河、山”等，單獨劃分。只有兩個字的民族名、國名、地名，一律不予切分，如：《世說新語?言語》“昔武王伐紂，遷頑民于洛邑”中的“洛邑”指洛陽城，視為一個分詞單位，不予切分；《洛陽伽藍記?凝玄寺》“洛陽城東北有上商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中的“洛陽城”切分為“洛陽”、“城”兩個分詞單位。帝王年號與后邊的附加成分，一律予以切分，如：《高僧傳?神異上?竺佛圖澄傳》“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中的“永嘉四年”切分為“永嘉”、“四年”兩個分詞單位；與此類似的“永嘉末”、“永嘉中”、“永嘉之初”等，同樣應予切分。（5）專有名詞，以《世說新語》的語料為例：人名、表字、封號、謚號、職官名，均作為分詞單位，不予切分；與姓氏連用時，也看作一個整體，不予切分。如，李膺、李元禮（李膺，字元禮），王安豐（王戎，封為安豐侯），晉文王（司馬昭，死后謚文），裴令公（裴楷，曾任中書令），陳太丘（東漢陳，曾任太丘長），祖光祿（祖納，時任光祿大夫），桓常侍（桓彝，官至散騎常侍），王丞相（王導，曾任丞相）；尊號也不予切分，如，郗公（郗鑒，曾任司空、太尉等職）；含有地名的封號、職官名，其中的地名應予切分，如，扶風王（扶風，郡名），荊州刺史（荊州，州名）。（6）動詞：動詞前的否定副詞，一律予以切分。動詞與趨向動詞結合的詞組，一律予以切分。動賓結構、動補結構的詞或詞組，中間如果可以插入其他成分，應予切分。可否插入，原則上根據中古文獻中有無實際用例進行判斷。如：《高僧傳?譯經上?攝摩騰傳》“既而游方弘化，遍歷諸國”中的“游方”，《漢語大詞典》雖然已經單獨立目，但中古文獻的很多用例中尚未完全凝固，中間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基本意思保持不變。《顏氏家訓?兄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根據《顏氏家訓》的用例，原則上將南北朝文獻中的“游方”視為應予切分的詞組。單音節動詞后加“為、作、成、得、至”等成分的動補結構，使用頻率、凝固程度較高的，可以作為一個分詞單位，不予切分；反之，則予以切分。（7）形容詞：兩個單音節形容詞并列且改變詞性的，一律不予切分。（8）數詞：數詞和量詞一律切分；數位詞一律不予切分。

中古漢語范文第2篇

關鍵詞：漢語方位詞；形式系統；結構類型；演變；單雙音節

中圖分類號：H1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12）05-0093-06

現代漢語的方位詞從形式上看主要是單雙音節兩分的局面。以“兩分局面”來說明是因為單音節方位詞和雙音節方位詞在意義和功能上雖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均各具自身特點。單音節方位詞在意義上比雙音節方位詞具有更明顯的泛向性。在功能上，單音節方位詞如“上、下、前、后”等則具有粘著性，多后置于其他詞語使用，而雙音節方位詞如“上頭、中間、以前、之后”等，既能像單音節形式一樣后置于其他詞語使用，也能單獨使用。單雙音節兩分的局面是漢語方位詞系統形成的標志，也使得方位詞從名詞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特的詞類現象。

古代漢語中表示方位的詞語以單音節形式為主，它是怎樣發展到單雙音節兩分的形式系統的？關注和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很少，目前只有方經民提出的“形式分化”說。他認為現代漢語方位詞系統是由古代漢語的單音節方位詞分化而來，隨著漢語的詞匯雙音節化、方位后綴“邊、面、頭”的誕生和處所名詞的形成，原來單純的、作為名詞一部分的方位成分就分化成單音節和雙音節方位成分。但他并沒有對方位詞形式分化的時期和過程進行實際的研究。從縱向的歷時考察看，我們認為中古時期尤其是中古的中后期應該是方位詞系統形成和發展的最重要時期。

一、中古時期是漢語方位詞系統形式演變中的重要階段

方位詞最早見于甲骨文，其時的方位詞在形式類型上已有一定數量，它們在實質上與名詞沒有任何差別。這類詞語既有單音節的又有復音節的。單音節如“上、下、東、西、南、北”等，復音節的以雙音節為主，如“東北”、“西北”、“東南”、“西南”等。這些表示方位的單音節和復音節詞語二者在意義上并無交集，是互補的關系；功能上二者也無差別，使用時均是自由不定位的。例如：

（1）求其上，自祖乙？求其下，自小乙？（甘露《甲骨文方位詞研究》）

（2）今日方其征。不征。延雨，自西北少。（甘露《甲骨文方位詞研究》）

到先秦漢語，情況并無變化。這些詞語雖表示方向位置，但并不積極參與漢語的空間處所表達。此時的漢語中，直接由一般名詞來表達處所空間，而不需要加任何表示方位的詞語，這表明表處所的名詞跟一般名詞并不構成對立。例如：

（3）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詩經叫、雅·斯干》）

（4）投其璧于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5）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兩漢魏晉南北朝以后，這類表示方位的詞語開始成為一類具有專職作用的詞語。一般名詞表處所時需要加上表示方位的單音節詞語，這使它們有了語法上的作用。如：

（6）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漢書-平帝紀》）

（7）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搜神記》卷四）

（8）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日：“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曲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世說新語·言語第二》）

從一般事物名詞后帶方位詞開始，處所名詞從一般名詞中分化出來，方位詞系統也隨之有了變化。一方面，單音方位詞由于參與的搭配增多，語義上開始變得復雜，后附使用增多，功能上變得單一；另一方面，開始出現了新的雙音方位詞形式——單音方位詞后加“～邊”、“～面”“～頭”等形態語素的雙音節復合方位詞，這一類型方位詞的出現使得原本統一的方位詞系統開始分化，從而奠定了后代方位詞系統的基礎。

從歷時發展進程看，中古時期（魏晉至唐五代）正是這一重大變化發生和發展的主要時期，例如可從下列幾組對比例子中看到一些線索：

（9）后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勖。（《世說新語·方正第五》

（10）尊人共客語，側立在傍聽。莫向前頭鬧，喧亂作鴉鳴。（《王梵志詩》）

（11）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搜神記》卷三）

（12）南邊坐人語北邊坐人曰：“凡吃人一食，慚人一色，吃人兩食，與人著力。朝來飲他酒脯，豈可能活取此人！”北邊坐人曰：“文案已定，何由可改。”南邊坐人曰：“暫借文書看之。”此年始十九，易可改之。把筆顛倒句著，語顏子日：“你合壽年十九即死，今放你九十合終也。”（《敦煌變文集·搜神記一卷》）

上面例子中同樣的方位詞用法，在中古早期文獻中多使用單音方位詞，如例（11）、（12），而到中古后期則多使用復音方位詞，如例（13）、（14），以例（13）和例（14）最為明顯。后例是唐代對《搜神記》中故事（前例）的重新描述，在同樣的位置上不再使用單音方位詞。而且，新出現的雙音方位詞在意義上與之前的單音方位詞差異并不大。

二、中古時期的漢語方位詞系統的形式

（一）中古時期漢語方位詞的結構類型

中古時期的漢語方位詞如果按照音節數分，主要可以分為單音節方位詞、雙音節方位詞和多音節方位詞。單音節和雙音節為主要使用形式。如果按照結構類型劃分，可以分為單純式和合成式兩大類。將音節數和結構類型結合起來看，單音節方位詞都是單純式，復音節方位詞則都是合成式。具體情況如下：

中古漢語的單音節方位詞主要有“上”、“下”、“左”、“右”、“前”、“后”、“里”、“中”、“內”、“外”、“東”、“南”、“西”、“北”等14個。其中的“里”屬于初步形成時期，用例不太多。

雙音節形式的方位詞主要分成五個小類：

1.單音形式前加“之”、“以”語素的合成型。

2.單音形式后加“邊”、“面”、“頭”等形態語素的復合型。中古漢語中已出現的形態特征語素并不多，以“邊”、“面”、“頭”為主，另有少量其他語素如“方”、“首”、“畔”、“部”等。

3.單音形式與身體部位語素復合型，中古漢語中出現的形式如“頂上、背后、面前、底下”等。

4.兩個單音形式復合型，中古漢語中出現的形式如“上上、中下、上中、左前、內里、內中、中央、中間、內外、中外、上下、左右、前后、東西、南北、東南、西北、東北、西北”等。

5.其他復合型，中古漢語中已出現的形式如“下末、末下、末后、后底、里許”等。

多音節方位詞在結構類型上并未突破雙音節的結構類型，主要為兩種：第一，雙音復合形式后加“邊、面、頭”等形態語素構成的復合型，如“西南面、東北方”等；第二，多個單音方位詞組合構成的，如“東南西北、上下左右前后、內外中間”等。

調查中古文獻中方位詞的形式，雙音節基本上呈現出增多的趨勢。調查文獻中出現的方位詞形式的種類數統計情況請見表1。

其中的單音節基本方位詞在這個時期已經基本固定為14個，個別文獻中沒有出現方位詞“里”。

雙音節方位詞各結構類型在中古不同階段的文獻中出現的具體種類的情況也不一樣，統計情況請見表2。

拋開文獻內容對方位詞出現種類的影響，從上表可看出，中古（從魏晉至唐五代）這個相對長的時期內，文獻中使用后加“邊/面/頭”復合式雙音方位詞的種類總體呈現出增長的趨勢。尤其是到中古中后期，這類方位詞出現一個較大的發展。

（二）中古漢語各類方位詞單雙音節使用情況差異

從考察文獻看，中古漢語各類方位詞的單雙音節形式在用例數上也呈現出一定的差異，統計情況請見表3。

由表看出，第一，中古漢語中的雙音節方位詞以“邊/面/頭”型方位詞為主，其中又以絕對參照定向定位義的“東”、“西”、“南”、“北”中出現的該形式最為突出。第二，文獻調查中發現，出現雙音節形式種類最少的是“左”和“右”義一組。出現雙音節形式種類相對來說比較均衡的是“前”、“后”義一組，不太均衡的是“上”、“下”義一組和“中”、“外”義一組。形式上的不均衡正反映了認知特點上的差異。從認知上看，空間方位意義對稱的“上”義和“下”義，“中”義和“外”義容易產生不對稱的意義關注，因此它們的相關方位詞也呈現出不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前加“以/之”的合成型復音在文獻中明確已成詞其實并不多，使用特點與單音節形式并元音異，可理解為單音節形式的一個異體。

（三）中古漢語方位詞系統形式上的基本特點

從中古漢語方位詞系統形式的演變發展中可以看出明顯的承上啟下的特點。一方面，中古時期漢語方位詞的結構類型比較多樣，其結構類型面貌與現代漢語中的結構類型已基本一致。另一方面，還有一些結構類型仍然處于形成期，表現在：第一，合成式中的前加“以～”、“之～”類型在這一時期處于明顯的詞匯化過程中。以該結構形式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以上”、“之上”、“之下”、“以下”、“以前”、“之前”、“之后”、“以后”為例，這幾個形式在這一時期已經有單獨使用成詞用例。例如：

（13）斯天王神器明，證之上者，后仰天吞果。（《六度集經》卷八）

（14）已上兩則境智也。溈山聞說嘆曰：“大好。此亦是從上來宗門牙爪。”（《祖堂集》卷三）

這幾個方位詞形式在現代漢語中以后置使用為主時，大都表示非具體空間義，如地位、數量等；尤其是“以前”、“之前”、“之后”、“以后”等幾個詞大都只用來表示時間。

以當代作家王蒙和王朔的12部小說（近40萬字）為例，上述八種形式共出現111例，后置用例85例，后置的用例中表示具體空間義的僅為2例，僅占2.4%。

而在中古考察文獻中，上述八種形式的后置用例共76例，表示具體空間義共32例，占41%。例如：

（15）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搜神記》卷十二）

（16）目連引得阿娘住于王舍城中佛塔之前，七日七夜，轉誦大乘經典，懺悔念戒。（《敦煌變文集·大目干連冥間救母變文》）

可見，在現代漢語層面中，這幾個形式已經認定為詞，而在這一時期的該結構形式即使認為已成詞，成詞的程度也并不高。

第二，對舉式復合型。如“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后”、“內外”、“里外”，除“南北”外，這種結構類型在現代漢語中大都已經凝結為復合詞，主要用來表示大致的范圍或概數等。而在中古時期，還有較多的用來表示兩方位并舉的用例。如：

（17）譬如有人卒患脊僂請醫療之，醫以酥涂，上下著板，用力痛壓。（《百喻經》卷三）

（18）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查旦兩門亦皆如之。（《洛陽伽藍記》卷一）

總體說來，這一時期正是奠定漢語方位詞形式系統的關鍵時期，不同的結構類型適應不同的表達需要，共同為漢語的各種語義表達服務，逐步成為漢語中使用頻率較高的一類詞語。

三、中古漢語方位詞系統形式的發展與對方位詞系統發展的意義

中古時期漢語方位詞的結構類型比較多樣，且與現代漢語方位詞系統中的結構類型基本是一致的，說明中古時期正是奠定現代漢語方位詞系統面貌的關鍵時期。中古時期漢語方位詞系統的局面完全有別于上古漢語時期，最明顯的就是雙音方位詞種類的迅猛增長。

從中古時期的一定時間跨度上看，雙音節方位詞形式的快速增加主要發生在中古的中期，也就是公元五至六世紀前后的南北朝時代。在新增的雙音方位詞的各種形式中，以后加“邊/面/頭”復合式雙音方位詞為主，其次是與身體部位語素復合的雙音方位詞，其他各個類型的方位詞種類變化并不大（參表2）。

以分別處于中古時期早中晚三個階段的文獻《搜神記》、《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祖唐集》為例，中古早期文獻《搜神記》和《世說新語》中的后加“邊/面/頭”復合式雙音方位詞的種類明顯少于中古中期文獻《洛陽伽藍記》，《洛陽伽藍記》中的該類型方位詞明顯比中古后期文獻《祖唐集》少，具體出現的方位詞種類請見表4。

從該類型的雙音方位詞的方位語義看，早期主要是在絕對參照定向定位義的方位詞“東”、“南”、“西”、“北’’中形成該類型方位詞，如“東頭”、“西頭”、“南邊”、“北邊”等。后來逐漸擴展到出現于相對參照定向定位義中，如“上頭”、“下頭”、“前頭”、“后頭”、“左頭”、“右頭”等。

迅猛增加的后加“邊/面/頭”復合式雙音方位詞，是漢語方位詞系統中一支新發展起來的力量。上古漢語中該形式類型的方位詞種類并不多，文獻考察中出現較早的是“L單+方”、“L單+頭”形式，“～方”是帶有實義的，相對來說“～頭”的意義就要虛一些，“L單+頭”形式成詞的程度更高。如：

（19）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漢樂府·陌上桑》）

（20）上頭為心，中央為意，后頭為識。（后漢安世高、嚴佛調譯《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上古文獻中幾乎沒有“L單+面”和“L單+邊”的方位詞形式。先秦文獻出現的“東/南/西/北+面”的形式并不是雙音節方位詞，其中的“面”是動詞，與后來的“L單+面”雙音方位詞也沒有淵源關系。

從文獻看，少量“L單+方”、“L單+頭”形式的產生和使用并沒有對整個方位詞系統的面貌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而“L單+邊/面”方位詞形式基本上產生和成熟于中古時期。

中古漢語范文第3篇

關鍵詞：漢語言專業 中國古代文學課 定位 教學策略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在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體系的定位

在漢語國際教育大潮流下，與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外國留學生漢語普通語言進修教學相對照的，是平穩有序的漢語言本科專業的學位教育。我們在重視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生的“量”的同時，也應注重漢語教育的“質”，即切實地培養具有良好的漢語言能力和漢語文化知識的人才，這項任務需要漢語言本科及碩士甚至博士教育來完成，雖然與普通進修生的漢語教學相比，學歷教育培養的數量有限，產出周期較長，但是它有著普通語言教學所不能相比的意義。張和生先生曾指出“一所大學的漢語國際教育事業要依托漢語言本科專業，以及隨之建立起來的研究生學位教育。”“高等院校理想的對外漢語教學學生結構應當是以四年制漢語言專業本科生為主體，同時招收應用語言學專業對外漢語教學方向的中外碩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中、短期漢語進修生。人為地適當控制漢語生或非學歷生在留學生中的比例，將是高校――特別是知名高校發展的一種趨勢。”[1]這種高瞻遠矚的觀點無疑是將我們的漢語教學放在全球知名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中來關照的。值得漢語國際教育界借鑒。

針對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本科專業教學體系既屬于漢語國際教育的范疇，也屬于國家高等教育本科教學體系范疇。因此留學生漢語言本科教學就包含了二者各自的教育教學特征，也應遵循二者的教育規律。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的教學體系要從各類課程上保證本科培養目標的實現，確保培養符合本科培養目標的人才。規范的四年制漢語言本科專業的培養目標通過系統的漢語語言知識的學習和漢語語言及文化類專業課程的學習，培養出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的漢語技能，并能熟習中國國情及中國文化的復合型人才，甚至學生有潛質成為各國的漢學家。

在漢語言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中，根據大綱的要求，教學內容包括：1.漢語言語技能教學，也就是進行漢語聽、說、讀、寫各專項技能及綜合訓練，逐步提高學生的漢語言語能力及交際能力。2.漢語知識教學，比如詞匯、語音、漢字等基礎知識的講授，使學生具備系統完整的漢語言理論知識。3.中國人文知識及與專業方向有關的知識教學，比如中國文化、中國概況、中國文學、人文地理等，使學生熟悉中國國情，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具備基本的中國人文知識。[2]課程體系體現了由打好語言基礎到對語言理論的掌握，再到文學文化知識的浸潤的過程。課程體系尊重二語習得的規律，也重了人文知識的傳授要求。

作為在高年級開設的中國古代文學課是文化類專業的必修課。古代文學課是依據國家漢辦有關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需要而設置的課程，屬于中國人文知識課群。在該課群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修習時間是在第四學年，每學期2學分，共4學分，與之相應的，還有中國名著選讀和漢語古籍選讀課程，均為4學分，三門課程總計12學分，在人文知識課程類別中占重要地位。中國名著選讀與漢語古籍選讀均屬作品選讀鑒賞類的課程，在教學中可單獨開課，也可以納入中國古代文學課中，與文學史的教學相得益彰。我校在課程設置中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作品賞析兩門課由一位老師統講，在教學中既介紹文學史的發展流變，又賞析經典作品，使學生對古代文學有感性和理性的雙重理解，便于學生更好地掌握古代文學這門課程。

一門語言上升到藝術的高度就是這門語言的文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和手段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精神境界，通過審美的方式發揮其多方面的社會作用。”[3]文學一方面是語言的精華，另一方面也體現著該民族認知世界的方式、審美特征、民族人格內涵等。因此，學習一門語言都要升華到學習該民族的文學的層面上。通過文學可以更好地掌握語言，也可以探究語言背后的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就是基于此，我們不但說中國古代文學是民族文化遺產，是中國的文化精華，更是基于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中國古代文學飽含著豐富的人文底蘊，寄托著古人或空靈或濟世的人生理念，其中蘊含的中國士人的精神和傲骨值得中外學生學習并成為滋養自身精神世界的養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大美境界，是古人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讓現代人在這個科技化的時代還保有著心靈的自由與愜意。對外國人的漢語言專業教育，我們也要考慮到美育和思想領域的教育，這種教育靠什么？就要靠中國傳統的文學。崔永華老師認識到“對外國人的漢語言專業教育，也要利用課堂教學、語言實踐活動和校園的文化環境等多種途徑和方式，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文化科學、身體、心理、審美、社會交往等各方面的素質的教育，培養勤奮學習、工作和團結協作的精神，使他們能成為適應國際社會需要的高質量人才。注意到了德育和美育的問題。中國傳統的文學和藝術就是最好的載體。”[4]

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承擔著獨特的責任，是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學和文化的教學，其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跨文化閱讀與交際的能力，在教學體系中它既是文化類專業課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起著漢語言專業的“精神導師”的作用，使留學生在學好漢語的基礎上，能夠體認中國的文化精神，讓中國古代的優秀作品滋養自己的心靈世界。

二、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的教學策略

基于留學生的漢語認知水平及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了解的局限性，在針對留學生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中，要充分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在教學中實施切實有效的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生真正地體會古代文學作品的博大精深，能夠激發學習熱情，達到教學目的。從教學實際出發，筆者在從教的過程中積累了以下三方面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教學效果。

（一）“文學史發展脈絡――作品賞析――作家地位”三位一體的講授策略

對于外國留學生而言，他們不似中國學生那樣，在中小學階段就對古代詩歌和散文有所接觸，對古代文學有著感性的認識。古代文學于留學生而言，不僅具有語言文字的難度，也具有理解中國獨特審美情懷、中國士人文化精神方面的難度，而后者的難度更大。講授中國文學，留學生可以通過古代的經典作品體認中國士人的審美世界，家國情懷及思辨精神，這些毋庸置疑是語言的精華所在。另一方面，要想讓他們能夠真切地理解作品的優秀內涵與文藝特色，就要對文學的發展脈絡，甚至是中國歷史的大致走向有所了解。呂蔚老師也曾提到這一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古代文學課應當讓學生對古代文學有一個史的了解，這一了解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哲學等基礎之上的”[5]針對中國學生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一般稱作中國文學史或古代文學史，要使學生掌握古代文學的發展流變，首先要對各種文體的演變歷程有理性的把握，對古代文學各個階段的特征也要有所掌握。對于留學生而言，我們對文學史甚至是文學作品的歷史背景的介紹目的不同于中國學生，而是要通過文學史的簡要介紹，讓學生能加強對作品內容的深入理解，感知作者的寫作動機與蘊含的感情。所以教師在教學中很有必要對文學史的發展做以簡要的介紹。經典作品應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的中心內容，掃除作品中的古漢語語言障礙后，教師應著重將教學內容放在對作品的賞析上，讓留學生仔細體會作品的美感和思想深度。古代文學課是以語言課為承載的文化及藝術鑒賞、審美鑒賞的課程。對流傳下來的經典作品的藝術欣賞，從而感知中國文學的深厚與美感，是課程的一個重要意義，孫蘭也在文章中指出，“文學所承載的教學任務是什么？是文化的輸入，也是審美鑒賞的輸入。”[6]中國文學所追求的“意境”之美，是中國文藝美學的獨特之處，“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境界都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集中體現。而這種以含蓄為主的文學面貌就形成了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通過對經典作品的解讀，才能讓學生親自去感知。

在對作品解讀之余，也要給學生介紹重要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名垂千古的作家的風格及其對后代的影響有較為理性的認知。比如在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作的同時，學生也應該了解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教師應該介紹陶淵明對后代的影響及他的詩作的開創性，才能與作品的賞析交相輝映。我們在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上，要做到將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與優秀文學作品閱讀賞析、作家的藝術特色及地位三者統一結合起來，讓學生既對作品有感性的認識，又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對古代文學的發展流變有一個清晰的把握。

（二）“移情”策略的有效實施

中國的《尚書?堯典》就曾經提出“詩言志”，作為中國文學大觀的詩歌，是歷代文人表情達意抒發內心情感的工具，詩人們借詩來將內心的“情”“志”抒發得淋漓盡致。不論是“念天地之悠悠，愴然而涕下”的亙古未有而孤獨大氣的內心獨白式感慨，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靈動淡然，無一不體現出作者個人的獨特精神氣質與別樣的情感世界，而這種精神、這種感情也正是后人所敬仰的精神豐碑。所以我們給留學生講授古代文學，就是將我們的精神文化遺產，我們中國人所敬仰并傳承的精神，傳達給外國學生，讓他們也能領會人類的精神高點，感受作者的真情實感。筆者在教學中，常常將作者所處的情境及生活境遇介紹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去體會，如果換成自己，會有什么樣的感想？是否與作者有相似的情感表露？有很多時候，留學生感受到，作者是代自己說出了心中要表達的語言。將作者“情”之所動，“情”之所處讓學生來體會，可以增強學生對作品意蘊的理解，同時也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這種“移情”的策略重在讓留學生能夠從情感上體認經典作品中蘊含的作者的“情”與“志”。筆者很贊同涂文暉老師的見解“文學藝術最講究傳情，不能調動學生的感情，這門課就是失敗。”[7]對外漢語教師在古代文學課上不僅僅是知識的傳輸者，更應當擔負起“情”的搭建者。在文學巨匠和外國學生之間搭建起一座情感的橋梁，讓我們的經典作品真正以情打動留學生的心靈，帶給他們別樣的情感體驗，感受詩作中的韻味。

（三）通過吟誦體會古代文學作品的韻律美和意境美

中國是個詩的國度，詩歌在誦讀的過程中更能展現其韻律美和節奏美。詩，讀起來朗朗上口，余音繞梁。中國古代的蒙學即要誦讀詩歌，孩童雖不通其意，然而在誦讀的過程中已經慢慢影響了他們，使他們感知古文古詩，隨著時間的推移，轉而內化為生命的一部分，這就是文化的血液，文化的根基。同時我們也歷來重視吟誦的意義，“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即是也。在教學中，教師聲情并茂地誦讀，會將詩中蘊含的感情生動傳情地傳達出來，易于學生接受并樂于去認知。引導學生們自己去誦讀作品，既可以體會漢語的韻律美，又可以增強學生的漢語語感，領會古詩中漢語的語言規律，語法規則，從而可以將學生的漢語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豐富學生的詞匯量。

中國的詩歌十分講解“意境”之美。詩作中往往會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漢詩之大美，也在于不可言說的意境。“興象玲瓏”“不可湊泊”是詩作的較高境界。這種韻味與意境僅僅通過講授是很難體會的，必須通過閱讀者的參與，即留學生要通過自己的誦讀來感知其中所蘊含的意境，在誦讀的過程中體會作品的意味悠長，獲得美的享受。這種個體的審美認知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因此在教學中要鼓勵學生多誦讀，從中獲益。此外，一些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應該適度要求學生們背誦，教師的吟誦以及學生的誦讀和背誦的要貫穿教學始終。

除了上述三種主要教學策略外，教師也可以引導學生自己去寫對優秀作品的讀后感想，不必長篇大論，只要有自己的觀點即可，重點在于讓學生們從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和啟示，這是讓學生能夠內化所學優秀作品的一個方法。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與中國學生的教學有所不同，既要考慮學生的實際接受水平，又要兼顧知識點的講授，引導學生對作品的理解欣賞，教師在教學過程應該分清教學輕重，不必面面俱到，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突出重點。

三、基于此教學策略的教學效果

基于上述三種教學策略的留學生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能夠讓學生在感性的吟誦欣賞中領會漢語之美，感受作品中作者寄予的真情實感，感知作者的獨特胸襟和個性氣質。通過教學實踐，我們收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留學生逐漸消解了畏難情緒，并對古代文學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樂于在老師的帶領下學習經典文學作品。在“移情”的過程中，學生產生了與作者相似的生命感受，也體會到了作者的偉大之處，以及作品中蘊含的獨特的美學意味。學生用“情”用“心”去感悟，才能領會作品的內涵和意境，而這也遠遠超出了文學史知識的傳授，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鑒賞的教化目的。在閱讀學習古代文學作品的過程中，留學生可以固古代漢語的學習內容，一方面提高其總體漢語水平，另一方面還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學鑒賞能力，增強文化底蘊。我們可以想象，一位漢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不了解王維詩歌的意境，不知曉李清照的代表詞作，會是多么失敗多么不合格的學生。

在針對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教學中，教師應根據學生實際水平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學策略，所有教學策略與教學方法的實行都要立足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對古代文學的感知與理解。在這條路上，還需要教師不斷地探索。

注釋：

[1]張和生：《加強漢語言專業學歷教育，推進對外漢語教學學科發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2]《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教學大綱》，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

[4]崔永華：《關于漢語言（對外）專業的培養目標》，語言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4期。

[5]呂蔚：《中國古代文學在對外漢語中的跨文化教學》，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6]孫蘭：《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古代文學課》，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07年，第5期。

中古漢語范文第4篇

關鍵詞：顏色詞；漢魏六朝；單音節；發展

中圖分類號：H1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3-0171-02

顏色詞是語言中反映人類對事物顏色的認知且形成顏色語義的詞語。漢魏六朝這是一個歷史學的時間概念，即從西漢（公元前206年）始至隋朝末（公元618年）約八百年時間。根據漢語史的分期，東漢至隋朝是中古漢語時期，西漢屬于上古漢語時期。“中古漢語暫定為東漢魏晉南北朝隋，西漢可以看作是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過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從中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過渡期。”因此這篇文章的主體是中古漢語的顏色詞研究，但把西漢時期的顏色詞也包括其中，便于考察上古漢語顏色詞向中古漢語顏色詞的發展演變過程，發現其演變規律。

一

單音節顏色詞就是用一個音節表示的顏色詞，在古代漢語中就表現為用一個字來表示的顏色詞。單音節顏色詞是漢語顏色詞最早的表現形式。上古漢語單音節詞的構詞法主要靠滋生，徐朝華總結出兩條途徑“一是通過詞義引申分化出新詞；一是構造出與舊詞音同或音近、意義有聯系而書寫形式不同的新詞。”并且“這種滋生詞與舊詞有原詞與滋生詞或同源詞之間的關系。”單音節顏色詞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出現的顏色詞有黃、黑、白、赤、幽。據徐朝華，甲骨卜辭中有“赤、黃、■、白、幽、黑、物”等，這些顏色詞一般都用于牲畜的毛色。卜辭金文中，表示顏色的詞比較有限，表示紅色的詞有赤、朱、丹、彤、骍、熏（絳）等，表示黑色的詞有玄、幽、旅等，還有帛(白)、黃、青、紺等。早期的顏色詞都是和具體事物結合起來的，只有用來指稱某種事物時，才能顯示出相關顏色的意義來。這些詞大都是以具體事物為依托，如：“朱”是赤心木，“帛”是絲織品，“駱”是青色的馬。金文中，據管燮初先生《西周金文語法研究》統計，顏色詞共有7個，分別為“白”、“青”、“玄”、“赤”、“幽”、“熏”、“潢”。

《詩經》中的顏色詞己經相當豐富，出現了玄、黑、茶(青黑色)、白、皎(白色)、皓(白色)、皙(人色白)、皦(潔白)、朱、赤、丹、赭(赤土色)、黃、綠、青、藍等。《楚辭》中顏色詞有十多個，如黑、玄、白、朱、赤、紅、黃、綠、青、紫、皓、皎等。《爾雅》成書于周秦之際，其中《釋天》、《釋草》、《釋木》等篇談到物體的顏色。此外，《爾雅》中出現了大量的名物詞，如《釋獸》篇中的馬，因毛色差異及所在位置的不同，列出了35種馬的專名。

到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則有系統地羅列了很多顏色詞。《說文》顏色詞應該包括兩部分：1、被訓釋的顏色詞；2、訓釋中的顏色詞。許慎在《說文》中列舉的被訓釋顏色詞是用先秦書體的小篆書寫，可以看成是漢以前的顏色詞。《說文》訓釋中使用的語言是漢代的，因此，訓釋中的顏色詞就是屬于漢代顏色詞。白、黑、赤、黃、青、玄等都是部首，列在這些部首下的字有很多也是顏色詞。如白部有11個，黑部有29個，赤部有10個，黃部有6個，玄部有3個，青部有1個。此外，我們還看到，《說文解字》中收錄了40個詞表示不同顏色的絲帛。所有這些顏色詞都帶有“糸”的形旁。《說文解字》建部立首表明，某物呈某色，或者某物可以染制某色，實際上告訴我們這些顏色詞的起源。

二

漢魏六朝時期的單音節顏色詞從歷時來看，基本顏色詞（黑、白、赤、黃、青、綠、紅、紫、灰）中前八種是繼承周秦的，第九種“灰”演變為基本顏色詞大約萌芽于東漢，正式確立應該是魏晉之后的事情。隨著漢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發展，滋生的單音節顏色詞較先秦更加豐富，當然先秦有些單音節顏色詞也逐漸廢棄不用了，僅僅保留在前代的歷史文獻中，成為詞匯化石。我們首先把單音節顏色詞分為單色詞和復色詞兩類，單色詞中又分為色物詞、物色詞和表色詞三類。色物詞表示具有某一種顏色的物體；物色詞表示特定的某種物體的顏色；表色詞泛指某種顏色。綜而觀之，我們認為漢魏六朝的單音節顏色詞的發展演變有以下特點：1、基本顏色詞數量增加，如 “灰”，“藍”等色物詞在這一時期發展成為表色詞；2、基本顏色詞的代表詞有變化，“黑”取代了前朝的“幽”“玄”成為黑色范疇的代表詞，紅色范疇中出現了“紅”這個代表色，在東漢之后在日常的通俗的語境中有取代“赤”的趨勢；3、基本顏色詞的代表詞最穩定的是“黃”，其次是“白”和“青”；變化最大的是“黑”范疇的名稱，其次是“紅”范疇的名稱；4、基本范疇出現分解，如從“青”中分解出了“藍”，說明色彩分辨的細化已經表現在語言的基本詞匯中。下表是基本顏色詞的發展變化：

三

單音節顏色詞詞群擴展的一般方式也值得關注。到漢魏六朝時，每一顏色范疇下的顏色詞詞群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就單音節顏色詞的數量而言，可以說是到了一個高峰。

其一是詞根孳乳。這是單音節顏色詞擴展的主要形式。例如：以“黑”“赤”“黃”“白”等基本顏色詞作為詞根孳乳出的大量的顏色詞。黑色系的有：白黒、蒼黑、赤黑、黛黒、黑眥、黃黑、黃耉、黃壚、黎黒、黧黑、黔黒、黔黎、靑黑、紫黒色、玄黎、玄黓、幽闇、幽晦、幽冥、幽玄、黝黑、緇墨。

中古漢語范文第5篇

一､通假字

不過爾爾(耳) 博聞強識(志)

再接再厲(勵) 信口開河(合)

二､古今詞義差別

短兵相接(兵,古義:兵器;今義:士兵)

走馬觀花(走,古義:跑;今義:行走)

運斤成風(斤,古義:斧頭;今義:量詞)

破涕為笑(涕,古義:眼淚;今義:鼻涕)

不速之客(速,古義:邀請;今義:快)

三､詞類活用

1.名詞用作狀語｡

車載斗量(車:用車;斗:用斗)

鱗次櫛比(鱗:像魚鱗那樣;櫛:像梳子那樣)

犬牙交錯(犬牙:像犬牙那樣)

2.使動用法｡

汗馬功勞(汗:使……出汗)

禍國殃民(禍:使……受害;殃:使……遭殃)

大快人心(快:使……感到痛快)

3.意動用法｡

草菅人命(草:把……看得像野草一樣)

不恥下問(恥:把……看作羞恥的)

4.名詞用作動詞｡

聲色犬馬(犬:養狗;馬:騎馬)

不衫不履(衫:穿上衣服;履:穿上鞋子)

簞食壺漿(簞:用簞盛;壺:用壺裝)

5.形容詞用作名詞｡

披堅執銳(堅:堅硬的戰衣;銳:銳利的兵器)

駕輕就熟(輕:輕車;熟:熟路)

四､文言句式

1.賓語前置｡

時不我待(時不待我)

恩將仇報(將恩報仇)

夜以繼日(以夜繼日)

2.狀語后置｡

嗤之以鼻(以鼻嗤之)

持之以恒(以恒持之)

練一練:

你能指出下列成語中加點詞的古漢語現象嗎?

1.抱頭鼠竄 2.奔走相告 3.兵貴神速

4.不毛之地 5.蠶食鯨吞 6.打草驚蛇

7.風餐露宿 8.蠅營狗茍 9.寡廉鮮恥

10.馬首是瞻 11.破涕為笑 12.可歌可泣

13.駭人聽聞 14.毫厘不爽 15.馬革裹尸

16.厝火積薪 17.鶴立雞群 18.巧言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