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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農李紳范文第1篇

【關鍵詞】農機產品；質量檢查

目前農機質量參差不齊、安全狀況差，加之使用者文化水平低、操作技能差，對農機的使用、保養、維護不當，存在很多安全隱患，容易造成質量事故。由于農機零配件質量低劣而造成的重大質量事故也頻頻發生。直接影響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影響到農業效益的增長，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1.農機產品存在的質量問題

農機產品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現農機市場上的主要質量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1.1安全性不強

很多農機產品生產者不懂標準、質量、安全、工藝等方面的知識，產品粗制濫造，致使很多安全防護裝置不合規范。

1.2工藝性差

數量較大的農機生產者僅具備最基本的生產條件，其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較差。同時為了爭奪市場，降低成本，放松質量控制，在生產過程中，在材料使用上以次充好，在生產工藝中減少工序，設備老化，加工精度無法保證等，致使農機產品質量差。

1.3服務性不完善

根據《農業機械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農機銷售者要對農機產品質量負責，但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很難解決“三包”問題。

1.4說明書不規范

按國家標準GB9969.1-1998（工業產品使用說明書》規定，使用說明書要明確標出產品用途和適用范圍，并根據產品特點和需要標出主要結構、性能、型式、規格和正確吊運、安裝、使用、操作、維修、保養和貯存等方法，以及保護操作者和產品的安全措施。但很多農機產品的使用說明書缺東少西，用詞含糊，不符合標準，完全不能正確指導用戶使用。

2.農機產品質量問題的原因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很多，生產廠家、經銷商和消費者都存在一定責任，但主要的責任在于生產廠家。農機零配件生產企業絕大部分是鄉鎮企業，基礎差，技術力量薄弱，設備落后，加上資金緊張，缺乏必要的檢測手段。由于市場需求量大，一些集體、私營企業甚至個體修理部，都加人到農機零配件產品的制造業中。近十年來，行業活動減少，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技術交流，信息匾乏，有不少企業還在使用已經淘汰的標準。為了減少成本，有的企業還取消了一些必要的生產工藝（如軸類金屬表面淬火，根本不采用正確的手段，而是采用土辦法，簡單地處理一下即可，硬度完全達不到國家規定的標準）。更有甚者，一些生產廠家為了追求高額利潤，采用國家不允許使用的廉價原材料，粗制濫造，嚴重影響了產品的使用性能，大大地縮短了產品的使用壽命。其次是經銷商，有一些人缺少最起碼的職業道德，進貨時有目的的進一些質量差、價格低的假冒偽劣產品，以便在銷售時進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混合銷售，欺騙那些手頭沒有錢，識別能力又差的農民消費者。再就是消費者的問題，來買農機配件的大部分人是農民，他們有二種人：一種人是純屬不識貨，花高價買假貨，受騙上當；另一種人是明知道是假件，但因圖便宜，為了解決春耕、夏鋤、秋收的燃眉之急，只要能用上就行。這樣就為假冒偽劣農機產品提供了市場，經銷商也敢大膽地進貨，不愁賣不出去。

3.問題的解決辦法

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就要求廣大的質檢工作人員，在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同時，有責任有義務呼吁國家質檢總局及各地各級質檢部門，一定要加大這方面管理力度，嚴把質量關。從以下四方面抓起：一是要積極組織行業活動，互相交流信息，及時宣傳貫徹落實新標準。對產品質量好的企業給予大力表彰；對一些產品質量差的企業應予以曝光，必要時勒令其限期整改或停產整頓；對那些生產條件極差，無檢測手段的企業，應堅決予以取締，扶優限劣，切斷假冒偽劣產品的源頭。二是定期和不定期對農機市場進行調查、抽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對抽查檢驗中不符合產品質量標準的商品要堅決予以沒收。對經銷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廠家，商家要依法查處，決不手軟。最好配合當地電視臺及其它新聞媒體采取曝光等手段，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從而更好地凈化農機市場。三是向廣大農民消費者開展有關產品質量法的宣傳講座，經常舉辦農業機械基本常識的培訓班，宣傳農機產品質量的有關政策和規定，加強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四是努力提高廣大質檢工作人員的素質。各地各級質檢部門要廣泛開展業務練兵，不要怕花錢，要每年定期組織培訓、考核。學習新標準，進行技術交流，真正培養一大批政策性強、業務水平高、技術過硬的質檢工作人員。

農機產品質量調查彌補了原有監督模式的不足，其突出特點是以農民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對農機具的評價為主要依據，通過面上調查和重點跟蹤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對農機產品生產、銷售進行全過程的跟蹤調查。經過對所有問題的歸納、匯總和分析，產生調查結論并向社會公布。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有效地向用戶傳遞質量信息，指導消費者根據自身條件選購適用的產品，還能使企業了解自己產品存在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質量改進。這一方法的實施，不僅促進了產品質量的不斷完善，同時也為農機質檢工作提出了更加全面化、科學化、系統化的新要求。

4.結束語

綜上所述，提高農機產品質量，既要持之以恒地整治和打擊假冒偽劣農機產品，還要從長治久安出發，建立長效的管理機制，標本廉治，綜合治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假冒偽劣的行為在實質上得以清除，凈化農機市場，全方位地加大農機產品的管理力度，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農機產品的質量。

【參考文獻】

[1]安忠亮，郭兆義.我國農機產品質量存在的問題及其提高措施[J].民營科技，2008，（07）.

[2]潘聚貴，張念文.對農機產品質量存在的問題及其提高措施的研究[J].民營科技，2008，（02）.

[3]賈首文.淺析農機產品質量差的原因及解決對策[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4，（08）.

憫農李紳范文第2篇

東西七道巷,南北五道巷,這是一個迷宮版的世界。

這里陰暗,逼仄,是絕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進入蘭州的第一站。

清晨的城中村

在這片六七千平方米的面積上,密密匝匝地立著三層、四層的小樓,密集的建筑把這里切割成一個迷宮版的世界。樓與樓之間的距離也近到對面房子里的手機鈴聲響起,這邊房子里的住戶趕緊找電話的程度。即使在正午,樓與樓的夾縫間,也不會有一縷陽光照射進來。

一只老貓抑或是一條黑了身子的白狗,會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刻出現在你的面前,對你狂吠幾聲,掉頭跑掉,不知從哪里旋起的一陣風,吹著塑料袋就朝你撲面而來。陰暗,逼仄,混亂,一切與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格格不入,但卻是絕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進入蘭州的第一站。

許三貴住在這里有快十年時間了,房租從80元不斷上漲到現在的200元。其間他也搬過無數次家,但是總是在這片地方輾轉騰挪。搬家沒有特別的原因,或許就是因為隔壁的住戶太吵鬧了,或者與房東不太對脾氣了。

5月2日清晨6點40分,許三貴背著一大一小兩個鐵錘走在陰暗、逼仄的巷子里,身后跟著的是許想貴,同樣背著兩個鐵錘。一根結實的尼龍繩系于錘柄兩端三分之一處,像一桿鋼槍一樣背在身上,這是他們在蘭州這座城市賴以謀生的工具。來蘭州務工的農民工最終十之八九都會走入砸墻或者搬運行業。

這是一對來自漳縣武當鄉的堂兄弟,許三貴32歲,許想貴45歲。在蘭州,許想貴一切都要聽從許三貴的安排,因為只有許三貴可以更多更快地聯系到包括砸墻、刷墻、背裝修垃圾和搬家具等各種力氣活。運氣好的話,許想貴可以跟著一天掙到100塊錢。

在一家沒有招牌的包子鋪前,許三貴和許想貴坐在露天的餐桌邊,點了水煎包子,一碗豆漿。水煎包子1塊錢5個,豆漿一碗5毛。這天早上,許三貴聯系上了南河灘新村的一個搬運家具的活。要出力氣,他一個人點了十個包子。

包子鋪所在的巷子位于張蘇灘市場后面糧油市場附近,也是這片迷宮的南出口。陸續有更多來自外鄉的人從迷宮里走出來,開始為這一天的生計忙活。許氏兄弟不停地和熟識的人打招呼。

早上7點一過,從糧油市場附近的南河道各座橋梁,一直到寧臥莊賓館,像許三貴一樣的農民工或站,或坐,或躺,開始百無聊賴地等待私人或者裝修公司工頭來找他們干活。

許三貴喜歡呆在寧臥莊賓館前面一片濃密的樹蔭底下,他說:“這個地方夏天特別涼快,困了還可以躺在草地上休息。”

在蘭州,雁灘、十里店是外來務工人員居住最集中的地方。

許三貴的世界

許三貴的世界很小,就是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這里生活著他的妻子、上學前班的小女兒還有農歷三月份過完三歲生日的兒子。

雖然住著一家子人,但是許三貴的房子里卻連一臺電視也沒有。許三貴說:“我們打工的,總是搬家,置辦什么家具,把錢存下才是正經事。”屋子里的床、桌椅、板凳全是房東家的。

許三貴兄弟姐妹四個,他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許三貴說:“從小家寒,初中沒有畢業,就到新疆昌吉的農場打工。”十七八歲的許三貴和來自貴州、四川、河南等地的外出打工者在昌吉一眼望不到頭的農場里負責種植油葵、棉花。從種到收,一年的工錢將近5000元。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對漳縣小伙許三貴來說,這個收入已經很不錯了。許三貴說:“每次回家,村里人都說你把錢掙下了。”

19歲的時候,老家給許三貴說了一門親事,他必須回家結婚了。靠著當年4000多元的工錢,許三貴沒有讓父母拿一分錢,就把媳婦娶進了門。

婚后,許三貴沒有再去遙遠的新疆,他在蘭州張蘇灘蔬菜市場干起了裝卸工。許三貴說:“兩個人裝一車,每人能掙30元。”這個只憑力氣,不需技術的活計,許三貴整整干了三年。有一次,許三貴在市場等活,一個搞裝修的浙江老板問他,愿不愿意干清理裝修垃圾的活,許三貴想都沒想就答應了。連續干了4天,許三貴不但清理裝修垃圾,還跟著其他工人學著砸墻。4天下來,掙了160元。許三貴再也不去蔬菜市場裝車了,他開始專門跟著裝修公司干。

“活做得好,人老實,就總是有活干。”許三貴說,“現在他一個月下來收入在2000多元。”妻子生下小女兒后,許三貴就把母女接到了蘭州。但是許三貴卻不愿意妻子出去打工,他很有男人味地說:“我找你就要養活你,掙錢是男人的事情。”

許三貴在蘭州十年,替人家砸墻裝修房子無數,他也進去過這個城市很多普通小區,甚至不少高檔樓盤。“做夢也想住這樣的房子,眼睛一睜,還在自己的破床上躺著呢。”許三貴說,這樣的生活不屬于他。他能夠做的,就是努力掙錢,把老家剩余的幾間老房子翻蓋好。

許三貴始終忘不掉他上學時的艱難,“要翻過兩座山梁,路陡得很。”兄弟姐妹四個中,只有許三貴上到了初中,后來因為家里實在無力供他上學了,許三貴才輟學打工。這對許三貴來說是一件遺憾的事情,當初比許三貴學習差很多的一個同桌,由于家庭條件好,高中補習了三年,終于考上了師范學院的大專,現在是老家一個學區的總校長。

2007年,兒子出生后,妻子回家呆了兩年,又回到了蘭州。“小女兒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了。”許三貴說,“想讓孩子上城里的幼兒園、小學,將來還要考上大學。”

一個睡覺的地方

4月29日晚7時許,外面天色依然很亮,迷宮里的巷道里卻已經很暗了。在一幢四層樓房里,陸續回來的租客開始淘米洗菜。

這里每一幢小樓的結構幾乎完全一樣,狹小的院落,數十間大小不一的房間呈“回”字形把房子一層一層往上摞,中間形成一個中空的天井。一般房東占據最高層的房間,用一扇鐵門將其與租客的空間完全隔離開。除了每月收繳房租和水電費外,房東和租客的生活完全沒有交集。在許想太眼中,他們和房東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群。

4月29日這天,許想太和鄧元海沒有等到一份工,他們很早就回到了出租房里,兩個人干掉了一瓶二鍋頭,已微醺。這間位于二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擺了三張床,常住著四個人,除了許想太、鄧元海外,還有蔡愛民和文小軍。

這間房子每個月的租金是200元,四個人分攤,對他們來說倒不是最重的負擔。要在這樣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謀生,要懂得的遠不止掙錢而已。“這些人不怎么注意衛生。”一名房東說起衛生的糟糕狀況,不禁皺起眉頭。前段時間,她就專門跑到村委會投訴鄰居租戶把廢水排到她家,還有放在她房屋旁邊的公共垃圾桶,“搞得大家把那兒當成了垃圾堆,我的房子里有股怪味,蟑螂也多了。”

這名房東說:“這也不能說是別人故意,誰讓城中村的房子都靠得這么密,巷子都建得那么窄呢?”在不見天日的城中村深處,即便是晴天的時候地面也都是濕漉漉的。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張詠梅和他的研究生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農民工居住條件相對較差,主要是面積狹小,農民工住房中的生活基礎設施也比較差,2.2%的人住房中沒有電,37.3%的人住房中沒有自來水,有獨立的廚房、廁所、暖氣、煤氣或天然氣的住房比例分別為22.2%、25.3%、25.9%、31.8%,有洗澡設施的比例最少,僅為8.3%。另外,還有30.9%和53.7%的人分別表示住房中沒有電視機和電話。但是沒有發現農民工沒有地方住的情況。

他們很少有娛樂,打發漫漫長夜的最好辦法就是把自己喝醉。靠近許想太的床邊,擺著7扎已經喝完的空啤酒瓶。許想太說,他們這些人都很能喝酒,他一個人可以在半小時喝完一扎啤酒。“到蘭州慣上的癮,夏天干活的時候總想喝,幾錘下去,酒精變成汗蒸發了,哪里能喝醉?”面對懷疑,許想太拍著胸膛說。

除非老鄉之間偶有來往,住在這里的租客之間很少走動。文小軍說:“這里的人總是像防賊一樣防著。”但是文小軍才不管那么多,他說:“我們哪里都能住,隨便找個老鄉能擠下個身子就行。”

只要容身就成

這幾年,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涌入城市,村民自建房的房租也是水漲船高,現在一間房的平均價格至少是100元。如果想要租到地段好一點的小區樓里,出租價格已經接近千元。

這段時間,老家的莊稼都種上了,閑下來的男人們陸續離開老家去各地打零工。在張蘇灘社區的這片城中村里,房子已經非常緊俏,來蘭州已經20天的許想貴還沒有租到自己的房子。許想貴說:“房子不是沒有,就是170元的價錢有點高了,讓人無法接受。”如今,他只好在老鄉的出租房里,地上鋪上干活時撿的木頭板子,打地鋪。即便如此,還要分擔一些房租。“老鄉也不容易。”許想貴說。

26歲的蔡愛民來到蘭州剛一周時間,目前也是“加塞”住在老鄉的房子里。蔡愛民是漳縣馬景鄉人,2003年第一次出去在新疆打工,夏天經常冒著40多度的高溫在農場干活,一個月才600元。此后,他又在蘭州北站貨場干裝卸工,一個月辛辛苦苦不過1000元。由于有木工的手藝,2008年,在親戚的介紹下,他去山西干建筑工。在工地上,成了專門的木工,一天就有60元的工錢,是他外出打工以來最好的收入。

今年2月份,他再次去了山西,呆了一個月,沒有找到活,給在蘭州打工的叔叔打電話,得知這邊有活,就來到了蘭州,跟著叔叔許三貴干活。雖然一周運氣好,掙了700多元,但是要獨立承擔每個月百余元的房租依然是很重的負擔。“我們干活全靠運氣,這周也許有幾百,或許接下來一個月都會沒有活干。”無法預知的未來,讓小蔡很是無奈。

許想貴家里種著十畝旱地。他說:“從正月到現在就沒下過雨雪,冬小麥全完了。”鄧元海來蘭州已經20天了,掙了300元,除去日常開銷,現在反倒欠著老鄉100元錢。“一碗面要6元錢,吃飯、住房、坐車這些一天就要投進去20元。”已有醉意的鄧元海說:“人多活少。”

收入沒有預期,但是支出卻是必須的。對這些打零工的農民工來說,一個月的房租基本上占了他們收入的20%,再加上伙食,手頭的余錢不過幾百元。

在這個群體里,他們自有生存的規則,這種規則就是從老家帶來的不破的鄉情。文小軍說:“不愁沒地方住,這么多老鄉在這,只要能夠容身就成。”

掙錢回家

幾乎所有的農民工從來不把扎根城市當作他們的目標,掙錢回家才是他們的目的。張詠梅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從調查數據來看,自己租住的所占比例最大,為83.1%,自己購買住房的只占4.3%。

王曉軍就是這4.3%中的一員。上世紀90年代中期,王曉軍離開清水老家,在蘭州某高校的一間食堂里當學徒,其后便在蘭州市安寧區開了一間餐館,由此在蘭州開始赤手創業。

2003年,蘭州的房地產剛剛起步。此時,王曉軍在蘭州已經靠著開餐館有了一些積蓄,近20年的生活,讓他們一家很難適應老家農村的生活,王曉軍和妻子商量,也許他們可以在蘭州買房子,成為一個真正的蘭州人了。

今年8月份,他將在雁灘高新區拿到屬于自己的房門鑰匙。今年,他的大女兒也要參加中考。這意味著,王曉軍奮斗10年后將成為真正的蘭州人。

憫農李紳范文第3篇

夏建軍

1992年1月1日，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開始實施。《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出臺不僅使“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的處理有法可依；而且，也使司法審判實踐中處理其他類型人身損害賠償爭議有法可供參照。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48條（二）項依據受害人的戶籍類別，將受害人分為 “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據此適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賠償。受此規定影響，在此以后受害人的戶籍類別成為對受害人分類并適用不同標準進行賠償的依據。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的實施，取代了《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從而成為審理各類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法律依據。《司法解釋》第25條、第28條、第29條、第30條在規定中將受害人分類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據此適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賠償。

《司法解釋》的實施至今已一年余。從司法審判實踐看，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院仍將《司法解釋》中的“城鎮居民”理解為“非農業人口”、將“農村居民”理解為“農業人口”，并據此適用相應的標準進行賠償，從而造成司法審判實踐中的不公。

將“城鎮居民”、“農村居民”認定并等同于“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戶口人員是對《司法解釋》所作規定認識和理解的錯誤。“城鎮居民”雖然包含“非農業人口”戶口人員，但是并不僅僅局限于“非農業人口”戶口人員，其內涵比“非農業人口”戶口人員要廣得多；而“農村居民”也僅僅是“農業人口”戶口人員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員。

一、現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關于受害人的分類及分類所依據的標準做了重大改變。

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48條(二)項將受害人分類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據此適用不同的賠償標準；這是與當時的戶籍制度實行非農業人口戶口和農業人口戶口二元制戶口管理結構相適應的。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就受害人分類其所依據的標準是受害人的戶口類別。

二元制戶口管理結構的戶籍制度形成于我國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實行的統購統銷及供應城鎮居民定量糧的糧油政策和我國的第一部戶籍管理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幾十年來，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隨著社會人口的流動，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二元制的戶口管理結構已遠遠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和公安機關戶籍管理工作的需要。現實表明，二元制的戶口管理結構存在著諸多弊端，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因此，《司法解釋》在就受害人分類時未再依據戶口類別采取“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的分類方法，而是以“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作分類依據，據此適用不同的標準賠償。

從《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到《司法解釋》規定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新舊規定之間就受害人的分類類別及其依據的標準均已發生了變化。

其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將受害人分類為“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其依據的是受害人的戶口或戶籍；而《司法解釋》將受害人分類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其依據的是受害人的生活、工作、居住的環境和地域。兩者之間不僅分類所依據的標準也不同，而且分類后的名稱和概念也完全不同。

其二，某某戶口或戶籍是法律概念；而某某“居民”已是社會學概念或邊緣學科的概念而非完全意義上的法律概念。因此，兩者分類所依據標準的性質也不同。

其三、某某戶口或戶籍與某某“居民”其內涵更不同。某某戶口或戶籍是指公民在公安機關戶籍登記管理上的記載，表示的是一種居住地身份或出生地身份；而某某“居民”是指一定社會制度下，在一定時間里、一定地域內，居住的相對穩定的且其經濟收入和生活與居住相聯系的有生命的人。所以，某某“居民”已經不局限于以戶口或戶籍為標志，較之于某某戶口其內涵更為豐富、對象更為廣泛。

所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與“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兩者已經不是同一層次上的概念。無論是名稱、概念，還是各自的內涵均不相同。

因此，《司法解釋》實際上已對《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受害人的分類及分類標準作了重大的改變和修正。此節，《司法解釋》第25條、第28條、第29條、第30條表述的十分明確。

二、“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并不等同于“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人員。

“城鎮居民”實際上是指城鎮常住人口。即在城鎮有固定的居所在城鎮居住，在城鎮有固定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及生活來源并且戶口落戶在城鎮的人員；或者戶口雖然未在城鎮落戶，但是其已經在城鎮居住、工作、生活并且達到一定期限的人員。所以，只要符合以上條件的人員均應認定為“城鎮居民”。因此，是否屬于“城鎮居民”并不以或并不僅僅以戶口或戶籍為標志。

“城鎮居民”不僅包括戶口登記為“非農業人口”的并且居住在城鎮的人員；而且包括居住在城市或小城鎮的，戶口登記為“自理口糧戶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居民戶口”的人員以及戶口雖然尚未在城鎮落戶，但是其已在城鎮居住、工作、生活并且已經達到一定期限的人員。“城鎮居民”所包含的主體比“非農業人口”要廣的多。因為：

1、“非農業人口”戶口人員，其居住、工作、生活均在城鎮并且其戶籍也落戶在城鎮，其戶籍與居住、工作、生活的環境和地域是統一的；“非農業人口”自然應當認定為“城鎮居民”。對這一點，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司法審判實踐中是沒有爭議的。

2、登記為“自理口糧戶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居民戶口”等戶口的人員也應定性為“城鎮居民”。

其一、這幾種戶口是“農業人口”戶口的演化；其雖然發源于“農業人口”戶口，是“農業人口”戶口的發展，但其已不同于“農業人口”戶口。其是已經進城在城鎮居住、工作、生活的農民，或因在城鎮有固定的自有房屋，或因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并且均因此生活在城鎮，從而因為符合公安機關戶口管理所規定的一定的條件，其戶口遷至所居住的城鎮后在公安機關登記的戶口類別。此時，他們的戶口在戶籍管理類別上已不再是“農業人口”，而是城鎮“自理口糧戶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居民戶口”等類別。

憫農李紳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民工；組織化；體育鍛煉；激勵

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12)02-0045-05

農民工是伴隨著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城鎮化進程而產生的一類具有時代性的特殊人才。我國目前的農民工總人數超過12000萬，而且以每年大于100萬的速度增長，成為一個新生的群體組織。農民工組織是我國社會轉型期城鄉二元格局和城市化進程的產物，他們缺乏相應的管理機制、資源獲取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是社會上的流動性群體。作為一個新崛起的社會階層，農民工群體為了獲得相應的社會支持，滿足其自身的社會需求，形成包括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的社會群體組織。農民工的組織化對于農民工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現實作用。在“十二五”規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推動全民健身工程，實現中國從體育大國到體育強國的轉變，農民工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促進農民工的體育健身使健身意識深入農民工群體組織，從組織化的角度對農民工的體育健身進行激勵，提升農民工的幸福感和健康指數是我國邁向體育強國進程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1 農民工組織化的現狀與原因

農民工的組織化是指農民工為了獲取相應的社會支持，滿足自身的社會需要而主動加入社會各類組織的社會行為。社會群體理論研究認為群體能夠幫助群體成員實現情感欲望的寄托，滿足其表達意愿的需求，為成員提供意愿表達和情感交流的機會。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面臨舊的生活體系的脫離與新的生活環境的重構，在這種新的重構過程中伴隨著情感的孤獨和無助，此時農民工就會出現對新組織的情感訴求。新的能夠為農民工提供情感寄托和社會支持的群體組織應運而生。

關于農民工組織化的研究主要分為理論層面和實際現實兩個層面。在理論方面，陳成文的研究認為農民工的組織化主要分為沖突論視角、功能論視角和互動論視角三個研究視角，從沖突論的視角來看農民工的組織化是一種沖突化解機制，有利于群體目標的利益整合；從功能論的視角來看組織化是一種權利維護機制和資源獲取機制，有利于農民工生存境遇的改變；從互動論的視角來看組織化是一種主要的互動機制，有利于農民工個體角色的定位和社會互動關系的平衡。錢民輝教授在“流動人口與小城鎮發展研究項目”的課題中指出農民工有自己的正式組織，但隨著農民工組織化程度的加深非正式組織逐步成為主要的組織形式。要充分重視農民工非正式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徐旭初研究了浙江省農民工的維權問題，分析了組織化與“法團主義”對農民工維權的重大作用。相關研究表明，農民工的組織化正呈現出多元化的新局面。（見圖1）

從我國農民工組織化的現狀可見我國農民工的自組織化程度較高，非正式組織占的比例要遠遠高于正式組織，比例大約為4.3∶1.可見由農民工自發組成利益訴求組織的積極性較高。

影響農民工組織化的原因主要有制度方面和思想方面兩個層面的原因。（見表1）

我國農民工的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利益訴求渠道不暢是農民工組織化的根本。由上可見農民工組織化既有制度機制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國家權力機關的參與受限、農民工的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制度低效、大眾傳媒缺位和司法救濟有限，又有思想方面農民工維權意識、利益訴求和組織訴求的覺醒。農民工的組織化雖然剛剛興起不久，但在維護農民工權益，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和推進全民健身工程的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作用，根據社會分層理論，我國的社會群體可以劃分為十個階層和五個等級，農民工處于社會的中上層、中中層和中下層三個等級，相對來看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比較低，社會融入性差，相應的自組織化程度高。鑒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5個假設為前提，對農民工的組織化行為和農民工的體育健身進行相關研究。（見表2）

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是研究的因變量，經濟、社會、心理、文化程度和社會沖突與安全是研究的自變量。這五個方面又劃分為相應的指標體系進行具體的衡量。經濟層面主要包括月工資水平，職業性質、生活保障、福利待遇等；社會層面主要包括社會交往、社會等級、社會參與環境等；心理層面主要包括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文化程度層面主要包括學歷水平和素質；社會沖突與安全主要包括社會沖突頻率和社會安全感保障。

根據相關的假設研究，農民工的組織化與經濟、社會、心理、文化程度和社會沖突與安全可能有關系。通過經濟、社會、心理、文化程度和社會沖突與安全的相關的指標與農民工組織化和參與體育健身的關系進行相關性分析來驗證假設。（見表2）

通過研究認為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與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文化程度、社會沖突與安全存在相關性聯系。通過相關性分析證明前提假設成立。其中，農民工的組織化與收入水平成正比而體育鍛煉現狀與收入水平成反向相關；福利待遇和社會交往與組織化程度成負相關的關系，相關系數水平較高。

在經濟層面，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水平與其組織化成負相關的關系，工資收入水平越高，則表示相應的社會地位和社會交往越多，社會關系越多，參與的組織和各種活動相應會增加。而收入較低的農民工由于受到收入的限制社會交往相對較少，相應的社會組織參與程度較低。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農民工的組織化相關性最高，是月收入1000元以下農民工組織化系數的3.4倍。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越高其經濟收入對健身鍛煉的相關性影響越小，即體育鍛煉的可能性越大。其中1000元收入以下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對體育健身的相關性影響最顯著為0.385，當農民工的工資在3000元以上水平時體育鍛煉變量不顯著。在職業方面，建筑業和餐飲服務業在0.001水平上顯著，工業在0.01水平上顯著，建筑業和餐飲服務業參與組織化的程度最高。在體育健身方面保安職業在0.001水平上顯著，保安職業與體育鍛煉的關聯性更加密切。在經濟層面從顯著的變量分析來看農民工職業性質的顯著性不大，相對與處于職業中下層的農民工而言比處于中層及以上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更高，職業層次高的農民工的體育健身可能性更高。在工資收入方面，工資收入越高其組織化程度和參與體育鍛煉的可能性越高，在工資收入上組織化的發展與群眾體育健身的發展成正相關。

在社會層面，農民工的福利待遇、社會交往、社會地位與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在0.01水平上顯著。農民工的社會地位越高社會交往越多，其可利用的社會資源越多，越有利與其參與更多的群體組織活動。福利待遇是一種勞動保障，反映出對農民工勞動利益權力的保障，當權力保障比較健全時農民工的權力維護訴求較弱組織化程度相應較低，當勞動保障不健全時農民工的勞動利益權力有需要維護的需求會自發參加到組織中，組織化的可能性提高。在體育健身方面，勞動休息休假和工作與休息時間在0.001水平上顯著。勞動休息和休假是農民工進行體育鍛煉的前提條件，勞動休息和休假與農民工的體育健身水平成正相關關系。在社會交往方面，農民與市民的社會差距和沖突越大市民的排斥越強烈，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參與體育鍛煉的積極性越低，農民工獲得社會情感和物質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在心理層面，自己的認可和社會認可與農民工的組織化和體育健身成正相關的關系。農民工的自我認同越強烈，對打工地有家的感覺，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的更新更有利于農民工的組織化和體育健身的可能性。其中社會的包容性和自我的認同相關性最高，顯著影響農民工的組織化和體育鍛煉可能性。

在文化程度方面和社會沖突與安全方面，文化程度與農民工的體育健身正相關，但與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沒表現出明顯的相關性。農民工的文化水平越高，其對體育鍛煉的意義和認識更加深刻，參加體育鍛煉的可能性更高。社會沖突中農民工與市民的沖突在0.001水平上與農民工的組織化相關。與市民的沖突頻率越高，農民工加入組織尋求保護的可能性越大。安全感和安全程度與組織行為密切相關，相關性分析顯示農民工的社會安全感的高低與組織化在0.001水平上顯著。農民工晚上外出沒有安全感和社交缺乏安全感，在經濟人理性的支配下自然會轉向尋求組織的支持和保護，組織化的可能性提高。

3 基于組織化理論的農民工體育健身激勵

組織力是一種組織對其成員的影響能力，組織通過一定的心理、角色和利益來調節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向著組織期望的目標發展。調查研究顯示當前農民工的組織化已成為農民工向城市融入過程中的一種發展模式，是農民工城市化過程的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在農民工組織中利用組織力來激勵他們參加體育鍛煉，提高身心素質，是群眾體育走進農民工的一條有效途徑，對于農民工的體育健身乃至全國的全民健身工程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3.1 基于心理契約的群體激勵分析

心理契約的提出是在20世紀60年代，Argyris在《理解組織行為》中認為心理契約是組織中除了正式的經濟契約關系規定外所隱藏的組織和成員之間一種相互期望和理解。著名的管理心理學家施恩也提出：“心理契約是個人將有所奉獻與組織欲望有所獲取之間以及組織將針對個人期望收獲而有所提供的一種配合。”［1］對于心理契約的研究國內外還沒有一種統一的定論。心理契約具有雙向、動態、非正式的特點，是組織成員與組織之間一種互動的心理期望。農民工組織成員的心理契約特征表現為：希望得到尊重、需要保護和支持、增加就業機會，加強社會交往，尋找精神寄托。農民工的心理契約在現實中有激勵和凝聚作用。

農民工的體育健身工作要著力于農民工的心理契約才能在組織中通過組織力的作用加以推廣和實施。農民工組織化的心理契約建立在相應的尊重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的層面。（見圖4）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5個等級，分別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利用農民工的組織心理契約和相應的需求分析開展相應的體育健身活動，提高體育運動的外延效應，通過群體體育活動提高團隊精神和協作意識，通過長期的體育鍛煉塑造自立、自強、拼搏的精神品質。

在農民工組織中加大對體育健身價值的宣傳。在組織中塑造良好的體育健身氛圍，樹立健康的觀念，從提高對體育的認識上入手，加大組織成員的認知程度，從自我實現的角度進行激勵，營造追求健康的組織文化。把體育鍛煉發展成為農民工組織成員交往的重要手段，推動農民工參與體育鍛煉的熱情。

豐富農民工體育鍛煉的內容。根據農民工組織人群的自身特點，制定組織合理的體育鍛煉活動，提高農民工的體育運動技能。農民工組織關心體育活動滿足組織成員尊重的需要，設立相應的比賽和獎勵，對體育運動能力強者進行獎勵，滿足農民工自我實現的需要，在娛樂的同時提升自我認可程度，激勵農民工在體育的娛樂性中享受體育的健身價值。

3.2 基于角色分析的組織激勵分析

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根據角色分析，農民工在組織中也存在著多重角色：組織的領頭人，組織的成員和組織的協調者。農民工的體育鍛煉由于其分散、臨時、流動性強，長期無人組織管理從而造成農民工體育鍛煉的積極性不高。因此充分利用農民工的組織化，成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體育組織形式，讓體育鍛煉真正走入到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是農民工體育健身發展的出路。

根據麥克利蘭的成就需求理論，領導者的激勵方式重在工作成就方面的激勵。農民工的潛意識中具有自卑感和性格壓抑等特點，參加體育健身活動的積極性不高，需要農民工組織領頭人的組織與管理。農民工自身對體育健身活動掌握的較少，也怕被人瞧不起缺乏自信更需要農民工組織的帶頭和引領。在組織激勵層面，由于農民工在組織中的角色地位不同，相應的有不同的激勵方式，組織的領頭者需要較高層次的成就激勵，協調者重在工作自身內容上的激勵，組織成員重在體育健身帶來的好處和效果激勵。

3.3 基于利益訴求的組織激勵分析

農民工的組織化就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社會支持，滿足自己的利益訴求。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既包括公平就業和享受待遇權，也包括平等參與體育鍛煉的權利。農民工組織充分發揮體育健身方面利益訴求的作用將有利于推動農民工的體育健身工程。農民工組織的利益訴求主要包括：要求加大社會支持力度，確保農民工體育健身的參與權；要求社會輿論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歧視；爭取政府和社會資金為農民工的體育健身增加經費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社會體育指導員指導農民組織的體育鍛煉內容，提高農民工體育鍛煉的積極性。（見圖5）

農民工是城市的合法市民成員，應該融入城市享受和城市人一樣的體育健身環境和方式。農民工的體育健身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制度做支撐，作為農民工組織應為農民工爭取休閑體育健身的條件、環境、設施和時間。特別要維護農民工的休息休假權，根據以上相關性研究表明農民工參與體育鍛煉與農民工的勞動休息休假成正相關。農民工組織要確保農民工體育健身的參與權，加大社會對農民工體育健身的支持和重視程度。

由于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一些城市市民對農民工存在歧視，這種歧視的心理或行為會對農民工的心理造成傷害，使農民工形成自閉和自卑的心理，挫傷農民工參與體育鍛煉的積極性。農民工組織應為農民工爭取社會的人文關懷，為農民工提供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體育生活，為農民工爭取一種寬松、公平的社會氛圍，利用社會輿論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歧視。

農民工的體育健身場所大多集中在公園或社區內，有些農民工生活的社區條件臟又亂沒有配套的體育健身設施，限制了農民工體育健身活動的開展。農民工組織應努力吸納社會資金和體育彩票基金為農民工的體育健身提供便利設施，使農民工的體育健身活動生活化，提供免費的健身場地、設施和器材，方便農民工進行體育鍛煉，豐富他們的業余休閑活動。

農民工的收入較低文化程度也相對不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工的體育認知和體育鍛煉技能，體育素質相對較低。農民工組織應著力打造先進的體育文化理念，通過體育文化感染農民工，增強群體意識和協調能力。需要專業的社會體育指導員指導農民組織的體育鍛煉內容，提高農民工體育鍛煉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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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農李紳范文第5篇

一、注重引導各村在創建文化禮堂過程中彰顯地方特色

有著千年歷史的瓜瀝鎮，文化底蘊深厚，這份底蘊，來自水塘縱橫、稻米花香的昭東水鄉；來自明代女將沈云英、近代繪畫巨匠任伯年的名人遺韻；也來自千年積淀造就而成的瓜瀝人吃苦耐勞、敢為人先的魄力。在農村文化禮堂建設中，瓜瀝鎮注重引導各村在建設過程中彰顯地方特色，我們要求每個文化禮堂的外在建設都各具特色，“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進入瓜瀝鎮官一村，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幢白墻黛瓦的復合式小院，小院墻上繪著古詩《山居秋暝》和青山、松柏，一派詩情畫意。這就是新建的文化禮堂，占地面積約有5畝地的四合小院就“安”在村中心位置，圓形拱門、仿古長廊、綠化遍地，令人仿佛置身于江南特色園林中一般，十分別致。將農村文化禮堂設計得如此有韻味，到底是誰的主意？這是村干部在實地考察了多個已建成的農村文化禮堂后，再結合本村的水鄉風情特色自行設計的，這樣的設計風格也最終得到了村民代表的認可；如今，官一村文化禮堂外在建設絕對獨具一格，這幢投資130多萬元的建筑已然成為村里的新地標。步入其中，更是別有洞天――寬敞的籃球場、偌大的村民活動室、炫酷的舞臺設計……一切農村文化禮堂該有的標準配備，在這里都能看到。最值得介紹的是室內文化舞臺，原來，官一村村民能歌善舞，茶余飯后大家都愛哼哼小曲跳跳舞，很是熱鬧；室內舞臺剛建好那會兒，草根明星們便急著上臺“試演”，多番演出后才發現，這個舞臺還是有點兒小，難以容下更多人；后來，村干部們在了解民意后，又對舞臺進行“加大”改造處理，盡可能地擴大舞臺面積；如今，這個80平方米的舞臺深得人心，滿足了更多村民的文化表演欲。

二、注重不斷提升鄉村文化禮堂的文化軟實力

如今，文化禮堂在瓜瀝日益成為發掘優秀傳統文化、傳播現代文明的重要陣地。比如官一村非常注重文化禮堂的內在建設，不斷提升文化禮堂的“軟件”設施，力爭挖掘更多與本村有關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故事，并以圖板上墻、展覽陳列等形式，“放置”于文化禮堂內，使其更具文化底蘊。官一村還先后邀請上虞、紹興等地的專業戲班子走進文化禮堂，為百姓們送上曲藝演出，在豐富了村民文化生活的同時，更積攢了文化禮堂的人氣。因為精神家園建設的一個切入口就是禮儀教育，在瓜瀝鎮舉行的禮儀大賽中，孩子們的開蒙禮、慈孝文化的敬老禮、尊師重教的拜師禮等都在舞臺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孩童開始識字學習常被稱為“開蒙”，開蒙之際要舉行“開蒙禮”，“開蒙禮”作為一項傳統習俗，寓意希望孩子們在今后的求學求知路上能夠開啟智慧、明白事理、學會做人，養成尊重師長、崇儒好學的良好習慣。瓜瀝鎮長聯、信源兩村在長聯村文化禮堂聯合舉行小孩七歲開蒙禮儀活動，二十位即將步入小學校門的學童歡聚一堂，點亮聰穎智慧之燈，開啟求學求知之路。在司儀的引導下，全體小朋友穿上鮮艷漂亮的學童服，分二排齊刷刷地站在禮堂舞臺上方，在“正衣冠”的基礎上，先后舉行了“行拜師禮”、“朱砂啟智”、“開筆破蒙”、“學童朗誦|”、分發“智慧筆”和“聰明蛋”等儀式。通過七歲開蒙禮儀活動的舉行，使小朋友永遠銘記要敬重老師和知識，懂得勤奮學習，報效祖國，學會做人的基本道理，讓學童一生銘記、終身受益，類似這樣的活動在文化禮堂里已越來越多。

三、注重文化禮堂可持續發展的探索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