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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結構范文第1篇

(一)研究背景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資本和勞動力是引起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根據加速原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從加大資本投資，提高銀行存款利率來增加全社會的資本積累［1］。同樣人口增長率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增長模型中，勞動力是全社會的就業人數，一個社會的總人口可以分為以下三類即:少年階層、青年階層、老年階層。其中我們認為青年階層是社會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而勞動力又分為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我們將有工作能力且想要找工作而此時又沒有工作的人稱為失業者，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就業者［2］。就業者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非就業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去分析［3］，在宏觀方面，若是青年階層變多，他們會增加儲蓄，從長期來看，儲蓄的增加有利于個人收入的增長，但是，在短期看來，由于青年階層變多，因而會導致消費不足，進而與消費有關的投資品減少，GDP下降。而如果少年階層和老年階層變多，少年階層會因為對未來有更好的預期，可能會比青年階層消費更多。老年階層如果排除為后代積蓄的話，也會比青年階層消費更多。在微觀方面，可能影響到勞動力市場供給和家庭收支結構的變化。

(二)國內外研究的現狀和本文的研究內容

為了比較好的分析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主要研究對象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4］。

二、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分析

本文選取主流所共識的勞動力比重、老人人口撫養比(指社會中老人人口數量占勞動人數的比例)、兒童撫養比(指社會中兒童人口數量占勞動人數的比例)。其模型可以通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建立，老人贍養比(o)和青年勞動者(w)所占總人口的比重。將該模型取對數之后可建立線性回歸模型。

(二)實證分析

對上述三個模型分別作線性回歸分析，其結果如下:模型(1)的F值為6000．3(0．00)調整的R^2為0．97，模型(2)的F值為666．87(0．00)調整的R^2為0．98，模型(3)的F值為1566．3(0．00)調整的R^2為0．99。(1)模型1－3的F檢驗都非常顯著，因此三個方程整體上是顯著的。調整后的R2都在0．95以上，說明解釋變量能夠非常好的解釋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信息能夠被解釋變量解釋。(2)三個模型中Ink前面的系數均為正數，這符合經濟規律，說明資本的增加能夠帶來經濟的增長。Inw前面的系數同樣也為正數，說明勞動人口的增加同樣能夠使得經濟增長，這與我們前面所分析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是相吻合的。

通過上述三個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勞動者所占比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資本積累，而兒童和老人占總人口比重的增加將會導致經濟增長呈現反方向的變動，而在兩者之中老年人的影響更加明顯。因此老齡化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年齡結構范文第2篇

【關鍵詞】 人口年齡結構 居民消費 人口紅利

一、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的關系之理論探討

凱恩斯消費理論是現代消費理論的起點。按照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總消費只是總收入的一部分，它是一個短期靜態的消費理論。如果從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的角度來看，凱恩斯的理論是關于就業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費理論，因為它沒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費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它是一個宏觀總量消費理論。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理論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盧博格（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說（1954）。按照該假說，消費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年輕時，由于沒有收入，消費來自父母，因此，這一階段是負儲蓄；而進入工作階段后，由于要贍養孩子和撫養老人，這一階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費外，還必須儲蓄一部分給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則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儲蓄來支撐消費。因此，從靜態的觀點來看，一國青少年和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費需求也相應越大，而儲蓄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一個社會成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越大，該國的居民儲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說忽略了一些影響居民消費或儲蓄行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會遺贈一部分財產給子女；他們還會保留一些儲蓄以應付未預期到的支出，因此，遺贈動機和謹慎動機會部分抵消因老齡人口上升而引起的總儲蓄率的下降。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隨著長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人們可能會因為預期到將來的收入增長而增加消費，這會部分抵消因勞動人口上升而引起的總儲蓄率的上升。

與生命周期假說基本相似的理論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弗里德曼將收入分為兩部分：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他認為消費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的構成決定了消費水平。對于一個預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消費水平會持久增加。而對于一個暫時的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暫時的收入增長誘致的消費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長誘致的消費增量。生命周期假說和持久收入假說都認為長期收入水平決定了消費，但二者之間的差異在于：生命周期假說強調預期支出對消費行為的影響；而持久收入假說強調預期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從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與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有相似的結論。

在生命周期理論之后，還有其它一些微觀模型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家庭儲蓄需求模型將孩子和儲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擁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它們的經濟功能是相同的，都是養老的一種工具，因此，孩子數量和儲蓄數量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家庭孩子數量較多時，可以相應減少作為養老保證的家庭儲蓄；孩子數量較少時，增加儲蓄（或減少消費）以防老。

另一種與家庭儲蓄需求模型類似的理論將分析重點放在家庭孩子數量和質量之間的關系上，該理論不是強調孩子數量和儲蓄數量之間的替代關系，而是強調孩子數量和孩子質量的替代關系，家庭孩子數量增加時，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個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從而減少消費。如果孩子數量減少，家庭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會增加。

許多文獻從不同的角度對生命周期理論予以修改或補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老年人口的儲蓄或消費行為的修正。例如，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會遺贈一部分財產給子女；由于死亡時間的不確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還會保留一些儲蓄以應付未預期到的支出，遺贈動機和謹慎動機會部分抵消老齡人口上升而引起的總儲蓄的下降。但是，如果下一代預期到上一代的遺贈，則下一代可能會減少自己的儲蓄，增加消費。遺贈動機對居民消費的凈影響可能是不確定的。不過，有研究表明，遺贈動機其實是很小的,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費或儲蓄行為更多地受到個體死亡風險的信念的影響，而不是群體死亡風險水平的影響。除了遺贈動機和謹慎動機之外，流動約束也會導致老年人口儲蓄的增加，因為退休人口必須更多地儲蓄，以應付未預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流動約束的作用可能比較大。

二、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的關系之實例分析

現有實證文獻大多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專門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實證文獻比較少。但是，經濟增長通常伴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的上升。因此，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間接的關系。另外，根據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論，人口年齡結構會影響到居民儲蓄率的高低。而儲蓄和消費實質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因此，按生命周期理論，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之間還是直接相關的。

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經濟快速增長時，這些國家或地區也正在發生人口轉型，因此，它們成為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經驗關系的合適的例子。王德文（2006）對此有一個全面的分析。他分別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例，解釋了這些國家或地區經濟奇跡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

日本經濟起飛的時間（1950－1973年）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29％。與此同時，日本正經歷人口轉型，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時下降，日本的撫養系數從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導致日本經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經濟增長帶來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經歷表明，人口年齡結構成年型產生“人口紅利”，長短期內都會帶來居民消費的增長。日本在1989年經歷股市泡沫之后，陷入連續10年的經濟低迷期。有人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來解釋，認為日本的“人口紅利”期是1950－1990年，持續了約40年，而1989的股市崩潰正是因為日本“人口紅利”期已經結束。與此相伴隨，日本的居民消費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經濟繁榮期（1950－1989年）和蕭條期（1990－2000年）與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變化軌跡初看起來確實如生命周期理論所預言的：人口成年型時期，經濟和居民消費增長；人口老齡化時期，經濟和居民消費低迷。但是，其中二者之間的關系并未得到證實。至少有三個問題尚未得到明確的解決。第一，日本的國內市場狹小，一直依賴外需維持經濟增長，居民消費并不是驅動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潰并不一定導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費低迷。所以，還不能確定是日本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費不足。第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1946－1964年）出現了所謂的“嬰兒潮”（Baby Boom），日本也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了類似的“嬰兒潮”（在日本稱為“團塊世代”）。兩國都經歷了同樣的人口轉型，但在美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為什么沒有引發類似日本一樣的經濟變化――經濟增長和居民消費？第三，日本的經濟增長確實在股市泡沫之后幾乎處于停滯狀態。但是同時，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將人口因素考慮進去，日本人均GDP的增長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長那樣差。

在日本之后，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也經歷了類似的人口轉型和經濟發展過程。其中中國臺灣在1962年時總撫養系數高達94.1％，到1995年時已經下降到了45.8％，下降幅度超過一半，同期經濟增長約6％左右。韓國從1961年開始控制人口，該國總撫養系數從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過了一半。而韓國同期人均收入增長年平均約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時只有83美元，到1995年時已經超過了一萬美元；居民消費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認為，韓國有效利用了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是取得“漢江奇跡”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紅利”

有許多研究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Bloom 和Williamson，1998；王德文，2006）。但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有效利用了當時的國際產業轉移機會，實行外向型經濟。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進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另外，亞洲“四小龍”都是人口規模很小的經濟體，把它們的經濟崛起歸功于人口轉變沒有普遍的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也伴隨著人口的急劇轉型。1978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保持著年均9.7％的增長率。也正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經濟的因素，中國開始了人口轉型的過程。1982年，中國總撫養系數高達62.6％，而到2005年，總撫養系數已降至38.88％。蔡的研究正是表明了這一點（蔡，2008）。以“總撫養比”做人口年齡結構指標進行研究發現，1983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在26.8％，并且，撫養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中國人均GDP則上升0.116個百分點，反之相同。

曾經有關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預測認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最高、增長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長到2030年。蔡的研究與此項結論大相徑庭。他認為中國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如下：人口總量2030年到達最高點14.06億；勞動人口在2020年左右達到頂點9.23億；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現在已經開始以極快速度下降，并將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時，研究還發現，中國的勞動人口平均增長率并不像人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很高，今后一段時間內，甚至不如發展中國家的1.1％的平均增長率，僅僅是0.4％。同時，在人口結構中，兒童比例將會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會一直升高。

根據蔡的預測，伴隨著人口扶養比的增高，到2013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轉變為人口負債。他認為，當我們有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增長模式――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供給和資本積累時，就應當充分利用這一發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業。根據東亞各國的經驗，以勞動力優勢促進經濟發展最終是可以過渡到以技術進步促使經濟發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將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國會成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會，而且會越來越明顯。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居民消費之間是否確實存在穩定的相關性？人口年齡結構是否確實是中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注意到這些國家都在亞洲，生命周期理論所預言的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并沒有得到更廣泛國際數據的支持，因此，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之間的經驗關系尚待進一步檢驗。

【參考文獻】

[1] 王德文：人口轉變與東亞奇跡：經驗與啟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 蔡：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D].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演講，2008-3-24.

年齡結構范文第3篇

【關鍵詞】年齡結構 住宅 住宅需求

一、引言

住宅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之一，人口因素是影響住宅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關注住宅市場就要關注人口因素。著名市場營銷專家科特勒曾經說過：市場是由具有特定的需要或欲望的全部潛在客戶所組成的。住宅市場上潛在客戶是由不同年齡段的消費者共同構成.關注人口因素中人口年齡構成，有利于了解住宅市場，進而了解和分析住宅需求，為房地產營銷提供指導意見。

由于每個個體都有一個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個體會有特定的事情要做。如美國人一般會在20歲左右工作，26歲左右結婚，31歲左右購買第一套房產。即他們首次置業年齡集中在25～39歲之間。這個規律在日本也同樣存在。日本人口分組住宅自有率數據顯示：1978～1998年的20年里，25歲以下人口組平均住宅自有率是5.6%；35～39歲人口組平均住宅自有率達到了55%。即25～39歲年齡段的人口是住宅消費主力軍。據中國指數研究院調查結果，我國25～34歲年輕人是第一大購房群體，35～44歲中年人是第二大購房群體，這兩個年齡段的人是我國房地產市場需求主力軍。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加上自古以來置業觀念，人們有較為強烈的住宅需求。不同年齡段群體因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價值觀、生活習慣、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不同住宅需求，反映了不同年齡段群體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理念。就住宅需求來言，不同年齡結構的某一群體在住宅價格、區位、面積、戶型設計以及其他配套設施等有不同的需求特征。研究各個不同年齡段的不同住宅需求特征，將為住宅市場開發和發展提供寶貴參考意見。

二、我國購房者年齡結構與住宅需求的關系

（一）我國的住宅現狀

自1998實行住房改革以來，我國進入住宅建設市場化和住房消費貨幣化階段。總體上住宅市場供求結構存在非均衡現象，2000～2009年間普通住宅供給量逐年增加，有效需求量除了2007至2008年有明顯下降，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總之，2000～2009年間普通住宅有效供給量始終大于有效需求量，即處于供大于求狀態。如下圖。{1}

而2000～2009年間我國住宅供求結構中，別墅或高檔住宅的有效需求量和有效供給量處于變化中。有效供給量2000～2007年間呈上升態勢，2007年以后出現下降趨勢；有效需求2000～2007年間顯著增加，2007～2009年出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兩者相比，2000～2008年間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差距不斷縮小；2009年出現有效需求大于供給的情況。如下圖。

住宅智能化方面。如果說70年代解決的是有無問題；80年代解決的是大小問題；90年代關注的是環境優美問題；21世紀是住宅智能化時代。我國智能化住宅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98年以前只是推出了智能化居民小區理念；1998～2000年間是小區智能化的試點階段；21世紀進入了智能化住宅的迅速發展和提高階段。

為提高競爭力各大省市相繼出現了建筑規模大、投資高的智能化住宅小區。如上海中凱之光計劃智能化系統投資采用每平米100元的標準，以達到高檔水平。智能化住宅已成為住宅需求的不可抵擋的趨勢，尤其是寬帶網在智能化小區中的應用已成為必然。

我國老年住宅供應緊缺。2010年據估計約有69萬老年人住在11000多家政府或政府資助的福利老年護理院；居住在非盈利、非政府的護老中心的老年人數不到27萬。隨著社會觀念對老年住宅的認可，未來老年住宅市場潛力巨大。

（二）我國購房者年齡結構現狀

從中國指數研究院調查結果看：25～34歲年齡段購房人數占總購房人數50%；35～44歲年齡段人口占購房人口總數24.5%；這兩個年齡段人在總購房人數中高達四分之三。如圖1。{2}

從上圖看出我國購房者具有明顯的年齡結構特征。這種特征與個體生命周期緊密相關。25～34歲年齡段的人大多處于結婚年齡，大部分屬于第一次置業，購房主要是為了滿足居住需要，需求彈性較小屬剛性需求，他們是當前住宅市場上購房的主力軍；35～44歲年齡段人群的孩子處于成長階段和自己事業發展階段，關注孩子成長和自己的發展，大部分屬第二次及以上置業，具有較強購房能力，購房行為屬改善性需求，對所購房屋未來的升值空間較關心，有一定的投機性。

三、不同年齡段的住宅需求

據中國指數研究院調查結果，可分幾個不同年齡段來分析不同住宅需求：

（一）基本自住需求階段

25～34歲年齡段居民，處于單身或組建家庭階段，有強烈購房需求。但受個人支付能力，包括收入、家庭財產和住宅價格等因素影響，該年齡段的購房者對住宅要求有一定特點。

如因家庭成員較少，住宅面積要求相對較小，集中在80～100平米之間。對住宅價格較為敏感，價格一定情況下，會傾向功能較全和結夠簡單的中小戶型住宅，講究空間集約利用。戶型方面，對臥室設施的要求較高，對樓層要求不高；出于交往和積累人脈考慮，會考慮周邊娛樂設施及商業完善程度，對公共交通完善程度要求較高。

相對來說，他們是當前住宅需求的主力軍，更關注相關限購政策及住宅市場信息，選擇合適的購房時機。受經濟實力限制，他們會選擇父母資助或貸款購置房產。較容易受住房金融政策影響或對所購房產未來升值預期的影響。

（二）發展需求階段

35～44歲年齡段居民處于孩子成長階段及自己事業開創階段，較于上一階段居民，經濟上有所改善，家庭人口數量增加。此階段居民對住宅面積相對于基本自住需求階段要求會大些。考慮到孩子教育問題、養老問題及個人事業發展，傾向交通方便、教育設備完善，能夠滿足照顧老人的發展舒適型住宅。

對空間較寬松、小區環境良好、住宅內部組合和配套設施較好的住宅有更大偏好。如較多房間數，對廚房、書房以及衛生間要求較高，更加注重對各種功能空間的組織和搭配；更注意小區的配套設施及小區環境幽雅等等。因而更多購房者選擇大中戶型住宅，以此能夠與父母兒女共同居住，也能夠滿足子女教育和撫養老人雙重需求。這種住宅要求屬于再次購房需求，此年齡段的購房者在住宅需求上，更注重生活品質提升。建筑風格上有自己獨特選擇，來反映自己的品味。隨著經濟能力提升，此階段購房者更加注重物業服務，對停車場、社區服務及物業管理等有更高要求。

（三）享受需求階段

45～54歲年齡段居民，已有一定程度財富積累，具備一定經濟基礎，有一定購買力水平，傾向追求生活安逸和享樂，注重住宅性能和品質。此年齡段人群將目標定位在面積大、價值高、生態環境好、小區設施齊全和現代化高檔住宅。有能力也有意向選擇優良住宅，除基本配套設施外，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個性化設計。

總之，這一個年齡代消費人群的子女開始成家立業，自身也開始步入空巢期，他們考慮為子女購置房屋或進行改善性需求滿足。但要考慮這一消費人群的子女是否同樣擁有購房水平，若他們擁有一定經濟實力，那么這一年齡代對住宅需求就會相對減少。

（四）便利需求階段

55歲以上年齡段居民，處于退休養老階段。隨著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此年齡段居民數量的增加，養老問題已變得日趨嚴重，將刺激該年齡段住宅市場的發展。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的退化，其住宅需求有幾個特點：住宅面積不會過大，方便老年人日常生活；住宅通風好，陽光充足；多層和高層樓盤配備電梯方便老人進出；社區內有配套的醫療場所，方便老年人就近尋醫。對住宅功能、內部設施及室內室外環境和設施要求會更高。

由于我國老年人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把居家養老作為首選的養老方式。因而家庭住宅仍然是老年人住宅需求的首選，他們更傾向考慮到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點建筑的住宅，對內部結構布局及設施能滿足其獨特需求的住宅青睞有加。目前出現的規范化老年公寓，可以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的生活環境。

四、建議

通過分析不同年齡段人群住宅需求，結合住宅現狀，為住宅市場的發展提供些參考意見：

（一）抓住普通住宅需求

從我國住宅現狀看供給和需求都呈上升趨勢，但總體上略顯得供大于求。通過人口年齡對住宅需求分析，得出占購房總人數50%的25～34年齡段對住宅需求屬基本自住性需求。這個龐大需求群體受經濟條件限制，更傾向購買普通商品住房。但這個群體處在成家這個年齡段，是剛性需求。

因而開發商在做住宅開發建設時，要透徹分析此年齡段人群的心理特征、購房資金的可能來源（工資收入、家人支持或銀行貸款或是公積金貸款等）、對住宅功能的要求等，注重“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發揮住宅使用性；要盡量采用節地、節水和節能的建筑方法和可循環利用材料，降低成本，講究經濟；既注重住宅外部美觀，更關注住宅內部設計的美觀性。

因該年齡段群體對住宅面積需求在80～100之間，屬小戶型。因而開發商要做好小戶型住宅的設計，充分利用好面積與空間，做好精細化設計。如充分利用隔墻和走道吊頂形成儲藏空間：用來儲藏入戶門附近的鞋、傘及包；儲藏臥室里的換季衣服和床上用品。既節省墻體材料，又節省家具占用的空間面積。{3}實際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戶型設計，既美觀也能有效利用空間。

（二）重視舒適住宅需求

35～44年齡段人口對住宅需求影響體現在對舒適型住宅需求上。關注住宅教育及對己事業的積極作用等。我國舒適型住宅在供求關系上存在不均衡，呈現供不應求的局面。這個年齡段需求群體占住宅需求總人口比例達到了25%，住宅價值高，對房地產開發商有影響巨大。

在對舒適型住宅需求提供方面，房地產開發商要滿足其發展的需求。住宅設計上要體現出特色，提供完善的服務設施等。

首先，居住功能要多元化。舒適性住宅不僅是一個生產空間重要的是發展空間。因而除具備必需的生存條件，還要設計供住戶及其子女讀書學習、健身鍛煉、文化娛樂和藝術培養等空間，讓住戶真正體驗到舒適性。其次，住宅設計要講究文化性、藝術性。住宅外觀和內部設計上要力求美觀、高雅、和諧、明快、簡潔，營造高尚的視覺環境，滿足人們心理需求，體現住宅的品位。再次，舒適型住宅要講究以人為本。設計要符合人的生活活動規律，做到動靜分開，如餐廳、廚房、公共衛生間集中布置，臥室、書房和化妝間集中布置。窗戶設計上要滿足住戶親近自然的需求，降低窗臺，還可設計成弧形窗、落地窗或轉角窗。

（三）兼顧享受型和便捷性需求

享受型住宅需求年齡群都有一定財富積累。其需求量雖不及自住型需求，但單體價值大，附加值高，因而值得開發商關注。

對物業服務高要求是享受型住宅需求的一個特點。較為代表性是對智能化住宅的需求。隨著信息化時代到來，居民需求住宅實現智能化，來增加家庭辦公以及其他許多社會性的功能，如教育、娛樂、醫療和購物等等。因而開發商要做好寬帶網在智能化住宅小區的應用工作，不斷完善住宅功能。

由于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銀發市場成為住宅一個新需求點。由于老年人在晚年生活觀念和態度改變，更多具有較高學歷和收入的老年人開始建立自立、自理和自信的生活態度，因而既要滿足老年人便捷性需求，還要注重老人新需求。如營造良好居住環境，提高綠化率，采用園林景觀設計手段，設計人性化“步道”，方便老年人鍛煉身體。通過完善醫療服務設施，關注老年人健康，滿足老年人特殊需求。

注釋

{1}姜曉春.我國住宅市場供求的非均衡計量分析[D].吉林大學，2011。

{2}凌秀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我國房地產市場需求的影響.中國價值，2011。

{3}楊熙，張楠.小戶型住宅設計初探.[J]現代裝飾理論，2011（26）。

參考文獻

[1]郭維鈞.我國智能化住宅小區的現狀及展望[J].北京工業大學，2001.

[2]王永慧，張麗.未來人口年齡結構對住宅需求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2005（3）.

[3]張小杏，楊斌.淺議實用性和舒適型住宅建筑設計[J].土木建筑學術文庫，2008（10）.

[4]凌秀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我國房地產市場需求的影響[J].中國價值，2011.

[5]姜曉春.我國住宅市場供求的非均衡計量分析[D].吉林大學，2011.

年齡結構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口 年齡結構 經濟發展

一、遼寧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狀況

（一）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人口年齡結構是指在一定的時點和地區內，各年齡組人口在全體人口中的比重。人口的年齡結構是構成人口結構的基礎，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研究人口的年齡結構，有利于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社會服務計劃。如圖1所示，1990-2011年，遼寧省0-14歲人口比重總體上呈下降的趨勢，15-64歲人口比重呈逐漸上升，65歲及以上人口平穩上升。

按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通常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人口達到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達到7%，就可視為進入老齡社會。1995年遼寧省65歲以上人口比例為7.02%，已步入人口老齡化行列，進入老齡化的初期階段，2011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0.31%。

（二）撫養系數變化

人口撫養系數是衡量一個地區勞動年齡人口撫養負擔和社會負擔的重要指標。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遼寧省人口撫養系數也發生了變化。如圖2所示，少兒撫養系數處于不斷下降，老年撫養系數卻不斷上升，人口總系數呈下降趨勢。人口總負擔系數的降低，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供養負擔和社會負擔，有助于增加勞動投入和資本積累，為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持。

（三）遼寧省各地區人口年齡結構狀況

2011年，遼寧省0-18歲人口平均比重為14.177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5個，本溪市最低為10.5670。18-60歲人口全省平均比重為68.647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6個，本溪市最高為71.4270。60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比重為17.1970，老年人口比重在17.1970以上的有8個，錦州市最高為18.8570，而且都高于1070，即遼寧省所有地區都已經進入老齡社會。

二、遼寧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

（1）老齡人口的增加為老齡健康產業發展提供機遇。遼寧省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必然帶動老年健康產品的發展，如保健品、營養食品等，同時未來老年家庭病床護理、健康咨詢、老年康復中心以及提供醫療護理和保健器材等的服務將是老年健康產業發展方向。老年人群里面8570都患有一種或者一種以上的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健康是整個健康產業最大的一部分，隨著政府的重視和引導，老齡健康產業必將為經濟的發展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勞動年齡人口的增加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勞動力。遼寧省是我國重要的重化工業基地之一，第二產業中絕大多數均為重化工業，而資本存量在重工業中的比例較高，勞動力所占份額不大，所以勞動力數量對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影響不大。遼寧省1990-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比重的平穩上升，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增加勞動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增長提供重要的支持。

（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1）減緩經濟發展速度。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速度的總作用的趨勢是，老齡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制約經濟的阻力越大；反之，老齡化程度越低，制約經濟增長的阻力越小，經濟增長的速度就要快一些。遼寧省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老齡化會導致青壯勞動力缺乏和社會活力、創新動力不足，還會帶來需求、稅源不足、政府的支出增加，從而將導致經濟會處于低迷狀態。

（2）社會和家庭的養老負擔加重。隨著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續上升，將導致撫養系數升高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加重。2011年遼寧省人口變動情況的抽樣調查，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撫養系數為13.6170，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大致要比2000年多養2名老人，比1990年多養5名老人。隨著傳統大家庭的模式向核心一對年輕夫婦將要贍養4個老年人的困境，這無論是家庭收入，還是贍養精力時間，都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

（3）加劇社會養老保障問題。由于人口老齡化進程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使社會人口老齡化的承受能力較弱，尤其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導致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重在城鎮，而農村的覆蓋面相對較窄，大部分老年人口缺乏養老、醫療等基本社會保障。目前，社會保障乏是生老病死時的重要依靠，但是遼寧省已經提前進入老齡化，傳統的大家庭又已解體，家庭保障功能被削弱，大量的純老人家庭將面臨保障缺失的困難。

參考文獻：

[1]劉新榮.東北地區人口變動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D].吉林大學，2011.

年齡結構范文第5篇

一、引言

宏觀的高儲蓄率是由微觀家庭的儲蓄行為導致的。根據莫迪利亞尼和布倫伯格（Franco 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M），消費者通過調節邊際消費傾向可以達到一生收入效用最大化，如通過儲蓄把一生中高收入時期的收入轉移到低收入時期，這種消費者行為理論就是經典生命周期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基于此理論，可以發現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是基于預防性儲蓄動機而來的，由于人們在年少和年老時無收入，因而會在成年期出于對子女教育、養老的考慮進行預防性儲蓄。調查研究也證實我國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的存在。1997年國家統計局抽取6250戶非農業家庭，調查顯示居民投資的第一意愿為儲蓄，第二為子女教育，而儲蓄動機中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時隔20年之后，事實仍是如此。2005年中國社科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居民的儲蓄目的中，其一是子女教育，其二是養老。子女教育和養老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總消費的前兩位。

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來分析儲蓄率的研究（董麗霞、趙文哲，2011；王德文、蔡?P、張學輝，2003）通常只考慮少兒撫養比和老齡撫養比的此消彼長，而忽視了家庭教育投資的提高所導致的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而我國實際情況是家庭儲蓄較大部分是用于少兒撫養，即子女人力資本積累的教育投資。因此，把家庭教育投資率看作一個內生變量將有助于更加準確合理地判斷人口結構變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長遠影響。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論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所產生的經濟效應，然后在戴蒙德（Diamond，1965）疊代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不確定性的預期壽命和生育率等變量，并假定理性人從自身的生命周期消費、子女的數量和質量中獲得最大效用，構建了一個在預期壽命延長的背景下，家庭內部的微觀決策行為與長期經濟增長關系的一般均衡動態模型。通過數值模擬家庭儲蓄率、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深入挖掘我國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人口年齡結構孤波分析

生育率的高低所引起的人口波動在年齡結構中具有孤波性質，由此會轉化為未來的出生波、教育波、就業波、老齡波等一系列社會孤波，將對近期及未來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

（一）人口年齡結構現狀分析

描述人口年齡結構的常用工具是人口金字塔，它包括擴張、靜止、收縮三種典型類型。擴張型表現為下寬上窄，屬于真正的金字塔形。呈現的特點為少兒人口比重大，而老齡人口比重小，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較高的結果。靜止型金字塔的特征表現為各年齡組人口的比重分布均衡。由于出生率與死亡率相當，未來的人口增長速度維持在零左右。如果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就會轉變為第三種類型――收縮型。收縮型的表現特點為底部收縮、上部變寬，呈現的人口年齡分布為少兒人口比重縮小、老齡人口的比重增大。

本文利用普查數據和全國抽樣數據畫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14年以人口分性別年齡結構金字塔圖（見圖1―4）。從圖形分布可以看出，1990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分布呈現弱擴展性，兒童人口比重較大，而老齡人口比重很小；而2000年的年齡結構分布已屬于收縮型的，到2010年和2014年年齡結構分布的收縮型趨勢越來越明顯，40―50歲人口占較大比重。

國際上根據0―14歲人口占比、65歲以上人口占比、老少比例和年齡中位數幾項指標值，將人口年齡結構分為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種。將我國人口各項指標與國際通用標準比較來看（見表1），2000年各項指標就已逼近老年型人口的下限，處于從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期。而2010年的各項指標已經突破成年型的下限，表現為典型老年型人口結構的特點。

（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孤波分析

在一定條件下，非線性人口發展系統具有漸進穩定性，因此，人口演變可以用弱非線性作用下的波動方程來模擬。通常把非線性發展方程的局部行波解稱為“孤立波”。所謂“局部”是指微分方程的解在空間中收斂于零或確定常數。

1. 人口結構孤立子理論模型分析。“孤立波”如果通過相互碰撞后并不消失，而且波形和速度不發生改變或只有輕微的改變，這種孤立波就是穩定的，穩定的孤立波便稱為“孤立子”。通常將具有類似性質的物理現象和自然現象看成孤立子，如人口演變中由于生育高峰與低谷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的行為。

通常用以下方程來模擬人口演變過程，該方程稱為Kdv方程：

其中，a表示孤立子的振幅。孤立波的波長與振幅的平方根呈反比，由此表明由于經濟、社會及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在增長過程中，如果增長率過高，則波長就不可能過長。這里表示無窮遠處的均勻態，即長期人口演變過程中趨于穩定的人口狀態。令=0，=1，從（10）式便可以得到方程（2）的局部解：。

令，便得到如圖5（Ⅱ）所示的鐘形孤立波，相當于一個生育高峰。

2. 人口年齡結構分布的孤立子特征分析。當時，孤立子具有穩定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這一性質能刻畫人口年齡結構的孤立峰的特征。圖6是我國各階段年齡結構分布曲線。從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齡結構分布可以看出，0―4歲年齡段人口劇增，形成人口波峰，表明1985―1995年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齡結構分布可以看出，1985―1995年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成長到年齡10―14歲形成人口波。形成后，以c=1歲/年的穩定速度逐漸從低年齡組向高年齡組傳播，到2010年時，形成20―24歲人口波。該次人口波到2010年已經成長為勞動力人口，因此對于延長人口紅利期非常有幫助。經過20年的傳播，從到再到，人口波的波形、速度及波高都只有微小的變化，始終保持其產生時固有的特征，這就是典型的孤立子行為，因此人口波可以稱為人口孤波。由于我國在1980年初開始實行嚴格“一胎制”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生育率急劇下降，經過10年的成長，形成了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分布中10―14歲的渦旋形孤立波（波谷），分別完整傳播至波谷（20―24歲）、（30―34歲）。由此再一次顯示了人口年齡分布的孤立子特征。

從1990年人口年齡分布曲線中20―24歲年齡段的波峰來看，這次波峰是由1965―1975年的一次生育高峰導致的，在此階段還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較高。觀察圖6可以發現，該次生育高峰所形成的人口波比振幅大，波形更寬。與人口波類似，該人口波到2000年時，形成了30―34歲人口波峰，到2010年時，形成了40―44歲人口波峰。所以近10年我國人口紅利豐富得益于該人口波。但再經過20―30年后，該次人口波將邁入老齡化階段，將加劇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

3. 人口孤波的經濟效應分析。人口孤波在傳播過程中保持速度、能量、相位等特征參數的不變性，在不同時期移動到不同年齡階段時會產生不同社會效應，對經濟造成影響。主要體現在生育、教育、就業和老齡化等幾個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圖6中1965―1975年形成的人口波C和1985―1995年形成的人口波A。

（1）出生波。人口波C經過20年傳播期，到1990年時正好都進入了育齡期，導致育齡婦女人數增加，產生一場生育高峰，由此形成人口出生波A。但是由于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現代生育觀的轉變，由人口波C傳播到育齡婦女生育高峰年齡而產生的人口出生波會發生變化。圖6顯示，人口出生波A相對于C的振幅和波長都有所降低，而A波經過20年傳播又進入了育齡高峰期，所以在2010年左右又迎來一次生育高峰期，形成一次新的人口出生波D。從2010年0―4歲人口總量來看，這次人口出生波相對前次人口出生波的振幅又大大降低了。所以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孤波行為決定了人口出生高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觀念的轉變能對人口出生波起到削弱的作用。

（2）教育波。目前人口波A、C都已經通過了7―15歲年齡段，而正在形成的D波將在2012―2022年通過7―15歲年齡段，所以屆時學齡兒童將有所增加。由于D波相對A、C波其振幅和波長都要小，所以2012―2023入相對于1972―1982、1992―2002的入要小得多，這樣就造成了以前師資力量及教學設備的過剩，面臨師資力量轉移與教學設備的合理利用問題。這一現象早在2000年初在我國就已經出現，根據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要求，全國在農村范圍內調整了中小學布局分布，主要采用“撤點并校”的方式，優化農村教育資源。同時，教育波的形成也會對屆時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較大影響。

（3）就業波。人口波C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一直處于勞動年齡人口階段，所以我國在這一階段享受著豐富的人口紅利。且人口波A經過20年傳播后，目前正進入了勞動年齡人口階段，所以2010年以后人口紅利還會進一步增加。在A、C兩個人口孤波的聯合作用下，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豐富。未來20年內A、C人口波仍處于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可為經濟發展提供較多的廉價勞動力，同時降低社會負擔系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

（4）老齡波。未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及其負面效應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從圖6可見，三條曲線的尾部逐漸抬高，且人口孤立波逐漸向高齡組傳播。這說明老齡人口總量及比重逐漸上升。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醫療衛生技術的發展，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也顯著提高，將進一步加劇人口老齡化。人口波A，尤其人口孤波C產生的作用對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起重要作用。根據人口孤波的傳播速度，2035年后C波傳播至老齡組（大于65歲），2055年后A波完全傳播至老齡組。屆時，我國老齡人口將急劇增加，人口老齡化將十分嚴重。按照國際標準，目前我國人口年齡分布已經步入老齡化階段，這是人口孤波作用的結果，即在人口孤波尚未傳播至老齡人口組時，人口老齡化就已呈發展趨勢，當人口孤波傳播到老齡組時，將使老齡人口激增。老齡波的形成勢必對家庭養老支出及社會保障體系造成較大的影響。

三、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路徑的影響

上述人口年齡結構分析表明，理性行為人的生育行為以及人口結構變化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如果突破經典生命周期理論的基本假設，理性行為人不僅在消費和儲蓄兩者之間進行跨期的理性決策，還會在子女數量和質量之間權衡進行選擇。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和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的限制，我國家庭普遍存在家庭代際支持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父母對幼年子女的撫養，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贍養。為了使我們的模型更加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本文構建一個以家庭養老、家庭消費和教育投資對儲蓄率影響的理論框架，基于數值模擬方法來分析由于人口結構轉變所引致的儲蓄動機變化對教育投資、儲蓄率的影響程度。

（一）理論模型分析

目前我國人口進入了低生育階段（總和生育率低于2.1），微觀家庭的收入預算約束也隨之發生轉變，進而對其消費預算約束產生影響。

1. 理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常家庭由三代人組成：老年代（用下標t-1表示）、成年代（用下標t表示）及少兒代（用下標t+1表示）。

少兒代只接受教育積累人力資本，無勞動收入，其受教育程度取決于成年代對其教育投資和成年代自身人力資本存量。假定其形式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即：，。其中A表示人力資本積累的技術常數，、分別表示成年代和少兒代的人力資本存量，表示成年代對少兒代的教育投資。

成年代從事勞動產生收入，同時伴隨其產生儲蓄及消費的決策行為。成年代需同時撫養少年代、贍養老年代。假定成年代具有單位時間為1，其撫養單個子女需要花費單位時間，假定子女數量為，共耗費時間為：。假定老齡代的存活單位時間為p，而每個成年代贍養老人所耗費的時間為：。由此，成年代的工作時間為：。成年代單位時間、單位人力資本存量的工資水平為，則總收入為。假定成年代贍養老人的支付比例為m，贍養老人的總預期支出為。如果老年代死亡的情況下，其養老儲蓄投資將作為遺產被成年代所繼承。若為利率，老年代的儲蓄率為，其儲蓄總額為，則成年代所繼承的遺產為：。成年代消費額等于總收入減去儲蓄、子女教育投資、贍養老人支出，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

2. 宏觀經濟增長模型。生產函數同理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

其中表示總產出，D表示技術水平常數，表示資本存量，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對求偏導，得到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其中。同理對求偏導得到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假定產品和勞動力市場同時出清，那么社會總收入=社會總消費支出+儲蓄。從微觀個體來看，成年代總收入等于自身消費支出及儲蓄、子女教育投資支出、贍養老人支出，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社會總收入=成年代消費支出+儲蓄+對少兒代的撫養教育投資支出+老年代贍養費支出。即：

（14）式表明，如果上期資本完全折舊情況下，下一期的資本存量為上一代的儲蓄總額，且儲蓄的回報率等于物質資本的租金率，即：。

3. 家庭最優效用的儲蓄率路徑。假定成年代根據自身效用最大化來決定儲蓄率（）和教育投資（）。因此對（1）式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求規劃的最優解，則關于儲蓄率和教育投資的一階條件為：

（二）數值模擬分析

基于上述理論模型推導的家庭儲蓄率、教育投資率的變化路徑及經濟增長率，對模型中參數初始值進行設定，然后進行數值模擬。結合眾多文獻研究成果，資本產出彈性H的初始值設定為0.786（張軍，2003；王金營，2012）。老年代消費偏好效用的折現率的初始值設定為0.78（參考賀菊煌（2002）的索羅折現率的取值來確定）。依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60歲以上老人的家庭贍養率約為0.41，故m的初始值設定為0.41。根據張、J?張和 R?李（Zhang， J. ， J. Zhang和 R. Lee，2003）對我國家庭實際情況的研究，撫養少兒代所花費的單位時間約為0.03，故的初始值為0.03；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約為0.628，故B=0.628。由于模型不考慮技術進步變化的影響，技術水平常數的初始值設定A=D=14.5（張、J?張，2003）。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影響，人口結構變化是由生育率水平和老齡人口存活率共同決定的。我國在短短30年時間里，經歷了從兩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兩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變。因此本文模擬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隨著老齡人口存活率（p）的變化，儲蓄率、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

1. 家庭教育投資率路徑模擬。圖7分別模擬了在生育率（TFR）為1、1.5、2三個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隨老齡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的演變路徑。

首先，圖中三條曲線的疊高說明了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微觀家庭對單個子女的教育投資率提高。家庭代際的依賴關系是靠“隱性合同”來維系的（歐利希，1991），成年代考慮到自身老齡階段的消費支出，會在子女的質量（指子女進行教育投資）和數量之間進行選擇。在養老動機支配下，儲蓄、子女質量和數量都成為未來養老的源泉。所以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成年代不僅可以通過增加生命周期儲蓄，還可以通過增加子女的數量、增加教育投資率提高子女質量三種方式來保證未來老齡代的消費支出。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已經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在政策約束減弱的背景下，子女對于成年代來講，其“投資品”屬性要高于“消費品”屬性。數值模擬結果顯示，增加生命周期儲蓄和提升子女質量已經成為未來預期壽命延長的保障。在我國的城市地區，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鎮覆蓋率已經達到80%以上，“養兒防老”已不是主要生育目的，反而在子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初期，會不同程度地“啃老”。即便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農村地區，子女的素質教育也越來越受到父母的重視，成年代會在生育子女的數量和質量之間進行權衡。由此可以解釋目前我國家庭儲蓄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居高不下的原因。

其次，由三條曲線所呈現的倒“U”形態可以看出，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對家庭教育投資率的影響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從理論模型來看，導致此種形態的原因是隨著預期壽命延長，成年代從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回報的確定性逐步提升，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應越高，那么成年代未來將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所以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教育投資率會增加。然而死亡率的持續下降將引致人口老齡化，預期壽命的延長使理性的成年代增加生命周期儲蓄，且壽命的延長不可避免地發生代際轉移支付（包括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和保留遺產），由此造成了退休期的消費支出和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競爭對立的關系。所以當老齡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到一定階段后，會增加成年人的養老負擔，且繼承的遺產也會減少，導致當期收入降低，所以家庭教育投資率會下降。本文數值模擬顯示，老齡人口的存活率為69%時，家庭教育投資率達到最大值。

2. 家庭儲蓄率路徑模擬。圖8為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儲蓄率的演變路徑。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假定，本文所設定的儲蓄率主要是衡量成年代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由儲蓄率s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隨著老齡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儲蓄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經濟發展初期，隨著老齡人比重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會增加儲蓄以維持將來養老消費。此時成年代在自利動機下，子女對他們而言只體現了“消費品”屬性，沒有考慮其“投資品”屬性，從而增加儲蓄以備將來養老，導致儲蓄不斷增長。從新增長理論也可以發現，經濟發展初期，人口死亡率高，用于儲蓄的物質資本的邊際回報率要高于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物質資本回報率。但隨著經濟發展和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物質資本在不斷積累，儲蓄資本的邊際回報率相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物質資本邊際回報率將不斷降低，從而導致成年代不斷降低家庭儲蓄率，而增加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并且伴隨老齡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下一代所能繼承的遺產將減少，從而也會降低成年人當期收入，進而使家庭儲蓄率降低。數值模擬顯示，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的存活率達到72%的時候，家庭儲蓄率達到最大值。

3. 經濟增長率路徑模擬。圖9為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圖形呈現的是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所引致的儲蓄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生育率TFR=1的條件下，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經濟增長先快速增長后急劇下降。而在TFR=1.5、2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要可持續很多。可見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保持適當的生育率水平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從三條曲線呈現倒“U”形來看，在老齡人口預期壽命較短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與之成正比關系，當預期壽命超過一定臨界值后，經濟增長速度與之關系成反比。這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初期，預期壽命的延長使理性的人們增加生命周期儲蓄，會刺激經濟增長。同時，預期壽命的延長提高了人們從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回報的確定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增長。然而，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時下降，將導致人口增長的減緩和人口老齡化，將對經濟發展形成嚴重的阻礙作用。另一方面，退休期的消費支出和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競爭對立的關系，這種資源的掠奪效應不僅體現在家庭的微觀收支環節，還表現在宏觀的公共投資預算過程中。當人們預期到老年階段潛在的消費支出增加，又可能反過來影響人們在年輕時的生育行為，使他們減少生育子女的數量，從而進一步加劇老齡化而阻礙經濟發展。從本文的模擬結果來看，在總和生育率TFR=1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7%；TFR=1.5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55%；在TFR=2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59%，即生育率水平越低，經濟增長的拐點來得越早。

四、結論與建議

基于人口年齡結構的孤波性質所產生的出生波、教育波、就業波、老齡波等一系列社會孤波會對經濟近期及未來發展的影響分析，本文在戴蒙德（1965）疊代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加入預期壽命、代際轉移支付、教育投資、養老儲蓄動機等生產要素，分析了隨著預期壽命延長和生育水平的變化，微觀行為決策對家庭教育投資率和養老儲蓄率的影響，進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在一個包含養老儲蓄、家庭教育投資、代際轉移支付和預期壽命內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疊模型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比較復雜。

通過模型的數值模擬發現，在目前可能的三種生育率水平下，由于成年代對子女的“投資品”屬性和“消費品”屬性認可的強弱程度不同，預期壽命延長對家庭教育投資、養老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單調性的。在存在家庭代際轉移支付和較低生育率水平的情況下，成年代普遍認可子女的“投資品”屬性而弱化“消費品”屬性，導致家庭教育投資率和養老儲蓄率居高不下。從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來看，家庭教育投資率和養老儲蓄率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加劇，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拐點來得比家庭教育投資率、養老儲蓄率的演變路徑要早，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齡化雙重作用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導致目前居高不下的家庭教育投資率和儲蓄率，對經濟增長形成一定阻礙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在一個系統的整體框架下得到了關于生育決策、預期壽命延長、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豐富結論，這些分析結果對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

第一，現階段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盡管生育政策的實施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力資本積累，約束生育行為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有利；但是生育率太低又會導致人口的老齡化，在預期壽命逐步延長的情況下，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導致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由于預期壽命延長對生育率的影響是非單調性的，現在人們對子女質量的偏好已經超過子女數量，也就是說，目前的預期壽命水平已經達到需要放開生育控制的程度。由此可見，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政策的取舍，目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