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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范文第1篇

摘要：從不同層面使用“政策”“支柱”“體制/組織方法”“系統/制度”等框架研究老齡化趨勢下的東亞、東南亞典型國家和地區養老金體系的發展情況，發現東亞、東南亞典型國家和地區養老金體系具有社會保險類型、公積金類型、混合拼盤型三種類型，養老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及其各自功能的耦合具有相似性，養老金系統的主要缺陷普遍為覆蓋率低、收益不足，而且東亞、東南亞國家養老金制度改革面臨著老齡化趨勢、全球化競爭加劇和勞動力市場變遷、城鎮化加速、宏觀經濟形勢及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影響等外部挑戰，因此只有維護財務穩定、促進經濟競爭、實現社會公平、提高運行效率，才能實現人民負擔得起、充足和可持續的養老金計劃。

中圖分類號：F279.1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6）03-0063-09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Reforms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LV Huangqin1，2a， ZHOU Weimin2b， Che Sihan3c

（1.Channel Management Department， Beibu Gulf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mce Co.，Ltd. Nanning 530028， China； 2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b.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welfare system； pension funds system； social security；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ystem in eastern and southwesten Asian countries on different layers 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cy”， “pillar”， “regime”， and “system”. The authors find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and southwester Asian countries， i.e.， social security， accumulation fund and mixed assorted type. 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paradigm， the authors present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pension system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nd reveal crucial disadvantages inside pension systems such as low coverage and insufficient profits along with the mutual external challenges： aging， accelerating global competition， labor migration， growing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ect of capital market volatility. In conclusion， the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still demand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to make them sustainable， sufficient and beneficial to citizens.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oposed for the reform of pension systems.

一、引言學術界有關世界養老金制度主要類型的劃分，尤其是對福利制度發源地歐洲各國的研究，已經產生了諸多影響深遠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EspingAndersen依據生產模式及政治民主觀點所創立的“福利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分法〔1〕，Ferrera依據社會風險分擔方式的差異所創立的“普惠――職業”的兩分法〔2〕，以及Bonoli、Marier所推崇的多維多層分類法〔3～4〕。

其中，EspingAndersen的三分法精辟地歸納了福利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3期呂芹東亞、東南亞國家養老金體系的比較研究以英國和愛爾蘭為代表的自由主義體制，其養老金制度既包括了帶有“安全網”意義的國家養老金，還倚重體現職業特點的、以自主選擇、市場運作為特點的私人養老金；以德國、意大利、法國、奧地利、荷蘭、西班牙為代表的保守―團結主義體制，其養老金制度主要依靠以就業和參保關聯的社會保險，同時輔以微薄的社會救助；而以丹麥、挪威、瑞典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體制，其養老金制度則更強調以一般性稅收為基礎的社會普遍養老金。

Ferrera的二分法則在EspingAndersen三分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對上述國家福利制度的分野。比如：他明確地指出雖然英國也如同北歐諸國那樣提供普遍的養老金，但顯然英國更像是一種混合體制，它吸納了更多個人主義、市場主義的成分；同樣的，意大利和荷蘭雖然同德國一樣傾向于采用就業和參保關聯的社會保險，但也從一開始就允許甚至鼓勵其他形式的存在。

Bonoli、Marier則在OECD提出的“支柱”概念〔5〕的基礎上，明確區分了國家責任和個人責任，剝離了“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這一對曾經混用的概念，再結合對福利國家制度兩大起源（Bismarckian & Beveridgean）的歷史考察，做出了對歐洲福利國家制度分野的新詮釋。

但是，以Gough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亞洲諸國福利制度的特性從根本上有別于上述歐洲國家而獨樹一幟〔6〕，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社會政策包括養老金政策，往往從屬于經濟政策或者“社會經濟政策”的范疇，其根本導向是加快貨幣資本流動性、提升人力資本、增進市場競爭，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研究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來自以下幾個方面：（1）殖民經歷對有關國家建制的早期有明顯影響。比如日本對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影響，英國對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的影響。（2）經濟增長中的“追趕期待”。不論是20世紀中后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還是近年來發展迅速的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無一例外地在發展模式中導入了“經濟增長優先”的取向，這成為“生產型福利國家”概念得以落地的根本因素。（3）亞洲國家中央政府在社會領域的調控能力普遍較弱。家族宗族以及儒家孝文化的傳統在亞洲根深蒂固，這使得中央政府有機會也有動力更多地依靠“家庭”“單位”“集體”這樣一些東方概念下的“社會組織”來解決養老籌資和老年服務問題，只是保證極低限度的再分配水平，而不像歐洲國家那樣更多地依賴國家對個人強有力的干預〔7～10〕。

因此，這些國家一方面被籠統地界定為“福利生產型”或者“發展型福利”國家和地區，另一方面卻又因其中央公積金制度、“社會統籌+個人賬戶”的社會保險制度、普遍給付制度等極富特色而備受關注。

由于各國實際運行的福利制度復雜多變，相互之間又有很強的“學習特性”，理論分析上還雜糅“體制/組織方法”“制度/系統”“支柱”“政策”等多個層面的分析元素，這些都使得希望用單一維度進行精準抽象分類的想法變得非常困難〔11～14〕。

明白這一點，對后來者研究亞洲國家養老金等福利制度及其改革議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我們認為，唯有從系統的觀點出發，結合歷史發展脈絡〔7〕，重點考察制度內各組成項目的功能搭配、功能演化，才能有力地解釋危機應對措施、政策變遷、制度改革和體制轉型的內在邏輯，最終得出有關亞洲國家或者區域間養老金體系的通識結論。

半個世紀以來，以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越南為代表的東亞、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成就顯著，其經濟政策廣受世界各國關注〔15〕。然而，與經濟發展并行的該地區獨特的社會保障改革實踐卻并未引起國際社會保障學界的足夠重視。基于此，本文將嘗試利用已有的關于福利體制比較研究的知識〔16〕，考察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和越南等六個東亞、東南亞國家自20世紀晚期以來應對經濟危機的社會保障政策，一方面努力解釋這些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養老金制度改革議題上有別于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若干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關注這些國家之間的改革分歧與多樣化的政策選擇〔17～19〕。

二、分析框架與觀測維度根據Ku & Finer所開創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把社會福利納入三個層面分析：福利體制、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20〕。三者之間雖緊密聯系，但仍有本質上的區分。

所謂體制，是指有關組織形式的制度，是管理機構和管理規范的結合體或統一體。至于福利體制，是指國家和社會經濟在長期互動過程中形成的，關于生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對固定關系〔21〕。換言之，福利國家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關系的總和，其中涵蓋了其歷史發展因素的影響、國家制度安排的特征以及由此決定的國家角色和國家功能的定位、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商品化與非商品化二者之間的矛盾、社會科層化和社會整合等諸多因素〔22〕。可以認為，福利體制本身很難因為短時期或偶然的內外部因素改變而發生變化。而福利制度意味著一種“體制格式”，每個單一的被推行的福利政策都在系統性的體現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則。同時，福利制度是一種連貫一致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下，福利制度可以出現不同的類型。至于政策，是指國家以權威形式標準化地規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應該達到的奮斗目標、遵循的行動原則、完成的明確任務、實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驟和具體措施。

因此，制度變遷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政策調整之后滿足體制改革最終目標的方法。當社會經濟環境不斷改變時，相同福利制度國家做出的反應可以在第一時間被輕易觀察到；當面對經濟危機時，國家社會保障領域會形成新的消費和儲蓄政策網絡。這些政策修訂將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情況是它可能會直接導致系統配置的重大改變，我們稱之為結構性改革；另一種情況是，當涉及到制度層面時，這些改革則是體制演化的固定規律〔23～26〕。在本文的討論中，政策分析是切入口，系統分析是核心，制度層面分析是基礎〔27～28〕。

三、東亞、東南亞國家養老金體系的發展

（一）社會保險類型：日本和韓國

日本和韓國作為二戰后的新興發達國家，其經濟制度均以產業立國，倚重出口，因此，均采取繳費型社會保險制度，通過五十余年的改革和發展，基本形成了覆蓋全民的、多層次多支柱的、穩定的公共養老金制度〔29〕。韓國和日本均以收入關聯的社會養老保險為制度核心，以企業和職工共同繳費作為籌資來源〔30〕。

在韓國，養老金分為三個層次（見圖1）：第一層是所有企業職工及其配偶都必須參加的半積累制國民養老金方案，但特殊職業人群如公務員、教師和軍人等則享用特殊職業養老金，而65歲以上的低收入人群根據其家庭收入情況，每月能領取10萬韓元至20萬韓元的養老金補助（韓國基本年金法，2014年）；第二層是退休津貼、企業年金（包括DB計劃和DC計劃）以及個人退休養老金計劃（IRP）；第三層是個人退休養老金計劃（PPS），18歲以上公民可通過自愿購買由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等機構提供的相應的養老金保險產品來加入該計劃，每月繳納約定的金額，最終養老金水平取決于市場利率和投資收益。

圖1韓國養老金制度在日本，養老金也分為三個層次（見圖2）：第一層是覆蓋全體公民的基礎養老金（BP），是與收入無關的額外所得，有助于完善老年收入保障機制；第二層包括員工養老保險（EPI）、國家養老基金（NPF）和互助養老金（MAP），其中員工養老保險覆蓋所有企業職工，個體經營者和職工少于五人的企業則可自愿參加國家養老基金，互助養老金是公務員、教師這樣的特殊職工享有的；第三層則是由幾個單獨的計劃組成即退休援助（RA）、就業養老基金（EPF）、企業型DC/DB養老金以及稅收資格養老金（TQP）等，受惠人員包括企業職工的一部分〔31〕。

（二）公積金類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養老金制度都建立于英國殖民時期，秉承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概念。這兩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已經建立了以公積金為主體的單一型養老保障制度，其基本宗旨是為退休職工或提前非自愿脫離勞動力隊伍的職工設立一項強制性儲蓄計劃保護其收入來源，該計劃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和職工。就養老金而言，兩國政府均采取監督和管理措施，而不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經過半個世紀的改善之后，公積金退休計劃已經發展成為一套有效的、有組織的且成熟的系統。

新加坡養老金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積金（CPF）制度（見圖3），它提供了大部分社會保障功能，社會風險分擔和再分配不再存在，個人完全依賴于供款基金積累的個人賬戶；圖3新加坡養老金制度養老金制度還包括政府養老金計劃（GPS），是公務員無需繳費且現收現付的養老金計劃；同時還有針對武裝部隊人員的儲蓄和員工計劃（SES）。除此之外，還有補充退休計劃，即企業沒有參與、企業職工私人自愿參加且享受稅收優惠的養老金計劃。為了應對長壽風險，中央公積金的領取向“年金化”方向發展，新推出的終身入息計劃使得目前50歲及以下擁有至少4萬元公積金最低存款的國民，能夠自動加入該計劃成為會員，并從80歲開始領取每月固定收入，直到終老。

與新加坡類似，馬來西亞的養老金制度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構，它針對不同的特定人群有不同的計劃（見圖4）。在馬來西亞，有一個針對公務員制定的由政府財政全額資助、受益者不用做任何貢獻、且有固定金額的固定福利養老金計劃。企業職工獲得養老保障的主要途徑是成為職工公積金（EPF）的成員，EPF是一個建立在固定繳款的基礎上、積累儲蓄在個人賬戶里的指令性計劃，該計劃為企業職工提供養老住房和醫療保障。另外，福利部門有責任減輕公民的貧困，每月為60歲以上、貧困潦倒、體弱多病又沒有近親者提供300元人民幣的養老補助。除此之外，武裝部隊基金（LTAT）是1972年8月由議會通過的對于所有現役軍事人員都是強制要求的DC計劃，同時它也可以作為所有軍事人員的自愿儲蓄計劃。

（三）混合拼盤型：中國和越南

中國作為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經濟轉型國家，自1993年開始進行養老金制度改革，并于4年后正式確立了全國企業統一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框架，之后，又用了16年的時間在全國建立起了一個多支柱、多層次的基本養老金制度，實現了從制度上覆蓋所有人群（而非每個人）的階段性改革目標〔32〕。當前，中國的第一層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主要由三條線路組成：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是由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共同組成，統籌賬戶由職工所在企業繳納，個人賬戶則全部由職工個人承擔；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則略微復雜，各地區實施標準略有不同，但都是由地方社保機構統一管理，當地居民按各地標準自愿參保；2015年11月中國養老金“并軌”后，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將由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單位繳費比例和個人繳費比例與企業職工一致，全國養老金改革同步，繳納的比例統一。此外，中國還引入了第二層針對公務員、事業職工和企業職工的企業年金以及第三層個人儲蓄養老保險（見圖5）〔33～37〕。

圖5中國養老金制度

同為經濟轉型國家的越南，其社會保險制度由該國總理于1995年2月16日簽署頒布實施法令19/CP后設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生效。越南的社會保險制度由強制型和自愿型兩部分組成（見圖6），且都是基于固定收益的現收現付籌資制度。目前，強制型社會保險的貢獻率為24%，其中17%是由企業支付，另外7%則由職工個人支付。關于強制型社會保險基金的分配，3%為短期利益分配，1%分配給工傷和職業病保險，剩下的20%則分配給殘疾以及養老保險。自愿型養老保險制度于2008年實施，主要針對非正規就業的人群和農民。然而與強制型養老保險制度相比，自愿型養老制度則沒有任何短期效益，不保證最低養老金，沒有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圖6越南養老金制度

四、東亞、東南亞國家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外部挑戰及其路徑和目標（一）外部挑戰

1.老齡趨勢

東亞、東南亞主要經濟體將在21世紀上半葉逐漸邁向人口的全面老齡化。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使得有關國家，特別是那些實行現收現付制養老金制度的國家面臨支付壓力，政府背負著沉重的彌補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缺口的財政責任。在此背景下，提高在職勞動者的繳費或納稅水平、降低退休勞動者的養老金待遇水平、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引入基金積累制繳費確定型養老金制度或者是非積累制繳費確定型養老金制度將成為這類國家的主流政策選擇〔38〕。

2.全球化競爭加劇和勞動力市場變遷

經濟活動特別是產業的全球化意味著國際貿易競爭加劇和金融市場更加開放。歷史上發展中國家由于在世界貿易經濟格局中處于劣勢地位，長期依賴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因而它們比歐美發達國家更需要通過實施“競爭性節儉”的社會保障來提高本國商品和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并盡可能多地留住國際投資。目前，雖然他們的養老金等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也有面向資本利得的稅收，但其主體仍然是基于勞動就業等經濟活動收入的課稅（或繳費）。這就使得養老金制度對勞動力市場非常敏感，且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給養老金制度帶來了進一步的挑戰。

3.城鎮化加速

亞洲開發銀行的《亞太地區關鍵指標2012》別章節“亞洲的綠色城市化”顯示，從1980年到2010年，亞洲城鎮人口增加了10億，超過世界所有其他地區新增城鎮人口的總數。其中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最快，在1949年到2010年的61年間，城鎮化率從10%提高到50%，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實現相同水平的城鎮化用了210年，歐洲用了150年，北美用了105年。大規模的快速城鎮化將導致不平等程度逐步加深，城鄉發展差距持續擴大、城市貧民窟越來越多，這給城鎮化快速發展中的東亞、東南亞國家提出了嚴峻挑戰〔39〕。

4.宏觀經濟形勢及資本市場的波動性

在國際金融危機、外部環境趨緊的影響下，東亞、東南亞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的困難比預想的還要嚴重，經濟短期減速甚至中長期下滑的風險已經顯現，已經出現了投資增速下降、經濟增長出現放緩的跡象，同時，消費不景氣，對經濟增長拉動減弱。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經濟理論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干預的重要實現形式和調節工具。在經濟蕭條時期社會保障收入增加緩慢而支出增加迅速，在經濟繁榮時期社會保障收入增加迅速而支出增加緩慢，這樣社會保障的收入和支出變化就會自發地作用于社會總需求，從而在宏觀上和周期上具有調節與緩和經濟波動的作用，是政府干預經濟、促進增長的重要環節，是化解和抵消經濟波動風險的有力手段，是平衡社會利益關系的制度保證。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沒有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的調節穩定作用，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金融和產品市場日益一體化給養老金制度帶來了其他壓力。更開放的金融市場，資本流動的增加，貿易模式的變化給政府帶來了要降低非工資勞動成本的壓力（比如社會繳費）。這種壓力在那些養老金是由捐款得到資助，較小程度上由一般稅收資助的通用系統提供的國家非常嚴重。

養老金制度的成熟度是另一個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因素，這個不穩定因素是指退休人口的共享資源是受益人和貢獻者的比例的函數（受益人和捐助者占總人口的比例）。如果這些比例依然增長，并且在未來將繼續增長，那么這個制度仍在成熟的過程中，而當這個比例不斷上升時，制度的潛在財務風險就會逐漸暴露出來。

（二）改革的路徑和目標

1.維護財務穩定

如何維護和加強社會保障項目自身的財務穩定是制度改革與發展本身的首要難題。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那樣，在那些以俾斯麥式社會保險為核心制度的國家，財政約束和財政依賴正變得日益緊迫。

自1970年以來，也就是制度創立僅20余年之后，日本韓國出現過數次因為財政補貼養老金繳費過多而難以為繼的情況，迫使政府不得不著手降低養老金待遇和提高養老金繳費水平。中國政府近年來也加大了對養老金制度的投入，但仍捉襟見肘。

這些事實不僅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制度選擇甚至福利體制的質疑，也讓學術界和后進國家開始更多地關注以一般性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的普遍給付的社會養老金模式。進而，人們重新回到了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在老年經濟保障的責任劃分中，政府和個人究竟應該如何分擔？如果政府負有更多責任，那么增加養老金系統資金流入則是必然之選。一個國家繳款型福利和非繳款型福利的搭配結構，也直接影響到養老金制度的整體面貌，甚至是體制特征〔40〕。

2.促進經濟競爭

亞洲數次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表明，持續可靠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源于充分杠桿化了的繁榮的虛擬金融經濟，更源于產業蓬勃發展、勞動就業充分、崗位創造活躍、工資穩定提升的健康的實體經濟。而繳費型社會保險制度賴以穩定運行的前提，恰恰是上述實體經濟本身的穩定。否則，在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高起、企業生產開工不足的情況下，強制性社會保險繳費作為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主要部分之一，不可避免地會對企業復蘇造成負面影響，進而打擊企業的雇傭能力和生產能力，最終有損經濟增長。這一特性也可以解釋為何越來越多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在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宏觀經濟形勢下，迅速從單一的繳費型向繳費型、普惠型和積累型混合的復合型制度轉變：引入普遍養老金鞏固減貧效果，降低第一支柱養老金的比重，提升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養老金的分量，倡導個人對養老責任的負擔，這些都可被視作提升經濟整體競爭力的策略性考慮。

3.實現社會公平

社會公平是任何一個社會保護項目需審慎對待的核心原則。然而“養老金制度的公平/不公平”在各個國家卻有著千差萬別的含義和表現形式。不同國家由于權益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多元化問題，包括不同代際之間的公平，主要是處于改革前后不同年代的“新人”“中人”“老人”權利義務的平衡性問題；而代內不同群體之間的公平，則涵蓋職業、性別、地域等方面的差異性問題。在日本、韓國，體現為工人和其他社會類別之間以及不同年齡群組之間的再分配不公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則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缺乏再分配機制的不公平問題。針對這類問題，有關國家近年來整合原有的、碎片化的、分割的養老金制度，積極引入調劑金和養老金待遇指數化調整等機制，以提升社會公平性。

4.提高運行效率

養老金制度運行效率的提升，對于那些人口眾多、財力有限、地區發展不平衡、非正規就業廣泛存在的東亞、東南亞國家來說，通常是一個難題。當國家大刀闊斧地削減財政對公共養老保險的支持，甚至取消部分養老金福利項目的時候，制度本身的財務穩定性的確是提高了，但卻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暴露在全球化競爭、宏觀經濟波動、人口老齡化等社會風險之下〔41〕；但如果要下決心為全體國民提供體面的老年經濟保障，就必須將拓展融資渠道、加大財政補貼、提高費/稅水平、改革稅收體系、盤活變現國有資產等納入一攬子改革計劃中做通盤考慮。同時，面對多樣化的勞動力市場，進城農民工、非正式職工、家庭辦公工作者、兼職人員日益增加，政府還必須竭力提升養老金制度的彈性和可攜帶性，降低勞動力流動給制度帶來的管理成本。

五、結論現代國家或者文明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如何讓人們“體面地老去”，因為年老并退出勞動力隊伍，這是個人沒有辦法抵御的自然風險，需要國家有制度安排，但各個國家的解決方式卻大相徑庭。以往的研究雖提供了一些有意義的見解，但沒有一個能夠合理地解釋為什么同為生產型福利體制卻出現了機構不一，以及為什么面對來自人口結構變化和經濟全球化這種社會經濟挑戰時，這種分歧明顯擴大了。比如在中國，“全民退休金制度”曾在改革開放前（1949年到20世紀80年代）對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實施過，獲得過較多的社會支持和民眾支持。但到改革開放（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包括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在內都變成經濟發展的配套。當時的決策者把經濟發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規律套用到養老金等社會保障制度上，造成了很多問題。比如，中國的正式養老保險制度雖然基本實現了人群意義上的覆蓋，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公民個人并沒有被養老保險制度真正覆蓋。在中國只有少量的農民參保，且他們可獲得的養老金水平很低。即使是被養老保險制度覆蓋的從業人員，其養老金的實際替代率也不足50%，而且不同群體的養老金待遇差距很大。經過分析，本文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福利政策/制度/體制下的生產制度系統已經發生變化。

從政策的角度看，為東亞、東南亞國家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有三個可能的政策選擇：（1）擴大正規社會保障覆蓋面；（2）推行互助形式的小范圍保險；（3）實施更激進的社會救助（社會養老金）。

其中，前兩個政策都要求參保人付費，是付費型的社會保障。第三個則是一個全面普遍性的政策設計，就是一個都不能少，人人都能被納入到公共養老金體系里面去。盡管付費型的社會保障有其優點，但國際上的經驗表明，在擴大農村地區的覆蓋面和脫貧方面，它在發展中國家是不成功的，最貧困人口和低收入群體往往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支付能力。因此，東亞、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希望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通過繳費型社會保障來獲得養老金，并實現全面覆蓋是非常困難的，如果為了擴大覆蓋面而強制要求低收入的居民付費，又會損害他們的基本權益。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和從事社會保障研究的學者認為，前兩種政策途徑對于生活在貧困線上下的高風險群體是不適用的，而社會養老金較為可行。

而從制度的角度看，東亞、東南亞國家的養老金制度由兩大類板塊組成：一類是以社會保險為核心，輔以較高的政府財政補貼，謂之“保障型”福利體制；另一類是以強制積累為核心，輔以有限的政府財政補貼，謂之“競爭型”福利體制。當然，如果算上近幾年在中國農村等其他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社會養老金，當前東亞、東南亞國家的養老金制度則應該為三種。第一類主要采取DB型的財務給付模式，待遇的確定通常與人口撫養比、工資水平、繳費年限等人口和就業制度緊密聯系，因而容易受到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市場波動、宏觀經濟惡化等因素影響而造成收支不平衡的問題；第二類主要采取DC型的財務給付模式，待遇的確定取決于基金在勞動者生命周期內的總繳存水平和總積累水平，因而其影響主要來自資本市場和投資業績的不確定性。當然再加上基礎養老金作為托底，又可以衍生出其他兩類制度形態：一是國民年金+職業制年金；二是國民年金+積累制年金。

當我們站在國家體制的角度來分析，邏輯將變得更加清晰。國家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從老百姓手上收取保險費并給予必要的補貼；要么采用收稅的方式，通過制度安排給老百姓提供保障。換句話說，就是政府是否應該靠公共財政來實現居民的養老經濟保障？這種保障是否可行？對此，各方面爭論很大。

奉行自由主義觀點的人認為，從社會正規制度安排來看，人們的養老保障至少可以從社會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商業養老保險三個渠道獲得。而對于當前廣泛存在于東亞、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覆蓋面不足、保障水平過低、籌資來源不穩定等現象，他們認為由于制度設計的局限性和制度之間缺乏配套和銜接，才最終使弱勢群體游離于養老保障的制度之外而沒有得到體制上的保護。因此，他們呼吁構筑弱勢群體的老年救助制度應為解決弱勢群體養老保障的選擇，而沒有必要人人都被同一個制度所覆蓋，造成效率低下。

而倡導國家干預觀點的人則認為，從制度安排上來看，一個全覆蓋的、全體百姓共擔風險的養老金體制是成本最低的，它的核心在于它是以國家信譽來構建養老金體系。因為養老金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跨越代際的資源轉移和再分配問題，它其實是一個信譽產品，就是你信則有，不信則會產生很多糾紛。國家提供養老金實際上是在以國家信譽做擔保，讓老百姓相信社保部門發放養老金不是敷衍，社保部門保管養老金是盡心的，社保部門運營養老金不是謀利的，這樣一來能夠顯著地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這種依靠國家信用、以稅收為基礎、保障基本水平的普遍養老金體制，由國家財政來牽頭，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把體系內現有的各種保險、政府投入以及個人的支付整合起來綜合使用，會給國家參與區域和世界經濟競爭留下更多的空間。

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本文所談及的東亞、東南亞國家的養老金制度都面臨嚴峻和緊迫的改革任務，都需要各國決策者審慎權衡、全面比較上述多種養老金改革方案，以實現總體改革和發展目標。

總體來看，盡管亞洲國家在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層面存在諸多差別，但其生產型福利體制的本質并未改變。只要追趕式經濟增長在長時期內仍然是亞洲各國發展的首要任務，那么其養老金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相對其他經濟制度而言，就還會具有明顯的依附性和配套性。因此，我們建議，分析亞洲國家養老金改革議題的基點不僅要落腳在政策層面，追蹤短期內的政策調整，還要充分認識這種配套性和依附性，從中期的制度層面和長期的體制層面理解亞洲各國社會保障改革發展的內在動力，進而實施行之有效的長期可持續的改革發展措施。

參考文獻：

〔1〕EspingAndersen，G.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101-197.

〔2〕Ferrera，Maurizio.The‘Southern Model’ of Welfare in Social Europe〔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1996，6（1）：17-37.

〔3〕Bonoli，Giuliano.Classifying Welfare States：A TwoDimension Approach〔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1997，（26）：351-372.

〔4〕Marier P.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Policy Change，Pension Reforms in Belgium，France，Sweden，and the UK〔D〕.1917 Cathedrol of leaqning， Pittsburgh.PA15260 Dietrich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2：1-21.

〔5〕Hinrichs，K.Elephants on the Move：Patterns of Public Pension Reform in OECD Countries〔C〕∥S.Leibfried. Welfare State Futu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5）：77-102.

〔6〕Gough I.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lfare Regimes：the East Asian Case〔J〕.Global Social Policy，2001，1（2）：163-189.

〔7〕Ramesh M.，Mukul G.Asher.Welfar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Social Security，Health，and Education Policie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12-37，1-6.

〔8〕Christian Aspalter.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06，（15）：290-301.

〔9〕Kwon H.J.An Overview of the Study：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and Policy Reforms in East Asia〔J〕.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2005，（21）：1-23.

〔10〕Lee，YihJiunn，Yeunwen Ku.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Testing the Hypothe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J〕.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7，（41）：197-212.

〔11〕Bonoli G.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s：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86-244.

〔12〕Bonoli G.Two Worlds of Pension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J〕.Comparative Politics，2003，（7）：399-416.

〔13〕Korpi，Walter， Joakim Palme.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Inequality，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8，（63）：661-687.

〔14〕Ku Y.W，Finer C.J.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n Welfare Studies〔J〕.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2007，（41）：115\131.

〔15〕陳恩平.東亞三國養老保險制度比較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2010：12-25.

〔16〕鄭秉文，史寒冰.東亞國家或地區養老社會保障模式比較〔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8）：32-37.

〔17〕孫博.2000年以后福利國家養老金體系發展趨勢考察――基于“去商品化”的分析框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1）：68-77.

〔18〕梁宏志，張士斌，楊黎源.歐洲養老金制度改革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100-106.

〔19〕楊一帆.對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考與展望〔J〕.財經科學，2009，（9）：91-101.

〔20〕伊志宏.養老金制度模式選擇的幾個問題〔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0，（3）：62-64.

〔21〕林東海，丁煜.養老保險全覆蓋：基于“兩個統籌”的混合養老金體系設計〔J〕.中國行政管理，2009，（12）：108-112.

〔22〕鄭秉文.歐債危機下的養老金制度改革――從福利國家到高債國家的教訓〔J〕.中國人口科學，2011，（5）：2-15.

〔23〕王曉軍，任文東.我國養老保險的財務可持續性研究〔J〕.保險研究，2013，（4）：118-127.

〔24〕葉曉倩，韓錕.歐盟國家養老金改革評析及其啟示〔J〕.中國軟科學，2004，（11）：1-7.

〔25〕楊一帆.國際社會保障政策中的社會現金轉移計劃：關鍵問題與政策啟示――基于拉美和非洲等國政策創新的比較研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5）：73-81.

〔26〕顧天安.制度變遷與制度陷阱：對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的深層次分析〔J〕.學術交流，2014，（7）：145-150.

〔27〕張晉鐵.完善養老保險體系的對策〔J〕.經濟研究參考，2014，（24）：31-32.

〔28〕米海杰，王曉軍.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調整機制研究〔J〕.統計研究，2014，（5）：54-60.

〔29〕王曉東.日本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設計和建立時機對我國的啟示〔J〕.經濟體制改革，2014，（2）：163-167.

〔30〕劉莉.國際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收斂趨勢研究――基于發達國家的歷史考察〔J〕.浙江社會科學，2014，（10）：76-83.

〔31〕睢黨臣，吳雪.日本公共養老金未納問題研究及對中國的啟示〔J〕.華東經濟管理，2013，（1）：150-153.

〔32〕楊一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困境、反思與展望――基于城鄉統籌發展視角的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9，（1）：67-73.

〔33〕康書隆.制約我國養老金制度支付能力的影響因素分析――從國際和國內比較分析的視角〔J〕.宏觀經濟研究，2014，（9）：48-55.

〔34〕楊一帆.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制度創新與農村人口發展〔J〕.西北人口，2009，（6）：16-22.

〔35〕黃萬丁，張子厚.公共養老金改革反思：理論基礎和中國的實踐〔J〕.上海金融，2013，（8）：32-36.

〔36〕舒奮.歐債國家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可持續性危機及其對中國的警示〔J〕.浙江社會科學，2013，（9）：85-89.

〔37〕鄧大松，楊東.影響公共養老金改革方向的三種福利因素：市場、職業和民權――基于美國、日本和瑞典公共養老金改革的分析〔J〕.學習與實踐，2013，（8）：82-90.

〔38〕王桂新，林志宗.“人口老齡化”挑戰下國外養老金制度改革模式及其借鑒〔J〕.人口學刊，2005，（2）：21-25.

〔39〕楊一帆.城鎮化、勞動力市場變遷與養老保險制度優化：OLG-CGE視角的理論分析與數值模擬〔J〕.學術動態，2014，（2）：24-29.

東南亞國家范文第2篇

【摘 要 題】比較教育研究

【關 鍵 詞】高等教育/大眾化/東南亞/比較

東南亞各國獨立后不久，在發展中國家掀起的“經濟救國”浪潮推動下，開始制定和實施雄心勃勃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績。經濟持續增長，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隨之也出現了人才短缺的問題。技術力量不足，勞動力素質差，限制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使東南亞各國意識到，要發展經濟，必須有各級各類人才。由于人才必須通過教育來培養，大力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對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從20世紀60年代起，東南亞各國根據各自的情況，相繼制定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增加受教育的機會、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要策略

1.老校挖潛與興建新校并舉

為了快速發展高等教育，東南亞國家首先在原有的高等學校身上做文章，具體是給這些學校增加經費、設備和師資，增設專業，逐年增加招生數。例如，泰國的朱拉隆功大學、菲律賓的菲律賓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都是在這個階段迅速發展起來的，后來都成為了亞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學府，每年招生逾萬人。

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東南亞各國政府還興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印尼在獨立之初只有3所學院，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已有243所高校，到1986年時有44所國立大學和650所部立、私立高等學校。菲律賓1946年時只有十幾所高校，到1987年則有1169所。泰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只有5所官辦高等學校，到1983年時已有各類高等學校241所，1998年為630所。

2.鼓勵私人辦學，放寬對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許私人辦學是促進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重要措施。私立院校在滿足廣大民眾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于菲律賓和印尼來說，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的私立高等學校數所占比例分別為72%、93%和11%，在校生人數所占比例分別為85%、67%和39%(Unesco，Statistics Yearbook，1987)。

在東南亞國家中，菲律賓私立高等學校的歷史較長，印尼和泰國私立高等學校的歷史則較短。印尼和菲律賓的私立高校在二戰后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泰國則在70年代以后才開始有所發展。這是由于在1969年以前，泰國一直不允許私立院校的發展，只是到了政府實在無法滿足社會需要的時候才有所松動。

泰國私立院校由大學事務部統一管轄，并通過下設的“私立大學委員會”對私立院校實施嚴格的監督與控制，學校除了只有內部行政管理權外，各種學術活動和教育指標都必須接受政府的統一“指導”，從而保證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質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專業，如大眾傳播、統計和工商管理的畢業生比歷史悠久的公立大學畢業生更受勞務市場的歡迎。

菲律賓政府一直鼓勵私人辦學，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對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沒有嚴格的規章，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亂收費，濫招生，教學質量低下，受到社會的責難。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菲律賓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對私立院校進行整頓。首先，規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育文化體育部的批準，才能頒發畢業證書、文憑或授予學位等。其次，支持幾個民間的“認可委員會”對私立院校定期進行考核認可，以控制私立院校的發展，保證最起碼的教育質量。

1961年11月，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該法令同時為私人辦學大開綠燈。為保證私立院校的教育質量，從一開始印尼政府就對私立院校的設立、教學計劃、經費及師資等作了明確的規定，并成立了“私立高等學校委員會”來加強對私立院校的領導和監督。1978年，印尼政府決定對私立院校進行整頓，以加強質量管理。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原來幾乎沒有私立院校，但是為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兩國也開始允許私立院校的存在與發展。新加坡從1987年起在中等教育階段推行自主化政策，后來逐步推廣到初級學院和高等院校，并且在1994年將新加坡管理學院升格為大學，這是一所私營性質的大學。1996年馬來西亞的高等院校開始私營化。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爾說：過去，由于馬來西亞私人沒有提供教育設施的能力，所以政府有責任為人民提供大專教育。現在，私營經濟已經具有這種能力，我們可以將它交由私人去發展。不過，他也強調，有關大專私營化的政策將由政府制定。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政府政策的調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從清一色的公立院校，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發展。據馬來西亞教育部2001年5月31日公布的數字，2001年馬來西亞已有各級各類私立院校666所。新加坡除了已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以外，還有若干所私立學院。

3.創辦開放大學，辦學形式多樣化

“開放式”大學是發展中國家值得借鑒的發展高等教育的模式。開放大學投資少，容量大，教育方式靈活，采取寬進嚴出的入學政策，既使有志求學的人有門可進，又能保證畢業生有一定的質量。開放大學這一模式對高等教育不甚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東南亞第一所開放大學是1971年泰國創辦的蘭甘亨開放大學。蘭甘亨開放大學實行開放式招生的政策。凡是高中畢業生、受過中等教育的公務員或同等學力者都可申請入學。該校以培養具有學術水平的人才為目標，當年招生3萬多人，1983年最高峰時，在校生曾達到80多萬人，以后逐步下降穩定在45萬左右。蘭甘亨大學現已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開放大學。第二所遠距離教學系統的開放大學—素可泰探瑪提叻大學成立于1978年，辦學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促進終身教育，滿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現有在校生12萬多人。

兩所開放大學規模如此龐大，國家的投資卻是很少的。蘭甘亨大學校長塞坤·暖沙功1984年5月10和11日在泰國《淡炎叻》報上所發表的《蘭甘亨開放大學究竟是造成問題還是解決問題？》中談到國家撥給兩所開放大學的經費時說：當前，國家撥給兩所開放大學的預算2億余銖，而兩校承擔培養50多萬學生的任務。與此同時，國家撥給其他12所大學的教育經費超過58億銖，但它們僅承擔培養5萬學生的任務。因此，開放大學是在國家投資人均只及民辦小學生人均數字（人均364銖）的情況下進行教學的。

泰國的經驗引起了許多國家的關注，有的國家開始設立自己的開放大學。印尼于1984年9月在雅加達開辦了一所全國性的開放大學，第一學年就招生6.5萬。人們把開放大學的設立說成是印尼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創新精神、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開放大學；馬來西亞在1996年建立開放大學。開放大學靈活的辦學方式和開放性的招生政策，的確是滿足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好辦法。

4.放寬招生政策，入學途徑多樣化

高等教育大眾化使高等學校的入學途徑也趨于多樣化。為適應高等學校擴大規模、增加學生人數的需要，東南亞各國在招生政策方面也進行了許多改革。

以前，泰國大學不多，因此各大學大都單獨組織考試。20世紀60年代以后，泰國大學迅速發展，報考大學的人越來越多，于是，從1962年開始，改由國家組織聯合考試等方式選拔招收學生。目前，泰國大致上形成了5種招生方式：①國立大學聯合招生；②學校自行招生；③定向招生；④免試推薦入學；⑤免試入學。任何高中畢業生，除獲得畢業證書外，都應通過某一種招生方式，才能進入大學學習。但國立學院或私立大學可自定資格，最低下限應有初中文憑。持有職業技術中學和普通中學文憑者均可報考。

菲律賓高等學校除要求報考學生有中學畢業證書外，還需參加入學考試。1973年以前，入學考試由各校自行組織，從1973年開始，規定必須通過全國統一考試。統一考試最初是由私立考試促進基金會(FAPE)和教育文化部合作舉辦的。1975年教育文化部新成立了“國家教育測驗中心”(NETC)，統一考試就由該中心負責。統一考試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高等教育的質量，保持國家各種類型人才的平衡。現在菲律賓全國設有1300個考試中心，每年9月26日舉行考試。每年大約有97%的中學畢業生參加統一考試。

新加坡政府規定，受過中等教育（包括大學預科和初級學院）并獲得高級考試普通考試證書的學生，才能進入大學學習。從1975年開始，所有報考者都須通過由新加坡教育部與劍橋地方考試委員會聯合舉行的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考試。由于各個學院都有各自的入學標準，因此考生被接受進入某一學院或學科學習之前，還必須參加與所學學科有關的科目測試，達到規定的標準，才能被正式錄取。例如，報考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考生，按規定要在大學預科學滿3年，通過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普通級考試并加試有關科目后，方可入學。而藝安技術學院則只要求考生能通過普通教育證書的普通級考試就可以錄取。從2004年開始，新加坡將實行新的大學入學標準，使進入第三級教育機構學習的途徑更加多樣化。

二、經驗與教訓

首先，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新加坡可以說是這些國家中最為成功的范例。獨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發展高等教育，但反對脫離國家需要的盲目發展，強調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相配合。根據這一原則，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較實事求是的高等教育發展目標和實施計劃，并及時根據國家的需要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人數，從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專業結構及總體發展水平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需要基本相適應。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學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賓和泰國理工科學生分別僅占21%和19.5%）。相反，菲律賓和泰國則屈從于社會壓力，不顧社會的供求關系，大量開設人文、社會、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錢少、易上馬的學科和專業。菲律賓工商管理學科的比例竟達40%，1986～1987學年，主修文理、師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學生占在校學生的63%。泰國開放大學中修習上述學科的學生占98%。上述狀況不僅使菲、泰兩國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失調，也造成這些學科畢業生的失業。

其次，在數量大發展時要維持高等教育的質量。20世紀70、80年代是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高等學校數和在校學生人數都迅速增加，但這種發展往往是無序的發展，并以低質量和大量專業人才的失業為代價。特別是在菲、印、泰三國，低質量、低效率問題比較突出。從數量上看，菲律賓可以算是一個高教大國，但是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除少數幾所水平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學校的水平普遍較低，甚至還有一些所謂的高等學校就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學店”和“文憑工廠”。印尼和泰國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泰國兩所開放大學的招生數約占其全國學生總數的70%，所設專業大多數是一些投資少、容易上馬的，加之采取開放式招生，要求過低，其教育質量就難有保證。而印尼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對私立高校和開放大學的質量控制，導致了教育質量下滑。

從以上對東南亞國家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策略的簡要介紹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在推進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可脫離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在發展過程中，要時時關注數量發展與維持高等教育質量的問題，不可為了追求數量而降低質量。

【參考文獻】

[1]　Unesco.Statistic Year Book.1998.

[2]　Edited by Gerard A.Postiglione & Grace C.Make.Asia Higher Education.1997.

[3]　CAMPUS NEWS.NUS.Sept-Oct.1999:2.

[4]　Edited by R.E.Vente.Culture Heritage versu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1991.

[5]　Keyes.Thailand-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1987.

[6]　J.P.Ongkili.Nation building in Malaysia.1984.

東南亞國家范文第3篇

品牌就是財富

1998年，位于廣東省惠州市的TCL集團總裁李東生帶隊踏上越南，邁出了TCL進入新興國家市場的第一步。

TCL開拓海外市場第一站選點越南，基于以下考慮：越南政局穩定，與中國相鄰，習俗相近，人均收入較低，發展潛力巨大。當時，越南電視機的產能已達300萬臺，而市場需求量僅60多萬臺。日本、韓國彩電幾乎占了當地90％以上市場份額，索尼、三星和LG等品牌的影響如日中天。

一支從沒經受過國際營銷訓練的“土包子”隊伍，要從這些著名跨國公司口中奪食，似乎有些異想天開。然而，初出國門的TCL經銷人員不畏強手，7年來屢敗屢戰，百折不撓，硬是憑150萬美元啟動資金，撬開越南家電市場的門縫，并占據了當地20％的市場份額，年銷量均保持50%以上增速，改寫了日韓品牌“獨霸天下”的格局。

TCL集團公司副總裁、海外事業本部總裁易春雨是開拓越南市場的先鋒。他描述當時的情形是“市場變化莫測，情感跌宕起伏”。因為TCL進入越南之前，另一家中國知名彩電剛在越南市場敗退，大家心里壓力很大。而越南人對中國產品存有偏見和誤解，認為中國貨質次價低，對日韓產品的忠誠度很高，甚至把 摩托車直稱為“HONDA”。在這種情況下，TCL還肩負著為中國產品“正名”的重任――多一臺質量有保證的TCL電視機進入越南家庭，中國產品的信譽度就增多一分。

當時，TCL越南公司采取了幾項對策――產品研發上，開發適合越南市場的超強接收、防雷等彩電功能；生產上，強化品質控制，形成了較好的口碑；服務上，提出“三年免費保修，終身維護”的承諾；策略上，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做法，以各國際品牌不愿去、不屑去的邊遠市場作為突破口。

沒有樣品，TCL員工們就拿著宣傳冊到處磨嘴皮；沒有汽車，他們就騎著摩托車四處出擊；沒有銷售網絡，他們就做起一手收錢一手交貨的原始交易；語言不通，他們入鄉隨俗學起越南語，千方百計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現任越南公司總經理的鄧偉文回憶起當年“扎硬營、打死仗”的征戰經歷，仍有一種滿足感：“那時，每賣出一臺機，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勝利――TCL的勝利，中國產品的勝利!”

幾個回合下來，TCL在與日韓品牌的對壘中，終于實現了“螞蟻”扳倒“大象”的目標，在東盟市場撕開了一道“缺口”。2004年底，TCL越南彩電廠的產能增加到60萬臺，預計2至3年內還會擴大到100萬臺以上，并且開始出口歐盟，成為第一家基于越南出口歐盟的彩電廠商。2005年，丁CL的出口出現歷史性的突破，以后還要在越南逐漸做到內外銷持平，成為TCL布局在越南、面向東盟乃至全球市場的彩電制造基地。

易春雨說：“TCL的海外之路本來就是一個摸索的過程，既沒有成熟的理論指導，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只能憑著我們的品牌、勇氣和智慧，摸著石頭過海。”

文化聚集能量

企業競爭最終是企業文化的競爭。中國企業能在東盟站穩腳跟，多數是較好地發揮了中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相結合的優勢。TCL選擇東盟作為產品跨出國門的練兵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看中東盟與中國的人緣、文化淵源關系。

“選擇東南亞，一方面是它離中國較近，在支持方面比較容易做到位。而且，東南亞有一個華人經濟圈，這對中國企業拓展業務有幫助。另外，東南亞國家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中國企業切入比較容易，中國人比較容易融入當地社會。”不少TCL資深員工都這樣總結。

TCL印尼公司的起步雖然稍晚于越南、菲律賓、新加坡等地分公司，但在TCL的全球版圖中，印尼公司被定位為東南亞板塊中最大規模的一個公司。因為印尼有20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地域，2．2億的龐大人口、355萬臺的彩電和空調市場容量，是國際家電巨頭角逐的地方之一。

鐘云光個子不高，卻是個有朝氣的年輕人。2002年6月，原任TCL香港分公司總經理的他被調來印尼，主持TCL印尼公司工作。他帶領幾個同樣年輕的人，赤手空拳在印尼打天下，硬是把TCL的“大旗”插在這片陌生的國土上。

他自謙沒有什么“秘訣”，但對于“文化”的獨特作用深信不疑：“中國人出國闖天下的武器，一是靠勤奮，二是靠智慧。中國人的智慧，是千百年來中華文化精髓的積淀。這是有些外國企業所無法比擬的。只要我們按照經濟規律，很好地發揮這些智慧，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他分析認為，印尼是東南亞華人最多的國家，其中絕大多數為來自福建、潮汕、梅州的第三、第四代移民。華人充分運用自己天生精明的生意頭腦，掌控著印尼80％的批發、零售渠道，在商業中占絕對主導地位。TCL印尼公司將這個龐大社群視為最大的資源。職員、制造端和銷售端合作伙伴以及銷售渠道都以華人為主，中國的資金、專業技術、產品與華人的商業智慧相得益彰。

在TCL海外分公司當中，當地員工占到了3／4，不少高管、主管也是當地人。TCL總結海外用人之道時，首先強調找對適合的人，即找到對中國產品有好感，熟悉中國文化的人。其次要學會尊重人，尊重員工的習慣、想法和理念。在此基礎上的激勵才有效。最后是要給員工發展空間。在TCL，沒有日韓企業常有的“天花板”，本地人才有充分施展才華的空間。TCL越南公司培養了一大批本地化的員工，大部分中層管理干部由越南籍員工擔任。他們隨著企業的發展不斷的成長與成熟，成為TCL越南公司一筆巨大的財富。

服務彰顯誘惑

TCL在海外銷售的產品都是根據當地特點而定的。根據當地文化習俗、氣候特征等不斷改進產品模式。比如，越南潮濕酷熱，俄羅斯寒冷而干燥，兩地人對彩電要求就不一樣。中國的產品直接拿過去無法銷售，必須就地改裝。

TCL非常注重服務。有一次，一位TCL中方主管到離河內500公里以外的堅江省鄉鎮拜訪客戶，一位農民想買彩電，但猶豫不決，不知什么牌子好。這位主管給他講明了TCL的服務政策，并帶著技術員花了1個多小時來到農民家里，幫忙架天線、搞調試。半個小時后，TCL電視機出現了清晰的圖像和聲音，比隔壁鄰居的日本彩電強得多。樸實的農民感激之余為TCL做起了“義務推銷”，該村近半農戶購買了TCL彩電。

TCL在越南市場奉行“精耕細作”策略：首推“3年免費保修，終身維修”服務承諾，每個城市設立24小時熱線電話，一有投訴立即應對；針對越南氣候特征，推出超強防雷彩電；成立TCL越南青年基金會，每年組織越南優秀青年團員代表到中國學習考察……

東南亞國家范文第4篇

政策環境因素對南亞東南亞國家留學生來滇留學的影響很大，也決定了我國宏觀上對招收南亞東南亞國家留學生政策導向。根據中辦、國辦下發的《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經國務院授權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教育部牽頭制訂了《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為推動區域教育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大契機。云南面向南亞東南亞發展留學生教育，既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又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人才支撐。“一帶一路”背景下，云南應從多個層面采取積極的政策和措施來應對機遇和挑戰。

(一)政府層面

加強戰略規劃對接和政策磋商，探索云南與南亞東南亞留學生教育合作交流的機制與模式；積極簽署雙邊、多邊和次區域教育合作框架協議，逐步疏通教育合作交流政策性瓶頸；打造云南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學術交流平臺，吸引各國專家學者、青年學生開展研究和學術交流，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構建云南與南亞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質量保障與評估體系，促進師生的自由流動，推動跨區域學分互換與學歷互認系統的建立，增強云南與南亞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提升區域內高等教育的質量。

(二)高校層面

舉辦區域大學校長論壇，推進學校間開展多層次多領域的務實合作，如紅河流域大學校長論壇；鼓勵有合作基礎、相同專業背景和發展目標的學校締結姊妹關系或組建聯盟，逐步深化拓展留學生教育合作交流，不斷延展教育務實合作平臺；高校間共同開發語言互通開放課程，逐步將周邊國家語言課程納人各國高校教育課程體系；拓展政府間語言學習交換項目，聯合培養、相互培養高層次語言人才；云南高校抱團“走出去”，做好云南高等教育的整體宣傳，打造云南高等教育品牌，增強對南亞東南亞國家留學生的吸引力；主動與國外大學或國外大學聯盟建立合作關系，推行“N+X”雙聯制學位計劃，促進學生的國際流動。總之，云南高校要立足各自發展戰略和云南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規劃，與沿線各國開展形式多樣的合作交流，重點做好完善現代大學制度、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升來華留學質量、優化境外合作辦學、助推企業成長等各項工作的協同發展，全面打造南亞東南亞留學生的首選來華留學目的地。

東南亞國家范文第5篇

當前態勢

東南亞國家中華文報刊發展最為興盛的當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一般而言，海外華文媒體相對于當地官方語強勢媒體來說仍屬于弱小媒體。 但在這兩個國家，華文媒體已成為當地主流媒體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出版的《聯合早報》，它不但是新加坡的主流華文報，更通過電子媒體的協助，成長為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最具權威性的華文大報，也是唯一獲得中國官方批準在中國公開銷售的外國中文報紙。此外，報業控股公司還出版 《聯合晚報》、《新明日報》和《星期五周報》等3份華文報紙，2001年1月17日新創刊《大拇指》周刊以及其他3份華文期刊。

馬來西亞現有華文報共18家，華文期刊63種，是海外擁有華文日報最多的國家。馬來西亞華人約占總人口28%，但18家華文報的日銷售量超過馬來文報和英文報。其中南洋報業集團屬下的《南洋商報》和朝日報業集團的《星洲日報》、《光華日報》是主要的華文報。

相對而言，其它東南亞國家華文報刊則處于復蘇發展期。印尼是全球華人最多的國家，但在1966年至1998年蘇哈托軍政府統治期間，政府禁止興辦華文教育以及禁止出版、發行華文報刊。近幾年隨著政府放松對華文出版業的管制，華文報業得到復蘇。世紀之交，印尼誕生了11家華文報紙，具有代表性的有《世界日報》、《印度尼西亞商報》、《和平日報》、《新生日報》和《國際日報》。

另外，菲律賓的《商報》、《世界日報》，《菲華日報》，泰國 的《世界日報》、《新中原報》等都具有很高水準。越南現有華文報紙《西貢解放日報》、《越南經濟新聞》。柬埔寨從1999年開始復辦華文報紙，現有《華商日報》、《柬華日報》和《柬埔寨星洲日報》等華文日報。1998年《緬甸華報》創刊，目前為緬甸唯一的華文報紙。

面對挑戰

東南亞國家華文報刊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繼續承載其傳揚中華文化，促進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

縱觀華人東南亞移民史，多以勞工和商貿為目的，在迥異的社會環境和當地族群把政的情況下，海外華文報刊是其維系民族文化的重要紐帶，是為身處異質文化環境中的華人提供身份認同感和文化歸屬感的有效工具。由于華人移民和新一代華裔越來越多使用當地社會主流語言，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華文水平普遍下降，東南亞中文報都面臨讀者減少的困境。據王士谷先生《海外華文報刊的量化分析》中統計數據顯示，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東南亞十國華文報刊由1082家銳減到655家。究其原因，東南亞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后大多引進西方自由經濟發展模式，向西方國家開放國門，導致西方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涌入，從而對中華文化造成沖擊和削弱。

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多民族社會，華人約占其定居人口的77%(約為250萬人)。雖然有4種官方語，卻獨尊英文，以之作為團結和溝通各族的中立語，以及行政、經濟和教育的主要媒介語。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為了引進外資、促進種族和諧，在本地中小學和大學推行英文教育。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代受英文教育者開始進入閱報年齡，中文報和英文報之間的差距便從發行量上體現出來，而且越來越大。接受全英文教育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閱讀中文報的能力每況愈下，對華文也缺乏感情。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傾向于選擇英文報紙。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華文報面對著強勢英文報的競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根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郝曉鳴博士的調查顯示，新加坡受英文教育者傾向于閱讀英文報紙，受中文教育者傾向于閱讀中文報。而在29歲以下年輕人中，受英語教育者大大超過受中文教育者。照此趨勢，中文報紙的讀者基礎將在未來10年至20年受到嚴重挑戰。由于英文強勢不可逆轉，到下個世紀，新加坡的中文報和英文報紙之間的差距將繼續加大。

機遇與展望

多元文化的沖突給華文報刊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必須看到，華文報刊的傳統優勢依舊存在，這是由兩方面因素決定的。

首先，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根深蒂固，這是華文媒體奮起的文化因素。很多世紀以來，中華文化在東南亞打下深深的印記――“和為貴”的中華文化傳統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深受東南亞國家推崇。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華文報刊因應形勢，堅持獨特的文化特色，不僅是華人世界的寶貴財富，也是東南亞國家的力量源泉。華文報刊立足于華人群體的溝通，維護華族權益，反映華族心聲，致力于華人融入主流社會，也使自身成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構成的一部分。

華文報刊在穩定既有讀者群的同時，還不斷在內容形式諸方面積極探索，以吸引新的受眾群，培養其對華文報刊及中華文化的興趣熱愛和忠誠。正如《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在推出重大版面改革時指出，“（聯合早報）要用年輕人的語言和年輕人說話，要以他們關心的課題和內容吸引他們，希望引起他們閱讀華文報的興趣，從而將他們漸漸引入早報及其它豐富多彩的華文寶庫中。” 同時，華文報刊也開辟了許多文藝專欄、副刊推介中華文化。如新加坡《聯合早報》、《聯合晚報》的“根”文藝專版，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的“藝海”文藝版，泰國《新中原報》的“藝術快報”、“集萃”、“神州新姿彩”，菲律賓《世界日報》的“尋根”版，印尼《呼聲》、《千島日報》的學習漢語專欄，都有著濃郁的中華文化色彩。

21世紀東南亞華文報刊面臨的一個共同機遇，就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與日俱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互動文化交流帶動新移民和華文教育的發展，為華文傳媒的發展提供契機。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為海外華文媒體提供更豐富的新聞內容，“報道中國”成為海外華文傳媒熱點。如菲律賓華文傳媒廣泛采用中國新聞社、新華社的稿件，《世界日報》與《商報》經常將中國重大新聞刊在頭版。新加坡《聯合早報》在2003年也進行了改革，從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多層次增加了對中國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