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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渠道銷售藥品的形式更加隱蔽
(一)形式特點:
1、個別藥品經營企業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采取出租柜臺、代開稅票等形式,為無證經營者提供了“合法”平臺,嚴重存在著銷售假劣藥品的隱患。
2、合法的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授權委托的藥品銷售人員,超出企業法人的委托授權范圍,以合法企業銷售人員身份,自行組織貨源銷售藥品。
3、一些流動藥販,以零售藥店或診所為主要目標,采用售完結帳方式,把藥品放在這些診所或藥店銷售。其特點是價格高、品種少、數量小。一旦查處,案值較小,以此逃避法律制裁。又因流動藥販居無定所,查處非常困難,且多數難以追根溯源。
4、藥品經銷商與醫療機構聯合,開辦所謂的“專科門診”。看病是假,售藥是真,專科門診用藥大多不經過醫院藥房,一般由科室直接開方售藥,具有很強的欺騙性。
(二)稽查要點:
1、出租柜臺、代開發票的違法行為。重點通過檢查藥品購銷記錄進行核實。
2、銷售人員的違法行為。檢查供貨方提供的發票、清單、帳號、開戶行及用印是否與委托企業一致,必要時與委托企業聯系、查證。
3、流動藥販的違法行為。流動藥販一般不給購貨方留存資質證件,多是白條收據(僅列清單)。
4、“專科門診”的違法行為。注意重點檢查“專科門診”處方的流向,看是否在醫療機構的藥房取藥,并檢查核實藥房的購進、驗收記錄。
(三)典型案例:
今年9月份,我分局執法人員在某醫院檢查該院購進藥品渠道時發現,某供貨公司提供的《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法人授權委托書、銷售人員身份證復印件等資質證件齊全,一般講,由此即可初步判定該供貨渠道合法。但在檢查該銷售人員提供的供貨發票和供應藥品清單時,發現發票和清單上的印章存在字跡大小不等,制作粗糙等疑點。經與該公司核實,發票、藥品清單均不是該公司的,印章是偽造的,所供應的藥品也不是公司的(是業務人員自行組織的貨源)。由此查處了一起醫療機構從非法渠道購進藥品案件。
二、制售假劣藥品的手段在逐步升級
(一)形式特點:
1、假冒名廠名藥。以賤充貴,以此充彼的成份做假,轉向假冒名牌暢售品種。這類假冒藥品僅靠藥品檢驗機構的檢驗報告尚不足以認定(有時檢驗結果可能是合格的)。從藥品外包裝及藥品本身上難以識別真假。
2、中成藥添加化學藥品成份。以補腎、降糖藥為多。補腎類主要以假冒合法企業的廠名、廠址、盜用正規藥品批準文號,或者虛構廠名、廠址、亂編批準文號等,其特點是包裝過分豪華,價格奇高。
3、通過擴大宣傳保健食品成份含量、功能主治、療效,把保健食品宣傳成藥品銷售,以欺騙群眾。
(二)稽查要點:
1、說明書疑點多。假冒藥品的說明書一般存在紙質質量較差、裁切不規范、印刷不清晰、標點符號使用錯誤、錯別字等疑點。
2、夸大功能主治。利用人們對中草藥“使用安全”及藏藥、蒙藥的好奇心理,虛列名貴中藥材品種,夸大功能主治,且說明書用語不規范。
3、以保健食品擴大宣傳其功能主治、療效的稽查,應以檢查其非法印制的宣傳廣告以及在媒體上的違法廣告為主。
三、典型案例:
我國近30年的改革過程中,市場化和城市化進程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其中城市化水平對于社會貧富差距的影響要更大一些(回歸系數為0.539),這與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和現狀是相吻合的。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農村的勞動力表現出了一種面向城市的為求生計而萌發的主動性流動,這樣的主動性流動一方面推動了城市進一步的發展,另一方面則由于農村高文化素質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使得文化素質本來就低的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進一步下降,影響了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導致農業生產的停滯甚至下降,形成了農村更落后,城市更現代的狀況。另外,農民向城市流動過程還包括了一些被動性的原因,主要表現就是失地問題非常嚴重。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征地的趨勢成為必然,但是二元經濟結構把農民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廣大農民權益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土地農轉非的利益驅使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甚至原本就很低的土地補償金都無法按時如數地發放到農民手中。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部門低價征用農村土地,使農民蒙受了至少2萬億的損失。在這樣的過程中,由于征地程序與法規的不健全,土地征用出讓甚至還成為不少地方官員尋租的重要途徑,原本屬于農民的各種合法權利被現行的某些不合理的制度體系轉移到了其他人所屬的社會利益集團中,造成了社會中不同成員財富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對立的局面,社會福利無謂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部分失地農民無地可種,必須自謀出路,尋找新的就業機會,進城務工成為了新的謀生途徑。但是現實中機會的不平等和一些人為的障礙致使失地農民在向非農就業轉移過程中又難以找到新的、穩定的收入渠道。再加上難以為本來就少的補償資金找到有效的增值渠道,失地農民常常是坐吃山空,進入城市后很有可能淪為新的城市貧民。這樣一來,雖然城市化進城加快了,但是社會貧富差距也被拉大了。
市場化水平對于我國貧富差距的影響相對較小,表明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確實拉大了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自1978年開始至今,中國經歷了近30年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自1992年又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基本改變了過去政府下達計劃、管理生產、制定價格、分配物資、資金和人員等一系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目前市場機制已經在多數經濟領域起著主導作用或者重要作用。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要素配置狀況,是中國近二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市場化進程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各個地區之間還很不均衡。盡管在許多重要部門和許多地方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但在其他一些部門和地區,進展還相當有限。經濟市場化進程在不同部門和行業間的不均衡性,導致了生產要素分配的差異,進而會影響生產過程,造成行業間利潤率水平的差異,行業間利潤率水平的差異最終會表現為不同行業間員工的收入水平的差異;經濟市場化進程在區域間的不均衡性主要體現在東、中、西這三大區域分上。近30年改革給我們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國家和人民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高,這樣的提高過程是與改革的進程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改革進程的差距必然會形成最終福利水平的差距;由于不同區域存在著增長幅度的差異以及一定時期內政策的傾斜性,區域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就因此而形成;從中國整體來看,社會貧富差距也就被拉大了。
工業化水平是與貧富差距成負相關的,這說明我們可以通過繼續推進工業化來解決目前的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或者說目前我們的工業化進程仍然不夠徹底。這里首先要明確“工業化”的真正含義:“工業化就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或者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這種變化最早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這些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都與資本品工業相關聯,所以最好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諸部門來說明。這些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更進一步加強了伴隨現代化工廠制度、市場結構以及銀行制度之興起而來的經濟組織上的變化。因此,工業化實際上就是以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等為代表的重工業化,是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后工業內部結構演變的最終結果。一般認為,當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后,消費結構升級,對資本品工業的需求越來越大;同時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使得發展資本品工業的供給條件越來越好,資本品工業在整個工業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消費品工業的凈產值與資本品工業凈產值之比不斷下降,即霍夫曼系數不斷下降。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過去20多年當中,我國的輕工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升級,這與霍夫曼定律中第一階段的特征相符合;而近幾年來汽車、鋼鐵、機械等制造業和房地產、煤炭、電力等制造業前向和后向產業的高速發展,使其成為了我國國民經濟高增長的主導產業,重工業比重明顯上升,這符合霍夫曼定律中的第二階段的特征;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目前出現汽車、鋼鐵、房地產等行業的高速發展并不是什么反常現象,很可能就是我國進入重工業化時期的重要標志。因此我們不要僅僅根據經濟發展短周期規律來采取產業調控政策,而要以積極態度促進和引導這些主導產業的發展。
在主要的工業部門當中,自1997年以來,生產高檔消費品的工業部門增長最快,其次是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部門;這兩個資本密集型部門都具有較高的工資水平和從業技術壁壘,因此使得很多不具備相應技術水平的剩余勞動力難以從業,從而紛紛轉向城市中工資率最低的勞動服務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固然可以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長期的低工資水平勢必拉大與其他不同部門從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費傾向逐漸發生變化:按照需求收入彈性來劃分,低收入水平的消費人群只能消費正常品甚至劣等品,而高收入消費人群則可以消費奢侈品。社會消費需求的變化將直接導致社會生產供給的變化,整個社會將大量從事具有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的生產,而忽視低檔產品的生產。這樣,低收入水平消費者的消費者剩余將進一步縮小,整個社會將會形成一種為富人消費服務的畸形生產和消費結構。因此,從根本上講,工業部門吸納勞動力就業才是解決就業問題進而縮小收入差距問題的根本途徑。在解決過程中,我們首先要提升勞動力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使其具有進入技術類行業的準入資格;不同種類的教育和培訓是主要方式。另外就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不要一味地照搬國外的經驗,大力提倡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要著眼于中國國情,在最近的一段時期內,在不斷提高勞動力人力資本與技術水平的前提下,要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將解決大量剩余勞動力就業作為產業發展的目標;在解決就業的同時,還應該注重就業人員收入水平的差異問題,如果解決了就業,不同的部門之間(例如工業部門和勞動服務業部門)的收入水平差距過大仍然會造成社會成員貧富差距的拉大,這樣一來問題仍然得不到有效地解決。因此在今后我國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僅要考慮產業如何吸納勞動力就業的問題,更要考慮產業內勞動力收益的問題。
作為衡量發展的三個維度,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釋和說明目前我國社會貧富差距問題。不難看出,我國目前的社會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是發展的結果,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中國過去30年所經歷的這個階段是與庫茲涅茨關于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線”理論相吻合的。這個階段及其所帶來的陣痛將隨著在經濟、社會發展種種問題不斷得到解決而逐漸消除。
1.國產棉花“三絲”現象比較普遍。由于我國棉花大部分是人工采摘,棉農挑揀“三絲”意識差,導致棉花中不同程度地含有“三絲”。即使有很少一部分新疆機采棉,也因種植棉花多年連續大量使用地膜,廢舊地膜被風刮到棉花植株上面,使加工后的皮棉中含有碎小廢舊塑料薄膜。棉紡廠要接受對染色性要求嚴格的訂單,只有選擇澳棉、美棉和巴西棉。“三絲”已經成為我國棉花最大的質量問題。
2.我國棉花品種單一,無法滿足棉紡廠多種紡織品種的需要。我國目前以種植細絨棉為主,新疆有少量長絨棉。我國種植的細絨棉纖維長度大多集中在28mm左右。而進口棉的品種涵蓋了粗絨棉、細絨棉和長絨棉,纖維長度覆蓋23mm至38mm,馬克隆值高的可達到7.0,可選性強。
3.我國棉花主產區棉纖維的強力很低,不能滿足我國紡織企業生產高檔紡織品的需要。2014年,我國西北內陸棉區的棉花產量將占全國棉花總產量的70%以上,但大多數棉花的斷裂比強度在28cN/tex以下,有的甚至為24cN/tex,嚴重制約著我國棉花的可紡性。澳棉、印度棉和部分美棉的斷裂比強度在31cN/tex以上,西非棉的斷裂比強度也都在28cN/tex以上。
4.我國棉花長度不能滿足紡高支棉紗的需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密高支紡織品以輕柔舒適特性為廣大消費者所青睞,但生產60支以上的棉紗需要31mm以上長度的棉纖維,如果改用長絨棉會大幅增加成本,所以紡織企業只有選用長度1-7/32的澳棉或MCU5印度棉;為了降低成本,生產高檔氣流紡棉紗又不得不用長度23mm到26mm的進口棉,例如印度的V797。
5.我國皮棉中摻雜摻假現象時有發生。受利益驅使,一些不法企業在棉花加工時摻入精梳落棉、水洗棉等,并有200型棉花加工廠向400型棉花加工廠發展的趨勢。2012、2013棉花年度收儲期間,我國主要港口的進口精梳落棉比不收儲時價高1000多元/噸仍供不應求,收儲一旦結束,馬上滯銷價落。本人在一儲備庫看到入庫的棉花,短纖維率之高,前所未有。我國棉花標準沒有短纖維率指標的限制,從而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進口棉除了印度棉偶爾發現有在皮輥棉中摻入棉短絨外,其他國家的棉花幾乎沒有發現此類現象。
6.人為混級加工問題突出。主要表現在收儲這3年,一些棉花加工廠為了使低馬克隆值的后期棉花交儲,把后期的霜黃棉和拔稈剝桃棉與前期的高馬克隆值籽棉混級加工,嚴重影響了棉花的染色性和強力。
7.個別棉花加工企業誠信度差,在加工棉花時偽造產地,甚至將高含糖的蘇丹棉和墨西哥棉重新打包后刷上了中國的產地標識,造成了嚴重的質量隱患。例如有一家棉花加工企業,因轉圈棉被發現后退回了所交售的儲備棉,該企業在網上公開說明自己退儲的棉花是由澳棉加工而成,由于誠信度原因,雖然該批棉花確實接近澳棉的質量指標,但沒有棉紡廠愿意按澳棉的價格購買和使用該廠的棉花。這就是誠信缺失的代價。
食品毒理學動物實驗是食品毒理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食品安全性毒理學評價的重要手段。為研究食品中外源化學物的性質、來源與形成、它們的不良作用以及可能的有益作用及其機制,動物常被作為實驗的對象來確定這些物質的安全限量[1]。教學實踐中我們發現,很多學生對動物實驗都有抵觸心理,在實驗中過度恐懼和緊張的心理以致學生失手將實驗動物捏死或者致殘,導致實驗操作失敗的事件屢有發生,這樣既無法順利展開教學,也會對學生的身心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筆者針對學生在動物實驗中的恐懼心理,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形式對福建農林大學食品科學學院及金山學院的食品質量安全專業學生進行調查,幫助學生在毒理試驗中克服恐懼心理,使之具備動物實驗的基本操作技能,以期達到順利開展實驗教學的應有目的。
一、調查對象及方法
1.調查對象。本次問卷從動物倫理及學生的實驗心理出發,對福建農林大學食品科學學院和金山學院食品安全與質量專業的學生進行了調查。
2.調查方法和內容。采用自行設計調查問卷(金山學院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發放問卷58份,回收55份;食品科學學院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82份,回收82份。共140份,回收137份,總體回收率為97.8%)。調查內容包括動物實驗相關經驗、對動物實驗的看法、實驗壓力和如何對待受試動物等。
二、結果分析
1.動物實驗相關經驗調查。
受訪的同學中,大多人都只看過家禽屠宰,未親手做過家禽屠宰,親手做過屠宰的僅為13.87%。隨訪中,我們了解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烹飪的簡化是造成學生動手能力較少的主要原因,同時缺少解剖相關經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學生的實驗心理素質造成了影響。
2.屠宰經歷對學生實驗心態的影響。
食品質量安全專業的學生不同于醫學、動物學專業的學生,大多數學生未接觸過活體動物學實驗,缺乏相關的實驗經驗,數據中顯示經歷過屠宰或解剖的學生,再次接觸到相關實驗,大多數同學能保持心態平和,只有26%的學生出現心理壓力。相比之下,缺乏相關屠宰經驗的學生有68%存在心理壓力,因此,具備實驗經驗對緩釋實驗壓力有較明顯的作用。
觀看屠宰及解剖教學視頻是目前高校進行教學預習的主要手段,為進一步研究觀看教學屠宰視頻是否能減輕學生實驗的心理壓力,我們通過調查,分析了教學預習視頻對學生實驗心理壓力的緩釋程度。結果表明:是否看過屠宰視頻對學生的心理壓力影響不大,有壓力的學生比例都保持在70%左右,起不到較好的緩釋作用。
3.學生對動物實驗的看法。
被調查學生中的大多數人(64.23%)不反對動物實驗,反對動物實驗的人數為35.77%,其中89.80%的學生認為動物實驗殘忍是無法接受的主要原因。另外,目前使用較多的實驗動物是鼠類[2],這可能也是學生抗拒動物實驗的內在因素。從數據中我們可以初步看出,不反對動物實驗的人數較多,但這些學生中仍存在著對實驗動物實驗痛苦、實驗動物福利和相關動物實驗原則等方面的疑問。因此,對學生宣講實驗技巧、動物福利和動物價值觀等,對學生明確動物實驗目的和樹立正確生物倫理觀有積極作用。
4.學生對待受試動物的心態情況。
毒理動物實驗中,實驗人員的心態是實驗成敗的關鍵,也是本次調查的重點。經過問卷后我們發現大多數學生都感到動物實驗帶來的壓力,這一比例占了總人數的71.53%。有研究人員認為,在動物實驗中學生對動物有幾種不同的心理:一是好奇心理;二是恐懼心理;三是同情心理;四是寵愛心理,尤其女生的心理波動更為明顯[3]。再者有50%以上的學生認為動物實驗殘忍和惡心是壓力的主要來源,這與學生沒有家禽宰殺經歷有密切的關系。有63.50%學生認為處死解剖是實驗中最恐懼的,可以獨立完成實驗的人數僅占13.14%,雖然經過老師講解示范后該數值上升至33.58%,但仍有超過60%的學生不敢動手操作。因此找尋一種處死解剖相對緩和的方法是解決實驗過程中恐懼的關鍵。
5.性別對學生實驗心態的影響。
經過數據比較后,我們發現性別因素對實驗心態有較大影響,83%的女生都對動物實驗存在心理壓力,而相比之下,男生在這方面則好得多,比例不到一半。因此設法克服女生在實驗中膽小的天性是解決學生實驗心態的一大重點,也是一難點。
6.學生對動物實驗預備措施的看法。
心理壓力指的是人在察覺到或認識到自己正面對著至關重要而又難以應對的環境要求時產生的一種傾向性生理反應的身心緊張狀態[4]。由調查結果可知,先前預習和開展實驗動物默哀對實驗心理壓力的緩解起不到較好的作用。有一部分學生認為實驗前動物默哀只是作秀形式,對實驗動物最終的結局無法改變,少數學生(28.46%)認為觀看影片等實驗前預習有造成心理緊張的傾向。實驗前告知實驗動物來源信息,對緩解擔憂也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僅42.56%的學生認為有用處,36.50%的學生認為無效,這進一步驗證了實驗壓力大多來自學生認為實驗過程殘忍。通過此項調查可以得出,單純通過心理引導的方式無法舒緩學生對動物實驗的心理壓力,應配合其他教學手段進行。
7.實驗人員對動物實驗與考試成績取舍的看法。
將毒理學動物實驗與最終成績相掛鉤,經過調查后發現,84.67%學生會因為成績而進行動物實驗,為了獲得更高的成績,57.66%的學生會選擇觸碰、抓、捏等相對簡單且較為緩和的實驗步驟,43.07%的學生接受處死解剖小白鼠。從數據中顯示,實驗成績對實驗的開展具有較強的驅動力。實驗成績是一種學習需要,對學生產生了積極的學習應激,得到的結果是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力[5]。
三、結論與啟示
通過調查綜合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1.缺少動物相關解剖經驗,對學生進行動物實驗操作時心理壓力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2.實驗操作過程的血腥殘忍是造成心理壓力的主要原因。
3.現行的實驗前默哀及實驗預習對學生恐懼心理的消除影響不顯著。
4.成績對順利開展動物實驗具有較大的驅動力。
關鍵詞:城鎮居民收入 耐用消費品 消費函數 實證分析
我國耐用消費品市場近年來有了快速的發展和變化,學術界對其變化的規律做了大量研究,從消費者行為、區域經濟等角度揭示了相關規律,但尚未結合城鎮居民收入差別與耐用消費品購買量進行數量分析。本文試圖運用我國1995-2004年統計資料,建立耐用品消費需求函數,從而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影響耐用品需求的實證分析。
城鎮居民收入層次差距與耐用消費品擁有量的基本分析
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直接帶動了城鎮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費品購買量的普遍提高。但在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和耐用消費品購買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時,城鎮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費品購買量差距也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普遍提高,1995―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282.95元提高到9421.6元,增長119.98%。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增大,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數1994 年為0.370,2004年上升到0.469,上漲近1個百分點。基尼系數是國際通用衡量貧富差距的方法,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且0.4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我國基尼系數已經突破了警戒線。依據我國統計年鑒的城鎮家庭收入分組方法,將所有調查戶依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隊,按10%、10%、20%、20%、20%、10%、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直至最高收入戶等七組。如果依據這種分組方法來測算,差距則更為直觀。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組25377.17元與最低收入組2862.39元之比為7.87倍,高于世界平均3.29倍的水平。2004年,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最高收入組16841.82元與最低收入組2855.15之比為4.66倍,這一數字大大超過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
城鎮居民耐用消費品擁有量。1995―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分組平均倍數分別為0.39、0.79、……直至4.68;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按照分組平均倍數分別為0.29、0.57、……直至3.02;從這組數據比較看出:隨分組排序倍數差逐步擴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消費支出倍數差擴大更快。從代步工具平均百戶年底擁有量按照分組平均倍數的情況看,自行車分別為0.07,升為0.10,后又降為0.05;摩托車分別為從0.31到1.20;汽車分別為從1.17到21.48;自行車差距小、摩托車適中、汽車差距大,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較,自行車和摩托車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汽車則大于人均收入差距。從新舊四大件平均百戶年底擁有量按照分組平均倍數的情況看,洗衣機、冰箱、彩電差距小,例如洗衣機為從0.08僅升到0.26;空調適中,其倍數為從0.65到5.98;家用電腦、攝像機、微波爐、健身器材差距大,例如健身器材為從0.43到12.58;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較,洗衣機、冰箱、彩電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空調基本持平,家用電腦、攝像機、微波爐、健身器材則大于人均收入差距。
總之,我國城鎮居民收入與耐用消費品擁有量的基本分析,只能通過統計數據的總量和分組對比進行判斷,屬于描述性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缺乏科學依據。缺乏對資料進行統計推算,相應建立經濟模型并提高實際解釋能力,比較分析各解釋因素的影響機制,從而缺乏獲取實證檢驗對理論假設的支持和提高本研究的科學信度;缺乏對按照分組平均倍數產生的原因,以及平均倍數差距間強度比較的科學解釋,對是否導致描述性研究錯誤無法做出科學判斷;缺乏對居民收入與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之間解釋變量的擬合程度和時間序列相關的研究,從而難以對未來兩者之間的發展做出預期。
耐用品消費函數的經濟模型建立
消費需求函數說明了收入分配是消費需求的重要變量,收入差距懸殊與消費需求水平正相關。考慮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層次差距,依據我國統計年鑒1995-2004年城鎮居民收入分組平均每百戶年底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建立以收入差距為基礎的耐用消費品消費函數為:
C = α+aβ1Y +bβ2Y +cβ3Y+
dβ4Y+eβ5Y+fβ6Y+gβ7Y
其中C 為總消費;Y為總收入;α為常數,表示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費;β1、β2、……β7分別表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最高收入戶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a、b、……g分別為各收入階層的比例系數。
根據經濟學理論可知,β1>β2……>β7,a+b+c+d+f+d+e+f+g=1,aβ1、bβ2、……gβ7可以定義為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MPN),即指增加的耐用品擁有量占增加的收入中的比例。同時把城鎮居民總收入、各收入階層的比例和各收入階層的平均每百戶年底擁有的某耐用消費品數量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Eviews4.0建立時間序列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即可驗證消費函數并得出各階層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但是以收入分配為基礎的耐用消費品消費函數,與一元線性消費函數有重大區別。一元線性消費函數自變量之間基本上不存在相關性,而上述耐用品消費函數因變量本身等于自變量的加總,極有可能使自變量之間產生高度相關。若對其進行回歸分析,則解釋變量之間有可能發生多重共線性問題,使回歸結果難以令人滿意。本文將上述公式中的自變量加以分解,使各個階層的消費、收入成為一個個獨立的方程,并應用我國城鎮居民的相關統計資料,利用Eviews4.0分別建立線性回歸方程,其結果可分解為C1=α1+ aβ1Y,C2=α2+ bβ2Y,……C7=α7+ gβ7Y等函數形式。其中Y是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C是城鎮居民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戶年底擁有的消費數量,aβ1、bβ2、……gβ7是各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上述方程組由于自變量各自獨立,因此避開了多重共線性問題。以摩托車為例可得:
C1 = 0.2265 Y - 4.8435(R2= 0.8728 D.W= 0.8511)
C2= 0.2956 Y - 6.2300(R2= 0.9103 D.W= 0.7670)
……
C7= 0.4723 Y - 8.9508(R2= 0.8925 D.W= 1.0149)
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回歸系數還是可決系數R2值均符合線性回歸要求,D.W均小于2,說明都具有正相關。且各階層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呈遞增趨勢。
如果將(2)至(8)函數中的aY、bY、……gY分別用各組人均可支配收入Ya、Yb、……Yg代替,消費變量C仍然是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戶年底擁有的消費數量,可以計算出各組邊際消費傾向(MPC),仍以摩托車為例得到:
C1 = 1.5792Ya - 30.5096 (R2= 0.8195 D.W= 1.9648)
C2= 1.0385 Yb - 24.0783 (R2= 0.8914 D.W= 1.6712)
……
C7= 0.1324 Yg - 2.2548(R2= 0.8581 D.W= 0.7951)
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可決系數R2值符合線性回歸要求,D.W小于2具有正相關,且各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呈遞減趨勢。
收入差距影響耐用消費品需求的實證分析
將建立在以收入差距為基礎的耐用品消費函數應用于我國城鎮主要耐用消費品的實證分析,并選取較有代表性的新舊代步工具和新舊四大件進行比較,可列出邊際分析表1和R2、D.W表2。
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變化趨勢分析。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變化趨勢反映了耐用消費品市場受居民收入層次差別影響的強度不同。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小于零為劣等品,大于零為正常品,小于1為必需品,大于1為奢侈品,見表1。從代步工具看:自行車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小于零,摩托車和汽車則大于零,反映了摩托車和汽車為正常品,自行車為劣等品,將成為城鎮居民不使用的代步工具而退出市場。摩托車和汽車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隨著居民收入從低到高排列而不斷增加,其中汽車特別顯著,最低與最高收入戶倍數為23.254,反映了它主要是最高收入戶的代步工具。從新舊四大件看:所有商品均為正常品,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隨著居民收入從低到高排列而不斷增加,其中最低與最高收入戶倍數,洗衣機最低為1.3598,健身器材最高為93.226。反映了洗衣機和彩電是城鎮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費品,微波爐、空調和家用電腦已經普及,攝像機和健身器材主要是最高收入戶使用。冰箱的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隨著居民收入從低到高排列而先增后減,反映了冰箱是城鎮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費品,但高收入戶已經減少了對它的消費偏好。
邊際消費傾向變化趨勢分析。邊際消費傾向總是表現為遞減的趨勢。宏觀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隨著人們的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費占增加的收入的比例總是遞減的,見表1。
解釋變量的擬合度分析。解釋變量的擬合度R2反映了模型對因變量擬合程度。R2越接近1,其擬合值與實際值越接近。見表2。從代步工具看:自行車最低到最高收入戶基本相同,大約在0.9097~0.9289之間,反映各類收入差距變化較小。摩托車最低戶和最高戶較低,中等戶較高,大約在0.9157~0.9574之間,反映了中等收入戶變化較小,而最低和最高收入戶的變化較大。汽車最低戶低到0.7849,最高戶高到0.9961,反映了各類收入差距下變化由大到小的狀況。從新舊四大件看:彩電、微波爐的最低戶和最高戶都低,中等戶較高,例如彩電大約在0.9347~0.9422之間,反映了中等戶變化較小,而最低和最高戶的變化較大。冰箱、空調、洗衣機、家用電腦、攝像機由低到高變化,攝像機低到0.5529,家用電腦高到0.9657,反映了各類收入差距下變化由大到小的情況。健身器材低收入戶基本不擬合,中收入戶基本擬合,高收入戶則擬合較好,反映了高收入戶變化較小。
解釋變量的序列相關分析。D.W用來檢驗隨機誤差項是否存在一階序列相關。如果序列不相關,D.W值在2附近;如果存在正序列相關,D.W值在0~2之間;如果存在負序列相關,D.W值在2~4之間,見表2。從代步工具看:自行車均大于2,存在負序列相關;摩托車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關;汽車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關,但最高收入戶正序列相關較強。從新舊四大件看:洗衣機均大于2,存在負序列相關,最高收入戶負序列相關較強。彩電、冰箱、空調、微波爐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關,彩電中收入戶正序列相關較強,冰箱低收入戶正序列相關較強,空調低收入戶正序列相關較強。家用電腦、攝像機、健身器材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關,家用電腦、攝像機正序列相關的強度不規則波動較顯著,健身器材則平穩。
通過對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組與耐用消費品擁有量的實證分析,得到多數耐用消費品的邊際消費傾向隨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遞減,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隨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低到高排列而不斷增加,以及具有正序列相關和多種變化擬合度的結論。這一結論對于指導我國耐用消費品市場面對不同城鎮居民收入分組條件下如何采取不同的對策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深刻理解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并通過分析收入分組遞減倍數,為制定和研究收入政策服務;深刻理解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原理,并應用城鎮居民收入分組產生的不同耐用品市場邊際消費擁有量傾向,制定生產與銷售戰略,增加企業經營成功的機率;深刻理解解釋變量擬合度和序列相關原理,并應用城鎮居民收入分組產生的不同的耐用品市場的序列相關方向及強度,決定企業產品發展戰略。
參考文獻:
1.張艷華,李秉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消費需求的定量分析[J].農村經濟,2004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