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文學教學改革反思

中國古文學教學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實現教學的感染力，做到溫情感人。要實現上述目的就需要研究中國古文教學存在的問題，針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性分析。例如，高校課程教學體系在不斷的進行改革，導致中國古文教學課時量大量的減少，許多高校存在嚴重的課程內容信息量大，教授課時少且課程日期經常改變，教學方法單一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下面幾點建議。第一，高校進行教學改革的初衷是為了更好的實現學生的全方位發展，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人才的需求。從古文教學方面來講，許多高校選擇的教材多為《中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這種情況就很容易導致教學信息量大與教學課時量少兩者之間的矛盾。另外，針對高校教學中存在的課時變動且少的問題，可以通過抓重點的方式帶動學生自主學習，重點培養學生學習古文的思路，鼓勵學生多參加學校開設的古文選修課程，增加學生學習古文的興趣。第二，現在許多學校在進行古文教學時，多采用“滿堂灌”的方式，即教師教授完本節課內容之后，很少和學生進行現場交流溝通便離開。針對這種問題，可改變教師的教學方法，例如教師在講授古文學時可以采用分組討論法、理論講授法以及學科論文等方式。所謂分組討論法是教師在講授教學內容時，針對某名家經典作品進行分組討論，最后選取小組代表進行發言；所謂理論講授法指的是教師可以借助教學輔助設備，圖文并茂的對某些理論知識、基本知識進行逐一講解，這樣有利于幫住學生理解文章的重點內容；所謂學科論文法指的是向學生提供必要閱讀書目，有目的的引導他們進行課外知識的學習，養成記讀書日記的習慣，通過這種方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以及獨立寫作的習慣。

二、突出古文教學古為今用的特點

中國古文教學課程所包含的的內容多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優秀部分，能給予人精神層面的訴求，具有鮮活的時代意義，例如其中包含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的觀念以及獨樹一幟的愛情觀等，是古人和現代人在精神層面的交合點。教師在講授古文教學時，可以將古文學中合理的優秀的內容和現代社會中的實例聯系在一起，做到學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詩詞時，可以對屈原、杜甫兩位名家的愛國主義精神進行對比，并將之引申到當代人的愛國主義精神；講授李白的詩詞時，可以強調他詩詞中積極進取的精神意識，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勵學生遇到困難時要努力進取，用頑強的毅力克服困難；講授莊子、陶淵明等人時，可以分析他們在人性、尊嚴、自由以及不畏權勢等方面的閃光點。而當下社會，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記自己本來的面目，為了權勢阿諛奉承，不惜犧牲自己的尊嚴和人格，進而借古人之精神，喚醒當下人的民族氣節和尊嚴；講授詩經中的《關雎》時，可以對比古今人們的選美和擇偶標準，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過這種古今對比的方式，將教學內容和社會現實相聯系不僅可以極大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感染學生，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自身修養，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教學設備的改進

當今社會是計算機信息化時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來臨，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并且逐漸成為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時下不論哪個行業的發展基本都離不開網絡，中國古文學是社會學科的一個分支，在教學中自然也離不開計算機的使用。和傳統的教學方法相比較，多媒體教學不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內容生動具體，給人以直觀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現力，還能夠節省教師板書的時間，活躍課堂氛圍，為古文教學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體教學時也需要注意下面幾點：第一，應合理安排多媒體教學課件，對幻燈片中表述的內容要清晰明白，圖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圖片供學生欣賞，從古至今留下了許多名家的經典畫跡，通過合理的圖片展示，能夠更加吸引學生的眼球，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力。同時，加以適當的音樂作為主體背景，更能渲染氛圍。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電視劇或者電影的改編短片，則更能引起學生的共鳴。

1高職高專中文生對“古文”素養存在的部分問題

通過近幾年來對職業學院的中文專業生的古代文學學習情況以及作品的閱讀情況進行了調查。在認識該客場方面：有86%以上的學生認為該課程很重要，61%的學生認為對以后的就業情況有實質性的作用，有72%的學生認為學習古代文學能提升內涵；至于學習古代文學的心理方面調查：有22%的學生對該課程感興趣，有71%的學生認為一般，有7%的學生感覺厭惡。在關于古代文學閱讀方面，有60%以上的學生總是閱讀教師推薦的文學，30%左右的學生并不是個人的愛好。其中在古典小說中《西游記》位居榜首，但是能將本書真正閱讀完的還不到34%；當問到學生們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作品的時候，他們的回答幾乎是從秦朝之后到現當代的作品，甚至還將蕭紅、郭敬明等搬了出來。根據調查的顯示，高職高專的中文專業學生只有對古文具有一定的興趣，他們才能意識到古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在實際的生活和學習中缺乏了自主性和積極性，加之對學生缺乏對人文精神的理解不夠透徹，致使出現這樣的現狀。

大學生的文化底蘊關系到他們自身的人格構建以及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因此，高職高專學院要加強人文素質的教育，提升學生的“古文”素養。

2如何培養學生的“古文”素養

2.1優化職教的方向

古代文學的文體形式是豐富多樣的，具有各自的藝術特質，針對高職高專文學專業的學生來說，不僅要認知方向，還要正確的它的教學方向。一般的可將教材分為《詞》、《詩歌》、《賦》、《小說》、《戲曲》等，這樣分門別類的揭示了古代文學的總體特征及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風格，有助于學生深入的了解問題的特征。如以詩歌為例：先講詩歌的發展和流變，再將詩歌問題的美學特征，接著傳授古代詩歌的大體方向，最后再通過個案進行分析并引導學生，教會他們靈活運用所學的知識。總而言之，要讓學生在學完之后，把無論對于哪種古代文學現象和作品都能掌握它們的基本方向和教學模式。

20世紀迄今是考古發現極為繁盛的時代，利用考古發現來解決古代文學的相關問題，拓展研究視閾，是學術研究的重要途徑。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國棟、武曉紅《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書，集中于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新出石刻文體學研究、新出石刻文獻個案研究、唐代詩詞相關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個方面的研究，標志著唐代文學研究視閾的新拓展。

梳理與歸納結合，揭示了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作用。《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系統總結了唐代考古發現的四大類型及總體價值，著重從詩人事跡的輯考、文學背景的鉤稽和文學作品的解讀三個方面論述了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認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轉了區域文學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區域文學的空白，如長沙窯瓷器題詩，為唐代湖南地域文學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為研究唐詩地域分布提供了對比空間。《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研究的拓展》論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學名家研究視閾、重新發現被埋沒詩人詩作、展現傳記文學特殊形態、提供文體研究重要載體等方面的重要價值。《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的思考》則涉及了唐代墓志這一應用文體對唐代文章學研究的意義。

考證與發覆并舉，解決了唐代文學研究中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書中有對新出土單篇墓志的專門解讀，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釋讀與價值論衡》《新出土唐代詩人〈廖有方墓志〉考論》《新出土唐代詩人〈楊收墓志〉考論》；有通過新出碑志引發對唐代經典詩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與杜甫研究》《從〈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隱逸》；有通過出土碑志展開對特定家族文學群體的研究，如《唐代詩人盧綸家族新出墓志考論》；有通過摩崖碑刻展開特定時期文學環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則天君臣石淙詩碑考論》。這些論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見解，或糾正了前人認識之偏頗，或揭開了前人未發之覆。如利用《楊收墓志》，還原了楊收家族世系、婚姻、科舉仕歷、貶死、昭雪的情況，論述了楊氏家族包括楊收、楊發、楊乘、楊鉅、楊檢、楊凝式等人的文學成就，考察了《楊收墓志》撰寫者裴坦的情況；通過考證嵩山石淙武則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討其道教內涵，考察了武則天時期政治、宗教、文學創作背景，為七律演化過程提供了重要證據。

思路與內容創新，開拓了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野。首先對新出石刻文獻文體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的思考》對唐代石刻文研究進行了價值重估與文體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體的成立》著重闡述了墓志這一應用文體的起源和早期演進；《論墓志文體志文和銘文的特點、功用及相互關系》主要從特點、功用、區別與聯系等角度對墓志志文與銘文進行了探討；《碑志所見唐人合作撰文現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現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創作淵源和發展演變等復雜情況；《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新出土唐代墓志文體的家族因素》主要從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對比融合的層面探討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實物影像對比印證文學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讀作品的深層內涵和多元意蘊。《“蹙金”考──一個唐五代詩詞名物的文化史解讀》借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蹙金實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詩詞中常出現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義及其與“盤金”“縷金”“貼金”在詩詞中的不同表現作用；《金銀飾品與唐五代詩詞》考察了唐五代詩詞中金銀飾品名物屬性及其文學表現特點；《杜甫〈麗人行〉名物考釋圖證》從名物和圖像的視角對杜甫的傳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讀和詮釋。

總體來說，作者在利用考古發現進行稽考的過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學，努力尋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現的特定空間，盡力還原唐代文學得以產生的原生狀態。始終做到出土文獻、文物與傳世典籍并重，重視利用傳統金石學所積累的優秀成果，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可靠材料進行整合研究，最終做到從史料實證上升到學理概括，已達到運用出土文獻進行唐代文學研究的較高境界。

作者：楊瓊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第一、“發面”原理

這是語文教學應遵循的第一大原理。過去北方人發面，不用酵母粉，而是用“面肥”。它是上一次發面特意留下來的一塊活酵母。和面的時候把它搋進去。當時不見什么效力，過上幾十分鐘，面就發起來了。學語文也是如此。人在幼年期、兒童期、少年期記憶力非常強，而理解力卻很弱。隨著年齡增長理解力逐漸變強了，相反記憶力卻在減弱。因此學習語文就要在小學、初中階段多多閱讀、背誦一些精美的語料。尤其是背誦，這個時候不必要求他們全部理解，應充分利用兒童記憶的最佳期，能記多少就記多少，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不理解就不理解，囫圇吞棗就囫圇吞棗吧，吞下去就行。就像發面一樣，當時沒有什么明顯作用，但是若干年后就會“發”起來，聽說讀寫自然而然地變得文從字順，曉暢通達。語文學習遠期效應這個規律我國古代的私孰教育早就掌握并運用純熟。比如，明末清初的大教育家陸世儀曾說過：“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識即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使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必不能誦讀矣。”這個道理講得多么透徹啊！可惜自從以來，現代學校的語文教學把古代的這些優秀傳統全部拋棄了。近百年的語文教育大反“死記硬背”，不分青紅皂白，全都一棍子打死。其實，小學到初中這一段主要是積貯語料、搋“面肥”的時候，不應該提倡“理解以后再記憶”。學生只要多讀多背就行。現在的語文課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分析課文，結果事倍功半，把時間都讓教師給占了。該背誦的東西沒背多少，不該記的東西，如老師分析課文的答案等，倒裝了一腦袋。這真是本末倒置。語文教學不能“近視眼”。眼前懂得少一點沒有大礙，只要名篇佳作背得多，日后語文能力自會有個“飛躍”。這是兒童學習語文的第一大規律，萬萬不能違反。誰違背它，誰就要受懲罰。我們現代學校語文教學為什么效果不佳？最大的失誤就在這里。

第二、“難易不序”原理

語文教育的過程應如何安排？很多人一想到它，頭腦里立刻就跳出“循序漸進”這個念頭。于是，很多語文改革者便冥思苦想，孜孜以求，費盡心力想要找到語文教育應如何漸進的“序”。然而，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難道“循序漸進”果真是一個最基本的教學原則，對它連一點懷疑都不行嗎？幾十年來，我國的教育學大多是這樣講的。語文教育自然也就人云亦云。這個觀念太深入人心，太根深蒂固了，人們習以為常，對懷疑它連想都不敢想。其實，這是教學理論上的一個誤區。學習并不都是由簡單到復雜，由易到難，由淺到深，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循序漸進并不是一個普遍性的真理。語文學習即是如此。比如，現今的語文教材編者認為文言難，所以就安排到后面，白話文易，就安排到前面。小學只有三十多首古詩，初中才有三十來篇古文，高中多一點，約有五十多篇文言文。實際上，古文學習需要背誦，年齡越小才越好。這個順序就應該是倒的，由難到易為對。再一個是小學教材，低年級以識字、識詞和句的教學為主，中年級以段的教學為主，高年級才進入篇的教學。“字—詞—句—段—篇”，這個順序完全是編者主觀上的臆想。兒童學習母語，五六歲的幼兒期學習口語時，就已經掌握了它的基本語法規律。因此，根本不必像學習外語一樣，由一句句的話開始，到一段段的話，再到一篇篇的文章。明明可以一步到位的事情，偏偏給拉成了六個年級。這樣的循序漸進怎么不少慢差費呢？古代蒙學教育，一上來的集中識字就是編成“篇”來進行，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段，段不離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都是如此。只有這樣語文教學才會速成。現行教材的這個序又是不妥當的。它應該采用跳躍式的“序”，而不能一點點地、爬行式地“漸”進。由此看來，中小學語文教材的這兩個主“序”都有問題。語文教學是有“序”的，但是這個“序”卻不一定是“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由簡單到復雜”。語文教學要有效率，就得尋找自己獨特的“序”。“難易不序”這是語文教學的又一個重要原理。

第三、“不求甚解”原理

陶淵明先生曾云：“好讀書，不求甚解。”這里借過來，用于表述語文教學的一個規律，十分恰當。中小學的學生正處于心力飛速發展的成長期。學習語文，有很多東西當時并不能完全理解、消化。這里面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學生遇到一些難點，不一定非得馬上就解決。有的時候跳過去，不必管它，接著學別的文章。看著看著，讀多了，這個難點自然而然地自己就解開了。因此，這就要求語文教師不要搞繁瑣哲學，不能形而上學。教語文課別斤斤計較，抓住一點糾纏不休。否則，執著于小的芝麻，就會把大的西瓜丟掉。現在中小學語文教學效果不高跟這個“力求甚解”有很大關系。許多教師把一篇課文肢解萬段，編出大量的問題，掰開揉碎，分析來分析去，惟恐學生有一點遺漏，有一點不明白。這樣的教學，必然侵占了學生寶貴的時間。學生讀的少了，背誦的少了，他的語文能力怎么能快速進步呢！更何況語言文學的東西歷來就有“詩無達詁，文無定解”的說法，每個讀者的閱讀過程都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解。非要學生完全接受統一的觀點，這就是強加于人，就是抹殺個性，抹殺創造性。這樣教出來的學生是不會有大出息的。不是說語文教學不能求“解”，而是不能求“甚解”，當適可而止。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巒，《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巒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睸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巒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3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巒，《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在譯著方面，黃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巒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或許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康奈爾大學CarolKaske教授幫助了劉睼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Lake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洋先生”和“洋學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別開來。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英美文學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納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揮和超發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