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作措施 為了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全體高三師生都要振奮精神，真抓實干，勤奮努力，講求質量，提高效率。

（一）、思想工作

1、班風、學風建設

良好的班風，學風是勝利的保證。全體師生都應高度重視班風、學風建設。應加強對學生的正確引導，充分發揮學生干部和優秀學生的帶頭、榜樣作用，切實搞好班風、學風建設。

良好的班風要求：

樹正氣，以講政治、講紀律、講學習為德；以關心集體、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為樂；以積極向上，勤奮努力，成績優良為榮。整個班級體班風正，顯得朝氣蓬勃。

中學期末工作總結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彈指間一學期就這樣過去了，在過去的這一學期里，我校在上級黨委和學校主管部門的領導下，教師發揚“求實、務實”的工作作風，學生樂學，身心健康，整個學校出現了朝氣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取得了斐然的成果，受到了上級領導、社會、學生及家長的好評。

一、教師團結協作，教學效果好。

本學期，我校上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共三十多人，其中青年教師占了大多數。大家不分年齡大小，共同進步。首先，每個同志轉變了教學觀念，用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其次，相互聽課，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本學期大家均參加了教學競賽活動，同時又是教研活動，由教導處牽頭，教研組具體實施，使我校教研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每次教研活動教師們積極主動，課堂上師生互動好，課堂氣氛活躍，和諧，學生注意力集中，且學校領導積極參加，教研活動以該科教師為主，但又不分文理科，該節課無課教師人人參與，人人發言，取他人之長，補已之短，到達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的目的。各年級同科教師資料共享，特別是數學科，歷史教師配合好，初三、初一數學名列全區第一，初一歷史名列全區第二其余學科分別為：二年級地理3名，三年級語文第2名，三年級物理第3名，三年級體育1名。

二、學月考試不走過場，教師認真負責。

本學期，我校堅持一月一次的調研考試，每次考試之后，各年級組認真小結，找準問題的原因，及時改進不合理的教學方法。特別是初三調考，每次考試之后人人發言，人人進行試卷分析，一調，二調，三調考試，我校均獲得全區1——2名的好成績，并把我校務實管理，狠抓教學質量的經驗在區校長及年級主任會上交流，受到領導和同行的好評。每次學月考試、半期考試、初三調考、期末考試，對于年級前10名，班前10名，每生學校均給予獎勵。并在家長會上發獎，戴紅花。本學期我校開了2次家長會，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應。家長對我校的管理，質量是滿意的。

目前，被各家稱之為方志起源之書的還有許多，如有人列舉了前述之魯《春秋》、晉《乘》、楚《梼杌》，以及宋、齊、周的《春秋》、《周志》、《鄭志》等;有人列舉了《山海經》、《禹頁》、《越絕書》、《南陽風俗傳》、《華陽國志》等。雖然這些古代典籍與后世之志書有很大的區別，但還是被學界認為是志書的起源。這些古代圖籍大都為成書較早的諸侯國或郡國史書，即使地理書性質較為突出的《山海經》與《禹貢》，其記史性質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北宋著名志家李宗諤說:“地志起于史官，郡記出于風土”，主張修志應該“舉春秋筆削之規，遵史官廣備之法”［5］。目前學界關于方志的起源有多種說法，有主張“志源于史”，有主張“志源于地”，有主張“亦史亦地”，有的甚至認為中國志書起源于甲骨文［6］。其實，上述所有列舉為方志起源之書的典籍與后世正式定型的方志之書相比，都只是具備了某一個方面的因素，正是在長期不斷借鑒融合的過程中，才最終形成了后世有完整體例和固定記載內容的志書。因此，志書并非起源于哪一類古籍，更不是起源于哪一種古籍。這與史書的起源一樣，我們只能說某一史籍是現在最早的史書，而不能認定史書就是起源于哪一部史書。上述古籍既是志書的源頭，也是史書的源頭，正是這些古籍匯成了志書和史書共同發展的歷史長河。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志書更多的起源于記載地域、地理與諸侯郡國歷史的史書，而史書包括的范圍更廣。到了近代，志書從這一志、史同源的長河中分流出來，形成了具有獨立地位的方志學。由此可以看出，志書與史書是同源的。正如章學誠所言，“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7］。

一、從方志的發展看:志、史相伴而行

一般來說，志書經歷了全國性區域志、地理志、圖經、地方志的發展階段。按其發展的成熟程度而言，大致分為漢唐魏晉南北朝的形成與初步發展時期、隋唐宋元的完善與成熟時期、明清的全盛與方志學形成時期［2］。如果把民國后方志學的發展也包括在內，則有民國與新中國成立后方志與方志學的現代形態轉型，并獲得大發展的時期①①。在方志學形成獨立學科前，方志的發展與史學的發展是并行的，有時甚至是合一的。嚴格來說，被稱為志書淵源的各種先秦古籍其實都只是在某個方面具有后世志書的因素。真正形成約定俗成的體例，并且有廣泛記載內容的志書是在漢以后。班固《漢書•地理志》從方志的角度來說是一部以當時行政區劃為綱的全國區域志，從史書的角度來說，首創后世歷代正史地理志體例，“為各朝代匯纂圖經總集、地理總志創立了模式”［8］。西晉摯虞作《畿服經》，該書除敘述地理風俗外，還增添“先賢舊好”等人物事跡，開創了方志記載人物事跡的先例，從而突出了記史的屬性，為歷代方志學家盛贊。我國最早以志名書者為西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該書集歷史、地理、人物于一編，從而具備了方志的雛形，被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而這些公認的方志古籍同時又是非常著名的史學名著。隋唐宋元時期，地方志經歷了圖經到方志的階段。唐宋元中央政府都制定了較為完整的圖經定期編呈制度，并出現了許多重要的圖志、圖經和方志，如唐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縣圖志》、宋李宗諤等編纂《祥符州縣圖經》，元札馬剌丁等主持編撰的《元一統志》等。從體例上看，唐代形成了圖、志兼括之體，《元和郡縣圖志》是其開創之作，宋《祥符州縣圖經》繼承此體;到南宋，志書體例已有平列門目體、綱目體和史志體三種類型，完成了古代圖、志、籍的融合。從內容上來看，這一時期志書都從偏重地理記載轉向人物、政事的記錄。這一時期的方志作者大都將方志納入史書行列，認為“史志同義”。元代張鉉在主修《至正金陵新志》以志擬史，他對該志各部分的作用進行了如下表述:“首為圖表，以著山川郡邑，形勢所存;次述通紀，以見歷代因革，古今大要;中為表志譜傳，所以極天人之際，究典章文物之歸;終以摭遺論辨，所以綜言行得失之微，備一書之旨。”他將司馬遷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為撰志宗旨，并一反修志“隱惡揚善”的傳統，提出志書應實錄“是非善惡”，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細兼該，善惡畢著”［9］，這也是把史家“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筆風運用到修志實踐中，將方志修為信史的一種嘗試。由此可見方志書與史學之關系。明清時期是中國方志發展的全盛時期，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的后期，形成了具有獨立地位的方志學。然而即使是已經獨立發展的方志學，其與史學的聯系也是極為緊密的。這突出表現在中國傳統方志學的開創者之一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中。章學誠在其重要的史學與方志學理論著作《文史通義》中論述了志書的性質、編修原則與方法。他認為，“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文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7］因此，他認為志書就是“一國之史”，即古代“列國史官之遺”。據此，他主張修志應該遵循史家修史的原則與方法，即要有“史家法度”。從他論述的修志原則與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實際上就是認為修志即為修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方志學與史學的緊密關系。

二、從方志學的轉型看:志、史互相促進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期，隨著西方進化論思想傳入我國，傳統史學與傳統方志學都遭到了猛烈的沖擊，因而發生了史學與方志學由傳統形態向近代形態轉化的現象。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方志學與史學互相促進，從而形成了近代方志學與近代史學。為進化論在中國傳播作出重大貢獻的梁啟超于1902年寫了《新史學》一文，最早提出了“史學革命”的口號。他將進化論理論來改造中國的舊史學，提出了“民史觀”，主張重視下層民眾在史書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后，他撰寫了一系列方志理論著作，主要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1924年)、《說方志》(1924年)及《龍游縣志序》(1925年)。他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中將“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并列，最早提出了“方志學”這一概念。他在《龍游縣志序》一文中借評價《龍游縣志》的優長，對傳統方志學理論進行了總結，并在方志學理論領域進一步闡發了他的“民史觀”。他對舊志書中“一般民庶，概付闕如”表示不滿，而極力贊賞《龍游縣志》“根據私譜，熟察其移徙變遷消長之跡，而推求其影響于文化之優劣，人才之盛衰，風俗之良窳，生計之榮悴者何如。……其功用則抉社會學之秘奧，于世運之升降隆污，直探本源”。同時，他又論述了“志”與“史”的關系:“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開物成務之業有所憑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瘁、國之污隆，于茲系焉。”［10］然而，梁啟超基本上是在“新史學”的范圍內，“從史的角度對方志學進行探討”［11］。雖然其理論對于方志學的近代轉型有著重要的影響，但他本人似乎并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種方志學近代轉型的趨勢。

較早地認識到方志學近代轉型的趨勢，并正確地指出這一趨勢的是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方志學家傅振倫先生。他在1928年寫的《修志芻議》中指出了這一趨勢:“今則新史學出而志亦當與之俱變其體例矣”，“志猶史也，近世且有科學化之趨向矣。則今之修志，其必以社會體相之‘志’為重心也審矣”，“書之作也，必應乎潮流。則方志之修訂，不宜專詳沿革與地輿矣。即雖不能完全與新史學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12］1935年他在其出版的《中國方志學通論》一書中對修志工作不注意新史學潮流，不符合新史學體例的現象進行了批評:“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義，又不講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飾，抹煞事實，或廣錄載籍，忽略現代，自以為工，實深乖史體，余則極力矯成之。”［13］與傅振倫先生一樣，李泰棻先生也是在進化論的影響下，在“新史學”思潮的推動下致力于方志學的現代轉型。他認為:“一切現象，不外二種。一曰循環狀，一曰進化狀。……學之屬于循環狀者，謂之天然學;學之屬于進化狀者，謂之史學。故史者，研究進化之現象也。”既然“史乃記載及研究人類進化現象者，然則方志亦必為記載及研究一方人類進化現象者無疑。”［14］在此基礎上，他對方志學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如他在《方志學》一書中，專列“應增社會經濟之資料”一節，強調“社會經濟，在今日應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業，經過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應將以上各事，追述經過。至少亦須將現代社會經濟，全部編入。”［14］其他如黃炎培、黎錦熙、顧頡剛、于乃仁等都主張在地方志中“擴充社會及經濟史料”，以適應進化論對史學提出的新要求。

一、推進課程改革,實驗好新教材

突出新課程改革工作重點。全體教師認真學習新的課程標準,領會其改革的精神實質,科任教師熟悉新教材,逐步摸索出適應新教材,適應我校學生特點的教學路子,重視學法指導,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培養學生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各備課組抓好教研活動,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校本研討活動。寫出了新課程實施計劃和總結。

二、關注課堂教學,抓好教學質量

學校的教學工作都圍繞提高教學質量這個中心,學校本期制定了教學目標任務,各年級對目標任務向班級和學科教師進行了分解,學校對上期市縣教學質量監控考試的質量情況向全校老師進行了通報,各年級、各學科組召開了總結會,制定了本期教學計劃,擬定了措施。老師們向課堂要質量,大力進行教學改革,各備課組教師精心設計教案,合理安排教學的各個環節,利用好教材中所蘊涵的思維發散點,充分展現學生的知識構建過程,培養學生樂思、善思的學習習慣,貫徹“先學后教,以學定教,自主學習,當堂訓練”這一課堂教學模式。習題精選,題量適中,評講及時,因材施教,重視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學法指導,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三、充分發揮教研組、備課組的職能作用

加強教研組建設,規范教研組活動,充分發揮教研組的作用,教研組管理制度化、科學化,教研組長擔負起組織本學科教師進行教學研究、教學改革、教學業務管理等職能的作用。重點抓集體備課、教法研討、命題研究、質量分析。做到有針對性,有實效性。同學科教師加強溝通,充分發揮了團隊作用。充分發揮備課組的作用,各備課組認真制訂活動計劃并積極實施。強調備課組長是第一責任人,抓細抓實集體備課各個環節,探索提高集體備課實效的新路子。學校進行了學月教學工作全面檢查。

四、強化教學常規管理,規范教學行為

摘要：隨著績效管理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的發展,人們也越來越多地關注績效管理在政府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作用與發展。從影響企業績效管理實施的因素入手，從而分析我國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存在的問題給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績效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世界各國企業都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和適應力，許多企業都在探索提高生產力和改善組織績效的有效途徑，組織結構調整、組織裁員、組織扁平化、組織分散化成為當代組織變革的主流趨勢。在這一背景下，研究者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提出了“績效管理”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早期，隨著人們對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實踐研究的重視，績效管理逐漸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可的人力資源管理過程。

1影響企業績效管理實施的因素

1.1管理觀念落后

目前，在我國的企業中，管理的觀念還比較落后，現有的管理基礎無法支撐績效管理的順利實施，而且往往管理層對績效管理重要性的認識還停留在比較膚淺的水平上。由于管理觀念的陳舊，管理者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不能跟上時代的潮流，不能前瞻性地看待管理的問題，不能資源接受新的管理觀念和管理方法，視績效管理為多余，為工作的額外負擔。觀念的問題是企業實施績效管理之路上最大的障礙和絆腳石，要想使績效管理得到有效的實施，必須強調全員的績效意識，改變管理者的觀念，搬掉這塊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