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中國經濟經濟論文經濟相關

核心提示：2003年總的貸款規模是15萬億元，其中企業的凈貸款約為10萬億元，利率下調5個百分點，即5000億元。這樣現在的企業要比1998年少付5000億元的利息。這只是相對現在的經濟規模，沒有考

從經濟的角度觀察，北京蝴蝶扇動自己的翅膀，能否掀起紐約的風暴，目前并沒有直接與確鑿的證據。但是中國的事件，引發全世界關注，則是一個肯定的敘述。去年5月28日，記者訪問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兩位負責中國事務的IMF經濟學家希望與記者溝通，討論SARS對中國的影響。他們推繹了對中國經濟內生動力的發現，結論是SARS對中國經濟不構成特別的影響力。有意思的是，兩天后記者訪問美國國務院，其負責中國經濟事務的官員EdSagurton對這一問題給出了同樣肯定的答案。當時SARS的對中國經濟影響，在國內并無相對一致的答案。顯得突出一些的是學者鐘偉發表的判斷：SARS“感染”不了中國經濟。今年1月13日，鐘偉與記者一起回顧他那個預言時，他解釋說，“具體問題必須放在中國經濟結構背景下討論，才能得出有價值的結論。中國經濟自2001年起，已經出現了新特點”。

1月16日，與記者面對面討論中國“電荒”問題，中國華電集團公司總經理賀恭坦陳：“對于我自己，一則以憂一則竊喜。對于我們搞電的人，這是發展的機遇。”

截止發稿之日，尚沒有到達國家統計局今年中國GDP增長速度的時間，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宋國青預測，“可能比大家想象的還要好”。今年的經濟增長結構，是討論支撐中國經濟多重力量如何發生作用的一個有價值的坐標。

2003年的進出口與凈出口

中國農村經濟的困境尋求農地制度的變遷，本文認為，下一次的農地制度變遷將以強制性變遷方式推進農地私有化，為此本文通過對農戶心態、意識約束、社保制度和城市化進程四方面的考察，來推斷農地私有化強制性變遷的時機。考察的結果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乏和城市化進程的滯后極大的約束了農地私有化的可行性，當前全面實現農地私有化的時機尚不成熟。隨著各項相關制度安排的建立和經濟的發展，農地和農民都能夠自由流轉，農地私有化方案面臨的各種約束都將淡化，可行性越來越大。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一、經濟的困境尋求制度的變遷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農村問題開始凸顯，農業生產出現了徘徊局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就是耳熟能詳的“三農”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三農”專家開出了不少藥方，包括農業結構調整、農業技術提高、發展鄉鎮企業，以及近幾年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然而與政策預定效果相比，農業經濟仍然增長乏力。

是哪些因素導致了經濟的增長，經濟學家們為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斯密認為是分工，劉易斯認為是資本和技術，熊彼特認為是創新，舒爾茨則認為是人力資本。丹尼森在分析了1948-1981年的有關資料指出，美國產量增長的大約1/3可以歸結于勞動和資本的增長，其余2/3可以歸結于教育、創新、規模效益、科學進步以及其他要素；等等。

上述解釋經濟增長的理論由于忽略了制度和制度變化的作用，因而在對經濟增長的解釋中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漏洞。正如諾斯提出過的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是投資和創新，為什么有的社會具備了這些條件卻沒有理想的結果呢？經濟發展離不開制度變遷。制度與天賦要素、技術、偏好一起，構成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且制度對經濟行為影響居于經濟學核心的地位。

1918年至1937年，即兩次世界大戰間的這段時期，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許多影響此后中國歷史的制度和因素，都可以在這段時期找到源頭。在經濟方面，它不僅留下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一段記錄，也留下了外來經濟組織和制度在中國土地上成長的獨特軌跡。這份遺產，很值得我們去認真地分析和研究。本文通過對這段時期特別是1927年至1937年中國銀行業的考察（注：1927—1937年的中國銀行業，與此前相比，發展變化的特點更為典型和豐富，因此本文將分析重點置于此時期。），探討這種外來金融組織在中國成長的狀況和特點，并對導致其發展的因素和條件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一、兩次大戰間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趨勢

學術界在涉及此期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演變時，一般都用速度較快來形容，但其“較快”的具體內涵以及銀行業的整體狀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鮮見有全面的反映。因此，筆者首先整理了以下統計表，希望通過這些統計表，對這期間中國銀行業的演變全貌，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數量概念。

首先從銀行設立的數量上進行觀察。為有一個具體比較，現將中國出現首家銀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間各年設立和停業的銀行數目列表如下（見表1）。

表11896—1937年中國銀行設立、停業統計表

年度設立銀行數(家)停業數(家)現存數(家)年度設立銀行數(家)停業數(家)現存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