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1月，縣審計局共完成審計項目44個，在審10個，查處各類違規金額1852萬元，經審計處理應上繳財政645萬元，向紀檢監察部門移送案件4起。審計監督為進一步促進審計縣加快實現跨越式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年，縣審計局共審計財政、地稅及一級預算單位19個，包括對縣財政局具體組織年度本級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縣地稅局稅收征管情況、5個部門單位預算執行情況、5個鄉鎮財政財務收支和決算情況和對鄉鎮財政狀況和支出結構等8個項目專項審計調查，審計查出各類違規違紀金額662萬元，應交財政216萬元。

改進審計手段年，縣審計局根據省廳關于經濟責任審計規范化要求和審計縣經濟責任審計試點經驗，鄉鎮長經濟責任審計的重點是圍繞政府負債問題進行審計，積極探索政府負債預警機制，提出加強和改進鄉鎮財政管理水平的建議和措施，并且從個人績效方面進行綜合評價。1－11月份審計局共完成17個單位17名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查出違規金額336萬元。經濟責任審計結果被作為審計領導干部管理使用重要參考依據，列入干部考核廉政檔案。

強化固定資產投資審計年，縣審計局安排時代廣場竣工決算等4個基本建設項目的審計，在對縣汽車西客站投資績效審計中發現，作為1997年縣重點十大工程之一的汽車西客站至年底實際已投入資金達3039.72萬元，其中銀行貸款資金占95%，但由于站前民房至今未能拆遷，致使該站的主要功能至今還不能投入使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能得到體現。審計結果在同級審報告中披露后，縣政府已責成有關部門認真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整改方案。

突出專項審計調查年，縣審計局按照審計署和市局五年規劃精神，圍繞政府工作重點、經濟工作難點、社會關注熱點問題，審計局加大專項審計調查的力度，取得較好成效，1－11月份共完成審計調查項目11個，其中省定同步項目4個，市定同步項目2個。在對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審計調查中發現的主要問題有低保對象名額指標化、補助金額平均化和低保審批操作不規范等問題，縣政府專題研究出臺《縣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細則》，有效地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對全縣行政事業單位部分公用經費審計調查中發現，全縣業務招待費、公車費用、差旅費三項費用已占公用經費支出的47.22%，部分單位業務招待費嚴重超支。審計調查所披露的問題，引起市縣主要領導高度重視，市長為此專門做出重要批示，縣長責成財政、監察等有關部門進行全面整改。縣政府已就公用經費管理存在的問題先后出臺一系列控制公用經費支出的政策和措施，包括擴大預算會計集中統一核算范圍、對業務招待費實行總量控制、制定公車管理“三統一兩定點”規定以及嚴肅查處揮霍浪費公用經費的案件等。

注重查處大要案年，縣審計局按照“全面審計、突出重點”的要求，審計局在審計工作中注重發現違法違紀線索，大力查處大案要案，以來已向紀檢監察部門移送案件3起，涉及領導干部多人，審計為維護經濟秩序，嚴肅財經紀律，加強廉政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會議記錄可能提供的信息;如何鑒別虛假會議記錄;會議記錄的分析判斷等進行講述，包括了重大投資決策的會議記錄、資金籌集與分配的會議記錄、資金使用與管理的會議記錄、發放獎金福利,部門崗位人事調整等、完全虛假的會議記錄、部分虛假的會議記錄、與事實不符的會議記錄、如果讓與會人員先談意見或看法等，具體資料請見：

在審計實務中,除了財務數據和業務數據是審計的主要對象外,其他一些文字材料作為審計證據,同樣具有使用價值,同樣能為審計人找到切入點。被審計單位的會議記錄就是其中一種證據類型。

一、會議記錄可能提供的信息

被審計單位多數重大經濟決策事項都要通過黨組(委)會和領導班子成員會議集體研究決定,因此審閱其會議記錄(紀要),了解決策事項,查閱收發文本,跟蹤其出臺政策措施,捕捉有用信息,挖掘審計線索,是查診被審計單位重大經濟決策得失的重要輔助方法。會議記錄可能提供如下對審計有用的信息:

(一)重大投資決策的會議記錄

如對某縣長經濟責任審計,審計人員重點抽查其常務會議紀要,查看其決策過程是否民主,決策事項是否科學可行,有沒有相關的專家對此決策報告分析評價其可行性調研情況和結果,決策結果如何?結果發現有部分重大投資決策項目沒有進行科學分析論證,最后導致重復投資和投資損失浪費。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社會保障審計意義及作用；社會保障審計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審計對策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促進我國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保證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與完整，防止基金流失、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權益，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社會保障立法的相對滯后，法律法規體系的不健全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社會保障審計認識思考

論文摘要：社會保障制度是由國家依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而提供救助和補貼的一種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是由國家依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而提供救助和補貼的一種制度。加大社會保障建設力度，建立相對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就目前而言，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網”和“穩定器”，是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的重要保障。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是資金的管理與運作，如何保證社保基金的安全運作，加強對社會保障基金的審計監督是十分重要的手段之一。本文結合審計工作實踐，淺談個人對社會保障審計的幾點認識和看法。

1社會保障審計意義及作用

開展社會保障審計，對于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論文關鍵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缺陷改革

[論文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關系到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國現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在支出供給范圍、結構、管理及監督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對其進行改革的措施。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管理為主,宏觀、微觀一起管理的狀態轉變為間接管理和宏觀管理為主。對各項社會事業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據社會的公共要求和市場經濟的特點加以調整。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是政府公共預算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所需開支的分配計劃。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涵蓋了政府活動的全范圍,反映著政府活動的方向,是調控宏觀經濟、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務。然而,必須看到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預算體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發展形成的,雖然幾經改革,但仍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對此,筆者試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結構及管理、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探討。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范圍、結構亟待重新界定和優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應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參與社會資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必須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來界定和規范。所謂社會共同需要,是指一個國家從事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應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只有政府舉辦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利益的事務。三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事務。按照社會共同需要的標準,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應主要限定在國家機關及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非營利的領域或事務,具體說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維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資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門作直接消耗。2、轉移性支出。轉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會資金,這部分社會資金是通過再分配方式轉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論,再審視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不難發現,在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中存在著“缺位”與“越位”并存的現象。這使得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的保障;而一些隨著改革和政策變化已不應再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占用了不少資金。最為典型的事例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減震器”,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機制,從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收支與財政收支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系。

一、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范圍、結構亟待重新界定和優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應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參與社會資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必須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來界定和規范。所謂社會共同需要,是指一個國家從事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應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只有政府舉辦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利益的事務。三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事務。按照社會共同需要的標準,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應主要限定在國家機關及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非營利的領域或事務,具體說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維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資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門作直接消耗。2、轉移性支出。轉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會資金,這部分社會資金是通過再分配方式轉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論,再審視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不難發現,在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中存在著“缺位”與“越位”并存的現象。這使得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的保障;而一些隨著改革和政策變化已不應再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占用了不少資金。最為典型的事例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減震器”,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機制,從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收支與財政收支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系。

因而社會保障已成為具有“內在穩定器”作用的財政宏觀調控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基金是通過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是以確保社會成員基本生活水平為特定目的的資金,對其應實行專門、獨立的預算管理。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社會保障預算已成為國家預算中數額最大的一項內容。以美國為例,社會保障資金在80年代的收入與支出就分別占稅收總額與公共支出的36%~40%左右[1]。但在我國社會保障收支盡管也納入了政府經常性預算,但一般性稅收收入安排的社會保障支出卻在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中并沒有單獨編列和反映。如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優撫安置等方面的預算資金以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經費等仍與政府經常性公共支出混在一起,這顯然不利于統計社會保障支出的精確數字。更何況隨著我國經濟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結構調整和物價調整等方面改革力度的加大都必然觸及到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

社會保障制度要起到穩定社會的控制機制作用,也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建立一些相應的制度。而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卻無法適應這種發展變化,以致造成了一些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社會保障項目資金的缺位。如:近幾年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應該說是政府對市民作出的經濟上“低保”的承諾,也可以說是張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上的最后一張安全網,可以即刻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這項被視為“花錢”不多,效果極佳[2]的社會工程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然而,在現有的預算體系中卻沒有反映。再有,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中“五保戶”的養老資金的缺位也是不容忽視的。農村“五保戶”原本是由鄉村政府經費養起來的,而稅費改革后,這筆供他們養老用的“費”已不復存在。這筆資金無疑應由財政負擔,應該說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然而,在公共支出預算中這筆費用卻是空擋,這不能不使財政及社會保障等工作出現被動局面。

教育產業化,實際上已使高等教育事業變成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競爭性領域,而非“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高校及一些科研單位的某些科研項目事實上也已經在市場經濟中獲得了相應利益(主要指一些能夠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項目),已不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和發展所必須的事物。”此類因市場經濟及政策變化等因素實際上已經改變了性質的事業,由于計劃經濟時期均屬于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的范圍,至今仍某種程度上還占用了不少財政資金。造成了高校是拿政府的錢辦學,同時又掙學生的錢,有些科研項目是雙重獲利,拿政府的科研經費,同時又在市場經濟中獲得利益。這種財政支出預算供給范圍“越位”的現象,既影響了政府對財政的宏觀調控的有效性,也必然連帶出一些社會問題。難怪有人分析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時,將教育產業化作為其中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