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法律制度存在問題

(一)政府間財權與事權劃分不清晰

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我國稅收大部分集中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卻負擔著國家和本地雙重的經濟社會事務。財權與事權劃分不清晰，造成轉移支付的主觀性、隨意性過大，地方紛紛用不同的項目申請轉移資金，“跑部”現象嚴重，導致財政轉移支付資金使用的低效率。

(二)轉移支付法律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專門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法律制度。目前，全國性法律規范文件只對轉移支付做了原則性規定，對具體內容的規定不明確，沒有形成轉移支付法律制度體系，嚴重影響了財政轉移支付職能的發揮。例如，《預算法》全文共十一章七十九條并未對轉移支付制度有具體明確的規定，只能間接了解到政府應把轉移支付資金列入預算編制和決算工作;《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只在第四部分對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有原則性的規定。

(三)財政轉移支付結構不合理

摘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始終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路徑，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論文從產業結構升級視角切入，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勞動力吸納效應和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是否能夠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結果表明：第一，產業升級使得服務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增強，有利于提升農民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增加了基層就業機會，促進了勞動力的就近就業，從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城鄉收入差距；中介效應模型

1引言

目前，中國雖然已經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但是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仍然是重要的發展問題。2021年6月，國家共同富裕示范區落地浙江。同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重要問題。加快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勢在必行。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城鄉和區域之間在收入、消費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小。基于此，論文從產業升級的視角切入，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勞動吸納效應以及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如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

2理論分析

2.1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二十多年來，一直從事財政部門財會管理工作，曾發表過十幾篇經濟和財會管理論文，并獲“中國城市期刊優秀論文”評選一等獎。在實踐中，為滄州市政府撰寫了多篇有關財政經濟和企業發展的調研報告，受到河北省財政廳和滄州市政府的表彰。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多變，世界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國際經濟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各國政府相繼采取金融援救計劃，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在這一過程中，財政的杠桿作用發生了新的變化，對適度積極、統籌考慮的財政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財政部門會計管理機構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大財政服務，為地方經濟服務，成為一個新課題。筆者擬對此作一些簡要的分析，以供同行業人士參考和借鑒。

一、地方財政部門會計管理工作的職能

財政部門既是國家行政機關，又是綜合執法部門。因此，財政干部要按行政法依法行政。行政法分為行政組織法、行政行為法和行政程序法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規定了執法權限，即“三定方案”中規定的行政職能；第二部分主要規定了怎樣執法，包括預算法、會計法、采購法、注冊會計師法等；第三部分主要規定了執法的步驟程序。

那么，根據行政法規定，地方財政部門應該如何開展會計管理工作呢？具體來講，一是依據政府“三定方案”中明確的會計管理職能（十三條）；二是依據《會計法》賦予的會計管理職能，2007年7月1日實施的《會計法》七章五十二條明確規定：“財政部門主管全國的會計工作以及會計管理機構的權力和責任”，已經成為指導會計管理工作的最高準則。

開題報告內容包括：

1.選題的意義;

2.簡述選題在該領域的水平和發展動態;

3.設計(論文)所要設計、研究的內容和實施方案;

4.主要關鍵技術、工藝參數和理論依據;

5.設計(論文)的研究特色和創新之處等。

自Lucas(1988)以來，許多研究在Samuelson(1958)&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將養老保險、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其他要素相聯系進行了理論和應用研究。本文介紹了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進展，指出了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新趨勢，這對于當前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保障改革進程中的養老金計劃和制度的設計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言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現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