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前半葉，中外學術界關于唐代經濟史的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原創性地提出并論證了唐代經濟史的許多重要課題和基本范疇，并一直走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個研究高潮，基本建構起了唐代經濟史研究的學術框架和學術體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義和學術史意義。

關鍵詞：唐代；經濟史研究；學術史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進化史觀的傳播，近代歷史學學科產生，中外學術界開始將唐代經濟史納入研究視野。日本史學界起步稍早，內藤湖南于1910年在《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①]，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作了宏觀的時代分期，東漢中葉以前是“上古”，經東漢末年到西晉的一段過渡期，到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為“中世”，再經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過渡期，到宋元明清時期為“近世”。指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發生了重大變革，首倡“唐宋變革”說。其中，社會經濟方面的變革，一是唐中葉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破壞，使得大量人民從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開始擺脫貴族政治控制下奴隸、佃農的地位，后經王安石新法，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社會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時期貨幣錢帛兼行，而銅錢流通量相對較少，自宋代開始，貨幣經濟非常盛行，銀亦在此時開始慢慢得到作為貨幣的重要地位，唐宋處在實物經濟結束期和貨幣經濟開始期兩者交替之際。1923年，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出版[②]，將中國歷史發展分為五個時期：周代以前為上古史，從秦朝統一起到唐朝全盛時代止為中古史，從唐朝中葉以后藩鎮割據起到南宋止為近古史，從元、明到清中葉以前為近世史，從西力東漸到現在（著書當時）為最近世史。全書十分重視研究社會的經濟組織和生計狀況，重視生產方法和生產社會組織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對唐代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論述較多，并將“安史之亂”作為“中古史”與“近古史”的分界線。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社會史大論戰，我國史學界開始將唐代經濟史作為唐史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并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③]。自此以后，唐代經濟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學術界所關注的重要課題，迄今已走過近百年的學術歷程，學術積累堅實豐厚。

大體說來，近百年的唐代經濟史研究歷程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為第一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為第二階段，80年代以后迄今為第三階段。限于篇幅，本文擬對第一階段的唐代經濟史研究做一回顧。由于本人的見聞和學識所限，所作回顧只能是簡略的，且以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成果為主。

一

唐代經濟史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遠、全漢升、傅安華、何茲全及日本學者加藤繁、鈴木俊、藤田豐八等學者，發表了許多論文，出版了多部專著，創新性地提出并論述了唐代經濟史的若干重要問題和基本范疇。二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作為指導，開始創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系統地梳理中國歷史的發展形態及其階段，其中關于唐代經濟形態和唐代社會性質的研究，也取得了開創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來研究的科學路徑。

【參考資料】

[1]苗樹彬、鄒嘯鳴.政府改革改什么[J].改革內參,2005,(4).

[2][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數通電子出版社,2005.

[3]中國公共財政改革與挑戰[J]

[5][11]劉尚希、趙曉靜.我國開放市政收益債券的風險與防范[J].管理世界,2005,(3).

[6]陳錫文、韓俊.關注我國縣鄉公共財政的危機[J]

第一階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傳統史學開始向近代史學轉變，這種學術演變的時代特征在財政史領域同樣有鮮明反映，即不少學者在繼承發揚傳統史學方法，注重傳世文獻的考據，辨析制度條文內容的同時，有意識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對中國財政史（包括古代財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漢書·食貨志》、《通典》、《文獻通考》等傳統典志的編纂、闡釋和評論，撰寫了一些通史體裁或斷代體裁的財政史論著，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徐式莊《中國財政史略》（商務印書館，1926年）、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3年）、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十冊（無錫大公圖書館，1936年）、鞠清遠《唐代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大東書局，1948年）等。同時，專題研究和理財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別是田賦史。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國民政府出于財政體制改革以及戰時經濟的需要，進行田賦整理、田賦征實和其他財政制度的變革，因此有些學者本著為現實提供歷史借鑒的意圖，對長期成為古代財政收入支柱的田賦制度予以較多關注，如萬國鼎《中國田賦史》（正中書局，1933年）、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上海大學文學院，1933年）、徐士圭《中國田賦史略》（商務印書館，1935年）、陳登原《中國田賦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吳兆莘《中國稅制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等，盡管內容有詳略，識見有深淺，均屬有一定影響的專著。程濱遺等編纂的《田賦會要》第二篇《田賦史》上冊和馬大英等編纂的《田賦會要》第三篇《田賦史》下冊（正中書局，1934年），是一套按編纂者的觀點“鋪敘史實，推究因果”的資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國初，“就歷代田賦沿革，為系統敘述，并作史料整理為主。其諸賦役設施，凡與田賦有關者亦觸類引及，以求明備”（《弁言》）。層面較多，視角亦廣，觀點平實，在當時堪稱詳悉。不過，此期從事財政史研究的學者尚少，專題研究以漢、唐、宋、明等朝代為主，選題較狹小，征引資料多據習見的傳世文獻。特別是由于缺乏斷代史研究和專題研究的厚實基礎，刊行的中國財政通史著作大多還談不上能對古代財政史作整體性研究和規律性探討。

不過，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此期有些論著無論選題或是闡述都頗具開拓性。例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是20世紀第一部簡明的中國財政通史，其開創意義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緒論》中作者就“中國財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論述，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演繹法和歸納法各有長短，應采用“綜較概括，存其所有，審其所詳”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財政史應注意經濟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學術史等幾個重要方面。二是對中國財政史的分期和內容編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就財政制度演變與社會經濟的關系所作的理論分析頗有特色。他在《導言》指出：“財政制度與國民經濟狀況有很密切的關系，因為財政是國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種手段，人民的經濟狀況在何種程度，則國家財政的來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國民的經濟狀況變了，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必隨之而變。中國從古到今，國家財政政策約有四大變，而其變化都是隨著國民經濟狀況之變化而變化的。”在內容編排上，該書分27章，所論以賦稅制度為主，旁及財政起源、貨幣、會計制度、財政職官等，但內容均簡略。從胡、常二書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國學者通過借鑒西方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初步形成研究中國財政史的新思路和學術體系。

此期斷代財政史研究，以鞠清遠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遠《唐代財政史》雖然只有11萬字，卻是斷代體裁財政史的開山之作，重點在于分類敘述財政收入（如賦稅、專賣、官業收入、商稅、特種收支等）、財務行政二方面。書中對收入項目的歸類比較科學，對財務行政的論述內容較豐富，但對財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論，是明顯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賦的征收解運制度以及一條鞭法改革為研究重點，發表多篇論文，資料豐富，分析細致深入，學術影響久遠。

第二階段為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

總體上看，此期中國大陸對古代財政史的研究進展相當緩慢，具有新水平的財政史專著幾無新作，專題研究除賦役制度史一枝獨秀（從廣義上說，賦役制度屬于財政收入范疇，但當時的成果多數不注意從財政角度去論述賦役制度）之外，亦鮮有新篇。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1957年）之《財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該篇“主旨唯在闡述繼南北朝正統之唐代，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別以江南租米回造納布及關中和糴二例作具體論證，指出轉變的樞紐在于武則天和玄宗兩朝政局的變化。該文對于深入研究古代財政制度的傳承演變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義。同時，李劍農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7年）、《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論述賦役制度、土地制度等與財政關系密切的內容，對古代財政史研究也頗有助益。相比之下，臺灣學者對宋代、清代的財政史研究較有進展。

摘要：財政總預算會計工作是財政能否順利實施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做好總預算會計工作，對于不斷提高預算的執行力，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減少財政預算的風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三個角度分析和探討新時期如何做好總預算會計工作，以期促進財政工作順利進行，不斷適應新時期對財政工作的新要求，從容迎接新的挑戰。

關鍵詞：總預算；會計工作；新時期

總預算會計是財政預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能夠有效地負責日常的會計事務，而且能夠對下級預算提供指導。做好總預算會計工作，首先必須嚴格地做好日常會計工作，這包括對上、下級財政來款進行核算、核對收納等。新時期做好地方財政總預算會計工作，成為政府有關部門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一、加強管理，發揮總預算會計的職能作用

1.規范銀行賬戶管理。

要想真正規范銀行賬戶管理，需要建立起嚴格的審批制度，規范單位賬戶管理。一般縣級做法是：一是在鎮單位一般只能開設一個基本的存款賬戶，用來辦理本單位預算資金及往來資金的轉賬核算和收付業務。根據本級政府和財政部門現實中所進行專項、特殊管理的資金，則需要報財政局審批后能開設新的存款賬戶。二是縣級預算單位只根據財政部門的規定，在指定的幾個銀行開設一個基本的存款賬戶，用來辦理集中支付業務清算業務。縣財政局要對各科室、各單位銀行賬戶進行全面有效的清理。經過清理之后，保留一些必要的銀行賬戶以供使用。到目前為止，各科室包括一些社保專戶及其他的一些銀行賬需要歸國庫管理。

雖然各高校、各出版社都不斷在推陳出新一系列的教材，但教材體系設置缺乏統一性，內容差異也比較大。教材名字也是名目紛繁復雜《財政學》、《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甚至《政府經濟學》等都作為財政學的教材出現。光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指定的二+一世紀教材系列電《財政學》就有三種版本。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哈維•羅森編著的，還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陳共主編的，也有一些院校使用張馨和鄧子基主編的，同時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本校自己編寫的。光是這些教材，都已經是讓人眼花繚亂了，走進書店那更是五花八門，這種情況導致財政學這門課程缺乏統一的大綱，教材難以通用，知識體系千差萬別，教學各行其道，因而培養質量也就謬以千里。

教學的內容安排問題。在具體內容上，表現出了兩種主要傾向，一是繼續以傳統的國家分配論為出發點，一種以公共產品論為起點，這兩種體系的斷裂與對立表現出了國內財政學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沖突，不同學校的財政學理論教學在內容上差異巨大，整合兩種財政學體系的基礎理念顯得很有必要。同時，財政學的很多基本理論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異也很大，像財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認為是國家和政府的分配行為，有的認為是收支行為。對財政的屬性進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沒有。與此同時，財政學教材的內容也有些與實際脫軌，對稅收、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內容介紹得比較少，很多非財稅專業學生學完財政學后并不再學稅收學了，因而對稅收知識了解甚少，這就為以后進入社會從事財稅實務工作埋下了脫節的根。

教學手段和教學模式問題。目前，我國許多高校在教學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師課堂上講，學生認真地做筆記，記概念，整個教學過程當中師生存在著教學“梯級差”，幾乎沒有太多互動，課堂氣氛也比較沉悶。有些院校以為實現了教學多媒體化，教學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實上，在多媒體授課方式下，只不過是將手工板書的知識灌輸變為計算機頁面展示，教學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進，甚至因為課件播放速度過快，學生來不及記憶和消化課堂內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績考核和評定也是以期末考試“一考定終身”，沒有平時的課堂內外考核指標。這樣的教學手段和模式，學生平時聽課也會感覺枯燥不已，缺乏對財政實踐的感性認識學完之后對財政學理論知識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試前猛背狂背，考完試也就丟得一干二凈，這種教學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養學生理解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財政學課程教學的優化與創新路徑

(一)針對不同專業選用差異化教學內容和課時安排。不同的專業需要在統一的大教材體系下選擇差異化的教學重點內容，以滿足各專業未來知識和實務的需求。如財政專業的《財政學》課程應在強化基礎理論的前提下，注意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金融專業應增加國債部分內容的課時量;國際貿易專業應增加關稅政策、國際稅收等內容的介紹。對于不開設稅收課程的財務管理專業、市場營銷專業，應增加稅種知識的課時比例，而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應增加社會保險、社會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內容。在教學內容上，應該以公共財政學理論體系為主，主要包括政府經濟職能、公共選擇、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權等內容，其制度基礎是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課程設置上，應該在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結課后，會計、稅收、財務管理等專業課開課之前開設，使課程在安排上能夠前后銜接，使知識的傳授具有連續性、邏輯性和科學性。

(二)在教學組織方式上，應引入討論、案例教學及社會調查等多種教學方式。財政學理論教學中應更多地采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和課堂討論，通過多媒體和傳統教學有機結合起來，揚長避短，達到教學相長。如財政部分側重理論應以課堂講授為主，討論為輔。具體可以在講授財政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就財政總論、財政概念、財政制度、財政職能、財政支出、財政收入、國家預算等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專題討論，也可以結合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一些專題討論。通過討論以使學生開闊思路和視野，舉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會經濟政策。稅收部分側重實踐，因此應以案例教學為主，課堂講授理論為輔。通過對案例的分析求證，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學生在接近實際的條件下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和實踐貫穿整個社會運行，時時刻刻就在我們身邊，需要布置適當的社會調研任務，讓學生深入社會，了解國家財政政策和民生概況，在學生調研過程中，能夠發現問題所在，進而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視角和思路，增強對書本知識的進一步理解。比如通過調查三峽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轉移性支出的意義和功能;通過調研地方政府豪華辦公樓攀比之風，可以知曉財政監督與預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