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至1902年，嚴譯《原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正式出版。書中穿插大量按語，廣泛反映了嚴復的經濟自由主義。幾乎與此同時，嚴復開始在報刊上，針對清末社會的現實問題，提出見解和對策。如果說《原富》按語是在譯書過程中有感而發，那么這些論文就是很有深度的專題研究。由于本人先前發表的論文對于《原富》按語中的經濟思想已有較多論述，因此本文只討論《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經濟思想，時間范圍為1901年至1910年。

一、引進外資，筑路開礦

1904年4月，在《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文中，嚴復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異在于體制不同，貧富弱強都是由體制決定的。如果不從根本上下手，對于國事毫無補益。但是嚴復并不主張馬上改變政治體制，因為眼前有個“大患”要優先解決：“為今日吾中國之大患者，其惟貧乎！”[1]（P148）

嚴復認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開、民力不奮、污穢不蠲、作偽售欺、瘟疫流行、盜賊泛濫、官吏貪婪、兵卒怯弱、人民沒有愛國心等等，都是由貧窮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國，在首祛此貧。惟能療貧，而后有強之可議也！”[1]（P149）

平心而論，嚴復把一切弊病歸因于貧窮，顯然夸大其辭。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項，雖與貧窮有一定關系，卻無論如何不能把貧窮說成根本原因，因而也決不是“療貧”所能解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慮到庚子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和破壞，考慮到《辛丑條約》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沉重的賠款負擔，那么嚴復把“療貧”作為當務之急，應當說不無道理。問題在于，“救貧之方”在哪里呢？嚴復認為，農、工、商三業見效甚緩，不如從路礦下手：“今日救貧之大經……其要在路礦。吾之為路礦，將以富用路礦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礦者也。”[1]（P149）

實際上，早在1902年的《路礦議》中，嚴復已經提出了開路礦的主張。他舉出外國為例，說明鐵路能夠帶動一國經濟全面發展。至于中國，正因為鐵路少得可憐，影響到商業不發達，冶鐵業不興旺：“蓋鐵路如人身之脈絡。……無鐵路，則邦國之利源不廣，而貧弱之患興。……必求富強，其要著發端，在開鐵路。鐵路開，則諸礦業至于一切制造樹藝之事，將相隨以自生。”[2]（P105）

清代前期全國各地使用的貨幣并不統一，尤其是各省鑄造的銅錢，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對貨幣調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時期內，各地又不一樣。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完整的描述全國貨幣流通的情況，只能以京師為中心，探討中央政府貨幣政策的內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據，政策的目的、特點，及其作用。

清代前期京師是都城，也是全國的金融中心。順治元年，兩個中央直屬的鑄幣局設在京師，“置寶泉局屬于戶部，寶源局屬于工部。”“寶泉局歲鑄錢解交戶部庫，配銀發給兵餉。”“寶源局歲鑄錢解交工部節慎庫，以備給發各工之用。”這是終清一代，一直沿續的格局。1當時，在京城的金融機構也非常多。從康熙年間至道光十年，“掛幌錢鋪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參店及煙、布等各鋪，帶換銀錢，未掛幌者不在此數。”2乾隆時，“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錢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蘇州一帶縉紳與旅京蘇州商人之間，撥兌銀錢，就以會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41982年，在北京發現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門外打磨廠日成祥布店遺留下來的23張會票實物。5這說明康熙年間，北京與外地商人之間，辦理匯兌，完成異地款項清算，是一種經常現象。乾隆時期，這里盛行錢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創辦專業匯兌機構的票號，同樣的機構，大約在相同時期也出現在北京，它起著城市之間調撥款項的作用。7中央政府調控貨幣的部分措施，主要通過設在京師的兩個鑄幣局，以及眾多的錢莊、銀號、當鋪來完成，因此，透過京師貨幣供需的變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貨幣政策推行的全過程。

一

清政府沿襲前代遺留下來的貨幣制度，即白銀和銅錢（亦稱制錢）兩種貨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銀與錢相為表里，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8這兩種貨幣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圍，一般情況下，國家財政收入、官員俸祿、兵餉、商人大筆交易多使用白銀，而民間零星交易則使用銅錢。由于中國銀礦藏量很少，政府無法鑄造統一的銀幣，所以白銀只能作為稱量貨幣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樣，政府基本上沒有統一標準進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銀數量的變化、流向，直接受到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影響，政府缺乏調控白銀貨幣的能力。而對于銅錢來說，政府則有較強的控制力，可以不斷發掘銅礦，從外國購買銅材，壟斷鑄幣權力，隨時調整制錢的數量，以及使用范圍，使之發揮實際作用。

白銀和銅錢不僅表示兩種貨幣，而且又是兩種金屬商品。銀和銅自身的商品價格，決定貨幣的價值。由于兩種金屬商品的價格，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而波動，使得兩種貨幣的價值也不能穩定不變。如果其中“一種比過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就會很快改變它們之間的比價。”9因此，白銀和銅錢的貨幣價值，也就與銀和銅本身的價格同時不斷升降，這就形成了白銀和銅錢的市場價格，同時也產生了兩種貨幣的市場比價。為了壟斷貨幣權，控制貨幣價值，清政府繼承前代政府規定銀錢固定比價的方法，順治四年規定錢值，“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10即規定銅錢與白銀的比價為1000：1。一般來說，政府努力維持官定比價的操作，體現在對市場上流通貨幣數量的調控，同時也是政府推行貨幣政策的過程。

政府認識到，“民間錢多則價賤，錢少則價增”，11這個貨幣理論的基本道理。其貨幣政策就是通過對貨幣的生產、流通、管理三個方面來實現的。在生產方面，政府根據市場上銀錢比價的波動，不斷增加或減少鑄幣數量，從而控制流通中總的貨幣量。對于京城二個鑄錢局，政府規定每年生產制錢的數額，采取增減鑄幣數量，和增減鑄爐數量的方法，進行控制。據統計，從順治至嘉慶年間，京局大約增減鑄幣數量十四次，以后因庫存銅材不足，每月逐漸少鑄。12

內容提要

貿易保護主義的基本立足點是發展本國生產力，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在經濟自由化和一體化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貿易保護主義除了使用傳統的關稅作為保護的手段之外，還加強了對非關稅壁壘的設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等，以達到限制進口的目的。在新的經濟形勢下，貿易保護與貿易自由化這對矛盾體將會以怎樣的方式存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應如何應對日益復雜多變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基于對以上課題的關注，本文在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表現形式，并試圖透過現象揭示保護的實質。然后，本文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最終得出“新貿易保護主義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一結論。文章的最后部分，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作者提出了幾點具體的應對措施，建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熟練掌握WTO相關規則，借助政府和中介機構的力量，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有效地抵制外國無節制搶占和惡意沖擊，以保護各國在自由貿易過程中應得的利益。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主義；貿易自由化；世界貿易組織

引言

新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初，以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措施為主要表現形式。其目的是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標。它們在維護民族利益，保護資源與環境的旗幟下，行保護之目的，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隱蔽性，手段上的欺騙性和戰略上的進攻性等特點。

在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研究中，關于理論來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較多。本文擬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實質進行歸納分析，并試提出新貿易保護主義將在一定時間內長期存在的觀點。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則是通過對當今國際經濟形勢的分析，根據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狀，提出運用貿易規則、規避貿易風險；發揮中介作用、建立預警機制；加大政府協調、實現公平競爭；提高商品質量、沖破貿易保護；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等具體有效的措施。

作者在50年代初曾經發表過一篇論文——《明末清初(1620—1720)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②現在本文所擬討論的問題——“18—19世紀(也就是清代雍正、乾隆和嘉慶三朝所經歷的時期)中國的地租和農民生計”，可以說是前一論文問題的繼續，在這一意義上，是前一論文的續篇。③

一、地租形態

前文草成于50年代初期，限于史料，關于明清之際中國農業地租的形態，除了就其大致而言：實物地租占統治地位，貨幣地租居于其次，此外沒有多少其他的話可說。但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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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稿(1996)。

②原載《經濟研究》(1955年第3期，頁124—139)，中國科學院(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后轉載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頁272—294)，三聯書店出版，1957年。見本書第35篇。

［摘要］流通性貨幣是構成中國古代錢幣文化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造幣工藝主要包括澆鑄、印刷與機制三種，主流材質分為非金屬與金屬兩大類別，尤以非貴金屬小類中的銅制幣居多。文章從造型學角度著重對貝/骨類、紙質類非金屬古錢幣和金銀類貴金屬古錢幣，以及銅質類非貴金屬古錢幣進行形態變遷特征分析，最終落腳于古代錢幣造型運用于平面設計的方法研究上，結合案例總結得出直接運用、重構運用和暗喻運用三大設計法則。

［關鍵詞］流通性貨幣;造型;直接法;重構法;暗喻法

作為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屬貨幣和紙幣，并推行相應貨幣體系的國家，中國古錢幣文化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夏代，距今已有3600余年的歷史。①作為東亞文明的核心與對外輻射的主體，憑借自身強大的軟硬實力，中國古代貨幣體系曾長期對古代日本、朝鮮，甚至古代越南的貨幣產生過顯著的涵化。造型豐富、單位繁多、品類各異的歷朝歷代古錢幣中隱藏著大量的經濟、政治、文化、技術與審美內蘊，可謂窺探中國古代歷史的“活化石”。本文以中國古代流通性錢幣造型為切入點，以平面設計為載體，進行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形式美設計嫁接的有益探究，旨在為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視角下中國特色現代藝術設計風格研究添磚加瓦。

一、國內外中國古代錢幣文化研究綜述

國內的中國古代錢幣文化相關研究成果，傾向于圍繞考古和鑒賞兩個學術層面展開，并以圖例式研究為主。我國臺灣地區的相關研究傾向于中國古錢幣與風水學的結合。從專著成果來看，湯可可的《中國錢幣文化》是目前國內外為數不多的，從中國古錢幣的造型、材質、工藝等角度，深耕其中所折射的文化內涵的研究成果。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從經濟和金融角度對自夏代貝幣以來的中國貨幣發展歷程進行了梳理。華光普的《中國古錢大集(甲乙丙丁)四卷本》圖像內容最為系統且全面，是中國古錢幣界公認的具參考價值的研究善本。此外，閻福善的《北宋銅錢》、白貓的《南宋銅錢》、沈泓的《清代錢幣收藏與投資》等專著，分別就某一特定朝代的古錢幣進行了版別區分與價值認定。從論文成果來看，在中國知網檢索到的與中國古錢幣相關的CSSCI高水平學術論文僅有14篇，且多發表于20世紀80至90年代，2015—2019年高水平論文發表空白。同時，研究生學位論文的數量亦較少，僅有17篇，有關中國古錢幣文化在現代設計中應用的學位論文只有3篇，數量占比僅為17．6%。日本和美國涉獵中國古代錢幣研究領域最多，前者受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影響至深，一度長期翻鑄明代永樂通寶作為本國流通貨幣，對于中國錢幣文化的熱愛度較高，群眾基礎較好。侵華戰爭期間，大量珍稀中國古錢幣遭到掠奪流失日本，以至于現今日本泉界②對于部分品種中國古錢幣版別研究的深入度甚至高于我國。美國則試圖憑借自身成熟的商業文化和資本優勢進軍中國古錢幣收藏市場。目前美國三大龍頭評級公司ANACS、PCGS、NGC均已在中國市場確立了品牌標桿，傾向于構建美式的中國古錢幣評級制度與價值體系的商業研究。綜上所述，或傾向于基礎研究，或傾向于商業研究，國內外的研究視角不盡相同。從中不難看出，基于發掘中國古代錢幣文化元素的美學價值，并與現代設計一般規律相互融合的研究關注度極低，研究成果亟待豐富。

二、中國古代流通性貨幣的類別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