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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學發展觀是我國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它需要一定的價值論作為其經濟學思想基礎。所以我們有必要以過去所積累的價值論合理內核為基礎，構建一個科學發展觀的價值論。這一價值論的核心意義是：以最小耗費獲得最大效果。

眾所周知，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有什么樣的價值論，就有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及其中的剩余價值思想，而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是均衡價值論。中國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自然以馬克思價值論為經濟學基礎。同時我們也應與時俱進，以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基本思想為基礎，而創造出符合中國實際，又有更全面解釋力、更富現實意義的價值論。

這種價值論的創新，我們可以貼切地稱為“構建科學發展觀的價值論”。因為，經過5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近30年的經濟發展，經過各種艱難曲折的波動歷程，我們已經充分意識到，構建一個科學發展觀，使經濟發展更加科學，更加符合社會現實與經濟運行的規律性，避免重新陷入計劃經濟所造成的扭曲局面，也避免市場經濟中常見的供求波動，實現既快又好又省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此，科學發展觀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升華，意味著對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更加成熟的思考與掌握。

科學發展觀具有非常豐富的含義，如變粗放型增長為集約型發展模式，變行政主導經濟為市場主導經濟，變城鄉分割與地區、部門分割為城鄉統籌、社會協調和諧地發展，變資源環境損耗性發展為可持續發展。總理指出：“科學發展觀的實質，是實現又快又好地發展。”這是精辟之言！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要既快又好，特別是要“好中求快”，如果沒有“好”，也很難“快”起來，甚至會走回頭路，走“透支后代利益”的名義上快實際上慢之路。

科學發展觀具有如此豐富的意義，其帶根本性的意義是什么？是：以最小耗費獲得最大效果。沒有這種效率性，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廉價財富，就不可能有足夠的條件去維持科學發展觀的其它意義所表征的現實性，比如，就不可能維護好社會協調和諧地發展，就不可能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發展是硬道理”的意義，從經濟學來說就是生產出大量廉價財富以供給社會需要，減小人們的“生存競爭”程度，減少社會矛盾，維持社會更高水平的生活。

科學發展觀的價值論并非是無中生有地產生，回顧中國經濟學發展史，我們也曾經見到這種價值論的核心構想的表述。這個表述就是中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所表達并一貫強調的價值觀。孫冶方主張“社會主義經濟應從產品兩重性（使用價值和價值〕分析起：價值是生產費用（勞動花費）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這個概念應貫穿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各個篇章：用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經濟效果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紅線”。（《中國大百科全書》光盤[1•1版]，《經濟學》，“孫冶方”條目）“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就是科學發展觀價值論的核心思想與基本精神。在此將孫冶方的“勞動消耗”改為“消耗”（或稱“耗費”），以使這種消耗（耗費）的意義擴大化，從而使“最小消耗”包括到人類勞動以外，包括到所有自然資源中去，這并非是沒有意義的。在此同時，所有的資源耗費，都可以歸結到人類勞動的耗費上面，都可以歸結為人類所付出的代價耗費。因為資源的耗費，體現為人類為尋找、開采、使用與修復所遭到損害的環境所耗費去的人類勞動，體現為人們今天和將來不得不為資源問題支付更多的費用，從而支付更多的勞動時間，損失更多的增進生活的條件。同樣，將“最大經濟效果”改為“最大效果”，也具有相應意義，因為，“最大效果”并不僅僅包含經濟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包含社會效果的最大化。

今天，針對中國經濟的粗放方式，針對“黑色增長方式”，我們更迫切需要強調這個“最小消耗”，以最節省資源的方式而獲得最大的經濟效果。

科學發展觀價值論強調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一個方面是“最小耗費”，另一個方面是“最大效果”。它的統一體就是：用最少耗費取得最大效果。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具有的“生產率”觀念是相吻合的，它就是“一定成本支出能夠獲得更多產量”這種“提高生產率”的另一種表達形式。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樞紐”就是“勞動二重性”。因為它揭示并強調了：在紛繁復雜的各種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態中，存在著人類勞動的一種共性，即耗費性，這種勞動耗費性普遍地抽象地存在于所有這些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態中，所以又稱為“抽象勞動”。可見，我們不能將勞動二重性單純理解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而要理解成“有用勞動”與“耗費勞動”。其中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側重點是“耗費勞動”而不是“有用勞動”，它是通過有用勞動去揭示耗費勞動的存在與作用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實質，是研究人類耗費勞動的付出及其補償的問題。

按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所表述過的“商品的價值與生產出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原理，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意義，實際上是人類耗費勞動的凝結與物化，而不是有用勞動的體現（當然，在他看來，勞動必須是有用的，才能形成價值）。由于耗費勞動的“單位耗費性”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得出上述“反比”原理。所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意義，與科學發展觀價值論中的價值意義是吻合的，它們都揭示了價值是人類耗費勞動的凝結與物化形式。

不過，需要發展的是：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概念對“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中“效果”這方面的意義并不充分。所謂“效果”（首先是經濟效果），首先是指產品的效用（使用價值）方面，然后指在一定產品效用前提下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如通過交換所實現的利潤等；再后指經濟效果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而一般被人們看成與勞動價值論相對應的“效用價值論”則相反，它側重于產品的效用方面而忽視其“消耗”方面。在價值論領域，不僅效用價值論，而且要素價值論也側重于產品效用方面，但對產品的消耗方面有所忽視（不過也有人從消耗對人的“負效用”角度來將效用的意義擴展到“消耗”性上，并且試圖以此整合與取代勞動價值論）。與之相對應的是勞動價值論與成本價值論，它們側重消耗方面而忽視效用方面。科學發展觀價值論，由于以“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為核心思想，所以對這兩方面的價值意義具有必然性的整合。因此它既是勞動價值論的發展，也包含著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等等理論的合理內核。

今天，“機器創造價值”的要素價值論對勞動價值論形成了很大的“攻勢”，它以日新月異的科技因素之巨大作用來證明，馬克思“商品的價值與生產出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的反比原理是不對的，因為，通過科技力量所形成的更高勞動生產率，使產量大幅提高，從而創造了更大價值與更大利潤。但是，要素價值論中側重于“效用”的價值觀與勞動價值論中側重于“消耗”的價值觀，是不一致的，它們的“價值”所指稱的對象并不相同。在勞動價值論看來，由于科技的作用而提高了生產率，從而使單位耗費所生產的產量更大了，每個產品所包含的（“消耗”意義的）價值必然縮小；所以我們才看到：每當社會生產率提高，相應產品的價格就會下降。而在要素價值論看來，由于科技作用使產量提高，產品所包含的總使用價值量增大了，因此，科技能夠創造更大（“效用”意義的）價值就非常明顯，不容否定。可見，這兩種經常顯得對立的價值論，實際上各有自己的道理與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存在地位，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越位與錯位。不過，它們之間的一個交叉點則構成了兩者矛盾之處，因為：更高的產量是否一定意味著更大的市場價值與利潤總量呢？要素價值論希望看到更大的產量具有更大的市場價值與利潤總量，但勞動價值論卻證明，無論產量大小，其市場價值都是不變的，因為它所耗費的人類勞動（包括物化的人類勞動形態）不變。這一點也是馬克思所明確指出的，比如他上述的“反比論”就包含著這個意義。

盡管經過近60年特別是近30年改革開放時代的發展，但是，當今中國經濟的現狀，仍然是粗放性發展模式，這一點幾乎是今天所有人的共識。如有資料說，按現行匯率計，中國在2000年1萬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我國為12.47噸標準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美國、歐盟、日本和印度分別高2.5倍、4.9倍、8.7倍、0.43倍。2002年1萬美元gdp的能源消耗為11.8噸標準煤，高于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6倍；2003年，中國消耗了占全世界總消費量30%的煤，卻只創造了全球4%的gdp。（資料來源：《社會科學報》2005/11/17）近年來，主要是由于中國房地產行業迅速發展的強大拉動力量，經濟增長模式從向集約型模式的良好發展，突變為重新回到粗放型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自改革以來，逐步擺脫了蘇聯式增長模式，尤其在“九五”期間通過大規模結構調整有了明顯改觀，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同時能耗和污染排放總量下降的趨勢。但是進入“十五”，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卻在發生逆轉，重新轉向低質量、低效益、低就業、高能耗和污染高排放的增長模式。1985－1998年，各類自然資產損失占gdp比重曾大幅度下降，從近20%降至4.5%；但后來卻出現回升趨勢，2001年，自然資產損失占gdp比重上升為6.5%，估計2003年再上升為7.5%。這樣，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又重新進入更多資源消耗、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黑色”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同時伴隨著資本深化和排斥勞動就業，使廣大民眾難以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資料來源：胡鞍鋼等撰《“十五”計劃實施情況評估報告》）

有鑒于此，中國領導人特別強調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引進先進工藝，大力節約挖潛，優化與改善經濟結構。而將這種現實的需要反映到最基礎的價值論上面，就是前面所說的“科學發展觀價值論”，就是孫冶方的“紅線”論。強調價值是“最小耗費獲得最大效果”的統一體。按這種價值論，gdp增長率再高，如果它耗費去太多的代價，那么這種增長也是沒有什么價值可言的；相反，盡管gdp增長率較低，但它能夠以更小的代價而獲得，權衡得失，這種增長也是有價值的。從哲學上論，價值是表征人類生存與發展狀況的一個理念；價值大，表明人類生存發展的狀況好，一個物品有價值，表明它對增進人類生存發展具有意義。而要增進人類生存發展，必然具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具有維持生存發展所需要的物質條件，比如供人生活的各種物質財富；另外一個是能夠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去獲取這些物質條件，否則，物質條件就算存在著，我們也無法獲取它們，或者獲取它們所需耗費的代價太大，從而失去維持與增進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所以，“價值”這個觀念由“人類生存發展”的本義，自然延伸到“最小耗費獲得最大效果”的“紅線”上。這個“紅線”，結合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我們恰當地稱之為“科學發展觀價值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