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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質和制度層面的，一是價值和心態層面的。

一、通過經濟發展和體制設計建立公平發展的機會機制

物質和制度層面的，就是要在和諧社會的體制或制度框架內，每個人都擁有公平發展的環境，每個人都能得到全面發展。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實際上把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諸方面具體化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布局，體現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解決起來不能一蹴而就，必須根據現階段的歷史特點進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十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所界定的和諧社會，就是從解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入手，把加快發展社會事業作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重要條件，通過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通過民主法制建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保持社會安定團結，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會保障，更多地關注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體。針對“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問題，《綱要》提出了一系列實現社會和諧重點工程。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要從長遠著眼，又要從現實著手。事實上，長遠問題和現實問題確實是可以結合起來考慮的，例如，貧富差距是當前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實際上也是人類長期共同面對、一直希望解決好的問題，“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包含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內涵。但是，人們對于當前收入分配體制的設計會影響到人類未來社會的制度框架，因為體制一旦形成，就會形成制度慣性，進入人們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當前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將扭曲未來人們的行為方式、價值體系，在這樣被扭曲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下，新的制度設計要達到預期目標常常是不容易的，甚至會出現制度失靈。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和價值體系將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如果說科學發展觀更側重于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話，那么，和諧社會則是著重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早在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先生就說過：“地球上是否還能夠養活這么多人，現在已經成了大家不能不關心的問題了。這是人與地的生態關系，但最終還是要牽連到人與人的關系上來，反映在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國與國之間怎樣相處的問題，這才是第一位的問題。”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是中國、也是全世界必須面對的問題。如果說16年前費孝通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從學者或者思想家的角度出發的話，那么，我們現在討論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問題，則是從政策制定和政策實踐出發。換句話說，上個世紀，先哲們擔憂和思考的問題，現在已經是擺到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不得不面對，必須去解決。這就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根本目的和意義。

解決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首先要解決好社會公平問題。深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當前社會成員普遍不滿的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等問題的直接原因都與社會公平、貧富差距有關，而貧富差距又在于分配體制不合理。所以，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要從縮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體制入手。在社會學看來，這是一個淺層次問題，深層次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文化認同和行為認同。即便是我們從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這樣的淺層次問題入手，也需要大智慧，因為收入分配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涉及到若干深層次問題。在當前，設計收入分配體制，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慮既得利益；既要考慮中國的現實實踐，又要考慮人類社會近200年來的歷史和挑戰，這的確需要大智慧。另外，在談到和諧社會這個宏大長遠思想和戰略時，常常會牽扯到對于社會的基本定義，對于社會發展歷程的基本評價，對于思想史的基本判斷，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思想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知識儲備，在認識方法上需要有博大的包容性和歷史的縱深性。

貧富差距成為當前的社會熱點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深入討論。《綱要》也把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十一五”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分配制度改革，構建效率與公平相協調的社會分配機制，處理好各階層間的利益關系和利益矛盾，既要使資源在市場調節作用下實現優化配置，又要兼顧社會公平，將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效率優先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兼顧公平是促進共同富裕，二者要同時并舉，不可顧此失彼。要加強國家對分配機制的宏觀調控，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綱要》實際上提出了“十一五”時期，乃至今后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我國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設的方向，即是在市場條件下充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特別是政府在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中的作用。中國若不能很好地解決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問題，就很難在社會認同上達成共識。政府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的手段很多，包括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等。只有當全體社會成員普遍認為他們具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并生活于社會安全網之內，他們才會普遍認同他們所處的社會。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社會和諧才具有可能性。

二、通過相互了解、溝通、交流建立社會認同機制

價值層面的，就是要建立和諧的價值體系和大家共同認可、相互信守的行為準則。正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所闡述的：“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理想。”實際上這是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和價值追求，作為我們處理發展問題的方向，它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價值于一體。社會學家費孝通說：“事實上，自從有人類形成群體以來，‘美好社會’總是群體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表現為諸如神話、傳說、宗教、祖訓、哲學和學說等多種多樣形式的價值信念。總之，它是人類社會意識中必備的要素。它不僅體現了組成群體的個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導向，而且也是群體用社會力量來維護的人和人相處的規范。它是個人的主觀意識和群體社會律令內外結合的統一體。”針對20世紀人類社會經歷的種種問題，諸如戰爭、災害、貧困、環境污染等等，世界各國領袖和社會精英為人類在21世紀建設一個美好社會已經進行了不懈探索。在21世紀伊始，中國共產黨提出構建和諧的理論并將其付諸實踐，表明中國在建設現代化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正在探索人類社會新的發展路徑和方向。

心靈的東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為人們所忽視，維系一個民族長期發展和存在的往往是人們內心的價值積淀，可是我們在談以人為本時很少考慮到。人是有靈的動物。費孝通在世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一點：“由于文化的隔閡而引起的矛盾會威脅人們的共同生存。”他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文化的，即，文化是人們的價值體制和行為模式。文化的隔閡是怎么形成的？地理、種族自然是原因。現實中的許多隔閡卻是由于收入差距、社會地位差別引起的。而在公平發展的機會機制下的收入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人們之間因此產生的誤解和隔閡，溝通、解釋非常重要。

我們以上談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兩個層面缺一不可，切不可忽視文化價值的意義。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說：“我們發現文化含有兩大主要成分——物質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環境和已變更的人類有機體。文化的現實即存在于這兩部分的關系中，偏重其一，都會成為無謂的社會學的玄學。一種物器的同一性并不在于它的特有形式，一個觀念，或風俗的同一性也不在于它的形式。器物的形式始終是人類行動所決定，所關聯，或為人類觀念所啟發。信仰、思想和意見也是始終表現于被改造的環境中，要認識文化的現實，只有從此著眼。”馬林諾斯基是我國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教授在英國求學時的導師，費孝通把馬林諾斯基的文化論分為物質設備、精神文化、語言和社會組織四個方面，并指出：“我認為這‘四個方面’對人類學的研究者就十分重要了。馬老師的文化四方面的說法其實就是文化的整體論。”20世紀末，費孝通把馬林諾斯基的《文化論》加以概括。他對于文化的經典概括至今仍然對于我們有啟示作用。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人要在社會中生活，就必須遵循社會組織為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而建立的各種社會規范，其中社會責任感是最普遍的、最廣泛的、滲透性最強的社會規范。而作為個體的人之所以遵守社會規范，進行道德選擇，是出于自身和社會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一個人能否得到社會和他人的認同和贊許，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認同和贊許的關鍵，則在于一個人是否有美德，品德高尚的人會得到社會和他人的贊譽，而品德敗壞的人則會遭到社會和他人的譴責。社會責任是培養人的道德品質和美德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要。人類社會和諧，就必須有共同的價值目標和行為規范，并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去維護和遵守，這就要求人們做出正確的道德選擇。我們在著手解決當前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時，一定要考慮同時建立共同的社會認同。沒有社會的公共認同的文化價值，哪有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