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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黨》，是劉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這個修改黨章報告與其他各屆報告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黨的領袖、黨的組織原則、黨員的義務和權利、黨的政治策略等等，結合黨領導中國革命經歷四分之一世紀的實踐，作了全面的總結和闡述，是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的重要論著。我們今天重讀這本黨的建設重要文獻，既可領悟到它對黨的建設的經典意義；也可體會到它的時代局限及其帶來的不幸后果。

黨建經驗的科學總結

報告在談到新黨章總綱的內容時說，總綱說明了我們黨的性質與理論；說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以及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基本方針和我們黨所必需具備的條件；還說到了在我們黨內不能容許機會主義存在；說到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黨的群眾路線和黨的組織原則等。這里主要重溫一下報告關于黨的性質、指導思想、民主集中制、黨員義務和權利這幾個與現實關系密切的論述。

一、關于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

由于中國黨是生長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又長期處在農村環境，黨員的主要成份是農民。因此，中國共產黨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所稱之謂的無產階級政黨，就成為人們頭腦中的一大問號。甚至連當年的蘇聯老大哥都產生疑問，被斯大林說成是“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人”。因此，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做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是不可回避的時代需要。報告對此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報告說：雖然，現在我們黨的主要部分，是處在農村中，黨員的絕大多數，是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成份很少。然而，這種情形并不能改變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因為，“僅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還不能決定一切，決定的東西，是我們黨的政治斗爭與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而我們黨的總綱及黨的組織原則，則保障了無產階級的思想和路線在黨內占居統治地位”。所以，中國共產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內的無產階級政黨比較，是毫無愧色的”。

決定黨的性質的，不是黨員的社會出身，而是黨的政治斗爭與政治生活，是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重大發展。正是根據這種認識，報告概括黨的建設路線是：“首先著重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建設，同時也在組織上進行建設。”歷史證明，這條建黨路線，是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正確路線。

近幾年來，黨內對十六大黨章規定，除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以外，還可以吸收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入黨，是否會影響到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頗有爭議。按照劉少奇在《論黨》中的論證，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建黨路線，至于黨員的出身成份，如同革命戰爭年代黨員的成份主要是農民，不能改變黨的性質一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吸收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入黨，同樣不會影響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

二、關于黨的指導思想

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是明確的。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則是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的。中國共產黨在經歷24年的革命斗爭，總結勝利和失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以命名的思想，并在以后，為全黨所共識。因此，新黨章“確定以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報告指出：“這是我們這次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對什么是思想，報告做了科學的解釋。

三、關于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在黨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長期沒有得到很好執行。重溫報告對民主集中制的闡述，有著重要的意義。劉少奇解釋說：黨內民主的集中制，照黨章規定，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不是離開民主的，不是個人專制主義。”報告批評不了解黨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領導脫離黨內的民主，脫離黨員群眾，并把此種狀態名之曰“集中”，以為自己可以獨斷。他們總是站在黨的組織之上來命令黨，支配黨，而不是站在黨的組織之內來服從黨，受黨的支配。報告指出，黨內反民主的專制主義傾向，和黨內極端民主化的現象，是黨內生活上的兩種極端現象。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都極大地妨害與破壞黨內的真正統一與團結，全黨必須警惕，嚴防這些現象的發生。

由于戰爭年代的客觀需要，黨實行了各抗日根據地的一元化領導，為保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建國以后，黨已處于全國的執政地位，面臨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諸多復雜問題，權力的過度集中，必然造成更多弊端。

記取歷史的教訓，堅持把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落實到從中央到支部的政治生活中去，凡重大問題必須由集體討論進行表決，黨委成員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說了算。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多數必須尊重少數；少數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所作決定的同時，有權保留并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仍是今天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黨員義務和權利

報告指出，黨章關于黨員義務與權利的規定，是為了保證黨內的生活更加在正常情況中發展，提高黨員對黨的事業的積極性與責任心，以保證黨的行動的統一。所有黨員的這些權利，應該完全被尊重。但在實際工作中不尊重黨員這些權利的現象，是常常發生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會議上想種種方法禁止關于反對自己意見的發言，在黨內的選舉與被選舉中加以各種限制，禁止黨員向上級機關提出建議和聲明，或在中途稽留黨員的申訴書，在黨的會議上不允許黨員對黨的負責人提出批評，甚至有些黨員因為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受到命令主義、官僚主義分子的報復與打擊。這些現象，必須徹底肅清。報告強調，無視黨章給予每一個黨員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都是違章的非法舉動。

遺憾的是，剝奪黨員權利的錯誤做法，尤其是在黨內斗爭中，可以說是屢見不鮮。1959年的廬山會議，因上書被定為“”，可稱是典型一例。即使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發表與領導人不一致的見解，遭到批判；領導機關一紙通知，可以剝奪黨員向上級黨組織直至中央申訴的權利的做法，仍有發生。

所有這些說明，六十年前發表的《論黨》所闡述的黨的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對今天黨的建設仍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