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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盡知的晚清“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至今已過去130多年了。一個多世紀以來，這段冤獄被改編為文學、影視、戲劇作品在海內外廣為流傳，經久不衰。究其原由，不僅因其案情復雜、曲折，“故事”性強，更重要的是其一波三折的訴訟過程深刻揭露了清廷各級官吏的腐敗和封建法制的弊端以及平民百姓對冤獄深惡痛絕的心態、渴望法律早日實現公正與效率的心聲。故事終歸是故事，不足以剖析戒鑒。筆者花了一點氣力弄到了原審判決書，現將研究體會奉獻給從事政法工作的同仁，以期賜教，共享共勉。

同治十一年（1872年）農歷三月，浙江余杭縣人葛品連與新婚妻子葛畢氏租住了舉人楊乃武的房屋。葛畢氏，本名畢秀姑，頗有幾分姿色，平素喜愛下穿白裙，上穿綠衫，故綽號“小白菜”。此間，葛品連在楊家打工，小白菜與楊乃武亦有接觸。葛品連對此心中不悅，曾盯梢、偷聽二人行蹤、談話。除了發現楊乃武教葛畢氏讀書識字外，并未發現奸情。但是，葛品連仍疑心未解，于同年七、八月告訴了其母。葛母又把這件事向親友說了，親友又跟別人說了。于是居里巷間就傳開了，成為當地人茶余飯后的談資。此后，葛家就張羅搬家。第二年（1873年）六月，葛家搬至親屬王心培家隔壁居住。葛品連也不在楊家打工了。王心培留心觀察，楊乃武與葛畢氏并無往來。八月二十四，葛品連與妻子因腌咸菜瑣事發生爭吵，動手打了小白菜。小白菜剪了自己頭發，吵鬧要出家。實際上葛品連是因楊乃武一事泄憤。此事自然也被人與楊乃武“聯系”上了。過后，小兩口恢復常態，葛品連每日照常出去打工。十月初七這日，葛品連感到身體不適，時冷時熱。初九,病情加重，醫生診斷為霍亂，下午四時左右雖經醫治但無效，死亡。葛家準備料理后事。到了初十夜里，尸體漸漸腐敗，口鼻內有淡血水流出來。葛家的一個親屬稱：人死得這樣快，蹊蹺。葛母見死去的兒子臉色發青，疑是中毒致死。又聯想到兒媳平時舉止輕浮，更加懷疑了。于是便以死因不明，懇求檢驗為名，請地保王淋到縣衙代為告狀。

這場冤案拉開了序幕。

余杭縣令劉錫彤接訴狀后并未立即升堂，先派人“秘密初查”。初查人回來作了匯報，自然是楊乃武與小白菜的“緋聞”貫滿了劉的耳鼓。之后，劉縣令帶領辦案人及法醫沈祥等驗尸。此時尸體已經腐敗，尸表呈青黑色，嘴和鼻孔有血水流入眼、耳。沈祥誤認做“七竅流血”；用銀針插入咽喉，銀針呈淡青黑色。按當時的規定，尸檢所用銀針事先必須用皂角水擦洗。而沈沒有擦洗。從尸檢情況看，象毒物致死，但沈祥不敢肯定。猶豫間，辦案人沈彩泉與沈祥爭論，并說：肯定是毒死的。沈祥便報稱“服毒身死”。劉錫彤當場將小白菜帶回縣衙審問。小白菜大呼冤枉，但在“大刑伺候”下屈認以前曾與楊乃武通奸，搬家后，楊乃武于十月初五那天給的砒霜，謀害了親夫。劉錫彤接著傳楊乃武到庭對質，楊拒不承認。劉錫彤于十二日寫報告給上級請求革去楊乃武舉人的功名。十六日，楊乃武堂弟、妻弟為楊乃武伸冤。二人證實：初五那天楊乃武正在南鄉詹家（楊乃武岳父家），不可能在那一天給葛畢氏砒霜。劉錫彤進一步審訊，葛畢氏怕受刑就照以前供詞又講了一遍，楊乃武仍不承認。劉錫彤寫了案情綜合報告，其中假稱銀針已用皂角水洗過，驗針明顯呈青黑色。一審就這樣終結。

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審開始。杭州知府陳魯對楊乃武、小白菜采用刑訊逼供。楊乃武害怕受刑屈招。關于砒霜來源，他想起倉前有一錢姓老板開的藥店，便隨口供認“初三日假稱毒鼠，買得錢寶生藥店內紅砒霜四十枚銅錢，交給葛畢氏”。十月二十七，杭州府將案件退回余杭縣補查砒霜出處。劉錫彤估計錢寶生怕受連累不肯承認，就責成熟悉錢的訓導章掄香寫信給錢寶生，囑咐其到案說明情況，不必害怕。錢寶生到了縣衙，否認賣給楊砒霜，并且說明自己名叫“錢坦”，不叫“錢寶生”。劉錫彤根本不聽，給錢看章掄香寫的信，并明確表示不會連累他，叫他退下去好好想想。此時，錢坦的弟弟錢塏懇求劉錫彤的朋友陳竹山一同來到縣衙打探情況。陳竹山向門差要了楊乃武的招供筆錄看后，告訴了錢坦楊招供的內容，勸其盡可以承認，不會有什么重罪。錢坦依從陳竹山的話，照楊乃武所供的情節寫出賣砒霜給楊乃武的證詞。而此時的小白菜因怕受刑已是胡亂供認，如八月二十四日本來是她與葛品連因腌咸菜吵架，卻說成同楊乃武在房內玩笑，被丈夫撞見受責罵毆打。以及她丈夫死后，葛母盤問時說出了同楊乃武共同謀害丈夫等情節。葛母報仇心切，就照小白菜的供述證實。王心培等并不知情，也按葛母的證詞證實。劉錫彤又將人犯口供中的“口鼻流血”改為“七竅流血”使之與驗尸報告一致。知府陳魯將這些全部寫進報告，結案意見是：葛畢氏、楊乃武擬判為凌遲、斬首，錢寶生擬判為杖刑。

同年十一月初六，三審開始。浙江按察史蒯賀孫審閱了杭州府的結案報告后，同意前兩審的意見。案件呈報浙江巡撫衙門，草率結案。

負責四審的浙江巡撫楊昌浚還算是認真，派候補知縣鄭錫皋到余杭縣秘密調查。而鄭根本不負責地走了一趟即以“沒有冤枉，沒有失實”向楊匯報。楊昌浚就根據陳魯的結案報告寫案情勘驗結案上報清廷刑部。

清朝死刑案件是五審制。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審即終審開始。這時，楊乃武的姐姐葉楊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訪申冤。這樣，案件又發回浙江重審。巡撫楊昌浚仍讓原審官員復審，知府陳魯仍舊照原結案報告內容結案上報。同年六、七月間，楊乃武妻子楊詹氏到巡撫、按察史衙門告狀。陳魯把案件發回余杭審辦。九月，楊詹氏“挖門子”到京城步軍統領衙門繼續告狀。終于得到皇上御批：將本案交楊昌浚督同按察史嚴加審訊，并委派湖州知府錫光等詳細審問。審訊中，楊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供詞，所以沒能審結。

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給事中王書瑞向皇上奏報：“高級官員復審案件任意顧從私情有心欺罔”?；噬咸嘏蓪W政胡瑞瀾負責審辦。胡瑞瀾委派寧波知府邊保誠、嘉興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恒、龔世潼隨同審理。這些官吏仍刑訊逼供，楊乃武、小白菜又屈打成招。雖經多次對質，但大多供詞牽強，并且所供述內容的關鍵之處與原結案報告相差很遠。同時胡瑞瀾等也查出了葛母的證言前后有矛盾，但沒能徹底追究，竟以原審報告的罪名奏報結案。皇上又令刑部詳細研究案情。

同年十二月，浙江紳士汪樹屏等以“復審疑獄有官員間相袒護的事實”聯名向都察院控訴?；噬显傧率ブ迹禾峤恍滩勘珜徖?。經刑部審查卷宗，認真研究,訊問犯人，調查證人，重新檢驗尸骨，終于查清葛品連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辦理此案的大小官員以及做違證的證人全部受到懲治。驗尸人沈祥被杖刑八十，徒刑二年；門差沈彩泉被杖刑一百，流放二千里；余杭知縣劉錫彤被發配黑龍江充軍，不超過七十歲不得以財贖罪；杭州知府陳魯、寧波知府邊保誠、嘉興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恒、龔世潼、鄭錫皋均被革職；章掄香被革去訓導職務；葛母被杖刑一百，徒刑四年；王心培等證人均被杖刑八十；浙江按察史蒯賀孫因已病故，免予議處；浙江巡撫楊昌浚、學政胡瑞瀾因系大員須由皇上決定（光緒是如何決定的，沒有查到資料）。

楊乃武冤案的產生原因從宏觀看，首先是封建法律制度的必然產物。中國封建社會的行政權、司法權合二為一，各級行政官吏又同時行使偵查、起訴、審判等全部司法職能。法律監督和制約方面存在嚴重的先天不足，立法中實行有罪推定，刑訊逼供是合法的訊問方式。由此而造成冤假錯案的機率之高可想而知。其次是封建宗法思想千百年來禁錮著國民，同樣也禁錮著官吏。男女授受不親，男女間即使正常接觸稍多，也會被視為越軌甚至有奸情。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奸情”早已“三人成虎”。這就成為官吏判斷此類案件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礎。再次是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科學技術（包括刑事偵查技術、鑒定技術）落后，使偵查、判案的難度必然大，準確率必然低。

拋開上述宏觀因素，縱觀楊乃武案訴訟過程，認真研究分析造成冤案的具體原因，對于我們當代司法工作人員似乎仍有著現實意義。據史料記載，辦理楊案的各級十幾位官員都不存在“懷挾私仇勒索、教供情事”，即都沒有徇私枉法、挾嫌報復或勒索財物的故意犯罪行為，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兩個無辜的人僅因“不避男女之嫌”而惹來牢獄酷刑之災，險遭殺身之禍？原因探析如下。

道聽途說，先入為主。

犯罪動機往往是偵破案件、確定犯罪嫌疑人時首先考慮的要素。縣令劉錫彤受案時根據道聽途說的信息先入為主地斷定為這是一起奸情殺人案件。其實，此時劉錫彤的頭腦中已經結案，所有的證據都將為奸情殺人這個結論服務。故他僅用20多天的時間就把案件審結了。因此，劉錫彤對偵查中出現的以下問題視而不見：1、法醫所用銀針沒按規定擦洗且驗尸報告含糊不清；2、楊家人提出的楊乃武沒有做案時間的證言；3、錢坦否認賣砒霜給楊乃武，并否認自己叫“錢寶生”；4、葛母在縣衙所做證言和其最初報案的說法矛盾甚大。等等。

玩忽職守，錯誤鑒定。

法醫沈祥的錯誤尸檢結論是使楊乃武、葛畢氏蒙冤的直接原因。而造成錯誤結論的原因有三：其一，玩忽職守，不按規定進行尸檢。沈不負責任，在尸檢時銀針沒有按規定進行擦洗，以致將發變的顏色認做是服毒所致。其二，業務不精，學識淺薄。杭州的農歷十月氣溫一般在15℃左右。葛品連的尸體已停放三天，沈祥沒有考慮到尸體腐變的客觀因素，將腐敗尸體口鼻腔內溢出的血性液體認做是“七竅流血”。其三，沒有起碼的職業操守。法醫在刑事偵查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鑒定結論作為證據應依據科學手段實事求是地再現發案時的情景。因此，法醫工作應獨立自主完成，絕不能受他人導向，更不能盲目順從長官意志。這是起碼的職業操守，職業道德。沈祥不具備這一點，在是否“服毒致死”拿不定主意時竟聽了一個門差的意見（亦很可能為劉錫彤所左右）。誠然，一百多年前的法醫學技術不能與現在同日而語，但對于死后三天的尸體檢驗，只要按規則操作并認真分析研究還是能判定清楚的。兩年后刑部開棺驗尸得出正確結論證明了這一點。

刑訊逼供、誘供誘證。

本案的關鍵證據都是靠逼供、誘供、誘證得來的。劉錫彤將楊乃武和小白菜確立為殺人兇手后，先用刑使小白菜屈打成招，再按小白菜的供述對楊乃武行刑來逼供，楊屈招并隨口編出一個“錢寶生”?！板X寶生”是一個不講良心的市井小人，加上劉錫彤、陳竹山的“勸說”而違心出證，使楊乃武買砒霜殺人有了“鐵證”。葛母、王心培等在誘供下所出的證言都與小白菜的供詞一致。就這樣將楊乃武、小白菜推向死亡的邊緣。其后幾審也均是刑訊逼供。

“罪從供定”的封建社會，官吏審訊嫌疑人“除了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外，都有權使用刑具，采取拷打手段逼其招供。刑訊逼供在封建社會是合法的訊問手段?！翱角簟毕捣饨ㄗC據制度的一大特點。但誘供和誘證則是不允許的。根據訊問者的主觀臆斷或根據已有的供述和證言刑訊逼供加誘供和誘證則會使假象逐步演變成“真象”。

“官員相袒”，一錯再錯。

封建官場中的“關系網絡學”是仕途人的必修課。他們彼此心照不宣地來維持、支撐這張網絡的完整無缺也是保全自我，也就是《紅樓夢》中的護官符。這樣勢必導致官員相袒甚至沆瀣一氣，勢必為“面子”、為名譽、為利益，上下級之間、同級之間無原則的遵從和袒護。因此，對案件的層層把關成為形式主義的走過場。其結果只能是一錯再錯。明清法律規定了案件五個審級制度，其目的也是力圖防止錯案發生。本案在余杭審結，到刑部將案情查清之前，幾經補查、幾經重審、幾經皇上批示，期間經過杭州知府、浙江按察史、浙江巡撫及其委派官員、湖州知府、寧波知府、嘉興知縣及候補知縣、皇上特派學政等十幾位大小官員的審理，案件中的一些問題和紕漏也被發現了，可就是沒有人深究細查。審理的方式、結果如出一轍，或草草訊問，或嚴刑逼供，每次都以原審報告相同的內容奏報結案。為什么呢？從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到，在案件復審期間光緒皇帝曾兩次接到“官員相袒、顧從私情”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本案給我們什么啟示呢？

啟示之一，反對主觀臆斷，樹立實事求是的證據意識。

司法實踐證明，司法人員在辦案中認定事實上發生的錯誤，絕大多數是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造成的。在認定事實和證據上，不是從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深入調查研究，并以查證核實的證據做根據，而是憑自己的主觀想象或猜測，抓住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來源不清的、真假不明的材料輕易下結論。調查取證時，以自己的主觀需要定取舍，對于可以支持自己“意見”的材料，就收集歸案，否則，視而不見。這種錯誤的意識在司法實踐中使辦案人員或貽誤戰機，或冤及無辜，或放縱犯罪。我們應堅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辦案原則，并且在收集證據和審查證據時，運用全面的、客觀的、聯系的觀點分析、研究。

首先，既要注重有罪證據、罪重證據的收集，又要注重無罪證據、罪輕證據的收集。對各類證據應全面、客觀地分析，在排除矛盾之后方能決定取舍。實踐中，有的辦案人員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響，或受狹隘的經驗主義的束縛，往往對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辯解充耳不聞，認為“純系狡辯”；對相關無罪或罪輕的證據亦不屑一顧，或有意回避，或按照自己的想象隨意解釋。這不能不造成錯拘、錯捕、錯訴、錯判。

其次，正確認識口供與其它證據的關系，杜絕“重口供、輕證據”的現象?？诠┰凇皵嘧锉仨気敺┰~”的封建社會被稱為“證據之王”，封建官吏在斷案時首先是“拿下”口供。自古以來，靠刑訊逼取口供之后妄加定罪而釀成冤案的比比皆是。我國刑訴法中規定了“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零口供”在司法實踐中已日漸適用。但在司法實踐中，“重口供、輕證據”的現象仍然存在。辦案人員在嫌疑人供述了犯罪事實后往往不注重其它證據的收集或審查工作。如對嫌疑人交待的相關物證、書證不及時提?。辉撟鲨b定、檢驗、辨認的沒有做；相關證人不及時調查詢問或詢問得不細致；對整個案件的全部證據材料不進行綜合分析論證等。嫌疑人一旦翻供并又提出其它無罪證據，再回過頭來補查時往往時過境遷。明知是犯罪，卻由于證據的欠缺而使其逃脫罪責在司法實踐中已不是罕見的事。所以重口供、輕證據的危害后果不僅可能冤及無辜，還可能使有罪的人逃脫法律的制裁。

再次，堅決禁止違法辦案，確立程序與實體并重的原則。當今世界，無論在哪個國家，刑訊逼供、誘供和誘證都為法律所明文禁止。我國刑訴法規定：“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遺憾的是，“重實體、輕程序”的意識在個別執法者的頭腦中揮之不去，違法辦案、非法取證的現象還沒有杜絕。后果往往是：案件偵查終結并移送審查起訴了，但無法審判。違反程序法所收集的證據在定罪量刑時的采信價值越來越被司法界所不認可。所以在審查證據時應特別注意：先有嫌疑人供述，后有其它證據的；嫌疑人時供時翻的；共同犯罪的嫌疑人之間或證人之間供述（證實）的內容起初不一致，經幾次訊（詢）問后又一致的；各種證據相互印證特別一致，天衣無縫的。等等。

啟示之二，反對瀆職行為，培養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謹踏實的工作作風。確保案件質量不僅要求司法人員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較高的法學理論水平和過硬的業務本領，同時更需要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謹踏實的工作作風。這種責任感和工作作風來自于對法律公正的維護、對事業的忠誠和對人權的尊重?？v觀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冤假錯案的釀成，除故意混淆是非或辦案者水平低下以外，不求甚解、應付了事的工作態度是導致辦錯案在主觀方面的重要原因?；蚝么笙补Α⒒蚣庇谇蟪?、或心存僥幸、或麻木不仁，辦案中作風渙散，粗枝大葉。司法實踐中所謂的一些積案、難案多系辦案人員不負責任所致。他們認為我一不貪賄、二不枉法何以為罪？豈不知他們的每一個即使是細小的疏忽都將關系著當事人的生殺予奪乃至生死存亡。

為此，必須真正樹立案件質量是司法機關的生命線的意識。我們應該認識到，不僅將無辜的人錯拘、錯捕、錯判是質量問題，使犯罪分子逃避打擊是質量問題，案件久偵不結、久押不訴、久拖不決同樣是質量問題。高質量的案件應該是：嚴格依法辦案，特別是嚴格執行程序法；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立得住、捕得準、訴得出、判得牢。

啟示之三，反對袒護失職者，必須把錯案追究落到實處。

楊乃武案，有一點我們不能不認可，這就是錯案追究之嚴，之廣。嚴，體現在依律從重懲處。余杭知縣劉錫彤的失職行為――“失入死罪未決”依清律應判徒刑以上直至流放。劉被判處流放。門差沈彩泉只因在法醫驗尸時多了一句嘴，被以“長隨倚官滋事，”的律條判處杖刑并流放。廣，體現在上至巡撫總督下至辦案人、偽證者一律受到處罰。連葛母亦受到了嚴厲處罰。

追究造成錯案的執法者的責任是毋庸置疑的。執法者的責任就是查明案件事實，盡最大可能地使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相統一。這既是責任也是由法律賦予執法者這個特定主體的權力而生成的義務。法律責任存在于權力和義務運行的始終，它既以一種先定的形式對權力和義務進行肯定性的評價，又在權力遭到蔑視、褻瀆，義務被規避時進行否定性評價。否則，權力無法施行，而規避義務的行為也不會導致懲罰的后果?，F在我們存在的問題是，各政法部門都建立了錯案追究責任制。但實施中落實的怎么樣呢？不能說沒有落實?？涩F實中應該受到刑事追究而沒有承擔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行政責任而不了了之的“規避義務”現象屢見不鮮。這無疑是養癰遺患，是踐踏法制，是對人民渴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渴求法律的公正與效率的打擊。

歷史前進到了今天，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是否有人會認為不會再發生楊乃武與小白菜悲??？是否會有人會認為筆者是在自作多情？差矣！公元1994年12月，楊乃武的同鄉浙江省一董姓公民經歷了與楊乃武相似的命運。從董某被拘留、逮捕、起訴，被一審判處死刑，到2003年1月30日才接到無罪判決書。相比之下，清代的楊乃武比當代的楊乃武幸運，起碼他沒有被關押八年之久。這實在是司法界的悲哀。要告別這種悲哀，我們司法工作者就應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提高自身素質，讓公平與正義、公正與效率惠及當事人，讓楊乃武與小白菜悲劇從舞臺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