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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對刑事案件的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法定酌定情節，對被告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選擇處以罪行相當的刑罰；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合理合法地做出裁判。關于是否應當賦予法官以刑事案件的自由裁量權，自古至今，從國外到國內，始終在研討，支持者、反對者，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裁判每起案件時不可能都找出相對應的法條和明確的量刑，因此，法律規定的原則、籠統、彈性，甚至相對穩定、滯后，是法律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客觀因素；在變化多端、紛繁復雜的現實中，立法者永遠不可能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事件都立著于法律，包羅一切，正所謂“法律游離于現實，而現實遠比法律豐富”的道理，這也是法律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必然因素。我國刑法分則中每種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空間都比較大，給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依據，導致不同時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對案件事實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相差較大不同判決的情形比比皆是，這是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現實體現。

縱觀我國的刑事法律，法官是享有自由裁量權的，而且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是相當廣泛的。其特點有：

一、對強制措施的適用上，法官有自由裁量權。刑事訴訟法賦予公安機關采取拘留的強制措施權，把逮捕權賦予了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公安機關提請檢察機關審查批準逮捕案件，兩家有互相制約的關系，檢察機關公訴部門、自偵部門決定逮捕的案件，也由偵查監督部門負責審查，兩部門之間有內部制約關系，上述案件不符合逮捕條件的，都可以做到依法不批捕。但法院對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采取變更強制措施，卻是法官的無制約的自由裁量行為。如：基層檢察院常辦理一些公訴的輕傷害案件，有些無逮捕必要的案件都直訴到法院，法院往往是只要民事部分未賠償，無論什么原因未賠償一律先逮捕，什么時候拿錢賠償了，再變更為取保候審。

二、對案件的定罪，法官有自由裁量權。罪行法定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人們認為法官在認定犯罪性質方面只能嚴格依照法律規定來認定，不能超越法律的規定，所以也就不會存在定罪上的自由裁量。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如：法官在審判案件中改變檢察機關的指控罪名，對被告人認定其他沒有指控的罪名，這種沒有公訴機關指控，沒有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的指控，其實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再如：刑法中有些案件的立案標準規定的比較原則，象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等，在司法實踐中會引起不同辦案人、不同訴訟機關的不同理解，導致同一案件，檢、法兩機關在罪與非罪上存在嚴重分歧，此時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則“至高無上”。不久前，某基層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一起公安干警玩忽職守案時，法院以被告人的行為未達到“嚴重不負責任”、結果不屬“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為由做出無罪判決。可見，關于類似案件的夠罪標準是以法官的自由裁量為“準繩”。

三、在所有案件的量刑上，法官都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法官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應當是在量刑方面表現的最為明顯。如輕傷案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一款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對每名被告人是判處管制、拘役，還是有期徒刑一年、二年，則由法官自由裁量；又如侵財犯罪中，單處罰金或并處罰金時，處一倍、還是一倍半、二倍，也是由法官決定；再如對被告人處減刑、緩刑、定罪免處，同樣由法官自由裁量。

由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必須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但如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于寬泛，又會導致法官的權力過大，容易帶來權力的濫用，產生司法腐敗。為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樣的犯罪事實能得到基本相同的判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無限制濫用，曾有過許多學者建議：完善立法，提高立法質量，認為法律的規定完備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會變小；加強司法解釋工作，對法官可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方面通過司法解釋加以完善，及時指導審判實踐；引入判例制度等等。人民法院也充分意識到自身的部分法官在濫用自由裁量權，為嚴格執法，也做了不同的嘗試，如：增強判決書的說理性，希望通過要求法官在判決書中說明其適用的法律理由和依據來減少審判中的不公，也希望通過有理有據的裁判書來向社會展示法院的公正執法形象；加強法官職業道德建設，建立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還有采取電腦量刑等等。然而，學者的建議不現實，法院內部的措施只解一時、一地之難，應當發揮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責。

為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切實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檢察機關應當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監督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行量刑建議權。量刑建議，指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活動中，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向審判機關提出對被告人科處刑罰的種類、幅度，乃至適用具體刑期的主張。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和法庭支持公訴已經一定程度上行使了量刑建議權。只是以前檢察機關往往注重定罪方面的公訴力度，對量刑建議權的行使顯得原則、概括。隨著公訴權的日益完善和精密化，檢察機關行使量刑建議權時，提出具體的刑種、刑期或幅度是一個發展趨勢。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大膽地使用量刑建議權，以此避免法官同罪異罰，刑罰適用前后起伏大、地區差異大的現象發生，還可以幫助、提醒審判機關，避免量刑失衡，從而維護審判權威，對于減少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確保法律準確實施，促進司法公正防止量刑中的司法專橫和司法腐敗，也是有積極作用的。

二、根據需要列席人民法院合議庭。司法實踐中，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列席刑事案件的審判委員會，但列席人民法院的合議庭僅在個別地區試行。是否有法律依據，眾說紛紜。筆者認為《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審判活動中違法活動的監督，可以參照本規則有關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違法行為監督的規定辦理。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監督人民檢察院根據需要可以派員參加公安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因此，人民檢察院參加人民法院合議庭的討論也并不違反法律規定，且僅僅列席會議，并不會侵犯人民法院審判的獨立權。但不能所有的案件均列席合議庭，應當將范圍局限在定罪、定性、量刑方面存在較大分歧的案件上。這樣將檢察機關的事后監督變為主動監督、事前監督，能夠有效地制約法官自由裁量權，確保判決的公正，其社會效果遠比抗訴好。

三、有效地運用檢察建議。針對人民法院量刑畸輕畸重的情況，人民檢察院應當抗訴。但對于那些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內，明顯偏輕偏重的情況；對同種犯罪事實、相同情節的處以差距較大刑期的情況，不屬于抗訴情形，此類問題應如何解決？筆者認為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充分地行使法律監督職權，確保判決公平，確保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因此，將一定時期內的人民法院判決加以分析、評判，對量刑存在上述問題的情況予以總結，以檢察建議的形式制發給人民法院，引起人民法院相關領導、法官的高度重視，以便在今后工作中加以避免。同時，將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及檢察機關監督效果不明顯的案件的檢察建議報送同級人大，引起人大對個案的重視與監督。

四、堅決依法抗訴。人民檢察院對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最有效的監督就是刑事抗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為了進一步規范和加強刑事抗訴工作，2001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屆檢察委員會針對刑事抗訴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見，其中列出了刑事抗訴的范圍，對人民發院確有錯誤的刑事判決和裁定提出抗訴要堅決，慎重。對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嚴重刑事犯罪案件、重大職務犯罪案件，以及人民群眾對司法不公反映強烈的案件，應當作為抗訴工作的重點，堅決依法抗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