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基層政權存的問題原因及對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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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問題析原因理順體制定舉措
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艱巨而又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未能及時完全統一和協調，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問題，尤其是作為我國基層社會行政“末梢”的鄉鎮政府，集中體現了各種矛盾和問題。最近，筆者就當前農村基層政權存在的主要問題，在幾個縣的13個鄉鎮進行了調研，對其形成原因和如何解決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并在這里作些粗淺的探討。
一、問題及原因
當前基層政權主要存在以下五個聲面的問題：
1、基層對政負債沉重。鄉鎮債務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形成，至90年代末期才引起關注。此時，相當部分鄉鎮因債務過于龐大而積重難返。據有關專家調查，湖南桃源縣每個鄉鎮都負債，其中，負債1000萬元以上的有23個，負債2000萬元以上的有15個，負債最高的達1.09億元。從我調查的13個鄉鎮來看，85%鄉鎮負了債，最多的達800余萬元。某鄉總人口17254人，至去年底負債361萬元，人均負債209.2元。絕大多數的村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有些鄉鎮為了能“打開門、揭開鍋”正常運轉，向干部、向社會高利集資，向農信社借貸，并以此作緩解債務的方式，這必將引起新的債務。在目前中央政府化解鄉村債務的政策尚明朗的情況下，基層政府為消減債務可能侵犯農民利益、加劇干部腐敗、激化矛盾、甚至動搖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成為今后惡化政府與農民關系的潛流。之所以背負沉重債務，主要原因是鄉鎮政府為完成上級政府的財政考核和大量投資高風險項目。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鄉鎮舉債建設，搞“形象工程”及“發展產業、達標升級”等。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百萬生豬”工程，末期的“萬畝烤煙”基地以及發展村辦企業等，耗費了鄉村大量的財力、物力。據調查，1997年一1999年某鄉為帶動農民種烤煙，建基地、育苗、租地、建烤房以及縣、鄉工作組伙食開支等全部由鄉村負擔，鄉里為此背上15萬元債務。二是鄉村兩級收入下降。尤其是在“三提五統”、農業稅取消后，欠發達地區的鄉村經濟嚴重減弱，甚至出現了農民“零負擔”下的鄉村經濟“零收入”，導致鄉、村兩級干部正常支出嚴重不足，既影響干部隊伍的穩定，也影響了基層政權的執政地位。三是拖欠稅費現象嚴重。多年來，農民稅費的收繳基本都是采用動員其自愿上交的辦法，對那些不愿上交稅費的農戶，鄉、村兩級顯得束手無策，而縣里采取的政策是任務要完成，問題不能出。鄉里為保穩定，只能收多少算多少，實在沒辦法只能由鄉村干部自己墊付。農戶的欠款收不上來，該上交縣財政的稅費任務又要全額及時上繳，容易形成理不清的“債務鏈”，加速鄉鎮經濟的惡性循環。某村近三年來村干部墊付上交稅費13.78萬元，仍欠鄉鎮稅費7.82萬元，而該鄉為了完成縣里下達的財政任務，只好又先替該村墊繳欠稅部分，形成難解的債務鏈。四是債滾債，“雪球”增大，造成鄉鎮債務逐年攀升。五是鄉鎮財政包干體制直接導致鄉村負債。九十年代初，縣對鄉實行財政包干，由于鄉鎮財政缺口大，縣里給各鄉下達各項經濟任務逐年增加（主要是指農特稅，生豬稅等），鄉里完不成任務只好墊交。據調查，某鄉人口3.8萬，該鄉從2002年一2004年三年共墊交各種經濟指標任務款（稅款）135.7萬元。六是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危房改造、水利設施修繕建設等公益事業導致鄉級負債。多年來，由于國家財政用于這方面的投入較少，而鄉鎮可用財力又少，公益事業的投入基本上都是靠向金融機構借貸甚至拖欠工程款。這方面相當普遍，有的占總債務的比重還較大。例如，某鄉投資公益事業負債120萬元，占該鄉總債務的33.24％。
2、基層黨組織缺乏活力。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基層黨組織總體上是健康發展的，但少數農村黨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識褪化、組織紀律弱思想觀念僵化、知識結構老化的問題，嚴重影響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力。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黨員年齡老化嚴重。據統計，我市農村黨員的平均年齡近50歲，黨員平均年齡60歲以上的村占的比重較大，許多村多年來未發展新黨員。如某鄉15個支部連續兩年未發展一名黨員的村就有2個。二是外出務工黨員增多。隨著農村務外出務工人員日益增多，外出務工的黨員也逐年增多。如某縣70多萬人口，常年外出務工人員15萬，外出務工黨員1400余人，占黨員總數的6.9%，有的村外出務工黨員人數竟占到該村黨員總數的42%。由于打工區域的不確定及農村黨員履行義務自覺性的下降，導致外出務工黨員這支特殊的流動群體管理難：一方面“老弱病殘”黨員“走不動”，另一方面務工黨員外出打“游擊”，一年下來難以開好一個支部大會。
3、基層政權行政能力弱化。一是鄉鎮政府行政機構設置上普追存在“條塊分割”問題。有些理應下放給鄉鎮政府直接管理的，卻被上級職能部門所把持（這些鄉鎮部門機構大多有利可圖）；有些需要由上級職能部門業務指導和行政管理的鄉鎮事業單位，卻被上級職能部門當作“包袱”甩給鄉鎮政府管理。尤其是前者，這些由上級職能部門實際管理的鄉鎮部門機構，往往不愿服從鄉鎮政府的管理或領導，更為嚴重的是，它們在一定范圍內行使著本來屬于鄉鎮政府的職權，從而削弱了鄉鎮政府的管理職能和權威，將鄉鎮政府架空、肢解為一級不完全的政府。這些部門機構就像各國派駐在聯合國的代表機構，它們住鄉鎮政府的房子，享受鄉鎮政府的福利待遇，卻可以不聽鄉鎮政府的“調遣”；它們各自掌管著一個方面的權力，各自為政。鄉鎮政府對這些部門機構毫無辦法，“叫不應”也“管不著”，只好放任不管。這種局面既不能對鄉鎮社區實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也不能給農民提供完善服務。二是鄉鎮政府行政機構設置上普遍存在職能不清的問題。由于“政、企”、“政、事”和“政、經”不分，鄉鎮政府及其下屬行政機構“該管的沒管或者沒有管好”，或者“管了不該管的事”。鄉鎮政府插手企事業和經濟組織內部事務，而一些企事業單位和經濟組織又擔當了本屬于鄉鎮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三是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矛盾。上級黨委、政府把工作任務和指標層層“下壓”，而鄉鎮處于最底層，只有硬著頭皮上，“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對下還要保穩定，存在“上”與“下”的矛盾。
4、民間非政府力量逐年增大。一是宗教、宗族勢力有所抬頭，如某縣已登記的宗教場所240所，非佛非道的場所（指方神廟類）達295處，僅去年一年依法取締的非法場所就達51所；近年來各地宗族勢力也在逐漸抬頭，有的甚至嚴重影響村干部的選舉工作。這些都導致農村基層精神文明有所滑坡。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業形式、生活方式、價值標準的多元化變化直接導致了社會的分化，個人自由度增加，對政府的依附性減少。農村新富階層的迅速崛起，沖擊了農村社會權威體系，使農村社會由以前的黨政單一權威制向多元權威制轉變。
5、少數鄉村干部工作熱情不高。一方面鄉鎮干部待遇偏低。鄉鎮干部與縣直關干部同為國家公務員，卻待遇不一，國家規定的170元補助性工資以及菜籃子補貼鄉鎮干部都得不到保障。據調查，鄉鎮干部月平均工資684元，每月工作性支出約200元（含摩托車交通費，通訊費，每年報刊攤派，各項捐款等），用于家用僅剩484元，而鄉鎮干部“一頭工，一頭農”現象突出，生活較為貧困。另一方面鄉鎮干部政治地位較低。例如，鄉鎮科級領導干部大多從縣直機關下派，從鄉鎮一般干部中直接提拔的較少。鄉鎮一般干部進城工作率也還不到8.5%，缺乏城鄉交流，影響了鄉鎮干部工作積極性。此外，鄉鎮干部在許多工作中沒有執法權，難以依法行政，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干部的工作熱情。
二、對策
加強農村基層組織政權建設，要從理順體制、轉變職能等方面入手，筆者認為主要應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1、轉變基層政府職能，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當前基層政府大包大攬，管得過多過寬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特別是基層政府熱衷于直接投資推動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少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行政管理科學要求基層政府必須轉變職能，從經濟建設向公共管理轉型。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明確職能定位。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政府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基層政府職能應該以向社會、企業提供優質服務，搞好社會管理，創造良好經濟發展環境和生活環境為主。二是樹立現代政府理念。要摒棄政府權力包攬一切的舊觀念，樹立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理念，使政府從具體參與經濟建設活動中脫身出來，把企業、中介組織和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交給社會處理，把更多的財力和精力投入到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上來。當前，基層政府的工作重點應放在以“五新一好”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上來，它對統籌城鄉經濟、破解“三農”、改善農民生活質量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三是堅持依法行政，加快政府管理創新。按照《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和《行政許可法》的要求，轉變行政管理方法，充分運用間接管理手段和動態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提高服務水平。
2、積極化解鄉鎮債務，理順鄉鎮管理職能。我國政權運作是一種“壓力型體制”，任務層層下壓，導致各級政府將事權下移，最終都落在行政鏈條最低端的鄉鎮頭上。鄉鎮頭頂著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招商引資、中心工作等“一票否決”的懸劍。近年來，鄉鎮政府求發展、保穩定的任務越來越重，但是越來越緊張的財政使鄉鎮的調控能力愈來愈弱，條塊不協調，使鄉鎮的權力愈來愈小。鄉鎮范圍內，幾乎凡是有權的、具有吸納能力的所站全都收編上劃，諸如稅務、國土、工商、財政、公安等，鄉鎮政府的行動不僅常因之受掣肘，而且還常常要為他們支付許多費用。這種權力與責任不對等的體制削弱了鄉鎮一級政權的調控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要協調好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關系，提高基層行政效能，一方面要強化措施，積極化解鄉村債務。及時有效地化解鄉村債務是從根本上維護農村社會溫度的基礎，也是保證農村基層政權正常運轉的關鍵。一是削減高息借債，對鄉村所欠的私借公用部分，要在清理核實的基礎上，通過雙方協商按照國家有關民間借貸利率規定個人借貸利率（月息10%以下）。二是對農民拖欠的稅款要依據不同的情況分別對待，能減免給予減免，有能力償還的要依據法律手段予以征收。三是對以集體名義為企業借（貸）款形成的債務，一律劃轉給企業，由其負債償還，企業已合并、轉制的，由新企業償還，企業已經倒閉的，可先掛賬，企業已經租賃經營承包的，從租賃費中劃轉償還。四是統籌考慮，傾斜政策，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根據不同情況，一方面核銷銀行貸款的死帳，另一方面區別對待，對一些“合理”，國家逐年拔出專款予以化解。五是嚴格控制非生產性支出，精減機構人員。農業稅取消后，鄉村干部工作量大減，應嚴格按照2003年農村稅費配套改革要求，嚴格執行鄉于部編制，逐步消化超編人員。另一方面要對鄉鎮政權設置進行改革。條件成熟的地方可以考慮實行鄉鎮自治，取消鄉鎮政權，將目前鄉鎮政權從國家行政組織變成杜區自治組織，或者是把鄉鎮作為縣級派出機構，大幅度精筒人員和職能。
3、理順行政管理體制，強調事權與對權相對應。目前我國縣鄉兩級財政收入只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1%，而縣鄉材政供養人口卻占全國財政供養人口的71％。地方的財政能力減弱，但承擔的各種行政管理、公共服務的任務并沒有相應減少，尤其是鄉鎮一級在對財政分配方面處于最不利的地位。要從體制上科學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以立法的形式，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權力范圍、權力運行方式、利益分配結構、承擔的責任和展行的義務等明確下來。義務教育、衛生保健、社會救濟等基礎性的社會公共服務應該由中央承擔，在地方承擔的任務方面，省、市、縣各級的側重點也應該明確。
4、整合農襯政治資源，提高社會動員能力。由于農村材政經費短缺、基層黨組織影響力減弱等因素，黨政機構對社會的直接控制能力減弱，動員能力下降。整合農村政治資源、提升基層黨政組織的社會動員能力是當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一項緊迫任務。首先，要擴大黨員覆蓋面。要吸納農村新精英進入黨組織，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積極培養和發展農村經濟能人中的優秀分子加入黨組織，把他們吸納到黨的隊伍中來，積極引導他們把個人致富與群眾致富結合起來，更好地配合黨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提高黨組織的影響力，增強黨組織的權威性。其次，要積極拓展基層政治參與渠道。推行選舉制度改革，農村基層黨政領導實行直接選舉；改革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分配方式，名額適當向農村精英傾斜；加強與新興社會組織的溝通，暢通民意收集和反映渠道；加強宣傳教育，提高群眾參政意識。第三，要努力培育農村社會組織，提高農村社會的組織程度。隨著“公司＋基地＋農戶”等新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出現，有必要引導農戶組織和參與一些以互惠互助、發展經濟為目的的經濟合作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更好地適應社會化生產和參與市場流通的需要。第四，要合理組織安排一些社會公共服務活動，比如興修水利、修筑村道等，黨員帶頭，群眾參與，使群眾既得到實惠又受到教育，增強基層組織的向心力。
5、改善基層干部待遇，提高基層干部綜合素質。一方面要提高基層干部的待遇。嚴格按〈〈公務員法〉〉保證鄉鎮干部的工資及時足額發放和正常的福利補貼，要從政治上多關心和培養鄉鎮干部。縣級以上財政要把鄉鎮條塊差額撥款站所人員工資和村干部的工資納入上級財政預算并予統發，減輕鄉級財政負擔。另一方面要提高基層干部的綜合素質。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農村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既要開闊基層干部的視野，夯實理論基礎，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強化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又要學習現代科技、管理、經濟、法律等知識，努力提高帶領農民發展致富的能力和解決各種農村實際問題的能力。要重視抓好農村基層后備干部隊伍建設，有目的、有計劃地組織后備干部開展學習交流活動，建立起一支能力結構合理的后備干部隊伍。要注意在實踐中鍛煉農村基層干部，及時總結推廣典型。同時多創造條件組織基層干部到先進地區參觀學習，在學習交流中得到啟迪合提高。要建立完善干部管理體系，在定機構、定編制、定職數、定崗位的的基礎上，對一些界定不夠清晰的職責進行重新調整，對一些重疊交叉的職責進行重新劃分，建立健全一套完備的干部考評體系，樹立科學的政績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