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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貪污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對公共財產的非法占有或損害的數額，是衡量社會危害程度、主觀惡性等問題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也是量刑的重要依據和標準，這在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中早已形成一致的看法。然而，對于共同貪污案件中如何確定各共犯責任數額的問題，卻一直存有爭議。

目前在審判實踐中，對共同貪污的各共犯承擔刑事責任數額的認定，主要是遵循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有關規定：即“兩人以上共同貪污的，按照個人所得數額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別處罰。對貪污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貪污的總數額處罰；對其他共同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節較重的，按照共同貪污的總數額處罰”。這其中關于貪污集團首要分子或其他共同貪污中情節嚴重的主犯，按貪污總額承擔責任的規定，是中肯的，但關于共同貪污中的非主犯或情節不嚴重的主犯，按個人所得數額承擔責任的規定，在審判實踐中適用起來，卻不甚行得通，因為它涉及到如何區分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界限以及如何正確理解法律，準確運用法律武器打擊貪污犯罪活動等一系列實質性問題。首先，筆者認為，這種把共同犯罪中各共犯分別只對個人所得數額負責的處理方法是不符合我國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法律規定的。共同犯罪刑事責任的一般理論認為，共同犯罪各共犯對他們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及所造成的后果，都抱著故意的態度，正是這種共同的故意，才使得各共犯的意志聯成一體，從而使他們的犯罪活動具有統一性、一致性。另一方面，由于共同犯罪是由幾個或者更多的人聯合實施的犯罪，他們的行為是有意識行為的有機結合，在共同犯罪的實施過程中，各共犯的活動是彼此聯系，互為條件的，對于所造成的犯罪結果都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行為的總和，就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原因。因此，每個共犯的行為和犯罪結果之間都有著因果關系，這就是共同犯罪中各共犯應對他們共同造成的危害后果承擔刑事責任的主客觀基礎。當然，共同犯罪各共犯的刑事責任也是要貫徹罪責自負原則的，但共同犯罪的特點決定了它與單獨個人犯罪的罪責自負有質的不同，單獨犯罪人行為的危害性直接表現在個人的行為中，與其他人的行為無聯系，而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行為之間卻是緊密聯系、互為作用的，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主要表現在共同犯罪中實際起到的作用，因此，在考慮其刑事責任的罪責自負的同時，應當在全部犯罪事實內考慮，而不是離開其犯罪的全部事實孤立地考慮個人的責任。

其次，從審判實踐看，這種對共同貪污中非主犯和情節不嚴重的主犯按個人所得數額定罪量刑的方法，也不符合我國刑法關于共同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舉例來說，如被告人陳宗平、張日炳伙同韓利成、鄭國健與無業人員孫力武等人采取盜竊的手段，非法占有其共同經手管理的價值50907元的鋼材；其中陳宗平參與盜竊七次，盜竊價值50907元的鋼材；張日炳參與盜竊四次，盜竊價值41500元；韓利成和鄭國健參與盜竊二次，盜竊價值16219元。銷贓后陳宗平分得9500元；張日炳分得2500元；韓利成和鄭國健分別分得1300元。本案案犯韓利成、鄭國健因得贓款額少而被免予起訴。被告人陳宗平以貪污罪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張日炳以貪污罪從犯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從以上處理結果不難發現《補充規定》關于貪污共犯按個人所得予以處罰的規定在立法上是欠妥的，是有悖于我國刑法關于罪刑相應原則的。其一，本案的犯罪數額與各共犯分贓所得數額不一致，事實上，各共犯共同造成的危害后果是使公共財產損失50907元，并非銷贓所得數額，按理，各共犯均應對其參與盜竊的總數額負責，而不是對銷贓所得數額負責，更不應該只對個人所得數額負責。其二，陳宗平是主犯，應相對各從犯的處刑要重，但因其無嚴重情節，故并不需對總數額負責，只需對個人所得數額負責，這樣一來，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從犯比照主犯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規定，根本無從適用。因為這種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與個人單獨犯罪并無區別。其三，鄭國健與韓利成雖然對價值16219元的鋼材實施了共同的盜竊行為，只僅因其所分得的贓款數額少，竟僥幸地被免予起訴。《補充規定》關于共同貪污在立法上的不合理，不僅造成縱罪、輕罪的現象，還常常使得法官對類似案件無從審判，十分尷尬！試設想，倘若陳宗平等人尚未來得及將鋼材銷出，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答精神，各共犯應按照貪污總數額的平均數額承擔責任，這樣一來，對陳宗平等人的處罰勢必比現在重得多！又如李靜、王濤貪污一案，被告人李靜利用職務之便，與外單位的王濤內外勾結，套取了本單位的人民幣10500元，事后，王濤分得9500元，李靜分得1000元，本案如果按《補充規定》的有關規定，則無法對李靜定罪量刑，因為她的“個人所得數額”未達到量刑起刑點，但是，如果不對李靜定罪的話，對主犯王濤又該以什么罪來處罰呢？最后，法院只好將李靜也定為貪污主犯，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把王濤定為貪污共犯，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若從本案共同貪污的總數額來認定，這樣的處理結果并無不妥。但若按照《補充規定》的有關規定來看，這種處理結果對李靜則是不公平，也是不合法的。因此，筆者認為，這種過分重視犯罪分子個人所得數額而忽視他們共同犯罪侵犯的公共財產的實際價值的觀點顯然是不妥的。如前所述，共同貪污是共同犯罪，各共犯對共同犯罪結果都應負責，在考慮其個人責任時，應該首先考慮共同犯罪結果，再考慮個人情況，作為共同貪污的行為人，自然應首先對共同犯罪結果，即參與貪污的犯罪總額負責，個人所得數額只是犯罪后的分贓數額，它不主要說明行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因此不能作為行為人承擔責任的基本依據。依照法律規定，如果各共犯共同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已經達到了犯罪的規定，就應該依法定罪處罰。《補充規定》對非主犯和無嚴重情節的主犯，以個人所得數額為責任數額的規定，離開了共同犯罪的特點，孤立地考慮個人犯罪行為，把共同犯罪視為各人行為的簡單相加而與單個人犯罪無區別，實質上否定了共同犯罪，曲解了罪責自負的原則。這種簡單地以犯罪分子個人所得數額的多少來定罪量刑的規定，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中自然也是行不通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共同貪污犯罪中各共犯定罪量刑的正確做法應該是，在對他們共同犯罪結果，即共同貪污總額負責的基礎上，根據個人所起的作用和責任大小、認罪態度等加以綜合考慮，區別對待。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不枉不縱，準確有力地打擊經濟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