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辯論起源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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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辯的起源與釋義
只要有人與人相處的地方，就有辯論；只要有辯論的地方就有雄辯。雄辯，作為人類語言溝通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寓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寓于人們本能的競爭潛意識之中；雄辯，作為辯論中一種獨特的語言交流形式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雄辯在辯論中的特殊地位。
既然說語言是人類溝通的重要形式之一，那么，就可以說“辯”字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而雄辯作為辯論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在人們的語言溝通中所起的作用也就非常重要了。
俗話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正是人與人在相處之中無法躲避的競爭性、排他性和殘酷性的反映。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勝與敗的結果大抵是出于謀略加槍炮的對話；而在和平年代，槍與炮似乎不再為人們所崇仰。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因此就沒有競爭了，人人都可以高枕無憂地去盡享天倫之樂了。
有贊成就會有反對；有建設就會有破壞；有深度就會有浮躁；有成功就會有失敗。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一樣東西——語言。
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即使把世界分成無數個具象的分支，那么，這無數的分支也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矛盾體彼此間的互相聯系、互相排斥和互相依存中的一種載體。不同的物質有不同的屬性，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導致不同的觀點。這一切，都是產生辯論的溫床，也都是產生通過雄辯來宣揚某中立場觀點的正確性的一種手段。
1.西方之辯
其實，雄辯并不是近幾年才發明出來的產物。僅就西方而言，早在古希臘時代，演說和辯論就破手社會重視，乃至連學校的教育也注重了多學生在演說能力方面和背誦名家警句方面的培養。這樣，口若懸河者開始逐漸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當時的雅典是比較開明的奴隸制城邦，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繁榮帶來了思想領域的活躍。雅典學派林立，各種學說之間相互論辯極為盛行，因而，對有關“談說之術”的研究也居于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390年，蘇格拉底在雅典創立了第一所修辭學校，對后世影響很大。
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在其《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酥》一書中曾經指出：蘇格拉底的一生是“談話的一生”。這位自詡為“雅典牛虻”的哲學家成天蓬頭垢面，到處找人辯論，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記錄蘇格拉底辯論的一部分精彩的實錄。
古羅馬人先是傳承了古希臘人的論辯風格，并將其推至各種領域，能言善辯、巧言令色者俯拾皆是，后經教育家們去粗取精，自成一體，使得演說論辯發展成為衡量人才的重要標準之一。不僅如此，古羅馬還造就出一大批在語言修辭方面具有很高水平的雄辯家。西塞羅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演說和論辯造就了無數的辯士，辯士所及之處，也從先前的元老院和法庭走向了社會。許多行業在張榜納賢時還采用了辯論賽這種形式。如此一來，能言善辯者妹妹能征服他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時期，辯論開始在民間中廣為人們所接受。不過，盡管有許許多多的智者為辯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辯題的謀劃上也涉及了文化教育、人際關系、上層建筑、倫理道德、法律體系、體育衛生等話題，但由于思辯方式的差異，當時的論辯結果很多都是精彩有余，寓味不足，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后人還有舞蹈之嫌。以至到后來，一些場合的辯論還走向了它的反面，竟然出現了詭辯成風的現象。應該說，詭辯也能致勝，這樣的辯論就連蘇格拉底也是始料未及的。
2.中國之辯
其實，辯論在中國，和西方一樣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在當年雅斯貝爾斯提出“人美的軸心”時代，辯論在東方的發展也已經從萌芽走向成熟了。
與西方所不同的是：西方人早已將辯論社會化，而東方尤其是中國人的辯論卻僅作為語言的一種形式而存在，沒有形成一種單一的學科，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國古代社會人與人的關系相對穩定的緣故吧。
追溯歷史，可以管窺中國人對于“辯”的態度發展的軌跡。
中國雖為禮義之邦，但早先在文化方面真正的和外域的交流甚少，且說人治取代一切社會之治，所以，有心利用辯壇的空間贏取爵祿者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老子就曾碩果：“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儒家弟子們也以“孔子于鄉黨恂恂哪也，似不能辯”為榮。難得“孔門”出了個叫子貢的弟子被人稱為辯才，但卻因此而被孔子詡“糞土”、“朽木”之類。其實，這些評說本身也就蘊含了價值觀、價值取向等方面的辯的意味。
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同，這一切都始之于思想的相悖，導致爭論，而爭論反映在語言上，正是今人說起的“諸子百家爭鳴”時代。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的辯論已和西方的古羅馬文化及希臘文化暗暗地呼應了。上從思辯的層面去分析，中國的辯味似乎比西方更濃一些。
中國人有一種特性——爭強好勝：要么不辯，要辯就要贏；要贏就要辯理；要理就要爭。于是，凡在辯論的場合無不是為“理”字而辯。從這點上看，中國古人比西方古人無疑是更知辯的內涵了。
辯因此在中國成了“富國強兵”的一種不可多得的語言利器。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述的范睢有“辯才”，齊襄王得知后，特使人賜以重金與酒作為行賞。由國君對辯的重視到網羅天下智辯之士，引發了學究們對辯的熱忱。許多人才因而周游列國，以言語推銷自己，換取名利地位，也因此有許多具備滔滔辯才者被國君們所重用。
多的不說，且舉戰國時期就有晏嬰、藺相如等，都是處變不驚的辯才高手。再往下說，有如《三國志》中的孔明說周，才使得孫劉聯軍抗曹，火燒赤壁；有如漢代劉邦手下的陳平，就是以其高超的辯才而成為《鴻門宴》中真正的“幕后黑手”。過去人沒有雄辯的概念，所以，通常把能以理服人的人稱之為辯士。像晏嬰、藺相如、孔明、陳平正是他們分別所處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辯士，他們的一些經典的辯詞被無可辯駁地流傳千古，并影響了后人，成了后人行辯致勝的典范與楷模。
唐代時期，辯則堂而皇之地被列入科舉之中，所謂“身、言、書、判”四項，其中的“言”，內容就包括“言詞辯正”。不過，當時的“辯”并沒有一種規范的定義標準，全憑考官的個人意愿來評分。盡管唐代時期的辯已初成氣候，但由于社會等級森嚴，布衣百姓難有機會和“上等人”平等對話，所以，辯論只能在上層人物中起到闡發思想、啟迪智慧的作用，在社會上仍形不成競技對抗的充分條件。而且，這種對百姓的禁錮在中國長達千年之久。
3.辯的釋義
隨著歷史的進步，東方人也好，西方人也罷，人們的思辯能力和思辯范圍都在不斷加大，學究們對辯的理解也逐漸地從純觀念意識中開脫出來，如今人們一提起辯字就會悠然地想起辯論。道理很清楚，這是因為后來人們的辯大都是基于理性為前提的，也就是說，人們可以根據各自對某一種事物的視角和理解的不同進行平等對話，這種對話就是辯論。而辯論中誰都想以自己的辯理說服對方，于是有了辯的競技，于是有了辯的角力。乃至如今發生在辯壇的爭斗也變得愈演愈烈。而正口雙方的無論哪一方，都是要力求自己能取得勝利的。但勝利并不是說只要去參與辯論就能有的，關鍵的還看會不會辯論，能不能在辯論中辯出自己的理來。能辯出道理來壓倒對方的自然就是英雄，辯不出理而被對方所壓倒的要說他是什么那就無所謂了。英雄是受人們所崇拜的，由此，人們心目中將辯場上的英雄喻之雄辯家也就毫不奇怪了。
人是要講理性的，而理性又離不開對真理的探索。所以人們又將為真理而辯的辯論稱之為理性的辯論。其實，在人與人交往中，只要有辯論的地方，就不乏智慧的碰撞，而智慧碰撞的結果，就要應驗誠如前面所說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規律。這種規律且莫說在辯論場上，在任何具有競爭色彩的地方也莫不如此。
畢竟，競爭是人的一種本能的潛意識，而辯論只是這種潛意識當中的一種形式而已。從這個意義說開去，在辯場上所能閃耀出的人的理性的光輝，并不在于他擁有多少真理，而在于他能辯出多少真理。再用辯論口才的狹義去理解，則是：能自圓其說者算不上好口才，能把自圓其說者駁扁了才是真正的好口才。雄辯者大多屬于后者。
辯論的初衷是探索真理，但今日所說的辯論，則具有兩層涵義：一是非競技辯論；一是競技辯論。非競技辯論大都是發生在為原則而為的辯論，為國家民族利益、為大是大非問題而辯，那是為真理而辯。諸如為中性的話題而由人在事先設置出某種話題而發生的辯論，這是一種競技，這種競技若也說成是為真理而辯，就未免有些牽強了。說通俗點：前者社帶宮廷色彩的，而后者則是帶街頭色彩的；前者是政治性的，而后者則是技巧性的；前者是權利型的，而后者則是智慧型的。前后二者切不可混淆。
競技與非競技的辯論既有不同，也在交叉。其交叉點在于對辯論原理的靈活運用。事實上，人們接觸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辯論。通過辯論賽的語言訓練，可以使人們掌握更多的辯論技巧，有助于在實際生活中運用。
辯論的最后無疑都是一種結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歸根到底是為了戰勝對手，要勝就要有取勝的自信，要有取勝的自信就要把握好雄辯之術。
什么是雄辯之術？
柯可說，雄辯術，是雄辯家以口語或書面語合乎邏輯地推導出正確的結論，并說服聽眾的方法的總稱。雄辯學是運用邏輯學、修辭學、美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文學、口才學、演講學的基本原理對人類的爭辯論證行為進行綜合研究的理論概括。
掌握了雄辯術，就等于擁有了一件護身之寶。信息社會注重的是信息的交流，用什么去交流？當然是語言。能言善辯者就是能準確表達自己信息的人，也是在生活的海洋中游刃有余的人，也是最受歡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