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從學會講道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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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九月下旬的北京，兩年一屆的國際大專辯論會又拉開了序幕，1986年中央電視臺第一次轉播亞洲大專辯論賽讓中國老百姓見識到一種“在電視上吵架”的活動，而在93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上復旦大學的奪冠掀起一陣辯論熱潮，距今已是整整十年。在今年這短短的十天內來自世界12個不同地區地的青年學子用華語展現了思考和表達的水平，贏得鮮花和掌聲。作為本次東道主代表隊的中山大學代表隊，更是下了血本，集中龐大的顧問教練班子，提前一年就開始準備集訓，學校方面對次一路綠燈，幾乎當做頭等大事來抓，很有勢在必得的架勢。非獨中山大學，前幾屆參賽的大陸高校大體如此，莫不把在中央電視臺露臉辯論隊當作自己的門面。
但這些年從社會特別是網上輿論來看，辯論活動獲得的美譽度遠沒有關注度高。很大程度上在國人眼中辯論始終被視為一種小兒科的抬杠，毫無意義的口舌之爭，尤其某些自認為有些文化的人更常以對這樣的活動不屑為榮。曾有南京大學的一位女辯手，回學校后因受到這樣的壓力而表示“以后再也不辯論了”，有不少熱愛辯論的朋友也曾向我表達過類似的苦惱。
這樣的苦惱表面上是辯論賽的問題，實際卻不能孤立的來看，它背后折射的是整個社會文化氛圍甚至就是社會本身的問題。
在我們的文化場中，幾千年來不同的聲音是可怕的，中國人從小生活中就有太多不容置疑的權威和預先設定且不容爭議的結論。一個人的雙腳被束縛的太久，即使松綁以后，也要很長時間才能找到走路的感覺。所有這一切折射到大學生辯論賽中，便是對真問題的回避，沒有真問題便不會有真思考，辯論賽失去了思維碰撞的靈魂而退化為浮華的電視秀。
早年的國際大專辯論會中對其他國家地區的代表隊有一個公認的評價就是“比較老實”有問必答，當年大陸代表隊有一句套話就是“對方同學問我們……，我倒想請問對方辯友……”，辯論場上看不到對于對方質疑的真誠回應，充斥著“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卻注定要用它去追求光明”之類，由教練事先設計，可以用在幾乎任何場合的詩歌背誦表演和掉書袋，就這樣倒也所向披靡。辯論場由一些擅長朗誦和背誦的人占據，他們負責把集眾多隊友教練之功的辯詞在現場表演就可以了，辯論成為清談和閑談，這樣的辯論賽，調動的是辯手的口腔肌肉而不是頭腦，除了一開始能給公眾帶來一點新鮮感，看多了不厭倦才怪。從這樣的辯論賽中走出了很多精美的男女花瓶，他們的去處都不錯，不少人被陳列在各大電視臺的銀屏里，忠實的繼續愉悅大眾，這樣也足以讓很多人羨慕。
一顆種子在不同的土壤里有時會開出不同的花朵結出不同的果實。辯論賽在美國則是另一番情景，如果看一看那里的大學生都在辯論些什么，簡直要讓我們瞠目結舌，以全國校際辯論（CEDA）為例，其中涉及都是以下類型的題目：
1971－1972【美國是否應該全部撤出駐扎在西半球以外的軍事基地的所有地面作戰部隊】
1984－1985【美國進行總統大選的方式是否有害于民主】
1987－1988【美國司法系統是否過分強調出版自由】
1988－1989【總統大選中第三大政黨的加入是否有利于政治進程】
1992－1993【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履行是否比保護國家主權更加重要】
這些都是典型的“肉食者謀之”的事情，輪的著平頭百姓來操心么，何況還這么大精力組織幾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們懂什么呀？
而美國辯論研究會（AFA）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人們通過公開演講、討論和辯論等活動，對公共事務自由交換看法和客觀評價各種思想，是維持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辯論活動為公民有效地參與到一個民主社會中去做準備。憲法規定言論自由，而議會、法庭和大多數私人組織都把辯論作為行動工具。因為辯論在各級決策機構中廣泛應用，所以公民如果沒有辯論知識，合理有效地使用言論自由權，表達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公民權力便僅僅停留在紙上。
在它的宗旨中有這樣的內容：
辯論活動應該為當代重大問題的深入細致的調研創造機會。
辯論活動應該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促進邏輯推理的應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得到的證據。
辯論活動應該訓練學生清楚有力地選擇、安排和組織資料的能力。
辯論活動應該訓練學生真誠和具有說服力地把這些資料呈獻給觀眾。
他們相信歷史的教訓，不運用或不充分運用的自由權利不久就會喪失。受過辯論訓練，善于且勇于表達的公民才有希望真正有效地參與到一個民主社會中去。
在這樣的傳統下，一些時間就是金錢的西方國家，從談戀愛到上床恨不得只用五分鐘，用在辯論上的時間卻毫不吝惜。打官司要辯論、議會開會要辯論、連選總統這種正經大事都要辯論，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視同兒戲。
還是以美國為例，一九五九年的總統選舉日（十一月三日），一些從事演說教學的教授開始組建"總統競選辯論委員會"，號召總統候選人以1858年傳統的林肯-道格拉斯辯論形式進行面對面的辯論。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美國公眾的響應，不久出現了一批支持這一主張的社論、專欄和文章。電視網表示他們愿意合作。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和副總統里查德M•尼克松進行了第一次總統競選辯論。在竟選期間他們共進行了四次辯論，《紐約時報》稱這幾次辯論為選舉中"真正決定性因素"。
當公眾期待著總統公開辯論，便沒有哪一個候選人能夠拒絕參加。在一九八零年的總統競選期間，卡特總統自持身份拒絕與里根及第三黨候選人約翰•安德森進行一場三方辯論。里根同意與安德森辯論，并因"風格高"而得分；相反，卡特因"沒有風度"而失了分。在后來的竟選中，卡特不得不極不情愿地答應與里根進行一場辯論。大選之后，里根和卡特的支持者及許多獨立的評論員都稱那次辯論為選舉中的"轉折點"和導致里根以絕對多數獲勝的重要因素。
這一活動逐漸成為了一項傳統，1988年共和黨候選人副總統喬治•布什和候選人邁克爾•杜卡基斯90分種的電視競選辯論中，雙方必須按規則在規定的時間內回答事先不知道的任何問題。CNN的節目主持人伯納德•肖要求雙方在兩分鐘限定時間內回答超過時間就要被打斷的前兩個問題是這樣的：“州長，如果基蒂•杜卡基斯（杜卡基斯夫人）遭到了強奸和殺害，您是否贊成堅決判處殺人犯以死刑呢？”問布什的則是“現在我引用憲法第二十次修正案第三款："如果在規定的總統任期開始之際，當選總統故去，當選的副總統將成為總統"意思是說如果你當選總統而在就職日前故去，自動地--丹•奎爾會理當成為美國的第41屆總統。你對那種可能性有什么可講的嗎？”杜卡基斯因為回答的都是冷冰冰的套話而在選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接下來的1992年，在任總統布什在第一場辯論中揭候選人克林頓的傷疤，指責當年他在英國組織反對越戰示威的行為，說克林頓是在外國的土地上反對自己的國家，并且稱這不僅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而是人品和判斷能力的問題?？肆诸D冷靜而又智慧的回應："當麥卡錫在國內到處攻擊人們缺乏愛國主義精神的時候，他是錯的。當時一位來自康涅迪格州、名叫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參議員，也就是你的父親，挺身而出和麥卡錫做斗爭。你父親和麥卡錫斗爭是對的。而你對我的愛國主義精神提出的批評則是錯的。我雖然反對越戰，但我卻熱愛自己的祖國。"一舉贏得了選民的理解和尊重，并令海灣戰爭中躊躇滿志的布什黯然失色。
如今總統競選辯論已成為美國政治舞臺上必不可少的一幕。在全國觀眾的眾目睽睽之下，展現自己對公共政策和美國價值觀的理解，總統候選人不僅思考和表達能力甚至風度人格都在質疑與挑戰中經受公眾的檢驗和評價。公開辯論為公眾營造多向思維的環境，做出成熟的判斷，一個領袖要讓公眾走向他所指引的方向，只有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唯一途徑。如果沒有一個講道理的平臺，按照權術的邏輯，林肯這樣無憑無恃的窮律師不可能成為合眾國的總統。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社會走向文明是從學會講道理開始的，當一個家長開始和自己的孩子講道理時這是一個文明的家庭，當一個政府開始和老百姓講道理時這是一個文明的政府。而當一個社會從每一個細胞里都崇拜權力的時候，它根源出于對權力的恐懼，在一個用拳頭和槍桿子來制定規則的社會里，叢林邏輯以外的一切都是“空談”，無論圣雄.甘地還是馬丁.路德都會顯得象一個喋喋不休的迂腐白癡，馬踏河山的鐵血梟雄才是真正的智者。在這樣的文化土壤里，其實不僅辯論賽，所有和講道理有關的行為都往往被會視為“書生氣”甚至“迂腐”的。
前不久有這樣一則令人刺目酸心的報道，孫君志剛的父親對記者痛心地說，他后悔讓孫志剛上大學，要是少念些書，就少明白些事理，也就不會硬要講道理而跟人"頂了嘴"，就不會死了。象孫志剛父親這樣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在生存經驗中往往不相信講道理會有好處，但給逼急了會找領導“評理”，“討個說法”，因為“理”不是講出來的，而掌握在權威手里。秀才遇見兵，并非有理說不清，而是有槍桿子在手的人常?？梢圆恢v理，沒有權力的人講道理也沒用，甚至會惹來麻煩。這樣的環境熏陶下，富有生存智慧的中國人便一代一代講道理的能力逐漸退化，甚至愛講道理的習慣都被視為“禍從口出”的缺點而從小加以糾正。
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著顯著的轉變，一種開放的觀點市場正在形成中，眾多有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維方式的意見領袖們，把各種議程帶入公眾視野，幫助公眾全面的認知問題，并在政府決策和廣大公眾意見的良性互動關系中發揮媒介作用。從電信改革到三峽工程，從9.11事件到磁懸浮技術采購，中國老百姓又開始找到了談論國是的熱情。
但如果留心的話，往往會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知識階層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很著名的學者、文化人，都還沒有形成良好的講道理的習慣，意見相左的雙方常互斥對方“小人”、“偽君子”、“賣國賊”，理不直而氣壯的言論比比皆是。在這個角度上就不難理解為何在一些西方國家教育系統辯論的訓練如此重要。
套用一句話“講道理要從娃娃抓起”。前不久我遇到了一位美國IrvineValleyCollege口語傳播學系的系主任GaryRybold教授,這位老先生是位辯論迷，他指導的隊伍曾數次獲得美國大學生辯論聯賽的冠軍。在交流中，反復解釋后這位老先生還是有兩件事很不理解，一是中國的大學生辯論賽為什么都是由電視臺發起的，二是為什么中國大學生參加辯論為什么都要由學校來出面組織。他說美國有多的數不清的大學生辯論賽事，都是由各高校自發組織的，只要湊上幾家愿意繳納會費，就可以拉一桿大旗，組織上一個辯論聯合會，全國搞巡回賽，各家輪流坐莊，大多數都沒有電視轉播，主要重在參與。而且美國年輕人參與辯論，非但不需要學校下力氣組織，而且需要自己承擔頗高的訓練費和聘請指導老師的費用，就這樣仍然十分踴躍，從小學、中學就開始了。
如果說現代辯論比賽的有什么益處，最重要的不是眼前被發現的它能給學校和個人揚名，而在于它深層的文化意義。它從根本出發點上不同于我國中的大辯論，它尊重程序和規則，不論是什么不同的意見，任何一方都有同樣的話語權，有相同的發言時間，不能以政治權威壓人，不能打斷別人的發言，更不能進行人身攻擊，勝負不在誰拳頭大、嗓門高，能壓服對手，或者用罵街的語言讓對手落荒而逃，而在于誰能打動聽眾。在針鋒相對的辯論場上每一位辯手面帶微笑，不僅為對方精彩的陳詞鼓掌而且言必稱“對方辯友”和“請問”，禮貌坦誠的面對質疑挑戰，最讓人難忘的是，比賽結束時，失利的辯手常會主動上前，真誠祝賀對手的勝利。這種尊重對手、尊重異見的風度就算作為一種姿態也足以打動我。而這也正是我們的文化中歷來缺少和漠視的。
至今經過浩劫的人還常會把大學生辯論會和的大辯論聯系到一起而產生恐懼的聯想。其實的大辯論不是錯在講道理而恰是蠻不講理。而當有一天真正“擺事實，講道理”成為我們的社會解決不同觀點和矛盾的途徑，這才將是一個真正民主和文明的國家。
有人說，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只要看它對待辯論的態度就可以了，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接受過民主意識的浸染熏陶只要看他們在辯論時的風度就可以了。從這個角度講，大學生辯論賽對于塑造將要投身社會實踐的青年群體獨立思考和寬容精神的意義非小。
在西方文明的濫觴之地希臘，傳說當時智者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普羅泰哥拉和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兩位老兄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辯論：究竟是標槍，還是扔標槍的運動員，還是主持競技會的人應該對不幸被標槍刺死的人負責。還有蘇格拉底，他的弟子柏拉圖的三十余篇膾炙人口的對話記錄了這位自詡為“雅典的牛虻”的哲學家整天蓬頭赤足與人爭辯的業績。恰是這種對講道理的執著甚至吃飽了撐著的癡狂，哺育了追求真知的科學精神和寬容平等的民主意識。
在今年的國家大專辯論會結束后，又會在年輕人中掀起一輪辯論的熱潮。但遺憾的是，在各高校辯論被看重，更多的是因為到如果取得好名次，可以產生招生宣傳的效果。辯論被賦予了太多功利的考量，一些高校決策依據是“能否取得前X名”，如果留心就會發現，這些年來還有一些著名高校比如清華、北大從不參加公開的高校辯論賽，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取勝的把握，而輸了害怕有損學校榮譽。
看來無論是辯論還是整個社會對待辯論的態度都需要和我們的時代共同進步，前面還有很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