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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全省黨委組織部調研工作會議，是在中央大力倡導求真務實作風的新形勢下召開的。通過這次會議，要肯定成績，總結經驗，明確方向，突出重點，使組織部門的調研工作再上新臺階。這對于推動創(chuàng)新、科學決策，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的組織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這里，我想以《將調查研究進行到底》為題目，講三點意見。

一、為什么還要調查研究

第一，調查研究是傳家寶。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都非常注重調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一生在理論著作方面為人類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理論研究是建立在對現(xiàn)實社會深入調查基礎上的。從青年時期開始，馬克思、恩格斯就時刻與各種實際斗爭、與工人運動和社會革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們十分重視在工人運動中調查研究，直到逝世的前夕，仍然同各國工人運動的革命家保持著廣泛的聯(lián)系。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是根據(jù)親自體驗和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經過細心的研究寫成的。在《資本論》寫作的準備過程中，馬克思研究過1500多種書籍和檔案文件，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摘錄了大量的資料，寫了數(shù)十本的筆記。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百戰(zhàn)百勝、經久不衰，就因為它是從實踐的調查研究中產生，并被實踐所證明了的客觀真理。列寧在其一生中，調查研究也是他指導革命斗爭的主要實踐活動。無論是在早期反專制的斗爭中，還是在沙皇政府的監(jiān)獄里，無論是在國內領導工人農民運動，還是在僑居國外革命實踐中，他都十分重視并充分運用調查研究這一工具，從而構成了列寧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也是他成為無產階級偉大導師的重要條件。在調查研究方面，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是全黨的楷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斗時期，進行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在井岡山作了寧岡、永新調查，后來又搞了興國調查、東塘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況的調查，還有長岡鄉(xiāng)、才溪鄉(xiāng)的調查。1937年到延安后，把以上的調查匯編成了著名的《農村調查》，這是我國革命史上最早的調查研究的文獻。1941年，為這部著作重新寫了序言和跋。到1942年時，在黨內已基本形成了的調查研究思想。抗日戰(zhàn)爭時期，有游擊戰(zhàn)爭戰(zhàn)略調查研究，整頓黨風文風的調查。解放戰(zhàn)爭時期，進行了解放區(qū)減租減息方面的調查、土地革命政策的調查。建國初期，進行了合作化和社會主義高潮方面的調查研究。五六十年代，進行了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加快經濟建設的調查研究。在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前，集中用43天，聽了30多個部門的匯報。這些意義重大的調查研究，對于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無不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這些調研活動僅僅是一生中極少的一部分，的一生可以稱作是調查研究的一生。在調查研究理論方面，的大量著作中就有集中體現(xiàn)，《反對本本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實踐論》、《矛盾論》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調查研究作了集中的、系統(tǒng)的論述，是對他自己和全黨調查研究工作的理論總結，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寶庫中是前所未有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也都極為重視調查研究，在行動上帶了好頭，在理論上也有所創(chuàng)新。所以，可以說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第二，調查研究是方法論。對調查研究應作一些哲學上的思考。哲學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本體論中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認識論中有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對立，方法論中有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在這“三論”中，認識論認識的內容首先是世界本體問題，方法論首先也是認識和改造世界本體，而是否具有正確本體論的觀點，又直接取決于是否掌握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沒有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就不可能對世界本體有正確的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張唯物論、可知論和方法論三位一體，統(tǒng)稱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這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世界的方法，也是共產黨的世界觀。在人的世界觀里，方法論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統(tǒng)一的。無論什么樣的世界觀，總是關于世界的某種理論的說明，對世界的某種看法。當人們拿著這個理論、看法去觀察和處理問題時，它又是方法論。一般來說，世界觀決定方法論，對世界的基本觀點怎樣，觀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怎樣。調查研究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基本內容。調查研究首先是對世界物質性的承認，調查是對客觀世界的調查，不是虛無縹緲的想象，調查也是在物質世界中進行的，不是在夢幻中的遐想。因此，承認和進行調查研究是堅持唯物主義的表現(xiàn)。實踐是認識的主要來源，是認識的最高目的，是認識的最終歸屬。調查研究本身是實踐觀的反映，人們在實踐中對客觀情況進行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就是堅持了實踐第一的觀點。調查研究的目的在于認識和改造世界，這又是認識對實踐的指導。對客觀世界進行調查研究，就意味著相信世界是發(fā)展變化著的，事物之間是普遍聯(lián)系著的，否則，如果認為世界總是一成不變，事物之間沒有什么聯(lián)系，那就不必要進行調查研究了。總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就是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事物的固有規(guī)律，就必然要求重視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對世界物質性的承認，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全面堅持，是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必須重視調查研究。

第三，調查研究是基本功。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和他們的優(yōu)秀繼承者在調查研究上，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肩負著祖國強盛、民族復興偉大使命的中國共產黨，搞好調查研究是一條重要的執(zhí)政能力。對于每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者來說，要掌好權、施好政，調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本領。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所處的歷史方位，面對的客觀環(huán)境，遇到的矛盾問題，都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概括為三個字：一是大，我們的事業(yè)更大了，目標更大了，責任更大了；二是快，國內外形勢發(fā)展很快，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許多事情突如其來，讓人目不暇接、猝不及防；三是多，社會的經濟結構、人們的思維方式、公民的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城鄉(xiāng)居民選擇就業(yè)、獲取信息、表達意愿的渠道也呈多樣性。黨情、民情、國情、世情的大、快、多，擴大了事物發(fā)展的變量，增加了宏觀決策的難度，我們面臨的任務比以前更加寬廣和復雜了，決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都大大發(fā)展、豐富、深化了。如何以較少的人力和時間，連續(xù)不斷地、準確無誤地搜集并掌握豐富的材料，如何更加迅速有效地搜集、儲存和處理大量的社會經濟信息，使我們對國內外形勢和各種現(xiàn)象的研究更廣闊、更深入，對復雜龐大的客觀事物進行的判斷和決策更科學、更合理，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調查研究的興起和調查研究方法手段的現(xiàn)代化帶有歷史的必然性，這是適應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緊迫需要的重要抉擇，是當代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高度發(fā)展的隨帶現(xiàn)象，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不深入調查研究，怎么能夠更自覺地把握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怎么能夠對比較復雜的現(xiàn)實問題提出質量較高的、可供選擇的決策方案？怎么能夠全面、及時地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而確定切合實際的工作方針？怎么能夠清楚地把握人民群眾的脈搏，而使我們的所作所為得民心、順民意？要認識社會就必須向社會作調查，不然就無法確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共產黨要長期執(zhí)政、科學執(zhí)政，離不開調查研究。人們的認識只能在實踐中產生，并在經常、反復的實踐中由淺入深地發(fā)展。曾說過，“無論什么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與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于）那個事物的環(huán)境中，是沒法子解決的”，“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后才會有好的處理”。把調查作為了解情況、認識世界的惟一方法，提出在調查的基礎上，“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地分析和綜合研究”，號召“一切實際工作者都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lián)系”。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人，對理想有衷情，對事業(yè)有真情，對工作有熱情，對創(chuàng)新有激情，對群眾有感情。只有設身處地、深入現(xiàn)場，才能有更多的感性、理性、悟性和靈性，才能有更多的想法和辦法。調查研究，對許多同志的成長和成功、鍛煉和提高，都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因此，我們每一個有志于獻身于黨、服務于民的人，有志于有所作為、成就大業(yè)的人，有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人，都應當苦練調查研究的基本功，在持之以恒的調查研究中錘煉思維品質、吸取思想營養(yǎng)、提高綜合能力。

二、如何搞好調查研究

如何搞好調查研究，前人有很多思想值得借鑒。這里借《中庸》一書中的幾個字來講點看法。

一是“學”，即博學之。古人有由博反約之說，博就是廣博，約就是專精。其意思就是帶著某種問題去博覽群書，從群書中尋找啟發(fā)和論據(jù)，以進行專精研究。博覽群書首先應當是學習基礎知識。對于我們搞調查研究來講，就是馬克思主義一般規(guī)律和專業(yè)基礎知識。然后是當代科學發(fā)現(xiàn)的新知識，科學研究的新成果。加強學習，掌握科學理論，掌握豐富知識，是搞好調查研究的前提。新加坡有家書店，提倡讀書的好處，在墻上這樣寫道：“書是書，輸是輸；有書不會輸，輸?shù)牟粫菚惠斄艘J輸，不要怪書；看書不會輸，不看書就會輸；怕輸?shù)娜丝匆娙思铱磿部磿磿娜讼矚g別人看書；無書不怕輸也會輸；無書又怕輸肯定輸了又輸”。這個很辨證，講了讀書與輸贏的關系。現(xiàn)在我們黨和國家正在提倡全民學習、終身學習，搞研究工作的同志要出精神產品，更要帶頭多讀書。學習要善于統(tǒng)籌時間，利用好“邊角余料”，就能積少成多。讀書不僅要讀“有字書”，還要讀“無字書”，多向同事、群眾和生活學習。按照朱熹的解釋，“博學之”就包涵著這方面的內容，“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之興亡治亂得失之跡，這道理方見得周遍”。他反復強調多“于見聞上做功夫”。朱熹關于海陸變遷的學說，就是建立在“常見高山有螺蚌殼”和“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的觀察事實基礎之上的。觀察是認識的基礎，儒家一貫有這樣的看法。明末有個方以智說：“物有其固，實考究之。”他的“實考”不僅包括文字考證，還包括實地考察和實驗。他用笛子的管與琴的弦相應，進一步證明了聲音共振現(xiàn)象的普遍性，王船山稱贊這是一種“誠學、思兼致之實功”。

二是“問”，即審問之。古代王充說：“不學不成，不問不知”。學習更重要的是問，只有會提問題，才會做學問。愛因斯坦講：“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shù)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1900年，希爾伯特在巴黎世界數(shù)學家大會上，提出了23個尚待解決的難題，帶動了20世紀數(shù)學的發(fā)展，其中有些難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仍然是數(shù)學界關注的焦點。陳景潤搞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這23個問題中第8個問題的一部分，可見所提問題多有遠見。茅以升有個獨特的教學方法，每堂課的前10分鐘，指定一個學生就上次學習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如果你提不出來，就要下一個學生提，然后你來回答。如果學生提出的問題比較好，甚至連老師當場也不能回答，那么就給這個學生滿分。這個辦法實施以后，學生由被動學習變?yōu)橹鲃訉W習，學業(yè)大進。教育學家陶行知觀摩以后，大感興趣，認為是“教學上的革命”。朱熹曾經描述人們的認識過程是，“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jié)節(jié)有疑。過了一番后，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調查研究就是帶著問題去調查，能不能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這是個很重要的基本功。

三是“思”，即慎思之。朱熹在解釋《中庸》的時候說：“學也，問也，得于外者也，若專持此而不反之以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所以精之……知其為何事何物也。”就是說，由感觀得來的知識，必須經過大腦思索、邏輯推理，才能有更深刻的認識，得出可靠的結論。這也是強調認識過程第二階段的重要性。如何思考推理呢？孔子的“舉一反三”和“一以貫之”，既包含了歸納和演繹，又包含了類比和聯(lián)想，是一種很好的思想方法。所謂“言約而用博”、“問一類而以萬事達”和“類以合類”，正是孔子“舉一反三”和“聞一知十”的意思。這被稱為道術，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方法”。能不能掌握這個方法，是學問能不能長進的關鍵。孔子的方法，在數(shù)學領域也得到了運用，奠定了中國古代數(shù)學的基礎。孔子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叩其兩端而竭焉”，也就是利用對同一問題的各種對立觀點和各種事物的極端狀態(tài)，將其中的矛盾進行分析，以求得正確的了解。這種辯證邏輯，對漢字的構詞和研究工作有極深遠的影響，如漢詞中的“冷熱”、“大小”、“東西”、“遠近”等，現(xiàn)代科學中，這種抓兩頭的方法也常用，如物理學中高溫、低溫，高能、低能，天文學中的超高密、超稀薄等，都是重點研究的對象。

四是“辯”，即明辯之。朱熹說：“思之慎，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辯；辯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見于行”。這就是說，經過慎思得出的認識還要經過明辯而檢驗。檢驗后如果是正確的，那就不必再猶豫，可以付諸實施了。如何檢驗，《中庸》和朱熹都沒有說，但墨子提了一個標準。《墨子•非命（上）》說，“言必有三表”。任何一個理論，一要有歷史事實作根據(jù)，二要符合大家的感性知識，三要于國于民有利。我們講明辯，就是要按一定的科學原理、歷史事實、技術手段、價值取向，對獲得的認識進行“兩由兩去”的加工，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使其認識更加接近真理。古代青原惟信禪師說：“老僧三十年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舊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這體現(xiàn)了認識論的觀點。我們認識事物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現(xiàn)象階段，是經驗性、技術性的階段，故“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經過分析、推理、歸納、演繹，認識上升到第二階段，也就是把握對現(xiàn)象的本質階段，從而對山和水的認識有了不同的飛躍，從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三個階段，通過對感性認識的理性處理，去掉了歪曲本質的現(xiàn)象，留下了反映本質的現(xiàn)象，認識更深刻、更寬廣，此時便是“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了。搞調查研究也要從“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第一境界，進入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第二境界，最后領悟到“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第三境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深入地調查研究，認真地分析思考，精細地加工制作。

五是“行”，即篤行之。朱熹有句名言：“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荀子也強調，行為知的目的，知對行有指導作用。“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程頤主張“知先行后”，但認為“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真知”。王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些都是古代哲學家對知行關系的很好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guī)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運用這些知識能動的去改造世界。認識的能動性不但表現(xiàn)在從感性到理性的能動飛躍，更重要的還表現(xiàn)于從理性到實踐的飛躍。在知和行的關系上，認為行更重要，他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沒有意義。調研工作講篤行，有這樣幾層意思：一是要通過實踐才能檢驗認識的正確與否以及價值大小；二是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研究出來的東西要有針對性，要有可操作性，結果要可考量；三是要帶頭去宣傳和踐行我們提出的理念，用行來證明知的正確性。歐洲歷史上像布魯諾、伽俐略、開普勒等都是篤行的榜樣，推翻地球中心說，掀起歐洲思想革命，全靠這幾位奮不顧身的實行家。中國古代的張衡、祖沖之也都體現(xiàn)了“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獻身求實的精神。搞調查研究，不能只是寫篇文章就完事，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方案，要組織實驗，要用實踐來檢驗其可行性，要帶頭踐行所提出的思想觀念，帶頭去宣傳所提出的主張。

任何傳統(tǒng)都有精華和糟粕兩個方面，《中庸》提出的學、問、思、辯、行的治學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作為一種哲學方法，它只是告訴我們一些原則，至于如何具體運用，還要靠我們的聰明才智。

三、怎樣提高調研水平

1、要把握原則。搞好調查研究，要堅持正確的原則。一是實事求是。提出的這四個字夠我們用一輩子，這是調查研究的生命線。講得很清楚，“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去調查研究。最近同志講求真務實，講“四求四務”，也是這個意思。不實事求是就是否定實踐，不實事求是就是違背規(guī)律，不實事求是就喪失了調查研究的本來面目、本來目的，或者是嘩眾取寵，或者是別有用心。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堅持這個原則，做到實事求是。二是群眾路線。群眾是實踐的主體，離開群眾就無從調查研究。我們要廣泛聽取意見，將群眾分散的、不完整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系統(tǒng)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變成群眾的行動，這是黨的工作領導方法。群眾路線也是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三是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和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事物是個系統(tǒng)，矛盾具有特殊性，要調查了解整個事物的規(guī)律性，就要了解事物的總體；但事物的矛盾都有其特點，反映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現(xiàn)在的情況千差萬別，不像計劃經濟時代，只要調查一個村子，面上的問題就基本清楚了。中國也好，湖南也好，各個地方的文化背景、經濟狀況不一樣，處理事情就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四是抓住本質。調查研究的對象當中如果有很多矛盾，一定要抓住主要的。不這樣考慮問題，勢必亂抓一氣、手忙腳亂，甚至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當然在看本質、抓主流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了非本質和非主流的問題。就好比牽牛要牽鼻子，但如果牛的腿斷了，無論再怎么牽，把鼻子拉斷了也不能走。這就是主要問題與次要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辯證關系。調查研究中要看主流、看本質。中國社會始終是前進的，把社會說得一團漆黑是沒有根據(jù)的；但如果忽略存在的問題，忽略弱勢群體，也是不對的。要集中精力抓大事，發(fā)展是第一要務，非急之務，可以擺一擺。但不能單打一、見物不見人，其它問題不解決也會影響經濟，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要處理好。在調查研究中觀察問題、研究問題，也需要堅持這樣的辯證思維。

2、要正確選題。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是認識的兩個過程。要按照普遍聯(lián)系的全局觀點和認識事物的正常秩序，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把廣博綜合研究和專精分析研究結合好。由個別事物的分析研究發(fā)展到諸多事物的綜合研究，不僅是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也是研究人員成長提高的正常秩序。越是研究較多事物和較長歷史的課題，越是需要較多方面的基本訓練和基本技能；越是探索普遍意義較為廣泛、概括層次較高的一般規(guī)律，越是需要熟練地駕馭資料和理性思維的能力。研究大的問題，對人的知識積累、駕馭能力要求更高，得由量到質，一步一步地來。同時要大處著眼，善于從全局中、從聯(lián)系中掌握事實，研究的問題才有全局意義、普遍意義。選擇確定研究題目，既可以挑選個別事物的單一過程，也可以對特殊系統(tǒng)進行綜合性的研究。題目可大可小，不要貪大。要處理好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性研究的關系，上面下達的課題該承擔的要承擔，但更多的精力要集中到為本地實際服務上，增強針對性、操作性。這樣，我們的價值就實現(xiàn)得更好一些。處理好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大題目與小題目之間的關系，就是調查研究中的廣博與專精的關系，兩者是辯證統(tǒng)一的。廣博綜合研究需要在專精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去建立、充實和深入，而專精分析研究要在廣博綜合研究的指導下，才能全面、開闊和提高。梁啟超說，大概一人功力，以十分之七八作專精的功夫，以十分之二三作涉獵的功夫。要處理好兩者的關系，根據(jù)需要和可能，根據(jù)力量和能力來確定選題，立足實際，突出重點，大小結合，更好地為實際工作服務。有的大題目，可以多兵團作戰(zhàn)，可與系統(tǒng)外單位聯(lián)合起來進行。

3、要勇于創(chuàng)新。調查研究工作面臨著新技術革命的挑戰(zhàn)，獲取信息的方法正在經歷由原始的肉眼觀察向借助各種儀器觀察、由單純的直接觀察向各種控制實驗觀察、由地面觀察向空間和地下觀察、由直接實驗向計算機模擬實驗、由物理模擬向數(shù)字模擬轉變的過程。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整個社會的進步，正在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緊密地結合起來，相互交叉和滲透，產生了一系列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使得跨部門、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成為可能。特別是我們在經濟全球化、在經濟與文化暫時落后和相對不平衡的情況下謀發(fā)展，現(xiàn)代化建設的任務之繁重，面對的問題之復雜，是過去任何時候都不能比擬的。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正確的決策不僅要依靠個人的知識、經驗、才干、魄力，更重要的是依靠科學、民主的機制，依靠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現(xiàn)代領導的活動、思路、想法等，不能只靠個人的獨謀，要靠集體，靠大家出思想、出理念、出方法、出政策建議。在這方面，研究室要多承擔責任。這就是由個體決策向集體決策、經驗決策向科學決策轉變的過程。研究室不能光給領導寫稿子，作領導的寫作班子；更重要的是當好領導的參謀機構、宣傳機構、研究機構。當然，給領導寫稿子也是一個方面，本身也是一個參謀的過程。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今后的職能更要轉到多出思想、多出調研成果上來，為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服務，不能只是為領導的個人需要服務。要順應時代的潮流，按照體現(xiàn)時代性、把握規(guī)律性、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要求，努力用新的觀念、思路，用先進的工具、手段武裝起來，把宏觀與微觀、靜態(tài)與動態(tài)、定性與定量、國內與國外、政治與經濟、物質與精神、社會與自然的研究結合好，力求調查研究的問題富有深度，謀劃提出的對策富有新意。在研究力量上，要善于整合資源，充分調動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自身力量與外部力量的積極性，合理分工，加強合作，走向共和。研究室一般只有兩三個人，確實很辛苦，要多搞策劃，多搞牽頭，多搞組織，把黨和國家政治的、精神的、物質的各種資源充分調動起來，為我所用，才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4、要堅持真理。不斷地探索科學，勇敢地堅持真理，不隨人俯仰，不任人方圓，不唯上，不唯書，這是古往今來許多知識分子的寶貴品質。這種品質，難免招致鋒芒畢露之議，惹出清高孤傲之譏，甚至招來殺身之禍。但是，他們仍然恪守不移。堅持真理，剛正不阿，是要冒風險的。但正直史官的浩然正氣，許多專制帝王也畏懼三分。我們今天的民主程度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現(xiàn)在言論越來越自由，環(huán)境越來越寬松。但是由于封建專制的頑固性，有的時候、有的單位的“小氣候”不見得都好，講真話也還有難處。但可以肯定，情況會越來越好，而且大家都敢于直言，說假話的市場就小了。不唯上、不唯書，應當成為我們的座佑銘。不唯上，當然不是反對領導，而是不看長官的臉色決定科研問題的是非；不唯書，當然不是反對馬列，而是不把經典作家的話當作教條。魯迅說，從來如此，就對嗎？現(xiàn)在很多事情都是從來這樣的，但是不是都合理呢？有些觀點、有些做法歷史很久，流傳很廣，普遍接受，成為慣例。如果是出于權威學者之口，束縛就更大了。調查研究，本質上是創(chuàng)新的工作，要保持客觀的、冷靜的頭腦，不被世俗流行的觀點和自己的先天之見所蔽，不能只收集那些有利于現(xiàn)有成見的東西，而對改變現(xiàn)有成見的東西視而不見。在組織部系統(tǒng)，受計劃經濟、受“左”的影響不淺，有很多事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現(xiàn)在要改變確實要冒風險。組織工作有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搞亂了也不行。既要保持它的嚴肅性、連續(xù)性，又要有突破。研究室系統(tǒng)，高素質的人才不少，許多同志有思想火花，有研究能力，希望你們解放思想，勇于開拓，勤于思考，提出好的建議，多出一些好的調研成果。

5、要嚴謹慎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為了人類的解放事業(yè)，奮斗了終生。他們?yōu)榱苏撟C偉大事業(yè)的必然性、必勝性，在理論研究上，也奮斗了終生。馬克思是抱著這樣的追求來進行理論研究的，他認為即使自己所完成的最好的著作，對工人階級來說也還是不夠好的，如果對工人階級提供的不是最好的東西，那就是犯罪。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境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理論研究上，全力進行艱苦的勞動，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馬克思很注意分階段地對資料進行整理、消化、分析、總結，清理自己的思想，并且動筆寫下自己對問題的看法。人的思維活動是無形的，把無形的思維變?yōu)橛行蔚奈淖钟涗洠蜁兄诜磸屯魄茫鴮懽鞅旧硎且环N強迫自己進行深入、全面、細致、周密、邏輯思考的絕好手段。為什么要提倡領導干部自己動手寫東西？一個人學習，學進去是一種境界，講出來是另外一種境界，寫下來是第三種境界。所以強調，領導干部要親自動手，多寫東西。寫了以后可以使思想更嚴密、思維更成熟。通常人們在學習思考中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地方，經過邏輯思考就會清楚地暴露出來；在客觀事實的掌握上，似是而非、粗枝大葉的某些印象，經過一番邏輯思考就會得到澄清；而自己對問題的零星看法，哪些只是無根據(jù)的暇想，哪些是可能成為抓到關鍵、值得研究的苗頭，也會因通過邏輯思維而明朗化、系統(tǒng)化；在材料的取舍上，哪些有較高的價值，哪些是廢料，哪些還要補充，哪些該適可而止，通過邏輯思考，就會及時地更好地得到檢驗、補充或修正。宋朝有個副丞相，講到做官的“四字訣”，胡適認為拿來做學問也是有益的，即勤、謹、和、緩。“勤”就是不偷懶、下苦功。“謹”就是不茍且、不潦草。孔子說的“執(zhí)事敬”是這個意思。胡適有句話叫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是這個意思。“和”就是虛心，不固執(zhí)、不武斷、不動火氣。赫胥黎說，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面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地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危險的境地去。“緩”就是不著急，不輕易下結論，不輕易去發(fā)表。凡是證據(jù)不足、自己不滿意的東西，都可以冷一冷、擱一擱。達爾文的進化論放了20年才發(fā)表，這是緩的一個典型。我們要把嚴謹慎密的作風運用到調查研究中來，努力使研究的成果更具真知灼見，更能夠經得起時間和群眾的檢驗。

6、要端正文風。有豐富的內容，還應該有鮮明的文風。中國的文風，《紅樓夢》是一個高峰，魯迅時期又是一個高峰，到了是最完美的時候。要求講話、寫文章要有三性，即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現(xiàn)在準確性沒有什么問題，講話、文章內容都差不多，都是“絕對真理”。在聽匯報中就講到文風問題。他講，有什么辦法不讓人忘記？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舉實例，關鍵要使人懂。長一點沒關系，關鍵是要有內容。光有標題、口號，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力。聽枯躁的匯報，比坐牢還難受，思維被牽著鼻子走。在文風上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現(xiàn)在的文風，仍然存在批評的現(xiàn)象，甚至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八股文”多，“大鍋話”多。巴金在隨想錄中講，他經常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作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一定是學不好外語的。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是吃飯，睡眠就是睡眠，難道不掛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壞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他講的是“”中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也有一種現(xiàn)象，什么都要與流行的口號掛上鉤。有的口號是很神圣的，不能庸俗化。“三個代表”等，不能當作口號和標簽一喊、一貼就完事了。調查研究，要盡量講新話，講有個性的東西。紀曉嵐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四庫全書》的主編，學識很廣，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有一次學生寫了作業(yè)拿去給他批，他就寫了兩句詩：“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學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紀曉嵐說，兩個黃鸝鳴翠柳，不知講什么；愈飛愈高遠離主題。批評弟子的文章不知道說了些什么。還有一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給紀曉嵐批，他寫了三個字：“放狗屁”。學生感到委曲，紀曉嵐說這還算好的，是“放狗屁”，次一等的是“狗放屁”，再次等的是“放屁狗”。他雖然學識淵博，但有個特點，只編書，不寫書。他的觀點是，世界上的事情、道理都在古人的書中說盡了，現(xiàn)在如果著書還超不過古人的范圍，又何必再去多著書呢？我們要講，就講新話。歷史上很多偉人包括的著作中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現(xiàn)在談起來都很新鮮，很有針對性，語言也很活、很美。建國以來出現(xiàn)過不少好的調研報告，很有影響力。要深入調查，潛心研究，精益求精，爭創(chuàng)一流。沒有生命力的東西，時間一長，就變成了垃圾。有深度、有新意、有美感的東西，才能更有穿透力、震憾力、解放力。好的調研成果，也要有好的表現(xiàn)形式。還有一個成果的運用問題，大家辛勤勞動搞出來的東西，就要讓它發(fā)揮作用，及時報送有關部門和領導，借助媒體進行傳播，內部刊物要刊用。《湘組研究》使命光榮，一定要精心策劃，辦成有權威性、有信息量、有指導性的刊物，多出思路、多出精品、多出點子、多出人才。各級研究室都有刊物，要把它作為窗口，作為平臺，交流經驗，傳遞信息，培養(yǎng)人才，激活思維。

7、要熱愛本職。在研究室履職，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啃書本、爬格子很辛苦、很傷人。但有弊也有利。雖然收入低一點，但是精神很富有；雖然權力少一點，但是知識很富集。權力大不一定是好事，看起來很風光，但是風險也很大。袁克文曾經變化引用蘇東坡的名句“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來勸袁世凱，高處很危險，不要去稱帝。曾國藩給他的弟弟曾國荃寫詩，“人間隨處有乘除，萬事浮云過太虛”，告誡他不要輕信別人、輕舉妄動。因為當時曾家率領的湘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有人勸其進兵北京，把天下拿過來。人生處處有佳景，但總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要淡忘名利。這些都很有人生哲理。從事文字工作、調研工作，對自己的成長大有益處，實際上也培養(yǎng)了不少人才。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談到研究工作時說：“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有志于從事研究工作的同志，或者服從組織需要從事研究工作的同志，應該增強使命感、光榮感和責任感，更加熱愛本職工作，更加傾心盡力、執(zhí)著追求。盛夏之后是金秋。只要辛勤耕耘，就一定會有更多的作為和建樹。當然，大興調查研究，不光是研究部門的事，需要黨委、政府、組織部門創(chuàng)造更好的環(huán)境，改善相關的條件和待遇，尤其是領導同志要從思想和行動上重視調查研究，帶頭調查研究。領導的喜好和追求，對一個單位、一個地方的風氣改變很重要。唐代為什么詩興旺，有一個原因是唐太宗喜歡詩，也寫得好。明代的對聯(lián)很發(fā)達，與朱元璋喜歡對聯(lián)有關系。領導如果重調研，下面就會跟著來。現(xiàn)在大多數(shù)領導同志是不錯的，愛讀書、愛寫作的也不少，有的還親自調研親自寫報告。高明的領導都是愛學習的領導，睿智的領導都是重研究的領導。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夠這樣做，把風氣搞正。領導同志帶頭搞調研，親自寫文章，就會更體諒研究工作、文字工作者的苦衷，就會給他們更多的關懷和支持，為他們了解全局、更新知識、開闊眼界、施展抱負提供舞臺，創(chuàng)造條件。

讓我們共同努力，將調查研究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