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構建和諧社會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如何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命題。，“和諧社會”的提出，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新發展。它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布局已經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三位一體，提升為包括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內的四位一體。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認識上的一大飛躍。和諧社會心向往之，問題是如何建設和諧社會。

一、首要的是處理好階級、階層的關系

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有時還是有懸殊的。差別不大是正常的，懸殊過大是危險的。高低懸殊必然帶來不安寧、不和諧。因此，我們必須建立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

中國是多民族、多宗教、多黨派、多階層的國家。多民族、多宗教、多黨派、多階層，概括起來，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社會因素繁多、社會資源豐富的社會。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樣，“豐富”也有二重性。不豐富，相互關系簡單，容易協調；豐富了，相互關系錯綜復雜，協調起來就難了。常量、變量、多變量，函數、反函數，線性、非線性，有時候要協調好，簡直是難上難。可是，如果不協調好又不行，非協調好不可。

和諧社會是一曲交響樂。其“音符”，說到底，是社會的各個階級、階層。

共和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后，兩大對立階級不復存在了，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可是這決不等于沒有階級了，更不等于沒有階層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社會少不了分層。當今中國有哪些階層，尚在討論中，不管是八個，還是十個，總而言之，是沒有人否認中國還有階級、階層存在這一客觀實際。

根據現代階層理論，階層是指按一定標準區分的社會群體，或經濟標準，或政治標準，或職業標準。根據不同的理論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劃分標準和方法。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因在改革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現了分化和組合。

首先，經濟體制的變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工人階級逐漸在分化。就連純粹的產業工人，也因從事不同產業，如夕陽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工人，老工業基地與新興產業基地的工人，勞動密集型產業下崗職工與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工人等，因職業性質的明顯差異，其階級歸屬感和階級意識也有明顯差異。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怎么變，工人總歸是工人。孫中山先生曾高呼“勞工神圣”，那么應該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農民進入了剛剛興起的鄉鎮企業，轉化為企業職工。還有一部分農民進入城市后，由于沒有穩定職業，形成了流民性質的群體。第三，知識階層在崛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戰略造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形象與新地位，知識經濟的出現又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舞臺。第四，私營個體階層在發展壯大。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勵下，個體私營階層有了較大發展，他們參與政治的愿望與興趣越來越大。第五，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逐漸凸現出來。在計劃經濟社會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一直屬于黨政干部系列。但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使得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階層存在，不同階層之間就會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說，新的利益群體的出現，必然會使各階層在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的過程中產生各種矛盾甚至沖突。沖突不是和諧。可是沖突能夠轉化為和諧。階層矛盾普遍存在，問題是如何處理。階層是執政黨的政治資源。階層之間的矛盾在卓越的執政黨面前，也是可貴的執政資源，也是考驗執政能力、檢驗執政理念、優化執政方式的難得機遇。執政黨猶如交響樂的指揮。指揮有方，蕩氣回腸。

按照“和諧社會”理論，決定和諧的首要因素是財富分配。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有時還是有懸殊的。差別不大是正常的，懸殊過大是危險的。高低懸殊必然帶來不安寧、不和諧。因此，我們必須建立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

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可能的趨勢有三種：一是在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將從現在的“洋蔥頭形”，即底層很大但中間階層發育不起來，演變成為“扁平化”的理想狀態，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時、不配套的制約，和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病態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可能繼續保持現在的“洋蔥頭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現重大失誤，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停止發育成長，從現在的“洋蔥頭形”退化為“蠟燭臺形”，即底層越發龐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終無法壯大，中間階層不大，頭也不大，這樣的一種畸形社會形態和社會骨架，根本無法促成現代化發展。

為了實現階層“扁平化”，應當調整過高收入，反對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應當提高所得稅，增加利息稅，擴征遺產稅。要讓富人懂得：抽肥補瘦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做法。要讓富人懂得：縮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讓富人懂得，這樣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需要。

為了實現階層“扁平化”，應當在政策上適當向困難群體傾斜。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研究報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的計算，如果將城鄉貧困人口、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和下崗職工、殘疾人、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等各類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口加總，再扣除彼此重疊的部分，中國的困難群體大約有1.4－1.8億人。不承認有困難群體存在，就是無視困難群體。不承認有困難群體，就會導致困難群體越來越大。鄧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社會分層是天經地義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分層猶如棱鏡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紅橙黃綠青藍紫。“紅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在中國，歷史地落實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文化的認同，憲法的賦予。執政黨的使命就是要協調階層關系。

二、從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入手優化社會結構

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

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保證，因此，不斷完善社會結構便是社會持久和諧的有力保證。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兩種獨立體系，一個是由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另一個則是由農民構成的農村社會，而判斷處于哪種結構的依據在于持有戶口的類別。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這是由身份壁壘、不平等交換、城市化滯后乃至包括戶口、糧食供應、住宅等組成的不平等現象。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國家就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戶口遷移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割開來。這使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在就業和糧油供應方面存在極大差異，更為嚴格的還是戶籍制度方面的管理。這一制度限制著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上允許農民工進城，從事建筑、商業及其他服務業，并允許城市中的某些國營企業從農民中招收部分臨時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業和個體戶從農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這一政策推動下，農村人口可以說獲得了一個較為自由的活動空間。配第和李斯特將這一現象稱為“推拉現象”。也就是說，農業耕地的有限性與人口壓力是迫使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推力，而工、農之間的收入差異則成為勞動力非農化的拉力。在這樣一個雙力作用下，農民紛紛涌進城市謀生，形成了我們國家這一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民工潮。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城鄉二元結構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們認為，我國社會現階段正處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二元結構并存的尷尬境地。一方面，戶籍制度仍然制約著市民和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逐個生活境遇；另一方面，雖然，國家在政策上為農民提供了非農化路徑，但是，農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與市民等同的機會，他們的就業，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之外，還要受社會資本的限制。因為，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和市民一直處于沖突和對立，突出表現為市民對農民的歧視，以及農民對市民的厭惡。而這種歸屬的不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又會導致農民很難在城市空間場域中將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納入市民的關系網絡中去，從而很難在城市中積累自身的社會資本，也更無法利用社會資本來尋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們只能利用他們在家鄉長期建構起來的社會資本——同鄉關系、親緣關系，在城市中求生存。這樣，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潛在結構的存在就是階層關系的分布問題。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

三、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從治理國家來講，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進入轉型期，中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許多引人矚目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了眾多的社會組織，即非政府、非贏利性質的社團組織。

人是社會化動物。尤其是現代人，無論是生理上還是智力上，都很難以個人的形式來滿足需要，而只能以群體的形式來增強滿足人們多種多樣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會分工基礎上，把追求特定目標的人群，按一定的社會規范聯合起來的社會群體不斷涌現。幾百年來，這類社會組織的范圍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多，組織形式由初級走向高級。現在的世界上，社會組織發達的國家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個社會組織。擁有社會組織的多寡早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參與社會組織的多寡也已成為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尺度。中國的社團縱向比，突飛猛進；橫向比，發育得還很不夠。千人擁有社團的數量只抵法國的九十分之一。我們應當在努力建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機制的同時，積極開展科學的社會管理。

社會組織不同于政府，不具備政府職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應當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萬能的，市場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說把市場泛化了也會帶來很多弊端。討價還價、買官賣官無論如何不行吧？很明顯，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必須有非政府組織。，

我們一直說，轉移政府職能。試問：轉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處是社會組織。由社會組織來承擔過去“無限政府”所不應承擔的職能，從而把“直接政府”變成“間接政府”。不要小看了這里的“間接”二字。間接了，有利于發揮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間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職工作。

我們一直說“小政府，大社會”。“大社會”就是社會組織要發育起來。“大社會”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為什么過去政府越簡越繁？為什么政府難以“瘦身”？為什么“吃皇糧”的那么多？還不是因為社會組織不發達嗎？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擔，社會組織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會組織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務的功能，為成員辦實事。社會組織是自治的。社會組織所固有的自生自滅的特性，促使社會組織必然以服務為天職。社會組織具有協調的功能。既有協調社會組織內部成員之間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協調國家與企業、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功能。社會組織是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社會組織具有監督的功能。盡管這種監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這種柔性的監督具有客觀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監督。社會組織具有公證的功能。社會組織既要對上負責又要對下負責。這種“兼顧兩頭”的性質，決定了社會組織要公正。公正最起碼的表象之一是公證。社會組織還具有智囊團、思想庫的功能。近年政府出臺的大思路有不少來自于社會組織。這是民主化進程加快的表現。

由于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吸納了一批離開政府的公務員，同時也擴大了人們就業的機會，既保護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難群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社會組織充當了安全閥的作用。社會沖突各國都有。“春江水暖鴨先知”。在社會沖突起于青蘋之末時，最先覺察社會沖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的社會組織。早覺察，發預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釀成全局性沖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決就能夠妥善處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社會沖突發生以后，社會組織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潤滑劑、稀釋劑的重要作用，為“化干戈為玉帛”做出貢獻。

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是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關系。從治理國家來講，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不論是政治領導型的、還是業務管理型的社會組織，不論是利益代表型的、還是公益服務型的社會組織，不論是文體聯誼型的、還是學術交流型的社會組織，都是社會和諧發展的血脈。

四、以制度創新構建和諧社會

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社會的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

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社會的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從制度入手，才是科學執政。從制度入手，才是民主執政。從制度入手，才是依法執政。

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語境中被稱為規范和價值。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如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契約等。正式制度的約束通常稱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與法治相對應，在學術的語境中，我們稱之為德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在人類行為的約束體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發達的經濟體系中，正式規則也只是決定行為選擇的總體約束中的一小部分。人們行為選擇的大部分行為空間是由非正式制度來約束的。所以說，制度創新應該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國已不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還得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首先，要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與完善。通過市場經濟制度的根本確立，從而為國人營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真正剝離附著在每個交易主體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場規律、法律充當交易競爭的裁判員。要逐步完成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的轉變，收縮政府權力的覆蓋范圍，為社會力量的發育成長提供有利的空間和養分，從而在政府與個人之間建立聯系和溝通的橋梁，緩和二者間的緊張狀態，同時也為個人營造阻擋強權侵擾的屏障。

其次，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將執政黨的性質、地位、職能、領導方式及其與政府、立法、司法、社會民間及公民個人的關系、相關的法律責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確化、制度化，使得對執政黨的約束與監督落在實處，具有可操作性。還要嚴格界定黨的政策、決定與法律的界限，使其服從法律的規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規定，形成隱性立法。同時，應注重我國的政權建設水平，在減少政府職能的基礎上，注意各級、各類權力機關之間的有效制約與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轉向社會管理

要發展社會管理的硬件，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比例。不僅要不斷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絕對數，而且要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相對數。要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要把繁榮文化提到應有的高度。現代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現代經濟的運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車道，現代文化的經濟功能在增強。這既是現代經濟的特征，也是現代文化的特點。

現代化事業是三分建設，七分管理。管理相當重要。政府的職能不論有多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都應當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發展社會管理的硬件，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比例。隨著經濟發展，不僅要不斷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絕對數，而且要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相對數。社會事業投資要與gdp同步增長。鑒于有些社會事業過去投資較少，在一定時間內應當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犧牲社會事業基礎上的、破壞社會和諧的經濟超常高速度降下來，用于發展社會事業。社會矛盾的高發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聯系。社會矛盾的高發期是忽視社會發展的片面發展觀的產物，堅持科學發展觀就能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其次，是要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指標是領導的指揮棒。指標是考評的依據。指標是辦事的分寸。指標體系不完整，必然會亂提口號，瞎訂目標，諸如動不動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這無不是因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標要求的緣故。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當然，指標，一要切合中國實際，二要與國際接軌。人文指標，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導下，在豐富的人文知識和廣泛實踐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討論后，訂出來。現在一說指標，有人就拿出當年“評工記分”那一套本事來，那是把指標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榮文化提到應有的高度。文化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這已是全世界的共識。有的國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發展戰略的軸心，經濟、社會、技術和教育的戰略都將越來越維系于這個文化軸心。”巴塞羅那更是響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國家，不是因為經濟而出名，而是因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輻射力大于經濟。兒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島，甚至還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國家是丹麥，可是不大會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話。“言必稱希臘”，不是說希臘的鋼煤糧棉如何如何，而是說言必稱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恩格斯說：理論思維是鐵的花朵。這花朵不是曇花一現，不是易燃的絹花，一把火就燒掉了。現在有些人是物質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卻窮得很哪！我們要強化文化認同，促進社會和諧。現代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現代經濟的運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車道，現代文化的經濟功能在增強。這既是現代經濟的特征，也是現代文化的特點。

和諧有多種：有高度和諧，有低度和諧。我們要的是在發展中高度和諧。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這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努力。政權不是一勞永逸的。但是，政權是能夠在和諧中鞏固、在和諧中發展的。只要對市場經濟駕馭得好，對和諧社會構建得好，共和國一定長治久安。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們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有條件的地區要快馬加鞭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并進而向以社會發展為中心的和諧社會開足馬力，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