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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在9月8日至10日考察河南期間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適應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堅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抓住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契機,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農村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領導農村工作的水平。全面落實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必須深刻把握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正在發生由傳統到現代、由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這種歷史性轉變,使農村黨的建設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對農村黨的建設提出了新要求。能否深刻認識和把握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關系到農村黨的建設的著力點和創新方向。
大體說來,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村黨組織和村民關系的變化對黨組織的職能作用提出的新要求。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民由以往依賴和受控于集體經濟體制變成了擁有各種自主權的生產經營主體;而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則失去了對集體經濟資源的控制權,由以往的向農民分配即對農民的“予”變成了一度對農民的“取”,加上在行使公糧征交、稅費收取、計劃生育等政府行為時,一些村干部方法簡單乃至粗暴,疏遠了農民與村級組織的關系,導致農民對基層黨組織向心力減弱,基層黨組織對農民凝聚力降低。在稅費改革乃至取消農業稅以后,對農民的“取”受到了種種限制,卻又因“無錢辦事”而增加了村級組織開展工作、提供服務的難度。農村黨組織和村民關系的這種變化,對黨組織的職能作用和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提出了新要求。第一,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主要目標,通過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在帶領群眾增收致富中的“排頭兵”和領頭雁作用,滿足農民想致富、快致富的迫切愿望,在加快發展中強化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第二,把提供服務作為主要職能,寓發展于為農民提供服務之中,通過為農民提供各種服務來達到加快發展、使農民增收的目標。第三,把提高凝聚力作為中心環節,從關心服務入手,凝聚黨員;從轉變作風入手,凝聚群眾;從打造“陽光村務”入手,凝聚人心。第四,各級政府要加大對農村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適當增加村干部的報酬,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
二是農村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變化對黨組織的設置形式和活動方式提出的新要求。隨著農村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農村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經濟落后,非農產業空白或較少的地方,一大批富余勞動力外出打工、經商,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農村干部和黨員,這一方面造成了黨組織對流動黨員管理教育上的困難乃至失控,另一方面也使村官難選、干部難當、后繼乏人的問題更加突出。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農業比重下降、工業比重上升,新興種植業(如蔬菜、林果和特色經濟作物)、養殖業、旅游業、觀光農業等現代產業迅速發展。這一方面催生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新經濟實體和農民組織,形成了有各自不同特點的產業鏈條,另一方面也使黨員的從業方式多樣化、復雜化。不論是黨員外出務工經商,還是從業方式多樣化、復雜化,都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設置形式和活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打破幾十年一貫制的一村一支部的基層組織設置形式,由按農村黨員自然居住地設置黨支部,改為按“產業鏈”、“區域鏈”設置黨組織,做到黨員走到哪里,產業發展到哪里,哪里有資源整合的需要和要求,黨組織就建到哪里,在哪里開展活動、發揮作用。
三是農村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變化對黨組織處理復雜矛盾的能力提出的新要求。第一,著眼于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擴大黨的工作的覆蓋面,尤其要做好在不同利益群體、不同階層的先進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工作,使這些人站在黨的立場上來做協調利益關系的工作。第二,堅持公平正義原則,妥善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尤其要關心貧弱群體的利益,通過各種途徑改變他們的生存和生活狀況。第三,提高社會整合和社會管理能力,認真排查矛盾,積極化解,依法調處,對有可能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問題,應及時控制,妥善處置。第四,發揮好黨和政府與村民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使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尤其要反映農村的真實狀況,使黨和政府及時了解、解決農民的困難和問題。
四是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對轉變農村黨的領導方式、工作方式提出的新要求。把過去以行政權為依托的領導方式、方法轉換到民主的、法治的、服務的、示范的方式和方法上來。第一,要寓領導于不斷研究提出供群眾決策的涉及全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見之中,使群眾感覺黨組織總是在關心著、表達著他們的切身利益。第二,要寓領導于民主政治的實踐之中,使群眾感到黨組織真心實意地支持他們當家作主。第三,要寓領導于服務之中,使群眾感到黨組織是能夠給他們帶來實惠的。第四,要寓領導于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之中,使群眾不僅感到黨的正確,而且感到黨的可親可信,從而自覺自愿地跟黨走。只有實現這樣的轉變,基層黨組織和黨員才能在市場經濟和村民自治背景下緊密聯系群眾、不脫離群眾、組織群眾、宣傳群眾、代表群眾,使黨真正獲得群眾的擁戴。
總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農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社會正處在深刻的轉型過程之中,不僅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而且與10年前的農村也大不相同。如果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而做到與時俱進,甚至把過去的思維方式、領導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組織設置形式一成不變地搬到今天,不僅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甚至有喪失領導權的危險。